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必由之路（第四章）

第四章　　

创新体制与机制      扭转乾坤

﹙一﹚　　

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２Ｏ多年的发展，成就显著，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定目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下一步目标，也是终极目的，显而易见，理所当然，应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先富”乃阶段性目标，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桎梏，有利于带动大部分人的“后富”，以便实现“共富”。可是现在有的人思想开了小差，眼光短浅，畏难而退，满足于一部分人，而且只是占中国人口中极少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止步不前了。他们错将阶段性目标当作终极目的。这种行为将遗患无穷，因为同我们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中央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的放矢，十分正确。但我认为如果继续走现在的经济发展路线，将来既不可能实现全民富裕，也建立不了和谐社会，因为我们的“发展观”有问题，离“科学”的要求还差得远，甚至可谓南辕而北辙。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正越来越依靠“四驾马车”，即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拉动。这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不论多么强劲和持久，都只可能让一部分人，也是占中国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富起来，决不可能带动其他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可能有效地实现我们下一步战略目标，即到达终极目的地的“马车”，唯有高科技产业，而这一产业有资格、有能力的“主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则非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莫属。　　

因为，私有企业先天不足，后天难调，它们干的几乎全是重复投资建设的低端产业，擅长于同室操戈，价格战打得正未有穷期，能有多大利润？职工们能按时领到只有发达国家同行５%左右的工资已经不错了，不要妄想脱贫致富；外资在华企业产品不论科技含量多高，利润多大，但因核心技术都牢牢地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人为其打工，赚的只能是小钱，富不起来，若有非分之想，欲要均沾利益，海外资本家早就会移情别恋，把工厂搬到其它工资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去了；第三产业在现代社会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没有第二产业中的高利润高科技产业的强力支撑，无疑于弱水之源，其发展余地有限，难以同发达国家比肩，并驾齐驱，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相应地受到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则将受制于国内人群的富裕比例与程度，很难想像，当大多数人依然贫困，微薄的工薪只能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买房成为终生奢望时，这个产业的“泡沫”还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为了降低成本，开发商会给予相对低技能的建筑工人以高薪吗？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驾马车”，并且实现高效益时，全国人民才有可能被带动起来到达共同富裕的目的地。人们对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国有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改革”折腾，已经弱不禁风，自身都难保全，还有能力担当此项重任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它的颓势为什么会发生，因其制度本身先天固有的缺陷无法克服，还是后天“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而使之雪上加霜？我认为是后者，过去和现在，错误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能缓解，反而向恶性反向发展。　　

例如，据新华社２ＯＯ７年５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４ＯＯＯ户入户调查，仅有Ｉ%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而在改革以前，产业工人还是不少有志青年的首选职业。有人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择业意向是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其实，应为分配政策倾斜的结果。人们受利益诱惑，都想去当官，做工则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从享有下岗失业的“专利”，连劳动模范都不能幸免，到被有意识地歧视和有倾向地压低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再至普遍地比其它阶层相对较低的薪酬，这些都是“改革”的重要具体内容。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主力军，为什么要用这种政策苛待他们？　　

引伸开来，分配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可说是中国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许多问题的总根源，也是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不论平均主义左的压制，还是多寡悬殊右的扭曲，这两种分配政策其实殊途同归，既不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社会公正，也难提高经济效率，都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必须矫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关健在于协调与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劳酬”收入，设法同其对国家和人民的“能量”贡献挂钩，彼此相应。为什么现在工资分配向政府部门公务员倾斜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更对“高薪养廉”主张嗤之以鼻？缘于这个阶层中相当多的成员工作表现不如人意，在建设高效的经济社会中少有建树，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其合理性存在问题。那么，根椐“能量”与“劳酬”平衡相应的原则，肩负着带领全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重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职工，就应该同现在的境况完全颠倒过来，从地下升到天上，享受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较高的收入吗？也不一定，这得取决于他们在履行自己崇高的职责中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能否使社会大众信服与认可。也就是说，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其价值，而不是官方拔苗助长，人为恩赐。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体制与机制﹚可能由劣性改变为良性，早已有成功的先例，如在第二章中例举的１９５Ｏ年代中期，我在汉口宗关水厂培训期间的经历和见闻，该厂解放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当时决非个例。不过，那时改制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影响力，现在时移境迁，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改良制度只能采用经济手段，即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点，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势，正确运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人们会问，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先例吗？国有企业没有，但有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的经济制度成功的范例，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国有企业可以对其经验借鉴变通，予以应用。这就是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分配模式，因为成长于本土，比起照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我认为它更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　　

我得强调一下，先进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原样照搬到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否则便会犯类似于“差不多先生”的错误，但可从中得到启示，据以借鉴参考，变通后用之于国企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的改革。　　

２ＯＯ２年４月３Ｏ日，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名日本记者的文章，很感兴趣，便剪辑下来，今照抄如下：　　

“｛日本《产经新闻》４月２６日文章｝题：昔日农村样版，今日大企业集团一一再访华西村﹙记者伊藤正发自江苏华西村﹚　　

“１９７７年夏，笔者曾前往江苏省无锡市以北７Ｏ公里的江南农村进行了为期６天的采访。当时还处在人民公社时代，那里被称作华西生产大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因为当地农民大搞水利建设和土地改良，使粮食生产迅速提高。其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公社解体，恢复了华西村名字的当地纷纷兴办企业，并逐渐成为企业集团。目前江苏华西集团拥５８家企业，雄居全国２ＯＯＯ万个乡镇企业之首。在１９７９年重访故地后，笔者时隔２Ｏ余年又一次前往华西村。　　

“眼前的华西村已经脱胎换骨，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村民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　　

“２５年前的华西村还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其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水田里的泥鳅、青蛙和昆虫多得数不清。　　

“如今，那种景象已不复存在。村子中部耸立着１５层高的‘华西金塔’，是集各种娱乐设施和店铺于一身的宾馆。笔者登上设在最高层的瞭望台，眺望了四周景色。　　

“远处隐约可见蔬菜地，但水田已完全消失，在居住区中心地带建有风格各异的住宅楼，外围是厂区、运动场地和休闲场所，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几百幢住宅小楼。共有３８Ｏ个家庭居住在这种三层小楼里，每幢小楼建筑面积在４ＯＯ一一５ＯＯ平方米左右。房屋上下水道、煤气设施完善，集中供暖和热水。　　

“最近有人入住的１２幢新建小楼每幢面积约为６ＯＯ平方米，地面铺着大理石，进行过豪华内装修，售价为１６Ｏ万元。　　

“每年来华西村参观的人数约有百万以上，参观活动本身也已商业化，去年仅此项就创收５ＯＯＯ万元。华西村还修建了剧场和电影院，并在两年前建立了编制为６Ｏ人的职业歌舞团。　　

“华西村的龙头企业是各种制造厂。它们都从欧洲等地引进最新设备，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三四十个国家。去年华西村人创造了４Ｏ亿元的销售额，所获利润高达４亿元。　　

“华西企业集团领导之一吴协东﹙常务副书记﹚又一次接待了笔者。他说：‘１９７９年华西村的资产仅为２８万元，而现在已有资产２２亿元。那时村里还没有汽车。’如今他拥有三辆汽车，其中包括奔驰。　　

“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接待笔者时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　　

“在华西村的重要场所都可见到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语。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自然也不例外。许多中国领导人都曾视察这里，并留下许多赞美华西村的题词。华西村是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典范。　　

“但华西村内部也还存在‘民工’问题。华西集团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他们多数在工厂务工，人均年收入为１５ＯＯＯ元，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他们虽然住在集体住宅并享受着福利待遇，但与华西村人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华西村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这也是为什么华西村在各个时代都能成为样版的原因。”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华西村集团的辉煌崛起，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上影响扩及国外的一大亮点，也是中国社会先富带动后富，从而达到共富目的地的理想之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左的分配观念和政策占统治地位，平均主义盛行的时候，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那时，能“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吗？恐怕一人也不行，因为工资福利待遇不平等，有“剥削”之嫌，将会遭到批判。不要说８千多人找不到“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收入的工作，华西村民们也不可能在２１世纪初，“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他们致富以后，便“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如果没有“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的经济实力，即使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那些通过各种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等不法手段发财，而又为富不仁的大富豪们会这样做吗？所以，像华西村这样的先富典型越多，在国民经济资产结构中的比例越大，全民共富的过程将会越短，实现的困难也会越小。　　

但是，在今天中国２ＯＯＯ多万家乡镇企业中，像华西村这样的企业集团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他的成功经验也难以推广，绝大多数乡企照样子“克隆”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按劳分配”遭否定，此一原则被从右的方向扭曲，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类企业的发展史。初期，因为左的一套遗毒作祟，主要是平均主义仍然作用于企业内，压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所以大多数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分配制度当然必须改革，但也不能病急乱投医。改制要像华西村那样，在集体所有制范畴内进行，走共同富裕之路，第一步可以限于小集体。对照例子则是安徽省凤阳县也曾声名显著的小岗村，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单干以后，虽然很快解决了以前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要想致富就无望了。乡镇企业搞个人承包，或者干脆私有化，像小岗村一样，不利于其后续长远发展。正反两例，泾渭分明。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的“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的“理论”诡辩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转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和平演变。基本上都蜕变了，江苏华西村企业集团不过是硕果仅存，私有制汪海大海中的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演变的后果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而经济效率的后续效应的提高则越来越艰难，难以为继，大多数人的贫穷状况无法改善，而且前景黯淡。　　

那么，今天人们吸取经验教训，再走共同富裕之路，星星之火，可以重新燎原吗？很难，前途不容乐观。因为重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表面形式上倒是容易做到，但其赖以成功的两种内涵关健因素却不可能短期内具备：一是领导素质，二是团队精神。这两种优质人文资源及其聚合体，在社会上极其罕见，它的有机形成，决非一日之功。以华西村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曾经历过贫困日子，所以，“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但是，具体地怎样跟党走却大有讲究，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让我先引用中国一位大科学家的言简意赅的谈活，说明其中道理。２ＯＯ７年６月４日《报刊文摘》在不显眼的边角上刊登一则摘要新闻，短文照录：　　

“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刊登涂元季为《钱学森书信》所写的前言，文章中写道，当有人给钱学森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即‘离经不叛道’。”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中有关劳动阶级利益的部分，用通俗明白的一句话说，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地。至于“经”该怎么念，其实并无一定之规，毕其功于一役，还是分阶段走？需要根据实践效果，与时俱进地不断修正和完善。“道”则不能叛。“摸着石头过河”，怎能不看方向？“摸”了几十年，又退回到旧时代的老地方了。是否叛“道”的后果，天差地别，迥然不同。例如华西村民齐心协力集体大办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生活在建筑宽敞、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小别墅楼里，每天阖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而单干户们呢，为了谋生，则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孤苦伶丁地沦落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华西村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带头人吴仁宝领导素质高超，信仰坚定，心无旁鹜地“一直跟党走”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功不可没。但若只他一人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一个从合作化时代即已延续下来的坚强团结的集体，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他们当年在社会上大刮私有化单干风之时，卓尔不群，抗逆流而上，共同奋斗，终成大业。　　

不过，我们今天若是号召农民们跌倒了爬起来，重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则不现实。因为乡村经济组织结构被搞散以后，人们的思想也乱了，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聚集人心已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一二十年内。虽然华西村的成功样版极其显然地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参观、学习和取经者长年络绎不绝，也难依样效仿，人们只能兴望梅止渴之叹。人的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过去长期“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时代完全忽视这一点，以为抽象的思想工作能够替代具体的利益考虑，终于遭到报应。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教，曲高和寡。它并不适合刚从封建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转变过来，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物质也极端匮乏的合作化集体农民心理需要。强制推行，只能适得其反。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是其直接后果，遑论发挥激励人们致富的积极作用了。我更欣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可惜现在也越来越少人理会了。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乘乱而入创造了条件。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此其典型之例也。在私有制经济泛滥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旧社会时代传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西方世界通行的“各人顾自己，上帝管大家”的人生处世哲学，必然大行其道。人的另一共同点是欲往高处走，主要指生活方面。这里所谓“高”的概念，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中国农民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倾向于相信多得不如现得。离乡谋生诚然艰苦，但比困守农村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还是要强多了。组织起来共同奋斗发家致富？当然更好，可是办不到呀。首先是难觅像吴仁宝那样优质的带头人，一万人里面也未必能找出一个；华西村那样的坚强团结的集体也学不来，现在单干，一百人有一百个想法，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还能合作吗？创业更是困难重重，还要有资金、有机遇等等，麻烦一大堆，还是算了吧。所以，我认为在今天农村这种情势下，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华西村道路行不通。　　

我们总结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成败经验，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与是否因势利导地发动群众往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农村进行的各项事业中。但因势利导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实行，如上所述，在今天的农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条件。因而，创造自身先富成绩，带动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后富，从而实现全民共富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咱们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肩上。因为，幸亏近年来私有化“改革”紧急刹了一下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尚未像乡镇企业那样几乎全军覆没。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存在着因势利导需要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国有资产尚存，组织结构还在，领导素质和团队精神则可以创新体制和机制加工培养，并且予以优化。也就是说，一部分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众﹙白领和蓝领﹚存在着集体致富的可能性。赖以引发社会主义中国全民共富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应当定位在这里，只能定位在这里，必须定位在这里。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其他任何阶级和阶层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群体，都不可能带动大多数人民群众走上致富之路，永远不可能！

(二)

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原则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领导经济却并不十分在行，犯过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某些“经”典言论和作法，我们应当“离”弃。例如，政治上的一套“斗争哲学”也用在企业中，严重地干扰与破坏了生产经营管理；指示所谓“地方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提倡大而全，甚至小而全，违背经济规律，损害经济效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比起他在极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烂摊子上，在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破坏，甚至武力威胁的严重困难条件下，仅仅用了２Ｏ多年，便领导我们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基础，其主流与支流，应当说泾渭分明。“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以说是他领导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大特点。同常规思维下采取的行为结果相比，如此“蛮干”，失败无疑也会更多，但比起取得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又何足道哉！典型例子就是“两弹一星”。当年帝国主义严密封锁，国内连起码的物质条件和运算工具——电子计算机都不具备。中国人靠打“人海战术”，硬是用拨算盘珠计算数据，奇迹般地研制成了原子弹等。除了伟大的毛泽东，中国还有第二个人有这么大的决心和魄力吗？　　

我们对待伟人的遗产应当一分为二：他的错误当然不能再犯；而正确部分呢，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的意志，廉洁奉公，勤俭建国的作风，则要作为我们的传家宝继承下来。可是，从上世纪８Ｏ年代初期开始，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占经济建设主导地位的潮流涌动，一些“红色买办”式的人物打着“拨乱反正”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妄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思想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存在，以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理论和实践取而代之。人们如今都讳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了，但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难道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消失吗？如果这种斗争不是渐趋激烈，从而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何来构建和谐社会一说？经济建设领域两条路线的彼消此长，有一个典型的具体事例可以佐证，更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中国研制的干线大飞机“运十”的功败垂成。人们有两个想不到：一是上马想不到。研制民用大客机难度之高，连日德这样的制造业传统强国至今都不敢动作。中国在１９７Ｏ年代初是一种什么情况？贫穷落后，自不待说。毛泽东不怕被外国人看笑话，真是太不量力了，竟然不顾客观条件拍板批准：上！结果，因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经过十年奋战，终于试制成功。据说，当时﹙１９８Ｏ年代﹚“运十”制造成功后已经试飞安全起落１ＯＯ多次，比几乎同时期英法合制的“空中空车”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二是下马想不到。后来，为了“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不惜自杀以迎合外人利益，竟将巨大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热衷于生产衬衫，裤子和鞋子能够使中国人富起来吗？　　

请问新自由主义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难道凡是毛泽东倡导的，你们都要反对；凡是毛泽东决策的，你们都要破坏吗？　　

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强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同时，争取外援为辅。现在的政策则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发挥自力更生作用的主要平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日益降低，甚至在某些地方，执政者追求的人生目标，竟然是使自己充当类似于旧社会的“收租佬”角色，依靠廉价出卖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坐取税收，既稳当可靠，又大大省心。各地官僚眼盯ＧＤＰ增长“政绩”，争相效尤。但是显而易见，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靠给外国人打工谋生的中国人是永远不可能富起来的，因为企业赚的钱，即他们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海外资本家拿走了。请看下列三条新闻：　　

“《外企１５年净赚２５ＯＯ多亿美元》　　

“据《新闻晨报》﹙２ＯＯ５年﹚５月１９日报道，中国的开放过程也是外资参与和分享利润的过程。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近日透露，从１９９Ｏ年到２ＯＯ４年，外来投资者汇出了２５ＯＯ多亿美元的利润。正在运营的２８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三分之二是盈利的。” 　　

另一条是：　　

“《数据印证外商避税事实》　　

“据《中华工商时报》﹙２ＯＯ５年﹚ ５月２５日报道，今年一季度，在国有、集体等其他企业实现利润增幅最高超过３Ｏ%、最低也有１８%的时候，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却出现了４．１%的下降，令人费解。　　

“长久以来，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企业中，一直存在许多企业，‘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与正常的商业逻辑不相符合。有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亏损面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约占３５%至４Ｏ%，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增至５Ｏ%至６Ｏ%，在１９９６年—２ＯＯＯ年平均达６Ｏ%至６５%，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平均亏损面超过一半。　　

“另一方面，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额却节节高攀。２ＯＯ４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６ＯＯ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商投资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曾有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指出，目前，外企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由于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３ＯＯ亿元人民币。据悉，外资企业避税的主要招数一是价格转让，利用关联交易，高进低出。二是利用企业在国际避税地注册来避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收或低税收减少税负。”　　

再看一则报道与评论：　　

“《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５年﹚９月１３日刊登毕定国的文章说，据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２ＯＯ４年度中国纳税５ＯＯ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成了最大的看点。这份数据，恐怕给各地如火如荼的招商引资热，泼了盆冷水。　　

“要发展，靠外资，这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势，对外企老板们，许多地方官员是以诚惶诚恐之心相待。使得原本对等的利益谈判演变成一边倒的让步与屈服。最终，一些引进外资的地区发现：所得与所失并不对等。　　

“外资不是活雷锋，它之所以被一个地区所吸引，愿意在此投资，是因为能从中赚取更多的利益。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的确可能使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得到迅速扩张，但是这种过度依附跨国资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性：所有本地优质资源都不遗余力地为外资服务，以廉价方式‘出卖’给外资，造成一次性消耗的过快。没多久，这些资源优势就损耗殆尽，流动的资本立即撤退，而留下的则是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危机。　　

“文章说，我们能够从‘外资纳税增长为零’的冰冷现实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摆脱‘资本依附症’，用合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的手段来消除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隐患，加强税收及其他形式的监管。”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基本上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手段的情况下，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倒是，早已广受国人异议和指责的“内高外低”的税负政策，竟然延续实行了２Ｏ多年。这恐怕是古今空前绝后、中外绝无仅有的怪事了。如此宠爱外国资本，爱屋及乌，于是“假外资”现象应运而生，并已达到很大规模。一些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自己改变身份，披上“外资”的外衣，在中国投资和经营，以享受税负上的优惠待遇。有研究估计，“假外资”竟然占到FDI﹙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曾有不少人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二而一的改革建议，但却多次遭到否决。据说，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取消了外资企业独享多年的税收优惠后，会影响外商来华或大陆内地投资的积极性，产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还有分析说，之所以出现反对内外资企业税负合并改革现在就启动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着相关部门和地区政绩的敏感神经，沿袭多年的区域税收优惠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会让相关地方失去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这种分析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则认为，恐怕还有更深层次、摆不上台面原因。因为，上述理由，似乎还是出于“公”心，观点不同而已；难道就没有利益集团作为跨国公司在华代理人，利用窃取的权力从中作祟的因素？外资喧宾夺了主位，已经成为裹胁中国经济，视中国法律于无物的力量。现在虽然终于立法内外资所得税税负平等了，但因外资易于偷逃税而又对其奈何不得，实际上还是不平等。他们账面上“亏损”，怎样去收所得税？这种现象若是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深奥，但有人好像并不知道，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还是要搞明白。先引述一则记者的专家访谈报道，借以释疑解惑：　　

“据《中国企业报产》﹙２ＯＯ６年﹚７月３１日报道，就徐州市徐工并购热点话题，７月３Ｏ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我国资金充裕、外汇储备接近１万亿美元的条件下，外国并购对中国的好处十分有限。　　

“余永定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或等于国内投资，外资的引入意味国内投资被国外投资所取代，而国内的资金只好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换言之，我们把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当年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都实行了引入外资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国内储蓄不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这些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引入外国资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外资不是免费的午餐，引资越多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这些外汇仅仅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　　

当年，引进外资宣扬得最多的另一个目的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大失所望。越来越多的人惊呼上了洋当，因为跨国公司只想得到市场，而不愿转让核心技术，完全是不相等的交换，失远大于得。这么多年来，引进的海外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向外企买我们无法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然后和其他普通零部件一起组装成产品。如家电行业中的液晶显示屏全部是向日韩企业买的，仅此一项零部件就占电视机高达７０%左右的成本。在那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什么先进技术。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则封锁甚严。据知情人披露，如“上汽”合资的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国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这是普遍现象，决非个例。　　

有的国有企业，本来发展得好好的，但在赶时髦的的有关部门领导者的压力下，被迫与外商谈判“合资”，结果险被国外竞争对手吃掉。有家国企就是如此。幸好，悬崖勤马，虚惊一场。请看下面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我国最大的专业齿轮箱生产企业——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杭齿轮箱’﹚不久前在与一家跨国公司洽谈合资过程中，险些被竞争对手以‘合资合作’为名端掉大本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这家齿轮箱公司，船用齿轮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８０%，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７５%。　　

“两年多来，‘杭齿轮箱’与西方某国ZF集团一直在进行部分项目合资谈判，中方公司对外合作思路原先是引进外方公司的技术和资金，并由中方公司控股，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但今年初，外方公司停止了前期单个合资项目的谈判，由总部统一与‘杭齿轮箱’进行整体合资的各项准备，而且提出必须由他们控股。　　

“据悉，ZF集团之所以提出控股要求，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这一合资项目的态度和可以让外方公司控股的底牌。　　

“２ＯＯ５年３月１日，‘杭齿轮箱’与ZF公司签署了全面合资意向书，于７月形成合资公司基本框架，ZF集团占７Ｏ%股份。据了解，此项合资的要点包括：‘杭齿轮箱’将不再开发、生产、销售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载重汽车变速箱等相关的产品，也不能使用这些产品的商标；ZF集团投入的船用产品每年提取技术提成费２５Ｏ万元，共计提取６年，累计达１５ＯＯ万元；对工程产品提取７年的技术提成费，累计２４ＯＯ多万元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此合资，中方公司不仅新技术、新产品将会无偿落到外国公司手中，而且会永远失去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创新能力，几十年积淀的市场、品牌、技术优势也会丧失殆尽，高素质的技术骨干队伍将被打散。　　

“日前，这家公司与‘杭齿轮箱’的合资事宜，由于新闻媒体的反映已被有关部门叫停。”　　

“杭齿轮箱”终于顶住“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的行政压力，中止引狼入室的合资谈判，免遭厄运，值得庆幸，但它可能只是少数例外。更有代表性的则是另一家国企，饱尝合资的苦果：　　

“据《工人日报》﹙２ＯＯ６年﹚７月３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之痛’的消息，在西北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引发关注。　　

“西北轴承曾是我国１ＯＯ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轴承行业６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是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在行业内举足轻重。但是，自２ＯＯ２年５月与德国企业合资以后，西北轴承未得到一点实惠，却饱尝苦果：连续两年亏损千万元以上，外资企业还利用亏损逼迫中方慢慢退出，将合资公司逐步变成德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的‘合资之痛’并非个别。兰州照相机厂的‘甘光’照相机名扬四海。２Ｏ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该厂与日本一家公司合资后，引进了对方的技术进行生产，自主开发能力越来越低，没有几年就把‘甘光’牌子丢掉了，现在成了一家没有自己品牌的‘加工厂’。　　

“一位企业负责人曾分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合资带有非常危险的目的，他们拿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要求生产他们的产品，逐步瓦解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的目的是蚕食你的产品、品牌，以达到他们长期垄断的目的。　　

“据了解，在许多‘合资之痛’的事例中，都有着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记录。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为此不惜通过使用行政压力，让国内企业在合资经营中做出牺牲和让步。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短期利益压倒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利益。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一些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甚至一大批骨干企业将不复存在。”　　

外资带来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取得与之相应的快速发展，反而让国民财富快速流失。中国出现了“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据《北京青年报》２ＯＯ５年初的一则报道说：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１９９２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从１９９３年起到２ＯＯ３年１１年间，中国的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数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１０００亿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１９９３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获取的收益还将增加。”　　

听说，在外国“战略投资者”中流行一句经典行话：“将GDP留给中国，把利润全拿走”此言果然不虚，因为有根有据，得到中国官方权威部门证实。但是，我们却成了各地地方官GDP“政绩”下的冤大头，干的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如此经济增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又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引进外资能够扩大就业。这可能也是它对中国的主要积极作用，因为降低我国失业率、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非常重要，否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稳定又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这一作用先要打个大折扣。由于长期给予外资在市场准入、税收减免、土地租让和官员心态等方面以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经济上不平等竞争条件下，不但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大陆私有企业的发展，相应地削弱了他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使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雪上加霜，也是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引进外资并没有错，但决非多多益善。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平等竞争的原则，国内公私企业可便于就近学习其先进的、比较高效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二是、“外援为辅”的原则，岂可让喧宾夺了主位。我们必须明白，主要依靠外资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也与中央提出的将“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相悖。请看下面的一则重要新闻报道：　　

“《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Ｏ日１２日援引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YD行业，大批企业交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１Ｏ%。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　　

“新近出版的《瞭望》周刊第４Ｏ期刊登专题报道透露，中国将把‘自主创新’提到国家战略层次。报道说，今年初，胡锦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续四次发表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其核心就是自主创新问题。在近期对企业和中部地区的考察中，更是把‘自主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作为党的总书记，以如此之高的频率和异乎寻常的语气强调自主创新问题，这对一个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重引进、轻自主创新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反映了中央高层对中国技术创新现状的某些担忧和焦虑。　　

“最近，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有关工作。明确了今后１５年中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权威人士指出，要把自主创新明确作为国家战略，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需求所决定的。”　　

现在，中央强调“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迷途知返，终于又重新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道路上来了，令人欣慰和鼓舞。但是，如果畸形变质的外资引进政策依旧大行其道，而不加以调整到正常状态的话，恐怕这一战略的实施前景将非常黯淡，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自主创新的主要实施平台，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可是，大多数这些企业目前生存与发展的处境，由于遭遇外资在华企业享尽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下的不平等竞争，正面临严峻的形势。自主创新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但这类人才的流向严重地不利于本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外企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免偷逃税收，只须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便可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培训和福利，薪酬也较高，致使国内许多最好的一流科技人才趋之若鹜，投奔其门下。因此，国企跳糟者大有人在，难以防止流失。中国主要实施平台中的高科技人才状态处于十分不利的劣势，依靠谁去自主创新？　　

国有企业寻求合资的初衷，像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一样，除了引进资金和技术，还欲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经过２Ｏ多年的改革实践，总算有人开始明白，同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合作，无疑于鸠占鹊巢，不仅拱手相让丧失主权，还将受制于人，永无翻身出头之日。“以市场换技术”，则早已被证明得不偿失，做的是一塌糊涂的赔本买卖。国人更应当明白，中国经济发展赖以实现现代化的高科技核心技术，不能主要依靠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容蜕变，其体制与机制也必须自主创新！

﹙三﹚　　

正确践行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同前两者一样，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和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自搞一套。既是发展，当然有所突破，还可能对前代伟人的教条与时俱进地修正。这很正常自然，没有什么奇怪，也无可指摘。但是，因为“理论”与“主义”、“思想”同道，在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上一脉相承，所以不能悖行。邓小平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有过一些重要讲话，明明白白，毫不含糊：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我们现在经常省略“主义”和“思想”，言必称邓小平理论，似乎捧得很高，果真是沿着他的上述指示的道路在前进的吗？恐怕未必。例如，邓小平的“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其本意也很明白，鉴于以往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只能陷于共同贫穷的困局而不能自拔，所以必须变更方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社会上起示范作用，以此为手段，带动其他人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什么时候说过，致富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更决不会允许利欲熏心之徒肆意侵吞国有资产。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正是这么干的。巧取豪夺，习以为常，不法行为，愈演愈烈。少数个别人的发财，往往建立在广大群众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如众多被蛀空破产的国有企业，有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来了，而数以千万计职工却为 这班人的富裕付出下岗失业的惨重代价，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种行径，符合邓小平理论吗？显然同其“论”背道而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还有人记得吗？今天，我们更要强调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任何理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理论，对其不适当部分，则需要根据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而予以修正，甚至离弃，决不能“执着”地知错不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对待国内外革命导师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践行“离经不叛道”的光辉典型榜样，我们对待他的理论也应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难道不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补充，与其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局部矫正吗？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根据以人为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中的利害得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于绘制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　　

邓小平的言论不一定句句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可能有错误之处。我们也要“离经”，不予认同。例如，他说在改革开放中“不争论”的谈话，坦率地说，我一直不以为然。毛泽东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领导作风给我们事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殷鉴不远，这不是在重蹈复辙吗？“大跃进”曾经也是不得争论，否则便是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欲速不达，反造成大灾难。没有充分的民主，哪来正确的集中？既然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说明认识到前途成败难测，并无十分把握，岂不是更须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当初“不争论”的结果，现在爆发了大争论，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严重问题，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质疑，发展也难以为继了。当年，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一谈话，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压制不同意见，大论特论，以售以奸。　　

不争论，首先是压制了姓“社”姓“资”的方向路线问题上的争论。不让打预防针，后果可想而知了。“摸着石头过河”，也为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浑水摸鱼提供了方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邓小平曾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为了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邓小平这句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话，在当时“左”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遗毒尚未肃清，还有很大影响的情况下，可能言不由衷，因而不能当真。那么，哪句话对自己的胃口，可以照办呢？无疑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这句话解读空间很大。我的理解，对照邓公前言，应当指的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不管采用什么政策和策略，能够取得成效，就是好的。众所周知，邓小平以前曾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肯定是建设社会主义采用什么政策，两人看法各异，决不可能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争论。简言之，乃方法之争，非主义之争。一个要搞平均主义，认为应当同甘共苦，一个主张“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人顶起牛来，你说是什么性质的分歧？后来，一个因实践不认同自己的某些政策，少有效果，争不过了，竟然意气用事地给对方扣上“走资派”帽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倒好，以前被压制的一方如法炮制，反攻倒算，同压制过自己的另一方赌气，凡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事物，政策策略，不问对错，反了再说。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海内外有人正看笑话，偷着乐呢。试问，如果毛泽东果真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派”，那就是敌我矛盾，后来怎么会起用与自己主义信仰不同的敌手呢？可见，他其实很清楚，邓不认同、甚至否定自己的政策，不能等同于反对社会主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歪嘴和尚”们另有解读。他们将“猫论”畸变演化成“唯GDP论”，避而不提邓小平阐述的“社会主义本质”，更离弃他主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市场经济当然要引进竞争机制，但市场竞争有两重性：良性与劣性。“老歪”们良性学不来，劣性则无师自通。毛泽东时代提倡“全国一盘棋”，这是吸取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旧中国四分五裂局面的惨痛教训，高瞻远瞩，防止中国将来可能分裂的千年大计，也是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设计。例如，我国的不同区域，承担主要功能不同。有的区域适合大规模发展经济，有些应该进行生态保护，需要统筹。前人留给我们的宝遗遗产，竟然弃之如敝屣，另搞封建味十足的所谓“分灶吃饭”的大大小小诸侯经济。这种急功近利，不顾后果的短期行为，促使各地诸侯为了自己地区的GDP增长，无不采用“竞次战略”，争相攀比谁的投资环境对海内外资本家更“优化”，不断降低法律底线。甚至不惜杀鸡取卵，以邻为壑。悠悠万事，唯此GDP为大。祖国大好河山遭到空前严重的污染破坏。比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更严重的是人文社会环境的急剧恶化。制假、诈骗、走私和黄毒等不法行当，在某些地方孽生，有的竟发展成当地“支柱产业”。八小时工作制，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曾是２０世纪中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也在共产党执政时享受过几十年。现在得给GDP让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已经名存实亡了。随之，“血汗工厂”到处涌现，而且还在“深化”，如今甚至发现了惨绝人寰的窑工奴隶，为当地GDP增长无偿地贡献血汗，如２ＯＯ７年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其实，人们大可不必惊奇，奴隶用工算得了什么？只要继续将“唯GDP论”当作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如“圣经”般供奉，谁也保证不了将来不会发生比这危害更严重的恶性事件。还有搞窝里斗，打价格战，也是迷失了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这种市场竞争行为，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但在中国涉及行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外商则各个击破，从中渔利。　　

邓小平逝世后，“歪嘴”们以为死无对证，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但他的理论还在，白纸黑字，并未消失。就像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和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一样，邓小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光芒万丈，照耀千秋。想要歪曲是不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发展是硬道理”也罢，都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下做文章。否则，南辕北辙，离目的地渐行渐远，不知其终。　　

邓小平的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手段，很明白地指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老歪们取其所需，择头去尾，只要前两句，不要后两句。而择用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上所述，也被他们畸变为“唯GDP论”，那分明是胡扯。也罢，我们就歪题正谈，不妨深入地研究一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今的具体国情下，如果不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真的可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吗？短期内可以，长远则不能。以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竞次”发展战略，近年来频频拉响触及底线的警报，已经难以为继了，如果这一战略硬要继续下去，还能有多大发展空间？　　

中国城乡剩余劳动力基数庞大，取之不尽，足以无限供给。但是近年来却反常地闹起“民工荒”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劳动报酬太低了！”　　

据《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５年２月报道：　　

“……‘广东省一类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才６８４元！’广州市某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表示，今年流入广州的外来工不升反降，主要是由于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劳动薪酬不再具有吸引力。……　　

“‘民工荒’变成‘技工荒’　　

“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去年开始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供求矛盾。　　

“‘低工资，最先跑掉的当然是有技术的工人。’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相对于普通工人，有技能的工人更有条件寻求报酬更高、环境更好的工作岗位。剩下的就是只会做最普通的工作的工人。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普通工人是从来不会缺少的，所以，‘民工荒’就逐渐表现为‘技工荒’了。　　

“陷于‘低技术陷阱’　　

“广东省总工会不久前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正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　　

“‘这有点像饮鸩止渴。’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工人工资就不会提高。在这样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有关人士警告，低工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尽管许多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时，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这一庞大人群的‘教育荒，’，进而导致‘技工荒’的出现。”　　

中国的生产力陷于低技术陷阱，在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就缘于同邓小平理论反着干：不是原原本本地全面坚持，而是分割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背弃其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是消灭，而是复辟剥削制度；不是消除，而是扩大两极分化；不是走向共同富裕，为之创造条件，而是让许多破坏生产力发展、根绝共富之路的人先富起来。现在，甚至实行经济“竞次”发展战略下的“唯生产力论”也遭遇危机，闹起“民工荒”来了。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又出来打圆场说，不必担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劳动力价格的。果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员竭力反对“过度”提高工资，害怕因而降低和失去“比较优势”，反倒是海内外在中国大陆办企业的资本家忍痛割肉，减少剩余价值，为缓解“荒”情作出了积极贡献，救了眼前之急。但是，加资好事大概只能适可而止，下难为例，因为另一方面又拉响了警报。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刊登记者专稿说：　　

“今年上半年，浙江合同外资和实际到位外资分别同比下降９．６%和１．５%；江苏上半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了１２%左右。江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赵进估计明年江苏吸引外资的增速仍将继续回落。　　

“在长三角地区外资增速回落的背后，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危局：许多国家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与我国争抡外资。赵进则作过这么一个统计，２Ｏ０２年以来，世界各国出台的关于投资方面的政策有９５%是鼓励外商到本国投资的。　　

“无锡市外经贸局副局长周斌透露，我国对外资企业税收是‘两免三减半’，越南则有针对性地提出税收‘五免七减半’，仅日本的本田和佳能等几家公司今年就在越南投资兴建了４５家企业，金额达１·７６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４倍。柬埔寨由于实行了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政策后，经济活动高度自由化，因此，美欧日等２８国家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引来大批外商投资；而为了使外资便捷进入，印度在通讯、房地产、制药、旅游等１１个行业实施外资审批自动生效制度。”　　

你搞“竞次”么？我比你更甚！据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高于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劳动薪酬太低了”？完全不知道周边穷国的劳动力市场行情。我们的低工资“比较优势”，乃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同更穷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还处于劣势呢。各地“唯GDP论”利益集团恨不得还要降低工资。　　

如此一来，中央执政者便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矛盾的处境：为了得到人民群众对自己统治的认可、拥护和支持，因而大力提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不懈地讲，当然主要是讲给各级官员们听，希望他们领会中央苦心，身体力行。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思想，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却不可能落实，因为各地官僚都担心，甚至害怕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工资，遑论为之主动积极地促进了。他们的“政绩”已同前来投资的资本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提高工资，无疑于“劣化”投资环境，不利于GDP增长，会干这种自挖墙脚的蠢事么？另一方面，老百姓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得不到多大好处，长期囊中羞涩，生活难以改善，会相信你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吗？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困局，即低工资——低技术恶性循环未能破除，就像秃头上的虱子，显而易见，应当归咎于各地官僚们的积极招商引资政策。马克思说要按劳分配，毛泽东说要自力更生，邓小平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诸侯们都充耳不闻，自行其是。在第三章中，例举了前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草包胡局长在位时的一大“政绩”就是处心积虑地压低职工工资，因为他的无能，专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无法提高企业效益，只能出此下策。可能是一脉相传吧，如今经济部门官员也大多是低能儿，干不了高科技产业，只能以GDP增长充当“政绩”。过去和现在，两者都站在了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对立面，对于执政党来说，这难道不是最严重的隐患吗？　　

有人可能反驳，破除低工资——低技术恶性循环困局，现如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你大老粗知道吗？仍据《经济参考报》上述专稿报道说：　　

“在长三角各地采访，记者听到很多地方外经贸部门，在土地、电力紧张的情况下，吸引外资的门槛开始抬升，由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一些效益不佳或污染环境的企业正在撤离出长三角，存量土地被用来吸引高技术含量的外企，出现了‘腾笼换鸟’效应。”　　

我们假定“腾笼换鸟”完美成功，就算是全部换成了高技术产业，又能怎样？无疑，外资企业可能得到更多利润，但为其打工的劳动者和国家却不会相应提高工资和增加收益。因为高技术产品的品牌和核心技术是人家的，你提供的不过是劳力、土地、资源和服务，这些别的国家也有，还可能更廉价。强者赚大钱，弱者赚小钱，这是市场经济规则。据报道，近年来我国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其实，大多是在华外资加工组装企业充数。但你听说过这些企业的打工者的工资高人一筹吗？至于税收，前文已述，他们的利润是“零增长”。有一家中国台湾在大陆的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销售额名列世界５ＯＯ强，在当地加工也产值巨大，但却有地方官员透露政府收益甚少，完全不成比例。更被媒体爆光是“血汗工厂”。可见，“腾笼换鸟”的效应，将是麻雀飞进糠堆里，空欢喜一场。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１８Ｏ度大变化，从现行的“竞次”转向“竞优”，这才符合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之道，邓小平理论也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例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乃是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广泛的共识。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为邓小平首创的论断。对于工矿企业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力。前者既然是“第一”，后者当然是第二了。我认为，邓小平这一标新立异的科学论断，乃是基于他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刻理解。中国国有企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其经营管理者的选拔、监督和激励机制问题，可谓老大难，历来未能很好的解决。如果让他们在企业的权力与利益构成中的位置退居其次，置作用于“第一”的科技人员团队的领导之下，其所存在的三大机制问题，也就可能较好解决。国有企业被挖走而流失的几乎都是科技人才，少有经营管理者。所以，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两者传统的角色定位，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应当改革，对换一下。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乃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结构档次。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的自主创新。与之同时，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政策也须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适时调整。首先，要设法解决国有企业科技人才严重的进出逆差问题，特别是其顶尖级的人才流失问题。　　

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为了留住、吸引和发挥科技人才积极性的政策内容也要随之变化。例如建国初期，绝大多数劳动者，当然更包括文化较高的科技界人士，有一种除旧图新，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因而爱国热情高涨。而且，执政的共产党各级干部也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这个时候就是适用于“政治挂帅”政策。当年，在祖国新气象感召下，不是有大量的知识精英人物不惜舍弃旅居国优裕的生活条件，争先恐后地毅然从海外归来吗？但时移世易，现在人们择业的主要考虑，则是薪酬了。大多数科技人才也不例外。　　

在加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流动情况下，一般地说，科技人才的质量档次，与他们所得报酬成正比，至少是在青年一代如此。中国一些著名学府中的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以及国内一流科技人才大多向往和投奔到国外和外资在华企业工作，便是例证。这种人才逆向流动趋势不扭转，我们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将继续在“马太效应”下扩大。所谓实施经济发展的超越战略，恐怕又将是放空炮，成为外人的笑柄。如此下去，堆成山的中国制造衬衫、裤子和鞋子换人家大飞机的外贸格局，“国际分工”高低悬殊的内容，一百年后也改变不了。　　

改革开放中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根据实践正负效果的不同而决定取舍或修正。有的时候，还须在不“叛道”的前提下“离经”。对待毛泽东的“经”已是如此，对待邓小平的“经”亦应如此。改革开放也是一种“道”。但不要将质疑和反对改革开放中的某项政策，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质疑反对改革开放。例如，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它是对外开放后的一项重大经济政策，实施多年，大多数情况下，已被证明得不偿失。否定与反对这种赔本买卖的政策，难道能等同于否定和反对对外开放吗？还有，退一步说，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即使积极作用很大，但消极作用也不小呀！能否找到一种更有利于我们的替代政策呢？我认为，引进外资不如引进“外脑”，即引进“第一生产力”——海外高科技人才。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畅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解决中的主要困难，已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并不在于国内缺乏资金，相反，充裕得很，还愁用不出去呢；而是生产高端产品主要赖以依靠的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如果进一步研究分析原因，还可以发现，这种人才缺乏的情况，源于现行的分配政策不适应形势需要，未能发挥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　　

外资风光无限，倍受优待地唱主角，国资却逐渐沦落为跑龙套，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舞台上如此匪夷所思、角色错位的畸变现象仍在继续，且有强化趋势。这种喧宾夺主式的外资引进政策，决非发展经济之善策。隐患早为人知，毋庸赘述。原来，所谓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论调，竟然演变成是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推向跨国公司附庸的一块遮羞布。颇具讽刺意味和鲜明对照的是，当中国人将“经济爱国主义”弃如敝屣的同时，在不少奉行“全球化”自由主义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频频发生阻挠与防止本国大型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的事件。这些国家视之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传统的护国法宝。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对引进外资政策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虽然明知其有弊端，哪怕饮鸩止渴也要实行。就业形势严峻，火烧眉毛，先顾眼前。难道没有其它途径可行？还是有的。这就是设法改变生产高端产品赖以依靠的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的现状。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到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去挖他们的高科技人才墙脚。人们会问，挖得过来吗？这就要看我们是否出得起对一流人才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价码了。众所周知，国内外任何一家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盈利是其目的，也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正常经营的主要标志。其利润份额的分配普遍情况是，出资人，即资本家拿大头；雇员，包括高层科技人员，不论他的贡献多大，哪怕对企业兴衰存亡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都只能分到相对而言的小头——以工资形式领取。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这种不可能改变的分配习惯和规矩，为我们打造一台以他们那一方为目标的“人才收割机”提供了可能条件。而现在，是他们的这台机器在大量“收割”我们这一方的科技人才。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２Ｏ多年的“改革”折腾，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畸形而荒唐，主要有两点：　　

一，改没了出资人的收益权。２ＯＯ５年岁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国资委最大的权没有落实，就是收益权。因为出资人最重要的权是收益权。”他要求：“国企应该向国家分红。”改革之前，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存在如此问题。例如国家那时对我厂竭泽而渔，丰厚的利润被全部拿走，企业职工没有一点儿份。结果，遭到破产报应，国家和职工都没有份，两败俱伤。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破产形势严峻，因而对绝大多数国企降格以求，只要保持不亏损，能够纳税就行了，至于上交利润，一度成了奢望。相沿成习，如今企业红利反而没有出资人——国家的份了。﹙听说近年有所改变﹚　　

二是大量生产设备因产能过剩而闲置。国有企业为了摆脱亏损困境，病急乱投医，凡是不景气的，特别是中小型的“一卖了之”，或者干脆“一送了之”，致使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职工被极不负责任、不顾后果地推向社会。执政党付出了在劳动群众中声誉遭到严重损害的代价之后，国企亏损形势暂时缓解了一下，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６年﹚３月２５日披露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　　

“２ＯＯ５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１Ｏ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７%，增幅同比上升４９·１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１９９８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１６年来新高。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江源认为，近几年一些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集中释放，供给超过需求，致使产品价格下降、营运成本上升。”　　

因为普遍缺乏高科技实力支持，产业结构难以提高，只能大搞低水平扩能建设。于是低端产品充斥市场，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战到无利可图时，便只好停下来了。据报道，这些过剩的产能设备价值达到惊人的数万亿元。中国经济投资率长期畸高，效益低下，这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吧。　　

另据报道，２ＯＯ５年１季度，上海市银行贷款９成投向了房地产领域。金融动态中的这一动向说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转到了这里，而不是亟待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吃柿子择软的，硬的凉在一边。　　

专家估计，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５到１Ｏ年，机械行业落后１５到２Ｏ年，石化行业落后２Ｏ年。又有资料披露：２ＯＯ１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３２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２８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１５人，出国人数达１３人，比例接近９Ｏ%，几乎要走光了。人才流失情况触目惊心，可见一斑。这种势头近年有增无减。高科技产业要靠一流人才推动与提高，人才流动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谈何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据悉，现在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半以上的技术源自国外，“高技术不高”的问题大大制约了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结构调整作用。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多年来只有日本和美国的１／３Ｏ，韩国的１／４。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因人才缺乏和流失而力不从心。　　

上述状况当然不能任其存在与发展，但是怎样改变呢？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在内部进行，诸如“利润分成”，“以税代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奈何少见成效；后来变为对外开放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企图借助外力改善国企的困难处境。这一政策已实施多年，搞得怎么样了？据２ＯＯ６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骨干企业，龙头企业。　　

“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１５%，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一般国企拼命压价，对好企业不惜高价收购。”　　

如果听任跨国公司如此恶意收购下去，这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说：　　

“我们将会出现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只会将商品生产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部分，比如组装环节，最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最易造成污染环境的环节放在中国。而公司利润和新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将会被跨国公司所拿走。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跨国公司可能瞅准吃定了中国国有企业没有他们来并购合资，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认为不论提出多么苛刻的条件，我们都只能被迫接受。除了当代吃里扒外的买办分子，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会甘愿走这条臣服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似乎又是无奈之举。因为据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了“冰棍”，早点被外国人并购，多少还能捞回几个本钱，并能保住一些人的饭碗，不致抬高失业率，有利于社会稳定。请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解释一下，敝厂——前武汉印染厂，计划经济时代３Ｏ多年财源广进，并没有被“化”掉，何以在根据你们提供的方案“改革”后就破产了呢？请不要据之扣我为“保守派”的帽子，前文已详述，我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决无好感，认为弊端重重，当然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则有个至关重要、决定其成败的立场、方向和路线问题，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即必须在“离经不叛道”的原则下进行。２Ｏ多年的国企改革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旨，损害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毫无群众基础，岂有不败之理？　　

撇开政治考虑，经济上更不划算。以我所在行业为例，十个同等规模被外资并购的印染厂，国家所得未必抵得上一个武印的利税。当年武汉第二印染厂同一个香港老板“合资”，虽然一度经营红火，产销两旺，但即使在那时，听说上交利税也不及我厂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这种祸国殃民的老调新弹，正被奉为 “主流”理论呢！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依靠什么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应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中得到启示，分配利益相应地向科技人员重点倾斜，以调动他们工作的主观能动积极性。这是振兴国企之必须，也是使国企成为跨国公司的平等竞争对手的关健措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有企业产品档次的改革，不妨先从制造业入手，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如何改革？一是“筑巢引凤”。各行国有企业中，有不少厂家尽管拥有昂贵的先进设备，但却缺乏相应雄厚的科技研发力量，因而生产的多是市场充斥的低端产品，国内急需的高端产品仍要依赖进口。这样情况的企业可选作试点，改组其领导班子。招标纳才，虚位以待，向海内外人士开放，让经过考核，具有一流资质的科技人才组成的团队接替领导，由他们重新挑选经管人员团队和高级技工团队，进而组成以他们为首的“三结合”班子。详情后述。二是“放水养鱼”。外国资产阶级其实是“二道贩子”，他们公司拥有的生产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也是其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并购，利润都被拿走了。如果真能“以市场换技术”，如此交易倒也值得。可是跨国公司得了市场和利润，却仍严密地保守技术。我们为什么不撇开跨国公司的资产阶级，直接聘请创造核心技术的外籍科技劳动者呢？创建一种让尖端科技人材﹙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感到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工作更有利可图的平台和条件，即创建国有企业新的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应当可能做得到。我们为了吸引外资，一直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现在若改为吸引“外脑”，也要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加大物质刺激力度，换来核心技术。优惠政策用在能得到回报的主要关键对象身上，才不会白用。国有企业也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将所需技术换到手，据为己有，而且还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此类利益。　　

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思，这些科技力量当然应当解读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服务，决不可能指的是效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要使科技人才自主创新，为我所用，就必须有供他们展现用武之地的承载平台。这个承载平台，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则非国有企业莫属。　　

(四)

“现代企业制度”辨析　　

国有企业如何振兴？概括说来就是从实践出发，抓主要矛盾。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背景、思路和对策及其后果。据有关资料披露，２ＯＯＯ年，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历年累积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２８·７８%，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１４万亿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４５%。在世界主要大国中，１９９Ｏ年代，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衰退过程中的日本坏账率最高，但也仅为５%，只有当代同时的中国九分之一左右。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贷款上。不改革，不扭转国有企业日益衰败的趋势，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这是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第一个共识。国企前期的几轮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条经验，即“国企病”的症结在于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管理不科学和政企没有分离。因而，必须根除上述“三不一没有”病源，改革才可能见效，这一观点也少有人异议，成为人们的第二个共识。但是，人们再难形成第三个共识了，因为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现有国内外经济学理论无法、也不可能指导解决的矛盾，带有重大的、原则的、根本性问题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企业制度”。人们开始只知道这个制度的抽象表述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离”，没有深究，以为完全正确。可是后来具体实施，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同大多数人，主要是权益和利益遭到严重损害的劳动群众想像中的预期大相径庭，反对声也随之出现。当初硬性规定“不争论”，改革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曾很长时期被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垄断。他们形形色色的“理性”高见纷纷出笼，令人听了目瞪口呆和惊心动魄：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３ＯＯＯ万老工人。”　　

“改革”造成严重恶果，人们再也压制不住了，忍无可忍之下，被损害群体及其代言人才不得不据理反驳。不争论的结果是引发更激烈的争论。　　

我们今天研讨和争论中国经济问题，暂时撇开姓“社”姓“资”不论，也放弃什么主义和思想信仰，总之，意识形态方面因素都不考虑，入时随俗，只谈功利。面对国有企业如上所述惊人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势窘迫而险恶，可谓火烧眉毛。因而置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述之教条于不顾，只能先救眼前，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如果你不理解而反对，就可能被人讥为没有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但是改革也得全面权衡得失，不能顾得不顾失，只顾缓解沉疴，却留下新的可能更严重的后遗症而不顾吧？　　

“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经济学界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创新名词。顾名思义，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旧制度，它应该比较先进，如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一样。但是，现在建立了的这一先进企业制度为什么会广受质疑和反对呢？主流派精英学者认为，质疑和反对它，就是否定改革。他们再一次偷换概念。实际上，人们否定的只是打着“改革”旗号，同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宗旨背道而驰，鱼目混珠，加引号的改革。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原来，在此之前，“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事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经诞生，便被垄断了独家解释权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向了邪路。而不求甚解的愚民百姓直到今天，自己的权益和利益遭到重创，命运前景也非常黯淡的情况下，还没有闹明白，未察觉这个新制度的内容早已被人偷梁换了柱。　　

一位曾身居高位要职，对中央决策可能颇有影响的权威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中国社会上，除我这个工人大老粗之外，政界和学界上层人士中，好像至今也没有人异议和反驳，大家全都默认了。同样的逻辑推理，现代企业制度当然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了。　　

马克思和毛泽东提倡的阶级分析法自然也过时了，不再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今天，若有人不识时务地将此法应用于实践中，既讨某些官方人士之嫌，也可能立即遭到其思想观念处于主流地位的学者们的大加挞伐。因而左派“保守分子”一度都成了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噤若寒蝉。从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改革”时代的正统理论，大行其道。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国有企业改制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一卖了之”；二是管理层收购；三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同外商合资。殊途同归，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改革”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如此一来，产权清晰了，权责明确了，管理科学了，政企分离了，时至今日，中国原有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完成了私有化产权改革，建立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且慢弹冠相庆，如此产权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担当不起迫在眉睫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因为它姓“资”，不姓“社”！在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缺乏社会主义才可能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而这一点，正是快速地提升产业结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和条件。１９３７年“７·７”芦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曾有过所谓“黄金十年”，国内生产总值也曾连年大幅度增长，可是，那时候搞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高科技产品吗？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却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自主、门类也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许多重要的重工业产品，从无到有，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成就。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国有企业机制下取得的。试向，如果当年国企机制表现得像今天这么糟糕，会有这种可能吗？它在１９５６年，我的感受如第二章所述，近乎完美。其机制后来表现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像话，到了今天，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肆意贬谪了。　　

我认为，这种势态的优劣变化，乃因受到三大因素影响所致：一，施政失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工资分配制度，持续不断的破坏性政治运动，压制与挫伤了企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二，尤其是在上世纪８Ｏ年代以后，党风式微，与时俱退，领导权威控制力相应地弱化，令不行，禁难止，纪律焕散，作风败坏；三，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东施效颦，大帮倒忙，反而深得各级不少有权势的官僚宠信，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很长时期内唯我独尊，垄断了话语权。这个派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的谈话，对国有企业的边缘化和丑陋化起到了恶劣作用，扰乱了人心。请听时下流行的两则典型论调：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所所长﹚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冰棍论”横空出笼，风靡一时，几乎被各地官僚迅速而普遍地认可。趁着企业在“自然消失”之前，争先恐后地贱卖，同时，也将当作“负担”的职工群众扔掉。在这种情势下，不少国企管理层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和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其职，信托责任思想观念本来就十分薄弱，现在倒好，搞衰企业然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反而成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上佳选择。试问，在这种“理论”的蛊惑和促使下，工厂厂长与其主管部门官僚一拍即合，国有企业机制能不加速癌变吗？于是，一家家国有企业难逃厄运，连武汉印染厂这株曾经茂盛地存在３Ｏ多年的大摇钱树，也转瞬之间变成“冰棍”消失了。这套魔术玩得令人触目惊心，海内外敌对分子则无不大声叫好。　　

因此，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对症下药，变更企业领导格局，改革其管理层成员的选拔机制，防患于未然，避免重蹈覆辙。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与瓶颈，除了企业管理层领导者素质难如人意，另一个问题是科技落后。据２ＯＯ６年４月５日《经济日报》记者访谈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于珍说：　　

“我国在机械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当落后，新产品贡献率仅为５·９%，只及工业发达国家的１／１Ｏ；发达国家机械行业新产品的寿命一般为３一一５年，而我国为１Ｏ年。”　　

“随着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日益扩大，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现在我国机械工业的主要技术５Ｏ%以上来自国外。”　　

其它行业的落后情况可能也大同小异。　　

国有企业振兴面临的上述两大关键难题如何解决？一举两得的办法是，打破传统习惯安排，提升科技人员的地位，让他们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挂帅，并将管理层置于其负责的选拔与近距离监督之下。　　

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的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则是手段，手段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公有制“改革”成了私有制，在短期内，可解燃眉之急，效益也能比前有所改善，如同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单干时那样。但是，如果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富国强相要求，这种“改革”无疑于饮鸩止渴。因为中国的私有企业，从整体上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源﹙能源、资源﹚耗、高污染和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三高三低”模式已近极限，难以为继了。出路当然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大搞自主创新。可是，中国的私有企业既然大多产品低端，利润微薄，科研经费投入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合资企业倒是财大气粗，但人家掌握的高端核心技术，我们休想得到。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能使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和让大多数劳动者富起来吗？永远也不会！　　

当中国的“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全球化国际分工”，并且迷恋其中大唱赞歌之时，让我们听听一位世界闻名的“洋”经济学家又是怎么说的。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３日的《江南时报》上，刊载郭松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中国大手笔采购波音飞机的忧虑》。摘录如下：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他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条非常富有创见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作为其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工具。当缪尔达尔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时，他发现：西方经济学一贯宣扬的自由贸易原理，实际上只有在双方工业化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才是彼此互利的可行原理，否则就会加剧两国利益的不平衡，使富国和穷国的发展分别出现上升的‘扩展效应’和下降的‘回荡效应’。　　

“缪尔达尔是这样解释的：发达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出口将使其工业进一步得到提升，劳动力从农业及其他低端的工业部门流向高端的工业部门，并且由于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教育随之提高，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更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是为‘扩展效应’；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先进工业品的结果，将使本国相对应的工业生产部门因为无力与之竞争而衰落，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减少，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无法得到提高，文化也随之落后，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回荡效应’。　　

