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董 键
（曲阜师范大学教师）
一
今年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0周年，官方一方面准备庆祝改革的胜利，一方面又号召解放思想，个中的复杂心理可见一斑。有什么复杂？就是：自己要说自己的好，不能否定自己；同时也意识到当前问题多多，“危机”一词时不时地挂在领导人的嘴边。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简单的开放、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真正解除中国社会的危机，急需为中国这条“大船”找到新航路。原来说改革开放前老百姓普遍吃不饱，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和国家的稳定，现在都吃出病了，要减肥了，产品过剩了，按说危机该过去了，但事实上并不能按直线进行推论，因为现在的危机换了一副面孔，那就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显。
当然，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问题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比如“自由派”对第一个危机的说法是：“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强了”，因此，紧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让不同阶层和利益地位的人到议会里去博弈，这样可以防止国民在大街上用拳头搏斗。对于第二个危机，“自由派”开出的药方是继续市场化，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人们的消费需求，最近实行的在商场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做法就是一种表现。“左派”的看法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财富分配失衡是实行市场经济或者说搞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政权倒向了资本一方，是一种制度剥削使然，解决的办法是从制度上重建公有制经济，将政权和经济权利夺回来，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没有什么文质彬彬的口头博弈问题。“左派”对资源环境危机的观点，也跟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是个消费无度的社会，是不可能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让人们有共同的意识和理性，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约束个人的自发行为，才能在地球还能养活已有的人口极限到来以前胜利解决这一矛盾。
那么，官方是个什么态度？官方对第一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工业反哺农业，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同时，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用生产更多财富的办法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官方应对第二个危机的办法是提高环保的标准，实行更严厉的行政和法律措施，同时，大力促进产业升级，即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其目标，一是生产更环保的产品，二是提高单位资源的经济产出，在经济总量上继续提高。按照已经制定的总目标，中国要基本实行工业化，而且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然后继续向着发达国家的目标挺进。当然，这些雄心的底气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找到了快速致富的道路，今后还要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运作和功能，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和创造财富的功能。没有高度的经济发展，一切困难的解决都没有了资金和手段。“发展是硬道理”。
坊间的争论是一个方面，政府的政策是另一个方面，二者有着微妙的联系。当然，起作用的还是政府的决定，它目前是更靠近“自由派”的主张，把“左派”的呼声仅仅当作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
以上就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与主义”的概况。
二
其实，抛开“主义”不说，中国当下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现在，无论“自由派”还是“左派”，大家摆不上台面的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权由谁来掌握。双方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只是嘴上不敢明说，怕被“和谐”了，只能私下里嘀咕，比如偷偷摸摸开个“西山会议”。这一件事已经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是谁也不代表，只代表它自己了，这正是“三个代表”的微妙之处。这种“非常的状态”，使得中国的政治更加有“特色”，也更加充满了变数。由于“左”“右”都跟共产党有距离，所谓“共产党在中国越来越成功”的论调不过是自我麻醉罢了。现在，共产党还继续扩大它的队伍，企图靠人多势众来站住脚，似乎没有想到“尾大不掉”带来的麻烦，靠给一帮人输送利益来维持统治，必然更加挤占或者剥夺其他民众或者组织的利益，就好像把四肢的血都抽出来供应心脏运转一样。党的最高领导层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没有采取其他对策，仅靠个人魅力来树立党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就好像这次四川地震，温总理和胡主席临阵视察和指挥，然而，茫茫大川，灾民遍地，领导的温暖又能惠及几人？