“以缪尔达尔的理论观照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就会发现他的判断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让社会各界都很头疼，一般分析都将其归咎于大学扩招和课程设置不适应社会需要。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何况中国的经济还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用‘回荡效应’来解释，可能就比较贴切一点；大学生就业难正是中国高端工业部门衰落的结果。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提出的摆脱‘回荡效应’的建议是：‘穷国必须独立策划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地模仿富国，对外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然后制定经济计划，以干预市场活动，促进社会累积过程的上升运动。’”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露了自由贸易带给生产低端产品的穷国的危害，但他的建议，即为穷国开的药方，在中国却不会有效，因为我们咎由自取还自鸣得意，选择了一种只能永远地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制度，除了任凭生产高端产品的富国盘剥和摆布，别无他途。现在荒唐的是，富国占尽便宜，还得势不饶人，反而是他们频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步步进逼。一些权威人士的讲话，可使我们在贸易结构和富国态度方面，了解部分的具体感性知识。　　

据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４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２８%左右﹚近９Ｏ%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　　

“中国虽然以加工贸易方式取得了顺差，但从未取得相应的贸易收益。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朱钟棣前几天刚刚参观过昆山市的电子产品出口加工区，他认为如果抛开贸易形式，单独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数据毫无意义。　　

“‘事实上，出口价值１ＯＯＯ美元的电脑，我们只能获得２Ｏ一一３Ｏ美元的加工费，我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是位于全球产业加工链的末端，’朱钟棣说，‘设计、研究、开发、品牌，这个产业链高端的部分都是外资在控制。’　　

“以罗技畅销产品之一‘Wanda无线鼠标’为例来说明这种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则更加清晰而直观：每个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４Ｏ美元，在这一价值链中，罗技大约拿到８美元，其分销商和零售商拿１５美元，另外１４美元则被Wanda零部件商获得。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３美元，苏州装配厂里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都包括在这３美元里。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美国却一直‘熟视无睹’，仍借逆差之由对中美经贸关系施压。　　

“对此，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曾在中国美国商会晚宴上风趣地表达了鲜明的态度：–‘这就像在宴会上，你们有钱吃龙虾、吃牛排，而我们在吃馒头、吃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国朋友们一边吃着龙虾和牛排，一边还很关注我们三明治是不是吃多了。’”　　

这种导致政治上示弱于人，经济上损利于人，技术上受制于人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吗？显然不能。那么，后果就是大多数老百姓没钱“吃龙虾和牛排”。长此以往，并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前景，人民群众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有人会说，现在即使是没有先富起来的社会大众，除个别外，生活也普遍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大有改善呀。这是事实。但请不要忽视，在对外开放时代，人们还会满足于纵向比较吗？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并非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同几十年前旧时代相比今不如昔，而是横向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了。恕我直言，如果我们摆脱不了穷国经济的“回荡效应”，有朝一日，恐怕将来也会重蹈覆辙。让老百姓总是“吃馒头和三明治”，终非长久之计。　　

出路何在？还是在于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过，它不姓“资”，而是姓“社”。两种制度怎样区别？非常简单，就看企业是谁当家作主，资产阶级，还是劳动阶级，前者是资本主义性质，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是前者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那就解决不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需要大量掌握核心高端技术，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题。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披露，２ＯＯ３年，中国消耗了全球３１%的原煤，３Ｏ%的铁矿石，２７%的钢材，４Ｏ%的水泥，而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４%。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忍受“回荡效应”，但因资源供应条件和环境承受能力都已接近极限，也再难以如此发展下去了。所以，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迷途知返，另择新路。国有企业的出路并不在于重新塞回资本主义娘胎里去这一条，这是一条通向死胡同之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本上的长久之计，还必须在社会主义范畴之内，依靠劳动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改革、创新与完善公有制企业体制与机制，尤其是调整企业内部分配格局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创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

﹙五﹚

国企领导者素质现状及改进之策初探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其中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俗称“一把手”。１９８Ｏ年代以后，人们转变观念，拨乱反正，首先否定不正常的“外行领导”，认为应当内行领导，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在何谓“内行”的认识与怎样选拔的方式问题上走入误区。厂长任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曾在一些单位，例如武汉印染厂搞过民主选举的试点，因为出了一点小乱子，因噎废食，这种选拔方式便夭折了，从此不再提及。中国某些官僚执政的一大特点，凡事习惯于简单化，一刀切。内行等同于学历，以为选用具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分子当厂长，就算是“内行领导”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高等院校好像并没有、或者是非常冷门的企业管理之类专业。那时任用干部，强调的是“政治挂帅”，何来内行？也用不着培养，因为经营管理照固定的一套程式办事，不逾矩就行了。１９６Ｏ年代初三年饥荒时期，粮食严重缺乏，人们为了果腹，不得不以其它可食之物充饥，当时谓之“瓜菜代”。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了，缺乏内行的企业领导人怎么办？也只能“瓜菜代”，将上过大学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的人拉来充数。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任命这种勉为其难的人当厂长，能算是内行领导企业么？显然不能算数。不过是有学历的外行取代了有资历的外行而已。但是，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来说，此外行比彼外行的负面作用更大，因为在有资历外行任职时期，既然强调“政治挂帅”，这些革命化干部至少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不错，因而可能发挥其人格魅力，他们的政治说教也会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信众；有学历外行则不然，许多人任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如何使自己先富起来。这些市场化干部既无资历可言，又不以身作则，更是外行领导，当然不可能在职工群众中树立起权威，企业命运也就难以乐观了，确实如“冰棍”一样，迟早要被化掉。有资历外行与有学历外行殊途同归，缘于低能与无能，特别爱搞形式主义那一套玩意，任何好事经其手操作，都可能变成劳民伤财的坏事。例如上文提到的我厂１９５８年闹技术革新时的“超声波化运动”和１９９Ｏ年的“合理化建议运动”。不但没有提高经济效益，反而因此造成严重浪费。　　

上世纪８Ｏ——９Ｏ年代，本厂有学历的外行先后有３人入选新厂长，先２人前文已作简介，不再复述，后１人则更有代表性，读者可能似曾相识。企业和社会上有高等学历者不乏其人，外行中谁能脱颖而出呢？这就决定于在上级主管部门官僚的心目中，谁的印象分最高了，实际标准则是顺从听话，美其名曰“听党的话”。至于其人是否称职，我敢肯定任用者绝对心中无数。当时，本厂的厂训是“团结，拚搏、开拓，创新”，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没人把它当回事。这位高学历的新厂长践行得如何？更是完全不沾边。工厂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危急关头，他却稳坐钓鱼台，尸位素餐，无所用心，反而自视甚高，耻于下问。此君立下一个在厂内广为人知的不成文规定，无论何事，不要到他家里去谈，以免影响休息。这条铁则雷打不动，哪怕天塌下来也不能违规。有一次，我偏偏碰到一件十万火急的公益事件，不得不登门求助，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肆虐，本市连日暴雨如注，城区许多地方内渍严重。我居住在本厂宿舍区，渍水久久不退，一般在　１米　以上，部分低洼地域甚至齐脖。附近有一座排水站机械日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不能降低渍涝水位。我是一名制水工，几十年工作经验，给排水实践知识略懂一点，也比较熟悉当地管网走向。那晚彻夜未眠，苦思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加大排渍力度的退水之计。但此计的实施必须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这就需要厂长出面去联系安排了。这位厂长虽然规定谈事只能在厂里，私宅免入，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包括他在内，人们因出行艰难而困守在家，厂里无人上班。所以，我等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应当是干部们工作时间了，便涉水前去他家。可是，他还在睡懒觉，房门紧闭，久敲不应，后有邻居帮忙在门外大声地反复申明事态紧急，有要事相商，这位官人才睡眼惺松地打开内层房门，隔着外层防盗门问是什么一回事。但仍坚守其自定原则，不愿开门纳客，更显得不耐烦，因为打搅了他的美梦。我一开始就表明谈的是公事，而非私事，并简单扼要地谈了自己的计划。他丝毫不感兴趣，无动于衷。热面孔碰到冷屁股，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只得识趣退下。他也房门一关，又去睡他的懒觉了。这种人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指望他挽狂澜于既倒，领导好企业，岂不是想看日从西出？当年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也曾遭遇似乎山穷水尽之困境，老板唐永昌为了躲避债主，哪敢在家睡觉，只能跑到外面澡堂和衣而眠过夜。但他百折不挠，千方百计设法东山再起，后来终于迎来柳暗花明。我们的国有企业厂长们哪一位有唐老板的精神和志气？本厂这位“一把手”，占着茅坑多年拉不出屎，丝毫不影响他的仕途，后来又被调往其它单位去当领导了。　　

后来，高等院校中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热门，脱产“充电”者众。“瓜菜代”时代逐渐结束。那么，国有企业在这类经济学硕士新锐们的内行领导之下，便会时来运转了？根本不可能，反而更糟糕。前文已经引用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士讲话：“２ＯＯ５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１Ｏ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７%，增幅同比上升４９·１个百分比。亏损额接近１９９８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１６年来新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管理理论，而这种理论又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弱肉强食和资产阶级对其雇佣劳动者如何有效地“管卡压”的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南辕北辙。这些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学员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最大收获，是被“洗脑”，恍然大悟，从而改变观念与信仰。原来，公有制经济制度远远不如私有制经济制度早有“科学”定论。那么自己受命振兴国有企业，岂不是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徒劳可笑吗？我们如果指望“冰棍论”的泡制者张维迎之流和其他占据着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学者教授们会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一句好话，无疑于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尚处于摸索初创阶段，具体内容虽然没有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依靠和服务主体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迥然不同。国有企业“冰棍论”师傅及其教出来的信徒会干出什么好事来？让他们主持企业改革，后果必然是产权私有化。　　

“政治挂帅”不可取，但人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放任背叛社会主义信仰的异己分子肆无忌惮地破坏我们的经济基础。在“冰棍论”的被毒害者没有重新“洗脑”，转变思想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之前，这些人的学历越高，对国有企业的危害也就越大。　　

海外经济学理论界人士一定难以理解，中国国有企业实践中会发生上述匪夷所思的怪事：如以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和生存与发展状态的优劣为衡量评判标准，整体而言，一般地说，国企领导者这么多年来，在有高学历的“内行”﹙不论“瓜菜代”内行，还是正规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企业管理内行﹚逐渐取代了原来相对低学历的外行之后，其实业绩反而越来越今不如昔了。请人们不要误解我的观点，本人决非反对企业领导者知识化，而是认为不能把此“化”几乎当作了唯一的选拔人才标准，武汉印染厂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当将被选拔者是否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满怀激情和有强烈的事业责任感，作为考核的首要标准。我在前文中例举本厂前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是个半文盲，但他一心为厂，殚精竭虑，组织创造了满负荷工作法。如果主任这一车间领导职务换上另一位虽然满腹工商管理理论，但却认定国企是“冰棍”的硕士内行人才，干得出老陈那样的业绩来吗？举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国有企业领导层人才，如果主要指望从现在的高校中培养出来，那是靠不住的。那么，这类人才到哪里去找呢？可能颇费周折。让我先讲几个故事。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也使我等井蛙大开了眼界。有比较才能鉴别，例如劳动效率，计划经济的中国大陆远远低于市场经济的海外，开始有了感性认识。１９８Ｏ年代初，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深感兴趣。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一家航运公司，有一艘几千吨级的客货轮，往返于上海和香港航线。这艘船到时需要大修了，航运公司找到上海一家大造船厂，说明因为要完成客货运任务计划，希望尽快检修完工。船厂表示，特事特办，准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三个月交验，开价外汇人民币一百万元。公司方又说，价钱可以接受，但工期长了，能否再缩短？船厂回答不能。这笔交易就没有谈成。航运公司无奈，便派人跑到香港按照那里的市场规则召集一群修船商人，向他们详细具体地列明船舶大修项目及其质量要求，请这些人书面投标，谁的工期短和价格低，谁就中标。有一位商人开出的条件是港币三百万元，按照当时中国官方汇率，价格刚好同上海那家船厂持平，工期则只要半个月。大陆客以前完全不了解海外行情，听了大感惊奇。上海那家大造船厂员工上万，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应有尽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尚且最少要三个月，你是何方神仙，像变戏法似地那么短时间内便能完成？这位航运公司代表再仔细打听，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承修方毫无硬件实力，既无人员，也无设备，更无场地，一个不折不扣典型的“三无”皮包商。那位商人也看出了对方的疑惑，便说，你不信任我，可以理解。但我们签定合同后，我可以找你信得过的机构做担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香港的法律是健全的，我若违约，不仅可能将被罚得倾家荡产，以后也难以在这一行里立足了，但我这类业务干了许多年，还没有一次马失前蹄呢。再说，香港每年修理大小船只数以百计，经营此道者全都像我一样，除了一只皮包，别无其它行头。话已至此，只能签约了。１４天后，提前一天按照质量要求完工交船。消息传来，沪市产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上海一家大造船厂的修船能力，竟然不如香港一个皮包商。怎么会是这样？该市有关部门领导者一时也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便派出人员前往调查，人家这套戏法究竟是怎样变成功的。不久，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原来香港修船行业实行的是社会化运作，场地和设备都有专门的租赁公司，各个公司里规格门类不一的硬件合起来比单一厂家拥有的可能更多、更齐全，随租随用，使用率比内地高得多。用人不养人，需用之时，各工种技工应有尽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结果三方皆大欢喜：客户满意，皮包商有钱可赚，临时雇工拿的是相对于内地而言的高工资，约为当时上海同行的１Ｏ倍。　　

显然，这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高效益的产业运作模式。我曾以为，既然明白了它的其中诀窍，依样画葫芦就行了。可是，２Ｏ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未“拿来”，将这种模式学到手，应用于市场经济中。产业运营模式还是高投入，低效益。原因何在呢，原来，实行高效益的市场经济是有前提条件的。在今天中国大陆的产业界，从业人员普遍缺乏高素质中的两种主要因素：诚信与能力。在我们这里，“皮包商”是诈骗犯的代名词；而在香港，如那位修船商人，表示此人信用良好，能力高超。不然，像银行之类机构便不会为其担保，因为收取此项业务费用风险叵测，得不偿失。没有铺保，谁会放心地与你签定合同，预付定金？同时，我们也能想像得到，修船合同到手后，诸如租赁场地和设备，雇用什么工种的工人，各需多少时日，在检修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必须胸有成竹，及时解决，等等，头绪众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半点差错和有一点延误，难度可想而知，却都要游刃有余地处理。“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这类皮包商若非在社会上诚信度高，业务上没有一手过硬本领，他们能赚到钱，生存与发展下去吗？　　

我对这位高素质的商人深感兴趣。他是资本家吗？除了一只皮包，身上别无长物，应当是劳动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分工较为特殊而己。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起的是积极作用，有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探究这种人的思想信仰。哪一种制度能使他多多赚钱，他就会自然地信仰哪一种制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经济运营能否产生高效益，决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说是前提条件，就在于其社会上有、还是没有类似的这么一大批诚信与能力双高的经营劳动者。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这样的经营劳动者吗？显然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的高校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培养出这样高素质的人才。根据何在？因为一个人的诚信与能力的有无和高低，主要取决于其身处社会中体制和机制运作的优劣，即社会需求的好坏。学校教育可对具有这种优质素养的人起到为虎添翼的作用，但对这种素质的培养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教育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是在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道吗？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思想认识基础上的舶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先进”理论，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所以，这种理论教育培养出来的硕土博士们，可能是中国私有企业和外资在华企业需要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但若选用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领导者，其诚信度，即是否具有搞好国企必备的信心与决心，及能否发挥其能力于业务中，则十分可疑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传错了道，授业解惑也不对路。　　

今天的新中国又非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度，是西方强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在学校的语文教育中甚至将英语超过母语，强调得几乎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这是正常的吗？中国现在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至少官方正式文件中还在如此宣传﹚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可能从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中培养出诚信与能力符合国有企业双高素质要求的经营管理领导人才，岂非咄咄怪事？但这是事实。今后，随着私有化产权“改革”可能继续推进，国企这类人才的社会需求愈会减少，教学内容也相　应地更　无变革的必要了。因此之故，我们的以公有制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益赖以依靠的主要因素之一，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只能另辟蹊径去造就了。　　

让我们还是从香港修船商这个阶层的存在与发展中去寻求启示，解决国有企业高素质经管领导者的严重缺乏问题。人们可以推断，任何一名皮包商在香港修船业中立足，其诚信与能力必须得到同行的认可，否则，失信于客户，一颗老鼠屎，就会搅坏一锅粥，当地的修船业还能兴旺发达吗？大家也就无钱可赚了。彼此利害攸关，荣辱与共。所以，该行业必然有严格的准入制度。银行之类机构也才会为了赚取担保费用，放心大胆地盖上章子。场地和设备租赁商同修船商，以及修船商同各种工种工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种一环扣一环有条不紊地高效运行的产业经济机制，建立在社会诚信和从业者能力的高素质基础之上。人们对诚信与能力的考量，看重的不是你有什么样的学历文凭和档案上的评语，而是主要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去观察和判断，并决定是否认可与取舍。显然，后者的考量标准比前者更真实可靠。以前者的考量标准为例，如上所述，１９８Ｏ年代以来，武汉印染厂先后有三位高学历的新厂长上任，从他们领导企业的实践结果来看，分明都是既少拚搏精神又无创新能力的守不住业的庸才，甚至是蠢才，但在上级主管部门官僚的心目中，因为他们都有高学历文凭，而且是“瓜菜代”学历文凭，便滥竿充数，算作是所谓“知识化”人才了，因而受到青眯并被重用，后果可想而知。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封建性质的“伯乐相马”的企业主管人员选拔方式仍在普遍地沿用，实践早已证明这种方式很靠不住，为什么还舍不得废弃？　　

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人选，属于社会上的精英阶层，肩负责任重大，各方面的条件自然应当要求较高。过去说要“又红又专”，现在改为“德才兼备”，或者叫做“思想好，能力强”，提法字句不同，其实意思一样。可是，这种抽象的提法缺乏可操作性，很难具体掌握。特别是“德”的标准。一个人有德还是无德怎样判断？社会实践中无数事例表明，选用非人而出纰漏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这是主要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国企中那么多有权势的蛀虫，在他被选拔上领导岗位之前，哪一个人的思想品质曾遭到否定？通过卖官鬻爵途径而走马上任者，也无不乔装打扮，披上道德高尚的外衣，至少就任之前会收敛一点。既然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脑瓜的真实质量如何，近年来的选拔标准似乎不再强调“德”了，而侧重讲究“才”。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上。我们的经济学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教育，理论与国有企业实践对不上号，而社会上诚信度又低，且缺乏可靠的甄别机制，具有高能力素质的人才从何而来？　　

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才难求，由来己久，但是于今更甚，则与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恶化，特别是党风式微有很大的关系。社会环境犹如作物赖以滋生成长的土壤。“土壤”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物”，即企业领导者质量的高下。在一个选拔机制不健全，人治作风严重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很难防止“南　郭　先生”之流窃居高位。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一下，产生如此社会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乃是因为社会功利供求关系失范所致。升官与发财，人之共欲也。这两种行为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如愿以偿。过去２Ｏ多年来，分别实现了此一大多数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的成功者，却有很多是诚信与能力素质皆低下的幸运儿。这种社会现实的恶劣影响，力量大过一千所大学的教化作用，左右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当不良倾向的榜样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甚至大行其道而又未能遏制与矫正的情况下，便会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局面：优秀人才难以进入企业高层，国企形势愈益恶化。　　

这种局面当然不能任其继续存在与发展下去。那么，如何改变呢？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其中主要经营管理者选拔机制的创新。为此，先要发明一种人才“甄别器”，采用民主手段和竞争方式，自动甄别和遴选出类拔萃的优秀者担当重任，而将那些投机钻营之徒，阿谀逢迎之流和颟顸无能之辈无一例外地全都诽除在进入国企领导层的高门槛之外。这个经过基层职工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具有高素质诚信与能力的人才组成的群体，可能将是中国社会上一个主要的精英阶层，在我们迈向经济强国和实现全民共富目标的过程中，为亿万人民群众作出表率，起着主导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决非没有此类人才，而是缺乏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更糟糕的是木秀于林，往往风必摧之，使人扼腕悲叹。　　

让我再讲第二个故事。　　

很多年前，读到过一篇介绍名人创业的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这位名人就是现已去世的香港船运业巨头，大企业家包玉刚。１９７Ｏ年代，世界上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船王，希腊人奥纳西斯同他一比相形见拙。俩人麾下拥有的船舶载重量基本相当，但包的货轮九成是十年内船龄，而奥的新船比重只有一成。包玉刚才是全球船运业的龙头老大。　　

那时，离包氏创业之始也不过２Ｏ多年。传记中说，１９４８年，３Ｏ岁的原中国银行职员包玉刚只身来到香港，从租赁一艘旧轮招揽货运客户开始。香港船运业历史悠久，从业商人众多，包玉刚有何高招挑战群雄，后来居上？原来，他抓住了一次机遇，并且正确应对，从而终身受益。有一年，航运市场严重地供不应求。“见钱不抓，不是行家”。一时间，船运商竞相抬高运费，大获其利。但包玉刚不为短期暴利所动，放长线，钓大鱼，趁机寻求与挑选优质客户，仍以平价与之签订长期承运合同，然后持此项合同向银行贷款，购买新船，壮大本公司船队规模。这一经营理念上的创新举措，被当时的“行家”们视为另类，少人理解，遭到蔑视与讥讽。商潮有涨必有落。后来供求关系逆转了，同行业都苦于“吃不饱”，纷纷低价抛售闲置船只。他则因为抓往了长期客户，货源稳定，可以继续上述经营运作，船队规模进一步扩大。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次船运市场波动中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难以估量。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必然洁身自好。他每次去日本订购新船，合同签字后，东道主传统惯例，总要请“上帝”去歌舞伎之类风流场所“开心开心”，大大的放松的一下。经商者中少有古板之人，一般也会逢场作戏一番。但包玉刚从不赴请，婉言谢绝。　　

香港产业界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显然优于中国内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社会上有一批像包玉刚那样诚信与能力俱为上佳，通过合法竞争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家作出表率，人们群起效法，带动产业环境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其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修船业与航运业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例子。我们这里的亿万富翁有几个手脚是干净的呀？几乎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有“原罪”，极少例外。如此致富榜样，人们群起效尤，我们的市场经济因而陷于恶性循环，后果便是低效运行。有人可能说，包玉刚式的大企业家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此言差矣。让我介绍一位咱们国有企业的大企业家给大家认识认识，此人名叫于志安，其事迹主要发生在武汉。　　

据有关资料介绍，于志安在改革开放后，曾被中央有关部门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和被授于国家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他是总部设在武汉的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此公司是他在文革惨遭迫害后，身残而志不废，不要国家投资，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发展起来的一家世界同行业中闻名的大型企业，年蠃利达数亿元人民币。而企业的原基础竟然是一个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发不出职工工资的事实上已经破产的烂摊子工厂一一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他同包玉刚有共同之处，即白手起家，但难度更高。　　

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当年﹙１９８Ｏ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同武汉印染厂同时期很有几分相像。但我厂毕竟原来基础尚好，曾经有过长期辉煌的历史，而该厂则往事平庸，从未出人头地。某些干部以权谋私，部分工人偷盗成风，法纪废弛，人心涣散。于志安上任不久，励精图治，这家厂很快起死回生，转衰为盛，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明星企业。据我所知，在武汉众多的大中型企业中，没有第二家发生过如此奇迹。我不敢说在全国绝无仅有，但可断言，千里难得其一。　　

为什么别人都办不到的事，于志安却很快办到了？其实原因并不深奥复杂，因为在他身上存在着成功事业必备的四大领导要素：　　

一，革命权威，资历过硬。此人十二、三岁便参加革命，经过长期战争的严峻考验。他说活有份量，还因此前在其领导下的企业无不硕果累累，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还有因陋就简地改造设备，建成了由一百多台自制专用设备组成的年产万台符合质量要求的柴油机生产线，等等，超凡脱俗事例，不胜枚举；　　

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他发现了一条企业之所以失败的公式：１Ｏ一１＝○。领导者的能力再高，工作再出色，但只要有一点以权谋私的不轨之心及行为，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留下诚信不良印象，便会上行下效，导致问题丛生。这家工厂就不可能搞好，既有成果最后也会归于“○”；　　

三，铁腕治厂，敢于碰硬。反腐要有黑脸硬汉作风。形成鲜明对照，武汉印染厂就败于那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新厂长之手。他面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采取迁就态度，试图息事宁人，维持“安定团结”局面。结果反而招致广大职工不满，造成负面影响与作用。于志安则是坚决斗争，防微杜渐，决不姑息违法者；　　

四，依靠群众，共同奋斗。国有企业在各项制度改革之前，领导者的个人人格魅力是影响与调动职工群众工作和劳动积极性的主要动力因素。这个人格魅力的形成，除了需要具备上述三要素，还要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平等待人，职工们才会视你为他们的朋友和同志，共同奋斗。于志安堪称这方面的楷模。反面例子则是敝厂那位爱睡懒觉的“一把手”，嫌弃群众，群众会买你的账吗？　　

于志安在将一个衰败混乱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经营成盈利丰厚的长江动力集团公司之后，又兼并了一个全局亏损严重的工业局和其所属的２Ｏ多家工厂。在他领导之下，它们无不迅速地扭亏为盈，而且蒸蒸日上，一片兴旺景象。诚如于志安所说“只有没办好的企业，没有办不好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设备良好、职工技术素质较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他的事迹就是铁的例证。国有企业所谓“冰棍”之类“理论”，乃是某些企业官僚掩盖其无能而推出的托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贩卖私货而散布的谎言，甘当外国主子的奴才的买办利益集团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制造的阴谋！　　

于志安认为“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是廉洁，目前国企亏损危困的大多数，是因为有些当权者的贪污腐败。”一针见血之言，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如果你制服不了腐败分子，就不可能办好企业。于志安这位中国社会主义产业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工业战线上曾经纵横驰骋，战无不胜，后来却在１９９Ｏ年代中期，成为腐败分子的手下败将。他的事绩的星星之火，因而未能燎原。功败垂成，影响所及，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万千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性变质。他本人也绝望地离别祖国，出走海外发展。　　

于志安既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失败者，兼而有之。他的成败经验教训，对我们具有借鉴作用，可用之于国有企业的振兴方略上，择善避凶，对症施药。据其自称“我１Ｏ多年能使企业超常规地发展，能使一批被兼并接受的亏损企业振兴发展，不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们所说‘于志安有理论’，也不是香港大企业家所说‘你有丰厚的营运理念，又有可贵的实践经验’，我能取得一点成就，除了我花费的劳动量比别人大一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廉洁反腐败。办企业，办好国企，如不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再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都是无益的。”　　

中国国有企业前一阶段改革，以其主要经营管理者的代表人物一一于志安廉洁反腐败遭到严重挫折，被迫出走为标志，已经宣告全面失败。此后，国企私有化浪潮由小到大，一波比一波更猛烈地冲击、削弱与摧毁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时至今日，私有化带来的后果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方式愈演愈烈，无法改变；人文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承受能力已近极限，难以持续。不但国人民富国强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前景也将日益黯淡，不容乐观。　　

拨乱反正，被颠倒的改革还须重新颠倒过来，迷途知返，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畴之内。国有企业后一阶段改革，就从现在开始。首先，人们要转变一种观念，以为只有经过市场经济正规教育、懂理论的科班出身者，才能成为国企领导人才。前文已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于志安曾经事业有成，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看走了眼，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归因于他“有理论”，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国企领导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首要要求，是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信托责任感，其它条件都是次要的，包括是不是“有理论”。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必然廉洁反腐败。廉洁反腐败者则有人格魅力，从而蠃得职工群众的信任、拥护与支持，自然形成领导权威。一般地说，有权威的领导者才不会、至少是不容易陷于乱象丛生的困境，处理经营管理上的事物便可能应对裕如，畅通无阻。这就为其事业成功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前文例举的武汉印染厂在１９８Ｏ年代，企业领导继任者的标准就搞错了，据说上级因怕影响“安定团结”，选用的不是反腐败的“黑脸硬汉”，而是“知识化”的“白面书生”。一家有２ＯＯＯ多名职工的中型国有企业，历史悠久的利税大户，就败亡于错用了一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么，具有高度事业心和强烈责任感的企业领导人才到哪里去找呢？改变观念之后，继承古老的择才传统：“猛将必拔于行伍”。让我讲第三个故事。　　

１９８Ｏ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许多重工业厂家任务不饱满，生产不景气。人们面对现实困难，日坐愁城，一筹莫展，不知该怎么办。本市报纸这时登载了一个普通工人的事迹。武汉汽车发动机厂有位生产小组长，名叫陈启发，在厂里别人都无事可干的情况，唯独他领导的小组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原来，他不是被动地坐等上级下派工作任务，那将无活可干；而是主动地出击，到外面市场上去“找米下锅”，四处奔走，八方联系，揽到了一笔某品牌汽车的特约维修合同。在当时，这是一件破除计划经济的陈规旧习，非常难能可贵的新鲜事。从此，“不找市长找市场”，为人们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我在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记不得了，使我感兴趣的是文章题目下这位老弟新的头衔：“武汉汽车发动机厂厂长”。　　

一个工人一举提拨为厂长，不乏先例，职位更高的也有，但都不是以业绩论英雄，而决定于其在上级领导者心目中的所谓“政治表现”。武汉汽车发动厂陈启发，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发扬主人翁精神，为解困而劳神费力，并且取得很大成效。这表明此人当时既有与众不同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具备一定的能力，破格提拔，十分正确。但是，后来该厂像武汉印染厂一样消失了，陈厂长也是昙花一现，风云不再。领导人事制度改革的萌芽，终于未能结成硕果。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年提拔这位工人为厂长，是迈出振兴这家国有企业关键的一步。之所以后来未能成功，问题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振兴国企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兵独进不行，必须统筹解决。且待后文分解。　　

﹙六﹚

提高管理层次有赖于优化领导选组机制　　

中国国有企业１９８Ｏ年代以来，其处境同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发生了三大根本性变化：　　

一，市场竞争从无到有，日益加剧。企业以前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令行事，只需主要抓好生产环节便行了。原材料采购、劳动力招聘、机构设置、市场营销等等企业经营活动，领导者都不用操心，因为皆有旧例可循。后来取消了统购统销，又强调自负盈亏，许多问题一下子突现出来 。例如成本核算，向来不太讲究，热衷于企业办社会，只为图个方便，并不觉得是在自背包袱。这时积重难返，很长一段时期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大负面因素。而此期间，外部社会各种性质的新兴经济体全是轻装一阵，他们在税收方面还可以得到减免优惠与偷逃便利，国企与之竞争，当然处于劣势。在这种变化了的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不言而喻，对于国有企业领导者的各方面素质要求当然必须大大提高。可是，我们的企业领导人才的选拔与合成机制，以不变应万变，仍然以派遣任命为主，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　　

二，领导权威由强转弱，甚至缺失。在“政治挂帅”年代，遴选企业高层成员的首要条件，其人必须“革命化”，具体内容不仅是指他的出身经历同革命沾过边，更重要的是看现实表现，是否听从上级领导代表党所说的话，唯命是从者优先，业务能力如何倒在其次，甚至完全不论，被认为“白专” 者本事再大也不在考虑之列。所以，那时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比较普遍。企业在这种人领导之下，为什么大部分没有早就垮掉，小部分还干得不错呢？关键就在于当年有一种无形的强势领导权威。权威的有效性存在于人们约定俗成的认可之中，再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政策，维系着企业指挥机制的正常运行。至于领导与经营企业，其实都有一套固定的计划程序，只要不是弱智，外行照着做了几次，也会变成内行了。文革折腾之后，形势骤变，领导人的资历不再被看重，权威性自然弱化，法纪也日益松弛。人们变得玩世不恭了，那种令行禁止的精神、举止、行为不再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常态。反映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违法勾当日渐猖獗；表现在国有企业里，阳奉阴违、敷衍了事的现象习以为常。缘于缺乏核心凝聚力，人们各行其是。　　

三，腐败案件变少为多，难以遏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外行领导，加上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折腾与破坏，当然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但其整体资产负债率却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继续生存完全不成问题。之所以能够如此，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发生大规横多米诺骨牌倒下效应，主要原因就在于干部队伍保持廉洁状态。倒不是他们那时思想品质多么高尚，严于律己，而是因为法纪严肃，谁也不敢以身试法。也很少贪污受贿的客观机遇，统购统销公对公，你找谁去拿回扣？欲捞而不能。所以只能止步于搞不正之风范围内，再难“进化”。１９８Ｏ年代以后，社会环境大变样。新的政策一方面给国有企业注入了活力因素，另一方面，搞得不好，也铺垫了一层祸乱的土壤，使它面临生存威胁。表现在企业领导干部的选用上，原来机制如旧，颟顸无能之辈仍然时有混入，又新添了部分贪脏枉法之徒，雪上加霜。国有企业因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有报道说，其腐败的案件和金额均已占全社会的一半左右。那也不过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例如前武汉印染厂，那么多“老鼠”，就没有被查处一个。不少厂家的企业法人前“腐”后继，“饱狗子走了，饿狗子来了”。我们如果不能设法杜绝上述败家子的升迁途径，必然危及企业生存，遑论振兴发展了。　　

所以，市场经济时代条件下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必须内含三大要素：一是能够得到职工群众认可的领导权威；二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善于经营的能力；三是廉洁自律。但是，当今实行的政策和选拔机不是在向适应和满足这三大要素条件的方向靠拢与前进，而是背道而驰。例如领导权威，这是社会上种约定俗成的产物，一种无形的精神制约力量。企业中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或者软弱无力，那么，人们就可能阳奉阴违与敷衍塞责，使领导者欲办之事，轻者功半，重者落空。上文例举武汉印染厂那位新厂长的两项决策的结果就是如此，尽管决策本身并没有错。私营企业有资本权威，早期国有企业有资历权威维系着令行禁止的法纪严肃性，企业才得以正常运行。文革后，国企中领导权威的资历性过时，不再有效了，却没有一种新的性质的权威取而代之。实践表明，“知识化”不能成为新性质的领导权威，何况这种“知识化”仅指书本理论，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使是内行并不足以服众，光杆司今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成功。因而，领导者以身作则。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至关重要。这就要求他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切忌搞特殊化。我们现行的政策举措，特别是在分配方面，东施效“西”，不顾国情地将企业法人的收入抬高到比一般职工多出一、二十倍，甚至更高。于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心理隔阂，同他们悬殊的收入差距成正比。问题还在于，厂长的收入可能同他肩负的责任匹配，但肯定与其能力不相称，因为中国可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即使有，也必定是凤毛麟角。领导者与其能力不相称的高收入，必然成为职工群众发挥企业主人翁主观能动作用精神的一道心理障碍。一个得不到人们衷心拥戴与鼎力支持的光杆司令能有多大作为？　　

中国国有企业经理人才及其助手的选拔还停留在“相乐相马”的低层次上，尤其是现在，非常靠不住。市场经济在中国中断了几十年，加上应试教育，且不说这两项社会因素导致“千里马”奇缺，更因党风式微，有权力“相马”的“伯乐”整体素质也不容乐观，恐怕大多是滥竽充数。据２ＯＯ５年６月报载，仅仅几年间，安徽一省就有１８名县﹙区﹚委书记“落马”，未及东窗事发的此一级别“一把手”可能还有。全国其他省市区大概也好不了多少。这些贪官捞钱的一大内容就是卖官鬻爵，其管辖下的企业单位肥缺官帽尤为热销。国有企业成为腐败重灾区，难道同这种选拔机制没有关系吗？　　

既然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如以传统的自上而下组织任命方式组成后，不可能含有上述三大要素，那么，我们就要改革其选拔机制，反其道而行之，让班子成员们从下往上地竞争入选。我这一思路是怎样形成的？这种新选拔机制如何操作？它有或者可能有哪些特点和优点？等等。解答这些问题还得从讲本厂一段历史故事开始。　　

１９６４年本厂搞四清运动时，我是一名职工代表，有机会参与了大大小小许多次揭发批判会，并听取了人们的发言，从而对本厂私营时代的企业体制和机制有了一些感性的实践认识，当时就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另类想法。　　

人们当年在四清工作组的指导与操纵下，口诛笔伐，重点在于“清”算私营时代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问题。但我意外地发现，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私营上海天一厂比国营武印厂优势明显，有效得多。最明显的差别是前后两厂两套不同性质企业的领导班子的组成机制大不相同。武印厂四清前由上海老厂高级职员和武汉新厂干部混合而成，是在上级领导安排下，协调平衡的产物。职工们私下认为，厂党委中分成沪汉两派，而且派中还有派，彼此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五湖四海，难成一派。与此相比，原上海天一厂领导层则高度地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新老领导体制下，有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前后迥然不同，运动时成为人们议论焦点。　　

这个人就是前文谈及的李泰然总工程师。他是本厂这次政治运动中清理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有人在揭批会上指出，李总现在有时连８小时都难坚持了，工作时间往往一坐下来就大打其鼾。这是肥胖病引起的吗？那为什么在私营时代从未犯过，每天１Ｏ多个小时都是玩命地干？李总是党员技术干部，在那次运动中属于团结对象，点到为止，未予深究其思想根源。　　

我现在研究分析后认为，李总先后不同典型的工作表现，追根溯源，缘于两种性质的企业管理层次上的差异。原来，企业管理，除了那些经营混乱不正常的之外，从低到高，分为“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三个层次。为什么“人文管理”层次最高？因为它的效率超过前两个层次管理。１９８Ｏ年代，国际上经济理论界兴起了一股探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经济崛起原因之热潮。各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较快发展，乃因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国家，都获益于中国儒家学说的精神熏陶与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企业管理属于最高的“人文”层次，比西方国家的“科学”层次效率更高。因为未能读到这些学者文章的全文，报刊介绍他们的观点过于简略，不知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但我从当年上海天一印染厂的企业管理中找到迹象。这种管理，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大家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彼此关照，互相提携，嘘寒问暖，情同手足。李总置身于这种相似于家庭亲友间的融洽氛围中，心情舒畅，干起工作来自然就有使不完的劲了。其他人也同样如此。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企业讲究科学管理，但是缺乏人文关怀，比起东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效率因此逊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文革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外行领导，不懂科学，大多数只能乞灵于高压政策下的“严格管理”，虽能维持正常运行，效率则很低下。那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人文管理的厂家，可惜为数不多，未能改变整体上效率大大低于东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局面。文革后“礼崩乐坏”，管理失控，欲严格而不能，只好变成“冰棍”了。　　

我发现，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层次，同领导班子的选拔组成机制有密切和直接的关联。例如，上海天一印染厂是个几百人的小厂，领导班子由四人组成，分管经理、技术、财务和行政。他们在思想信仰、文化熏陶、社会阅历、教育背景、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有相同之处，利害相关，荣辱与共，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因而，常常事半而功倍。武汉印染厂最高权力机构一一党委，则主要是上级主导下的被动结合，解决班子各领导成员间的团结问题就经常地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即所谓统一思想。彼此提防，相互掣肘，效率当然要大打折扣，往往事倍而功半了。李总在国营时代同私营一样，都是厂核心领导成员，但是后来的干劲就远比以前差了。他前后迥然不同的工作表现，集中地反映了这两种领导体制下产生的各管理层次的效能差异。　　

我当时就想，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领导班子完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另起炉灶。企业赎卖于国家了，资本家失去了产权，只要不损害这些高级职员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愿意、甚至更乐于为新的公方企业所有者，即国家服务。只需要对其中个别因时势变化而失去作用的人进行调整。后来的国营武汉印染厂，如果仍由这班识途老马领导，驾轻就熟，前景可能更好。　　

我又感到，传统的企业领导班子组成的一大缺陷，是没有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参加。因而，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在１９６Ｏ年代上半期提出的“工业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原则，即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应由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三部分代表人物组成。这种组成有利于制止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和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我还认为，领导班子同企业产品一样，也要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知名品牌。建国初期，工业战线出现过东北重工业的马恒昌小组，西北纺织工业的赵梦桃小组，等等知名集体品牌，在当时曾起到过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我们何妨发挥优良传统，扩而大之，创建企业领导班子品牌。这种品牌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领导“三结合”增加工人管理内容，代表面较广；二是借鉴原上海天一印染厂经验，乃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相互选择、志愿自主原则下组成的联合体，其目的是为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困扰。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快走到尽头了。它有五大特点：一是以大量消耗国内资源作为支撑，吃祖宗饭；二是不惜付出自然生态严重恶化的代价，欠子孙债；三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中，处于最低层环节，生产的大多是低端产品，高科技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要依赖国外的核心技术和关健部件，因而利润微薄；四是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畸高，而且越来越高；五是越来越严重地主要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跨国公司打工过日子。如此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倒人胃口，某些官僚及为其涂脂抹粉的经济理论界御用学者不以为耻，反而当作“政绩”大肆夸耀呢。　　

前文已经提到，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层次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层，追赶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德国和日本，这是指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未来几十年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制造业的文章还远远没有做强呢，这个时候鼓吹什么超越战略，企图将全融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调高到发达国家那样水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来说，无疑于舍本逐末。繁荣的第三产业有赖于强大的第二产业，正如强大的第二产业要基于稳固的第一产业。根深才能叶茂，无源之水，岂能流长？　　

追赶德日，达到目的的关键在于大大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话题回到组建企业领导班子上来。我认为，“三结合”形式可能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企业管理中的最佳选择。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私有企业？在我看来，实乃一种不得己而为之的选择，为了经济的顺利发展，社会主义新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这种政策缘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太不争气。进一步深究，又是因为其机制不如人，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班子的低效能上。从理论上说，实行公有制经济可能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利益，因为免除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但在实践上，国内外私有制企业主，因为他们相对而言的高效经营，我们又不得不让他们拿去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利润的大头。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剥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社会主义革命者为维护社会公正，在低效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推行公有制经济，实践表明，将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陷于困境，可谓得不偿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真理是相对的，事物的优劣高下也是比较而言，但是可以人为地设法改变。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扭转这种从根本上和长远来说不利于劳动大众利益的趋势，不妨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上着手，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与其向国内外资产阶级让步，还不如向劳动阶级中的一部分高级精英阶层人士大幅度地利益倾斜。不论国有、私有还是外资企业的领导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其实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主义信仰，人往高处走，经济利益的多少，决定他们的择业方向。　　

资金和人才是构成企业的两大要素，资金的高效使用需要人才的巧妙运作。几十年前，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情况倒过来了，有米而无巧妇。据报载，２ＯＯ４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２５·３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９万亿元，“存贷”６·４万亿元，钱多得贷不完。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竟然超过许多发达国家，高达万亿美元以上，名列世界第一。国内消化不了，为了生息，购买美国债券数千亿美元。此举乃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这笔巨款若是投资于国内很难找到靠得住的客户，要冒很大风险，可能连本钱也收不回来。无奈之下，还是买不断贬值的美元债券保险。造成这一悖情的根源在于中国企业表现不佳。私有企业热衷于上规模，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还要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国有企业欲提升产业结构也是心有余而不足。　　

资金问题解决，人才问题凸现。能使“钱生钱”的人才严重缺乏。其实，这种缺乏乃是一种假象，确切地说，应是我们缺乏一种聚集人才使之高效地发挥作用的企业机制。改革开效以后，原来死板的劳动人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国有企业人才跳槽者数以万计。仅我所见，武汉印染厂破产之前，就有许多管理和技术骨干因工资原因，弃低就高，争先恐后地投奔外企。这也是国企衰落的一大原因。　　

有资料分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１５%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２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Ｏ一一８Ｏ%的水平。又有文章说，美日等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资本的积累，而是靠更有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的。我们则相反，主要靠大量增加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　　

更有效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更有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资源配置，都有赖于实行一种更有效的企业机制运作，特别是其领导班子的机制运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点加以变动，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　　

早在１９５Ｏ年代，在美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有八位研究半导体的专家，因与原雇主相处得不很融洽，多有矛盾，决定一起跳槽，另找新的东家。当时有一位名叫阿瑟·罗克的人闻讯后，便对这八人提出建议说，你们一起工作的最好方法是成立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受雇于人，听从摆布。如果成立这家公司，股权如何分配？罗克的计划是，让这八个人以自己的技术入股，每人分别拥有新公司１Ｏ%的股份。据据协议，投资公司以后有权将其买下，据为己有。　　

这位　罗克　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发现了创办公司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同时也是加速新技术开发及创造个人财富的神奇法则。美国硅谷一一高科技产业集中地，从此开始走上快速发展壮大之路。　　

这一“神奇法则”，大概指的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如今大行其道，习以为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魔杖”的风险投资。　　

例如，据１９９９年１Ｏ月１８日《工人日报》锦秀文介绍：“１９７６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库拉向两个年轻人的“苹果”电脑公司投入近３Ｏ万美元。到１９８Ｏ年，苹果公司已经价值１２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塞考克风险投资基金会向杨致远的雅虎工作室投资４ＯＯ万美元。１年后，雅虎公司的市值已达到８·５亿美元。事实上，微软、英特尔、戴尔等如今已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坚力量的高科技公司，都是创业基金所造成的‘杰作’……。　　

“风险投资的热潮在８Ｏ年代开始横扫全球，１９７９年英国风险投资额仅２ＯＯＯ万英镑，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则骤升至２Ｏ·７４亿英镑，１５年内增长了１ＯＯ多倍。而德国，也都把风险投资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突破口。在西方国家，风险投资已逐步代替政府投资，成为科研开发资金的重要来源。　　

“通常，风险投资不需要任何抵押或担保，风险投资家的一只手把握着市场需求的脉搏，另一只手把握着高新技术发展的脉搏。他们一方面要从成千上万项新技术中评估、筛选出最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组织框架的完善、市场分析与投资回报的估算，帮助‘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风险投资注重的是项目的总体回报，风险投资机构运用组合投资方法，用整体盈亏来衡量投资得失，用成功项目的高额收益来补偿失败的比例占２１６﹕２。当然，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的投入产出比也是相当诱人的，达到１﹕２Ｏ至２５。因此，国外创业投资机构的平均利润仍可达到３Ｏ％左右。　　

“中国每年有近３万项科技成果等待转换，１·２万多个高科技企业期盼着资金，有５Ｏ多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园区和５Ｏ多个省级开发区等待一个完善的投资体制使它们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而在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数量巨大，社会投资欲望强烈，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科技资源。这一切仿佛都表明，我们已具备了建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系统的社会基础。　　

“尽管风险投资这个新生事物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神州大地上迅猛发展，但有关专家却毫不讳言：目前，创业投资在我国尚处在‘初级’阶段。据悉，国家科技部正在拟订中国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方案，有关专家也正在研究中国建立第二板块市场的可行性。最近，国家‘火炬’中心决定，与联合证券公司全面合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和运作。”　　

风险投资既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有效，我国政府部门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已高度重视，“正在拟订中国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方案”，“有关专家也正在研究中国建立第二板块市场的可行性”，学者们更是奉若至宝，极力推荐这一“新生事物”，其实人家半个世纪前即已开始盛行。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依样画葫芦，画得怎样了？所谓“正以惊人速度在神州大地上迅猛发展”，恐怕言过其实，因为这个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提升与改进，反而有恶化趋势。就像做广告，本意是扩大宣传推销这一“魔杖”，“神奇法则”，但效果并不如人意。西方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往往“拿来”容易适应难，到了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无法“克隆”，如同上文例举的香港修船业的运作模式。风险投资至今少有人效法，远未形成大规模效应，推广不开，徒唤奈何。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还未见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分析其原因，遑论提供解决办法了。　　

那就让我来瞎猜吧。我认为，风险投资未能在中国流行的症结主要有两点：　　

一，中国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但实现高回报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风险投资者必须具有高超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即能够准确地“一只手把握着市场需求的脉搏，另一只手把握着高新技术发展的脉搏。”而且，“一方面要从成千上万项新技术中评估、筛选出最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组织框架的完善、市场分析与投资回报的估算，帮助‘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唉哟我的妈，竟如此复杂。试问，中国大陆现在能有几个具备这种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有钱的外行勉为其难地涉足此一领域，必然亏多盈少，很可能投资泡汤。　　

二，中国不同于规范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回报的投资领域不一定要冒高风险，也有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例如，国家科技部１９９９年已经开始拟计划，国家“火炬”中心也决定与联合证券公司全面合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帮助，正待大展风险投资之宏图，从那时起，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回报稳定丰厚，风险几乎为零，一下子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政绩可观。投资者无不趋之若鹜。上海市银行２ＯＯ５年一季度贷款的９Ｏ％都投向了这一短平快可见GDP政绩的支柱产业。连不少原有的高科技企业也忍不住高利诱惑，舍本改行，欲从新兴的房地产业中分一杯羹。于是，以风险投资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济战略企图化为泡影。　　

中国只有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并且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大发展，才能转变上述五大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民富国强的改革终极目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尽管执政者口头上也一再强调，政策却总是偏离了这一发展方向。喧宾夺主、舍本逐末。前文例举香港船王包玉刚终成大业，关键就在于他既有远见，又注重诚信待人，在坦途上一步步地踏实前进。而同时代业内其他许多人，目光短浅，只抓现钱，最后则少有成大事者。我们现在走的就是当年那些见钱就抓的“行家”之路。不要迷惑于ＧＤＰ连年大幅度增长，那不过是成了“虚胖”的巨人而己，因为是以量大，而非资高取胜。这个道理也很浅显，但是为什么政策拨正不了呢？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例如风险投资，发达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证明，这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日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必由之路。高科技可能有高回报，但是要冒高风险，需要有高素质的企业家具体经营操作，才能成功实现。中国商界绝大多数资本家，不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缺乏正经磨炼机会，因而同各地政界大多数官僚一样，能力低下。他们擅长于“炒”，炒股市、炒楼市、炒期货……兴风作浪，十分出色。与之相媲美，官僚在ＧＤＰ增长方面，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产权“改革”、发展房地产业、引进外资……，政绩也非常可观。至于发展自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对不起，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呢。公私两者之中，可能脱颖而出像上述美国阿瑟·罗克和马克库拉那样的风险投资家吗？永远也不可能。　　

欲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欲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必须使社会上众某些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规范成现代企业；欲规范成现代企业，必须经风险投资家之手，择科研“小作坊”之优者加以具体操作。在中国今天的具体国情下，大规模创建高科技企业的承载平台，则非国有企业莫属。但是没有风险投资家怎么办？依靠创新国企领导班子体制与机制发挥其有效功能，取而代之。

　(七)　　

提高技术人才地位    促进转变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上出台了不少昏招。其中危害后遗症最严重的一招，是在１９７９年一一１９９９年间，将科研经费比例，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时占ＧＤＰ的１·３％上下，砍去一半以上，仅为Ｏ·６%左右。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不需要多少高科技含量。中国人应当有自知之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更要讲究实事求是。我们只适合做衬衫，裤子和鞋子，干吗好高骛远，不自量力，要去造高，大，精，尖，新的客运大飞机？岂非打肿脸充胖子，引起友邦惊诧，不利于国际合作？不如“以市场换技术”，大做赔本买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时，国有企业，其中最典型的是汽车制造业，同跨国公司合资以后，第一项“改革”措施，便是撤消自己原有的研发机构，自废武功，让本厂科技设计人员改行，从而节约了科研经费，为全国此项经费占ＧＤＰ比例的降低，作出了突出贡献。需用技术从人家那里“拿来”就是，既轻松，又现成，而且总是能与世界水平同步，何乐不为？什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的传统教条已经过时了，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世界新潮流。自设圈套自己钻，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除了为外国列强服务的买办利益集团分子，还有人对这一匪夷所思的经济政策恋恋不舍吗？　　

今天，世界上有两种自相矛盾、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出自敌对分子之口。一曰“中国威胁论”，二曰“中国崩溃论”。哪一种正确，哪一种错误？我认为全都失之于片面，但又各有一定的道理。从表面上看，中国GDP连年惊人地大幅度增长，速度名列世界第一。而且，据中国某权威机构一学者说，经济增长方兴未艾，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哩。如此说来，岂非“威胁”？难怪世界上许多敌视中国的人士被吓唬住了。但若仔细研究这种经济增长的内容，反华人士大可释然，放下心来。“四高三低”、“五大特点”的增长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水源污染，不少地区老百姓饮用安全的水质都成了奢望；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盛行，遏制不住；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怨声载道……什么“威胁”？长此以往，不“崩溃”才怪呢。　　

不过，“中国威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消除它最理想、最彻底的办法，莫过于促使“中国崩溃”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撇开政治背景，国际上许多经济问题无法解释清楚。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１９７Ｏ年代末和１９８Ｏ年代初，那时，中国有被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来遏制前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的价值，所以人家愿意像以前对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慷慨”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低端商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时移势易，我们早己不是他们的“准盟友”了，没有利用价值，反而被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还是最大、潜力也最危险的一个。新的“冷战”思维，已在人家头脑中形成。不管我们主观上如何想要极力避免，客观上将不得不被动地纠缠于其中，因为主动权在对方手里。反映在国际贸易上，磨擦日渐激烈。丑陋化和妖魔化“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时尚话题，芝麻一样小的缺点，可以夸张到比西瓜还大，甚至无中生有，随意栽脏。中国出口商品的检验，现在只会比以前同西方国家度“蜜月”时更加严格和完善，但是“问题商品”反而大量增加。这种反常的经济怪现象，离开政治因素，谁能解释清楚？　　

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包括贸易磨擦在内的经济上诸多矛盾，今后仍将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而成正比地加剧。我们即使退一万步，不姓“社”，改姓“资”了，也消除与转变不了人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敌对情绪和形势。苏联——俄罗斯就是例证。你要崛起，就是“威胁”，他才不管你姓什么呢。所以，只要你在这方面有空子，他们都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来一试，借口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直至你的经济“崩溃”，不再是他寻求霸权道路上的阻碍。　　

中国古代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曰：“宜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治国亦应如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经济现在的“四高三低”发展模式，其中的“三高”，即高投资率、高源耗、高污染，与“三低”，即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权毕竟主要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乐观地说，也许如上文提到的某权威机构一学者所言，还有几十年的忍受空间，我们不必杞人忧天。但是另有一“高”，即高外贸依存度，主动权却在人家手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杀手锏随时可能置你于死地。　　

我这可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决不会止于丑陋化、妖魔化地说说而已，已经开始“动真格”了。据《长江商报》２ＯＯ７年７月２１日报道：　　

“本报讯﹙记者  吴晶晶﹚今年６月１日，欧盟RHACH法案正式生效。昨日，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称，这项被认为‘中国入世以来遭遇的最大贸易壁垒’，将让涉及出口的１６ＯＯ余家湖北化工及相关企业，走到生死存亡边缘。　　

“什么是REACH法案？该局昨日发布的调查数据让人惊讶——调查显示，湖北九成企业对该法案还不太了解或压根不知道。该部门称，REACH‘动真格’，湖北出口企业面临险境，因为该法案对化学品进入欧盟市场设立了更高的环保标准。　　

“‘霹雳’袭来，多数鄂企‘懵懂’　　

“REACH法案正式生效，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化工企业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纺织、轻工、电子、汽车、玩具出口欧盟，如不进行注册，都将遭到该法案的‘拦截’，甚至将彻底退出欧盟市场。业内预计，中国企业将因为该法案每年增加５亿美元到１Ｏ美元的成本。　　

“记者获悉，对于我省而言，２ＯＯ６年，湖北与欧盟相关贸易额３３亿美元，占全省贸易总量的近三成。而我省化工品出口，六成以上在欧盟。像湖北兴发、湖北楚源、武汉有机等一批支柱化工企业，更有８Ｏ%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了欧盟各国。　　

“昨日，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仅有一成湖北化工企业了解REACH法案，近八城企业不了解或不太了解，而还有一成多的企业压根就没听说该法案。　　

“还有１７个月‘预注册时间’　　

“业内权威人士表示，REACH法案实施后，中欧之间９Ｏ%以上的贸易将受到影响，整个中欧贸易格局乃至其上下游产业格局都将面临一次重大洗牌。　　

“记者获悉，按照REACH法案实施时间表，REACH法案于今年６月１日生效，２ＯＯ８年６月１日起至２ＯＯ８年１２日１日进行预注册。２ＯＯ９年１月１日起，未注册或预注册的产品将分阶段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湖北企业认为目前距‘动真格’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不着急。更有不少企业指望政府来组织应对，或指望别的企业先探探路。　　

“昨日，湖北检验检疫局专家表示，目前距完成预注册仅有一年左右时间，但湖北绝大部分企业仍未开展任何准备工作。　　

“该局表示，如不立即行动，错过注册时间，湖北化工及相关领域企业要么退出欧盟市场，要么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如何‘闯关’，通过REACH法案的认证，已成为鄂企当务之急。对１６ＯＯ余家鄂出口化工企业而言，不积极应对，意味着最快于２ＯＯ８年底全部退出欧盟市场。　　

“认证费用上百万，呼吁鄂企抱团渡难关　　

“昨日，省检验检疫局专家陈建华表未，‘根据REACH规定，一个化工企业的认证费可能需要１ＯＯ万元甚至数千万元不等，这对于湖北的许多中小出口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实际的，例如有的纺织产品出口每件只赚几毛钱’。　　

“能够完全达到欧盟REACH法案标准的企业实在太少，省检验检疫局建议，REACH袭来，鄂企要携手闯关。例如，可以十家企业携手进行联合注册，这样十家企业可以共同分摊这部分费用。而且只要一家达标，那么其他企业都可以借助这家企业的认证，进行出口。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秘书长张汉协表示，‘联合应对’已是鄂化工企业在此生死存亡关头的必然选择。如果有企业想进一步了解REACH的相关情况，可致电Ｏ２７—８５７４８８４９，湖北出入境检验疫局咨询。”　　

附名词解释：何谓REACH法案？　　

“‘一种化学物质，在尚未证明其安全之前，它就是不安全的。’这是欧盟酝酿多年、并将正式实施的REACH制度的重要理论根据。　　

“REACH法案将欧盟市场上的３万种化工产品和其下游的纺织、轻工、电子、汽车、制药等５ＯＯ多万种制成品全部纳入注册、评估、许可３个系统。欧盟自己生产的、用于出口的和从国外进口的所有化工及其下游制品也都必须进行注册并被许可后，才能在欧盟市场流通。”　　

表面上看，似乎一视同仁，其实不然，受此法案冲击者感受程度大不相同。“一百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的认证费用，对于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大企业，当然像是小菜一碟，不当一回事；但对中国今天大量低端、分散和弱小的私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纺织产品出口每件只赚几毛钱”的数以万计众多微利小企业，无疑于灭顶之灾，闯不过去的关隘。相对而言，如果是国有企业，倒是比较容易联合起来，克服这一“中国入世以来遭遇的最大贸易壁垒。”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患上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痴迷于中，难以解脱。以为全球化国际分工，既然互利，两情相悦，只要遵守世贸规则，便可尽力发挥“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了。世界上的事哪有这么简单，何况被人引入国际间阶级斗争因素。殊不知人家制定的规则，可以随其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而加以变通，进行实质性的修改。这种修改也能找出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越来越像是为你量体定做。谁叫你崛起，“威胁”了他呢。可以肯定的是，你除了委曲求全，“适应”实质性修改了的新规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他占的地位是主动强势，而你则是被动弱势。欧盟REACH法案已经出笼生效了，你敢到世贸组织法院起诉他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吗？既使有这胆量，也必败无疑。我们自己送肉上砧板，还自认为“成功”了呢！人家先让你尝一点甜头，诱使上瘾之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就得听从摆布，任人宰割了。你可以“唯GDP论”，不顾后果地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甚至不断突破中国社会道德的底线，满足于眼前暂时的意淫，但你经济赖以发展的最大因素——外贸市场主要在我这里，现在随时可以利用来敲打你一下，而且越来越频繁。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问题与北京奥运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以硬扯在一起；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咬定“威胁”到他了，也要横加干涉，若不听从，便以提高其进口关税“制裁”相威胁。我们不要沾沾自喜于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只要外贸依存度畸高的问题依然存在，更大的危险则可能有朝一日发生。曾记否，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美国欲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第一招并非武装雇佣军入侵，而是“贸易制裁”，禁止古巴食糖进口，欲一剑封喉，置之于死地。为此，不惜以高得多的价格另购世界上其他国家替代货源补缺，供应其国内市场。西方国家历来习惯于利用经济贸易手段遏制、损害或扶植、施惠于其不同看待的敌友，以达到他们的政治战略目的，这种事例难道还少吗。　　

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在于减少失业率。现在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之同时，却又在闹“民工荒”。前者因为国内大多是低端产业，“回荡效应”之下，知识青年无用武之地，供过于求；后者则是工资过低，缺乏吸引农村剩余劳力的条件。如果突然有一天，由于我们的外贸主要市场再加高贸易壁垒，甚而连廉价劳动力的就业也像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一样困难时，社会动乱就有可能发生了，而这正是感受到了我们崛起“威胁”的国家梦寐以求的局面。　　

我们欲避免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未雨绸缪，转变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前景凶险的“四高三低”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振兴国有企业的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前文各章已作详细的述例分析，国企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另有一个因素也越来越重要，即科技研发力量相对于外资在华企业日趋削弱。让我举出实例，解析一只“麻雀”：　　

本市曾有一家知名国有骨干企业——武汉无线电厂。该厂原有２ＯＯＯ名左右职工，固定资产上亿元，生产的“长江音响”在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曾跻身于全国名牌音响之列；１９８７年获得国家最高质量奖；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该厂连续５年荣获“金杯奖”。当时，在全国３ＯＯ多家电子音响生产企业中，武汉无线电厂主要经营指标由原来的第七、八十位跃居为第５位。除了流动资金，还有８ＯＯＯ万元“闲钱”存在银行里。当时厂方有一种观点：“就是不生产，８ＯＯＯ万元的利息也能保证大家每月的工资照发。”但随着后来VCP市场异军突起，“长江音响”风光不再，退出市场，不到３年时间，坐吃山空，８ＯＯＯ万元几乎被花光。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停产关门。　　

武汉无线电厂的经历和结局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一家企业的盛衰成败往往同其产品的科技含量高低和是否实用的市场认可度成正比，关系密切。这家厂的产品既然曾经屡获奖牌，跻身名牌之列，盈利也很可观，说明该厂领导班子经营管理是称职的。但是，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科技方面，特别是那些更新换代竞争激烈的产业。“技术决定一切”。没有稳定可靠和持续不断的科技研发力量支持，产业的高楼大厦即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变化莫测的无情的市场飓风也可能将它吹倒。　　

这则新闻报道中有人认为，是“８ＯＯＯ万元‘闲钱’击溃企业进取精神。”导致“‘长江音响’抱着‘金山’沉没。”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试问，当时这家厂“进取”的现实可能性在哪里？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开放，国有企业人才，特别是其中的中青年比较优秀的科技人才，处于心猿意马的高发时期，要想依靠他们在产品创新上充分发挥作用，难得很哪！请看《组织人事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日的报道：　　

“目前，国有企业人才引进的少，流出的多。进出比例严重失调已成为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这里指的人才，主要指科技类的人才。　　

“据国家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数据统计，自９Ｏ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８年，回国留学人员几乎没有人选择到工业企业工作。而国内科技人员的主要流向则依次为：外资企业、出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极为不足。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却相当严重。”　　

再看２ＯＯＯ年３月５日刊登在《武汉晚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刘健／文﹚题目是“谁来留住学子？”“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谈人才流失”。　　

新华社北京电  “谁能想像，这些年每年有大量的清华、科大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一去不回。‘国内种树，国外结果’的现象在许多国内知名大学程度不同地存在。”来京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代表谈及此事十分痛心。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来留住清华、科大学子，留住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王牌”？　　

“朱清时每年都要找一些优秀毕业生谈心，劝他们留在国内攻读研究生，为国家做贡献。但是很少能够留住。国外大学的助学金，一个月就是１５ＯＯ美元左右，学成后待遇也比在国内高。近些年，中国科大出国留学的学子、学成回国的寥寥无几。　　

“朱清时说，还有这么一种现象值得重视：一些单位注重高薪引进留学归来的‘洋博士’看轻国内大学的‘土博士’，往往是高薪引来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气走几个拿低工资的‘土博士’，引得一批大学生到国外深造，拿‘洋文凭’。”　　

六七年过去了，问题依旧，与上述两则报道中内容相同的“新闻”仍然不绝于目，情况丝毫未见改善。这是个天字第一号至关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和世界强国综合国力的较量，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和平竞赛，结果将有利于哪一方，主要取决于世上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一代一流和顶尖级科技人才流向问题如何解决。人们应当认识到，得天下科技人才人心者，将得天下企业也。　　

中国劳动人事制度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践，存在着严重的误差。以武汉印染厂科技人员的处境和心态为例，可谓在国有企业中具有代表性。据我观察和了解，本厂比较优秀的科技人才约有七、八位，全是计划经济时代从有关部门分配而来。如果当时社会上有私营企业和择业自由，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厂。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他们和其他职工一样，拿的也是低工资；二，受制于人，尤其是在与有的厂领导人关系不融洽，甚至遭到歧视的情况下，往往心情压抑，郁郁不得志，当然影响工作，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人往高处走。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一遇政策松绑，或设法调走，或另攀高枝，或提前退休﹙外出发挥“余热”﹚。善始善终和全心全意为厂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者，难找一个人。包括武汉无线电厂在内，中国其他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情况不是也如此大同小异吗？　　

这些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进，中国国有企业在与其人才争夺战中，既少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防御阵地频频失守，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投向竞争对手一方。国企犹如人脑失血，无疑于慢性自杀。而且，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并未满足，近年来的新动向，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就近搜罗囊括人才为其所用。竟然有人认为，这是所谓“合理流动”，只要人才留在国内，肉还是烂在了锅里，何分彼此。试问，他们研发的成果，属于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现在的外贸依存度畸形之高，后果堪虞。请听一位外国人的看法。据《东方早报》２ＯＯ５年８月９日报道﹙薛涌／文﹚：　　

“最近，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称中国虽然经济上表面繁荣，但核心核术全靠日、美这些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８Ｏ%也是美国的在华企业制造。没有日本的技术，美国的市场，中国经济寸步难行。中国对日本的依赖越来越强，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这种言论，恐非无稽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中国现在技术上为什么受制于人？根源在于我们自己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顶尖级的一流人才大多移情别恋，被人家挖走了，未能在国内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里发挥作用。　　

手段应当而且必须服务于目的。不过，通向战略目的之路并不总是笔直的，我们有时也不得不变通一下，迂回地前进，甚至暂时退却。也就是说，在战术上有时还须采取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妥协让步的经济政策。但是请勿忘记，当“打工仔”乃权宜之计，是为了以后条件成熟时也当上“老板”，同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再受制于人。可是有人却将权宜手段当成了战略目的，至关重要的前进方向，阶级路线都视之为同全球化经济相悖的思想观念，弃之于不顾，甚至背道而驰，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能指望千百万劳动群众永远甘心处于廉价劳动力的贫困状态，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过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　　

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中国过去因为穷，缺乏资金，替海内外富人打工，实乃不得己而为之，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说词吧。可是，后来不惜以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的“唯GDP论”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起来了，钱也多了，为什么还不能改变身份自己当“老板”，免遭人剥削？原来，因为我们始终缺乏一种能使“钱生钱”的高效企业机制，自主经营难免赔本，还不如当别人的“打工仔”保险。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怪现象：自己拥有的钱富余，没有办法充分消化，只好去大量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元债券，赚取几文利息；国内经济增长则又依赖外商来华投资。大财让洋老板发了，付出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代价，分得几个小钱而沾沾自喜，当作改革开放的巨大政绩，乐不思变。我们怎么堕落到了如此没有出息的地步？　　

私有化改革将使中国人的“打工仔”身份固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小舢板”岂能同跨国公司的“航空母舰”平等地竞争？当然只能以小事大，听从摆布，成为人家操控下的经济附庸。私有企业可能做大，但永远做不强，因为产能普遍过剩的低端产业利润微薄，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搞研发，产品难以升级，如此恶性循环，当然积累不了赖以成长为强大巨人的资本。于是官方有人效法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模式，拔苗助长。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５年８月１２日报道：　　

“据统计，截止２ＯＯ５年６月末，１７家银行亿元以上大客户１６４１６户，占其全部贷款户数不足Ｏ·５%，而大客户贷款余额却占其全部贷款余额近５Ｏ%；平均单个大客户贷款余额４·４６亿元，比上年末新增加Ｏ·２７亿元。银行的贷款风险日益突出。”　　

曾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某地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家”被害，调查中意外发现，他名下的几十亿元资产，竟然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可能还是位“负翁”。　　

坚强可靠的大企业集团能够用大把金钱乱堆硬凑成功吗？必然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此不计血本和后果的折腾，倒是给某些地方的官商勾结攫取国家资产的腐败火上浇油，也为中国金融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提供了一个注脚。　　

迷途知返，犹未为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出路只能是振兴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民富国强的战略目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可以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参与市场竞争，并对国企起着一种“鲶鱼效应”作用。喧宾一时夺主，终非长久之计。　　

近年来，国家为了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科技研发经费比率，那么，能取得预期的相应效果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科技成果赖以转化为产品的承载平台——国有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了。转化率因而提不高，这无疑是个致命伤。我们搞科技研发，需要有市场效益，不会是为研发而研发吧？　　

让我们摒除歪念，回到社会主义正道上来，继续深入地探讨国有企业振兴之策。前文已述，关键在于组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班子其中首先需要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经理人才，我们偏偏严重地缺乏这类人才。以上海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现在竟然难以找出一位在职的名牌企业家。进入本世纪以来，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经济论坛，但上海的“企业家”们只会当听众，极少﹙很可能没有﹚人上台作讲师。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了，国有企业经理层中还只有学生，而没先生。有资格卖天价门票，居高临下站在传授企业经营技巧讲座上的先生，都来自海外，下面坐着聆听的学生，似懂非懂，未必消化得了。上海尚且如此，其它地方等而下之，可想而知。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乃是政企未能分离，政府作为国有全民资产理论上的代理人，实践上的所有者，仍然不得不视企业为其下属单位，企业主要干部由组织人事或其它官方部门委派。在党风式微的情况下，“经营领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高素质人才则难以脱颖而出。在这种选拔机制下不要说产生像香港包玉刚那样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界杰出人物，就是一般合格的经理人，可能性都是很小的。　　

那么，如何变革改进呢？我认为必须创新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扭转乾坤。其中关键就是创新企业领导班子体制和机制。我现在设计的新领导班子体制和机制有一大特点，即它不同于过去政治挂帅计划经济时代政企合一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异常于现行的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拿来”的代表资本利益的董事会监督下的经理人信托责任制；而是采用依靠劳动群众发挥企业民主作用，职工代表大会考察核准的、毛泽东倡导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集体协作经营制。　　

而且，为使这种“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优质化，还须改革与调整其体制的选拔模式和排序位置，以利于其机制运行的高效化。具体地说，企业领导班子各群体及其成员之间，选拔与组合以“惺惺相惜”取代原来的“伯乐相马”然后由上级委派任命的模式。果真如此，可能有效地将“南　郭　先生”之流和投机钻营之徒统统筛出班外，而择德才兼备者入内。其中道理并不深奥复杂，后文补叙。另一方面，班子成员中角色的主次关系与传统安排也不一样。按照常规，经理人，一厂之长应是企业主角。但在中国，因为现时国情特殊与众不同，彼辈暂不适宜担任这一角色。理由如下：　　

一，前文已述，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普遍缺乏领导好企业必须具备的权威性，因而难以服众，做到令行禁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空白的情况下，他们的业务能力，一般地说，在经营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岂能表现得很高？提高能力不能依靠学习理论，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学。人都是有惰性的，厂长们也不例外。这个时候，就要有群体经常对其“贴身紧逼”地督促与帮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处于领导班子中其它群体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他们在企业中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现行的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是很难搞好企业的。请看一则新闻报道，择要如下：　　

“《人民日报》﹙２ＯＯ７年﹚７月２４日刊登记者专稿说，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２ＯＯ６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北京一大型国企职工告诉记者，他每月工资、奖金加起将近３ＯＯＯ元，而企业老总每年账面上的收入就有５○多万元。‘一样端国家的饭碗，凭什么他比我们多拿那么多？’他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高管缺乏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转变增长方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这一战略，没有万千科技人才殚精竭虑地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如何？如上文引述的有关机构的统计：“……自９Ｏ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８年，回国留学人员几乎没有人选择到工业企业工作。而国内科技人员的主要流向则依次为：外资企业、出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极为不足。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却相当严重。”现在可能更严重。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邓小平独创的、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缺乏深刻理解，等闲视之，或者说是抽象肯定，但未落实，因为没有将科技人员的地位相应地提到“第一”的高度。　　

如前文例举的武汉无线电厂，在“正常”的经营管理情况下，开发不出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只好坐以待毙。在许多这类厂，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占“第一”位的是有没有一个一流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第二位才是经营管理。可是，我们的分配关系却将“第一”和“第二”两者搞颠倒了。“改革”的利益重点一股劲地向企业高级管理层倾斜，而不问其在企业中的实际能量比重。这就难怪，向企业高管利益倾斜越严重，科技人才的流失便会相应越恶化，两者是一种正比因果关系。扭转这种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趋势唯一办法，就是打破常规，反弹琵琶，在这类自主技术创新占盛衰“第一”决定性因素的企业中，由技术骨干人员群体选聘厂长，置于自己的制约之下，然后按贡献大小分配利益。果真如此，则有可能初步解决现今困扰许多国有企业的科技人才招不进、留不住，或无大作为的事关盛衰存亡的重大问题。　　

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还须有工人中技术出类技萃者，即高级技工代表。这是提升中国产品整体产品质量档次的宏观需要，也是提高每家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需要。一般地说，中国商品同发达国家此较，质量相对低下，特别是机械设备。问题出在加工环节，因为技不如人。因此，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培养出大量高级技工，我指的是国际标准的高级技工，并且要设法拴牢他们的心，为我们国有企业所用。　　

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根源及其后果，前面章节中已作剖析。在以前，问题的产生缘于曾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政策。有人会说，现在市场经济，工资随行就市，“高级技工荒”遍及全国，许多企业求才若渴，有的薪酬甚至高于硕士　和　博士层次人士。老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何愁以后此类人才不会增多，“荒情”终将逐渐缓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新问题是，这种数量增多将是有限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结构升级“解渴”的迫切需要。让我们回顾一下不同时期培养技工中教与学之间关系的演变。中国自有工匠史以来，一般地说，学徒一方为了安身立命，学习态度比较主动积极；而师傅一方的传授则相对被动消极，因为“教会徒弟”，可能“饿死师傅”。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初期，政策正确，依靠政治激励和“铁饭碗”保障，尊师爱徒，教学相长，一时蔚为风气。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工艺传承效果最好、最快、最广的黄金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政策如前文所述出了偏差，受到多种消极因素影响，此后师傅懒得教，徒弟更是不想学，这种空前退化情况延续了几十年，造成严重后果。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新政策不过是使教与学两者之间关系恢复到了建国前的历史旧状，仍旧是一只巴掌难拍响。如今高级技工人才的数量增加是算术级的，即１·２·３·４……，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则是几何级的，即１·２·４·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设法做到像“一五”时期那样，才能迅速改变高级技工严重缺乏的现状，满足经济发展对工艺人才使用上的急需。　　

有人可能又会说，现在中央高度重视，投资政策倾斜，科研经费大增，我国高科技产业自然会出现加速发展的局面。其实，这种乐观估计和期望，在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之前，是靠不住，会落空的。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产品为例。《经济日报》２ＯＯＯ年７月３Ｏ日曾有一篇题为《走出低谷，恢复失地》，“中国数控机床争夺市场迈出大步”的文章报道：　　

“数控机床是现代机器制造业的主流设备，被视为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前几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的市场份额，境外产品占去了７Ｏ%。　　

“多年来，我国机床工具业徘徊在低谷的症结在哪里？据专家分析，‘数控机床’是最主要的‘拖后腿’的环节。在机床制造过程中，由于若干关键技术环节上存在瓶颈和某些经营决策原因，加以数控机床是多样功能部件，技术集成的关联产业较多，需要系统工程的产业创建方式来推动，因此始终形成不了良性循环。　　

“政府部门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机床工具工业发展的措施，如由财政贴息、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企业装备的国产化，这无疑为国产机床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数控机床等关键产品更被国家列为支持的‘重点’之一。提高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被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　　

又是“财政贴息”，又是“支持重点”，又是“战略高度”，高层重视和政策倾斜的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几年后成效如何？２ＯＯ５年有报道说：“国产机床产量增长迅速，而数控化率却在逐年降低。”国外则是复合、高速、精密和智能机床在数字制造技术上进展迅速。我们与之相比，差距反而更加扩大了。　　

中国高科技产业列车，如果没有大量高级蓝领技工的有力带动，进展岂能迅速？影响所及，也将大大地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让我们简析一下，中国高级技工难以增多的原因。现在青年人的择业观念同“一五”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做一个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决无低人一等的感觉，如今呢，无不视选择蓝领一职为下策。家庭境况稍好一点或是有门路的青年才俊，谁愿将自己的终身托付于此？实乃不得己而为之。且不说政治上江河日下，经济上也苦不堪言，下岗有份，高薪无缘。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上不去者，才会想到报考高等职业学院。有人又会说，此类学院大专毕业后跻身蓝领阶层，不是也有机会和可能成为高级技工，拿到令人羡慕的薪酬么？这是混淆了中级与高级的概念。就像大学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不同于学士生，一般地说，高级技工大多只能由“博导”级的能工巧匠单独专注地辅导、点拨而产生，即“名师出高徒”。几十人济济一堂教授出来的是新一代有文化知识的技术工人，兴办高职教育充其量解决的是中级，而不是高级技工短缺问题。　　

一般中级技工还需要在业界翘楚的指点下进一步在工作实践中深造，才有可能磨炼成为高级蓝领。在工薪放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欲使两个巴掌拍在一起，必须利益共享，而非单方受益。这种情况下，解决学与教这一对矛盾的主要关键决定于后者，只有师傅一方普遍地愿意热情而认真地传帮带徒弟，高级技工成才之路才能通畅，让源源不断的大量此类人才顺利前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个人主要依靠自学奋斗，无人帮助，在向上高攀途中艰难模索。如此，登上技术实践高峰者必然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人少管用吗？当然扭转不了大局，无济于事。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师傅乐于传帮带的激励机制。“一五”时期主要依靠政治激励，也曾大有成效。那时，党报上宣传的多是劳动模范带领大家群策群力，攻克技术难关的先进事迹，这类英雄人物倍受社会尊敬。现在呢？版面上影视明星们的绯闻取而代之，以吸引小市民的眼球。人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变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要求蓝领科技精英们一如既往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岂非苛求？当然，仍会有个别特别优秀的人物可能做到，但仅个别而已；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个别”的考量基础之上，那就要重演“守株待兔”的故事了。　　

政治激励既然失效，那就与时变革，换成经济激励，让具有高超技能者的收益与其传帮带产生的效果挂钩。也就是说，在他指导传授下学徒成才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同他在企业中的权益与利益将呈正比。以此方法激励师者的教学积极性，全身心地倾力授徒，从而促使企业中高级技工人数发生“核裂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为加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缓慢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老大难问题，创造了具备大量高级技工人才的前提条件。其具体操作方法和其中详细道理，请待后文解释。　　

传统的师徒结对教学由行政管理者安排。根据我的实践经验，这种安排往往产生“次品”，甚至“废品”，白费师傅心血。在利益挂钩的情况下，应将挑选学徒的权力改由师傅掌握。而这些能够充分发挥高级技工传帮带作用的蓝领精英人物，理应提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同高级经营管理者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一样，进入企业的领导层，从而组成“三结合”班子。　　

这也是一个好的企业领导班子保持广泛代表性必备的一项关键措施。

                           （八）　　

国企各种机制低效原因初探　　

建设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决不仅仅只是振兴国有企业的关键，它还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公正前提下实现全民共富的起点；社会主义经济舞台上，终止外资企业喧宾夺主，公有制企业赖以重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主角；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实践；提升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激流中的砥柱。　　

国有企业“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组建成为常规之后，我们便可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后方防线了，其中道理，后文补叙。中国国有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将能逐渐地乘势而进，向外资企业展开大规模反攻，不仅限于国内的中国人，还要吸引世界上的英才前来加盟。勿庸讳言，现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退居下风，主要原因就是“企”不如人，效益低下。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警惕和遏制以全民性质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牺牲企业职工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私有化产权“改革”逆流，另一方面要加紧为振兴国有企业而群策群力。吸引国内外人才加盟于我们的阵营和事业，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策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如果要予以具体实施，并且服务于振兴中国国有企业的事业，就要从改革与调整无产者各阶层的权益和利益方面着手。　　

第一步，先在国内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人、主要是其才堪为大用的科技领军人物身上打主意。来而不往非礼也，该是我们挖他们人才墙脚的时候了。据知情人讲，在外资在华企业，除极个别外，中国人无论职位多高，都只是一个工具，你不可能坐上真正的高位，绝大多数中方人员老做些案头工作，很难深入到公司的中心和关键岗位，时间长了就会心理失衡。这是所有在外企工作的人共同感受。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企还有那么多的高级人才跳槽往那里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薪酬差别。我们要吸引人才，特别是国内外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做到国企薪酬将比外企更高。人往高处走，政顺规律行。这当然要建立在与企业经济效益相适应，其贡献与其酬劳相般配的合理基础之上。具体如何操作，将在后文阐述。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据报道，有资料介绍，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国外购买一种软件需要几千万美元，如果聘用这方面的人才来开发，只要几百万元人民币。可见，提高人才薪酬的空间多么大。举一反三，这类事例实在太多了。我们搞市场经济，恐怕至今还不会打大算盘，大钱都让外国资产阶级赚走了。要想不再当冤大头，就得在可能的条件下，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物质激励力度，先予后取，为我所用。　　

二，同管理层领导者的人际关系不融洽。许多国有企业封建官衙气十分浓重，少有例外。盖因企业法人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委派，荣辱升降，并不一定与其能力和业绩相关。存在决定意识，如此背景方式的厂领导行使职能，往往难以平等待人。他们的官本位观念普遍根深蒂固，居高临下之势，习以为常。若有职工与之发生龃龉和抵牾，一般人即使有理，为了保住饭碗和避免挨整，大多忍让委曲求全。但科技精英和高级技工则不同，他们是人才市场上稀缺而紧俏的资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择业主动权在手，谁愿忍气吞声？我的这一观点不知有人否认吗：高级科技人才跳槽，如因关系不融洽所致，主要责任方十之八九在于管理领导者？所以，必须实行“三结合”的集体分工负责制，代替“一长制”；经营管理者应由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群体在组成企业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平等地竞优选用，而不是受命于上。中国自近代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以来，无论何种社会性质的国有企业，封建气息都十分严重，其一脉相传的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必须根绝，改革创新，取而代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此言不足为训。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企业管理之“用”，碰到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人事制度之“体”，发生矛盾，全然失效。国有企业之体制，其核心实质就是官僚治厂，人们因而目睹种种怪现状。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难道还不让这种治厂方式寿终正寝，划上休止号吗？“政企分离”，就从此项领导班子选拔机制改革中突破吧。职工群众从企业官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当家作主，必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高素质企业家，为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和选用机制非常不利于此类人才的脱颖而出。一个已经流行的潜规则，谋取企业老总或中上层干部职位，“经营领导”因素格外重要，谁在这方面功夫下得不足，落在人后，谁的任职可能性便要大打折扣。“南　郭　先生”则非常活跃，不少人凭此手段爬了上去。而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却往往不屑于此，当然难免被忽视。即使党风矫正了，主管部门上级领导出以公心，任人唯贤，但囿于接触面较小，也容易失之于片面。所以，现在国企经营者真正合格者恐怕不多，振兴又从何谈起？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很简单：上级不再直接任命。　　

现在有的地方开始时兴考核，在国企老总和其他领导干部中实行任职资格制度。就是组织培训班，请来所谓专家、学者讲课，学习《管理学》、《经济学》、《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之类课程，还有实际人力训练等等。大约经过几个月速成，然后考试，合格者可以领到资格认证书，否则下岗。我认为这是病急乱投医，一个合格的老总从理论上“考”得出来吗？纸上谈兵，可能头头是道，用之于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不碰壁才怪。　　

我们仍然像驼鸟一样头埋沙堆不愿正视现实：在一个社会风气衰败、诚信度低，而又盛行应试教育的国度，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实践阶段时期，是不可能产生大批量胜任其职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遑论企业家了。像前文例举包玉刚那样杰出的人物，只有植根于经过上百年实践积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厚土壤，才可能产生与成长。在我们这里，虽然也曾出现过于志安那样的企业翘楚，但那是极个别例外，如果不变革企业组成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名牌企业家在香港和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群星璀灿，而在上海和中国内地连寥若晨星都谈不上的深层次原因。　　

我再强调一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并不适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上策，原因已如第二章所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尚须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回顾１９８Ｏ年代，武汉印染厂来了一位满肚子墨水的新厂长，但是，面对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层出不穷的一系列新问题，我敢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决无现成的解答方法，他也只能两手抓瞎，一筹莫展。　　

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企业固有的资本领导权威不成其为问题。实践中没有，理论上何来？资历领导权威则与“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相配套，约定俗成，人们认可，因而行之也还有效。中国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革命早已摧毁了资本领导权威，后被资历领导权威取而代之；文革接着又破除了资历领导权威，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权威真空。恩格斯在其《论权威》一文中指出：“大工业生产各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问题”，“问题要靠权威来解决”。国有企业领导者缺乏权威性如何解决？于是，未能解决的问题累积成堆，运行机制就不灵了。他又说，“实施这一权威行为的有时是一个代表，也可能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我在第２章第一节文中也从具体实践方面论证了权威的重要性，不再赘述。　　

恩格斯在该文中谈到的实施权威行为两种方式中的前一种，即“一个代表”大权独揽方式，通行于资本主义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企业。我认为，其前提条件应当是他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一个代表”能够在理论指导实践的的基础上进行。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至少大部分都可以在其理论库中找到应对方法和行动指南。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恐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姓“社”的市场经济理论还没有从实践中“孵化”出来呢。　　

近些年来，选拔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注重所谓“知识化”，大有树立学历新领导权威之势。任职者的学历文凭要求越来越高，带动了经济学教学市场行情越来越好。外国经济学权威学者走马灯式地来华淘金，纷纷举办天价门票的讲座，听说每一场台下都是爆满，洗耳恭听者可能大多是公款报销的中国国企高管。学以致用吗？只有天知道。　　

高学历能不能成为人们认可的、替代资本领导权威和资历领导权威的新的领导权威因素，关健在于它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是不是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换一个说法：“有效即真理”。倘若时兴的舶来学术理论对于指导国有企业实践果真有效，中国的右派经济学者们还会响起一片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鼓噪之声吗？　　

在现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欲在职工群众中树立威信，使之甘心从命，还有一法。这就是以身作则，与职工打成一片，共同奋斗。领导者以个人魅力感动群众，首先要做到自己的薪酬不能过高，人们才会信服。但是，这个要求现在行得通吗？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政治和主义信念日益淡薄，特别是具有高学历，又愿同一般人同甘共苦而拿低工资的事业家，已经再难找到了。　　

中国国有企业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状态”其实并不难，现在可以说已经大体上消除了这一政治运动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的混乱。随着社会上经商发财的黄金时代逐渐退去，千百万人下岗失业浪潮汹涌而来，人们在企业里的饭碗又变得十分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前“管卡压”治厂老方法重现威力，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再度得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同１９８Ｏ年代和１９９Ｏ年代比较，国有企业整体状况有所改善的原因。但也仅仅有所改善而己，纵向比较，仍未达到文革前水平；横向同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比较，更是效不如人。　　

处于这种高压管理机制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心态如同雇佣劳动者，他们可能在领导者“严格管理”或“科学管理”制定的工作与生产指标下卖力苦干，但别指望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即自主创新精神。于是，中国便只能继续在以量取胜的经济增长的轨道上前行，直到此路不通为止。　　

显然，“一个代表”大权独揽式的企业领导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固然不行，党委换成董事会，其实也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书记”和“董事长”，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官方有关部门的上级权势人物指派任命，仍然根除不了由此带给企业的危害严重的封建官衙气。通过同样途径走上台的厂长，大多数人诚信与能力等素质也不大靠得住。他们中的不少人，轻者在企业里热衷于搞短期行为，以显示虚假业绩；重者损公肥私甚至监守自盗。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查处又十分困难。人们已经无可奈何了。　　

如果为解决“大工业生产各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问题”而实施的权威行为，不是“一个代表”大权独断，而是另一种方式，即“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集体分工，情况可能大不相同。采用“惺惺相惜”式的选拔机制，并受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考核制约，如此，一则可以将平庸和低劣之辈筛选出局，二来还能同时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监督机制。　　

不利于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其监督机制失灵，这也是发生“国企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学者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库中翻了个底朝天，也未能找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督验方，不然，早就“拿来”用上了。无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公有制企业无药可救，只有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把社会主义新生婴儿重新塞回资本主义娘胎里去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损害了包括我在内的劳动阶级的权益和利益，我们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创新不了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反对也没有用，因为国企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生存不下去。我是一名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层一线工人，所以只能到工作实践中去挖掘和寻找医治国企的监督药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件事可谓小得不能再小了，但可以小喻大，因曾体会颇深，至今未忘，受这件琐事的启发而转化创新的中国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应当属于我的知识产权，世上最大的无形资产之一，价值不可估量。我现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免费公示于众。　　

前文已述，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其间一年左右，我在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工作，并担任工会小组长。这是我生平做过的最大的官，比芝麻还要小，但还有人剥夺了我行使这一职务的权利。事情经过如下：那时，人们大多穷困，生活中一有意外支出，便捉襟见肘，无法解决了。工会鉴于平时申请困难补助金的人太多，不胜其烦，便想出了一个转嫁麻烦的好办法：各生产小组成立经济互助会，每人每月存款２元，集中起来，临时需要救急者可以借贷，日后归还。按照常规，这笔基金应由工会小组长保管和收付。在讨论时，组内有人提议，基金改由生产小组长负责，群起响应，一致通过。这是人们表示对我不信任，担心基金被不当使用甚至流失，为了防患未然，不惜打破情面。他们如此高度警惕性和责任感，缘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尽管我并无经济犯罪的前科，但确确实实在我身上存在着“挪用公款”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我当时弟妹多而年少，家庭负担较重，加之还是单身，故而同事们认为我侵吞其资金的危险性很大，不能掉以轻心。改选的互助金保管经营者，本组生产小组长是本厂“高薪阶层”之一员，则无此虞。万一他若卷款潜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家中还有值钱的家具，变卖后足以偿还。而我却是一个穷光蛋，保险系数显然比他低得多。　　

人们从我当年所在的小组改选互助金经管员的实例中可以得到启示，举一反三，明白其中道理。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之所以失灵，其实原因很简单，即直接利害相关责任人缺位。关键在于监督人和监督方向搞错了，都是上下纵向；如果改为平行横向，监督机制变得严密了，即使有人动了贪念，也无空子可钻。　　

常见报载，某国企高管转移国有资产于境外，然后本人随之潜逃。尤其是有的上市公司老总，一人金蝉脱壳，万千股民遭殃。还有更多的其它类型的犯罪事件。但是，罪犯出事前无论怎样隐蔽，都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可寻。例如，先行安排子女亲属定居外国，包养情妇，生活糜烂等等。这些“丝迹”逃不过经常与其密切接触者的耳目，就像当年我的同事们十分熟悉我这个很有可能“挪用公款”的隐患一样。但却在主管上级领导责任方的视线之外。监督机制因执行依靠的主体不同，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借鉴学习当年武汉印染厂开轧烘小组改选互助金经管负责人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变通。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优劣成败，同其所在单位职工群众的利害得失直接挂钩。如此，就能变选拔与监督机制从上下纵向为平行横向实行，即变无效为有效。　　

一个建立在利害与共、集体分工负责基础上，经营管理人员、科技工程人员和高级技工代表共同组成的“三结合”的企业领导班子，相互选择，相互协作而又相互监督，在这种体制和机制操作环境下，班子中的各领导成员就可能不约而同地积极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从而振兴国有企业。这里说的只是初步架构，其中还有许多具体内容尚须阐明，后文补充。话分两头。企业上层领导者的问题解决了，下层被领导者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提上议事日程，上下强强配合，企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现今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一般地说，不容乐观，特别是同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将给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将帅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手下却是乌合之众，缺乏主动进取精神，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例如，中国汽车工业与国外的主要差距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低。２ＯＯ３年，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国内某大集团有１Ｏ万人，年产５Ｏ万辆汽车；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只有６万多人，产量却高达５ＯＯ万辆。　　

又有一例。韩国有家面粉厂每天处理小麦的能力是１５ＯＯ吨，有６６名雇员。若是在中国，相同规模的企业一般日产能力只有几百吨，但员工人数却高达上百人，韩国这家企业属于西杰集团，也曾在中国投资办过厂，地址在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当时的日处理能力为２５Ｏ吨，员工人数却高达１５５人。同样的投资人，设在中国的工厂与韩国本土生产效率居然相差十倍之巨，效益自然也不理想，磨合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就将工厂关闭了。　　

１９６○年代，中国石油工业战线发扬“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工作精神。官方曾经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宣传推广，一时间群起效仿，也曾取得过成效。但这种运动式的推广先进经验不可能持久，所以好景不长，时过境迁，“五分钟热度”冷却，大多数人又把这种精神忘在脑后，工作态度依然故我，凡事不求过硬、精益求精，“差不多”就行。即以石油工业系统为例，因为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有的工作人员阳奉阴违，导致恶性事故仍然时有发生。１９７○年代末，一艘石油钻井平台——“渤海２号”在转移途中翻沉，全国震惊。原因就在于当事各方人员都缺乏严格的科学工作态度，马虎从事。当时倒是痛定思痛忙乱了一阵，又是吸取经验教训，又是提出整改措施。可是后来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人为不负责任的恶性事故。２ＯＯ３年１２月２３日晚，在重庆市开县高桥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１６Ｈ井在起钻时，突然发生井喷，富含硫化氢的气体从钻井喷出达３Ｏ米高，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扩散，导致了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面积的灾害。这次事故造成２４３人死亡，４ＯＯＯ多人受伤，９·３万多人受灾的恶劣后果。事后调查，原来是相关员工一系列工作不到位所致：　　

——有关人员对罗家１６Ｈ井的特高出气量估计不足；　　

——高含硫高产天然气水平井的钻井工艺不成熟；　　

——在起钻前，钻井液循环时间严重不够；　　

——未能及时发现溢流征兆；　　

——有关人员违章卸掉钻柱上的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没有及时采取放喷管线点火措施，大量含有高浓度硫化氢的天然气喷出扩散，周围群众疏散不及时，导致大量人员中毒伤亡。　　

上述这类事件可能是中国劳动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广大基层职工低效率和低素质表现的一个缩影。　　

中国劳动者历来以智慧与勤劳闻名于世，现在怎么表现得如此不堪？经济学界右派学者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制度，一家之言，原本也有些道理。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散布这一论调的目的，不在于改进公有制企业制度的缺陷，其实是为了驱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复辟资本主义的产权私有化“改革”制造舆论。　　

我根据自己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的观察、了解与分析，认为造成今天劳动者工作表现不如人意的现状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多方面因素，而且各方面因素之间往往又都有联系，必须统筹解决。也就是说，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上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即以“铁饭碗”而论，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到底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决定于我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正确与否。具体地说，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站在将职工群众当作企业主人翁、还是雇佣劳动者之立场上？尽管官方宣传不久之前似乎还是在说，工人阶级是企业主人翁，但措施没有到位，因而名不副实，说得再多、再好听也无济于事。而在解放初期，大多数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层广大工人群众，大家都真切地有一种翻身作主人的感觉，虽然还是在私有企业。我在１９５６年当学徒时，就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感受。逆转变化发生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大批具有革命资历的经济门外汉进驻厂矿企业，并走上领导岗位。从此，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瞎折腾、乱指挥则是这批外行领导中的大多数人的工作常态。所以，如果从微观上看，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公私合营前的私有业主。国营武汉印染厂比之于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就是如此一例。这种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效率公不如私的众多个例，也为今天的右派学者复辟旧的企业制度以口实；但从宏观上看，除在政治运动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期间外，他们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整体上无可否认地还是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甚至即使在政治运动破坏期间，也有可圈点之处，只是大打了折扣。这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固有和特有的优越性发生了作用，如能计划合理地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利于各企业间开展共产主义性质的协作等，更重要的是，那时有许多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劳动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二，这种成绩是建立在败坏科学社会主义信誉、导致劳动群众贫困的低工资基础上，同今天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我的长期观察和体会，低工资不但是造成我国劳动力效率和素质相对低下的根源，还可能是危害社会长治久安的隐患，犹如定时炸弹，待机爆炸。这决非危言耸听，往事可作为殷鉴。前文已作介绍，我厂如以工资收入高低区分，相对而言，工人中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拿的是当时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的普通工资，就叫他为“低薪阶层”；一个拿的是比普薪约高两至三倍的私营时代遗存下的保留工资，人们称之“高薪阶层”。我在厂内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搞“四清”，还是闹“文革”，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一来，只要是批斗“当权派”，可以说全是低薪阶层中的“革命群众”闻风而动，并且雷厉风行，充当急先锋和主力军角色；“高薪阶层”职工则几乎难有一人主动地积极参与其事，斗争会上，他们随大流喊喊口号，也是有气无力，缺乏气势。两者表现泾渭分明。这一现象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著名科学论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低薪工人大多日子过得艰难，破罐子破摔，无所顾忌；高薪职工因为是“万元户”，家道小康，担忧混乱局面影响到自家相对宽裕的生活质量，因而希望生产正常，社会稳定。过去持续不断的政治上破坏性的群众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可谓大矣，但是，人们在探讨其成因时，都是着眼和归咎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却忽视了基层群众潜在的危险的精神状态。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火无柴能烧成灾吗？社会动乱的根本隐患存在于大多数老百姓对低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满之中，过去如此，现在亦是如此。　　

一个低效益，低端品为主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只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受穷，受穷时间长了就会出乱子。但是，高工资必须建立在企业高效益的基础上，决定性的因素又在于企业中的人发挥什么样的效率作用。从低效益——低工资——低效益的恶性循环，转变为高效益——高工资——高效益的良性循环，除了改革领导班子的选拔组成机制，树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权威，以便行使高效职能以外，还要配合搞好班组建设，打造企业强健的“细胞”组织。有这样一个“法则”：如果你把一个坏苹果留在一桶好苹果里，结果你将得到一桶烂苹果，这就是“坏苹果法则”。如果想使你的企业事业成功，那么你就必须有一个相互协作、积极进取的团队发挥作用。企业上层如此，下层亦是如此。强将手下无弱兵，两好合一好，否则也难成其事。班组集体中不能有一个“坏苹果”，即工作吊儿郎当，或是与同事龃龉不断，热衷于闹无原则纠纷，影响班组团结的另类职工。　　

总之，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着手解决国有企业低工资带来的恶性循环问题。但欲转变为高工资的良性循环机制，人们首先要有正确的按劳分配观念，过去那种同工同酬的认识，乃是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而非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失之于片面，并未真正地从平均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因而必须改正。例如在武汉印染厂，我与其他拿低薪的工人们一样，曾经认为，当年在同一个厂，同一个工种，同一个机台干同样的工作，完成同样的生产任务，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只有高薪工人的２分之１，甚至３分之１？同工不同酬，很不公平啊！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如此认为，但我改变了看法。同一个厂工人，虽然干的是同样工作，但各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创造精神，产生的效果则可能大不一样，甚至有天壤之别。武汉印染厂是竞争性行业中的一家工厂，当年为什么能够在湖北省千百家企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一枝独艳？关健就在于它有别的厂家没有的“满负荷工作法”，还有主要生产机台丝光机的高于常规效率一倍的本厂独创的“双头进布法”。创造这“两法”的都是本厂高薪阶层工人，他们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在工作中长期不断地摸索、试验、磨合、调整、修正，终于成功。低薪阶层工人，包括鄙人在内，普遍缺乏这种精神，完全未曾参与。他们都像我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拿这几个鸟钱，会去搞什么技术革新？这是像我这样的“中间人物”的想法，少数先进分子可能例外。创新难，守业亦难。维持上述“两法”正常运行，也要依靠高薪工人作为骨干力量的支撑，他们一旦陆续退休，后来全由低薪工人当家，局面随之发生逆转，工作不再满负荷了，换装的新丝光机竟然还不如旧的，又退化为单头进出布，生产效率一下子降低一半。　　

武汉印染厂这一事例虽然独特，但其中不乏蕴含共同规律。它的启示意义在于，赖以实现生产中优质高产高效率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人发挥先进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如何由先进人物促使产生？在现阶段时代环境下，教育鼓动是没有用的，必须实行物质激励，也就是说，在竞争性行业中，在工人中，必须允许并做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像原武汉印染厂当年的“万元户”高薪工人一样，让他们的工资收入相对于社会上其他单位较高，使其心理有满足感，从而产生动力，愿意格外努力作出突出贡献。我厂前高薪工人以前就曾这样干过。而在当时的湖北省企业中，因为没有这样的“万元户”群体，也就产生不了“满负荷工作法”及在此法运行下的高效益。“艰苦奋斗”应当指的是精神，主要目的在现阶段是为了脱贫，记住这一点，不要搞错了。劳动者终年困扰于生活，存在后顾之忧，并且改善的希望渺茫，哪有心思去生产一线“奋斗”？当然，欲使高工资——高效益良性循环起来，仅仅解决观念认识问题远远不够，还须要改革劳动组织体制和工资分配机制，拨乱反正，大动干戈。详情后叙。　　

﹙九﹚　　

论人文管理之大敌——“有领导的民主”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具体形态是一种什么样子，怎样去建立？我们如果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基本上掌握了在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开启国企改革振兴成功之门的钥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学诚然丰富多彩，但有这方面的内容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因为如果有，早就被人“拿来”用了。回顾国企改革，领导者根据过去的经验，最先想到的是拨乱反正，欲恢复１９６６年以前被文革破坏的企业的严格管理制度及其秩序，但因失去的资历权威再难重新树立，加上社会上和企业内如前文所述不良的反常现象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而遭到消极抵制，所以收效甚微，可说徒劳无功。后来东施效颦的书呆子们在严格管理都未能恢复的情况下，企图在管理层次上实行“跨越式战略”，学习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科学管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南橘北枳，大多数国企实行的仍是不上档次不入流的管理，其层次比资本主义初期最原始的管理还要落后，也比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以前和旧中国的私有企业管理落后，表现的怪状，甚至可同书本上描述的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办企业管理相媲美。如此糟糕的管理，国有企业当然生存不下去了。人们至今还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正因为茫然无知，才被别有用心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右派分子以可乘之机，一口咬定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企业制度的公有制上，因而必须废除。原来公有制范畴内的改革，畸变为私有化改制。但是，复辟私有制，管理层次只能恢复至“严格”，到此为止，再难提高了。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如此说来，我是反对效法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了？非也。学还是应当学的，但要找准对象，并适用于中国国情。　　

１９８Ｏ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在议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现象时，曾在报刊上看到过一篇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文章，文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美国的企业管理不如日本，所以前者的劳动效率才被后者赶超。从此，我开始留心日本企业的经济动态，特别是在管理运作方面。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何特点和优点？我同国内其他人一样，因未曾亲历其境，可能是雾里看花。当时的论者都只简略地说是受到中国儒家学说熏陶与影响云云，语焉不详。我倒另有新的发现，觉得日本人在企业中其实走的就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至于有心为之，还是无意巧合，就不得而知了。这条路线，知识产权原本是我们的，日本人实行起来认真而有效，中国人中，因为过去和现在老少“歪嘴和尚”太多，真经被念走了样，适得其反。　　

管理层次不同，要求的条件也各异。例如，严格管理能否奏效的关健在于管理者在企业中是否具有领导权威，如果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听从你的指令？当然“严格”不起来；科学管理要求领导者要有较高的经营能力，若是外行瞎指挥、乱折腾，则与“科学”不沾边；人文管理则必须人际关系和谐，上下同心协力。科学管理层次高于严格管理，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前者比后者效率更高。但为什么说人文管理比科学管理更优越呢？两者的区别是，科学管理依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上层少数精英分子，由他们开拓创新，下层群众被动地照指令行事；而人文管理则可以做到无一例外地发挥全厂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奋斗。简略地说，科学管理走的是精英路线，人文管理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优于精英路线的一个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典型例证，就是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日本的企业管理效率比西方其它发达国家更高，这一点国际经济学界早在上世纪８Ｏ年代便有定论。我在后文还将举例说明。　　

据我浅薄所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著作，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论文为主。日本某些企业的“另类”企业管理在西方管理学中只是上不得台面的非正统支流，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被世界上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抽象肯定，具体忽视。尽管从实践效果上看，西洋人自叹弗如，也不可能将竞争对手东洋人那一套成功经验“拿来”，为己所用，因为国情不同。这就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变迁、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等因素了。没有能力深究下去，浅尝辄止。　　

但我了解中国国情，因为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特别是熟悉我所在的劳动阶级广大工人群众的心态及其行为。因而可能避免像效西施之颦的中国“东施”们那样，食洋不化，不是囫囵吞枣差点咽死，就是消化不良大闹腹泻。经济学理论学识浅薄，甚至无知，反倒是我这个工人大老粗的优势所在，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也必须走群众路线。但是怎样走法，大有讲究，否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改革初期，某些上层人士，主要是留恋过去时代的持旧观念的老左派分子，提出在国企改革中要拨乱反正。应当说，所谓的“拨乱反正”，这个口号本身无可非议。但“正”在哪里，却找错了时空。当时，他们鼓吹为“管卡压”一套作法“平反”，主张重新实施文革前对劳动者的高压政策，欲恢复动乱前的状态，以保持严格管理下“正常”的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前文已述，这一复旧意图由于其已丧失领导权威和遭到职工群众消极抵制，在这双重原因下终于落空。我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含义之“正”，曾经存在于解放初和“一五”时期。根据我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那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新民主主义时期企业的人文管理已现雏形。这种管理层次的直接表现就是高效，当然指的是在当时技术水平条件下，比前大有进步的高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高效乃是建立在广大职工群众心情舒畅，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因而又是一种可持续地不断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方式。　　

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制度，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一，首先职工群众要有企业主人翁当家作主的真实的、具体的感受，不是头上被人戴上一顶虚幻的高帽子就行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据我的两位师傅﹙他俩曾是上海私营时代的老职工﹚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解放初期的天一印染厂尽管是私有制企业，工人们的社会地位却已经实质性的空前提高，虽还没有“主人”感觉，但也比较满意，因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资方开始要倾听能够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工会的意见了。其二，职工群众深信，自己的期盼与希望将会实现，即他们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相应回报，明天更美好。　　

中国劳动者的传统美德之一是知恩图报，你给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我生而有幸，曾经见闻过两件企业还处于人文管理雏形阶段时的故事，一件是耳闻，另一件则是目睹。先谈耳闻的一件。本厂两位上海天一印染厂老职工说，当年为了响应党和政府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天一厂全体职工发扬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精神，自主创新，实现了一项关系全局生产的重大技术革新，即前文已作介绍的主要机台几部丝光机全改为双头进出布，比以前的单头进出布提高了一倍生产效率。后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国有，消除了资本家剥削，工人们反而感觉不爽了，主观能动性降低，再也没有动过自主创新的念头。目睹的另一件故事，则是前文中例举的我当学徒时在汉口宗关水厂的经历。如果说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的技术革新动作是爆发式的，那么这家水厂工人师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就是“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了。从旧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到解放后的企业主人翁，人的感觉变了，工作态度也随之相应地改变。我发觉师傅们经常在琢磨工作中的问题，交接班时，每次总要相互讨论一番，时间长短不等，一般也就上十分钟，只讲实效，不拘形式。就是这样，积小变为大变，这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从以前随心所欲，效率低下，到我去代培时，短短几年，已经变为严格，科学有序了。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国普调工资。我还记忆犹新，当时人们的议论热烈而乐观。我的师傅们那次虽然都没有加薪，但他们表示理解，增加工资要分先后嘛。“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会逐渐好起来的，对这一点，当时人们深信不疑。　　

我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当年的工作表现应该说也很不错。我曾认为，新一代中国青年工人，如果比不上只有文盲和半文盲水平的老一辈，简直就是耻辱。可能急于进步，在工作中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登高跳远。进厂不久，经过研究，提出了一条改进技术建议，因为不成熟，没有被采纳。但却在师傅们中引起轰动，说我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小学肄业，在他们心目中便是“秀才”了﹚，能够提出“科学”建议，真不简单。都来热情鼓励，使我受宠若惊。但是，假使日后几十年，我竟畸变为“撞钟和尚”，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会对我这个不肖徒弟大失所望。　　

回顾这段往事，感慨良深，有下列几点经验教训：一，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并非虚无缥缈，高不可攀，它的雏形就曾存在于我们的企业之中；二，如果当年那种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人们怎么可能将国有企业同“冰棍”联想在一起？三，我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中间人物”，思想与工作表现进步，还是退步，都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四，拨乱反正之“正”，应落实于解放初和“一五”那个时期的情况。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后，由于大批有资历的外行进驻与领导企业，并对劳动者实行高压政策，此前的人文管理雏形因被破坏而消失了；五，是怎样破坏的，人们对其要有具体的感性认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复旧”措施，恢复与完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　　

第２章第２节文中已述，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大批有革命资历的外行领导们仓促上阵，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打了一个大败仗。劳动群众生活因而急剧下降，原以为消除了资产阶级剥削，明天更美好的希望落空，有段时期(主要是三年饥荒时期)，甚至比旧社会还不如。本来好心办坏事，情有可原，改了就好。但糟糕的是，肇祸者不愿正视错误，文过饰非，越来越左。老百姓并不是傻瓜，心里是明白的，直接反映就是怨言四起，消极怠工。当时，中央采取什么政策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狠抓阶级斗争和加强思想教育。前一条政策，斗争对象开始还是极少数人，后来范围越来越大，连我这个无辜的平头百姓也在劫难逃；后一条政策，教育对象则是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之外的大多数人。但这条正面政治教育政策欲取得成效，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让劳动群众直抒己见，想什么，说什么，那可不行，会搞砸的。于是就将社会主义民主重新整治，性质和内容变得全非了，但原有形式却没有变。例如小组民主讨论会，以前可以说是职工当家作主必不可少的一项主要内容，大家热情都很高，读报讨论时事，议论国家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等等，有时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民主集中，反映上去供领导者参考。后来的会议性质就变了，先由上级定调，安排下面学习，“民主”讨论。讨论什么？结合当时运动或某个事件，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采用填鸭灌输方式，思想不通也得通，并且还要每人表达，根据上面不同要求，或拥护，或反对，或批判，或声讨。人们勿须独立思考，按照领导要求，如此行使“民主”权利。在这种“民主”氛围中，假话，套话和空话开始流行。大家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我有时一不小心，情不自禁说了几句心里想的真话，被人记了下来，结果秋后算账。在文革中，革命群众遵照领导意图大字报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汇编成册，荣幸地被树为“批判典型”反面样版，一度是“划而暂不戴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吃尽了苦头。杀鸡吓猴，以儆效尤。谁还敢再说真话么？　　

列位看官！你们知道这叫什么民主，原产地在哪里吗？说来还有一个故事。１９５７年，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有领导的民主”，大力宣扬，一时间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最激烈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认为，这不符合西方观念上传统的民主定义，世界上搞什么样的民主，只能由我美国人说了算。为此，他专程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同苏加诺面对面展开一场辩论。双方唇枪舌剑，未能决出胜负。两人打了个平手都不甘心，意犹未尽，约定以后再一次较量。杜勒斯国务卿此后百忙中也要抽出时间学习西方世界各种民主专著，将论战武器储备得足足的。正当他经过两年精心准备，踌躇满志，感觉再战必胜，一定要驳得那位倡导另类民主的对手体无完肤之时，１９５９年的一天，突然感觉喉部不适，一检查，原来患上了癌症！上帝不让他再饶舌、争强好胜了。当年，杜勒斯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边缘政策”的鼓吹者和推行者，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仇敌。照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是坦率地说，在对待“有领导的民主”这一认识问题上，我与他立场虽不同，态度却一致，而且，反对的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此君。　　

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倡导的所谓“有领导的民主”，中国人的解释，就是把自己当作诸葛亮，而视公众为群氓。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国家及其企业主人翁的观念格格不入，毫无共同之处。但这种民主模式从那时起却在中国大行其道，岂非咄咄怪事。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它？因为实践表明，它削弱、阻碍、甚至窒息了劳动群众工作中的主观能动积极性。人们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竟成了常规行为。一个典型例征，就是上文谈到的我所在生产小组“大水小用”的浪费现象，如此明显而严重，竟然延续了３Ｏ年而无人过问，尽管每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如果人们还像１９５６年时我的师傅们那样，感觉自己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企业主人翁，而非受人摆布的本偶人，思想情绪和职业操守便会同后来情况大不相同。上述浪费现象可能发生吗？遑论长久存在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人，主要是上层老左派人士，对这种民主模式恋恋不舍，继续推行呢？我认为，他们可能是从文革动乱中消极地吸取教训，搞错了拨乱反正之“正”的目标。　　

即以我比较熟悉的国有企业情况来说，迄今为止，某些曾遭迫害的上层管理者对文革的控诉可谓深切，但却无人自我反省一下，本厂某些职工为什么对你痛恨？可以肯定，早在你被迫害之前，你已经站在了一部分群众的对立面，因为你领导企业实行的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而必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执行者，程度不同而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在前文第２章中已有原因分析，不再赘述。但要补充一点，这也是对“有领导的民主”厌恶情绪的一种反弹，因为物极必反。这种反弹情绪后来又被文革野心家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无政府主义民主。这种新的极端民主，同旧式“有领导的民主”死板正好相反，它的活力太厉害了。如以武汉印染厂为例。文革前，人们一听到又要召开大小“民主”会议就头疼，拖拖拉拉，很难准时到齐。文革后就不同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之间造反进入高潮时，子夜时分，寒风凛冽，“革命组织”的高音喇叭响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紧急集合”干什么？准备到“走资派”家中去揪人，或是开会商讨明天如何同别的群众组织打派仗，等等。许多人一听到高音喇叭号召，忙不迭地从热棉被里面翻身而起，脸也不洗，一边穿衣系扣，一边就赶去了。这种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民主，纯属胡闹，理所当然要唾弃。但有领导的民主比它要好吗？也不见得。在我看来，半斤八两。其实这两种模式的“民主”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一种显性，一种隐性罢了。好比激烈的罢工和悄然的怠工，你认为哪一种对生产力的发展负面影响更大？　　

文革结束之后所谓的“拨乱反正”，就是终止了无政府主义民主之乱，恢复了有领导的民主之正。但是，这种有领导的民主的权威性经过动乱后大大地弱化了，不再像文革前那么有效，低层次的严格管理也维持不下去。国有企业职工劳动与工作纪律松弛，“放了鸭子”。高压政策又失了灵，无奈之下，使出了杀手锏，这就是所谓“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打破你的饭碗。但最后这么厉害的一招还是制不住邪，解决不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至此，老左派黔驴技穷，束手无策；新右派应运而生，粉墨登场。默默无闻，蛰伏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可能终于在官场上遇到了知音，开始神气武扬，逐渐对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了话语权，指手划脚了。他们把一切症结弊端的根源，都归咎于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与机制，即所谓制度问题，政策问题只字不提。从而“理论创新”，为产权私有化改制找到了根据。企业让资本家来经营，不是一管就灵了吗？　　