在热烈的宣传背后，灾民很快就意识到，苦日子还得自己捱，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前面说到的是坊间的意识形态，其实，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认识与“自由派”的主张有微妙的联系，但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左派”更是把“初级阶段论”当成了欺骗的幌子。在官方的理论界，对于人类社会的“阶段论”有一些讨论，但基本上没有离开“五段论”太远。说来也奇怪，现代科学研究很深入了，从来没有听说给什么生物的发展史划分阶段的，比如给蟾蜍也来个“五段论”或“八段论”的划分，最后说蟾蜍会过渡到世界大同，就好像动画片上经常逗小孩们玩的那种。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里，阶段划分不是根据人的生理变化或者道德演进，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据说它能决定社会的制度是实行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制。这是很有争议性的。先不说不同的民族的经历不同，所实行的制度千差万别，单就说“生产力的水平”如何规定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人类经历了那么多的历程，都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原因，则这里的问题可就多了去了，还不如不提出这个问题更好，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问：历史上那么多的罪恶，也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吗？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的爱心和道德水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如果是否定的，人类的进步或者进化又表现在哪里呢？人类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历史不能给人们确切的回答。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目的跟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有些相似，是说过去实行的制度“超越了阶段”，因此要退回去，从初级阶段重新开始，而且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初级阶段有多长，就说“我国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政策都要按照初级阶段的国情来制定。这就不是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了，而是用一种理论为政策辩护。按照科学理论的惯常做法，理论应该给出确切的结论，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而官方却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还是理论上出了差错。既然不能预测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时间表，甚至都不能确定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志，那么，说“现在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无非是说：中国反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才刚开始几十年，不是初级还是什么级呢？如果这样讲，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阶段划分的说法都值得怀疑。
我倒是倾向于“无阶段论”，而且不主张“信奉主义跟社会性质挂钩”。这样，什么逻辑矛盾都不存在了。
“阶段论”不仅困扰着理论界，而且也给了人类一种宿命感，好像人类的轨迹事先就被生产力水平决定好了似的，而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出现显然具有偶然性，那就是人类自己发明了科学，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量，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样说来，人类的命运其实是自己创造的，同时也决定了地球上其他生命形式的前途。凡是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和技术发展的特征的人都知道，科学上能发现什么是非常偶然的，这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也是偶然，而且还要再加一层偶然，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所以，如果任凭科技这种盲目性，人类的前途其实是很不确定的，人们将会被花样翻新的科技成果所吸引，盲目地追逐新奇的科技玩意儿，生命的意义反而忽略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科技被吹上了天，被吹得神乎其神，自然就处在了极高的地位上，按照现在的看法，它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上之上”，因此也就成了聚敛财富的一种方式，“你的财富归了我，仅仅因为你傻，你愿意买我的东西或者知识”。科技成果并没有按照某种道德的方式去运用，而是成为制造新的财富分配游戏的道具。
科技既然是盲目的，根据科技派生出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没有确切的划分标准。生产力没有成熟的时候，只有不断地更新和淘汰。理论上要对社会历史和前途做阶段划分，是一件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的事情。根据这一看法，可能只存在一种叫“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学说，而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学说也叫意识形态，它可能包含某种道德的诉求，这是它借以号召民众的原因所在。
一种包含道德的学说诞生了，有两种常见的态度来对待它。一种是把它当作“神喻”供奉起来，供芸芸众生膜拜，让人们到天国里去体验它的真实与光辉，或者至少也需要几十代人之后它的福音才能降临人间；另一种是尝试着用于实践，把道德原则落实在人们的生活中。这跟生产力水平没有关系，就好像“不偷盗”、“爱父母”一样，决不会因为生产力的水平变化而丧失它正义的光辉。如果人们不是“为生产力的水平而活着”，或者并不是“为想像中的大同世界和历史终结而活着”，那就应该饯行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原则。“共产主义就在身边，就在生活中”才是一种常态，而不是突然某一天大家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村口去迎接共产主义的大驾光临。