然而，经济学术界右派理论家们被言听计从的得意日子到了尽头：因为他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引起民怨沸腾；“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他们的“理论”对之根本无法转变，只会雪上加霜；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出来了，沿着他们鼓吹和实行的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亿万工人群众也将越来越多地沦落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　　

既然此路不通，迷途知返，犹未为晚，就要幡然回头在振兴国有企业上下功夫，找出路。振兴国企是一项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复杂得很，涉及方方面面。那么，着重抓哪一方面？我认为应当是提高人的素质，因为人是决定性因素。怎样提高？不要热衷于搞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什么思想教育，那是自欺欺人，毫无作用。而是必须政治改革，消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有领导的民主”的流毒，因为它是国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人文管理的大敌。这种“民主”机制，可以一分为二地评价。有人只看到它可能用以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维护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表面上是建设性的正面作用一面，因而情有独钟，深恋不舍；但其显性正面作用远远比不上其隐性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察觉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同解放初期相比，现在工人的职业操守和党员，官员的政治素质，整体而言，已经显著地大不如前了。这种今不如昔的变化根源何在呢？就是“有瓴导的民主”政治机制作祟。它对人起的是类似于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作用。我在第三章第三节文中现身说法，讲述了我是怎样从一个追求进步、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几十年逐渐畸变，堕落成随波逐流，暮气沉沉，老于世故，不思进取的“撞钟和尚”的故事。破坏性的使人逆退的“有领导的民主”政治机制使然也。这种政制就像是水源遭到污染的净化水，表面上清亮，却暗含不易察觉的毒素，人们长久饮用，不知不觉会患上癌症。企业也是一样。这种“逆向淘汰”的政制至今仍在发挥着破坏性的作用。除上文谈到的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李海明事件”外，企业里，社会上这类事件可谓比比皆是。再举几例：　　

一，据报载，２ＯＯＯ年３月８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领导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重视，也引发了湖北，特别是在监利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改革减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税费负担，但也触动了当地权势集团中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这位农村基层官员难能可贵地说了一句实在的真话，他后来怎样了？一个月后，县里传来消息，湖北某省委领导意见：监利怎么搞这种人﹙李昌平﹚当乡党委书记？言下之意就是无组织无领导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时髦大帽子就是破坏稳定。这名乡间小吏立即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被迫辞职出走。谁违反了官场上只能讲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潜规则，谁就得付出代价。而那些对当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不会想着设法改变现状的官员，则全都安然无恙，没被触动。负责者丢官，守土不负责的失职者只要继续安于现状，不给上级官僚的“政绩”抹黑，好处大大的有，以后还会有机会升官。这不是“优汰劣胜”是什么？李昌平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搞的是“无领导的民主”。三章三节文中已述，我在几十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出于制水工的职业责任感，欲反映水源污染问题，但怕被扣上“目无领导”的大帽子，只得通过层层组织逐级反映的“民主”程序，结果建议一度夭折，后来冤死了几十条人命！　　

二，同年，据《中国青年》第３期顾茂春文﹙摘要﹚：　　

“前不久，《人民日报》刊发了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其随下去视察的某省领导到Ａ县采访。Ａ县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就是‘把种树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那位省领导总是大会小会表扬Ａ县。但记者发现，Ａ县纬度较高，种植的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当地很难存活的树木花草。县委书记上任一年多，街上的植被树木已经换了三茬，全县几百万扶贫款几乎用光，而这个县至今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决温饱。文章最后说，稍有判断力的人都会看出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点破呢？’”　　

问得好，想知道答案吗？这位记者可能因为年纪轻，阅历浅，才会提出这个问题。让老夫倚老卖老，以亲身经历遭遇告诉你。前文已述，１９５８年，武汉印染厂领导像那位上任一年多的县委书记一样做表面文章，掀起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高潮，搞什么“超声波化”，与Ａ县的“种树脱贫”有异曲同工之妙。鄙人当年涉世之初，头脑简单，哪里知道点破“皇帝的新装”，乃官场上之大忌。那些领导者和官员因为无能，又要取悦于比他水平高不了多少的上司，如记者“随下去视察的某省领导”那样的人物，才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但他并非白痴，这些只图一时能够糊弄住蜻蜒点水式下去视察的官僚的表面文章，小学生都明白的浅显常识，他会不懂，要你自作聪明去点破？你点破，还是不点破，对你今后的人生道路至关重要。我当年就是因为自作聪明，说皇帝没有穿新装，卵子都露在了外头，结果使领导丢了面子。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如果领导者没有面子，成为人们的笑谈，还能存在下去吗？所以，我后来被视作危险人物，入团申请被否决，还被“温水煮青蛙”式的折磨了几十年，完全是因为不经意间打破了潜规则，咎由自取。而那些装聋作哑者，则被认为“听党的话”，驯服可靠，完全没有吃过我这样的苦头。这种从１９５Ｏ年代后期开始延续至今的潜规则，社会上许多人都深知其中奥妙，不敢违反，中央党报记者反而不懂，太不成熟了。　　

上章文中还提到，中国电信行业恶性竞争之下，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这种严重犯罪行径，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不可能都不知道其危害性。那么，当初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点破呢？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个别有权势的人物定调拍板，其他人则考虑各自的利害得失，不惜背叛社会主义原则信仰，或是同意，或是默认，总之无人点破反对，如此对全国人民犯下弥天大罪的决策才得以通行。能够用来兴建数个三峡工程的几千亿元就这样白白地扔进了水里，连响声都没有。迄今，还没有听说有一个责任人因此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罪行而受到处理。显然，只能有一种解释：官场上有人要维护“有领导的民主”这种“民主”机制的神圣不可动摇性，哪怕亡党亡国，也不能动摇！　　

三，我们的民主机制出了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反映在官场的人际关系上。据２ＯＯＯ年４日《检查日报》石言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无人举报胡长清》中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严重腐败犯下重罪，已被执行枪决。胡长清在短短４年多的时间里暴敛钱财７ＯＯ余万元，高峰时间日进３万元。可就这么一个大贪，几年来却无人举报，这不能不让人生出疑问。　　

“据知情者介绍，胡长清案发是非常偶然的……　　

“其实，不仅仅是胡长清案件，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腐败案件，大多也都没有举报。陈希同是由于王宝森的意外自杀而东窗事发，王宝森罪行败露是几个秘书‘咬’出来的，而几个秘书又是由无锡非法集资案而牵出来的。　　

“泰兴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也是由秘书长李胶青入狱而暴露的，而秘书长李胶青带上手铐更是源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区公安局副局长的案子。　　

“上述现象专业人员称之为‘串案’现象，在检查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并不是很多。　　

“最高人民检查院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说过，检查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７Ｏ％以上是来自群众举报。事实上，除了以案带案和举报以外，还有一些案件是自首和专门机关发现的。这么一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贪官的案件大多都是群众举报或者其他方式出现的，而大贪官的案件只能由同案犯供出。分析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无人敢举报，二是无人知情，无法举报。　　

“先说第一条，大贪官权高势大，对他人的威慑力不言而喻，但权再大，势再众，也不可能到了可以吓倒一切人的地步。　　

“再说第二条，如果说贪污贿赂案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天不知地不觉，但小贪官的罪行何以那么容易暴露。尽管大贪官和群众的接触少，其行为有较强的隐蔽性，但总是有人知道的，既然两条原因都难成立，那为什么又无人举报呢？　　

“回到胡长清这个具体的案件，为什么无人举报并不难回答。胡长清在四年多省长助理、副省长的任上，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很多人早有察觉，特别是他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很多时候还是借助他人完成的。例如，胡长清为某企业购地出力，该企业送给胡长清价值１○万余元的住房一套，后胡长清送给了他的情妇。送房子这件事情在该企业很多人都知道，是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举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胡长清的存在对他们有好处，胡长清利用他们，他们也在利用胡长清，说重了他们是狼狈为奸。胡长清案发后，几十个官员被法庭点名，这些人都是胡案某一方面的知情人，要举报胡长清都是很有资格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有举报，相反连到法庭上作证都显得十分不情愿。”　　

该文认为，之所以无人举报胡长清之类贪官，在于互为利用的因素作祟。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只是部分原因。中国党员干部队伍整体政治素质已经沦落到空前低下的地步，乃是明摆着的现实，也是贪官无人举报的根本所在。究其根源，就是逆向淘汰的“有领导的民主”机制，实为变相的专制主义机制潜移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现在人们因噎废食，忌讳“斗争”了。仿佛一斗争，便会破坏安定团结。但是，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普遍缺乏正义斗争精神，变成了“好人党”，在同邪恶势力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中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不如一般群众，这个党还能称作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吗？它还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吗？它还有生命力吗？　　

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决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一家国有企业也像现在官场上常见的那样，表面上“安定团结”，暗地里浊流涌动，这家企业还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吗？有多少国企因此而破产，难以数计。解决问题要找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入手。实现人文管理的首要解决条件，就是要把外国资产阶级一位代表人物倡导的、因为适合中国官僚们的胃口而事实上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有领导的民主”机制的流毒清除干净——让它见鬼去吧！　　

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只有排除了这一块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摆脱了官僚的束缚，才能昂首挺胸，放开步伐，真正走上企业主人翁的地位，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

(十)　　

优化领导班子  必先提高职工群众素质　　

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就像１９８Ｏ年代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时的情况一样，因为冲破了过去畸变了的、死气沉沉、毫无活力的集体化体制束缚，生产力一度比前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但也仅此而己，达到一定高度，就再难攀上去了。小岗村现在不是销声匿迹，张扬不起来了吗？倒是拨乱反正，打破了平均主义桎梏，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江苏华西村等集体化先进典型，前来参观、学习、取经者络绎不绝。人们终于发现，集体化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在农村中失败，并非集体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在实行过程中缺乏经验，被极左的一套东西鱼目混珠，政策上的错误所致。公有制国有企业失败，原因也是一样。产权私有化改制，也只能救急于一时，即比文革后处于混乱失控状态的原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可能有所提高，但也仅此而己。恢复到旧中国时代，也即是资本主义最原始初级的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的私有制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完全不沾边，再往前行，就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了。中国的这些新生的私有制企业，几乎无一不是建立在劳动者低工资基础上。有人会说，中国的国有企业，除垄断行业外，难道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吗？但两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完全不可能做到向发达国家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肩看齐；而后者则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有着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潜能。稍安勿躁，后文补叙。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必须主要依靠其国内强大的产业支撑。没有听说，依靠加工贸易和房地产业，无论多么兴旺发达，能使民富国强。中国虽有全球第一的GDP增长记录，但其中的高效益部分可谓微乎其微，甚至不乏像上文所述中国电信业几千亿元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也滥竽充数，被当作统计账面上的“政绩”。“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了怎么办？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试图暂时缓解一下矛盾。例如，太湖流域江苏境内星罗棋布１·２万家小化工厂，严重污染环境，便关停一部分；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注重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所谓“高科技产业”等等。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缓解举措作用有限，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转变“四高三低”经济增长问题。又回到老话题上，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振兴国有企业。而振兴国有企业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但是，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传统选拔机制，即由上级委派任命，国有企业能产生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吗？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委派任命者——官场上的生态环境，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据２Ｏ○５年４月初《法制晚报》报道；　　

“近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在京进入审判程序，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即将接受判决。此前，有关马德案的报道均称：当地２６５名官员被牵涉其中，且大都是处级以上干部。绥化当地对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是怎样处理的？日前，记者赴绥化采访。　　

“马德案刚爆光时，有媒体曾报道，由于涉案干部多，纪检监察部门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因此，绥化市纪检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结合、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５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　　

“绥化市法院一法官告诉记者：‘外界所说的‘抓大放小’，５万元底线只是针对一般干部的，‘有来头的’干部则享受１Ｏ万元底线待遇。２ＯＯ３年３月，绥化市召集副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要求涉案干部主动交代，１Ｏ万元以下可免予刑事处罚。’　　

“３月２７日，与马德为邻的一名退休纪检干部告诉记者：‘涉案的２６５名干部，除少数‘影响恶劣的’，大都得到了从轻处理，严重一些的免职，其次是降级、记过、警告和单独谈话。目前，受处分的市直机关干部只有４人。’　　

“在采访中，原绥化市某区委干部的名字被屡屡提起，此人也牵涉在马德案中，但现在已升任为局级干部。此外，一名曾向马德行贿数万元的原绥化某县官员，目前已调任某市任重要职务。　　

“在３月２２日的庭审中，马德对收受绥棱县县长李刚人民币３２万元，美元１万元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牵涉在‘李刚案’中，曾行贿４·５万元的耿某不但早在２ＯＯ２年就顺利担任县政法委副书记一职，如今还是县人才的副主任。”　　

现行刑法明文规定，行贿受贿，贪污１Ｏ万元以上就可判处死刑。奈何法难治众，现在这个数字有的地方连刑事立案的起点都够不上。贪脏枉法的腐败分子，只要不是“影响恶劣者”，像黑龙江省绥化市这位原市委书记马德那样，搞得太出格了，虱多不痒，照样继续当官升官。　　

官场生态现状不容乐观，并非仅仅表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卖官鬻爵方面，在这方面虽然趋向严重，至今还只限于局部；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官员们的整体素质和形象不佳，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试举一件“小事”为例。据《报刊文摘》２ＯＯ７年８月２４日一篇题为《公务员学太极因何招嘲讽》的文章，﹙佚名﹚有一番概述：　　

“近日珠海６ＯＯ名公务员接受检测，体质良好者甚少，问题集中表现为男性体重偏重、超重，反之女性偏轻、超轻；心功能指数合格率仅有４７%。为此，珠海市体育局日前向全市机关单位发出通告，要求全市公务员集中学太极拳，积极强身健体。　　

“公务员学太极，这本应是一则毫无争议的消息，也是对自己身体进行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谁想到却在网上引来冷嘲热讽，口水如泼。　　

“对此，《甘肃经济日报》８月１５日刊载滕朝阳文章认为，这现象值得公务员阶层深思。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南京某医院发现４５１人有脂肪肝，占总检查人数的４３·Ｏ３%。于是，在不少人看来，‘过量饮酒、营养过剩、运动量少、生活无规律’，这仿佛就是公务员所特有的职业病，是吃出的病，是养尊处优养出的病！　　

“由此可见，网友针对的并非练太极的健身行为本身，而是公务员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问题。要知道，塑造公务员优良而健康的集体形象，光靠公众转变观念还不够，须从公务员改变自身痼疾做起，比如，莫沉湎于吃喝，比如为民办事莫推诿。”　　

又据“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７年﹚第３４期刊登慎海雄的文章指出，时下少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有的等上面拿主意、定调子，满足于按部就班；有的不思进取，满足于得过且过；有的观念陈旧，固步自封，满足于老经验、老办法；有的畏首畏尾，怕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满足于做‘太平官’。　　

“对此，可以称时下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班子是‘集体不作为’：凡是遇到难事、棘手事，一律不表态不吭声，遇到矛盾绕道走，惟恐因表了态拍了板而担责。他们对哪怕是丁点儿的责任也是退避三舍，只求明哲保身。有的班子该做的决定不做，该拿的大主意不拿，说是要等十七大；物价涨幅过大，尤其是房价和食品价格问题已经到了非调控不可的时候了，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有的领导班子仍以所谓的尊重市场选择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按兵不通；城镇居民医保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在２Ｏ１Ｏ年将正式推开。局部试点，经过证明切实可行后再全面铺开，这本是试点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试点城市就可以不作为，一切要等到２Ｏ１Ｏ年再说。　　

“文章说，开拓进取，积极作为，本应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应有状态。我们必须既治贪官，又治庸官、懒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因而，我认为中国官员阶层整体素质中的方方面面，比较起来，现在表现得危害最严重、最让人诟病的还是在不讲诚信方面。从报上信手拈来两条例证：　　

一，据《工人日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２２日石飞撰文说：　　

“最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官员博客’最集中的城市’江苏宿迁市‘已有８１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开设博客’的消息，甚是兴奋。然而，近来偶然遇到的两件事情让我的看法发生了逆转。一是，一天晚上，我与一官员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也开博了，并告知了网址。饭罢回家上网一看，他当晚竟然上了一篇博文，不过让我疑惑的是，上帖的时间我们还在碰杯呢。打电话询问后得知，他专门雇佣了一个博客‘枪手’，其２Ｏ多篇博客全都是他雇佣‘枪手’的‘功劳’；二是，某市一个文友来电说，他们那里官员开博蔚然成风，开博成了与时俱进，紧跟潮流的表现，各个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几乎一夜之间都‘博’起来了，不过，他们的博客没几个是自己写的，大都雇佣了‘枪手’。　　

“对于雇佣‘枪手’写博客的官员，说轻了，是弄虚作假，说重了，有些欺世盗名。这样的官员，为人的品质令人怀疑，为官的品质同样令人怀疑。”　　

二，公款旅游，在世界上许多法制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丑闻”，但在中国官场上却堂而皇之大行其道，据说每年仅此一项挥霍的国家财政支出数以千亿元计。当然，有资格享受这一福利待遇的都是大大小小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打的幌子则是所谓“因公考察”，其实大多公然撒谎。让我们听听一位知情人的披露：　　

“据《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７年﹚第３４期报道，８月１３日，在合肥市第二看守所，记者采访了安徽省检察院违规公款出国旅游活动的经办人张文娟。就是她给了安徽省检察院原办公室副主任叶彬１１万余元的‘回扣’。　　

“张文娟向记者透露，‘安徽是个穷省，但是我知道的每年这样出国的团组相当多。我经手的，真正因公务出去考察的团，只占实际出国团组的三成不到。’　　

“张文娟说，安徽检察院的出事，是因为当时随团没有带翻译人员，而且旅行社也少叮嘱了他们一句，就是国内的报批件不能带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因为报批文件的内容跟送签件内容差别很大。可以说，报批件只是为了应付外事部门的审批。张文娟坦言，她和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叶彬以前也有过三次合作，都没有出现问题，她以为叶彬也应该懂得其中的‘规矩’。　　

“‘副检察长徐文艾不懂英语，把实际行程和报批行程全部拿出来交给了芬兰边防局，才导致被拒绝入境。’张文娟一语道破‘机密’。”　　

罗列上述时下流行的一系列官场病，是想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和道理，如此之类流行病，在国有企业也常见，而其传染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官场。正如孔子所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执政者和其治下民众的关系好比风与草，风向哪边吹，草往哪边倒。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衰落的根源在于党风不正。己所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国有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领导班子的人选由其上级部门主管委派任命。现在，企业高管一职，已是中国社会上人们争相觊觎的“肥缺”，可谓“旱涝保收”，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职位了：其１２——１４倍于业内职工平均工资的高额年薪已被法定，甚至亏损企业也照付不误；经营不佳，勿庸担责，可以归咎于所谓“制度”问题，正好借口私有化产权“改革”，实行管理层收购，予以鲸吞。　　

整治官场风气，使之改良规范，那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事。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惹不起但可躲得起，对其敬而远之，实行“政企分离”改革，避免染上恶疾，为国有企业打造一方净土。　　

首先，这种分离乃是国有企业内部终止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关键的第一步，釜底抽薪之举。因为企业管理层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官僚委任，也就取消了这种领导模式的法理基础，而这种模式的取消正是推行社会主义企业人文管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人会问：不要起隐性破坏作用的“有领导的民主”，会不会复活更严重的起显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民主？有此可能，但是能够避免。人们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心态，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也得承认，社会风气恶化，不仅表现在官场，民间也未能幸免。以眼下中国社会上劳动群众的整体素质而论，实事求是地说，实在不敢恭维。如果不加选择地要他们担当起“企业主人翁”的重任，恐怕使人放心不下，拔苗助长，可能事与愿违。我在前文中已经大胆地不怕触犯众怒、从而成为众矢之的地认为，所谓群众，经过这么多年时而极左，时而极右的社会风气恶化熏陶，不过是一群素质不容乐观的乌合之众！　　

国有企业现在内部各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团乱麻，亟待理顺。从何入手？就是一个大问题。振兴国企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但是，好的领导班子怎样产生，这个难题迄今未能解决。鉴于官场本身如今风气严重不正，百病丛生，所以，好班子不可能由上级部门主管官僚委任而组成，那是非常靠不住的，群众也不会买账，因为领导者没有权威性。况且，通过这种选拔机制产生的领导者，很难出于污泥而不染，只要染上形形色色官场病中之一种，那就必使企业走向衰亡。于是，剩下的替代方法只有改由职工民主选举。可是如今群众的整体素质并不容乐观，乌合之众，靠得住吗？文革殷鉴不远，试问，那时干尽坏事的某些头头，哪一个不是由群众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包括前文所述前武汉印染厂那位一度夺了厂党政大权的李姓劳改释放分子。　　

打铁先得自身硬。“企业主人翁”这一光荣称号，岂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受之无愧。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不发扬群众民主，企业就没有活力；民主若无原则性，事物又会乱了套。这对矛盾如何解决？说来话又长了。我认为，欲要打造坚强有力过硬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必须自下而上，先从提高选举人——职工群众的素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入手。　　

这又是一项系统工程。人们一定以为，提高素质的途径就等同于传统的学习和教育，我们现如今不是正在这么做的吗？可是效果完全不如人意。这是因为，为政者又一次忽视了其先辈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早就提出过的“择术”之重要性。欲达到目的，必选择适当有效的手段，否则难免落空。教育能提高社会上人们的素质﹙这里主要指的是品德素质﹚吗？这要看实施什么样的教育。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的是应试教育。这种性质的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品德素质，可谓毫无裨益。例如，上述官场上的种种弊病，能够通过教育手段予以消除吗？完全没有可能，反而更增加了一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之徒。对于上层官僚其效如此，下层群众更是一样。那么，为什么不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社会对于应试教育存在着普遍而强烈的客观需求。这种需求的根源则在于由古代传统的科举考试制演化而来的学历考核制作祟。概而言之，社会需求不变，应试教育难变，上下各阶层人们的品德素质也就提高改变不了。影响所及，反映与落实到建立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上，其优质率当然不可能很高，相应地，国企经营景气率低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车头质量不佳，加上轨道基础低劣，火车跑得快吗？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光荣传统，后来的表现今不如昔，怎么变成乌合之众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找出病源，才能对症开方。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振兴国企最大的症结问题在于主要矛盾——按劳分配原则未能正确解决，而这又与企业的劳动组织制度及其招聘选用机制的缺陷密切相关，其次，应试型的思想教育模式帮倒忙，也为形势的的恶化雪上加霜，“功”不可没。　　

让我们回顾一下往事，具体说明。解放初期，从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转化而来以及新建的国有企业数量不多，工作在其中的职工群众可谓普遍地敬业乐群，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比当时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相对较高，“饭碗”也有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我在上文谈到的我于１９５６年当学徒时，我的师傅们的表现就无愧于“企业主人翁”的称号。在此基础上，自然地出现了社会主义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其特点就是群众开始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既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在技术革新方面。但是，后来在“政治挂帅”要求下，企业领导班子被外行主持，形势逐渐从量到质地发生逆转。外行领导出于本能，最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其中，思想教育也未能幸免，成为重灾区，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些企业官僚操持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越来越偏离他的本义，畸变为他们文过饰非的遮羞布。中国老百姓是务实的，而官僚们则喜欢来虚的。例如“企业主人翁”称谓，劳动群众注重的是有没有上述具体内容，而不在乎头上是否被人戴上了这顶高帽子。若是前者，他们就会投桃报李，付诸行动；如为后者，那就对不起，“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也给你来个口惠而实不至。现在，官僚们发觉“主人翁”们素质太差，在“改革”中因被损害利益而怨气冲天，这顶高帽子也收了起来，准备送进历史博物馆。　　

我在第一章中开宗明义地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长处和短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诚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有不少严重的短处，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暴露无遗。但这些短处是其制度固有，因而无法克服，还是政策失误使然，所以能够避免？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鼓吹者对公有制的短处抓住不放，并且喋喋不休地尽量夸大，但都是抽象说教，而缺乏具体分析。他们对事物的前因后果其实并不了然，连“盲人摸象”都谈不上，却垄断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话语权，逆转历史进程，天下怪事，莫此为甚！　　

现在就让我们对“企业主人翁”们的素质优劣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其中原因。研究企业经济的人士可能都会认为，老国企，特别是那些不景气企业职工群众的职业操守情况，一般地说，大多明显地不如其私有企业同行，即“企业主人翁”反而不如雇佣劳动者，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毋庸否认。我认为，产生这种逆反现象源于前者用工制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仍以武汉印染厂为例。私营时代，前文已作介绍，采用的是工头制，团队各成员间彼此利害相关，在防止“坏苹果法则”起作用的情况下，“帮”内工人素质整体优良，没有一个“次品”人物。公私合营以后，用工机制就变了，由官方劳动部门从社会上代为招聘，散兵游勇，良莠不齐。企业自主招聘，因为利害所系，进人至少都要经过一道甄别筛选程序，他人代劳为图省事就免了。这就为日后企业人事工作中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不过，如果后来调教得法，这种先天缺陷尚能补救。但更糟糕的是，后天失调，雪上加霜，直到积重难返，不可救药。这种失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每一家企业的工作，都可分为关键岗位和一般部门，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性质轻重不同、责任大小不一的工作的职工工资却几乎相同。例如本厂印花机档车工和厂门卫值班人，技木难度和劳动强度都有天壤之别，两者收入差距竟然非常之小。于是，想去门卫值班的申请者人满为患，而上机印花的技术工人则青黄不接。同一个部门，也会因各人水平高低不同而作用迥异。例如，同为花布图样设计师，有的人是厂里栋梁，有的则是累赘，但工资却以工龄长短为分配依据，这就使庸者的收入反比优者高。再如我所在制水小组，同样的机器设备和工作性质，工作人员是否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造成的效益差距可能非常悬殊，但尽责者与失职者的效益表现却与各人的工资收入毫无关联。这种客观上怂劣抑优的分配机制是公有制经济制度必然的选择吗？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说，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换句话说，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素质相对低下，其根源在于政策失误问题，而非制度固有问题。后来，给予企业以自主权了，招工也不再由官方劳动机构包办。但这时候，不少国有企业又热衷于搞“近亲繁殖”。在资本主义最原始的家族企业阶段，资本家从经营管理实践中得到了一个共识：照顾关系，亲朋故旧充斥于厂，因为碍于情面，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乃办厂之大忌。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弊端，却被我们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捡了起来。国有企业用人方面还有一个糟糕的漏洞，各种各样低素质人物，只要有权势官僚的门路，得到他们的“推荐”，都会被硬性塞进。据报载，国内许多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老字号”厂商，后来大多走上衰亡之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的兴衰史，便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用人机制的变化，从良性转为劣性。原因很简单，历史上的私企时代，企业用工自主招聘，他们可以利用企业效益好，工资和福利待遇相对较高，职业也有保障的优势，择优用人；国有之后，原有优势因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而消失，加上员工准入一关失守，早已走上下坡路，为日后的衰亡留下了隐患。　　

反观私企和外企在华企业用人机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企业的业务与技术骨干，很多人都是挖国有企业墙脚而来。它们因为在税收方面有着减免和偷漏的巨大优势，又没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所以能够以较高薪酬吸引优质人才。武汉印染厂的人才流失情况就颇有代表性。先是个别人跳槽，然后私企或外企通过这个人，因其熟悉原厂人事情况，选优汰劣，将厂内其他骨干职工挖走。相对而言，出走职工几乎都有“三好”﹙品德好、身体好、技术好﹚特性。据我长期观察，其中竟然找不出一个“三差”人物。现在，造成私﹙外﹚企与国企职工整体综合素质差别的原因，大家该明白了吧？顺便再问一句，你认为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制度，还是政策？如果是政策，那么国有企业的这一短处，不是完全可以吸取经验教训，设法改正而避免吗？　　

二，政治工作的逆反作用。这里说的政治工作，包括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两部分。我认为过去和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领导者发动和实行持续不断的运动与坚持不懈的教育，其主观愿望和意图，都是以此为手段，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即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目的吗？但从客观效果上看，适得其反，或者落空。本来，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特有的一大长处，因为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便能利用这一政治优势，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事实上，具有政治上这一特长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竟然反而普遍地不如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哪怕是最原始阶段的资本主义家族企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经济上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作祟，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逆反作用的破坏。　　

政治运动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尽人皆知，我也有同感，就不必赘述。但是，对劳动群众实行正面思想教育也会产生逆反作用，人们就难以认同了，因为理论上不易理解，似乎悖于常理。我认为逆反作用可能而且已经产生，这一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事物是由各个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一环紧扣一环，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事物的成功。例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如其它所有制企业，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特别是人文管理制度；人文管理制度未能建立的关键，是无法组成优质的企业领导班子；优质班子的缺少，则源于党风不正的社会大环境下，由其上级主管官僚委任决定的选拔机制失灵；而民主选举制又因职工群众良莠不齐，整体素质欠佳而不能轻率地取而代之；群众不如人意的素质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根由是上述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另一个肇因就是“有领导的民主”模式下，长期坚持不懈地实行正面思想教育的结果。　　

让我举例具体说明。国有企业盛衰的分界线在于，职工群众在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观能动创造性，以及有无高度的职业责任感。这种是否和有无情况至关重要。一般地说，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同建国初期比较，明显地今不如昔。何以见得？例如，我们如何知道人们是否有创造热情，检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从工业技术类书籍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中便可反映出来。前文已经谈到，１９５Ｏ年代，前华中工学院　赵学田　教授编著的《机械工人制图》一书非常热销，一版再版；而到１９９Ｏ年代，情况完全逆转，一位被称为“车工大王”的全国劳模将其高超的技艺总结成书，却无出版社愿意接手付印，因为此类书籍销路不佳，少人问津。社会上学习与钻研技术的普及程度，直接反映出人们在各个时期不同的主动创新情绪。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劳动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和领导阶级意识也比几十年严重淡化，甚至消失了。他们反映在税收方面前后不同的表现可作例证。１９５２年“五反”，一次运动就使资本家偷税违法行为从此基本上绝迹。当时这一点是怎样做到的？主要就是依靠职工群众的举报。那时，举报人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经济上有损于己，因为企业因而需要补缴税款和重罚，影响到工资发放不出来了，造成生计困难。这种牺牲小我而顾全国家大局的“傻事”，现在会有人干吗？即使可能还会有，肯定不多，凤毛麟角而已，而在当年，这种行为曾被人们认为义不容辞，争相效仿，以此为荣。１９８Ｏ年代，还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家钢铁厂的老总，利用当时产品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政策，贪脏枉法，以权谋私，结果东窗事发。检察院来人拘捕该犯，同时在该厂召开大会，通告全厂职工。不料台下许多人，特别是某些青年工人群起哄闹，表示不满于此一执法决定，而同情他们昔日的领导人。原来，这位老总在任职期间很会为人处事，脏款并不独吞，而是用来滥发奖金，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因而羸得了不少人的好感。假使此君获释回厂，民主选举厂长，他的得票率大概不低，很可能重新当选。　　

各个时期执政的领导者想当然地认为，正面宣传教育工作对于解决劳动群众思想问题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多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吧？其实不然，实践已经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遗憾的是，仍有人未吸取教训，乐此不疲。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失效，甚至逆反？源于舍本逐末。所谓“本”，这里指的是政策。劳动群众接受思想教育的内容，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教育者的政策必须符合与维护他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是否做到这一点，效果将迥然不同。当劳动者对政策的心理感觉良好而认同时，对于他们的素质，思想工作便能如愿以偿，起到锦上添花的积极作用，否则，必然为素质的恶化雪上加霜。我的这一观点，可能悖于常理，欢迎有人批驳，但请举出相反的事实例证。　　

政策忽视与损害了劳动群众的权益和利益了吗？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至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情况，第二章中已经说了，不必复述。，就谈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以后吧，试问，哪一项政策重视与维护了劳动群众的权益和利益？可说一项也没有。本之不存，末将焉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阁下的政治说教，冠冕堂皇的重要思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能反应？可以想像得到，反会产生负面消极的抵触情绪。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政策在向积极方向转变，但离客观要求还离得很远，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请别误解，我决非反对思想教育工作本身，只是认为，它只有建立在对劳动群众有利的政策基础之上，才可能发挥出应有效力，否则，便是自欺欺人之谈，反起负面作用。那种领导者把自己当作“诸葛亮”，而视群众为“阿斗”，我说你听，我令你行，填鸭式灌输的“有领导的民主”，起的就是这种负面作用。　　

实行群众性的企业民主，其实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固有长处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民主须臾不可离弃，但其原有模式必须革新。欲要革新，先得复旧。具体地说，即先恢复建国初期，我当学徒时，我的工人师傅们感觉党的政策符合与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利益，切身亲历企业主人翁工作实践，发扬主观能动创造性，实行雏形的人文管理的那种民主。那种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不同于有领导的民主，更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我称它为“有原则的民主”。　　

﹙十一﹚　　

中国私企因何发展不了高科技产业　　

国有企业改革屡遭挫折，学者们束手无策，执政者也感到绝望，于是改弦易辙，实行产权私有化改制，一卖了之，倒是省事。许多省市自治区剩下的国企已经不多了，有的地方可能全军覆没。无能的表现，居然被国内外某些人当作中国改革“成功”的标志。几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如果资本主义复辟能使中国民富国强，我也会举手赞成。但事实上，我们走向未来的路并不容乐观。行文至此，从媒体上看到一则令人心酸的新闻：某著名外资快餐联锁店十七年来首次大规模地增加工资，“职工高兴似过年”。请问，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物价涨了多少，企业利润翻了几倍？“十七年首次”，说得过去吗？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命运控制在国内外资产阶级手里了，高兴的应当是谁？　　

私有化产权改制可以缓和一下中国经济的暂时生存问题。但请明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生存问题，制度诚然难辞其咎，但主要祸根在于政策，长期忽视与损害劳动群众权益和利益的政策。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并非病入膏肓的痼疾，都可以人为修正而补救，有什么必要实行私有化？从长远观点看，私有化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道理，并不深奥。人们应当知道，受能源和资源供应限制，受环境承受能力限制，受外贸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因素限制，现在的“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出路何在？当然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怎样转变？唯一出路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有此可能吗？没有，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私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就没有这种可能。肯定地说，绝无可能。让我来谈其中的道理，浅显明白，容易理解。　　

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可能性，曾经存在过，那是在中国革命赶走了强大的外国列强的资本势力及消灭了为这一外国势力服务的官僚买办阶级，解放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当时，只要政策扶持，而不是“节制资本”，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便存在着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现在则不存在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选择了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再也不能阻止、相反，还要敞开国门，欢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有一利必有一弊，对外开放政策也不例外。正确的对策应当是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但我们实行的是“有领导的民主”，不能争论。就是说，官方决定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只能说它的好处、长处，一定要争论的话，也只限于如何充分获利，怎样发扬其长的范围之内，而讳言其短处，更否认还会有害处，不识时务的妄言者便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主观上闭目不谈，客观上就不存在了？掩耳盗铃，可笑之至。用一分为二观点分析，我认为引进外资的政策好处主要有两点：一，推动中国GDP快速增长；二，扩大就业，降低了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局面。有人说，外资还给我们带来了高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他们的高科技核心技术同你分享了吗？他们嫌大钱，我们赚小钱的国际分工强弱利益分配模式则逐渐固定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建立在职工群众是雇佣劳动者的理念之上，相对于社会主义理念，理论上谈何先进？至于它表现在实践上的高效，那是因为我们无能和政策失误，未能挖掘公有制经济制度的潜能而相对地反映出来的。　　

引进外资的对外开放政策最大的负面作用，是严重地压缩了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这一点，在私有企业发展初期矛盾并不突出，也不引人注意，更未想到竟然还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那时“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方兴未艾。但是现在情况从量变到质变，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需要尽快解决。中国私有企业在消失了几十年，新生以后的特点是“低端、小型、分散”。例如江苏省生产低端产品的小化工厂就有１·２万家，散布于全省各处。在这些私有企业的发展初期，有人计算过它们的环境成本吗？在环境还能承受的时候，大家都装聋作哑，没有人敢计算，因为可能被“唯GDP论”的权势者作为“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罪证。近年来，只有当太湖水恶化到不能饮用，危及广大民众生存之时，学者们才姗姗来迟，开始计算这个早已被转嫁给社会的成本了。据《上海证券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３日报道：　　

“上半年，各省区市公布的GDP增长率数据中，无一不是漂亮的两位数——１３%、１４%的增长率比比皆是。对于今年上半年部分省市公布的漂亮数据，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却表示：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的，其环境污染成本最高可达１Ｏ%，扣徐这方面成本的话，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据有关媒体报道，如果采用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大约有２／３的省区市GDP扣减比重超过１·８%。其中，中部８省市的GDP污染扣减指数为２·１４%，西部１２省市GDP污染扣减指数为３·１６%。”　　

只要产业结构依然是低端产品为主，以庞大的数量取胜，中国经济的这种尴尬处境就不可能改变，发展也将难以为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私有制企业担当不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经过近３Ｏ年的发展，在私企中，有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厂家？如果有的话，恐怕也大多是近年原国企改制而来。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可谓凤毛麟角的高科技企业，今后做大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更休想形成燎原之势。资本是趋利的，高科技产业意味着能够带来高利润，但为什么今天民间充裕的资金却很少投入其中？例如浙江温州，有钱人多的是，不乏亿万富翁。那里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对私有企业另眼相看，关爱有加。但是，你听说过他们中有人在干高科技产业吗？假使有的话，做大了没有？倒是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电团”……到处兴风作浪的新闻不绝于耳。这也是中国私有制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　　

有学者说，中国经济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发展不能主要依靠低端品占其产业结构的绝大部分，而且提高严重地乏力，产能已经过剩的中国大陆民族私有制企业。那么，主要依靠对象谁将取而代之呢？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原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所以，近年来“温州模式”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苏州模式”，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行其道，这就是某些官方御用学者认为还有几十年发展空间的依椐所在。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几乎都在忙于“腾笼换鸟”工作，将那些曾为本地区GDP增长立下历史性的汗马功劳，但已使环境不堪重负的私有企业赶走，而请外国财神爷进来。例如，江苏省上万家小化工厂，已经开始关停了一部分，随着“腾换”工作的深入，都将逐渐被淘汰。当地土生土长的小“私鸟”被大“外鸟”济走了，失去原来的生存空间，再到哪里去落脚呢？不用担心，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承受底线还没有被突破，暂时不用计算环境成本，求资若渴，已经作好产业梯度转移接纳的准备，竭诚欢迎你来为本区的GDP增长作出贡献。　　

全球化国际分工，如果中国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只有外资在华企业和国内私有企业两部分，那么外企占据高端科技产品领域赚大钱，私企覆盖一般产品行业赚小钱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上将固定化，永世改变不了。据有资料披露，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其GDP的５Ｏ%—６Ｏ%，而我国仅占１Ｏ%多一点。另有一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总之，差别非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大众却得不到相应的实惠，对他们来说，这种经济增长并无多大的意义。差别的根源则缘于人家的高端产品高利润，我们的低端产品低效益。当然，我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如此之低，可能有多种原因，但生产低效益的低端产品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对这一点，有不同看法吗？　　

现在就让我们探讨分析一下，中国私有企业为什么生产不出高端科技产品。首先，人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健部件基本自给、功能质量不逊于人，市场销售利润较高，只有这五项要素齐备，你才能声称自己企业生产的是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高科技产品。中国有这样的达到一定规模的私有企业吗？不但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西方跨国公司不能容忍在高效益领域被局外人分享一份羹。只要这种企图一出现，他们便会利用其制定的，我们不得不遵守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以合法的竞争手段摧毁这种“非份”的企图于萌芽之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打价格战。高科技产品诞生之初，形成批量之前，一般地说，其成本必然较高，而且质量也不可能十分完善。但不等你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后续努力的阵地巩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便会不惜弹药消耗，给你以迎头猛轰，等鸡下蛋的中国私企吃得消吗？随着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而应运而生，为外国列强利益服务的中国买办集团的代言学者早就提醒和教导过中国的资本家们，恪守本份，找好自己的位置，要在“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求生存，谋发展，不要自不量力地去闯人家的禁地。那种以自己之短同洋人之长的竞争，无疑于鸡蛋碰石头。事实上，这种企图染指高科技产品领域的高风险、低成功率的事件只要发生多起，便将会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主中产生条件反射，使他们知难而退。　　

一般地说，高科技产业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小打小闹难成气候，而且往往是先亏后盈，前期需要投入一笔不菲的资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土生土长的大资本家没有人是继承其先辈遗产而来，依靠办实业逐渐壮大者也是少数，许多人原本不见经传，几乎是一夜暴富。他们发财的秘诀何在呢？据《经济导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３１日刊登的余丰慧的文章说：　　

“近日，２ＯＯ５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谢国胜因涉嫌合同诈骗被郑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这是河南２ＯＯ７年以来，继李义超、孙树华之后身陷囹圄的第三位‘福布斯’富豪。　　

“笔者一直关注这些‘福布斯’富豪的成功史、发家史、扩张史、出名史以及最后倒下史。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批倒下富豪往往从小出身清苦，文化程度不高，但就是这样一批人却能够一举登上‘福布斯’富豪榜，能够获得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获得数十亿的贷款。他们的能耐就在于相当会织关系网。这些人没有摆不平的事情，搞不掂的人物。正是依靠这些关系，他们摆平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把一个个银行行长收入囊中，让一个个使别人认为根本不可能搞到手的项目归于了自己的旗下。在这种情况下，一顶顶桂冠也就戴在这些所谓的富豪头上：明星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　　

“然而导致这些富豪‘覆灭’的也恰是盲目扩张，盲目扩张的结果要么资金链断裂，轰然倒下；要么在兼并中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最后走向坐牢的深渊。　　

“这批富豪的倒下，警醒的该是当地政府和商业银行，它们的纵容和盲目扶持是这些富豪；‘崛起’的共性原因。”　　

这些“福布斯”上榜富豪及其候选者的资金来源，决定了他们的企业经营理念必然短视。那些政府官员以及在官员权力施加影响下的当地银行向他们巨额贷款，其中当然有权钱交易的腐败因素，但从好的方面看，官员们也可能基于其“政绩”考虑。韩国经济发展曾被我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壮大经济的一条捷径，欲效仿之，这就是集中金融力量造就一批私有大企业集团。韩企成功的典范是三星集团，其广告词是从芯片到轮船都能制造，而且做大做强。我们的人口，一个省也比他一个国家多，至少也要学其十分之一吧？哪会知道画虎不成反类犬。政绩要求急功近利，最好立竿见影，谁都不会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这是今天中国各地官僚们普遍的心态。但是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性急吃不了热汤圆，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才能功到自然成。而这一特点就与短期“政绩”要求相悖。那些崛起于拔苗助长的“明星企业家”们，自己更不可能主动涉足高科技产业，因为没有人具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风险投资家那样的职业素质。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否则，不是找死吗？他们能做的，就是驾轻就熟，自以为比较有把握，已被外国列强淘汰而转移过来、国际分工安排下的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产能都已过剩，欲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就必须追求规模效益，兼并扩张，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早已将计划弃如敝屣，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的，各地诸侯及其卵翼下的“企业家”们皆是如此思路，不约而同地大干快上，在这个产业项目上撞了车，又都去找另一个项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依靠量的扩大，而非科技进步，根源就在这里。但是缺乏经济效益的投资力度不可能无限制的加大，诸侯们的胆子再粗，也怕无底洞填不满，终必惹祸上身。所以，“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政策只得被迫割爱，适可而止。也就是说，拔苗助长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企业富豪们受宠的日子结束了，他们的资金链也随之断裂。“福布斯”宠儿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风光过一阵子以后，下半生却要去尝铁窗风味，喜悲剧的角色转换何其短暂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老夫早年读中国历史，好像曾有文章说，武则天时，这位女皇帝有一大怪僻：先是提拔一个个人去当官，后来又借故一个个杀掉。中国今天有的地方诸侯们似乎也在如此执政，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荒诞剧还要继续演下去吗？　　

退一步说，假使中国将来产生了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企业家，私有企业提高产业结构会起步吗？也不会。这是因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已进入系统工程时代，需要群体力量分工协作，才能成事。同一个科技人员，在不同的设备条件下和技术基础上工作，发挥的效能将迥异。中国私有企业的规模特点是小而散，这一点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因而，条件与基础必然相应地差而弱，在科技实力的市场竞争中，先天就不足。那么后天能补救吗？非但不能，还将更趋恶化。高科技产业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的支撑与运行。高科技人才以其心理诉求划分，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思想价值型。这类人对工资报酬看到比较淡薄，而注重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建国初期舍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归国的大量爱国科学家，都是这种类型人才。国内现在还有这类品位高人一等的科技翘楚，虽然时移势易，他们已成了少数派。科学技术界的这类高端人士，恐怕极少会选择去私企就业，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怎样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二，经济利益型。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异，这种类型的高科技人才今天是多数派，特别在青年人中。我们没有资格和理由指责他们向钱看，毕竟凭自己的学识和本事追求较高的工资收入，过上质量较好的生活，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倒是不能满足这类人的正当需求的制度与政策应当反省。这类高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一部分通过留学和移民跑到外国去了，可能捧上了金饭碗，更多则被聘于外资在华企业，同前者一样，也是在高薪诱惑下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一些非原创性、次等重要的部分技术项目研发中心落户中国，纷纷开动“人才收割机”，大有一网打尽本土科技翘楚之势。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中国私有企业远非人家的对手，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因为限于效益与财力，既出不起能吸引人的薪酬招聘所需的高端人才，更怕自己原有的技术骨干跳槽，去攀外资企业高技。这种人才进出口严重逆差的情况将来也不可能改变，道理自明，勿须多说。缺乏高科技人才，谈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概而言之，引进外资政策同发展民族私有经济，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从产品销售到人才引进。　　

经济学术界传统左派的观点与主张，如要解决这一矛盾和利益冲突，唯一途径，只能是重新回到闭关锁国时代。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通向衰亡的死路，断不可行。那么，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让我再一次提醒人们注意，事物都具两重性，有利必有弊，取舍的标准在于利弊的大小，以及对其扬长避短的可能效果。利弊长短的分辨问题相当复杂，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简单化了。经济学术界人士，不论左派与右派，对于外资引进政策的利和弊，也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概没有人敢说这一政策有利无弊，或者相反，有弊无利。我之所以详谈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因素，是因为中国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故意熟视无睹、避而不提，在其学说影响下的执政官僚也讳疾忌医，政策失之于偏颇，完全不知道扬长避短“择术”的重要性，决非反对和否定这一政策。我也承认外资引进政策利大于弊，但最大的“利”何在？我的见解可以肯定地说与众不同，因为人们可能觉得是最大的“弊”，我反倒认为其实乃最大的“利”。　　

竞争，是弊还是利？这得看谁同谁竞争，在什么领域。中国弱小的私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在其初始阶段，需要的是政策保护和扶持，让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市场条件下，去同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无疑于小舢板船碰撞航空母舰，那不是去找死吗？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着跨国公司的挤压，就没有私有企业高科技产业的生存空间，遑论发展了。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和自圆其说的矛盾：既要世界经济自由化，又要中国全面私有化。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除非中国私有企业中，不含有高科技产业部分。如今现实社会中的国际分工之竞争，事实上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只存在于中国国内生产低端产品的私有企业之间。这也是价格战打得普遍低效益，窝里斗永无休止的根源。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被经济大环境逼向自相残杀的恶性竞争，除了为外国主子效劳的买办利益集团分子，还有哪一个中国人乐观其成？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经过几十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同跨国公司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竞争的现实可能性。国企的生存和发展难道就不需要保护和扶持了？当然需要，但它更需要竞争，包括同私有企业竞争和跨国公司竞争。树木在温室里是长不大的，它必须经历风雨，不断适应于环境变化，这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办到。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有其必然性。不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从体制形成到机制运行，其中都缺乏竞争性因素。回顾历史，中国第一批大量国有企业﹙当时名曰“公私合营”﹚诞生于１９５Ｏ年代中期。他们中除极少数外，都不是竞争条件下的产物，而是使用行政手段改变原私有制性质的结果。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理论上说得多，实践上表现少，﹙个别例子如前文所述我当学徒培训时的那家国营水厂﹚更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表现相对优越，他才能巩固，并有推广的价值。否则，强扭的瓜不甜，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世事难料，变化莫测。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看，当时的私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有悖于前文已引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科学论断，失策于急躁冒进。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两重性，有弊也有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地运用了扬长避短术。当年，私有企业产权公有化改制，为加速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请人们注意，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条件集中力量突破高科技、特别是其中重工业部分的技术瓶颈。以私有制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则办不到，２Ｏ世纪初期及以后的所谓“黄金十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经验教训需要借鉴吸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要立足于现实基础上。我的观点认为，引进外资政策主要有两利一弊。两利：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战略安全，引进的初衷，学习先迸的管理理念和“以市场换技术”，都不能算数；一弊：对我国私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起压制、阻碍作用。如果这一弊端不能消除，中国经济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前面已有引文，因为事关重大，现在有必要再重复警醒人们一下：“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出现西方大公司兼并、联合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构建超强规模的巨型跨国公司，一个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迸行战略策划，一个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在静悄悄地形成。”怎样“分工”？让他们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国”和“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安排我们的则是“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和“市场销售国”。也再复述中央有关部门一位负责官员的话：“我们将会出现缺乏核心技术症。跨国公司只会将商品生产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部分，比如组装环节、最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最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环节放在中国。而公司利润和新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将会被跨国公司所拿走。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今天，中国历史进程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的经济发展走向似乎是在不由自主地被人引向了歧途。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用而起作用。”又强调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说得何等精辟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集团公司安排的“国际分工”，我们为什么会中套就范？根据就在内因，第一位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引起了事物向如此“分工”的方向上运动和发展。这个内因就是“腐败铁三角”﹙低质商人、缺德学者、无能官僚﹚从中作祟。　　

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有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逆常现象，由于法制不健全和舍本逐末的政策导向，搞虚拟经济炒作，远比办实业合法经营容易赚钱。有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不少企业，包括高科技产业心有旁鹜，涉足各种“炒市”，有的干脆挂羊头卖狗肉改了行。“福布斯”榜上的富豪，有几个人像美国首富比尔·盖茨那样，个人拥有的财富同他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凤毛麟角。相反，相对而言，非实业领域发财门路多、空间大、风险少、发展快，成功易。所以中国少的是企业家，多的是投机商。只要虚拟经济各种炒市上泡沫没有破灭，资产阶级还可以通过这一最可行的途径进一步致富。也就是说，“国际分工”于他们无损，其中一部分还可以为之效劳，变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人物。　　

再来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我认为，在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不论其世界观如何，因为他们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所以都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经济，情况变化，产生了私有企业和引进了外资企业，为国内外资产阶级代言的社会经济学者也应运而生。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谓不光彩，是贬义词，那是过时的左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合法存在，他们的企业并且是发展国民经济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的知识分子学者专门“替富人说话”，乃其职责所在，无可非议。但替资产阶级富人说话，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损害无产阶级穷人的利益。那种鼓吹让几千万老工人失业为代价，以使少数人致富的言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到人们，包括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痛斥。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中的某些权威人物，一时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义愤，成为众矢之的，曾经暂时沉默。但他们不甘于寂寞，力图反扑，把公众对他们的义愤曲解为什么“仇富”和“仇智”，转移人们视线，枉费心机。有奶便是娘，见利而忘义，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学者的本性。资产阶级学术界代表人物人数虽少，能量却特别大，因为他们的言论主张在官场上不乏言听计从的知音。　　

“腐败铁三角”中最伤脑筋的一角，则是无能官僚。中国官场上的贪腐者毕竟是少数，无能者要占大多数。这与缺乏竞争性的民主选拔机制有关，但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深厚的小农生产经济国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是在资本主义胎胞里远未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组织规模化大工业生产因为缺乏经验，特别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免是弱项；相反，小农经济则是强项，其中最熟悉的方式，就是农村中的地主收租。老路比新路好走。除了谈不上剥削，我们现在的国民经济经营方式，是不是越来越趋向于学习老祖宗，效仿于复旧？自己不组织生产经营，而以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出租，按时收税。对于官场上的无能者和低能者来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少费脑筋，稳赚不赔，自然成为最佳选择。这种方式显然也符合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安排，但这种安排不符合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利益，因为处于被剥削、被欺压的弱势地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　　

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通向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条通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何去何从？今天，前者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后者则处于被削弱地位。彼长此消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由于过去实行的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感受为衡量标准，它的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这就为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贩卖其货色提供了市场空间，他们向群众展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好景象，大家快来看，哪里的人民生活多么富裕幸福啊！　　

但是，在跨国公司损人利己精心策划的“国际分工”现有格局安排下，我们有可能像人家那样赚取高额利润吗？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中国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一小部分人，即“腐败铁三角”阶层中的人士可能赚大钱。从洋人那里分享一点残羹剩饭，受用不尽，这就是他们宣扬、参与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由。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来说，无疑于画饼充饥，骗死人不偿命。这些“三角”人士近二、三十年来的言行，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失败的一面，但也有成功的一面，即国家变强。在过去的那段时期，尽管失误频仍，人为政治运动破坏严重，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仍然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长足进步。骨头坚硬，肌肉才有可能结实。中国普通老百姓要想过上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现实国情下，只有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路。不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须通过改革，即创新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使之实现。

 (十二)

科研主力应是国企    从班组抓起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并非像学术界某些右派精英人士　　

睁眼说瞎话，贬谪的那样一无所长，只有短处。我们今天在思想认识上也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那个时代经济制度，其目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于今后少走弯路，步入正途。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曾经出现过许多错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因此而断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制度优越，还为时过早。不错，生活水平高低是衡量经济制度优劣的一个主要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还有其它许多因素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公有制经济时代生活贫苦，原因很多，例如多次发生强加于我的对外战争，国防开支庞大，必然影响生活；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破坏，也会造成损失；为了集中财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勒紧裤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难道还有别的法子吗？强化国家战略安全，也要牺牲经济原则，如搞“三线建设”；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策失误。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各种失误关键在人，而与公有制经济制度并无必然的关系。后来生活改善也有很多原因，例如国际环境有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主流，可以减少国防开支了；大搞短期行为，甚至寅吃卯粮，例如大幅度降低科研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增加资源消耗，放任环境污染，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和制造泡沫的作法实现经济增长……都为这种改善提供了条件。如果人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从长计议，看法可能大不相同。　　

人民生活提高的根本性可靠保障在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楼大厦要建立在坚固雄厚的地基上。近现代世界充满了弱肉强食的血腥，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落后，特别是科技落后就要受人欺凌。盛产茶业丝绸的大清王朝曾经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富裕国家，近代以来，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由富转贫，每况愈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的所谓“黄金十年”，轻纺工业大发展，也难免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之下，当时大多数民众可谓一贫如洗。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其中重工业部分的重任，私有制经济制度已如前述担当不起，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则早已做到。有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可以为两种经济制度评判出高下：根据瑞士洛桑一家世界级机威机构统计，在全球科技竞争力排序中，中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即１９７Ｏ年代名列第１３位，而到了２ＯＯ５年却降到了第３１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自主科研能力己经初具世界水平，两弹一星，卫星地面回收，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轮船，计算机系统研制基本上与先进国家同步，杂交水稻则领先于世界研制成功，大油田在独创地质理论指导下的发现……等等，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封锁破坏，没有外援，被迫“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搞出来的。现在有类似开创性事业项目吗？可能有吧，但肯定比前大为减少。至于所谓民营经济，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更是交了白卷，数量庞大的各种规模的私有企业，二、三十年来至今也未现自主制造出任何世界级水平产品，大海寻针，极其难得地有一个出口到日本的高科技产品——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也是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主政末期设计完成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论断，公有制效率不如私有制。但事实上，至少在科技竞争力方面，中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实践表现悖反于这种理论。有一个顶尖级的国防高科技项目，叫做“核弹小型化”。中国科技工当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短时间内就搞成功了。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根椐他们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经验，应当需要较长时间，况且对手各种条件远不如己。他们理性地逻辑推理，必定是因出了内奸，中国人通过间谍活动，“偷窃”了自己的技术资料。于是捕风捉影，泡制了“李文和案”。老实说，我原来也不知其中奥妙，直到２ＯＯ７年５月，在《天涯社区·经济论坛》栏目网络上看到一篇“揭密”文章，才恍然大悟。署名“小李飞刀”披露：　　

“前不久访问了一位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健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技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的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２４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时间和交易费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早已表明，不论世界范围横向比较，还是国内前后纵向比较，在发展高科技竞争力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都大大地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发生在过去年代上述那种形式和内容的高效运行机制，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这种削弱程度将继续同鼓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实行私有化改制规模成正比。弃己之长，学人之短，倒行逆施，莫此为甚，竟然反而成了今天经济理论的主流，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富强之道，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明白我们信奉和实行的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这才能增强信心，坚定立场，而不为暂时挫折所动摇，更可避免被用心叵测之徒引向歧途。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越是贬低公有制，我们越要针锋相对，宣扬它的长处。真理越辩越明，人们自有公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避免重复，减低成本，争取时间。再举一个典型例子，也是该文所述：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１９６９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椐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１ＯＯＯ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１９６３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取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提出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１９７Ｏ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　华的　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健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１９７Ｏ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私有化及其观念拆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破镜再也难以重圆了。国外敌对分子为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鼓吹“七块论”；国内学术界则有人从经济上着手，破坏与瓦解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团结关系。两者可能有主观与客观之分吧，一个还在幻想，一个已经实现，你认为谁的危害更大？　　

近年来，为了扭转科技竞争力日益下降的趋势，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科研经费。据报道，其占GDP的比重已经空前地超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但是效果将会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必然大不如前。这除了人们“一心为公”的思想、行为和机制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国家投入的科技研发经费赖以发挥应有功效的载体和平台——国有企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产、学、研”科技经济联合体缺损和削弱了最重要的一环。　　

国有企业应当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主体，因为企业最了解市场，而且产品与技术联合得最紧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企业竞争力又是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发明，但技术发明不是目的，目的是转化为产品，获取市场利润。在科技成果的取得、应用、推广和市场的实现的一系列经济过程中，企业的作用无疑是占首位的。我国现在的情况是，随着私有化“深入改革”，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科技研发主体地位也相应严重削弱，科研经费转移到学校和研究院校。由于社会风气不正，这些实体在经费的效用上要大打折扣。据摘自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１日《羊城晚报》林思云／文：　　

“不久前回国探亲。我一个表兄在某大学当副教授，见到我非常高兴，一定要请我到一家颇有名气的高级餐馆吃饭。我想他并不很富裕，让他这么破费心里不安，坚持不去。这位老兄一急道出了实情：‘我这请客的钱都是可以报销的，这是吃公家的。所以不是我个人请你，而是我代表中国政府请你。’饭后，老兄又到超市给我买了一大篮水果。回来乘出租车，他向司机要一张发票，跟我说：‘回去都可以报销。’　　

“他还对我说：‘现在大学里只要能搞到科研经费，自己的日常花销都可以充当科研费报销。’甚至照相洗照片、理发美容的杂费也都可以报销。他一年要报销三四万元用于个人消费，等于每年增加了三四万元的工资。　　

“上面说的那位老兄把个人消费充当科研费报销的行为，其实也是违法贪污的行为，只是数量较少而已。但这位老兄身无半点官职，不能称其为‘贪官’，只好称其为‘贪民’了。”　　

接受经费单位的“贪民”情况尚且如此，有权决定经费拨付的官员雁过拔毛，捞取回扣，从而成为“贪官”，也不少见。上下其手，这种违法行为恐怕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虱多不痒的普遍“潜规则”了。国家科研经费被蚕食鲸吞的比例是多少？难以统计，但可肯定不会很低，打个对折，并非没有可能。这还算是好的，毕竞有一部分用于科研，还有的弄虚作假，钱投入了无底洞，没有回报。如上文例举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骗取了国家数千万元，以后却跑到美国拉出单晶硅，冒充自己的生产成果而结项。“汉芯”造假事件更是惊人，被骗数以亿计。改变这种情况的根本大计，就是科研实体要以企业为主，在今天的中国，则以国有企业为主。让科研经费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才可能使经费更多地用在刀刃上，与效益在互为促进的作用下，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高科学技术产品的研发经费在生产产值中的比重。　　

同人一样，制度“病”了，先要检查症状及其根源，后再开方。检查是重点，全面而深入，开方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效果。至此，我们基本上披露与阐述了中国国民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的矛盾，及国有企业在过去一段时期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矛盾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拨乱反正，从“务虚”开始。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出了麻烦，亦即制度“病”了，不能继续顺利运行，所以才需要改革；二，我们搞的经济，不论以往的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其实践中发生的阻碍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没有正确和有效的方法可予解决，所以才需要摸索和探讨，克服困难后，使之继续前进。如果不顾阶级属性，能用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全面指导“过河”，我们还用去“摸着石头”吗？　　

我们干了几十年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但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岂可头发胡子一把抓，不分成败长短，统统否定革除！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蓝图重起炉灶，“过河”之后，将沦落为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那是你想去的目的地吗？　　

回顾中国现代史，社会主义革命曾历经艰难险阻，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一帆风顺。社会主义道路不平坦，犹如我们的经济制度有缺陷一样需要修正和改革予以补救，属于自我完善的范畴，只有愚人和意志不坚定分子才会在通向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因为跌倒了而怕再往前，倒退走回头路。若是如此，何必当初？任由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和资产阶级剥削好了。不错，在经济效率的某些﹙不是全部﹚现实表现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确实不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此乃前者的制度缺陷使然。但是，人们要搞清楚，这种缺陷非其制度所固有，而是后天失调，一系列政策的人为失误所造成。最主要的失误则在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实行的政策中，发生左的或右的严重偏差，就像革命年代也曾发生过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危害一样。我们的先辈因而就不继续革命，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了吗？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依靠亿万劳动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才能成功。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导致失败，势所必然。我们今天要学习革命先辈精神，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百折不挠地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落到实处，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实践中，将毛泽东“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思想，辩证地、具体地设计于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上。　　

我在此前已经谈到，我们研究问题要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之前，也不是初期，而是实施近３Ｏ年了。外资企业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内地，而私有企业又远非其竞争对手，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方面。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必将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潜力可能占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现实问题是，它的严重缺乏活力、效益非常低下的致命伤尚无药方医治。我们现在就来寻觅这剂“药方”。　　

中国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大堆问题，犹如一团乱麻。毛泽东说，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就是未能正确地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所谓“正确”，这里指的是使企业激发了活力，提高了效益。　　

“乱麻”的线头在哪里？找到了它，才能将数不清的一大堆矛盾问题一个个地理顺关系。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但可肯定，他们全都“踏破铁鞋无觅处”，反倒是我这个工人大老粗却能“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鄙人长期工作与生活在社会底层，比较熟悉基层实践。对我探讨企业改革来说，不懂经济理论的坏事变成了好事。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特点是走精英路线，指令从上而下地贯彻，结果失败；我们今后的成功，则有赖于实行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改革自下往上地推动。将被颠倒的路线重新颠倒过来。　　

班组是工厂的细胞，国有企业最小的基层单位。我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班组，对其实践情况了如指掌，这不是吹牛吧？国企改革振兴就先从了解我这个“中间人物”代表的心理动态开始。我在工作期间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工资分配。诸如本人思想觉悟高低，技术提高快慢，工作表现好坏，潜能发挥多少，对厂贡献大小，等等，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与此问题有关。上层执政者不会不明白下层劳动者的这一普遍心态，也深知其中关系重大。但是应对的政策总是失措，在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工资方面，显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各尽所能”的作用，甚至可能相反，进一步压抑了劳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例如前文所述，１９８Ｏ年代初期，全国曾连续两次统一调整工资，升级面比例都是定在４Ｏ％。同上次(１９６３年)调资基本上人人有份、普加一级不同，似乎试图打破“大锅饭”，根据工作表现拉开人们的级别差距。但４Ｏ％升级面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未能如愿。当时，即使企业领导者也有此意图这么干，事实上也难行通。前文已有详述，原因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因为缺乏像私有企业那样的资本权威，工资谁加谁不加，具体操作十分棘手，搞得不好就会发生“地震”，好事办坏。各厂书记厂长们无不知难而退，又搞起了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因为只有它才能维护安定团结局面。那就是以工龄长短，而不是技术高低和表现好坏为是否升级加薪的标准。后来，全国不再统一调整工资了，各厂实行企业自主权，根据不同的经营情况自行决定。从此，在厂范围内，各层次不同职位拉开了工资差距，但在班组内，组员之间基本上还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只有“按劳分配”，才能“各尽所能”，班组之内，也是如此。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可以现身说法。如前文例述，我在工作中远未“尽所能”，许多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设想都烂在了肚子里，思想根源就在于对工资分配机制不满。可是，如果厂长满足了我的欲望要求，单独给我加薪，因为他人没有沾光，组内其他同事就会有意见了，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凭什么他加我不加？大家因此而闹起情绪来，这个班组还搞得好吗？　　

于是，企业领导者面临两难选择：不奖励先进，先进不“尽能”，也带动不了后进；奖励了先进，后进不服气，还可能在他们身上产生负作用。权衡利弊，第一位考虑应该是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奖为妙。大家看来都是这么想的。因而，其后果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数以千百万计的班组中，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全组没有一人具有主观能动工作创新精神；二，这种精神，组内个别少数人有，大多数人没有。难道就没有全组人员努力拚搏，殚精竭虑地不断自主创新的班组？可能有吧，但不会超过万分之一二，凤毛麟角，极其稀少。“细胞”没有活力，原因简单得很，关健就在这里：分配出了问题。没有活力的“细胞”，当然组不成有活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活力，怎么可能产生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过来说，搞好社会主义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借鉴和仿照上海天一印染厂——武汉印染厂这个当年长期利税大户成功的先进经验，改革现行劳动组织机制，从增强企业“细胞”——班组活力入手，然后再一层层、一步步地往上促进变化。宏观事物是由微观事物组成的，先着手于微观，后解决宏观问题。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钻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无法出来。　　

振兴国有企业需要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此，简单的问题才不会复杂化和颠倒轻重，迷失方向。建国初期，不少企业生气勃勃，捷报频传，无一不是建立在厂内拥有大批同心协力、团结拼搏的班组基础之上。例如当时东北重工业战线的马恒昌小组，西北纺织工业的赵梦桃小组，一组领先，万组学习，比比皆是，普遍得很。前文谈到，我当学徒时期所在的那家代培厂的班组，也都是这种类型。班组基础好，企业领导人才能得心应手，心想事成；否则，经营管理者本事再大，也将一筹莫展，陷于困境。但是有人却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偏要逆客观规律而行。　　

让我讲一个故事再具体地阐明这个道理。朝鲜战争时，我志愿军有一支部队在一次战役中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艰苦卓绝，最后凯旋而归。彭德怀司令员接见这支部队领导，该军军长热泪盈眶地说：“我是一名旧军人……”彭老总连忙制止：“快别这么说！”原来，这位军长原属国民党地方杂牌军，其部队战斗力十分低下，从未出过风头。解放战争中起义后改编，补充了一些共产党革命骨干，仍然由他担任军长指挥。入朝一战，便打出了威风，连他本人也深感意外。其中奥妙何在？当年红军、八路军，早期解放军指挥员，有几个正儿八经地上过军事院校？大多是土包子出身。他们的军事领导水平，能够比国民党嫡系正规军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更高吗？遑论美国西点军校培养出的指导战争的高级人才了。同等情况条件下，各方指挥员的战役意图能否实现，关健在于其部队战斗员的素质优劣。国有企业现在领导人的业务水平，一般地说，肯定比其几十年前的前任要高得多。但为什么企业表现反而今不如昔？关键在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情势变化，我们的班组“细胞”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过去的国企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在增强，还是削弱，甚至破坏班组建设？失败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十三)　　

国企盛衰决定于分配政策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乃是因为对于劳动阶级来说，这个制度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可以从企业的利润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但这种理论上的优越性，还须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实现。问题本来很清楚，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实践中犯了错误，才使理论上的优越性落空，甚至部分地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干的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事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最高理想。谁能保证一帆风顺，不会遭到挫折？失败乃成功之母，修正错误，坚持真理，还可继续前进。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也不奇怪，因为这一制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拥护还是反对，都是出于各人的阶级本能。我们同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人的根本性意见分歧在于，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今天表现的效率低下，到底是政策导向问题，还是制度弊端问题。我认为，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现存的弊端，并非其先天固有，而是政策失误下的后天产物。因此，我们满怀信心，政策和策略改正了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效率将优于私有制经济制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利益分配这个主要矛盾。国有企业改革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畴，在调整劳动者内部权益和利益关系中进行，完全没有必要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拱手相让于国内外资本家。肥水流进自家田，自家田里才可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让我们从分配格局在中国企业里的变迁说起。建国初期，社会上有一个“四马分肥”的传言，可能是当时政府的意图。即企业所赚得的利润分成四份，其中３５%是上交给国家的税金，３Ｏ%用作公积金，扩大再生产，２Ｏ%为资本家的本息金，１５%用作职工福利。不过，听说这只是政府的指导方针，而非政策规定，可行，也可不行。而实际上，当时私营企业主们因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前景抱有疑虑，普遍对扩大再生产持消极态度，这一份就免了；给予职工以工资外的福利更不热心，也减去了，所以成了“二马分肥”。但也有极少数企业，上海天一印染厂就是其中之一，前文已述，老板唐永昌比较开明，笃信孙中山先生一次演说中大力推介的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成功的治厂经验，予以效仿，实行“三马分肥”，即利润分配大体上三一三十一，国家、资方和劳方皆大欢喜。天一厂职工利益均沾，精神大为振奋，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搞自主创新，生产中组织了满负荷工作法，技术上发明了丝光机双头进出布法。这两项创新成果后来在中国印染行业中，可能是独家受用了几十年，为本厂长期成为利税大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追根溯源，又与当年“三马分肥”的利益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公私合营和国有后，利润“一马独食”，国家全收去了。职工群众不满情绪郁闷于心，技术上再也不求上进，靠私营时代留下的老本过日子，后来终于遭到报应，导致企业破产。　　

中国经济建设习惯和擅长于低水平重复外延式扩张，并且形成以“四高三低”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肇因与根源就在于这“一马独食”的分配政策。例如湖北武汉的印染行业，武汉印染厂的利润全部上交以后，又去铺新摊子，扩大生产。上世纪６Ｏ—７○年代，武汉市又建设第二印染厂，武印分厂，在省内的黄石、宜昌、沙市和襄樊等地先后新建了同类厂。这些厂家的技术全都逊于我厂，更谈不上自主创新，没有一家厂后来居上，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原因很简单：利润都被国家“独食”了，劳动者不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有份，在社会环境不如人意的情况下，谁愿“无私奉献”？做好份内本职工作就不错了。经营管理更是等而下之，现在可能大多境况不妙，不知还有幸存者否？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２Ｏ多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景气指数日益下降，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外资企业的推动作用，因而，为了鼓励引进，长期对外商投资减免税收，实行超国民待遇。后来似乎改变立法取消了，各地方当局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不得不隐忍不发，无可奈何地容忍其偷税逃税，此种对内资严重不公的待遇名取消而实继续存在。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趋势：越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推动经济发展，投鼠忌器，就越不敢认真整治其违法行为；因而造成不平等竞争条件下，内资企业(国企和私企)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就越趋恶化；又更加依靠外资企业的推动作用；其违法行为有恃无恐，也将进一步加剧，前文引述有关部门统计，外资企业税收零增长便是例证。　　

企业的微观制度改革要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有没有效果，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国有企业改革，从早期的厂长经营承包，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层实行股票期权或领取远高于其他职工的年薪激励，这两种新的机制安排，从分配层面上看，始终都属于“一马半分肥”的范畴。“半”即厂长等少数几个管理层干部。实践表明，此举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作用。它可能激励了企业上层极少数人，但是却压抑了下层大多数人。这种收入差距悬殊的分配模式，必然使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削弱与消失，造成干群间的感情隔阂，关系紧张，情况还不如文革之前。那时，书记和厂长在生活上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说教还有部分人听得进去，人们的精神力量多少能发挥一点作用。现在则没有人相信了，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只能完全依靠赤裸裸的管卡压。薪不公则理不平，理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力不足，力不足则事不成。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属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不仅内容早已消失，如今连形式也不复存在。缺乏领导权威管理者既难服人，高压也不易奏效，企业前途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各个时代企业利益的各种分配模式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什么时候较好地维护与照顾了职工群众的利益，那时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可能处于比较顺利的状况，反之，必然问题丛生，并且难于解决。企业利润的大头，在私有制时，归属于资本家；改为公有制，则可能转移于劳动者。但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一理论上的优越性，我们在实践中什么时候制定与执行过正确的政策予以实现？制度要求利益向劳动者倾斜，政策是相应地这样做的吗？所以，根本问题是在政策，而非制度。１９５Ｏ年代初期，曾有一个政策指导性口号：“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下，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和人民，以及人民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人们也比较理解和容易接受。后来，如前文所述，极左政策自我破坏了当时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国有企业理应实行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不再“兼顾”，而强调“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了，并以高压政策强制推行。今天，政策又走到了极右，国家利益也不顾了，搞什么管理层收购，一送了之。过去和现在，制定的政策都完全不考虑企业主人翁——职工群众的利益，能不出问题？国有企业产生问题的根源，分明在于极左或极右的政策，即违背制度要求的分配原则的政策，反归咎于其制度，岂有此理？！　　

今天，中国经济对于国有企业的一个迫切现实的战略要求，是改革后必须成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平等有力的竞争对手，以免在全球化经济序列中，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附庸。否则，跨国公司喧宾夺主，在没有有效的竞争力量的制约下，将更加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主体依靠对象，只能是国有企业及其中的职工群众。不言而喻，首先要设法调动依靠对象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政策必须拨乱反正，正确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分配原则，利益为之倾斜。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革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因而，也为这种倾斜提供了可能的前提条件。　　

这种利益向劳动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倾斜的分配格局，乃是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所在。我们信奉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毫无疑问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以前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并非制度上不允许，而是因为政策上未实行这种分配模式。在这方面，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　　

根据国有企业的一只“麻雀”——武汉印染厂及其私营时代上海天一印染厂的经验和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国企兴盛的一条规律。前文已有例举，企业职工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他们对分配收入的感受情绪成正比。１９５Ｏ年代初，本厂利润实行“三马分肥”，群众满意度较高，也正是自主创新精神最旺盛的时候。１９８Ｏ年代初，当工人们重新对未来充满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期盼时，生产上捷报频传，连创优质名牌。　　

现在的私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二马分肥”的模式，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大部分，国家以税收形式分享一部分，职工群众则没有份。企业职工因为没有份，所以除极少数外，大多数人当然就不会殚精竭虑，充分发挥主动创造性了。这一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的客观事实，谁能否认？那么，在私企业主中，为什么少有人学习亨利•福特和唐永昌的先进经验，也实行“三马分肥”呢？因为这种分配模式的实行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业主首先要有较高的企业家素质，包括眼光和心态不同一般，并且在经营管理中出类拔萃，有能力争取到比较丰厚的利润。如果利润本来就少，再分一部分给劳工群众，自己所剩无几，岂不是白忙了？心理也会不平衡。所以最简便，最保险的利润最大化的作法还是传统的“要得发，众人头上刮”。中国私有企业老板们不论主观心理习性，还是客观社会条件，都难以实行“三马分肥”。　　

国有企业迄今为止，先后实行的是­­“一马独食”和“一马半分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两种分配模式出台的背景及其优劣得失。自从１９５Ｏ年代中期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便由私有企业税收转移到国有企业利税。幸好，以前国企制度表现不像后来那样糟糕，一般地说，马马虎虎，还算可以吧，否则，中国经济早就像“冰棍”化掉了。例如，那时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所得利税，后来１Ｏ多年间又用来在湖北新建了好几家同类厂，本厂规模也大大地扩充，仅湖北印染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大约也比以前多１Ｏ倍以上。建国后百废待兴，基本建设投资庞大，又由于很长一段时期政策失误和国际形势严峻，必须集中财力应对，国家“独食”也有不得不然的原因。毋庸讳言，那段时期“成功”地忽视与牺牲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借助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高压政策。但另一方面，国家在“独食”下逐步强盛起来，也是客观事实，这在一个积弱百年，屡遭列强欺凌的国度里，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政治思想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的影响力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弱化，信众也日益减少。后来，国企改革，给予企业自主权，相当大一部分厂领导者耐不住清贫，正经歪念，开始搞不正之风，继而腐败，以权谋私，于是政治思想工作便完全失灵了。随之，上行下效，竞相效尤，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越来越严重，终于危及企业的生存。　　

“国企病”暴发，根源就出在这“一马独食”的分配政策上。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发挥，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长期忽视人们改善物质生活的正当欲望必然要遭到报应。正道不通，就走邪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病”怎么正确施治。某些学者开出，并得到官方认可实行的“药方”是“一马半分肥”。他们的思路大约是这样的：国家给予个别或少数经理人以股票期权或高额年薪，激励其认真负责，使企业产生效益，也就是以“半肥”换取“一肥”。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通行的办法。这种办法应用于中国国有企业会有效吗？可能有效。例如，在原“一马独食”分配下，国企领导者因这种模式与自己利益无关，普遍效益观念淡薄，传统表现就是“企业办社会”等形式的粗放型经营，文革动乱后又加上放任职工的工作与劳动纪律松弛，还有其它种种损公肥私行为也漠然视之。他们得到“半肥”后，便可能予以防止和整治。总之，有利于结束国有企业实际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市场换技术”，这一目的落空，甚至反向实现。例如中国印染行业，据我所知，此类国有企业并未得到一项来自国外的高新技术，相反，自己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行业工艺诀窍和科技成果大量无偿地流失于同行“三资”企业。其它行业也有类似情况。在“一肥”模式下，国企上层领导者不但很难指望其尽到保护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职责，反而可能监守自盗。试举一例。据报道：　　

“《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６年)第３期刊登记者专稿披露了一起国有企业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导致我国自有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泄露，国有知识产权严重流失的案件。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天津院)是国内先进的科研单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工业相关技术。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是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成套技术和装备已出口到十多个国家，２ＯＯ４年国际业务居全球第四位。２ＯＯ５年４月１４日，国资委决定中材集团与天津院重组。此次重组为全球所瞩目。两家企业的强强联合，无疑会给国外同行形成竞争压力。　　

“然而，６月２５日，天津院主管技术、经营的副院长宋寿顺，挑动该院３Ｏ多名技术业务骨干，未经批准，集体跳槽，效力于由中材在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汉堡公司控股、宋寿顺等人参股的天津洪堡历源科技公司。　　

“宋寿顺事件发生后，引起国资委的高度重视。经调查，这一出走事件，乃精心策划，预谋已久。据天津院员工反映，宋寿顺等人平时就很注意获取全院的技术商业秘密，在出走前几个月内，频繁地向他人索取，拷贝院里的各种资料。　　

“据介绍，宋寿顺等３Ｏ多名辞职人员分属研究院各个专业技术部门，掌握着全院的全部核心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德国洪堡公司是中材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宋寿顺等人的加盟使我国水泥建材行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失去了保持市场优势的技术手段。　　

“天津市公安局通过调查，认定历源公司与天津院的经营范围一致，宋寿顺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把原来是天津院的客户，发展成为历源公司客户，并从中获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第１６５条的规定，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于２ＯＯ５年１Ｏ月２４日批准逮捕宋寿顺。　　

“目前，在中材集团和天津院的努力下，３○多名出走的技术骨干已经回到天津院工作。专家指出，这一案件警示国有企业，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要弥补知识产权管理漏洞，提高技术知识的保护能力，确保核心技术创得出、留得住并管得好。”　　

“以市场换技术”让人犯糊涂，请说清楚，到底是换进来，还是换出去呀？“宋寿顺事件”决非个例，但像天津市那样依法严肃处理可能绝无仅有。仍以中国印染行业为例，类似案件可谓层出不穷，甚至无人认为这就是犯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各地官方反而都在开门揖盗，推波助澜呢。因为，按照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这是“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人才与技术从劣质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向优质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转移配置，不是正中下怀，很合理吗？国有企业迟早要像“冰棍”一样化掉，在它消失之前，不如送给别人，还可以为咱们的GDP增长继续作出贡献。“优化配置”，谁曰不宜？宋寿顺“解放思想”，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旧观念，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分明是先知先觉的功臣，怎么成为罪犯了？显然是一起“冤案”。全国此类大大小小窃密事件难以数计，倒霉的好像只有这位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的副院长。所以，我们完全不能指望杀鸡吓猴，收惩一儆百之效。　　

国有企业的各种利益，需要有人负责维护。在“政治挂帅”失灵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一肥独食”分配模式，将很难落实企业经理人员的这种信托责任。因而，给予他们以股权或高薪形式的“半肥”，防止其“移情别恋”，而是一心一意地为维护企业利益而努力，这种作法，可以理解。　　

但是，这一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企业那里拿来的人家的先进经验与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实践中遭遇水土不服。给予经理人以“半肥”的作用虽有正面，也有负面，问题在于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某些学者可能认为，拉大企业经理人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遇到了传统平均主义习惯势力的不理解和消极反应，其实并非如此。据说，扩大两者收入差距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因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都是那么干的。据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２ＯＯ４年出版的《劳动工资动态》介绍，一些发达国家企业高管的工资收入状况：欧盟的大多数公司CEO的税前年收入相当于一般员工平均收入的５——１５倍。在日本，同一公司内，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为一般员工的１７倍。从日本全国来看，公司总裁的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１１倍。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公司总裁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１３倍。２ＯＯ４年英国有关行业工会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英国平均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１６倍。美国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之间不惜重金争夺有突出才能的高级管理人员。美国生产总额超过２•５亿美元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的２Ｏ倍左右。请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什么发达？就是因为他们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出１Ｏ多倍嘛。　　

官方有关部门据此依样画葫芦，在２ＯＯ５年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国企管理者年薪可以达到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１４倍。但这一规定实施以来，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和反对。问题在于国情不同，而不是差距悬殊。例如据有关资料披露，从１９９Ｏ年到２ＯＯＯ年，美国企业总裁的工资增长幅度高达５７１%，而普通工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只有３７%。如此悬殊的不同增长比例，在美国可以被大多数人认可，因为可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中国国企上下之间收入差距，即使都补足了１Ｏ多倍，也比美国小多了，为什么竟然引起如此众多质疑声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外企业管理层的领导水平差异上。如果你有本事使本企业职工稳定地得到较高薪酬，生活宽裕，他们就可能认同那么大的差距，外国公司总裁一般都能做到，中国同僚们有这个能力吗？这些年来，国企老总们的工资大幅攀升与企业员工大量下岗同时进行。一方有钱买房买车，花天酒地，另一方却困扰于日常开支的捉襟见肘。在这种明显对比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会平衡吗？必然产生负效应，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众的非议声产生于客观现实中畸情的强烈反差，而不是因为传统观念意识的影晌使然。　　

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进而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是评价此项分配机制改革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说如此改革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积极性。而不依靠群众，国企改革必然失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经理人的高薪，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更有资本权威为其撑腰，业内职工当然不会说三道四地表示不满；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高管则不同，他是上级部门官僚的委派安排，其人是否人有所值，就很值得怀疑，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服众。有报道说，有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董事长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年薪却能照拿不误。私有企业会出现这种怪事吗？从管理角度上看，“一马半分肥”的改革，其思路是以上驭下，恢复实现“严格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者可能至今还不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严格管理层次已经不再能适应、更遑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了，同时，也难以保持企业的较高效益。以纺织工业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行业各厂长期一向盈利，几乎没有一家亏损。后来失去计划控制了，到处新建纺织厂，致使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恶性竞争，全行业便一度空前地转盈为亏。还有前文例举的产品落后于市场需要的前武汉无线电厂之类同病相怜工厂，企业管理再严格也没有用，还是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今后，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档次结构。而欲达到此一目的，以上驭下式的“严格管理”正好背道而驰。此话怎讲？以武汉印染厂为例，在文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其企业管理就是这一层次，因为有老本可吃，业绩曾经非常不错，后来失去计划保护，问题便接二连三地袭来，终于招架不住，因为除厂长一人急得跳脚之外，其他职工都袖手旁观，这位光杆司令严格管理得过来吗？　　

国有企业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长，实行“人文管理”，相应地要求我们放弃精英路线，改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的前提条件，则在于分配政策上维护群众的利益。因而，我主张以“二马分肥”，即利润由资产所有者——国家和企业主人翁(我认为改称企业代理人更为准确)——职工一分为二，职工中再另行分配，取代利益分配只偏重于企业高管的“一马半分肥”。详情下节文中补叙。本节只阐述一下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问题。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革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因而可以更多的的物质手段调动最广大的职工群众的工作与劳动积极性，最广泛、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的发挥程度，同他们在企业的利益分配份额基本上成正比。这是世界工业史上，用之于古今中外而皆准的一条客观规律。这条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长久之计，整体而言，皆是如此。但是，社会主义这一优越性是潜在的，还需通过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否则就是抽象的理论上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及，又像是深藏于地下、未露出世上的宝物，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在前文中说过，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两者是一对须臾不可分离的形影关系，群众路线是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失败的教训，不正是分裂了这种关系，丢弃了这把钥匙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重要的是维护群众的权益与利益，才能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创新精神。达到此一目的手段因时而异。例如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寄希望于政治思想工作，但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则必须使用物质刺激才能奏效。企业高管也是职工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当然也需要维护，但以不忽视和损害企业大多数职工利益为原则。“二马分肥”和“一马半分肥”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产生于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后者则是精英路线思维下的产物。　　

二、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保障，或者说是主要依靠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非常浅显，有点政治经济知识的人应当都能回答，但我认为，政策制定者未必搞明白了，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可以说没有一项是与解决这个问题相适应和为之服务的，甚至背道而驰。主要表现就在于对待国有企业改革和职工群众的权益与利益的政策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档次结构，提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等，目的都是为了民富国强。前文已作分析，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保障和主要依靠，只能是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　　

但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是在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前进的吗？产业发展轻本重末。例如，许多城市的GDP增长，不是主要依靠高科技产业，而是房地产业支撑。前文提到的上海在２ＯＯ５年１季度，银行贷款竟然９成投向了房地产业，可见一斑。在２ＯＯ７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大多是地产商。在一个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近１•２万元人民币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仅２６岁的女青年杨惠妍，个人净资产高达１６Ｏ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这些房地产商是如何暴富的？其中不乏官商勾结的因素，据统计报道，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１６位，有１０位是被不法地产商拉下水。他(她)们玩弄各种投机伎俩，如屯房封盘，肆意抬价等，以强大的既得利益得意洋洋的姿态同弱势的购房者博弈。，总之，暴富取之无道。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其财富基本上还是合法经营所得，这就要归“功”于政策的放纵了。又讯，“据新华社电，波士顿咨询公司(２ＯＯ７年１Ｏ月)３Ｏ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２ＯＯ１年的１２•４万上升到２ＯＯ６年底的３１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乍一看，十分喜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迅速增加。再看下去，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报告援引BCG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４１•４％左右的财富。”极少数人拥有全国４成以上的财富！执政诸公，你们想走出这一自己政策造成的尴尬而危险的境地吗？　　

现行政策导向作用下，投机发财远比劳动致富容易千百倍，人们向往的最大的社会价值观也可想而知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主要应当依靠高科技实业的发展。可是现在，主要实业从业人员在分配上，各方面反而遭到歧视，例如，１９８Ｏ年代改革初期，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说，进入２１世纪，变成同是退休人员，“企业总工程师不如事业单位勤杂工”了。社会分配政策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必须发生根本性大变化。首先，要改变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学子的择业观，不能视国有企业为畏途，相反，因势利导，趋之若鹜，应当成其职业首选。这就要求在分配政策上，对国企职工“放水养鱼”，实行“二马分肥”。　　

三、国有企业的振兴，必须依靠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自不待言。至于他们是否努力，则同其在企业中的权益和利益的感觉满意度关系密切，前文已经例证，不再赘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逐步造就一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促进内需消费增长的经济需要，也是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那么，谁应是这个阶级的主体部分呢？这取决于客观上的两大要求：一是数量上的要求，人少不行，越多越好。不言而喻，毫无疑问，劳动阶层人数是最多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靠那几亩自家薄田当然难以致富，今后，大多数农民的现实出路是到内外资私有企业打工。但是，在私企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中道理还用说吗？国有企业职工现在虽然不是，但有潜在可能实现；二是质量上的要求。怎样才能促使中产阶级队伍人数越来越多，不是欲扩充而无力呢？那就要看现社会这个队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些什么人了，能否代表我们社会先进生产力，并且起到模范带动作用。例如，现在房地产商最起码也算是中产阶级一分子，但他们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吗？社会上多一个取财无道者，便会使其他更多人受穷，阻碍与延迟进入这个队伍。举一反三，今天中国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中，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者，比例太小，肯定是少数派，远远不足以满足经济和政治需要。又如公务员，如果要使这一阶层群体成为中产阶级也很容易，因为现在国库财源充裕，只要继续像以前那样，分配政策加大力度为之倾斜就行了，很快就能如愿以偿。但他们能起模范带动作用吗？公务员提高薪酬，使之早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件大好事。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应当建立在与广大劳动群众工资同步提高的基础上，不然，单兵独进，恐怕难以为继。　　

中国整个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健康地壮大，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益运行；经济的高效益运行，则只能主要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必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的主观能动积极性；发挥国企职工的积极性，就需要优惠的分配政策加以调动；优惠政策的具体措施，便即是实行国家和劳动者兼顾两利的“二马分肥”。　　

(十四)

如何因势利导强化班组建设　　

前文提到，本厂职工以前满意度较高的分配模式，是建国初期私营时代国家、资方和劳方的“三马分肥”。当时，在这一分配模式的积极影响下，职工产生与保持了高昂的工作情绪和创新精神，动脑筋，想办法，搞成了效率提高一倍的主要机台丝光机的技术革新，也实现了满负荷工作法。而且，在延后效应下，还是湖北省数以千计的国有企业中，曾经长达３Ｏ年内，本厂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一枝独艳的根由。国有企业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少了最大的“一肥”，我们今后有条件实行“二马分肥”，即企业利润由国家和职工分享。对于企业劳动者来说，显然，二一添作五比三一三十一，他们能够从新分配模式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相应地，也可能发挥更大的干劲。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但它是潜在的，如果不实行对劳动者分配倾斜的“二马分肥”政策，依旧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地“独食”，这个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甚至相反。　　

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促使国有企业发生从衰转盛的变化，仅有外因条件，即优惠的分配政策还不行，主要得依靠内因根据，即提高国有企业体制的质量。那么，怎样提高国企的素质呢？我认为，必须实行引进竞争机制的多方面改革。　　

本章第一节文中例举的“天下第一村”——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成功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变通效仿。人是决定性因素。华西村之所以企业集团办得兴旺发达，村民共同富裕，是因为一，有一位高素质的带头领导人——吴仁宝；二，另有一个久经艰苦考验，同心协力的坚强群体，两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后者。但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尽管官方大力推介，取经学习络绎不绝，在中国至今仍然凤毛麟角，极其稀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产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集体经济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农村，“克隆”复制这样的典型，也是不可能的。幸好，中国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没有被当作“冰棍”化掉，在此基础上，还有客观条件创造无数个像华西村那样的企业集团及其富裕群体。我们要使偶然性变为必然性。　　

现在，国有企业中，也有少数搞得比较好的，可以说他们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没有规律可寻，不能依样复制。若是必然性则不同，只要你认真照方服药，至少十之八九能够振兴成功。华西村人的智商不会特别的高，这些农民创业的时候，平均文化水平可能还比较低。他们能够做到的事，其他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为什么反而做不到？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华西村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华西村有上述两个优点、即有一个得到群众拥护的好的领导人，和一个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先进集体，一般地说，国有企业难以现实地同时拥有，但决非不可能有此两点。国企内并不缺乏像吴仁宝式的优秀人物，但缺乏使这种人物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也不缺乏欲望和意图结成像华西村那样富裕团体的人群，但缺乏将他们联结起来的利益纽带。我们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缺乏集体企业华西村那样的民主机制。国企上面有“婆婆”管着，自主权其实并未落实，因为从企业高管的选拔到内部利益的分配，还是像政企不分时那样，由“婆婆”说了算。这关健的一点不改善，就学不来华西村的真经，国有企业振兴从何谈起？　　

其实，国有企业可以比集体企业拥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就是能够更大范围，更方便地引进竞争机制。有无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最大差异，也是搞活国民经济与企业经营的根本手段。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存在着竞争因素吗？恐怕还没有，所以大多表现死气沉沉。不是制度不允许有，而是政策不让其有。但是，企业中每一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收入多少、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都要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形成与保持人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则有赖于竞争因素经常性地发挥作用。　　

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两大法宝，现在就让我们来具体地运用。首先，国企改革的思路要同以前相反，要走群众路线，而非精英路线，从加强班组建设开始，由下往上，再解决领导斑子问题，因为造就健康的工厂“细胞”，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之一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依靠的对象——企业劳动群众，其实并不可靠。他们在面临私有化改制，自己的身份地位将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转变为国内外资产阶级雇佣的劳动者时，竟然表现麻木，听天由命。这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一，他们早已不觉得自己是“企业主人翁”了，名不副实，不要也罢；二，更重要的是，以前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使他们感到私有化改制不见得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工资甚至可能反而有所提高，因此无动于衷，国企被人卖也好，送也好，抢也好，由它去吧。这群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乌合之众，有资格和能力成为领导阶级与企业主人翁吗？完全没有！鲁迅深知国民的劣根性，集中刻划在阿Ｑ身上，痛心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夫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直言，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亿万劳动群众若要避免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下的悲剧式人物，必须联合起来，自己救自己，为创造幸福生活而共同奋斗，起点就在你的周围和脚下。　　

企业中劳动者不都是有组织的吗？形式上表现而已，实则同床异梦，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人们既没有意愿，也缺少能力去影响和左右企业的前途方向。以我所在班组，即前武汉印染厂机修车间制水小组为例，在它多年荣获本厂“先进小组”称号期间，前文例举的“大水小用”之类严重的浪费现象，全组工人长期熟视无睹，没有一人过问。也就是说，谁都不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以小喻大，见微知著。一家曾经名闻遐迩的明星企业的职工心态尚且如此，其它厂家情况更是等而下之，不用说了。每家国企的职工群众平时的工作表现大多不如人意，关健时刻遇到私有化改制也麻木不仁，就不足为奇了。　　

职工群众欲成为党和国家可信赖的依靠对象和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坚强力量，就要实行班组组成机制的改革，使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没有这种共同体，许多好事就办不成。前文提到我在工作中的一次未成功的经历，具有广泛的典型代表意义，也可以说明其必要性。我根据多年生产实践经验，发现本小组内大有节约潜力可挖，只要采取加强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综合措施，原材料消耗有可能减少一半。酝酿已经成熟，但却胎死腹中，因为小组内人心不齐，难以启动。其他同事反对的原因，就是对厂领导安排的分配不满，但是厂领导也有顾虑，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因人而异奖优罚劣，实际操作很难具体掌握，很容易引发人事纠纷和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情况已如前文所述。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一般国有企业为什么经济效益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客观存在的巨大潜力缺乏一种有效的手段挖掘出来。某些精英学者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其制度，那是胡扯，完全不了解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生的情况，束手无策应对的托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求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如果在分配中真正实行了这一原则，企业中的潜力便可能挖掘出来。但是，我们却逆制度分配原则的要求而行，反归咎于制度，真是岂有此理？！　　

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思索人心不齐的原因及其解决的方法。我联想到，如像一支军队在战争中如果经常打败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基层组织兵员的素质欠佳，不如人意。仍以我所在小组为例，人员来自社会各方，进厂前彼此互不相识，各人的志向、性格、爱好、学识和能力往往差异很大，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目标是做工吃饭。难道我们工人的目标就是如此庸俗的么？现在是，以前曾经不是。我在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为社会主义事业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形象和事迹并不鲜见。那时，马恒昌小组和赵梦桃小组式的基层工人班组，在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有，或多或少而已。后来，由于长期一系列政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制度遭到政策上左的压抑和右的扭曲，从而使劳动群众现在的思想状况已经不能与以前同日而语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工作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己。假使他们还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话，怎么可能听任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一卖了之？　　

中国国有企业欲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强手之林，最终还是必须依靠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劳动群众的支撑与保卫。但这种思想觉悟，不能再像建国初期那样，以政治教育为主要手段来培养，那将是对牛弹琴，在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不会有效，而要改用经济上的因势利导方法。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加强企业基层单位班组建设，势在必行。　　

搞好班组建设，这大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有关报刊好像曾经不止一次地组织过讨论，后来都是无果而终。那些先进小组介绍的成功经验缺乏科学规律性，因为各组情况千差万别，无法依样复制，推广不开。也可见这个问题似乎很小，其实解决起来还非常复杂呢，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就让我来试一试，设计一个可以“克隆”推行的模式，从而使国有企业中千百万个班组，都成为高素质劳动者组成的优秀集体。　　

就像先有蛋后有鸡，先有实践后有理论一样，先有先进分子，后有先进小组。又像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物质决定精神；但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能反作用于物质。先进分子组成先进小组，在先进小组集体作用下，先进分子的素质又能更上一层楼。人们对这种抽象的表述可能不太明白，那就让我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具体解释。　　

首先，我们对“先进分子”含义，需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员理论上应当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但实践上不一定是。例如本厂党员可谓多矣，平时都很听从上级领导的话，被认为是“听党的话”。但在关健时刻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实在值得深思，前文例举文革初期，厂领导权被一个品行恶劣的劳改释放后进厂不久的临时工篡夺，全厂党员竟然都作壁上观，没有一人出头反对和阻止；国企改革之后，厂里乱象丛生，也主要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捣鬼。又有哪一个人在其中起了模范先进作用了呢？我敢说一个都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工人先进分子，必须是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工作表现优秀者，是在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者，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国家资产的坚强有力保卫者！这种先进分子的评定，不能再像传统作法那样，以是否驯服听话为标准，上级领导说了算，而要通过民主程序，由有关人员相互选择认可。　　

国有企业基层中班组人员良莠不齐，乃是普遍现象，这缘于招聘机制问题。例如，中年以上工人大多数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由官方劳动部门代招，被招之人素质高低，因为与代招单位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大多把关不严，因而混进了不少低素质者，这就为之后国有企业埋下了一大隐患。即以武汉印染厂为例，据我长期观察，相当多一部分工人的工作表现，实在很不如人意，有的甚至是“负数”，班组长为了防止其给生产添乱，还得重点“关照”。后来，许多国企又主动地给自己揽上了一个解决本厂职工子女就业的新任务，大搞“近亲繁殖”，劳动力组成更趋低劣化。近一、二十年来，经济社会上发生了这么一个现象：许多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工商企业，金字招牌纷纷倒下。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分配机制和招聘机制早已不再有优势了，隐患累积，终于爆发。那些名企在私营时代之所以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其经营效益较好，相应地，工资福利待遇也比他人要好，“饭碗”也比较牢靠，因而便可以较为有利的条件吸引人才，择优录用，进而与企业经营形成良性循环。国有化后，这些老企业进人就不由自主了，在它上面大大小小各种有关系的人物，便可能施加权力影响“推荐”私人，企业能不接纳吗？即以本厂为例，我曾粗略地观察与调查了一下，数以十计知道是凭关系走后门进厂的男女职工中，可说没有一人称得上优秀，还有的纯粹是来吃闲饭的，更有人不好好工作，却热衷于无事生非，破坏团结，给生产带来损失。　　

国有企业招聘录用劳动力的情况已如上述，我们至今还未能采取措施予以改变。其实，这种不利于班组优化组合的情况，即使改变了老的，在新时代又发生了新的。近些年来，随着工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地空前低下，一个蔑称也逐渐流传开来：“臭老大”，指的是咱们工人群体。前文谈到，有媒体调查报道，青年人中，职业志愿选择工人者极少，甚至有高级技师技术职称者也有人自称是“臭工人”，不愿子女继承父业。我在青年时代同大家一起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之时，曾经热血沸腾，现在人们还有底气高唱吗？勉为其难地一定要唱，就会被他人当作笑柄。这种现实社会情况下，国有企业班组当然就不可能优化组合，因为招人企业和被招人员两方面都缺乏条件。　　

基层劳动者的数量，现在占了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自我感觉不佳，后果已经显现：因为劳动致富途径基本上此路不通，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好自暴自弃，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精神日益弱化。相反，社会上投机发财的各种门路倒是畅通无阻，而且花样越来越多。中国中产阶级，和超过这个阶级财富标准的富豪数量迅增，是一件好事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种增加现象就像是“四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继续，但从长远观点上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必然难以为继，达到人口的一定比例后，最多十分之一，便将停滞不增。这是鄙人观点，其中道理，何用赘述。中国社会在如此利益分配机制下，将永远处于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状态，前途不容乐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而且必须调整与优化中国中产阶级组成的质量结构，要以有利于促进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劳动人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为主。如果不调整与优化，这个阶级中的不少人仍以各种巧取豪夺不劳而获者滥竽充数，会是怎样的后果？从微观上看，如此现象发生在国有企业，便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例如本厂；那么，宏观上呢，又将如何？让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勤劳正当致富，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另有一个作用，即在他们致富条件改革的过程中，还可能影响社会风气向好的积极的方向转变，大概就少有人知道了。例如，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诚信度低，行为不端；有的人还习惯干一些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之事，而无顾忌；又如应试教育，人们深知其负面作用甚大，素质教育也提倡多年，但就是转变不过来。原因何在？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需求出了问题。“需”不变，“风”亦不变。也就是说，社会风气只能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不论你的思想教育工作多么广泛而深入，哪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将对风气的变化毫无影响作用，也不论你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瞎子点灯白费蜡。多年的客观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今天，中国社会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好转和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认清、抓住和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正确理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首先要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按劳分配，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但前者要占主导地位，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后者占了主导地位。这个要求是由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按劳分配所占比重越大，越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也越可能优化社会风气，又反作用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生产力。其中道理，并不难以理解。　　

前文已经谈到，调动企业基层劳动者的主观能动积极性，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只能是经济上的因势利导，其具体手段就是运用工资分配这个经济杠杆。企业领导人也应当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正像２Ｏ多年前多次调整工资时表现的那样，重点奖优，不利于安定团结，也难掌握；“撒胡椒面”，又没激励作用，等于白加。解决这个矛盾，不妨借鉴前文例举的本厂漂炼车间“泰兴帮”的劳动组织经验，。根据我当年工作实践中的观察和亲身接触体会，这个“帮”内工人的职业操守和技术能力，及其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积极性，明显地比车间里其他工人的表现高出一筹。他们与众不同的优质工作动力就源自高于当时厂内外其他人的两、三倍工资。　　

“泰兴帮”工人的劳动组织形式属于工头制。这一劳工组织体制在中国国有企业，至少湖北省内数以千计的竞争性行业厂家中，曾经独一无二地存在于本厂。与之同时，本厂又是当年省内企业中，资产利润率长达３Ｏ年，绝无仅有地鹤立鸡群，一枝独艳。这是偶然的巧合现象吗？我不仅经过调查，而且耳闻目睹于其中，亲身接触体会，所以有发言权认为，此一独特现象决非偶然，而是必然，更重要的是，具有“可检验、可复制”的科学性。谈起工头制，有人可能联想到解放初期，１９５２年全国开展过一次民主改革运动，当时，有一批作恶多端，欺压工人的工头被镇压。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也有些工头的行为非常恶劣。但本厂此工头非彼工头也，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我现在也并非提倡工头制，而是认为和觉得，人们能够从我厂这一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并可借鉴利用，在此基础上引入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变通之后，创立一种以班组为单位，组成全组人员同心协力、共同拚搏奋斗的基层劳动组织。我们需要千百万个马恒昌式小组，现在借用本厂“泰兴帮”经验，改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将志同道合者串连在一起，促使这种小组成批产生，推广普及。不过，人员组成不用像“泰兴帮”那样限于地域，而是扩及全国。　　

组成这样高素质班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引入民主机制。我这里所谓“民主”，指的“有原则民主”。这种称谓民主不同于“有领导民主”的“死”，更异于“无政府民主”的“乱”，其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活而不乱”。它符合“政企分离”的改革原则方向，不再受上级领导者对企业的经济指令的束缚，将自行其是，但是遵守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定。劳动群众如有“有原则民主”作为“尚方宝剑”，反过来可以约束某些官僚在经济活动中的胡作非为。例如，许多地方不法官僚公然无视宪法中“社会主义国家公共财产神圣不容侵犯”的规定，也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邓小平理论当作耳边风，劳动群众这时就能以这种性质的民主为武器，坚决反对和制止，从而起到保卫国有资产免遭流失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应当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以前缺乏一种具体有效的手段将两者的利益联系起来。“有原则民主”可能就是这种手段。劳动群众行使这种手段的动力，则来源于直接地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从国有企业最广泛的基层班组开始联合起来，是使这种手段坚强有力的保证，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劳动者人数虽然众多，但像现在这样同床异梦，一盘散沙是无济于事的，谁都不把你当一回事。　　

有人可能指斥：这不是“拉帮结派”吗？也可以这么认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帮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局面，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可以完全保证，毫无负面消极作用，而是只有正面积极作用。我认为，这种形式和性质的劳动组织单位，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力量。　　

我认为，民主只是手段，利益才是目的。领导者自上而下给予劳动者的民主，即“有领导民主”，只有两者利益一致时，社会才不会发生矛盾冲突。当领导者为了自已的GDP政绩，视国有企业为“包袱”，实行产权私有化政策，两者利益就不一致了，必然发生矛盾冲突。除非亿万劳动者心甘情愿长期沦落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怎么可能建立和谐社会？一时建立了，也难以持久，因为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劳动群众只能自己救自己，创造人类的幸福。为此，全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争取实行“有原则民主”。　　

振兴国有企业及其班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引入竞争机制。社会主义领导者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将公有制国有企业强行塞回娘胎里去，实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其实，也有其不得己之苦衷，实乃措手无策情况下采取的下策，避免“冰棍”消失，饮鸩止渴之举。让我们先看一则报道内容，对照中国情况，说明其中道理：　　

“据《环球时报》１Ｏ月１９日报道，联合国日前在曼谷发布的《２ＯＯ７年世界投资报告》称，随着私募基金在全球投资人当中的力量不断增大，这类基金短线炒作的做法可能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安定。　　

“联合国的投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绿地投资”，指的是从无到有的新项目投资，其大部分基金用来购买固定资产、原材料，雇佣工人，直接的结果是增加了投资接受国的生产能力。但是私募基金往往是寻找有潜力但经营不善的公司，故意压价收购，再抬高价格，弁取暴利。有的甚至并购后会解散公司，直接出售厂房和土地。私募基金低价购买一家公司后，通常的经营期不会超过５年，其短期行为给被并购企业和当地金融市场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报告举例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年间，韩国银行陷于困境，私募基金乘虚而入，收购银行控股权，经过两三年时间，这些基金纷纷高价转手，获利退出。，美国凯雷集团以２７亿美元的价格出手，获利６倍。新桥投资集团以３２•５亿美元的价格出手，获利５•５倍。而韩国检察机关调查发现，这些私募基金或多或少都违反了相关的法规和程序，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低估了被收购企业的财政状况，最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这些资产拿到手，从韩国攫取巨额资金走人。”　　

中国今天正是联合国报告中指出的威胁国家安定的私募基金肆虐的重灾区，比韩国闹金融危机时损失于外人的情况何止严重百倍。在某些官僚看来，陷于困境的“有潜力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只有让私人经营或引进外资及其“新机制”才能获救，起死回生，转衰为盛。武汉印染厂上世纪９Ｏ年代以后，曾是沦落为这类情况的企业，因为没有被国内外资本家收购，后来果然破产了。在此之前，像当时许多厂家一样，厂长像走马灯似地更换，一个比一个无能为力，其中一个前文未曾提及，无能之外，更是缺德。他老兄受命于危难之际，有一次去南方出差公干，竟然穷开心，发生了“妓闻”，被人举报，回厂后被撤职。国有企业改革，上级官僚可能受到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理论”的影响，始终寄希望于个别精英人物扭转乾坤，而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屑一顾。在这种逆情思维下制定的政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公有制产权私有化改制。　　

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以两家企业为例。前文已述，武汉曾有两家印染厂：即武汉印染厂和武汉第二印染厂。后者上世纪８Ｏ年代开办之日起便不景气，１９９０年代之初，在上级指令下，与一位虽然两手空空，白条入股，但是年轻，风姿绰约魅力惊人的香港女人“合资”经营。据说因为引进了所谓“新机制”，一度搞活，产销两旺。免税之外，利润表面上按股份分配，实际上因为她大权独揽，在原材料采购和销售环节上做手脚，绝大部分被其攫取，公方所得无几。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汉港合资的二印“竞争”垮了依旧照章纳税的国有独资的武印。但是二印好景不长，几年减免税期限一过，“新机制”失灵了，也随之关门停产。最后，失灵的“新机制”和破产的“旧机制”同归于尽。那位港方年轻女老板走人之前，施展魅力，在本市各家国有银行如入无人之境，大举贷款，就像从自家财产中取钱一样。媒体第一次爆光，说有３•８亿元，其后可能偿还了一部分，第二次减为２•６亿元，到期久赖不还，被列入黑名单。其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并不高明，而能得逞是否像韩国当年那样，“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联合国上述报告中例举的美国凯雷集团在韩国获利６倍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为此类短线炒作的私募基金，提供了理想得无以复加的优越环境条件。而且，谁都知道腐败因素在其中作祟，但至少十分之八九无人过问与追究。这种政策，联合国报告认为“可能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安定”，但是中国经济学术界的右派学者看法则不同，还在大力鼓吹，肥水先是流向私人田，现在开始大规模流向外人田了。　　

武汉二印一度红火之日，正值武印走下坡路之时。上级官僚这时便动员老厂向新厂学习，也搞合资。但武印的人们了解到，二印改制后，即使产销两旺，国家所得也不及同规模的本厂以前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职工则大量减员下岗，因而抵制反对，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享受与合资企业平等待遇，自主经营。显而易见，这个自主方案无论是对国家，还是职工，都比合资更好。只要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利润竭泽而渔，全数拿去，而是“二马分肥”，即仿照合资后的二印公私两方按股权平分的话，本厂职工看到了希望，必将重振旗鼓，再铸辉煌。这已为过去的经验所证明。但此方案遭到无情否决，实际原因不能摆在桌面上，因为很荒唐：肥水就是不能流进自家田。中国劳动群众生就的穷命，必须不遗余力地阻塞他们的致富之路。表面上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说什么“一股独大”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制度没有生命力和前途云云。试问，武汉印染厂曾经长达３Ｏ年的高利税事实，难道是无中生有，吹出来的吗？否决的官僚就工作在本市，领导管理着本厂，若说不知情，那就无可救药了。　　

如果这一方案采纳实行了，武汉印染厂后来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我当时想，仅有“二马分肥”还不足以成事，本厂内部上层领导与基层班组体制，及其分配机制，也必须改革，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偷梁换柱地改“性”。上级有关部门委派任命的厂长等领导人，不论其素质高低都靠不住，因为如前文所述，他或他们在群众中缺乏权威性，难以使人信服，听从指挥，即使有才能也施展不开。而要引进民主机制，由职工们选举产生企业高管人员，这一点后文具体补叙。基层班组体制的优化组合则要从企业分配机制改革入手。　　

国家如果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也给予国有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国企就要利用这几年休养生息的时间机遇和比较宽松的经济状况，加紧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地改革。也可以是否改革为条件，同给予优惠政策联系起来。首先，从改革基层班组工人的工资分配机制入手。与过去旧的工资机制相比，新的分配有下列几个不同特点：一，不再论资排辈和考虑工龄长短，而以工作实绩好坏为准；二，不再“撒胡椒面”，人人有份，而是择优重点提高，分批推广；三，加大激励力度，被提高者的工资每次倍增，一次到位，而不是小幅度逐渐递加；四，大幅度拉大关键生产岗位工人与其他一般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五，最重要的一点，是以班组、而非个人为单位评定工资。具体如何实行？仍以武汉印染厂为例：　　

一、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途，决定于其是否有适应市场需求，竞争力强，并且高产低耗的优质产品。印花布是本厂主要产品之一，印花机甲乙丙三班工人们在１９３０年代旧机器上，１９８Ｏ年代初期曾经生产出了当时先进水平，荣获国家银质奖的多种优质产品。只要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一领先于同行业的骄人成绩，就应当得到比本厂平均工资高出两倍或者三倍的薪酬。如此按排，这部分关系本厂经营大局的生产骨干工人的工作情绪就可能保持稳定，不会发生后来他们风光不再，产品质量直线下降的情况。但在印花机各班组内，两三倍工资也非人人平均，而要根据岗位责任大小，技术难易，如有的是车前档车工，有的是车后辅助工，另行分配。至于各人比例多少，由组内人员协商解决。组长民主选举产生，因为工头是否称职，关系到能否保持生产成绩，能否拿到较高工资，组员们必然郑重其事。如果工资比例协商意见不一，由组长，即工头最后决定；　　

二、有资料报道说，日韩等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资金之比是１：１Ｏ，我国则倒过来：１Ｏ：１。这是宏观方面，微观方面更加可怜。例如，武汉印染厂为了开发新产品，花费巨资进口了一台高档双面印花机这一机器设备硬件，却对技术软件投入一毛不拔，等待着职工们发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无私奉献，守株待兔。最后，生产不出合格品，造成严重损失，宁可让它闲置成为一堆废铁，也不知是不愿，还是不敢打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作法。我当时想，只要再增加购买这台机器用去资金的一小部分，不用十分之一，哪怕百分之一，根据我厂工人技术实力，悬赏招标攻关，完全不在话下，便可解决正常生产问题。与市场经济国家流行的国际惯例接轨，喊了多少年，每当涉及提高劳动者经济利益，便“肠梗阻”，行不通了。这台双面印花机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假使悬赏攻关成功，便可以高于平均两三倍、或者更高的工资利益诱惑，在技术工人中，自愿互选地组成强强结合的班组，以保证这台生产难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机器正常运行。　　

三、同一企业，各班组中工人忙闲苦乐不均，责任轻重大小不等，但往往都是吃的“大锅饭”，工资基本上平均。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不利于推动后进赶先进，相反，倒容易促使先进变后进。前文例举的武汉印染厂的“满负荷工作法”，随着本厂工人中“高薪阶层”逐渐退休，也相应地消失，便是一个证明。根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体会与了解，建国后至少大多数国有企业工人群众的职业操守及其争先进的势头，可谓一代不如一代。领导者为了遏制与扭转这种劣化趋势，也使尽了手段，但不得其法。他们的手段不外乎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两种，但实践早已表明，并不有效和可靠。所以，我建议不妨学习武汉印染厂“泰兴帮”曾经长达３０年成功的先进经验，在企业中对部分劳动强度大，生产成绩好，产生效果高的重要岗位工种的工人给予厂平均工资两倍的高薪，这样做就能巩固先进成果，也使后进分子产生了追赶的动力。至于生产效率是否先进，可在国内同行业中组织评比。　　