跟“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性质”混在一起的，还有“社会制度先进性或者优越性”的说法。中国政府之所以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从心理上讲，其实就是说社会主义比其他主义要有优越性或者优越感，如果告诉民众我们实行资本主义了，那就在道德上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至于为什么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比资本主义优越”，那就只能用“谦虚”或者“韬光养晦”来回答了。其实，如果骨子里就已经承认不如资本主义了，那个“赶超”的说法更没有人能相信了。不过，这种“生产力水平跟优越性挂钩”的思维导致另一种后果，就是“生产力水平竞赛”，后面再谈这个问题。
道德（或者价值观）这个东西虽然遁于无形，却比什么东西都有力量，但它目前还不能约束科技成果的运用，出现了科技成果胡乱运用的局面。这是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形成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在“共产主义学说”里，没有见到资源环境的地位，在创始人的想像里，“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都实行按需分配，或者根本就不用分配，一按按钮，什么都有了。现在看来，地球上的资源还不能满足这种想像的生活，单纯的人间道德还不能解决人与环境的矛盾，人类需要新的道德或者扩展已经有的道德。比如，过去小孩子们觉得“上山打老虎”挺男子气的，现在就不提倡这样讲了；过去觉得发展科技就是为了“向自然界开战”，现在懂得要保护环境，爱护和节约资源了。因此，人类现在面临非常大的转折点。
三
概括起来讲，至少中国人面临的困境有两个，一个是不知道按什么理论来处理财富的分配问题，按“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不甘心，按“初级阶段论”来分配也矛盾重重；另一个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人要活，就要向自然界索取，不知道这个“索取的度”如何把握。
我看，也可以把这两个问题概括为一个问题，即“如何使用财富”？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人类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已经不成问题，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无忧，现在就已经出现生产过剩，所以财富的创造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财富的使用上。有人就纳闷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按说也有过“盛世”，创造的财富也不少，为什么到现在那些财富连影子都没有留下？后代还要从零开始，还要临时决定财富怎么分配，一言不和就开打。那么，五千年不是白活了吗？想来也挺泄气的。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的丑陋和无知，当下的人该如何选择呢？那就从财富的使用上入手，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来使用财富，把人类的存在看作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它不断流，除了避免绝育之外，还要认识到地球上能供人使用的财富是有限的，后代也跟我们一样要世世代代使用这些财富，如果我们图自己一时的口耳之快，耗尽了财富，后代的日子就难过了。那些狭隘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有人说，我只要赚取了足够的财富，供我的子孙吃上三辈子的，其他人怎么活我不管，第四代怎么活我更管不了，“后代比我们聪明，他们更有智慧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说这话的人可能忘了，大家都在地球这条船上，船翻了，谁也活不了。现在就知道自己在作恶，还能指望后人向善？
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来使用财富，就是把财富创造和使用作为统一的过程来考虑，多生产耐用品，不能追求花样翻新，要多过精神生活，不图物质贪欲。这样，财富就逐渐聚集和保存，日子一长，大家共享的财富就多起来，后代也就没有穷困之虞了。这条原则虽然不着眼于当代人即刻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却是一条长久地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和人与自然环境矛盾的办法，它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对人们进行地球“球情”的教育，把科技发展的方向引导到发展“适用技术”、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上来，限制和杜绝将人引入歧途的各种技术和产品，或者叫做奢侈品。
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生产力并不需要加速发展，发展是有顶点的，因此，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或者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否则就是在“比傻”。我们解决了温饱以后，就开始实现转折，而不是按照“小康”、“富裕”、“发达”、“高度发达”，……一条直线走下去。这不符合“球情”，因为即使地球人（甚至只要中国人）的消费水平都达到美国人目前消费水平的一半，那也需要再增加几个地球的资源才行。
“中国人五千年白活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去占领更多的地面，以至于现在才决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但已经晚了。中国人去掠夺“小兄弟”，除了道义上自感内疚以外，“小兄弟”也会反目，甚至拉上“地球老大”来捣乱。有的媒体在喊“定价权是如何丧失的？”，似乎只要中国的（钢铁）企业一条心，别人就乖乖地听从中国人来定价。没有这种好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一开放，遍地都是黄金。那是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老黄历了。必须认清形势的严峻。地球上唯一没有“主”的地方是深海，但开发那里的资源并不容易，这条路至少现在还不能走。“两个市场”的那个外部市场，其实是个等价交换的市场，甚至是个总是吃亏的市场，中国不可能用武力逼迫他人接受中国的定价权。这就是事实，中国人必须认命。
到了这个时候，是蓄谋通过武力剥夺他人，还是另寻一线生机？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其实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家的资源都不多，环境都很脆弱，都面临着人口膨胀的压力。所以，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人有义务有责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之路，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已经写在政府的文件、法律和计划里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有了这种意识，却还是模糊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紧迫性，还没有着手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没有在学校里作为必修课进行全力贯彻，还没有在全社会进行动员，党组织、团组织，在他们的章程里面，还没有把“带头实行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基本要求。现在，最多也就是收点排污费、卖点排污权、出门关灯、拧紧水龙头等等，生活方式、个人消费习惯还是一如既往，政府和经济学家还在鼓励人们消费，各种信贷的措施纷纷登场。这还是宏观的，那微观的就更是触目惊心了：为吃那一点果冻就要扔掉一团塑料；为了吃几个包子就要扔一个塑料袋，一顿饭就制造几个塑料袋的垃圾；在家做一顿饭，大部分的用水却是消耗在刷锅洗碗上；饮食没有定量，胡吃海喝，吃出毛病，现在连动物园的动物都能实行定量饮食，人连这个觉悟和措施都没有；穿衣服赶时髦，一年换几套衣服，没有穿旧就扔掉了；房子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甚至有人买了别墅还没有入住就拆了重建，没有一点科技含量，更没有人考虑房子要有几百年的寿命；本来中国人多地少，不是重点完善公共交通，而是鼓励发展小汽车，光是停车就占去了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孩子们过去从楼缝里望天，现在要从楼缝里的汽车缝里望天了；…..这次四川地震，大家得到什么启发吗？——不是大楼盖的漂亮才结实，如果有一块楼板的接头短了，整个楼就会垮塌。所以，中国建设的质量好不好，不是看什么GDP和增长率，而是要看微观上人们在怎样生活、怎样使用财富和资源。
要记住一点：科技发展到今天，解决地球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没有困难了，它今后的发展特征将是制造花里胡哨的、供人们娱乐的东西；人类已经因为科技手段的运用成了地球的主宰，人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都要非常谨慎，要负起责任，不能任着性子胡来。所以，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想想怎么过的时候了。不是说科技发展是为了造福人类吗？在已经有了这种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生活保障，应该是第一考虑的吧？作为个体的人，还有发展精神世界和获得成就感与荣誉感的需要，因此，每个人都要有工作，都要有工作保障。尤其是中国，若按老的制度和思维，工作位置必然是稀缺的，于是就业问题成了头等大事，才有政府的“千方百计增加就业”的政策措施和口号。其实，如果真的贯彻“以人为本”，那就应该缩短工作时间，每人工作4个小时，中国人的就业问题立刻解决。“自由派”会批判这样做是“大锅饭”，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其实，那3个人吃的太多了，不利于健康。需要在新生活的逻辑基础上来考虑问题，已经不是“自发秩序的扩展”那样美妙的梦境时代了。
四
说到“中国人五千年白活”的事，现在就没有这个影子了吗？我看这个影子还没有消失。就拿大学来说，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时代以来，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投资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现在大学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最明显的不是人才辈出和成果卓著，而是债台高筑，举步维艰。大学里的计算机有多少？几个学生一台？学生使用计算机是免费的吗？这些计算机的经费来源是什么？实验仪器有多少？实验室是开放的吗？有几个实验教师能开发新的实验项目？有几个学校领导是懂实验而不是把实验室当作上级领导来参观的花瓶？学校经费紧张的时候，是首先考虑缩减教师的待遇还是缩减教学投入？给各级 干部和 教授发的那些津贴和福利，有多少本来可以用来改善教学条件的？大家都把精力用到“分钱”上去了，那个“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到猴年马月才能建成？大学本来应该是智力最高人群聚集的地方，却连个小学水平的账目都算不清：教师的教学水平本来应从教学本身去评价，现在却要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或者级别来评价，这不是荒唐吗？……我越说越生气，心里滴血，不说了。
总之，中国现在的“主义”已经够用了，并不急需再“创新、发展”什么主义，该是认真关注自身问题的时候了。请“真理部”不要再发什么“盛事喧嚣”，不要再来什么“宏大叙事”，而是戴上显微镜，看看中国这道大堤有多少“管涌”，我们创造的财富有多少流进了下水道，看看党的“先进性”是表现用在预测预防地震上还是表现在救灾时“舍小家顾大家”的典型上？各种偶发因素多的是，但中国的目标必须始终如一，那就是全民动员，向着可持续发展转型，而不是象一些人打算的那样转向一个彻底的市场社会，那将延误和错过“战略机遇期”。市场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本上不是一个东西。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