四，缺乏技术自主创新精神，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的一个致命弱项。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某些企业高管，像前文例举的我厂那位高学历低能儿的新厂长一样，惯于吃工人群众的“白食”，除此恶习之外，也不知道企业自主权该如何正确应用，更不懂得搞市场经济必须学会“小钱换大钱”的诀窍。这些无能之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麻烦，美其名曰“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固步自封地不作为或少作为，无疑于慢性自杀。那么，怎样促使和推动企业持久不断经常性地开展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因势利导。例如，前文谈到我那条胎死腹中的建议，可能使本小组原料消耗降低一半，因为没有“想头”，大家都不热心，甚至可能反对。小组不能同心协力，就干不成。我当时曾计算了一下，这条建议实现后，只要拿出每年比前节约金额的十分之一，就足以使本小组全体组员增加一倍工资，如果厂领导与本小组约定，建议目标实现后，五年之内，大家薪酬倍增，这件好事就能办成了。我相信当时组内大多数同志都会干，个别少数人不愿干怎么办？坚决排出组外！利之所在，吸引愿干者和能干者调换补充。又如，本厂漂炼车间原有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后来其中一台破旧不能使用而淘汰，买了一台新的替换。可是这台新机是单头进出布，比旧机的生产效率降低一半。整新如旧，样版就在旁边，技术上的可行性应当毫无问题吧？本厂机修车间更不乏能工巧匠，也是因为没有利益诱惑，无人想去改造复旧。我当时也曾想，花点小钱，轻而易举，那台机器很快就能一台变两台。举一反三，如此之类数不胜数“小钱换大钱”的经济上“魔术”，有何奥秘？也不难操作。　　

五，企业班组以其工资高低多少为标准，分成三个等次：先进小组、一般小组和后进小组。以前，先进小组的表证就是一纸奖状，谁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以后就可能大不同了，因为这类班组人员的工资要比同厂其他工人高出一倍，甚至更多。从１９５Ｏ年代开始，“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口号空喊了几十年，此后便会落实了。千百万工人中，有人不想高工资，甘愿低工资的么？恐怕一个也没有。那好，你要高工资，就得争先进。例如，本厂机修车间有些懒虫，生产车间机器出故障了，人家来三请四催，他也懒得动身。企业班组改变了分配机制，如果再是这样，他本组内的同事就不答应，因为他的工作行为不利于小组评比先进。这些懒虫将会振作精神，还可能发挥自己的技术潜能，大搞自主创新活动。如像上述新丝光机进出布由单头改双头之类诸多技术挖潜项目，也会有人主动请缨，争着去干。又如我所在的制水小组，假使建议目标革新实现后，小组同事们如愿以偿拿到高薪，每一个人便会竞竞业业、精益求精地工作，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怕倍增的工资得而复失。　　

从而，企业中每个工人，无一例外，都将在一种动力或是压力下工作。随之，班组重新组合的大变动应运而生。过去那种由上级指派，班组实际上是先进分子和后进分子混合组成的传统格局将被打破，先进班组只能是强强组合。据我多年观察研究，后进分子能否赶上先进，主要关键因素在其自身，而不是先进分子的“传帮带”。响鼓不用重捶。只有后进者感受到动力或是压力，赶先进才会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很自然地，强者不愿同弱者在一个组内共事，除非弱者很快也能成为强者。这时候，企业领导者就要支持强者的正当要求，因为他们的要求符合企业的整体和长久利益，在本厂主要关键生产机台岗位，实现该机组人员在自主互选基础上的强强联合。　　

在劳动组织上引进民主机制，工资分配上引进竞争机制，企业基层班组在分化和改组中，很自然地，工作动力或压力也将随之产生于每一个工人身上。其中道理，何用赘述。当然，如此变动肯定影响安定团结，但这是坏事吗？在这种大变动中，还将产生两种需求：一是对人的诚信素质的需求。可以想像得到，强强联合能拿高薪的先进班组，狡诈耍滑之徒，损人利己之辈，学历再高也不会被选入内，一时入内，也难站稳脚跟；二是对人的技术能力的需求。这将促使人们经常性地学习文化科技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水平，以免遭到淘汰。一旦这两种需求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上人们致富的主渠道，将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这一数学定理：分母越小，分子得数越大。因为企业工资是有总定额的，所以冗员越多，每人平均工资所得越少。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必将关心和要求提高效率。那些工作吊儿郎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领导对其无可奈何，以及其他吃闲饭的人，也不会听之任之了。本厂图案设计室有３６人，其中大多是“南郭先生”，至少可以裁减三分之二。生产环节是中国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关键，提倡什么“哑铃型”企业组织，对大多数国企并不适用。　　

一家企业除了奖优，还必须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汰劣机制经常性地运作，否则，可能几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但是汰劣机制，犹如烫手的山芋，国有企业领导者往往不敢触动，以为无关大局，实则不然。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就不要去管。矛盾下交，让基层工人民主互选组织班组，少数素质低下者没人要而下岗，不是自动发挥这种机制作用了吗？　　

工作就像打仗。革命战争年代，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战绩辉煌，主要关键就在于他是由千百万特别能战斗的战土所组成。国有企业也一样，若要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广大的高素质基层职工队伍是一个必备的不容忽视的条件。万千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马恒昌式小组怎样培养出来？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调政治激励老办法了，因其效果越来越小。而要因势利导，利用经济手段，如上文具体所述，应用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促优汰劣和吐故纳新，从而组成一个个相互团结，同心协力的高素质人员结合的班组。这些企业基层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争取提高工资收入，过上较好质量生活的心理推动下，因为利益相关，就会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必将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并且不断地勇攀高峰。“细胞”活了，也就为国有企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五)　　

高效率只能建立在按劳分配的公正基础上　　

    国有企业改革初期，即第一阶段是在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进行的，但以失败告终。在全国范围内，其主要标志是平均资产负债率飙升。资产负责率国际标准线是５０％—６Ｏ％。我国１９８５年还只有１８％，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则为惊人的８Ｏ％了。也就是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情况反而急剧恶化。国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益，可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原因何在？源于理论指导思想选择错了。一种理论思想认为，社会主义资产公有制，为微观和宏观经济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机会均等开辟了客观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须以科学有效的体制和具体可行的机制为中介。效率是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与机制在其制度范围之内实行改革的基本动因。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又认为，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社会大众心理能够接受的所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改革之路。在中国，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组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这些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因为没有人去企业实践中寻求可行的方法而被束之高阁。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因样重要的是，有了正确的理论，而没有相应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实践，也不行。简而言之，公平与效率，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框架中，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因人们一时没有找到有效可行方法而未能实践，理想变成了“乌托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社会将有较大的消费剩余用于投资，从而提高效率；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如果比较平均地分配，社会将非常稳定，但投资力度削弱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减慢。简而言之，效率与公平，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理论框架中，是一种对立矛盾的关系，只要社会稳定不发生动乱，分配越悬殊，效率相应地越高。　　

    公平与效率问题，历来是任何社会、任何政府都感到头痛的选择。我们来个折中，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指导原则的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执政党来说，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分配原则政策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在缺乏可行方法实行不了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仍不失为较佳选择。问题在于，３Ｏ年改革实践表明，公平并未“兼顾”，而是完全不顾，“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更是一句空话。因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布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到１９９５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大于东亚、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而且已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１９９８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就向居民收取利息税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中国６万亿居民存款中的６６％掌握在１Ｏ％居民手中。那时，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试图用经济手段遏制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收利息税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１０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样？上文已述，千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四成以上！　　

    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果然相应地投资力度增强了，经济增长更快了。这是好事吗？站在社会大众利益的立场上，大概无人会叫好。据２ＯＯ３年８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山的文章说：　　

    “当前，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最值得重视的是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为８％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却高达３１•１％。如果我们计算最近几年的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GDP的比率)的话，可以发现２ＯＯ３年上半年的投资率为３８•７％，明显高于２ＯＯ２年上半年的３１•８％和２ＯＯ１年上半年的２７•７％。按目前的投资增长势头估算，２ＯＯ３年全年的投资率将可能达到４５％。　　

    “汪同山认为，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费率低意味着当年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将较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至少造成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从长远来看，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是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　　

我国改革开放３Ｏ年来的经济发展，现在是总结与检讨一下成败得失的时候了。一分为二是有利于影响事物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正确观点，坚持真理，克服缺点，修正错误，继续前进。像医生一样，搞经济学的人，除了要能发现和指出经济运行中的弊病，还须对症开方，解决问题。近年来海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一评估是否太高了？如果有一个的话，还会滑天下的大稽，用得着我这个智商平庸、学识浅薄、文化低下的工人老粗越俎代庖，贻笑大方，像一头野牛闯进高贵的学术殿堂，大煞风景吗？还有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贩子更是出格，贩来洋货在中国零售，其“理论”在经济实践中弊端丛生，却讳疾忌医，不许别人直指其弊。如今，右派学者乱扣帽子，最时髦的叫做什么“反对改革开放”。前文已述，我头上以前曾被左派“革命群众”扣上过七八上十顶帽子，再加一顶，也无所谓。社会各界人们对“改革”含义的解读，因阶级利益立场的不同而迥异。我们认为改革应当在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进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在学术界的代理人则是指国有全民资产产权的私有化改制变革。就像地球人与外星人对话一样，两者物理基因根本性区别，永远不可能有彼此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　　

概括地说，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迄今为止，基本上可归纳为创造了七项世界第一的记录，有好有坏：一，GDP长达几十年的大幅度增长；二，外汇储备量最多；三，外商投资额最多；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GDP的比率连年居高不下；五，国民经济发展对外贸依存度远超他国，包括号称“贸易立国”的国家；六：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居民收入中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百分比，即基尼系数严重地突破国际“警戒线”；七，据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披露，１９９９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１３•９％左右，我认为往后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为２５％左右，发达国家更高达４５％左右。我国这一比重指标集中地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非常低下。　　

像看待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一样，虽然那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也不能抹煞与否定成绩是主要的，是巨大的，短短二、三十年内，其间还多次和一直遭到战争干扰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仍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中的得失也应作如是观。“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迷失方向，甚至走上歧途，这没有什么可惊奇与责怪的，修正过来不就行了吗？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中有人不允许修正，偏要继续“深入”下去，直到像前苏联那样彻底私有化，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如果硬要将反思改革开放等同于反对改革开放，那也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另类解读，即资产阶级及其政界和学界代理人的私有化解读，因为这种解读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　　

中国不论左派权威，还是右派权威，都有一个共同习惯：一旦自己处于“主流”地位时，总要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危言耸听，压制对方的观点意见。其中一个理由是，不要高调谈论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以免人民群众失去信心。实际上就是主张对存在的错误不必过问，让其继续下去。人们如果不健忘的话，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不是也有类似的理由扣人以“帽”吗？客观存在的恶性事物，仿佛眼睛一闭就消失了，不会继续为害。所以，我们宁可“夸大”错误，以便彻底改正。相反，问题越是轻描淡写，也就会越不重视解决，损害相应地越大，这已有过经验教训。至于一味唱赞歌，实则更是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帮倒忙。　　

党中央明察秋毫，对于当今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了如指掌，在编制规划时，早已考虑到要采取避免社会矛盾因分配不公而激化之法了。请看２ＯＯ５年的一则新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Ｏ月８日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未来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分析人士说，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区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DP达到１ＯＯＯ美元后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矛盾容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汤敏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应该努力规避风险。‘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观察家们说，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据统计测算，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１０％。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十五’后期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清毕大学教授胡鞍钢说：‘这将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之一。’”　　

虽然，中央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期规划倾向有利于低收入者，但是中国今后贫富差距有望缩小、“穷人”阶层可能消失么？治标之策，前景恐怕不容乐观。贫穷概念乃是相对而言，同国内富裕阶层和国外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我是个“中间人物”，过去和现在的收入状况大约可以代表中国大多数蓝领劳工阶层，更高于农村穷人。几十年前，我的日平均工资只能买街头早点摊上１Ｏ多碗清汤粉，３０年后，也没有突破２０碗整数。同一职业工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始终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百分之几。执政者不要热衷于纵向比较，同社会主义理应达到的生活水平，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自豪的。　　

治标不治本的规划，不论时间多长，决心多大，至多只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于一时的作用。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消除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公有制经济为主、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事难遂愿，规划中的希望必将落空。　　

我再强调一下，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在依靠公有制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为此，必须规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中公平与效益相辅相成的关系，找出与开辟一条可行之路。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吗？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为了具体说明问题，让我先引用一位科技工在网上的留言：　　

“我在一家世界知名的外企做研发工作，可以说是经过层层挑选才最终进去，可以说外企集中了中国大部分优秀人才，然而如此多的优秀人才基本上做的东西，都不会涉及到核心技术，往往是本地化、界面之类的工作。许多人如果在私企或者是国企里都是可以挑大梁的，却在外企里做一颗螺丝钉。　　

“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是在国外的公司完成，剩下的部分交给国内外公司开发，虽然他们创造了GDP，创造了利润，但是他们赚到的更多，而我们却学不到核心的东西，我们将永远被扼住咽喉。　　

“我想，我们引进外资思路是好的，但是执行却是变味的，变味的外资给父母官们增加了政绩，增加了高升的机会，却牺牲我们的生存环境，牺牲了我们自己的造血功能，牺牲了我们未来。”　　

喧宾夺主的外资，因为少有平等的竞争对手的制约，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牺牲我们的生存环境，牺牲了我们自己的造血功能，牺牲了我们未来。”我认为，这些年来比公有制企业产权私有化的国有资产流失危害更严重的是高科技人才外流。搞私有化，还可自我安慰地说，产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肉烂在锅里，肥水没有流入外人田。但是，中国大部分“可以挑大梁”的人才外流，性质就不同了，后果会是怎样？中外企业产业结构将发生“马太效应”：在高科技产品研发能力方面，相对而言，强者可能更强，弱者可能更弱，中国未来只能是一个技术上“永远被扼住咽喉”的二流工业国家，而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一流工业强国。这一发展趋势，除了为外国利益服务的买办集团人士，难道还有人能无动于衷吗？　　

替外人打杂当下手，“做一颗螺丝钉”，当然是国内成千上万能挑大梁的高科技人才的无奈之举，因为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他们中大概很少有人奢望发财，但要求能保证一定生活质量的工资收入，乃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应予理解。弱小的中国私有企业大多没有能力满足他们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至少是没有能力大批量吸收这类人才。中国的科技精英们报国无门，令人扼腕叹息。　　

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什么能高达4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是以高科技产品为主。高科技产品才能产生高效益，企业高效益才有能力为职工提供高工资，高工资才能吸引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人才才能生产高科技产品。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包括在华企业因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现在则是恶性循环，情况正好同上述发达国家及企业相反。　　

上述各种因素互为因果。中国私有企业整体而言，做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已述，在于没有大批量吸收高科技人才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私企，不论它们的发展势头多么迅猛，即使拔苗助长，也无能将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从恶性转为良性，也就没有经济条件消除中国的穷人阶层，至于缩小贫富差距，只要企业制度以私有制为主，社会各阶层实行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为主，更是空谈。　　

在今天的中国，消除贫穷和缩小差距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依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振兴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经济分配制度。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是要回到本题上。国有企业衰退和濒危之际，官方当然不会见死不救，还是有所作为，采取了两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措施，紧急输血。一是债转股，企业到期还不了的银行贷款，转移到新成立的几家公司名下。其实老债主和新债主，都属于国家大老板管辖，一主两名而已。有人比喻说，债转股是国企“最后的晚餐”，在这次解除债务压力，羸得喘息的时间内，再不走出困境就没救了。一道“晚餐”就能使重症病人获救？哪有那么简单。还须建立长效机制，持续不断地输血。于是，实行了第二项重大经济政策，即开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　　

据说，证券市场有三大功能：一，筹集资金，二，转换机制，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中国的股市开办以来，一直问题多多。据2001年4月12日《经济日报》一篇名叫《资本在股市“独舞”》的文章说：　　

“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非常低，根据一次研究，2000年中国股票市场全部上市公司只有80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当中分红只有100亿元，而印花税和给证券公司的佣金就已达900亿元，分红还抵不上印花税和证券公司的手续费。上市公司素质如此不堪，市场却对股票追捧不已，这就说明股民只关心股票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因此我国股民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明显地属于投机性行为。对于股民来说，这种投机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投机本身不产生财富增量，过量投机只意味着每个参与投机的人风险加剧，而决不意味着挣钱机会增多。”　　

而在国外，上市公司不仅年度派息额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水平，而且他们大都采取了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反观我国，有资料显示，上市公司不分红现象越演越烈。据统计，沪深两市1999年以前上市的800多家公司中，仅42家每年对股东进行股利分红，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另有42家公司上市以来从未分配过。也可见投资者进入股市，获利渠道主要依赖于市场波动中赚取差价，而对分红兴趣不大。　　

股市是“经济晴雨表”。但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完全失灵，在过去的一段年份内，甚至曾经是盈利与市值大背离。例如，据报道，2004年上半年年报统计显示，该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同比平均大增36%，再次刷新了盈利增长纪录。但同期沪深两市流动市值却减少了2900亿元，同比下降约22%。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证券市场的业绩与股价也不相称。自2002年底以来，上市公司2003年半年报、2003年年报、2004年半年报中的每股收益，同比都是以近30%的速度连续大幅增长。可是这一年半中，上证综指却几乎原地踏步。那几年GDP连续回升，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更是高达9·7%，毕竟GDP的强势往往代表宏观经济的向好，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回升的同时，市值却毫无理由地缩水。其实原因很清楚，对于股民来说，GDP和盈利的增长不过是“画饼”，充不得饥，因为上市公司一毛不拔，绝大多数从未稳定地股利分红。　　

据经济界著名学者吴敬链说﹙很抱歉，又忘记出处，因为我之前未曾想过要写“论文”，有此要求﹚：　　

“在某些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批上市的公司圈钱解困，对于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则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而不会受刭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　　

这位学者又说：“　　

“只有拥有一大批绩效优良的上市公司，证券市场兴旺发达，才有坚实的基础。”　　

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运作影响下，能够因而使之产生优良的绩效吗？让我们先来检验一下股市的三大功能 ( 筹集资金，转换机制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 实践得怎么样。一，中国股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圈钱解困”，确实有效。它有输血功能，但无造血功能；二，融资机制从间接融资转换为直接融资，这一方面的机制因而优化了吗？从理论上说应当是优化，但实践上并非如此。如果说银行贷款还有到期需要偿还压力的话，股市上不必股利分红这一压力就消失了。请问这一机制是优化，还是劣化了呢？三，资源优化配置更是无稽之谈。我这个经济学门外汉曾经想，建立了股市，通过它的运作，那些散而小的企业，例如江苏省太湖流域1.2万家小化工厂，可以聚合起来做大做强，其实股市与此功能完全不沾边。　　

可是，中国经济又一奇怪现象发生了：近几年来，虽然上市公司的绩效基本上踏步不前，并无大的变化，股指却突然走牛，从1000点飙升，突破5000点，竟然翻了几倍。“晴雨表”再次失灵。这一现象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人们对中国实业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悲观失望，热情锐减，因为产能普遍饱和过剩，盈利状况也相应日渐降低。资本是逐利的。于是，投机性流动资金便弃低就高，涌向了股市和楼市。此“两市”者，实乃中国经济真正之“最后的晚餐”也。　　

一个不能使财富实质性增量的股市，一个令老百姓产生忧愁感的楼市能够健康发展么？没有实业的发展，确切地说，是没有了高效益实业的发展，怎么可能消除中国大多数家庭的贫穷状况，股市和楼市的畸形繁荣，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因为无法因之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更加扩大。　　

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深深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而未能自拔！前文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方大公司掀起的兼并、联合浪潮，其特点一是构建超强的巨型跨国公司；二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进行战略策划，一个产业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逐渐形成。也正是从那时期起，中国竟然主动积极地配合跨国公司的这一战略策划，拱手相让全球化序列国际分工中赚大钱的部分，即新技术、新产品研制部分和最重要的主机生产部分。何以见得？因为这两个高端部分，在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这时期，正是国企私有化改制高潮之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端部分赖以生产实现的平台越来越少，赚大钱的可能性当然也相应地越来越小。那些热衷于鼓吹“比较优势”，心甘情愿赚小钱而沾沾自喜，还要自鸣得意的人，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在为延缓甚至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而在向跨国公司献媚讨好和配合效力。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了吗？可能至今尚未认识，买办利益集团分子除外。中国人决非命中注定只能赚小钱，被动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强损人利己的阳谋，在国际分工中成为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和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　　

据有资料披露，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正越来越依靠进口高端技术设备，成为跨国公司盈利丰厚产品的市场销售国，不论出口还是内销，利润率较高的高科技产品，也大多是外资在华企业生产。也就是说，在发达的富裕国家发生“扩展效应”的同时，发展中的贫穷国家----中国经济，也正笼罩在“回荡效应”的阴影之下。如果中国经济陷进此效应之泥沼，转变不了发展方式，只能赚小钱不能赚大钱，你凭什么去消除穷人阶层群体？而像我这样的大多数劳动者，日平均工资突破20碗清汤粉底线的希望，也就很渺茫了。2007了年11月间，重庆市发生了一起践踏伤亡事件很有典型意义，一家外资超市举办一次促销活动，食用油每壶便宜几元钱，结果引来几千市民不惜冒险拥挤抡购。近几年，工资倒是大幅提高，物价呢，也随之急剧上涨，尤以中低收入者感受最深。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在大多数老百姓身上，实在太少了。　　

实践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建立在“按资分配”基础上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效率成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中，资金短缺是关键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其阶级利益本能，失之于片面，只知道重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但却忽视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个“边际投资倾向递减”规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资金问题也不例外。人们只知道资金短缺是坏事，殊不知就整个国家而言，越是短缺，投资越容易发挥和取得效益；资金充裕一定是好事吗？也不见得，取决于其是否存在向好的前提条件。在实业经济产能普遍地饱和过剩的情况下，再往里面投资，必然导致资本效率递减。所以必须进行宏观调控，这个行业过热了，资金不得再入内。于是，社会上那些严重多余的流动资金便到处兴风作浪，为了追逐利润，便会投向虚拟经济，相互炒作，从而形成泡沫。这就是股市在上市公司整体上盈利状况并无实质性大变化，短短几年，综合指数却飙升几倍的根本原因。泡沫是好事吗？楼市情况也类似。我们现在不是正在高度提防，千方百计阻止国外投机性资金进入国内投资这个行业，以及限制富人购买第二套商品房吗？可见，资金多了也可能产生祸乱经济的作用。　　

实行宏观调控，这大概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大特点。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其是好了。政府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计划经济又是应该废弃的。但是，不调控行吗？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放任自流将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废弃计划，无控制地盲目大扩张，结果过了不久，90年代便严重地产能过剩，全行业空前地大面积亏损。但一调控，资金的出路便受阻了。饭少了当然会饿死，但拉不出也可能憋死，所以不能全面地统统调控，要有进有出。可是，中国实体经济中，绝大多数属于低端品产业，几乎都遭遇到产能饱和过剩问题，难有继续投入的余地了。　　

可见，钱多了也伤脑筋，需要苦思怎样有效地用出去的对策。归纳起来，资金现在可能共有5条出路：　　

一，大量购买美元 债券。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借巨额资金给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就是说，依靠付出大量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和千百万廉价劳动力的血汗换来的外汇纸币，中外银行间一转手，又回到了印钞国。穷国反成了富国的债权国，不知这发扬的是哪门子风格。明知美元现今已是弱势货币，所得利息未必抵得上其贬值损失，也不得不无奈为之，因为比外汇资金死在自己家里要强呀！　　

    二，实施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据报载，国家近年投入2000亿美元资金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事在海外展开经济活动。例如花了几十亿美元同某非洲国家合作，在那里开采矿产资源，为其建设道路、港口和水利等有利于该国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互利双羸；又如购买某发达国家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不求短期回报，主要是欲长期获取其高端技术，为我所用。此类活动潜力无穷，前景远大。但令人忧虑的是，派出去的国有企业原体制和机制未经改革，好事会办砸吗？　　

    三，偿还民生欠账。前些年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引起民怨，岂能持久。现在为了建立和谐社会，财政宽裕了，当然有条件加大公益事业在国家支出中的比重，以免不公平系数继续名列世界倒数几位。提高低工资水平也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公仆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起了突出的带头作用。我等退休工人一族也跟着沾了光，而且，据说加薪幅度还可能赶上甚至超过通货膨胀率。但问题是，那些同企业效益挂钩的在职职工群众，他(她)们也有份吗？　　

    四，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机体内部缺乏自主增长力，实体工业产能饱和过剩，便另辟蹊径，大搞铁路、公路、水利和城市景观等各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但这些建设有个特点，即主要是社会效益，而少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于向民间发行国债，是要付利息的，加之受到财政赤字约束，不能无限制地进行。各地方、各部门为了 GDP“政绩”，也可能是为了多消化资金，甚至走火入魔，不惜“创造”需求，如第三章中例举的通讯行业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　　

    五，资本逐利，移师股市和楼市。中国股市缺乏财富增量功能，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大多数绩效良好的基础上。楼市也已形成泡沫，价格虚高远超房屋建造成本和使用价值。虚拟经济可能繁荣于一时，既是泡沫，则必有破灭之日。这些行业不同于实业经济，越是暴利，危害越大。据某些国家和地区经验，当地富豪榜上，房地产商占据大多数席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能离金融危机爆发也就不远了。但许多地方政客和投机商人，出于各自短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又热衷于制造泡沫。今日有酒今日醉，还有人在考虑国家发展的长久之计吗？　　

    总而言之，即使完全撇开社会公平于不顾，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即认为“按资分配”有利于将财富集中于外数人，社会将有较大的消费剩余资金用于投资，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的理论，在中国应用于哪怕只考虑“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也过时了，而且，低效率的后果将越来越严重，直至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不过，中国国家和民间今天积累了充裕的资金毕竟是大好事，客观地说，“按资分配”在其中也起了积极作用。但现在犯难的是出现了为它有效地使用找出路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发展不能长久地总是舍本逐末，主要出路应当依靠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只有走这条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光明。也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为此，必须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方式，从现在起，逐渐地改为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为主。 　　

(十六)　　

先立后破吐故纳新  改革干部任免机制　　

 基本上建立在“按资分配”理念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经营实践，因为同我们企业必须依靠的对象——劳动群众的利益对不上号，实行效率必然大打折扣。但这并不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科学有效的先进经验也要拒于国门之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很有必要“师夷长技以超夷”。但也因此，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人家的哪些经验适用，我们融会贯通“拿来”以后，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要见着外国洋菩萨就拜，因为还不知道哪家会在中国土地上显灵。几年前，美国企业界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韦尔奇访问中国，举办讲座，传经送宝。一时间，中国各地大企业精英人物趋之若鹜，为了得到其成功经验之真传，不惜花费天价门票去洗耳恭听。结果变成了一场聋子的对话。因为台上这位在美国因曾获得巨大成功而最具盛名的前企业总裁讲的内容，台下听众似懂非懂，一头雾水；而虚心求教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演讲者又从未经历，所以不知如何解答。“韦尔奇旋风”在中国企业界热闹过一阵之后，悄然消失。不会再来了，来了也没用。　　

    我们倒是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另一位美国经济界权威人士的劝告。在国际经济学界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  德鲁克先生，生前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写道：　　

    “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要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20年前，作为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武汉市曾尝试着从德国引进了一位洋厂长。他来到市内某厂任职，在工作中最看不惯，也是其口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中文词汇叫“马马虎虎”。中国是“差不多先生”的故乡，这句词似乎高度概括了一般国人的行事特点，当然也包括企业界各层从业人员生产与工作习惯。当仁不让，“马马虎虎”是咱们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近现代中国领导人深知其弊，不忘提醒人们改正。孙中山曾给一家眼镜店题词：“精益求精”。该店在店堂醒目处挂了几十年，大家都看到了，但有人因而记在心里落实在行为上了吗？毛泽东也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现在恐怕未必。我在前文中曾分析过，中国经济产业界主要追赶的目标对象国，应当是处于国际分工第三层次，即生产工具、机械装备的德国和处于第四个层面，即生产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的日本。但我们现在同这两国表现在产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素质上，决定追赶成败的根本性最大差距就在于“马马虎虎”相对于人家的“精益求精”。　　

    那位洋厂长殚精竭虑，言传身教，欲将原汁原味严谨的德国工作作风灌输和“克隆”到该厂职工身上。市政府当局更是高度重视这一在全国首开新河的重大举措，为开放政策探路，指望有效可行，最好取得突出成就，以便推广，从而一举扭转中国国有企业的颓势。又因此举可能产生国际影响，本市官方各部门无不关怀备至，鼎力相助。甚至由一位前任老市长领头带队组成服务团，还曾极其罕见地专程上门前去询问，为其排忧解难。打破常规，效率也大大地不同于平常，出奇的高。洋厂长头一天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厂区排水不畅，厂外道路阻碍之类，第二天就火速派人解决了。　　

    哦，我记起来了，那位德国退休后来华，像白求恩一样发挥国际主义精神的企业管理专家名叫格里希，他任职的企业是武汉柴油机厂，即前文提到的于志安文革前曾长期当厂长的那家厂。应当说该厂在各方面，从职工技术素质到机器设备质量，在国内企业中属于中上游，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无法了解详情，但从官方媒体报道和后续进展迹象上看，对这一创举的评价实际上存在着矛盾。据说，格里希先生已经逝世，但武汉人民和市政府仍对他念念不忘，作为永久的纪念，在汉为其树立了一尊塑像。这一破格之举表明，格里希先生人品能力及其敬业精神，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可谓出类拔萃，完美无缺。但这一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的重大举措后来却无疾而终，并未在全国有效地推广。根据常理，如果是成功的经验，会到此为止吗？　　

    这一典型事例证明，“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断言是正确的：“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根本原因在于格里希先生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还不熟悉并了解咱们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习性，不是仅靠外力就能轻易改变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提高劳动者职业操守的素质，完全靠“管”，使其被动地接受压力影响，不但收效甚微，也难巩固和持久。被动不如主动，需要有压力，更要有动力。　　

    就像一个人主要是脚患上了浮肿症，步履艰难，走不动路，人们却重点当作头痛病来治，开错了药方。国有企业改革，根据现阶段中国具体国情，重点应主要放在设法提高基层职工群众素质，调动他们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上，而不是将成功的希望几乎是全部寄托在个别高层领导人物的有效管理。我们的作法与要求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哪一位可能达到格里希先生的领导水平，他都难以遂愿的事，你能办到吗？于志安是个例外，因为他的经历特殊，那种人物以后不会再有了。前文举例比喻说，一位前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将领，解放战争中起义反正，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在与武器装备远超我们的对手交战，率领一支志愿军打胜了一次重大战役。显然，取胜关键应主要归功于基层广大官兵高昂的战斗素质，而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领导指挥才能比经过严格军校学习训练的对手更高明。内战时期，国民党为什么经常打败仗？也非因其将领无能，军事指挥水平逊于共产党一方，主要关键在于两支军队广大下层指战员的战斗心态不同，即前者是当兵吃饭消极被动，后者为主义信仰积极主动所致。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国有企要打胜仗，也只能主要依靠基层广大职工群众。　　

    有人认为，德国一流的企业管理专家亲自身体力行，尚且没有在武汉柴油机厂创造奇迹，不能效法推广，由此可见，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已经病入膏肓，无论多么高超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盘活。我则觉得，如果官方舍弃精英情结，改走群众路线，改革方式由以上驭下变为从下促上，便能力挽狂澜。　　

    群众路线，还有个具体怎么走，避免误入歧途重蹈覆辙和取得预期成效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在建设上搞过数不清的运动，走的也是群众路线，如前文例举的“超声波化运动”、“合理化建议运动”等等，都被“歪嘴和尚”们热衷于形式主义念砸了，败坏了它的声誉，甚至造成严重损失。但这不能归咎于群众路线本身，因噎废食，大可不必。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捡起毛泽东创造的这一法宝，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力量，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向高科技产业目标不断地前进和攀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富国强的社谐社会。可是，我们尽管口头上也是这么说的，实际上经济发展却是舍本逐末。近年来，不少地方因为发展不了高科技产业，纷纷弃难就易，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和新的主要的GDP增长点，便是一个典型趋向。高科技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走的是私有化路线和国有企业精英化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行，便走另一条路线，即外资化路线，将外资在华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算在自己的名下，这能当真吗？　　

    群众路线欲取得成效，除了避免形式主义，需要求真务实，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它必须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具体可复制，符合科学规律性的东西。像上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韦尔奇先生高超的企业经营管理先进和成功理念，虽然可能也有科学性，但它是抽象的，用之于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企业实践中，特别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独特的国有企业实践中，也难以复制。既然复制不了，再高超的理论也无法实用。花了天价门票的讲座白听了。白听不用倒没有什么坏处，最糟糕的是奉洋教条为圭臬，食洋不化，还硬要东施效颦。这些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践，正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东西，都不适用于我们，而是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洋为中用欲取得成效，也有前提条件，一是具备效法与变通实行外来先进经验能力的企业高管；二是洋理论“孵化”下的土实践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大众，这里主要指国企职工群众的利益需求。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败笔，是片面化，顾此失彼，只重视第一个前提条件，在提高企业主管的领导能力上做文章，而忽视第二个前提条件对企业群众的利益需求失之不顾，结果成了光杆司令唱独角戏，能唱好吗？忽视职工群众的利益需求，后果不仅仅是导致国企改革的失败，颓势继续发展，更严重的是，在产业工人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同时，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强势利益集团，给经济的后续发展造成极大的祸患。让我们先摘要看一篇登载在2007年11月26日<<长江商报>>上，题为<<让人疑惑不安的强势利益集团>>的文章，系武汉资深媒体人：大林。窥一斑可见全豹。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课题报告会上，课题组通过前期调查认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五大强势利益集团，仅从名头上看，没有一个主要是靠劳动、靠智力、靠科技、靠先进文化、靠现代思想而‘强’的。”　　

    市场经济国家在走向富强目标的征途中，不能持续发展的病态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其经济上强势利益集团产生与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弄权、垄断和投机性交易，还是依靠劳动、智慧和先进生产力。如果人们认可这一评定标准的话，显然，我们的社会是病态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也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五大强势集团并非各自为战的。他们既有联手的需要，也有联手的条件，一旦结成强势集团联盟，其‘强势’的综合能量，可能会产生几何级数的递增。垄断将因特权的庇护而得以巩固与强化，特权可借垄断之手而弁取不义财；财大气粗加上位高权重，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收买话语权，从而模糊是非观念、颠倒价值标准，使所有不合法不道德的利益占有披上‘成功人士’的袈裟，戴上‘竞争而优’的光环。毫无疑问，强势集团的结盟，势必造成对社会非强势群体更大的挤压，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将面临更大的障碍。　　

    “有学者就如何应对强势集团出主意：让他们学会按规矩办事，我看这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子，如果这样天真的一厢情愿能抵事，强势集团根本就没有生成的可能。许多事实证明，并非社会缺少规矩没有法制，而是因为规矩法制被践踏，才使与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强势集团越做越大，不可一世。其实，倒是我们更有必要学会点什么——在正视强势利益集团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分析研究它的成因，铲除它得以生存、扩张的社会土壤。至少，我们应采取正确的对策，将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　　

    不要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先富起来的人也不应当主要是上述五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因为他们对任何一种性质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基本上是负面因素。但匪夷所思的是，中国长达30年左右的经济改革成果竟然大部分被他们攫取了，而且，“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还有进一步强化之势。”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遏制这股势头继续发展的有效方法，尽管它的对社会进步起逆反作用的危害性早已引起人们的共识和重视。有学者要求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富豪们今后“按规矩为事”，诚然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子”。也束手无策，只能希望“将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比起其他任其发展的人，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我们今天要实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分配公正的和谐社会，以便顺利地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执政诸公继承党的“认真”传统，准备兑现自己承诺的话，就必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这个课题上取得突破。广州报告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无果而终，问题没有解决，还得继续探讨。让我也来凑热闹，在会外发表一点管见。　　

    少数人巧取豪夺而富裕，多数人被迫无奈而贫穷，利益失衡，贫富悬殊，古今中外这种社会现象并不罕见。问题是怎样“择术”纠正。不扯远了，现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实践，探讨其中利弊得失。毛泽东采用的是革命手段解决社会贫富不公问题，这在推翻旧社会的解放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解放后的方法问题。他老人家的方法是“先破后立”。他的这段论述原文记不全了，大意是说，不破不立，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客观实践并不总是按照他的主观设想完成。打个比喻，拆除一所旧房子，目的是要在原址上建设一座新楼房，使原主人生活得更舒适。设想无疑是美好的，但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始料未及的意外，新房未建成，原有的栖身之所倒没了，好事反变成了坏事。又如一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小事：我厂文革初期“破四旧”，抄了资本家的家，人家用了许多年还完好如新的一只沙发，没收来拿到厂文娱室公用，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们乱坐一气搞垮了。我那时就想，这种“破立”运动，颇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意味。旧的一套倒是破除了，人们向往建立的新的东西呢？则是一个画饼，甚至新不如旧。劫了富，但并未能济贫。由于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拼搏和奋斗而致富，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不分青红皂白也被劫了，社会上从此失去了物质刺激的存在条件，前车之鉴，大多数人还会去努力吗？先破后立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适得其反，也是造成共同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结果的惟一好处是是使某些流氓无产者，不求上进的懒人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革命成功以后，新社会仍然可能残存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事物，特别是其中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不公正因素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此时，就切忌继续使用革命手段解决，方法也如上述理由，不宜于先破后立，而应反其道而行之：先立后破。我这是公然反对毛泽东的个别观点，政策和策略，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人因而说我是所谓“三反分子”了吧？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比较顺利地前进，在进程中也能少遇挫折和避免走回头路。1950年代中期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国有企业还处于初创阶段，立足未稳，经营管理粗放，更谈不上先进，便操之过急，匆忙地进行。理论上说是推动社会进步，但从实践效率上看，却是后退。例如，我所在的武汉印染厂，在国企中还属于佼佼者，但无论哪方面都比不上私营时代的上海天一印染厂。强扭的瓜不甜，尽管在高压政策下，也曾辉煌过几十年，终于衰亡。为使人们警醒，吸取教训，让我再次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我不知记错没有，好像是列宁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补充一句，还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私有企业所处的时代环境，今天和几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几十年前，国内没有外国资本主义掣肘和压迫，私企发展可谓方兴未艾，前途无量；今天是加入全球经济化中，外资大量进入，已逐渐形成喧宾夺主之势。在这种新环境的时代背景情况下，中国私有企业虽仍然大有发展空间，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远未发挥出来，但正如上文分析，已被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死死地限定在低端产品领域之内。个别企业的突破，不可能影响大局。请看一则新闻报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　　

    “据<<浙江市场导报>>(2007年)11月20日报道，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说，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缺失的现状，倡导广大民营企业摒弃低价竞争手段，通过个性化创新等途径全面推行高端竞争策略，控制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实现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飞跃。　　

    “郑宇民认为，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之痛就在于，技术上没有自主权，标准上没有制定权，价格上没有控制权，分配上没有话语权，附加值上没有收获权。　　

    “郑宇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长期以来奉行低价竞争策略，事实上是违背价值规律的。低价竞争其实质是剥离了商品附加值的赤膊竞争，最终将危害转嫁给了工人和环境。因为低价才会牺牲劳工为代价，才会牺牲环境为代价。有人说中国人买世界上最贵的，卖世界上最便宜的，其实是我们企业没有竞争能力的表现。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变低价竞争策略，取而代之以高端竞争策略。”　　

    中国又有哪一家私有企业不想实行高端竞争策略？但是全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它们低端产品的全部生产力确实还没有发挥出来，但高端产品的生产力，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让它发挥，未能产生，何来“灭亡”？公有制经济制度是比私有制经济制度更高的生产关系，它成熟了没有呢？1950年代远未成熟，但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了。我们分析社会问题，就要把问题提到这个特殊情况的历史范围之内。因为时光不能倒流，操之过急的错误已然发生，劝止公有制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出现不可能了。既然不足月的婴儿早已催生下来了，怎么办呢？如果这种先天不足的生产关系全是失败的经验，无可救药，我们不妨也让它“灭亡”，但事实上，它也有成功的经验，后天可调，并使之茁壮成长，决非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断言早产婴儿必然夭亡，主张重新塞回娘胎里去，既不合情理，也荒谬可笑。　　

    今天的时代要求，即实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离开了相应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而相应物质条件的产生，则有赖于高端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发展高端生产力的重任，在现实社会生产情况下，只有公有制经济制度这种高层次的生产关系才可能担负得起；这种生产关系早已产生但还不成熟怎么办？事在人为，那就设法催熟　　

    我在前文中曾表达过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好像源自“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即不论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不取决于任何价级任何伟人的主观愿望、革命暴力和行政权威倾向，而决定于两种主义后来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演变的结果。左派革命者反对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是有时效性的，在推翻旧的以剥削制度为正统的国家政权以前，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像列宁期望的那样，在生产率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前途就不妙了。　　

    有人主张，公有制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其实质或者说是客观后果必然是窒息、抛弃与摧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我也谈谈自己的主张，公有制企业在现阶段可以退出一般低端产品行业，但必须保留和集中力量于高科技产业，以与国内外跨国公司争雄。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要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是可以影响时势的发展方向的，既可以向负面方向发展，也可以向正面方面发展。我充满信心，中国的私有制企业将来仍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身为公有制。但这次可不是动用和依靠行政力量“强扭”，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挥出私有制企业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条件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和平演变的结果。　　

    左派社会主义分子怕听“和平演变”一词，闭耳塞听，现在忌讳提及了，那是无能的表现。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怕，反映了其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信心不足。人们会说，前苏联不是被和平演变过去了吗，资本主义列强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了，还能不怕？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较量好比打仗。我们几十年前自不量力，在条件并未成熟时采取攻势，将私有制企业收归国有，现在大部分得而复失；如今相反，妄自菲薄，一直处于守势，不思进取，有人惊呼“不能再卖了！”生怕阵地再失。但是，只守不攻，也非长久之计，那终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阵地完全失陷。为什么不设法积聚力量反攻，收复失地呢？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社会主义阵地失陷，主要的关键原因在于内部防守一方士无斗志。否则，外部力量再强大也无隙可乘，不可能得逞。人们为什么没有斗志？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没有处理好，过去遭到左的压制，现在则是右的扭曲。工人阶级没有发挥应有的正确的领导作用，政治上名不副实，至少在国有企业内如此，广大职工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摆布，而不是主人翁地位；经济上几十年来都是穷得当当响。社会主义并没有给劳动群众带来实质性的具体好处，他们为什么要死守这块阵地？要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之后，我们的境遇只能更糟，我也不会管这件事。　　

    中国低工资的现状，是“回荡效应”下的必然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这个问题不是靠发善心，制定有利于劳工的工资政策所能解决的。私有化使中国产业做强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消失了。这一恶果的阴影不仅已覆盖社会低层次劳动者，而且逐渐向高学历的知识阶层蔓延。请看2007年12月2日<<长江商报>>的一则短讯，题为<<大学生找工作再降“档次”，500多人竞岗“一线工人”>>：　　

    “本报讯(通讯员袁子飞  记者  何辉)一家电器公司招聘一线工人，不想竟吸引了500多份大学生的简历，其中还有少数硕士生。昨日，在武汉科技大学举办的‘2008届毕业生冬季双选会’上，大学生再次感受到找工作的压力。　　

    “国内著名的电器公司格兰仕集团招聘一线工人，并明确提出，录取的学生专业不必对口，都将接受公司的统一培训，被接受的工人将分配到流水线岗位操作。每天工作8—10小时，旺季每月只休息1—2天，月薪在1200—2500元不等。不到三个小时，招聘方收到500多份简历，其中多数是本科生，其中极个别还是硕士生。”　　

    如果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用不了几年，中国的博士生们为了得到一只饭碗，也会被迫降格以求，竞岗于装配线上的普通工人，去拿低工资了。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另方面知识人才严重“过剩”。不知为政者如何解释这一世界上独特的怪现象？其实原因很清楚，中国今天缺少一个能相应地容纳这些人才大规模地用武的高科技发展平台，这个平台在现实社会情况下，则非国有企业莫属。　　

    振兴社会主义国企，这是从资本主义列强跨国公司设置的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圈套中解脱出来，也是解决中国当前纷繁杂乱的经济问题的根本大计，替青年学子们今后的职业谋求一条比较理想的出路只是其中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策划。　　

    企业职工呈金字塔型，分为基层、中层和高层三个层次。前文中谈了增强基层职工，主要是生线一线工人职业素质的方法，即自主互选组成团队，因势利导，以工资差距激励使他们争先恐后，，用经济手段创建千百万个“马恒昌小组”；第二步是从下促上，再强化中层干部队伍，又该实施什么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点：即一，具体而且可能复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经营不具备这个特点，因为它是抽象的，人们茫然无知而难以复制，你学不来，就没有推广价值；二，经过验证行之有效。这就需要我们大海捞针，去国内外寻找成功的先例，以便效仿了。也许是上天眷顾于我，前几年，恰巧从多份媒体上不约而同地看到几则新闻，都涉及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事迹：　　

    一，2001年，日本权威的经济类日报<<日本经济新闻>>综合研究现有企业报告后发现，这些企业的最终损益之和竟然是负数。而当年，丰田公司则被评为日本最强势企业。(因销售总额、经营性盈利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二，2002年，丰田汽车公司市面价值940亿美元，让第二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望尘莫及，盈利78亿美元，在世界上汽车公司中赚的钱最多。(摘自<<海外星云>>2003年9月1日9月上旬号)　　

    三，2003年，丰田公司股票市值约13万亿日元，超过了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公司股票市值总额(约12、6万亿日元)，而且，在今后一两年推出的新车和安全与环保技术方面，车迷对丰田公司的期待也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摘自<<参考消息>>2004年1月24日引自<<日本经济新闻>>1月23日报道)　　

    四，“新华社电  据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2006年财年(截止明年三月)营业利润预计将同比上涨17%，达到2、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8日元)，如果确实如此，丰田将成为年度营业利润超过2万亿日元的首家日本公司。”　　

    五，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美国汽车新闻数据中心公布的数字显示，按实际销量计算，日本丰田公司去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这个位置通用占据长达76年。(摘自<<长江商报>>2007年6月19日)　　

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创造上述奇迹的丰田汽车公司总裁是谁，但可肯定，他的名气不会比美国的韦尔奇先生更大。通用电气公司走的是企业精英管理路线，它成功的诀窍，我们是学不来的，因而也就没有推广的价值；丰田汽车公司则走的是群众路线，他们下的是笨功夫，但却具体地扎实有效，更适合于我们效仿。忘记年月日了，曾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过新华社记者对丰田的专访文章，主人介绍：　　

    “该公司从1951年就推行‘动脑筋，提建议’活动，动员每个员工每年提10个建议性方案，同时以每个方案500日元至20万日元的奖金相配合。几十年来，这个活动竟然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了。据资料统计，1997年职工提的建议总数达到72、7814件，平均每人10、3件，被采纳率高达98%，1998年职工提建议达到70万件，百分之九十都被公司采纳。”　　

    收获决定于耕耘，国外如此，国内亦是如此。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企业，例如2005年3月18日<<经济日报>>上登载<<老总访谈>>，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说：　　

    “创新的关键是要把企业目标化解到每个人身上。在海尔，再普通的员工，每年一定要给企业提6条合理化建议，而且企业设定这个合理化建议一定是身边的，干哪个工序，你就在哪个车间提合理化建议。只要每个人做好身边的事，就凝聚起了企业发展的能量。2004年海尔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接近4万条，目前，海尔累计申请专利5469项，其中发明专利249项，是国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家电企业。这样一种创新的氛围，让海尔的发明专利源源不断自各个层面产生并转化为创新的产品，成为海尔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技术一旦自主了，其获得的收益将是‘乘数效应’。像现在海尔不但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还致力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建设制定，海尔目前累计参与了国际标准的制定1项，承担国家标准制定4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16项。20年前，海尔以市场换来了技术，海尔以消化吸收后自主创新的技术开拓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海尔的例子说明，‘市场换技术’的方向本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是沿着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途走过的。”　　

    遗憾的是，海尔这类企业在中国是极个别的，它的成功经验，至今未能推广。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喊了多年，但与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的效率方面的差距并未缩小。例如汽车工业，据2003年4月下期<<南风窗>>中有文章披露，“中国汽车工业与国外的差距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国内某大集团有10万人，年产50万辆汽车，丰田汽车公司只有6万多人，产量却高达500万辆。”如此悬殊的差距是怎样造成的？源于“耕耘” 的方式不同。人家是业余时间还在殚精竭虑，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在干什么呢？试举一例。据2000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员工的家属给该集团党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谈到集团的一些中层干部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工作积极努力，可在八小时之外，却沉溺于声色犬马。　　

    “尊敬的某某常务副书记：　　

    “作为一个模范中层干部的家属，我想向你反映一个在我厂中层干部中也许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您可知道他们下班以后都在干些什么吗？如果有兴趣，不妨暗中查访一下，市内大大小小的歌舞厅餐厅，特别是那些藏污纳垢之所在——按摩屋、洗头房等，有为数不少的我厂干部经常光顾。　　

    “这些40多岁、50来岁左右的中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客户关系、截留的小金库以及各种手段得到的钱财，天天吃饭店、泡小姐，甚至包养小姐。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厂里的赏识，可他们工作之外的尽情潇洒，不顾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还能不能称其为好党员、好干部？　　

    “要知道他们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挥霍无度，也是工厂的蛀虫啊！试问这帮差不多天天喝酒、泡小姐，甚至养‘小姘’的工薪阶层们，靠什么潇洒，用什么快活？哪一个是只花自己工资的？这钱无外乎是小金库的、客户的、公家的。　　

    “我的丈夫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级干部，他所领导的党支部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工作上可以说很优秀，白天带领一班人马拚命干，晚上也带领一班人马拚命地玩，家似乎已经成了过路的驿站。当然，一个人是玩不起来的，自然要有一帮人陪衬，除了部下，就是这帮科级干部，轮班请客，吃饭、洗澡、按摩、打麻将，没有小姐陪着简直就活不下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有家有贤妻的男人们，还要养小姐。用我丈夫的话说，周围的同事都有小姐，自己处一个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能给我举出许多例子，都是一个厂的，大到厂长，小到中层干部，不是夸张，说得相当真实。我所说的这些，绝不是个别现象，也是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妻子们的心声。呼吁厂领导管管他们救救我们这些濒临破碎的家庭吧！　　

    “一个中层干部的妻子”　　

    振兴国有企业，职工素质及其表现，是影响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干部因素又是重中之重。像吉林长春某集团中层干部那样，可能只是少数现象，但其他企业的干部们对业务无所用心，则是普遍的了。我们学习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要适合中国国情，找准典型对象。走精英路线，像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那样，依靠企业高管个人智慧和能力创造奇迹，那是行不通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我们现在走的正是这条路线。撞到南墙，就要回头。还是改学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走群众路线吧，具体表现就是坚持不懈地开展人人动脑筋的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干部要起模范骨干带头作用。我在几十年前就曾想过，国企干部要是都像前文提到的前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那样干就好了。陈主任虽然是个半文盲，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创造了优质高产的满负荷工作法。今天的企业干部们都能说会写，文化水平远比陈主任高，如果也能充分发挥潜能，一定大有作为。但是，牛不喝水强按头，要求干部们也像他那样干，显然很不现实。怎么办呢？方法有了，这就是改革国有企业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　　

    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评定制度的严重弊端早已暴露无遗。例如上述某集团企业的中层干部，尽管违法乱纪，沉溺于声色犬马，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被其上级官僚“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级干部”而受到重用。指望这样的一群干部担负起企业的振兴大任，无疑于等着看日从西出了。那么，如何整治这股风气呢？现行的方法不外乎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两种，即使有效，也只能使他们收敛于一时，离我们要求其全身心投入工作，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解决的根本之计是在干部任用上引入民主机制，由职工群众评议产生，吐故纳新。评议的主要根据就在于被选用者平时在“动脑筋，提建议”活动中的表现。有人可能说，199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不是曾开展过一次合理化建议活动吗？结果演变成一场闹剧，无果而终。我们当然要吸取教训，防止重现第三章中例举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中国人“五分钟热度”的老毛病；二是“乌龟哄王八”似的形式主义。怎样使建议活动持之以恒，并能不断地产生实际效果、这就需要引进竞争机制，因势利导。我的对策有两点：　　

一，在企业内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专门处理建议活动的委员会，严格审议每项建议采纳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予以价值量化，防止弄虚作假。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原<<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规定的年增产和节约金额中一次性奖励的比例，至少提高10倍，即由1、5%提高至15%，即使提高100%，考虑到建议的后续综合效应，企业还是大有赚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第三章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先例吗？　　

二，企业的生命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行之有效的载体就是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但要人们全身心地投入，甚至包括占用其业余时间，谈何容易。例如上述吉林长春某集团中层干部们，八小时之外从放纵花天酒地，或者闲情逸致，到劳心苦思，若要实现如此巨大变化，显然不可能依靠说服动员的手段来完成，而须有一种全新的机制强力予以规范促动。所以，我们必须改革干部任免制度。首先，诱之以利，中层干部如科室科长和车间主任的工资应该高于该厂平均工资的3—5倍。有人可能还是不愿这样干，但也肯定会有人踊跃竞岗，从而取而代之。　　

我们要将广泛而持久地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当作振兴国有企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看待，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为政者是否遵循毛泽东的二字嘱托：“认真”。

(十七)　　

引进“两制”  造就高素质国企厂长　　

国有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产生途径也必须改革，另创新路。为什么“必须”？这要从书记、厂长在国有企业史上，其政治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演变说起。从1980年代开始暴发的“国企病”有其根源，病根到底在哪里，就与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作用演变直接有关。中国经济学界右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可能烂熟于心，但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践则是茫然无知。他们开出的产权私有化改制的药方，先是饮鸩止渴，继而舍本逐末，将断送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前途。　　

众所周知，1950年代起至文革结束止，国有企业在这段期间基本上实行的是外行领导。后来拨乱反正，开始强调和改为内行领导了，可是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意料，国企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情况，整体而言，“内行”反而不如外行，前文提到的资产负债率恶化表明了这一事实。如此逆反现象，既不能归因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因为当时制度前后并无不同，更难以荒唐地认为后者的领导水平低于前者。右派经济学者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原来，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人际关系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可谓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我在基层实践中的长期体会与观察，计划经济时代重用外行时期，厂长的领导作用对于企业经营情况的影响力，远此现在的小，甚至可谓无足轻重。这在外人或今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曾经普遍存在的事实。例如，前文提到我当学徒时的师傅们和本厂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等人尽心尽责、殚精竭虑、全身心地投入的工作表现，就与厂长因素完全无关，即使没有厂长领导也是那样干。那么，又与什么因素有关呢？我发现，他们的工作动力来源于对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和企业主人翁的良好感觉，即与宏观社会环境有关。但是，这种依靠内在动力工作的职工，在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后日渐减少，有的人须有外在压力推动其工作了，即使此时，厂长领导水平高下因素的影响力也很微弱。那时，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的主要因素，不是行政领导，而是“政治挂帅”，党组织及其党员们的模范骨干带头行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反倒显得次要了。例如，每当上级布置新的任务，或者本厂完成生产计划出现问题需要解决时，常规的作法是厂党委开会，然后指派厂长具体负责，即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请注意是“党委领导”，而不是厂长领导。但真正负责落实，起关键作用的，也不是行政部门的各级干部，而是政治系统的党员们。外行厂长领导无方也没有关系，因为有党员们顶着呢，他们会代为设法帮厂长办好事情。　　

计划经济时代，在党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党员队伍建设也与当时的企业运作要求相适应。文革之前，不论如何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企业干得好坏的主要标志，还是要和业务，即生产计划是否完成挂钩。所以，厂党委领导们缘于对自己业绩影响的考虑，吸收党员时便会有所选择和偏爱。例如在武汉印染厂，党员候选人的主要标准是正派守纪，工作与生产中的先进分子，并在他们中再选人才担任企业各部门岗位上的领头职务，以带动群众。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如此产生，我相信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国有企业党组织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人的入党情况不够正派，甚至相当恶劣，这就是除了对上级阿谀逢迎、驯服听话之外，别无所长的人，以及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依靠整人而往上爬的政治打手。但那只是少数人，所占比重还不大，无碍于党的队伍整体上的高质量。榜样的力量是无形的，但可能影响于他人。例如，1964年时，我在本厂漂炼车间工作，看到党员干部陈主任长期连轴转地每天10多个钟头忙碌，我在8小时内就不好意思偷懒了，别人也一样。还有其他党员的表率作用，都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所不可或缺的。当年，政治运动对生产力的破坏，也主要表现在左的组织路线对企业中某些历史或出身“有问题”的党员骨干分子的歧视打击上。例如，前文提到，本厂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厂1957年准备内迁武汉，当时的漂炼车间工人和其它车间工人一样不愿内迁，反对内迁。原工头陈沛霖便说服其手下工人听从国家安排。由于他在这一事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吸收入党。本厂却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工作组将他打成“封建把头”，车间生产随即一度直线下降。不过，这类破坏事件，还只是发生在有限的局部范围和时间内。　　

政治运动使党组织和党员们对企业正常运营的积极作用普遍地严重削弱，有的甚至遭到破坏性逆转，是在文革之后。党员们发挥积极作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荣誉感，一般地说，他们以前不但受到领导重视，基本上也被群众尊敬，思想与作风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可是，文革不久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认识观念开始颠倒了。此前，人们的普遍认识是，厂党委及其书记是党在基层企业单位的代表，具体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听党委书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当然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员群众，特别是其中那些一向正派守纪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文革一开始，厂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结果搞错了，据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被斥为“埋头拉车，不看方向”，政治上曾经空前地第一次抬不起头。其实，那条所谓“反动路线”到底是对还是错，今天看来还是一笔糊涂账，由于各单位具体情况不同，也许有对也有错。我也分辨不清，也无必要争论。但问题是，批判了这条“反动路线”之后，从此，各地各单位，当然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党组织的权威性及号召力空前地严重削弱，有的甚至基本丧失，党员们的自我荣誉感也大打折扣，至少在相当多的一部分党员中，不再是促进工作与生产的动力了。　　

此后，情况更趋恶化，批判“生产党”、“资产阶级唯生产力论”，滥用“斗争哲学”，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过一股否定劳动模范贡献的歪风。例如前文提到，我厂当年军宣队领导就曾将一位广受人们尊敬的市劳模无辜地揪出来批斗。这种恶劣影响犹如刻在人们心上的伤痕，不是经过一番拨乱反正工作的清洗便能消除。党员的政治荣誉感骤然弱化，再难在工作与生产中发挥动力作用了。党的组织路线也悄然发生了微妙变化，有一段时期，不再以工作业绩论英雄，党风也遭到污染，开始出现以派划线，拉帮结派的苗头。　　

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思想理论上的拔乱反正工作做得相当彻底，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维持国有企业的正常有效运营，不再像多年前“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能够主要依靠广大党员群众在工作与生产中发挥模范骨干带头作用了。也就是说，外行领导到此为止，不能再混下去了，企业高层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开始突现。　　

从此，厂长在国有企业的舞台上真正名副其实地唱起了主角，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不适应担当这一重任。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口号以后，企业中党委的领导作用逐渐淡出，该由厂长自己拿主意了。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出了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理论误导，应对失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称的提出是后来的事，在此之前，经济中的“计划”色彩早已开始淡化，逐渐在向“市场”转轨。例如我所在的纺织行业，当时计划失控，各地根据市场需要竞相建厂。以前少见的竞争现象也出现了。竞争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本是优点，但在中国缺乏规范的情况下，有些方面走上了歧途，反而变成了坏事。典型的恶例便是回扣滋生，就是这一种腐败要了许多国有企业的命，武汉印染厂是其中之一。计划经济时代几曾见过这一“新生事物”？厂长们如果是头脑清白的内行，只要认识到回扣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害，便应断然地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将它消灭于萌芽之初。但他们是外行，凡事都没有主见，习惯听命于上级，照指示行事。我在第三章已谈到回扣的产生和流行的经过情况，不再赘述。领导经济的上级官僚也未见得高明，只懂得搞计划经济，正苦于不知如何将经济搞活，便向中国经济学界号称“新自由主义”的一派学者求教，这派学者又贩来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先进理论，认为“商业贿赂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于是拿来就用。回扣这个腐败魔鬼便这样堂而皇之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有能力将它收回吗？　　

二，秩序混乱，束手无策。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诚然普遍低效益，发展乏力，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也根本不存在生存危机。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营下去的关键，在于各方面秩序正常，后来变得混乱了。变乱主要有两个原因，前文已有具体分析：一是权威缺失。旧的权威破除了，新的权威未创立，出现了权威真空。企业就像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例举的一艘航船，在经济海洋中遇到了风浪，船员们都藐视船长的权威，不听从指挥，或阳奉阴违，或自行其是，或公然违抗，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二是利益失衡。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讲客观现实条件地全盘否定。看待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阻碍发展的根源，但在特定时期，它也是企业赖以维持正常秩序的保障，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心理比较平衡。请别误解和曲解我的意思，我决非好感于平均主义，况且本人也曾深受其害。我是认为，即使破除明显不合理的旧陋习，也要在破之前，先要正确地立新规矩。没有人反对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你主要是在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呀？面对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合理拉大的现实，国有企业任何一名厂长都无法矫正职工们失衡心理，及其给工作和生产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请来外国一流的企业管理专家也不顶用，解决不了人们的心理问题。　　

三，缺乏依靠，孤掌难鸣。改革国有企业领导方式，先要根本性地转变一种思路和立场，舍弃精英路线，改走群众路线，变“以上驭下”为“从下促上”。我的这一主张不是主观上从意识形态出发凭空提出来的，而是立足于效果考虑，受到客观实践的启示。实行市场经济，“政治挂帅”行不通了，党风也逐渐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再指望主要依靠党组织及其党员们的支持，而需要发挥厂长的主导作用了。从而，怎样发挥厂长的领导作用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偏偏我们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在权威学者“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言论的影响与指导下，便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先进经验”不顾具体现实国情的不同，生搬硬套地应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岂料东施效颦，适得其反。上层人士至今没有明白过来，说来可笑，缘于深知外国理论，而不清楚国内实践。　　

让我以武汉印染厂的盛衰变化为例，解剖这只具有代表性的“麻雀”说明其中道理。前文已经具体详述，本厂属于竞争性行业，曾经是长达30年的利税大户。这足以证明，公有制企业制度并非不存在着实现资产利润率高效益的可能性。星星之火之所以未能燎原，最终反而熄灭，问题出在政策上，而非制度上。这并不是说制度不要改变了，它也同政策一样需要改变。但公有制企业制度的改变是指其体制的组成内容和机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公有制企业制度本身。犹如浴盆内的污水必须清除，但你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了，显然矫左过右。早产儿诚然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父母官们无能也无耐心，不是设法细心呵护，使之茁壮成长，而是一卖了之。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革命先辈们社会主义的心血结晶就这样轻易抛弃了吗？　　

政策的问题出在哪里？它不是让其它企业启示和借鉴于本厂的成功经验，加以变通效法，反而迫使本厂的经营运作向低效的失败经验看齐效尤。倒行逆施，莫此为甚！本厂的成功经验，前文已述，主要是当时有一支相对而言先富起来，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两、三倍，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模范骨干带头作用的“万元户”工人群体。虽然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领导有方，但企业高层同其他职工一样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同甘共苦，廉洁自律，也起了保障作用，因为人们的心理比较平衡。上述主次两个因素成就了本厂的高效益，长期兴盛即源于此。　　

改革打破了旧有的这种平衡秩序。平均主义大锅饭当然要破除，因为它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但这种破除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先建立在不危害企业生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了生存，还谈何发展？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有前提条件，即是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就像现在引进产业项目，必须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一样。若是果真如此，社会大众心理失衡之后很快便会重新平衡。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大家都看到了，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仍以武汉印染厂，我所了解的情况为例。受到社会上不断有人短期内暴富传闻的影响，本厂许多人思想被激活，不再甘于低工资清贫了，鄙人即是其中之一。前文已述，我欲通过提合理化建议为企业增产节约的途径赚些外快，成个“万元户”。但这条致富之路不通，而且，另外也没有一条正当途径可行。当时是，可能现在也是，在国有企业中，你若想摆脱贫困，先富起来，那就必须走歪门邪道。政策使然也，分明与公有制企业制度完全不相干。官方为了“搞活经济”，不惜利用商业贿赂这一“润滑剂”，公然放行回扣这个魔鬼，正好为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机遇。多年之后，2007年看到一则新闻，本市某部门反腐，清查到有人利用经手业务之机领取对方付的回扣，准备处理。不料当事人大呼冤枉：我拿回扣可是依据当年的“红头文件”，按章办事呀！不过，也有人的职务与这种以权谋私的“机遇”无缘，或是慑于过去反贪运动的威力，心有余悸，还不敢胡来，但为了弥补失衡心理的不满，便另辟蹊径。那时，以招待各种关系户和出差名义的公款吃喝与公款旅游空前地盛行起来。有的干部搞不正之风和腐败带了头，有的工人也不甘落后，从小偷小摸到大肆盗窃，一部分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几十个大型烘筒从厂内不翼而飞。更多的人则是消极怠工，夜班睡觉，串岗谈天，一次工间餐吃上一、两个小时，也习以为常了。一时间，企业变成了“唐僧肉”，蚕食鲸吞，谁都在用各种方式吃上一口。　　

厂长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不敢铁腕治厂，因为他是光杆司令，这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况且法难责众。党组织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堕落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严重负面因素。上述这些变化情况最后反映到财务报表账面上，便是利税连年大幅度减少，经营每况愈下。1980年代期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短短几年间便飙升了好几倍，将这一结果归咎于公有制企业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们，你们知道基层实践的具体情况吗？　　

官方及其宠用的学者在不明病源的情况下又开错了药方，使“国企病”雪上加霜。不明企业实践的庸医们认为，新时期国有企业之所以走上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厂长没有尽职尽责，拿那么几个可怜的薪水，怎么可能有干劲？于是便对他们加大物质刺激力度。这一做法理论上不无道理，但实践效果是负面的，使职工们心理进一步失衡。我这一论断的根据来源于我所经历的实践。我再强调一句，平均主义当然要破，但必须先正确地立。怎样评判正确和错误？取决于这种“立”，是否适应客观现实的需求和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让我举一个具体实例说明。　　

1990年岁末，本厂在利税连年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却反而被上级官僚“好心”地授予“省先进企业”称号，上任几年领导无方的新厂长也荣获“十佳厂长”桂冠，并得到了 3万元奖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可能是对厂长“成绩”的肯定和奖赏，用意在于激励他今后要好好干，不能再滑下去了。这位厂长当然也心知肚明。但他再怎么拼命努力，凭其个人力量，能够扭转本厂的颓势吗？这3万元奖金和后来对国有企业经理人实行股票期权制与高额年薪制作用是一样的，性质也相同，都是为了增强企业主管们的职业责任感，切实地以上驭下，提高管理效能。　　

这套验方，在西方国家企业行之有效，但是拿来到中国实行，就水土不服了，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历来与众不同。咱们过去长期搞的是政治挂帅，党委治厂，而不是用经济手段，主要依靠厂长治厂。能忽视这种传统作法的影响吗？给予厂长以与其能力显然不相称的高收入，拔苗助长，难以服众，势必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差不多先生请来兽医治人病，哪有不治死之理！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要使职工群众相信改革的前景，对自己的利益可能趋好而满怀希望。有希望才能产生动力，并发挥主观能动性，设法搞好工作。但是，突然单独地显著加大对厂长个人的物质刺激力度，人们不仅一时难以适应，也破灭了心中的希望，因为这种激励机制只对经理人有利，而与自己无缘，哪怕工作干得再好也没有用。那次3万元奖赏厂长，在人们的心理上，起的就是这种反效果作用。　　

加大物质激励力度的奖赏本身并没有错，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法更是正确的，但不得其法，好事办成了坏事。因为前进的方向，偏离了目的地。不应按照职位，而要根据实绩择优奖励。厂长的利益当然需要照顾，但不能性急，欲速则不达。只有下面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上，他的利益才能根本性地长期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厂长在企业中，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先苦后甜，而不能相反，否则不当得利，终将难以为继。本厂那位新厂长后来铩羽而归，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我当时就觉得，厂长不应也不能拿那3万元。那么，应该给谁呢？本厂有资格领取这笔奖金的集体和个人当时有三个可供选择，前文都曾提到：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旧机器上，生产出了荣获多枚国家银质奖章，具有当时80年代先进水平，市场畅销产品的印花机甲乙丙三班工人小组；二是新作迭出，接连在全国性业内评比中夺魁，被誉为中国印花布花样图案设计状元的一位设计师；三就是鄙人了，一条合理化建议采纳之后，每年从此可以节约90万吨水量。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这笔重奖给予不同的对象，各自的后果将会是什么。如果给予了上述三个对象中的任何一个，便可能像第三章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一样，在职工群众中产生“乘数效应”，因为这些获奖者皆有实绩可查，能够使人信服和效法。以业绩论英雄，其他人经过努力，也有获奖致富的机会和希望。以职位为取舍，厂长有份，他人无缘，人们就会想，我干出的业绩不过是为厂长作嫁衣裳，于己无利，会产生动力去拼搏吗？　　

奖励厂长的初衷，是欲使他振奋精神，增强责任感，加大企业的管理力度。即使这个目的达到了，又能怎样？他可能迫使下属职工被动地完成指定的工作与生产任务，但不可能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我厂曾经创造奇迹的印花车间工人，3万元奖金事件之后，在进口的新双面印花机上，生产不出合格品了。他们不愿主动设法攻关，能奈其何？那位花布图案设计高手后来不甘于清贫，也被外资企业高薪挖走了。人往高处走，拦得住他吗？我提的合理化建议产生了巨大效益，只奖30元，你厂长凭什么拿3万元？老子心理不平衡，以后便将一大堆建议都烂在了肚子里。你的管理力度不论多大，总不能说我此举违规，因而处分我吧？　　

一个利益只倾向上层管理者，不通往下层劳动者的分配方式，而且，上下两者之间既感到陌生，又感情淡薄，这样的企业可能搞好吗？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国企高管薪酬多少比较合适，和对其的选拔任免需要创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先谈第一个问题，让我引述一则新闻报道：　　

“据<<人民日报>>(2007年)7月24日刊登记者专稿说，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部分上市国有保险公司公告显示，其‘一把手’薪酬从上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副总一般在80万元以上，经理一级收入在30万元至40万元。　　

“北京一大型国企职工告诉记者，他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将近3000元，而企业老总每年账面上的收入就有50多万元。‘一样端国家的饭碗，凭什么他比我们多拿那么多？’他愤愤不平地说。　　

“调查显示，2002年国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是12、7倍，2003年达到13、6倍，而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收入差距最大的地产行业达到27、6倍。　　

“事实上，当前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企业自己定，主管机构审批，其中的决定性意见出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导致‘打工者’为自己制定高薪酬并在公司内部获高票通过的怪现象。　　

“有关专家指出，要改变当前存在的‘业绩差，年薪高’的现象，关键是深化国企市场化改革，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薪酬监管激励机制。在高管年薪设计上，应当基本年薪低一些，与工人工资挂钩，绩效年薪高一些，才能有效激励管理者，提高公司当期绩效。”　　

国企高管们的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多少倍合适，要看企业采用什么路线而定。如果采用精英路线，认为国有企业能够依靠某个人的超凡能力搞好，那么，给予其以10多倍年薪，甚至更高，也是合理的与必要的。但是，中国可能产生像美国大企业家韦尔奇那样的传奇人物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走群众路线，工资差距也就不能过于悬殊，道理不用多说。我取中庸之道，认为在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厂长拿该厂平均数的5—7倍工资为宜。至于怎样具体操作，下节文中补叙。　　

再谈第二个问题，国企高管的任免机制。选拔人才，授予其以重任，以前采用的是传统的察举推荐制，由企业的主管部门上级官僚拍板决定。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不一而足，特别是在党风式微的大背景下，越趋恶化，而为人们所诟病了。因而，近年来有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著文呼吁，为已被废黜了一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叫好。确实，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比起“伯乐相马”式的多已畸变的察举制，这一选拔机制的社会公正性和平等竞争性能够得到较好的保证。但其致命缺点是，无法鉴别出这一机制产生的人才诚信度如何，及其是否具备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社会善于纸上谈兵而拙于实事应变者还少吗？其实，以死背硬记为其主要特点的应试教育，正是这种选题考试造成的普遍而强劲的社会需求下的产物。2005年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国企老总不是考出来的》，(惠铭生/文)。我同意的观点，照抄如下：　　

“从沈阳市有关部门获悉，到明年6月份之前，沈阳市的国企老总或中层干部如果还拿不到任职资格认证书，将要面临下岗。　　

“沈阳市之所以想在国企老总或中层干部中实行任职资格认证书制度，按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的话说，目前沈阳国企经营者的现状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数量多，但精英少；勤勤恳恳的多，但有创新意识的少；经验管理型的多，但科学管理型的少。眼看着项目越引进越多，尤其还要引进许多超百亿元的企业，沈阳急需提高国企老总们的素质和水平。　　

“这个任职资格认证书如何考取呢？那就是沈阳市经营管理人才中心组织培训班，从北京请来6位专家、教授讲课。学习的课程有《管理学》、《经济学》、《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还有14个方面的实际能力训练共100个课时，总共需要学习一个半月。这些人如果考试不过关，拿不到资格认证书，就得下岗。　　

“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些国企老总们的素质和水平亟待提高，但是，企业老总不是技能工人，可以通过应知、应会两种考试就能衡量出他是否适合某种岗位，因为技能工人专业性、技能性特别强，面比较窄，一次考试，一张职业鉴定基本能衡量出他技能素质的高低。但对国企老总素质高低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却不那么简单。国企老总需要的是全面素质，一个‘精英’老总，笔者认为他起码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如能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如具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创新意识、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驾驭市场的能力、人格魅力等以及具有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良好的工作态度等。一个半月的培训，100个课时，几本书，就想‘速成’一位‘精英’国企老总，这里显然是人为制造‘神话故事’了。　　

“企业老总是企业的‘领头羊’，老总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企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既然企业是国有的，而且有很多老总的素质与水平不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下台’，腾出位子来，假如指望现有的那些不合格老总通过短期培训，一夜之间让他们脱胎换骨成为‘精英’，这很不现实，因为一个人素质与水平的提高，不是短时间能达到的。也不是听几节课，或读几本书就能实现的。”　　

最后一段文中关于让不合格老总立即“下台”的观点，我则不赞同，因为社会上少有现成的合格人才可以替代。对于企业来说，生手外行比熟手外行占据老总职位，情况可能更糟。不能先破后立，而要先立后破。真正的人才，不是学富五车，知识多么渊博，通晓各种各样的书本理论，考试起来，应答如流；也不是能对事物指出对错和评判是非，因为一般人大多都能做到这一点；而是有能力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变化。如果人们认同这一人才标准，请问，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有合格的“家”吗？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中国企业老总们一个共同主要的，也是致命的弱点是应变能力差。他们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缺乏创新意识。现在的国企干部大多只熟悉计划经济的经营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固定不变。市场经济变化多端，问题迭出，再以不变应万变，显然不行了。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武汉印染厂在国家废止统购统销政策，产品市场大变革的情况下，一时手忙脚乱，仓促应对，漏洞百出，损失严重。当时，我厂管理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的脑筋从来少在业务上应用，早已生锈了。至今，这在国有企业中仍是普遍现象，情况并未有根本改变。犹如一支现代军队，平时不经常训练和演习，一旦遭遇“敌情”，就会茫然失措。又像任何一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都不是天生的，在其成名之前，必然经过刻苦学习，做过千百次习题。平时不烧香，急时菩萨能显灵吗？同样的道理，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干部，必须革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无所用心的老习惯，才可能成就为人才，担当企业高层重任。　　

合理化建议活动为企业干部“多演练”、“多做题”、“多烧香”提供了一种具体有效的应用方式。但是，为了防止他们情不自禁又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五分钟热度一阵风，需要有一种切实的管理措施。如果人们认识到，开展此项活动乃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的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举措，那就要郑重其事，长期打算，成立一个常设机构，选派专人负责。定期将工人和干部的各种内容的建议汇编成册，其中涉及企业机密的内容可作技术处理。人手一册，供全厂职工评阅。如果一个中上层干部长期不参与此项活动，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平时对工作没有全身心投入，缺乏进取精神；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各人建议水平如何，职工群众可展开讨论，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主要依据。　　

市场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则是检验其此种能力的一种经常性考核办法，进而成为任免与升降干部的主要依据。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着一种危害甚大的陈规陋习，即事实上的干部职位终身制，能上不能下，除非犯了大错误。这种低标准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竞争的社会条件下问题不大，但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国企由于人际关系复杂，“动”一个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的难度远大于私企和外企。就像低素质工人被团队排斥而下岗，干部因经常考核不佳而去职，都是咎由自取，有据可依，按规办事，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处于历史性的危难困境之中，非常时期，每一个有关人士都应该为力挽狂澜而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企业里建立一种奖优罚劣和吐故纳新的新机制，并使之顺畅实行尤为必要。合理化建议活动就是实行这种新机制的有效考核手段，比起一考定终身的现行办法，高下自明。但是，搞这种活动毕竟要多耗费精力，并将打破原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习惯，因而某些领导干部很可能消极抵制，不予理会，而这些人可能并非不称现职，也很负责，甚至颇有业绩。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推行任何新事物都会遇到阻力。但是，我们不能畏难而退。前文提到武汉印染厂在1980年代改革初期，本厂厂长民主竞选试点，便因遇阻而夭折，结果付出破产的代价。岂能重蹈覆辙！我们可以运用利益锈导的奖惩吐纳新机制，促使人才从竞争的环境中产生，反之，在一个不存在动力与压力的企业氛围中，原有的人才的素质也会不知不觉地退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迁就一个人，便会压制一批人。更不要担心“死了张屠户，会吃活毛猪”。薪酬数倍于职工平均工资的职位，还会缺乏竞争者，后继无人吗？前文例举的“长春某集团公司”的厂长、科长和主任们，其中肯定不乏杰出的高端管理人才，也可能为企业作出过较大贡献，但因没有具体的硬性指标的机制约束，大多沦落为酒色之徒，精力消耗于声色犬马，玩物丧志。能指望沉溺于这种行为的领导人做强企业吗？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习惯于惰性思维影响下生成的一代企业高层干部，要么承担历史重任，与时俱进地主动“变性”，要么成为新机制建立中的阻碍因素而被淘汰。新机制将有一个逐步巩固与完善的过程，一旦约定俗成，自然就成为人们的新习惯、新规则了。合理化建议，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坚持不懈地活动了几十年，终于成为最强势企业。我们不妨认真学习这家日企成功的先进经验，让国有企业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干部通过这项活动的途径优中选优，使企业高素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老总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　　

经济学术界一位权威学者说：“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这一说法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他指的可能是“国退民进”的私有化企业改制还不够彻底，没有到位，因而误事。那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信口雌黄，因为现实情况显然相反。转变经济模式需要科技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常识。今天，中国产业结构之所以还能部分地、缓慢地升级，就是因为升级赖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一—国有企业体制，幸亏“改革不到位”没有全部被废除。只要看这些年来一些重大的高科技产品，都是什么所有制性质企业生产的就明白了。利令智昏。“主流派”贩卖源于舶来的资本主义理论，其致命伤是经不起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检验。　　

这一说法如果改为国有企业传统体制，在不改变公有制经济制度性质的原则下，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地进行一番改革，使之激发活力，从而有效地肩负起转变中国经济模式的重任，那就对了。经济模式根本不可能依靠私有制企业转变，已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则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要实现，其体制必须改革到位。改革国有企业体制，需要引进两种机制，即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企业体制改革从下促上地进行，先改革基层班组结合机制，再改革中层干部选拔机制，后改革高层厂长委任机制，最终组建成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的，具有企业各层职工广泛代表性的国企领导体制。　　

由上述“两制”操作，企业广大职工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认真地选举产生的厂长，其高素质有人怀疑吗？这种高素质的国企厂长，因产生机制的影响，其领导作风必然倾向于亲近群众，这就为企业人文管理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而，群众也将发挥主动精神，对厂长的工作予以积极协作，而不会像严格管理下的私企雇佣劳动者那样，对主管的指令只是被动应付。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

(十八) 　　

正确实行按劳分配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我认为在于未能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道理何在？请先看<<报刊文摘>>上的一篇短文：　　

“<<南风窗>>(2007年)9月1日刊登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文章说，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短暂的三、五年外，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根据计算，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P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　　

“在这种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相对较少。此外，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了较好的投资增长，以及以投资需求和出口拉动的发展形式。　　

“文章指出，当前实施发展转型，必须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收入、特别是有利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　　

解决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的问题，国外发达国家不乏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在这方面与国际惯例接不了轨，因为担心破坏稳定局面，不利于安定团结，不敢学、不愿学或不能学。我们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政府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加以解决。这无疑是两全其美的好方法。遗憾的是，我认为这种“创造”既不可靠，也不现实，因为中央的这一创造性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将遭到各地方当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消极抵制，没有人会去认真执行。曾有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道说，从1990年代开始的12年内，沿海私企和外企经济发达、GDP快速增长地区，当地工人的工资竟然只增加了68元，如果考虑到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负增长。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应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要不是突然反常地闹起了“民工荒”，劳动者的所得可能依然被冻结。原因前文已作分析，不再赘述。　　

今天，在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博弈中，前者处于弱势地位，后者处于强势地位。只要经济社会中按劳分配比重越来越低的情况不改变，那么，该文所说“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也将持续下去。从而，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发展方式无法转变问题，产业结构难以提升问题，内需增长乏力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等，恐怕一个都解决不了。而且，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老问题，还将产生棘手的新问题。例如近年来房价飙升，底层民众怨声载道，连白领阶层中的许多人也叫苦连天。追根溯源，这一问题的产生也缘于未能落实与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次要矛盾当然将继续存在下去。　　

就以房价为例。建筑成本几百元一平米，售价却高达几千元，甚至超万元。其中，虽有开发商谋取暴利和国内外资本炒作因素，但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理念，各地都将房地产业当作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人为推高。据报载，上海市2005年一季度银行贷款90%投向了这个行业，可见一斑。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GDP增长的“政绩”，建设城市形象的财源皆有赖于此。中标“地王”价格不断刷新当地纪录，各地方官员喜上眉梢，因为消费者的心理是买涨不买落，只要房价走势趋高，楼市便能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繁荣。政客们都是近视眼，他才不会考虑长远之计。所以在客观上，地方官员的即期政治利益和房地产商人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却是违背的。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政治家高瞻远瞩，当然对此问题洞若观火，更明白楼市泡沫破灭的后果不堪设想，可能是灾难性的，而降低房价则是深得民心之举。可是，中央的政策扭转得了各地房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吗？至多缓解一下涨势而已。相对于高房价，更显出一般劳动者工资之低。这“一高一低”的一对难兄难弟，看来将长期存在下去。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这对“高低”矛盾像其它诸多矛盾一样亟待解决，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它在社会大众的心理上，起的是破坏性的负面作用，不利于长安久安。但在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它又不可能消除。我们不妨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上，探讨一下解决办法。办法不外有两个：一是设法大幅度降低房价。虽然降价空间很大，但我估计不会采用。房市若是真的出现了老百姓期望的“拐点”，地方官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再能作为支柱产业，且不说财政收入、“政绩”和“形象”要大受损失，银行原先给房地产商的贷款，有一部分将收不回，成为坏账。能冒金融危机的风险吗？日本10多年前，已有楼市泡沫破灭的前车之鉴，他们曾经为此被搞得经济停滞，很久没有恢复元气。二是大幅度提高工资，可是，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虽然国库丰盈，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这笔钱可以用于投资建设各项基础设施，用于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可以用来给吃皇粮的公务员们大幅度加薪，但却不能用之于外资在华企业和私有企业员工。政策也不能迫使这些企业提薪，因为一旦“比较优势”削弱和消失，外资便会移情别恋，撤离中国；私企则大多是低端产业，效益不高，增加工资空间有限。　　

官员的“政绩”，城市的形象，都要靠GDP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来创造。卖高价地皮是敛财最简便的方法，也是高房价最大的根源。产业私有化，社会财富按资分配为主，则是低工资最大的根源。只要中国经济整体效益未能相应增长，勉强地大幅度增加全民工资，后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加薪好处被抵消，空欢喜一场。现在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解决高房价、低工资之类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中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依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能产生经济高效益的高科技产业，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主要的支柱产业；而国企发展这一产业的成败，则决定于是否能正确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要正确实行这一分配原则，则必须政企分离，废除政府官僚的干预及由其任命厂长的传统作法，而代之以采用由企业职工群众自主运作的新方法。新方法概而言之，国有企业管理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这种管理与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的一大根本区别，是走群众路线，而不是精英路线；企业经理人不是由资产所有者——国家通过察举推荐制或学历考核制任命，实行以上驭下式的领导，而是授权于企业劳动群众从下促上式以民主选举制产生；企业职工的工作高效率，也不是靠厂长的严格管理，而主要是利用经济利益杠杆的运作，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积极性，自觉地实现。　　

在国有企业中，创立两种机制：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但是，欲使这两种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离不开国有资产所有人，即国家政策的支持，这里主要指利益倾斜。举例说明道理。近年来，高学历的知识青年趋之若骛地报考公务员，使其成为最热门的首选职位。人们皆知其中原因，利益使然，勿庸详述。同样浅显的道理，经济利益向公务员们倾斜，让他们旱涝保收，单兵独进地大幅度增加工资，没有可持续性，因为不可能带动其他职业劳动者效法跟进。社会分配本已不公，又在工薪阶层内部不是根据绩效地扩大收入差距，岂不是离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走越远了？况且无源之水，也难流长。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方针。我们是在准确地实践这一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吗？恐怕未必。例如，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带动其他人，实现全民富裕。显然，“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他的本意。我们是在怎么干的？片面理解他的理论，将手段变为目的了，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少数人富得流油，大多数人依然贫困，与“共富”的社会主义目的背道而驰。　　

我再提醒人们一下，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样，一脉相传，并非另搞一套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既是发展，当然要对前代社会主义伟人的学说中不适应当代现实的部分予以修正。例如，马克思曾经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同时爆发才可能成功，列宁修正了这一教条，在俄国一国单独搞成了十月革命；苏联人将这一先进经验当作教条了，鼓吹“城市中心暴动论”，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也加以修正，主要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方式，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但他在建国后，将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公正，要求社会各阶层人们要富一起富，结果大家一起穷；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倡导实事求是精神，破除了这一左的观念，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仍然被左的观念束缚，可能实现吗？但这些“修正”，都属于采用什么手段、实行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途径的范畴，至于社会主义某些基本原则，如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利益服务的原则，实现社会公正，全民共富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则，则要坚决反对“修正”。否则，就变成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修正主义了。即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现阶段，我们面临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修正的新问题，即应当主要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适时相应地调整分配政策的问题。有人可能问，实行市场经济，不再有计划了，社会各阶层收入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能够发挥主导影响作用吗？当然能够。例如，对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包括对其偷税漏税情况不认真追查和严肃处理，就是让利润分配向海外投资者倾斜；还有上文提到的“五大暴利集团”，则是私有化政策的产物；大幅度连续提升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更是政策重点倾斜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现行经济分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并不能在关系中国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发展中，相应地起决定性的正面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反而起负面消极作用。如果主要依靠他们，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促进民富国强的目标实现吗？又有人会说，我们让利于跨国公司，引进他们的高科技产业，难道不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吗？恐怕不是那么一回事。真相究竟如何，请看一则报道：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21日报道，近两年，一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纷纷开张。　　

“各地方政府鼓励设立研发中心，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有些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却难免有投其所好、享受优惠政策的嫌疑。在相当多的跨国公司，目前的知识产权一般都是总部直接掌控，管理的权限下放到亚太区的不多，中国区能直接主管知识产权法律事物的更是几乎没有。　　

“这些研发中心普遍都从事一些边角料的工作，例如测试、汉化等，根本接触不到跨国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显然，这与我们鼓励研发、希望借此提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水平、逐步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初衷相悖。　　

“一些从这类研发中心离职的工程师也反映，某些公司实际是利用相对本地较高的薪酬进行人才‘圈地’，避免其流入竞争对手。　　

“虽然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压根儿没打算让中国的工程师接触他们的核心技术，但中国的年轻工程师太勤奋，还是有些研发中心真的研发出了先进技术，获得了知识产权，让跨国公司的总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研发同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对核心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一般都尽量使用母公司来申请专利权。有些虽然按照中国法律由在华的研发中心申请了专利，却将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通过合同等方式转移给外国公司，或利用各国法律的差异，通过信托等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设计，导致母公司实际拥有和控制知识产权。中国研发中心仅仅在中国政府登记和法律文件上挂个名，成为名义上持有知识产权的‘傀儡’。”　　

富裕的发达国家与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上，人家数万美元，我们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也只有一、两千美元，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差距悬殊。造成这一悬殊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技不如人，生产的多是低端产品，典型的例子如出口几亿件衬衫、几亿双鞋子、几亿件玩具，换来进口一架干线大飞机；二是管理不如人，工作效率与劳动效率普遍相对低下，如前文根据报载例举的同是大型汽车行业，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率远远高于中国汽车公司。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解决了科技和管理皆不如人这两大问题，中国就也是发达国家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在我这个经济门外汉看来，问题本来非常简单，解决起来也不难，但为政者忘记了中国先辈政治家关于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简单问题变得复杂了。据我这个头脑单纯，看问题简单的老粗研究，主要有两个因素作祟：　　

一，形式主义作祟。中国官僚们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具有悠久的传统，积习难改。大约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绵延不绝，乐此不疲。后来，在拨乱反正中，我们虽然很不彻底，但总算重视了，也初步清算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在微观表现上的危害，但现在它却转移到了宏观上，规模更大，界定更难，因而危害也更严重。例如，官僚们无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便玩弄形式主义的一种——移花接木之计。果然，高科技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连年大幅度增长，原来大多是外资在华企业帮的忙，充的数，我们面子上光采了。但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我们仍然赚的是小钱。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落在人后的情况如何改变？不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要请人帮忙。外商“投其所好”，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因而，“在中国政府和法律文件上挂个名”的知识产权在短期内大增，其实，也是面子上好看，我们并未实际拥有和控制，名义上属于中国，不过是“傀儡”而已。如此弄虚作假，自欺欺人，难道不是形式主义作祟？虚名倒是有了，但却得了实祸，因为中国的科技人才大量地被外人“圈”走了。　　

二，信仰危机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有优越性吗？这个在社会主义分子群体阶层中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些年来，竟然成了问题。因为这一制度在国内外遭到挫折，如果单以人民生活和工资收入状况为标准衡量，它甚至可说基本上是失败的。我们勿庸讳言这一事实。而且，又因前进中的困难在这一制度范畴内一时未能设法解决，于是像当年革命年代有人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一样，今天，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上也弥漫着一股对社会主义失望的情绪，其主要表现标志就是否定公有制经济制度，大搞企业产权私有化改制。蛰伏多年而不得志的某些右派经济学家时来运转，居心叵测地贩来一大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故弄玄虚，更使中国经济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　　

我们应当明白这么一个极其浅显简单的道理：人病不能请兽医诊治，“差不多先生”犯的就是这个错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了问题，要从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的方法，“以择术为先”，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具体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实践，应当要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为内容的群众路线，而不是源于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影响下的精英路线。群众路线欲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维护群众的利益，这种维护，不是像给公务员加薪那样不问绩效而缺乏可持续性，而是要在适应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和前提下，正确地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方法解决。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次要矛盾，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矫正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风气、实现长治久安……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振兴国有企业的矛盾，都将迎刃而解。　　

为政者应当明白，今天中国社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国有企业不振有关。因而可以说，振兴国企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带动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但解决的时候，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振兴说来也很简单，就是要对国有企业及其职工政企分离，放权让利。欲将取之，必先予之。首先，必须放权。只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说明其必要性。1990年代，曾从报上看到一则“趣闻”：某地一家纺织厂，在当时同行业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却能一枝独秀，照常盈利。一记者前去采访，询问其因。该厂一负责人想了一下说，可能是我厂地处偏僻，上级领导很少光顾关心吧。中国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办实业以来，国有企业只要是官僚主管经营，情况大多不妙。如此说来，我们的国企不是也没希望了？不，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其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劳动群众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但主人翁应有的权利，除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外，后来基本上逐渐被企业官僚取而代之，名存实亡了。这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外，大多数搞不好的一个根源。　　

国企权力中，最重要的是其高层领导干部的任命权，传统上，此权属于企业主管部门。即使上级官僚是一个事业心强的正派人物，对被其任命的下属企业经理人的现实要求是什么？当然是以上驭下，严格管理。应当说，在党风和法纪正常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文化革命之前和拨乱反正整顿之后，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并没有问题，但也仅此而已，管理层次欲由“严格”级进而迈向高效益的“科学”级，就举步维艰，停滞不前了。过去和现在，至少大多数国企处于这种尴尬境地。问题出在哪里？一是人际关系难以调和，上下层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这种管理关系是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和初级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产物，并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以人为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性质的要求。而且，只要是这种关系，说得难听一点，被管理者便像是雇佣役使的牛马一样，要靠管理者的严格驾驭与鞭策才能正常行进。两者的这种关系能融洽吗？二是分配关系时左时右，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方面的情况前文已有所涉及，后文还将补述。　　

其次，除了放权，更需让利。国有企业这些年来，被歧视性的不良政策折腾得元气大伤，形象受损，名声不佳，所以除垄断性行业外，人们莫不视为就业之畏途。这一普遍存在于社会上的观念若无根本改变，振兴从何谈起？鉴于解决国企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必须设法将这种反常情况彻底地颠倒过来，使其成为高学历人才择业之首选。为此，就要像对待公务员一样，因势利导。我们并非要求给予国企以特殊性的优惠待遇，而是希望政策一视同仁，同其它所有制企业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这个要求不高吧？　　

官方人士可能说，近几年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政策不是在调整，逐渐取消了长期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各种所有制企业税负也平等了吗？不错，名义上是平等了，但实际上呢？例如最重要的税负指标，名义上似乎已经统一了，其实不然，因为外企和私企几乎可说普遍地严重偷漏税收，相对比较，国企老实多了。所谓“平等”，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吗？外企产值连年大幅度提高，利润却零增长，前文已经提及。私企偷税、漏税和避税的花招也未落在外人之后。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披露，主要有如下几种普遍采用的方式：　　

“一是‘转移支付’，企业出资为企业主个人、家庭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相关费用记入企业成本。　　

“比如以企业名义购置房屋、汽车等，列在企业资产项目下，但实际上供企业主使用。又如将子女教育费用，列入企业职工培训支出。将家庭成员旅游、度假支出，列入公司账目‘差旅费’、‘管理费’等科目。　　

“企业老板还发动亲戚朋友收集发票，都拿来公司报账，这样不就将公司利润套了出来，而不必承担个税、企业所得税调节了吗？　　

“二是虚列公司支出，一些企业利用亲属关系，在账面虚列职工人数，多计工资成本，既减轻了企业所得税基，也分化了个人所得税计证依据。　　

“三是投资收藏品。近些年很多上规模的私营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收藏品，如书画、古玩等。玄机在于收藏品可归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几年下来，作为‘固定资产’的收藏品最终在账面上就消耗为‘零资产’了，不费一分钱就落入企业主手中。可实际上，收藏品的价值是不随时间递减的。　　

“通过上面说的途径，一般的民营企业做掉50%的利润是没问题的。”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52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允许“按资分配”的存在，但这种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反辅为主，否则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只会扩大，而不可能缩小。或有人问，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缩小的呢？那是该国工人阶级通过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实现的，我们愿意和准备付出这个代价吗？仍据上述文中报道：　　

“该刊日前组织的收入分配专题调研小分队在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发现，税收的‘逆调节’正在拉大贫富差距。由于税收政策不合理诸多因素，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遭挤压而沦为‘夹心层’，而相当一部分高收入者积聚的财富越来越多，税收调节的作用不明显。”　　

资产阶级故态复萌，几十年前建国初期时遗传的老毛病又犯了，现在对共产党给予他们的致富政策并不领情，回报的竟然是大规模地挖空心思偷税。所以，我奉劝执政者把经济利益分配的优惠重点投向劳动阶级，他们的回报截然不同，将是“乘数效应”。在现阶段，具体作法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对国有企业先予后取和多予少取，在那里培养一支中国最大的中产阶级主要群体，作为我们社会的“定海神针”。　　

现在的政策就像是驼子仰面跌倒，两头不落实，后遗症严重，所以应当调整。如果明白了其中道理，国家在税收和利润分成方面，给予了国有企业以优惠的政策扶持，但是国企的振兴主要还得靠自己练好“内功”。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我要强调，没有这个优惠政策条件是不行的，因为不能因势利导，难以吸引大量的各类所需高素质人才趋之若鹜地前来加盟，而人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否则，国有企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了。　　

怎样练好“内功”？先从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开始。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有两大缺陷，例如公务员和大学生及其他高级部门人才，一是“严进宽出”，踏入门槛之前竞争激烈，进去之后就可以放松了；二是偏重于知识，能力则相对薄弱。国企职工欲成为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主体，就必须克服这两大缺陷。怎样克服？引进竞争机制。前文已述，在基层班组实行自主互选组成的团队，用经济利益杠杆保证团队内每个成员的高质量，并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在工作中持久不懈地努力。进而引进民主机制，例如车间主任、科长、工程师一级的中层干部，在班组长中民主选举产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在中层干部中，选出由管理干部(即正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组成的企业领导班子。　　

竞争动力从何而来？源于工资差距。这个差距既要拉开，又不宜于悬殊。前文已作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精英路线先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要去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我取中庸之道，主任、科长和工程师等中层干部的薪酬可为该企业平均工资的3—5倍，高层领导者5—7倍。民主机制如何应用？要着重鼓励自主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创新的主要载体就是开展常年不断的合理化建议活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鉴别和评定能力，这种能力至少比企业主管部门的上级官僚高明百倍，也更实事求是。他们能够评鉴出“建议”质量之高下，及其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价值，据之也会对建议人的真实能力刮目相看，从而选其为各级领导成员。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在文革动乱后造成的领导权威真空，就可能被这种新型的由职工群众选举产生的“民主领导权威”，先立后破，取而代之，填补了。我对这种民主模式称之为“有原则民主”，它不同于上级官僚拍板决定，再由下面“民主”举手通过的毫无活力的“有领导民主”，也不用担心像文革时“无政府民主”那样出乱子，因为每个选民都受到利益约束，谁都希望把企业搞好，而决不可能搞乱。　　

企业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由它主持选举产生厂长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这个班子成员，特别是厂长“一把手”，拿5—7倍月薪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在中下层职工平均工资逐年提高的基础上。　　

由上级任命，还是职工选举，通过不同途径出任的厂长们，其考虑的重点也将迥异。任命要迎合任命者的心理，选举要注重选举者的爱好。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满足谁的心理爱好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问题理论上有吗？不知是否因为我这个经济门外汉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好像还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它考虑的重点当然是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要讲究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两者理论似乎可以殊途同归。其实不然，还是有根本性区别。这就是阶级利益立场及其世界观指导下的企业运作方式不同。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以资产为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则必须“以职工为本”。前者信奉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走精英路线；后者则唱反调，认为是劳动创造世界，走群众路线。谁是谁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看哪一种“为本”，到底走什么路线，才能真正有效地在国有企业中起到资产保值增值，提高效益的作用。　　

上述那个问题理论上可能没有，但实践中不乏先例，可惜是一个失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让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前文曾述，1980年代改革初期，我还在职工作，并是一名职工代表。有一年，上级在本厂搞民主选举厂长试点，职工群众信以为真，热情很高。可是群众看中的一位候选人不合原厂领导口味，被另两位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工人取而代之。实行等额选举，获票多者为正厂长，少者为副。这与上级任命何异？“民主”名不副实，不过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已。在这次专为选举新厂长而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谈的都是迎合授权于他俩的上级领导心理，如何使企业保值增值方面的内容，具体详尽，显然动了许多脑筋，花了不少心血。可是，我发觉会上一、两百名代表，像我一样，几乎没人对演说内容感兴趣，会外群众更不把它当回事，尽管名义上说意义重大。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我这个代表在收集意见时，人们都是询问何时能够增加工资。企业效益情况主要是主管领导者关心的事，至于这种效益自己能否有份，则是劳动者关心的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应当和需要依靠谁，这两位厂长候选人都没有搞清楚。　　

中国经济学界的某些学者和主管国有企业的某些官员，恐怕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其表现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一系列举措，都偏重施惠于企业高管人士，而罔顾、甚至损害职工群众，特别是基层工人的权益和利益。你不关心他们，他们会买你的账，听命于你吗？仍以当年我厂那两位新厂长候选人为例，他俩在竞选演说中，描绘了我厂未来一幅宏伟的蓝图，并提出了各项具体落实的措施，可谓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其实是空中楼阁。他们后来欲推行的“新政”，因为全厂上下无人理采，很快销声匿迹，黯然收场。我当时就发现，对于缺乏领导权威的企业主管来说，试图用以上驭下方式使人们听其指挥，无疑于缘木求鱼，不可能得心应手。　　

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应当明白，欲得到职工们的拥戴和支持，你就必须设法使群众的权益和利益同你的权利绑在一起，彼此互相依存。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切忌“吃独食”，要经得住诱惑，哪怕是得到了上级官僚的默认和某些学者的怂恿。让我再讲一个故事。1960年代初，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一下子就抓住了该国民众的心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因势利导的策略是成功的，到了1980年代，日本不仅人均国民收入赶上美国，而且产业结构日新月异，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何妨将人家这一先进的成功经验，分解到中国的各家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变通效法呢？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厂长候选人抓住企业选民的心理，在竞选中谈论的重点就要是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工资收入问题，并接受人们的质询，防止其开空头支票。中国国有企业各方面都很落后，同发达国家企业差距巨大，前文多有例举。例如劳动生产率，原材料消耗等，即使像前武汉印染厂这样的利税大户，潜力都十分惊人，其他厂家更是不用说了。挖潜提高效益，就有财源增加工资。　　

假如当年我竞选厂长，会怎样做？首先，我将承诺在任期内(如4一5年)，全厂职工工资在完成国家承包任务的前提下，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但不是同步平均增加，而是有先有后，有多有少，前文已作介绍。例如有的班组团队工资可能比原有增加了两倍，有的也可能没有增加，但只要总量上增加了一倍，我就算兑现了承诺。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先进，给其以动力；鞭策后进，给其以压力。不进则退，那些工资长期未能增加的团队成员，还可能面临下岗的危机，因为企业不能容忍不求上进的人。这就诱导或迫使全厂每一个人不但都要十分卖力地工作，还将会帮我殚精竭虑地开源节流，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我也将根据各团队工作成绩，人们在开源节流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对企业产生效益的程度，回报以优先或多倍增加工资。如此，上层领导者与下层职工群众之间，便能形成利益互动的良性循环。　　

职工群众，特别是其中可能增加工资的先进分子，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便会团结在我的周围，支持我的工作。有了这批骨干群众的支持，厂长自然产生一种领导权威，一种产生于民主基础上，企业上下层成员利益互动的领导权威。它不同于以上驭下的资本领导权威和资历领导权威，而是从下促上的民主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群众撑腰，厂长才能少有顾忌地硬起来，并敢于铁腕治厂，坚决制止不正之风和惩处腐败现象。厂长治厂的目标应当是科学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一般依靠少数个别精英人物设计安排，但我认为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国文革之前和现在的国有企业管理，属于较低的“严格”层次，很难再迈进“科学”一级了。但若实行民主选举，厂长的任免大权掌握在职工手里，双方利益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内部人文生态环境可能大为改善，从而促使人们的主观能动创造性充分发挥，不断改进工作，实现科学管理。　　

创新组织体制(这里主要指领导班子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组成)和分配机制的国有企业，厂长任免权、经营管理权、群众监督权，三权分离，各司其职。职工代表大会接替企业主管部门上级官员，代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和行使权力，只有包括至关重要的厂长任免权，才是完整地给予企业自主权，而自主权是企业保持活力必不可少的条件；厂长经营管理的目的，终归还是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许诺增加职工工资，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有效地服务于目的的手段；群众监督权行使起来，因为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厂长就近接触观察，加以监督者基于自己利益考虑，所以肯定比上级行使监督权更有效。此三权也，犹如“石头、剪刀、布”，互相制约，从而保持着国有企业体制健康，机制正常而高效地运行。　　

中国今天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矛盾是生产力发展适应不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迫切需要，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劳动者收入微薄源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理想，生产的大多是低端产品(包括核心技术依靠外人和需要进口关键部件的“高科技产品”)，因而效益低下。有人将造成这一情况主要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于是实行产权私有化“改革”。但实践表明，这无疑于饮鸩止渴，不但从根本上阻塞了中国产业走向高端、从而与跨国公司平起平坐平等竞争之路，而且，还产生了另一严重恶果：贫富差距悬殊化。迷途应当知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要靠振兴国有企业，激发广大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活力，大搞自主管理创新与自主科技创新。怎样激发？简单得很，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正确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十九）　　

先立后破  改造股市　　

我们现在来研讨中国股市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它能起到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和监督上市公司经理人两大积极功能，有助于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就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我们有制度优势，理应后来居上。可是相反，不但没有人家股市的两大功能，还畸变一座“赌场”，而且是不讲规则的赌场。人们开始还以为，大概是我们“描红”的功夫不到家，才出了纰漏。于是便花几百万港币年薪从海外请来一位股林高手，指导如何操作。上市公司和证券业界随即都忙起来了，聘请名流充当独立董事啊，成立监事会啊，与国际惯例接轨制定新规章啊，等等。我因为是门外汉，不知里面还有什么花样。后果如何？从报纸上看到，那位海外股界女强人虽然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股市情况非但未见改善，股指还从她上任时的2000点，几年后降到1000点，不得不黯然离任，铩羽而归。并不是那位精英人士学识不高，能力不强，而因为她的那一套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中可能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拿到中国大陆来实践，遭遇了“水土不服”。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为之奈何？要运用社会主义“基因”技术予以改造。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其开办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圈钱解困，将可能的金融风险从国家银行转嫁到股民身上，至少客观上如此，但解的是一时之困，无助于其改善经营情况；二，因而，投资股民企求的不可能是稳定的股息，而是赚取股票涨跌中的差价，投机色彩格外浓厚。开药方要对症，否则无的放矢，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加重病情。后来，股指飙升到4000点、甚至5000点以上了，这是好事吗？并不一定是。有人担心过度炒作而形成“泡沫”，升得高，跌得重，恐非杞人之忧。股值是否符合其应有的价值，谁都说不清。人为政策影响和炒作保持股市繁荣，那是舍本逐末，难为长久之计。股市的根本目标要认清楚，你若不明确，将朝哪个方向努力前进？我这个门外汉认为，股市中的“优化”与“监督”功能，应当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量。换句话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繁荣，其表现就是泡沫，不仅上述两大功能毫无意义，还潜在着股市泡沫终必破灭的金融风险隐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在以手段达到目的方面有所成就，但其实并不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则存在着比他们干得更好的可能性。道理何在？关键是我们可以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曾经普遍推行，如今却弃之如敝屣的计划性。“计划”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去因为调教无方，才变得僵硬死板，坏了名声。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市场和计划也不例外。各扬其长而避其短，取彼之长补此之短，为政之大诀窍也，岂可忽视乎？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听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活动。难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就没有计划干预吗？只有中国的右派经济学者才将“新自由主义”奉若神明，一点也触犯不得。第三章前文中例如中国各国有通讯公司摒弃计划，视若无物，展开恶性的市场自由竞争，大搞重复建设，几千亿元资金打了水漂，就是因为政府失职，没有强力干预。这种祸国殃民的经济理论，居然还成为“主流”！　　

2007年，中国股指突破5000点，高歌猛进。有人说其飙升源自经济快速增长，此说似是而非。2001年—2004年，经济走势不也是向好吗，为什么在这期间股指反而缩水一半？眼下中国股指的背景是，银行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存款急于另找出路，因为通货膨胀加剧，实际上负利息，为了避免贬值。投资房地产业，助推房价飞涨，涨到了老百姓承受不了的程度，便出台了“房贷新政”予以抑制。银行出笼资金于是转移集中到了股市炒作，促使股牛一路狂奔。因为这种飙升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绩效相应提高的基础上，所以有人怀疑是“泡沫”。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在这种情况下，股值越高，投资者获得利益回报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越不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是从上市公司派出的股息。也就是说，只要股值缺乏可靠的基础，它就像沙滩上的空中楼阁，随时都会倒塌。前几年不是倒过一次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不能达到促使社会财富增量目的的股市，这里指的是建立在上市公司相应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率的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股市，从长远观点看，弊大于利，难以为继。股市离开健康发展，它的财富增量(国家财富增量和投资者个人财富增量)在短期内也可能实现，但那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将以遭到成倍偿还的报应为代价。今朝有酒今朝醉，还管不管将来？　　

中国股市欲健康发展，使上市公司改善经营和提高效率，达到现在和将来财富增量的目的，就必须设法实现上述两大功能和消除上述两大特点。但是这种方法，不要说花天价高薪聘请来的那位海外股界精英人士想不出来，即使读破万卷书，从浩如烟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库中，也不可能找到。因为咱们的股市姓“社”，它独特的怪病，外姓医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怎么开得出对症的药方？　　

股市的健康发展，要建立在众多绩效良好的上市公司基础上，否则便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上市公司的良好绩效，则有赖于其企业优质的组织体制和灵活的分配机制的有效保障，从而实现股市与企业的良性循环。上文已经介绍了如何创新组成与操作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初步设想而已，尚须继续摸索完善。国企新制度建立以后，就要同其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规定同资产所有者——国家的利税分成比例，企业的一份由其内部权力机构民主讨论后支配。国企完成了各层次班子组建，如果被允许上市直接融资，便参与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按新规则运作实行。　　

姓“社”股市与姓“资”股市有何根本区别？后者纯粹是“按资分配”的产物，监管走精英路线；前者则掺进部分“按劳分配”的内容，走群众路线，并着重倾向于为广大中小散户投资者服务。这些人大多是工薪劳动者，现在的股市对他们的利益可说并无任何可靠的保障。也就是说，风险很大。我想，这类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人，从股票买卖中获取差价收益，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以股息回报的比重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实际上是在股市投机的海洋中盲目漫游，存在着溺水的严重危险性。据我了解，这些手头余钱有限投资者的愿望应当是，少有血本无归的风险，而又能稳定地得到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股息，实现自己私有财产的保值增值。当然其中可能也有人指望在翻云覆雨的股海中短期内获取暴利，但现实中此类人大概不多。两种不同性质的股市可以各有其信众，让它俩和平共处与竞赛，最后演变的结果，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更多地实现财富增量目的，相对优越的一种股市将胜出，先立后破，顺其自然地逐渐淘汰低质的另一种。咱们不妨赛着瞧。老子不相信在资产利润率效益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　　

现在开始具体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新规定。企业股票上市的同时，成立一个直接照顾股民利益的代理委员会，行使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旧规定中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能。这个代理委员会的成员，无一外聘，全由企业内部职工担任，人数可控制在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成员资格不论现有职位，中高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均可民主选举产生。选举主要根据其人在入选前提的合理化建议的质量与数量表现，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效能。有些建议的人，不一定适合担任各级领导，如科长、主任和厂长级职务，作为补偿，不妨选其进入这个委员会。当这个代理机构的委员有什么好处？就是可能收取“股息服务费”。每年给予股民的股息回报，若是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超过部分，根据其同股金比率的大小，这个代理委员会就要收取5%—20%的股息服务费，此费然后由会内各委员利益均沾。股息占股金的比率越大，委员们便能相应地得到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股票持有者利益与其代理者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委员会将会督促企业多发股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可能有此作用吗？我们不用担心企业会滥发，因为如果股息不是建立在相适应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是过多发放，将会影响企业其他职工收入，自然会有其他力量制约。　　

股票持有者与代理委员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因素，也可能发生矛盾。例如，代理委员们不希望股值被高估，因为走高之后，股息占股金比率便将降低，服务费也会相应减少；持有者则相反。股票价值不外乎两种走向：一是股值走低，源于企业效益不佳或出了其它问题，只能不发或少发股息。这种情况下，委员和股民同样倒霉，没有好处或遭到损失，谁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二是股值走高，股民希望以新的基数，即高于原始股价值，重新确定股息所占比率，以便少付服务费。如果不设法变通，则不利于股票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影响股市的健康发展。其中道理，不知因为我文字表达能力低下，一时说不十分明白，还是由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总之，人们只须稍加琢磨，便能理解。股票不论转让与否，只要持有者提出要求按新的高的市值基数定价，代理委员会便要按照重新定价股票的编号，据之一次性从差价的盈余部分收取一定的费用，比重10%—30%不等，从后来的股息中扣下。股票交易中的购买者要注意这个因素。也就是说，股民从价差中赚的钱越多，服务费的比重也越大。但还是股民得大头，代理委员会得小头。但事实上，股值可以不用变动，犹如企业向公众借款。两者不同的是，借款的利息是固定不变的，而股票的股息收益则要根据企业盈利的多少而上下浮动。再一个问题是股值如何估定，高了或低了都不行。高了，不利于股票投资者及其代理人；低了则企业利益受损。例如，企业净总资产评定为一亿元，分为一千万股，那么，发行的原始股每股就应当定为10元。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创新后，顺理成章，便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投资的回报率也将会高于银行利息，从而使人们觉得国企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定可靠而有利可图的热门投资选择。这样一来，每股定价10元的企业原始股股票便将俏销。怎样销售发行呢？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前提下，由国家有关部门主持，实行计划分配，然后自愿购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另一个特点。前面说过，姓“社”的股市重点倾向于中小散户投资者。这些散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如劳动模范、有成效的科技工、廉洁奉公的公务员，等等。这可能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实现全民富裕的一条主要途径。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要服务于其振兴目的，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才既可达到微观上企业振兴目的，也能实现宏观上富民强国目的。为此，国有股必须始终占主导地位。我认为，国有股与散户股的比例可以2：1，或是1：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巩固后方之后，将来要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一个建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分配基础上，运行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增加职工工资良性循环下，能够有效地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自主创新精神的体制与机制，同一个劳动者处于资本家“管卡压”剥削制度的企业，孰优孰劣？你认为两者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演变结果将是谁胜谁负？有朝一日，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以后，转衰为盛，私企还可能成为被兼并赎买对象。不过，这一次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将遵循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律行事，完全两厢情愿。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论姓“社”还是姓“资”，一个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真实地增量的股市，股民获利的主要来源就应当，而且必须是上市公司稳定地派发股息，而不是从股票买卖中赚取的价差。因为只有稳定地派发股息，股市的兴旺与企业的发展，两者之间才能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在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机制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一点。欲使中国股市不再成为国有企业圈钱解困的工具，并改变其同银行贷款相比，反而弱化增量社会财富功能的性质，那就必须注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因。企业从股市中吸纳进来的资金能否高效使用，决定于这家企业职工“各尽所能”的广度与深度，而此时，“按劳分配”正是争取达到“各尽所能”目的唯一有效可行的手段。　　

让我继续介绍这一手段如何具体运用。企业的代理委员会有利可图，其成员要定期轮换，不能一选终身，固定不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例如，可以每年轮换五分之一。换出者隔几年后仍可被选进来。替补的新成员还是从合理化建议表现佼佼者中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促使“建议”活动长盛不衰，补充新生力量，保持企业活力；二是利益均沾，激励更多的人。当然，这不过是初步设想，可在实践中根据情况修正完善。如此运用，既是一种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并行不悖的分配方法，也是邓小平理论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践，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勤劳智慧的人先富起来，可能带动其他劳动者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　　

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根本出路在于自主创新，包括企业管理创新和产业科技创新，都要依靠国人自主，外人越俎代庖，是不行的。在创新过程中，股市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我们要高效地利用好这个“助推器”，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振兴国有企业。振兴国企得靠职工群众“各尽所能”的努力；欲使职工殚精竭虑，尽其所能，则要用“按劳分配”手段激励；从股息中收取服务费，对股民来说是用小钱换大钱，也是物质刺激手段赖以行使的一个经济来源。不然，拿什么激励，还是去靠“政治挂帅，无私奉献”吗？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投资者和劳动者双方皆是如此，岂可偏废一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曾是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过的正确口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仍然适用。今天，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主要根源就在于严重忽视了劳动者一方，特别是国有企业产业职工的利益。　　

股息服务费的作用远不止此。这种费用的收取，在国有企业内部属于“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和性质，不会因企业中的部分人多收而使另部分人少收。股民代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收此费而致富，是在他们的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化建议的有效性，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付出了智力劳动之后应有的回报。如此致富，客观效果显然将是直接和间接地，长远或短期地提高企业效益，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有利于其他职工今后增加工资。人们不难理解其中道理。所以，如果有人因而害了“红眼病”，也不大可能是嫉妒和仇视致富者，而将会是向其效法看齐。今天中国社会上的大多数富人能起到这个作用吗？一个根除了利害矛盾冲突，人们利益相互融洽和促进的企业，为建立人文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进而高屋建瓴，转化为科学管理。与之相反，利益分配矛盾重重，人际关系不和谐的企业，只能实行严格管理，这种管理层次，可能维持正常运营，但不可能进一步变成建立在职工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基础上的高效的科学管理。　　

股市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众多绩效优良的上市公司的基础上，从而使两者良性循环。企业绩效优良的主要表现就是有能力稳定持久地向股民派发较多的股息，而不是它的股值多么的高。代理委员们基于自己的利益所在，将自然地会在尽力提高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力促企业多派发股息，也就是说，比起独立董事，可能较好地行使代理股民利益的职能。除此之外，委员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设立一个网站，同股民沟通，除了商业机密，披露一些企业信息，回答股民们感兴趣的问题和听取意见与建议。拓宽和扩大这条群众路线，让股民们也参与到运营中来，集思广益，等于是不花一分钱，聘请到了大量的企业顾问。其中有价值的建议，采纳后应酌情给予适当奖励，以不断地促进这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过，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前武汉印染厂在1980年代中期某年，曾向全厂职工公布过一项宏伟计划，准备大展宏图，声称到2000年，本厂将实现多少产值，多少出口，多少利税，空头支票十分诱人，结果到了那时却关门大吉。这种缺乏根据、没有把握和不负责任的信息，很容易演变成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需要设法防止。办法就是督促落实科学管理，不能将它当作一句抽象的空话，而要有具体操作的内容。例如，这家上市公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单件产品的各种原材料消耗等等指标，与同行业的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多少；行政管理成本是否居高不下，什么原因；供销环节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不要讳疾忌医，何妨披露出来。在企业网站披露信息，犹如中国古代张榜招贤，又像是现在警方为了破案，贴出通告，悬赏重奖线索提供者。一个个生产与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只要认真地依靠厂内外群众献计献策，还愁解决不了吗？当年，武汉印染厂企业主管们将本厂形势渲染成一片莺歌燕舞，而把存在的诸多问题藏着掖着，生怕群众知晓，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反面作法，应引以为鉴戒。我们提倡和鼓励诚信，就要因势利导，给讲诚信者以实惠，而使不讲诚信者付出代价。在信息披露方面，一个主要方法是，让各家企业网站自由竞争，根据其表现和后来的事实相对照，给诚信而又能提高经济效益者，即这家企业以增发新股再融资的优先权，让其进一步做强做大，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这样做客观上还可能将不断地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淘汰不诚信者，以儆效尤。　　

中国现在的股市不能健康发展，因为他没有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和监督企业经理人，亦即没有促使财富增量的功能。没有这种功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中聘请的独立董事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独立”不了。请看<<经济日报>>上的一篇新闻分析文章(忘记日期  文/该报记者贾伟  实习生孙平)：　　

“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自2001年7月正式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业界普遍认为，当挂名董事容易，当积极董事却很难。难就难在当好独董必须保证其充分的独立性。而目前影响独董“独立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没有时间保证。部分人士认为，独董难以发表独立意见的原因，更多的是没有充分时间对公司进行深入了解造成的。不少独董属社会名流，他们本来已兼职较多，加之本职工作也很繁忙，即使想顾暇自己出任独董的上市公司事务，有时已力不从心。更有的人身兼两家以上的上市公司独董，就是一年几次的董事会也不见得独董们都能全勤出席。不用说，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情况。　　

“二是专业水准不够。独董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防范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并保证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如果独董不具备足够的法律、经济、财会等方面的知识，或者对公司所属产业、行业不熟悉，不太清楚公司的经营运作，那么，独董就无法对公司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的意见，更无法从实质上对董事会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　　

“三是信息掌握失真。由于独董是兼职的外部董事，他们与上市公司的内部董事相比获取的信息多是董事会提供的，有的是经过修饰或者是整理的信息。并且，受个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独董们有时无法第一时间获得上市公司完整、系统、真实的信息资料。因此，独董们出具的独立意见就可能包含了一些‘水分’。而‘水分’的多少则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诚信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是选聘机制欠缺。目前独董的选聘多是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反过来，却要求独董监督董事会的运作，并防止‘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对此，部分独董承认，尽管他们比较重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名誊，不会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做出违背独董职责的事情。但是，他们在行权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时不容易完全客观独立地发表意见。于是，有独董提出，独董的选聘机制必须尽快完善，增强其透明度和市场化运作的程度，建议实行开放式的独董资格认证制度和独董与上市公司双向选择制度，而选举方式上，可采用累积投票制或大股东回避表决制，使中小股东更有决定权　　

“业内人士表示，独立董事要做到诚信与勤勉，才能确保独立董事制度符合初衷。要真正实现上述两点，现行制度有待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其一，独立董事人选由董事会认可后方能采纳的做法必须改革，以避免独立董事扮演董事会‘御用’的角色。其二，独立董事必须有相当的时间保证在上市公司工作，避免出现徒有虚名的‘独董专业户。”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精英路线低效，甚至无效，这是又一个典型例证。企业聘请社会名流担任独立董事，即使此君人格完美无缺，矢志维护其代表的广大中小股民利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上文所述，不可能做到。我设计的上述群众路线则可能做到。如果股市现状继续如此下去，我们也不难预测得到，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只要现行股市没有促进社会财富增量的功能，“牛市”的出现就是建立在缺乏坚实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过了一段时期，“熊市”必然接踵而来。海内外投机大鳄们为了套利，就会兴风作浪，或抄底吃进，或人为推高，操纵股市大起大落，以便从中混水摸鱼。也就是说，“牛”得越高，“熊”得越惨。对于中国千百万股民来说，股市将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危机，他们的财富被缩水。为政者当然不希望危机发生，欲竭力阻止，以免危及社会稳定局面。于是，在世界股史上独创先例，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弃之如敝履的计划手段，予以宏观调控。股市太“牛”了，隐藏着后患，便慌忙抑制；走“熊”面临崩盘时，又赶紧出台“救市”政策举措。看着惊险的“跷跷板”股情，两面使用平衡手段。　　

我还记得，股市在2000年曾是2000点，到了2005年6月，这期间GDP一直高歌猛进，却匪夷所思地下挫到1000点。两年多后，2007年10月持续飙升到6000点。可是好景不长，仅过半年，2008年4月又突然降为3000点，这么短时间竟缩水50%。对于一般股民来说，中国经济“晴雨表”是完全错乱失灵的，“牛市”与“熊市”的变化规律了完全掌握在投机大鳄和执政官方手里。因为变化无常，股民们就不可能“理性”投资，只能像赌博押单双，凭运气了。　　

站在执政官方利益的立场，理想的股市运营是每年稳定地收取少则几百亿，多则几千亿交易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切忌伤筋动骨地震荡。这一点客观上同大多数股民利益是一致的。投机大鳄们则希望大起大落，低进高抛，获取暴利。我认为，中国股民不幸中之大幸，迄今为止，政府还掌控着影响股市升降较大的主动权，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国内外大鳄们盘剥股民血汗钱的“市场”行为。其手段就是根据畸高或畸低的股情出台“抑市”或“救市”的政策举措，计划调控。据说，每次调控都是打出“组合拳”，其实主要就是调高或调低印花税率。然后官方媒体一起宣传造势，影响股民投资心态。例如，2006年为了鼓励股市走牛，税率为千分之一，全年印花税收入180·94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收入0·51%。2007年怕太牛了，提高至千分之三，全年税收2062亿元，占财政收入4·05%。但是，如上段文中所述，提税影响所及，半年股指缩水一半，为了救市，又要调整税率了。“据新华社  中新社电  经国务院批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4月24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3‰调整为1‰。”　　

如此调来调去，显然是国家计划干预。中国股市的特点就是“政策市”。这个政策市的名声可很糟糕，按“市场化”原则，应该让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股市中发生的问题，政府既不应抑市，也不该救市。因为政策市是官方权力操作和影响下的产物，难免被接近权势的腐败分子利用，从而成为其掠夺弱势股民钱财的工具。但我仍然赞成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实行政府干预的政策市，两害相权取其轻也。犹如在改革初期价格闯关时，谢绝某些外国经济学家的“好意”，没有采纳他们的“休克疗法”建议，而实行我们独创的“双轨制”一样。价格双轨制当年不是也曾被许多腐败分子所利用吗，但比起一步到位的市场化休克疗法，相对而言，哪一种危害更大？　　

请看一只股票飞速升降的“过山车”惊险过程。2008年4月25日，国内最大的矿产金企业——福建紫金矿业股分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那天下午该股票行情如下：　　

13:17分，10·3元；　　

14:11分，涨到了14·20元；　　

14:26分，飙升至21·06元。　　

此时，该股开始停牌。14:55分复牌后，紫金矿业给股民开了个大玩笑，短短5分钟内，该股从21·6元跌到13·92元。据某报记者现场报道，“股民们一下子炸开了锅。”一个多小时之内，涨跌幅度竟然如此剧烈，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化”交易吗？一般中小散户股民在投机大鳄操纵的股票市场中，完全处于被摆布的不平等弱势地位，被“套住”是家常便饭，难得赚钱，容易赔本。　　

从表面上看，暴涨暴跌是“政策市”的一大特点，但实质上，这一特点的产生却不可能是政策影响下的结果，因为有权力出台影响股市走势的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都是保持股市长期平稳地发展。这种现象是中国股市缺乏社会财富增量功能的必然产物。赌场才需要刺激性，以吸引顾客。“政策市”的初衷或目的，就是企图缩小不利于平稳发展的股市剧烈涨跌幅度。缩小幅度正是为了相应地减少股民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　　

你以为官方偏爱“政策市”不忍割爱？实乃不得己而为之，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股民利益问题。上文第三章例举，中国多家国有通讯企业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几千亿元打了水漂，就是放弃了国家计划干预的结果。国家损失了几千亿元没有关系，丝毫也不影响社会稳定局面；但若股市放任“市场化”自流，数以千万计的股民利益遭受损害的程度越过了其心理底线，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搞市场经济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和建立股票市场，国家干预其中，容易产生弊端，甚至是严重腐败的弊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实，没人否认。但废除干预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就像搞价格改革，如果之前不提高社会大众的工资，不采取一些必要的缓冲措施，如容易产生腐败的双轨制，企图先破后立，突然废除计划价，实行“休克疗法”，岂不是要引起天下大乱？股市废除国家干预之前，也先要整肃其法纪，规范其行为。事实上，自从证券市场开办以来，官方这种努力从未间断。但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假定法纪整肃了，股市规范了，能解决中国证券市场脱离与消除赌性，平稳健康地发展问题吗？不可能。因为这种努力充其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所谓治本，即解决中国股市的社会财富增量问题。不能治这个本，又是如上文所述，乃因缺乏优化资金配置和促使上市公司经理人改进经营管理的功能。　　

企业从银行贷款是要付利息的，所以，如果没有预期可能较高效益回报的可行经营项目，不会去贷。股市融资则不然，像是无息贷款，甚至比这种贷款更优惠，因为不用考虑还款。圈来的钱还可随便处理，或去购买国债，或是存到银行，也可重打新股，还能委托理财。更具中国特色的是用来为企业总裁天价年薪锦上添花，哪怕其业绩一塌糊涂。总之，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都是稳赚不赔。但是，如此资金运作是不可能给股民稳定地派发股息的，道理自明。投资股民没有股息，当然只能企望从股指涨跌的价差中获取利益了，这就使投机买卖成为中国股市中的常态行为。　　

人为操纵痕迹显然的暴涨暴落，就像是坐“过山车”剧烈升降刺激，也正是股市赌场的“魅力”所在，赌上了瘾的股民是欲罢不能的。因为，在某些媒体为了吸引小市民的眼球，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一些幸运儿速富的传奇故事诱引下，越来越多的股民做着不劳而暴富的黄粱美梦，即使多次入“套”，也醒不过来。而这一点现在正是执政者之大忌。　　

有学者著文批评指责中央政府实行市场经济决心不大，根据是还在搞国家计划干预。这是天大的冤枉。如前文例举多家国有通讯企业重复建设，宁可眼睁睁地看着浪费几千亿元而置若罔闻，不吭一声，也要避免计划干预，难道这个决心还不够大吗？但是决心再大，也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不能出大乱子，危及社会稳定局面。几千亿虽然数目巨大，据说可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浪费了却不至于引发动乱，所以不必干预。多年以前，海内外经济学术界某些头面人物鼓吹在全球化自由贸易时代，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过时的观念，土地用途应放手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市场化配置。中国不少地方政客很欣赏这一论调，因为符合其GDP增长的“政绩”需要。但政治家和政客的眼光是不同的，有远大和近视之分。前者首先考虑的是长治久安，因而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国家计划干预，必须保持十八亿亩基本农田。后来，2007年起，国际上闹起了粮食危机，粮价突然暴涨，一些传统粮食出口国纷纷严控小麦、大米的外售。当初，国家领导人远见卓识的决策，在这一问题上的计划干预，才使我们现在避免了一大劫难。　　

无数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内乱的图谋，随着他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日益和平崛起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了，一计不成，必将再生一计。我们的敌人无时不在窥伺方向，寻找突破口。在粮食问题上未能得逞，下一个可能的选项会在哪里呢？咱们不妨推理一下。制造全国性动乱的选项需要三个条件：一，该事物存在固有弊端，二，具有广泛影响，三，易于煽动人心。中国的股市问题正好全部符合。前两个条件不用再说了，现在着重说第三个条件，因为这是影响引发动乱最重要的一条。　　

缺乏社会财富增量功能致命伤之弊端，抱着投机心理的股民数以千万计，因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国股市，如上文所分析，国家为了抑制过度投机炒作，缩小涨跌升降幅度，相应地减少广大散户股民的利益损失，才不得不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宏观调控“政策市”。但是，“政策市”也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在一个公平、公正、透明、成熟的资本市场，支撑市场的应当是一个各方(包括政府)都认可和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可是在“政策市”中，游戏规则随政府权力意愿而变换，政策几乎代替了游戏规则，这就给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在每一次股市博弈中，有机会和条件接近政策资源者，往往可能暴富，而其他人则必然成为牺牲者而血本无归。他们会怎样想？这些人可是数以千万计啊！　　

所以，无论从与国际惯例接轨，还是避嫌考虑，政府都十分清楚“政策市”决非长久之计。避免股市投机性暴涨暴落，控制股民的利益损失在其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不能靠政策调控，而要寄希望于股民的“理性”投资。大概是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官方媒体每当股市走牛时，宣传重点是强调风险意识，切忌一窝蜂地跟风，叫你谨慎入市；走熊时则尽情披露利好消息。这一策略会奏效吗？不容乐观。因为只要股民投资获得的回报，不能指望主要是上市公司稳定地派发股息，投资者的投机冲动就不可能停止，反会日趋强烈。这就为将来有朝一日发生群体事件埋下了隐患。　　

而且，这种隐患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银行的改制开放，必将日益严重，因为股市不但不能促进社会财富增量，相反，开始产生了减量功能。请看200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　　

“<<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中有一家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是我们从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　　

“在中国，建行的网点无处不在，总共有16000个分行。今天就算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者花旗银行进入中国，就算让他们随意开分行，它有没有可能开16000个？要知道，那要化多少钱，要花多少时间和经验？　　

“好了，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我们竟然搞改制上市。建行上市，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的股权，这意味着，16000个分行都不必开了，为什么？外国银行只要让建行上市，20%的钱就是它的了。就这样，它们透过建行上市赚到了1300个亿。水平高不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们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又存在着哪些差距呢？外汇投资基金投资黑石，亏了一半，几个国内的金融机构想抄底入股外国银行，结果底没抄到，自己反而被套进去了。对比下来，我们差多少？”　　

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付学费”。那时之所以发生一些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主要是因为外行领导。比起现在的“内行”领导“付学费”损失，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完全是缺乏经验，绝无主观上的故意。现在恐怕就不尽然了，谁敢保证没有为外国资本效犬马之劳的卖国买办利益集团分子在其中作祟？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非故弄玄虚的理论，况且还是不服本国社会主义水土，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贩来的理论。实践早己表明，国家干预不存在应当不应当问题，而只有必要不必要、正确不正确和有效不有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法制不严格和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反对国家干预(这里指的是领导者没有主观腐败因素的国家干预)，实质上是以“搞活”之名，行“搞乱”之实。至少客观上将是如此。　　

即以某些学者认为最不应当国家干预的股市而论。他们认为，股市监管层的职责应当是建立并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正常运转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而不是赋予其以调控和救市的重任。执政的领导者会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问题在于，中国股市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有效地建立并完善制度，使之正常运转怎么办？例如改革初期，市场行为未能规范，商业交易中的回扣腐败开始滋生。当时，可能有两种对策：一是国家强力干预，坚决制止和惩治；二是“市场化”放任自流。官方当时不知是否因为听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高见，选择了后一种对策，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腐败魔鬼放出来再难收回。实行市场自由化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经过国家干预阶段，在制度建立和完善，并严格有效地运转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否则，必将搞乱。股市涨到了多少点有泡沫，急需调控，跌到多少点不能再低了，慌忙救市，监管层两头奔忙，吃力不讨好，因为同国际上普遍遵守的游戏规则相悖。尽管“政策市”广泛地被经济理论界许多人士质疑、诟病和抨击，为什么还要坚持实行？官方大概也有不得不然的考虑，这就是维持社会稳定局面。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股市诚如某位经济学者所言，是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政策市”与市场自由化五十步和百步之差而已，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但有社会局面控制程度的差别，前者比较可控，后者则易失控。　　

现行股市除了国家每年可望取得几百上千亿元的交易税，没有其它积极作用。既然如此，我是主张废除的了？非也。股市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提高效率，也不能没有这不可或缺的工具。现在的问题是它未能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里一样，发挥优化社会资金配置、监督上市公司企业经理人改进经营管理，从而促使财富增量功能的积极作用。还是那个比喻：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怎么办呢？植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基因，像本节上半部文中介绍的具体操作方法，加以改造。　　

 (二十)　　

                 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政经问题　　

前文中曾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什么说是在于未能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我们在回答之前，先要搞清楚，中国政经发展中到底有哪些问题。概括地说，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消耗过高。据一位权威人士，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陈清泰在2005年6月14日的<<中国矿业报>>报道中指出，“我国创造GDP消耗的能源、资源、劳动力是发达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此外，还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据同年6月19日<<文汇报>>报道：　　

“仅用了30年，韩国就将人均GDP从1000美元拉升至1·2万美元；连续数年，印度的软件业持续以50%的速度增长。回望左右，邻国飞速发展的秘诀何在？近日举行的‘2005上海科教兴市论坛’主题报告会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用生动的事例和详实的数据再次证明，创新决定着中国命运。　　

“刘燕华说，论先天条件，中国比不上中东地区的石油富饶国家，‘靠山吃山’的资源型道路显然不合适；拉美等国的发展历程证明，走依附型道路只能换取短暂的繁荣，之后所要面对的则是长时间的衰退，看来此路也不通；所以，学习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走创新型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必然选择。　　

“刘燕华认为我国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存在五大差距。其一，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60%依靠进口，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腾飞的瓶颈；其二，发明专利数量较少：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4%，而发明专利仅占世界发明专利总量的1•8%，且其中70%由外国公司申请；其三，科学研究质量不高：美国科学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高达12•2次，而中国仅为2•78次；其四，尖子人才严重匮乏：我国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只有14名，日本为132人，法国为124人，韩国为74人；其五，科技投入不足：我国研发投入仅为美国的6%、日本的13%、韩国的7分之1，2•8万家大中型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　　

<<文汇报>>上这篇择要报道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论述的文章题目是：<<创新，决定中国命运>>。应在“创新”之前，加上“自主”两字。靠谁自主创新？另一位人士，即上述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陈清泰认为，“关键人才决定国家竞争力”。他于2005年在<<中国矿业报>>上指出消耗高之后，又继续说：　　

“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超1•5万亿美元、而且仍处于快速增长的状况下，这种以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换取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就变得十分突出。转变增长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力资源富国、人才强国，并以此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　　

“陈清泰认为，中国人力资源过剩，但人才短缺。中国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低水平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创造较少的增加值；高水平人才则是社会稀缺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人口多，决不能成为容忍素质低、滥用劳动力的理由。”　　

简而言之，这两位人士合起来的观点是，自主创新决定中国命运，靠人才去自主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其实，这也是时下中央领导人和经济学术界普遍强调的观点，人们基本上达成共识，可能只有买办利益集团及其学术界的代理人除外。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从何而来，中国到底是缺乏人才，还是人才未能为我所用和才尽其用，有人能回答这个关键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吗？　　

我们先谈干部人才。他们现状如何？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请看2008年年初的一则报道：　　

“<<瞭望>>新闻周刊第1期刊登记者专稿指出，在干部公选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时，应警惕出现被选拔干部‘高分低能’的现象　　

“文章说，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干部公选的一大难题。实现‘会考’与‘会干’的有机统一，这是落实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大任务。在这一点上，四川进行了大胆摸索与创新。　　

“首先，四川提出并施行了‘3十2’结构化公选模式。其中，‘3’：即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测试；‘2’：即民主测评、综合评价，主要考察报考者在原单位的群众公认度，以及个人品行、能力素质、工作实绩、奖惩和廉政情况。　　

“其次，严把命题、考试、考察三个重要环节。在命题环节，重点研究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偏重于考生平时知识积累和储备；在考试环节，重点研究怎样体现公平公正；在考察环节，重点研究如何体现群众公认，全面考察各方意见，充分体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考试结果与平时表现的有机统一，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的有机统一。　　

“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聂洪康说，以前的公选总给人以分取人的印象，导致公选陷入‘高分低能’和‘选不到最差也选不出最好’的尴尬局面。2007年则通过完善程序，减少了‘应试型干部’入围的可能性。　　

“记者注意到，四川规定，这次公选出的县处级领导都有一年的试用期，一年后期满考核胜任者将正式任职，不胜任者将免去试任职务，按照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长期困扰干部选拔制度的难题其实有两个：一是“文武双全”问题，即“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二是“德才兼备”问题，即领导欣赏的人，群众可能有非议。解决这两大难题的问题，也是有两个：一是“制度落实”，二是“化繁为简”。这些年来，我们各方面并不缺乏理论上正确，甚至完善的制度，但在实践中，往往不是落空了，或是走了样。例如反腐败制度，成效理想吗？原因很简单，制度要靠人执行，走什么路线，依靠什么人，决定制度的执行有效与否。以国有企业而论，难道就没有详尽复杂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制度吗？有了又怎样，能够做到选出来都是“最好”的吗？解决上述干部选拔中的两大难题和两大问题，简单可行之法，就是实行两大机制：竞争机制和民主机制。具体内容也是两个：一是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从中发现人才；二是成立股民代理委员会，收取股息服务费，因势利导，人才将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被群众选入会者，自然不乏“文武双全”和“德才兼备”之人。从委员中再选干部，不是既简便又可靠吗？　　

再谈科技人才。他们的现状如何？情况也不容乐观。也先请看2007年12月29日<<环球时报>>的一篇短文，题目是<<日本“逃离工科”现象的启示>>，刘云：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科技、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这与日本重视工科高等教育密不可分。　　

“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以金融、证券、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的发展和从业人员收入迅速提高，日本出现了‘逃离工科’的现象，与泡沫经济相关的财经类文科专业报考迅速升温，而对工种报考热情则急剧下降。　　

“日本最优秀的学生不再把工科专业作为首选对象。报考大学工科人数在1986年达到高峰后，突然反转直下，从1986年的18%跌到1989年的12%。到1991年，再进一步下降到8•7%。与此同时，商学院的金融、证券、房产等热门文科专业的报考人数却在同期由谷底连年蹿升，与当年火暴的房市、股市遥相呼应。日本舆论界把上述‘逃离工科’现象称之为‘考生疏远工科’、‘年轻一代疏远技术’，于是日本舆论界大声疾呼‘向工科回归’。　　

“‘考生疏远工科’的结果是，日本高校向制造业输送的工科毕业生的数量与质量一直呈下降之势，这是导致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一向以优质闻名全球的日本产品在中国和国际市场频出重大质量问题，特别是2006年是日本产品‘质量灾难年’。连被视为全球汽车业新霸主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质量问题，丰田汽车召回量出现不寻常的暴增，瑕疵品回收从2004年起连续2年超过180万台，创下了新高，这显示丰田质量管理出现问题，甚至遭到日本政府公开点名，要求改善。　　

“质量不佳引起的危机，让日本企业损失惨重。据<<日经商业周刊>>调查，日本七成消费者认为，日本制造产品近年来确有质量低落的情形。连日本媒体也用‘日本质量神话崩毁’、‘质量灾难’等标题来报道日本质量存在的问题。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性，此文所描述的现象正在当代中国重演。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5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5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10倍有余。1977年高考刚恢复时，大家都以当工程师为荣。如今已经有了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学生学财经(最热是金融)，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而工科正是国家急需的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水利等。”　　

中国经济现正在恶性循环，重蹈日本经济当年的覆辙。楼市，股市等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暴利几乎唾手可得，易如反掌；实业经济则盈利微薄，经营步履艰难。于是许多资金、人才投向纷纷避实就虚。后果将会怎样？世界上没有听说房地产能成为富民强国的主要支柱产业，而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业绩相应良好基础上的股市泡沫，也终将有破灭的一天。现在就有地方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向各种名目赌博性质的彩市进军，再进一步，就是彻底“解放思想”，设立“红灯区”了。人才大多“逃离工科”，依靠谁去自主科技创新？更糟糕的是，由于饮鸩止渴的外资引进政策，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势头方兴未艾，从国内高校毕业的工科学生和民族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大多为他人作嫁衣裳，被财大气粗的外企吸纳过去了。前几年，我国发明专利中外国公司申请的比例竟然高达七成，可见一斑。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今后还将提高。外资在华企业喧宾夺主，在科技人才使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科技人才流失的症结，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若不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决非危言耸听。让我复述一个故事。1980年代中期，本厂领导如前文所述，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海市蜃楼，蔚为壮观。不谦虚地说，当年全厂“众人皆醉吾独醒”，与人们的乐观情绪相反，鄙人认为不过是回光返照，预测到了敝厂将发生生存危机。根据何在？就是厂内“按劳分配”机制逆向严重恶化。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革动乱在别的厂家后遗症都很严重，但在本厂其负面影响曾一度很快消失，　　

结束之后生产恢复照常进行，甚至达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顶峰，关键原因就在于我厂高产优质赖以实现的“高薪阶层”工人群体还存在，他们在厂内依然发挥着模范骨干带头作用，只是已近尾声。后来这个先富起来的群体随着岁月流逝，环境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损公肥私的蛀虫，而走正道者即使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不可能脱贫。那时，外面社会上违法乱纪，不劳而获的暴富传闻，破坏性竟比文革还要大，因为它能通过厂内畸变了的不合理分配机制而起作用。表现就是人心动摇，纪律日益松弛，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一家企业盛衰存亡的变化如此，一个国家亦将是如此。回顾20多年前，我看出了本厂问题严重，不自量力，欲挽狂澜于既倒，也曾做过一些努力，给果徒劳无功。我曾写过一封长信，向当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求教，希望得到解救之方。但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得杂乱无章，浅薄粗俗，贻笑大方，没有回音。后来又托人找门路引荐，跑到本厂主管部门市纺管局一位副局长家中，向这位领导倾诉我这个工人对我厂前途命运的担忧，只见他似听非听，终因人微言轻，当然也末引起重视。有一天路过本市某组织机关大门，因为心里憋得发慌，贸然闯了进去，在接待室大发了一通牢骚，公然同当时的“大好形势”唱反调。几位该组织机关接待工作人员用异样眼光看着我这个怪物，他们可能将我当作“持不同政见者”了。连我也怀疑自己“三反分子”习性是否未改。我谈完准备告辞，却被扣留住了，像对待一名嫌疑犯，遭到他们详细盘问，而且一定要我写下姓名和单位，职务，才予放行。自找没趣和烦恼，出得门来发觉已经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再也不敢造次，只好眼睁睁看着本厂走下坡路而无能为力，加入到国有企业衰亡行列中去。　　

    今天，中国经济像当年如日中天时的武汉印染厂一样，继续繁荣下去，还是后来突然急转直下而发生危机，走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位卑未敢忘忧国”。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因为没有顾虑。老夫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一片兴旺的表象之下，其实“癌变”正悄然地加剧。厂与国一个微观，一个宏观，患的是同样的病。现在解决中国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在我看来都是治标不治本。正确的治本之策，应是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问题，适应现实需要，不左不右地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次要矛盾都将迎刃而解。头痛医头，脚痛治脚是无济于事的。在前文中罗列了中国经济各种各样的“污染源”，得出的结论是，欲消除“污染源”，必须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国有企业，因为它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主要载体。　　

    中国如果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利益分配政策，“癌细胞”——这里指的是影响和危及社会稳定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滋生和恶化。2008年初，本市一家官方媒体记者“独家采访”报道了一则传奇故事。有一位亿万富翁，仅仅10多年间，以7000元本钱起家，在股市中翻云覆雨，资产天方夜谭式地暴增了几万倍。他的资产增量与其对社会贡献可谓毫无关系。这些亿万财富原本是社会上其他人，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但却被他一人不劳而获地独吞。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更在于：他是合法的、受到官方政策鼓励的、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据为己有，并受<<物权法>>保护。也就是说，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建立在创造财富的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贫困基础上的分配极端不公现象，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致“癌”因素吗？　　

    其实，危险因素已经开始露头。据报载，2008年元月，中国经济主要发达地区之一——广东省，有一位人大代表在参加该省“两会”时提出了一条建议：    　　

    “针对低收入群体，当物价显著上涨时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使得计划经济手段和市场经济互相补充。”　　

    谁都能够一眼看出，这是一条应对物价显著上涨带给低收入群体损害的下下之策。高明之士喻之为“病急乱投医”，并另开出了自以为放之于市场经济国家而皆灵的药方，献计说：　　

    “从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维持诸如粮、油、肉这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并确保相应的民生质量，政府可行的干预方式，一般是这样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通过给予农业农民大量的财政补贴、税收免除，维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收益的稳定，从而确保市场上粮、油、肉的充足供应；而在需求方面，则通过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保证消费者尤其底层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和消费能力。”　　

    (择自<<中国经济时报>>1•17张贵峰•文)　　

    这是市场经济的ABC知识，连我工人大老粗都懂，广东那位提此项建议的人大代表会不知道，还用你来启蒙？张先生引用的“先进经验”发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则是相对贫困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驴唇不时马嘴，恐怕南橘北枳，因为水土不同。事实上，中央政府近年来早已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在“干预”，力度也并不小(当然还有加大的余地)，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远远不如“恢复票证供应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更直接、更有效。　　

    中国中央政府现在当然不会采纳这条建议，那太丢面子了，况且眼下财力充裕，可供选择的其它对策肯定还有很多，例如这位推荐的发达国家经验，同“建议”比较，显然是上策。但是，只要通货膨胀给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生活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执政当局出于稳定大局和巩固政权的考虑，将不得不恢复票证供应制度，因为形势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糟糕的是，这种重压在现行政策下，仍将继续恶化，遑论改善减轻了。　　

    这个问题要从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实行票证供应制度说起。你以为这是当时执政者爱不释手的偏好之物？实乃无奈的选择，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企业长期效益低下，加上政治运动不断地自我破坏，工资增长赶不上因物质短缺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速度，为了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出于劳动者生活安定的需要，被迫采用的下策。毕竟，它并非社会主义的亮点，而是给阶级敌人以攻讦口实的暗点，甚至可说是污点。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口号。但是后来大大小小的“歪嘴和尚”念走了样，变成以GDP为中心，并且人为地将经济效率同社会公正对立起来，效率压倒一切。改革开放后，比起过去，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都大大地提高了，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同样，也没有人否认得了社会分配日益不公的现实，提高效率产生的财富，绝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攫取和拿去了——违法地或合法地。老问题——效率低下，有所缓解；新问题——社会不公，日益突出。新问题比老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棘手、更困难。应对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之策，上述那位人大代表的建议诚然是下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拿到中国来就真的是“上策”吗？票证供应制度，如上所述，乃是大多数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的经济现实情况下的产物。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此一制度在任何社会就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任何治标政策，从长远观点看，都取代不了它，除非你不怕发生社会动乱和损害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资产阶级政客宁要“面子”，即使束手无策解决民生问题，愿意付出上述代价，也不要它，所以资本主义穷国也少实行这个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实行票证供应制度是一项政治决定。　　

    据官方统计，2007年消费品涨幅为4•8%。作为低收入群体的一分子，托经济增长发展之福，我和其他人一样，当年加薪幅度超过10%，即是统计涨幅的两倍多，增加的收入照道理说应当大于增加的支出。但我的感受相反，因为日常必需的生活支出，主要是食品方面的消费品涨幅普遍是两位数，不少甚至超过官方统计比率的10倍。穷人们莫不叫苦连天，有的富人反而喜形于色，因为他们有钱去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炒作，在一片涨势声中，这些市场上牛气冲天，为有钱的富人们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说，穷人的“痛苦指数”加剧，富人的“幸福指数”扩大。现行政策能从根本上扭转与改变这一情况的发展趋势吗？　　

    不错，近年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低薪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劳动合同法>>便是其中之一。主观愿望良好的立法者大概想不到，受益的劳动者其实大多并不领情。2008年元旦正式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一年内不签合同的企业，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试用期不是老板的“免费午餐”等条款。可见，强制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一项切实保证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重要法规。然后，法规的受益者反而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就像我在生活感受中，加薪的高比率，竟然抵消不了物价的低涨幅一样悖于常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欲知其中奥妙，请看一则报道：　　

    “近日，南京某大型外贸玩具公司1200多名来自安徽、甘肃、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对签劳动合同积极性都不高。许多人拒签劳动合同。……外来农民工不愿意和公司签合同的原因，来自甘肃的玩具工张晓萍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签合同就要缴保险，企业缴保险的钱也从我们的工资里扣，不等于蜻蜓咬尾——自吃自？(社会保险)以后回老家又带不走，还不如把这个钱每个月发给自己。”　　

    (1月17日<<江苏经济报>>)　　

    那里民工们的工资比中国许多落后地区还算高的，一般在千元左右，各种保险就要500多元，扣去后拿到手只有四、五百元，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在缴费中有一个问题，即一些企业不仅社会保险中个人应缴部分要从员工工资中扣除，连企业缴的那块也要从员工工资中扣。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法律补充规定，明确企业应缴纳部分必须由企业交，不得转嫁给农民工，否则若是违规，罚其转嫁部分的双倍费用给劳动者，看老板们还敢不敢？　　

    解决这个问题果真如此容易吗？<<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有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经营条件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因此而倒闭，劳动者恐怕连低工资也没有地方去拿了。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根据。确实，一些企业的老板们转嫁费用，也有其言之成理的不得己因素。大家知道，近些年闹起了“民工荒”。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千万计，怎么会闹此“荒”？过去没闹，现在才闹，反映了劳动者打工条件今不如昔。新华社记者曾调查后报道说，珠三角民工的工资，1990年代后的10多年只增加了68元。可能有人说，近年来工资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但是在此期间比得上物价和各种名目的收费的上涨速度吗？上述这家玩具公司的老板当然知道，净收入四、五百元是留不住人的，但他们为何还要这么干？合乎逻辑的推断，显然也有其迫不得己之苦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一项公正的、能持之以恒的政策法规，都必须符合“劳资两利”的兼顾原则。<<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主观愿望可能欲实现这个原则，但客观实际则很难做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连累到了微观企业难以正常运营，特别是在劳资关系方面。　　

    这个宏观问题就是某些官僚和学者津津乐道的“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在这一“分工”中，中国定位于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且，因为不得不然，热衷而专注地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低端产业，这些产业的产能必然日益过剩。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条件下，各厂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互相残杀，大打价格战。这种“内战”，对于生产力发展而言，有一定的“进步性”，因为大家都要努力提高效率。不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可能是高层次的，即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而获得；只可能是低层次的，即使用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支出、简化安全保护、降低污染标准等手段。但是，利用这种手段在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方面，将随着“挖潜”空间的日益缩小和“内战”程度不断加剧，而必然地相应弱化其作用。如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也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增加利润的好处，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外贸依存度特高，海外进口商可以在产能过剩的国内生产低端品企业相互价格恶性竞争中，大有挑选活动空间地不断压价，从中渔利。所以，依靠恶化劳动者工作条件创造的效率好处，大部分被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者享用了，为其社会低通货膨胀率作出贡献。相反，这种国际分工的贸易结构，却推动中国的通胀率走高，因为定价权掌握在人家强者手里。君不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卖什么，不论吃穿用各种商品，什么就贱；买什么，从各种矿物到高端科技产品，什么就贵。例如，跨国公司垄断企业生产的铁矿石，我们进口时就价格飞涨，后来反映到我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上，发觉买一只水龙头，售价比前几年贵了一倍。我们更应警觉地认识到，需要从国际上进口的原材料异常涨价，主要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某些国家推波助澜，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有人说，原料涨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呀。但事实上，原料成本在高端品和低端品的所占比例是大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在乎，而且能够“堤内损失堤外堤”，因其在矿产地早已凭借强大的资本捷足先登，拥有大量股权。我们则被迫挨宰，严重受害。　　

    企业私有化改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不惜牺牲社会公正和付出其它各种代价以后，短期地看，这个目的可说达到了。但是这种提高是相对于过去而言，实则饮鸩止渴，阻塞了今后进一步提高的出路，从长远看，得不偿失。因为企业提高效率普遍是由于对雇佣劳动者施加了压力，而不是引发其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产生不了自主创新精神，因而提高的空间必然有限，更无助于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而且，这种提高并未使直接生产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后果反而是造成贫富差距不仅悬殊，还将继续扩大。也就是说，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贫富悬殊继续扩大的趋势，任何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都不可能扭转，充其量缓解于一时。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有学者说，缩小贫富差距不能走“劫富劫贫”的传统老路，在这方面，也应实行“帕累托改进”原则，即穷人致富，不能以减少富人财产的方法实现。我完全赞同这一“双蠃”主张，因为现在采用不可避免会造成破坏的革命办法，即使对穷苦的劳动者，也是损大于益。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下，也劫不了富。哪怕有的富人资产是通过非法途径而攫取，犯了严重的原罪，也不能劫，否则就会逃往海外，肉烂在了别人的锅里。所以，要制定<<物权法>>以安其心。有的发达国家不怕富人资金外逃，却担心财富占有悬殊引发“红眼病”流行，导致社会动乱，出于这种考虑，因而下手劫富，但采用的不是“罗宾汉”式，而要缓和得多，即征收高比例的遗产税。我们也不敢开征此税，据说是怕资金都逃到没有这个税种的地方去。　　

    所以，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与富者缩小收入差距，脱贫的唯一希望，是从所在的企业利润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但问题是，现在哪一种企业存在着让利于贫穷劳动者的可能空间？中国民营企业大多生产低端品，或在高端产品中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受制于人，只扮演着简单装配加工的角色，赚的是几个精打细算下的辛苦钱，能有多大利润？如上述南京那家玩具公司，要老板给工人加工资，自己岂不是白干了？资本家赚不到钱，私有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生长的土壤。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倒是有让利的可能性，但他们不会干呀。我们对其能做到的只能是，动员媒体力量，恳求海外资本家发点善心，不要在中国大陆搞“血汗工厂”。如果硬要出台政策，强制提高工资，或者工人们为此目的组织起来闹罢工斗争，海外资本家即使大有让利空间，也不会退让而减少利润，因为他可将工厂移往工资更低、投资环境更“优越”的不发达国家。　　

    总之，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产业结构和社会分配机制，都不存在缩小悬殊的贫富差距的可能性，而只会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发生社会动乱变化的内因根据，现在，外部敌对势力正在创造着变化的外因条件。我们曾经肤浅地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人权”、“民主”说教对中国施压，其目的是和平演变，改变我们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其实远非那么一回事。那不是目的，至少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阶段性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削弱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为实现其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有的政客在这个问题上也跟着美国人瞎嚷嚷，是违背其国家利益的，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他们手中才有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这个观点，在前苏联崩溃之前，不会有人相信。　　

    前苏联崩溃之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都被彻底地抛弃了，国内经济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实现私有化，外交政策也曾好多年“一边倒”，向昔日敌手西方国家投怀送抱。但是，热脸却碰上了冷屁股，踌躇满志的美国人并未将“改过自新”的俄国人引为朋友，仍存戒心。因为虎倒不失威，还有继续削弱其力量之必要。美国人在得意之余，开始透露怎样利用“第五纵队”，从共产党上层叛徒到学术界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煽动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愚民，在苏东等国策反。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压低当年世界上的石油价格，使苏联从其资源出口中，赚取不到急需的硬通货，经济被置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单边霸权主义者现在故伎重演，不过这次主要遏制对象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内容有所变化而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削弱和平崛起的中国力量的目的不会有变。外因正在觊觎机会，只待有朝一日内因成熟，便会发生他们处心积虑想看到的作用。这一潜在危机难道不值得国人警醒吗？　　

    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歧，即中国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已经超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范畴，也并非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兴衰存亡，在此一举。　　

    我在上文中已经具体地阐释了国有企业只要创新体制和机制，其实不难提高效率，转衰为盛。两种所有制企业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最后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则实行和平演变。吸取 50多年前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强扭的瓜不甜”的深刻教训，先立后破，免蹈覆辙；同样，行政命令式地国有企业强行私有化，必然地也将结下苦果。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新兴事业，并无十分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何必失去信心，慌不择路。但要认真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利重新再干。　　

    成功与失败，都是相对而言。对同一种事物的评价，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后者，决定于参照标准。例如，实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人民生活水平，纵向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比较，普遍地大大提高了，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横向同先进国家如日本比较，恐怕就没理由自豪。日本人在上世纪50—80年代，也是30年左右时间，其劳动者工资收入原来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大概只有老美的一个小零头，也像我们现在这样。后来急起直追，现在基本平行，成为富裕国家，民众均获其益。我们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至今还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以我这个“中间人物”为例，今天比起当年，工资增加了20倍左右，但是同期，早点摊上质量毫无变化的原汤粉价格，也从1角涨到了2元。1970年代我在一家大医院拔了一颗牙，记得清清楚楚，手术费0•5元，现在是多少？　　

    外国的经验，既有成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有失败的，引为鉴戒，不可再往。例如，日本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主要获益于其努力自主创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成功的经验；1980年代后“逃离工科”现象，现实已经证明是一种对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错误选择，是失败的经验。我们反行其是与其非，正在效尤其错误倾向，而缺乏能力步其正确途径。即热衷于发展虚拟经济，导致大量人才舍本逐末，而冷落实业经济，使之举步维艰。如此逆反趋势继续下去，不难预测得到，几十年后，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仍将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一个小零头，不可能脱贫，遑论致富了。　　

    在今天的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唯一可行之路，在于自主创新，发展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以利益向“第一生产力”倾斜的“按劳分配”政策吸引大量一流人才加入，是这项宏伟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先立，国企高科技产业大发展，从业人员能赚大钱，才能后破，利之所趋，使社会上的人才改变择业意向。也就是说，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政经问题。　　

　　(二十一)

调整利益分配    抓先进带一般　　

有个老口号叫做“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不论用在个人，还是企业之间，都是空喊了几十年，没有落实在行动上，更遑论取得效果了。振兴国有企业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落实这些口号就行了，但为什么总是落空呢？　　

前文已述，从计划经济时代的1958年起，武汉印染厂的资产利润率就持续30年左右远高于省内其他竞争性行业的所有厂家，鹤立鸡群，可谓名副其实的先进企业。在上世纪60—70年代，20年来，湖北省曾经另外建有多家规模大体相同的国有印染厂。武印犹如母鸡孵蛋，都派遣人员鼎力相助，去担任厂长、车间主任或工程师之职。特别是其中的武汉第二印染厂，该厂整套领导班子加上不少技术骨干，都由我厂配置。但是，尽管比起本厂，那些厂的机器设备都较新，职工文化也较高，却没有一家厂的生产状况能够后来居上，反而远远落后。后进企业赶不上先进企业的原因，我在前文中已作分析，两者表现迥异的关键在于劳动用工与工资分配机制的不同。受此实践先例启示，我的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放在劳动组织与工资分配机制方面。此外，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重点加上领导班子的改革选拔方式与调整配置体制。如果照此方略普遍改制成功，就可能变“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两个巴掌拍得响”。新口号是：“先进带后进，一起向前进！”　　

中国在计划经济物质短缺时代，企业主要任务是优质高产，满足市场供应。现在市场经济物质丰裕时代则是大力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档次，转变“四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许多国有企业由于不能生产高端产品，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生存与发展前景黯淡。于是便求助于外国大公司，“以市场换技术”，谓之“合资战略”。结果市场慷概地送了，技术并未相应地换来，仍然受制于人，赔本买卖，不宜再做。我们不妨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以自力更生、先进带后进、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取而代之。　　

武汉印染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是优质高产的一个“点”，后来湖北省内外兴建了多家印染厂，相对而言，都是比较质差量低的“面”。那些面上厂家因为当时不可能复制本厂独特的机制，所以点上的先进经验一直学不到手，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反而低得多。市场经济新时代的“点”，要求具备新的特征，这就是能够生产“高级、大型、精密、尖端、新式”产品。中国许多行业“面”上厂家普遍生产低端普通产品，但也有个别少数的“点”，有能力不断推出高端产品。让我举一个例子，人们可以举一反三，仿照实行。　　

例如，玻璃行业一般普通产品供过于求，产能严重过剩。几年前，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还曾正式发文，禁止银行贷款再上新的生产线。有一段时期，这个行业“面”上厂家恶性竞争，低价倾销，因而普遍效益低下，有的甚至债台高筑，频临破产。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先进的国家，如日韩一些同行企业，他们并没有资源优势，人工等成本也比我们高得多，却能生存和发展得令人羡慕。原因何在？就因人家的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卖得上好价钱。　　

中国有没有这样先进的“点”呢？还是有的。据<<经济日报>>2004年12月8日一篇题为<<向世界技术前沿冲刺>>(记者单保江)的文章报道介绍，山东省威海市蓝星玻璃集团就是这一行业恶劣的贫瘠荒漠生存环境中的一小片富饶的绿洲。这家企业原来也是“面”上之一员。可喜的是：　　

“……危机，成了企业创新的催化剂。他们生存发展的路子，从此豁然开朗。资源匮乏、成本高企、市场狭窄的绝对劣势，激发了蓝星玻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烈欲望，引导他们走上了靠技术求生存的路子。　　

“1996年9月，蓝星玻璃集团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很快生产出美轮美奂的自然绿色吸热玻璃。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受到客户欢迎，被广大用户称为‘威海绿’。沿着这条路子开发下去，自然绿、古典绿、青玉绿、韩国绿。F绿、福特蓝、蓝星灰、现代灰等等，一个个新产品相继问世，蓝星开始走出了低端市场的阴影。　　

“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蓝星人继续向玻璃深加工领域发展，集中力量开发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也更高的在线镀膜玻璃。　　

“节能、环保，是当今世界玻璃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能够大规模、低成本使玻璃具有节能环保等功能的主要手段是镀膜技术。镀膜技术又有离线镀膜和在线镀膜之分。离线镀膜是指对玻璃进行切裁离开生产线后再次进行镀膜加工。这种方法相对成本高，产品有一定局限性，因而国际上更流行且得到更大普及的是在线镀膜技术。这种方法是在浮法玻璃成型过程中，直接为生产线上的玻璃镀膜，使之增加各种新的功能。在线镀膜玻璃具有光线透过率高、热反射率高、耐酸碱性能强、生产成本低等优点，尤其是可热弯、钢化等二次深加工性能，更是离线镀膜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当年我国整个玻璃行业，与这一技术无缘。众多厂家眼睁睁看着国外镀膜玻璃源源不断地打入国内市场，靠技术垄断赚足暴利，后来，秦皇岛玻璃设计研究院经过科技攻关，自主研究开发了浮法在线阳光控制镀膜玻璃技术，从1993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蓝星玻璃集团上马在线镀膜新技术的时间，在国内同类企业中是中间偏后。但是这一成果的深化研究以至成熟完善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就这项技术的成熟度以及产品的品种来说，蓝星玻璃在国内企业中当之无愧位居第一。　　

“为了攻克技术难题，蓝星玻璃集团把在线镀膜技术著名专家和浙江大学的教授请到公司，现场进行指导，及时解决技术难题。‘产学研’三家越走越近，终于走到一起，成立了以技术为纽带、以镀膜玻璃开发项目为载体的蓝星镀膜研究中心。这步棋，可说是蓝星玻璃集团发展中的神来之笔。　　

“在攻关过程中，蓝星玻璃集团整个镀膜工段，所有岗位都由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员担任。各方紧密配合，共同努力，经过多次工艺改进，蓝星在线镀膜玻璃技术得到快速提升完善。蓝星在线镀膜玻璃经过国家玻璃质检中心检验，主要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2000年，在国家公布的首次全国镀膜玻璃质量抽查中，蓝星在线镀膜玻璃名列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第一名，并成为国家建设部、国家建材局首批向社会推荐使用的产品。　　

“2000年，蓝星玻璃集团与浙江大学和我国著名的镀膜专家合作，成立了浙江大学蓝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各持一定比例的股份，加大了激励力度。原来的产学研，变成了一家人。当初为我国研发出玻璃在线镀膜新技术的专家，眼下成了蓝星人。可以说企业从源头上、动态上全面掌握了这项新技术。　　

“当初蓝星玻璃集团刚刚应用这项技术时，每天在线镀膜的周期只能达到2小时，流水线上仍然要生产大量附加值低的原板玻璃，在线镀膜技术难以发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优势。经过多年的开发改进，现在的蓝星集团在线镀膜周期已达到了30小时以上，这在国内玻璃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蓝星在线镀膜玻璃年产量1996年只有50万平方米左右，1997年120万平方米，1998年400平方米，今年将接近1000万平方米。一条生产线能够以高达60%的比例生产镀膜玻璃，业内人士都知道是非常难的。就是在国际上，这样的记录也应该是属于前列的。蓝星近几年以生产在线镀膜玻璃为主导，如果不是因为产品花色品种配套的限制，这一比例还会更高。　　

“技术撑起了品牌，使蓝星玻璃迅速占领了市场的制高点。2001年，他们在全国同行业中产量跃居第七位；利税第五位；出口创汇达1000美元，被评为全国建材百强企业。截止2003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16亿元，职工4510人。公司主要产品扩展到在线阳光控制镀膜玻璃、在线低幅射镀膜玻璃、浮法彩色吸热玻璃、夹层玻璃、工艺玻璃等十余个品种，使蓝星玻璃成为我国玻璃行业的知名品牌。公司主导产品镀膜玻璃在国内市场到60%的市场份额，产品远销美国、欧盟、非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控股、参股公司和生产经营单位有十几个。2003年，蓝星玻璃集团实现玻璃产量888•84万重箱，销售收入8•7亿元，利税1•09亿元，出口创汇1750万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了49%、57%、31%，企业效益和规模都进入全国玻璃行业前列。”　　

蓝星玻璃集团从国内众多“面”上生产低端产品的厂家中脱颖而出，生动地表明，只要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好，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可能攻克技术难关，成为该行业生产高端产品的一个“点”。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也有能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此一例也。该集团更鼓舞人心的事迹还在后头：　　

“当然，这些数字，在国际同行巨头那里实在不足挂齿；仅靠玻璃在线镀膜技术，也远远不足以让蓝星进入国际玻璃俱乐部。让蓝星玻璃获得与国际巨头对话能力的，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另一项关键技术——LOW—E玻璃技术，即浮法在线低幅射镀膜玻璃工艺技术。这一被列入国家“863”高技术研究计划的项目，由威海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浙大蓝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和浙大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所合作开发。在玻璃行业，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　　

“用这种技术生产的低幅射镀膜玻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综合节能效果最好的玻璃产品。这一技术，不仅对于我国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对于我国能源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国外少数几家大公司靠着技术垄断，产品在我国市场通行无阻，稳赚高额利润。蓝星玻璃集团曾几次下决心引进这一技术，与国外大公司几经接触，但终因外方要价太高、风险太大而搁浅。这项技术，市场应用前景不可估量。国外企业决不轻易转让，自在情理之中。　　

“……　　

“艰难的技术跋涉，终于走了过来。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攻关，这项技术在我国土地上，在蓝星玻璃集团车间里首次自主研发成功。2003年元月，该技术通过了省级中试鉴定验收，并开始产业化试验，被列为玻璃行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首选项目。2004年4月，通过科技部“863”项目专家组验收，一致认为该项目是利用高新技术成功改进传统产业的典范。”　　

蓝星集团拥有了知名的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占据了行业产品科技制高点后，国内外市场广阔，下一步计划显然应当是扩大生产规模，以争取更多利润。环顾世界500强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仅仅是通过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而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壮大，以点扩面，则是先进企业做大做强的普遍规律。　　

不过，在中国欲使企业成功地实现做大做强，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必须都具有追求重组利益的内在动力。这种利益要同双方企业职工收入直接挂钩，并落实到具体的团队和个人。人们只有清楚地看到与己有关的利益目标，而且感同身受，才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去干。武汉印染厂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搞过同某地联营的计划，但因职工们觉得自己从这种联营中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全都漠不关心，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终于夭折。如果中国国有企业不论先进的“点”，还是后进的“面”，都按照我的方略完成了改制，实行“二马分肥”的工资分配机制，企业利润同每个职工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像蓝星玻璃集团这样掌握了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的企业，便可能在同行业中迅速找到合作伙伴，顺利地并购重组，做大做强。这也就是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比起现行的同外国跨国公司的“合资战略”，孰优孰劣，泾渭分明。墨渍战略肥水流进自家田，并购方因高技术入股，扩展效应而利益大增，促使企业产生与强化内在动力，争先恐后与想方设法去争当先进的“点”；也使“面”上后进的被并购方企业摆脱低端品效益差的困境，重获发展机遇。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大多数行业未能掌握高科技核心技术怎么办？那就让某些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和工艺较强的企业自主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国内，“以‘一肥’换技术”，吸引人才。重金之下，必有能者。一家厂利用经济手段使之成为行业中的一个“点”，然后再去扩大到“面”。经济发展战略如此改变，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国家来说，各方面都比较有利：　　

一，政治。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创新改革以后，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身份与地位将名副其实。如果引进外资合营，老外反客为主，职工沦落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若是聘用海外高科技人才为我效劳，则企业经营管理主导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应当依靠的主要对象是谁？遭到外国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还是剩余价值留给自己分配享用的国有企业主人翁群众？谁更靠得住？　　

二，经济。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我们现在并不缺乏资金，相反，涨库告急正愁找不到好的出路呢。经济某种程度上可谓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而可能有利可图的国有企业经营，却热衷于引进国外所谓“战略投资者”，并长期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更有甚者，他们还不知足，大肆偷漏税收。我们与其慷概大方地让利于外国资本家，还不如肥水流进自家田，施惠于国内劳动者，能够鼓舞干劲，也为推动内需消费提供了条件。     　　

三，技术。将利润的一大部分与其让予合资的外国公司，还不如分给前来加盟的海内外高科技产品研发人才。因为，如果是前者，核心技术不可能换到手，这已为多年实践所证明；倘若是后者，则将为我们所拥有。更重要的是，一家家国有企业将随之有条不紊地、迅速顺利地使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地向高端更高端攀登。运行于“四高三低”发展轨道上的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改弦易辙。　　

但是，一个相对较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会自然地获得成功。它必须有相　　

应的配套措施，即完善的政策支持，正确的策略运作和严肃的法律保障，否则难免失败。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是实行新经济战略中的主要矛盾，其它都是次要矛盾。按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观点，若能解决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都将迎刃而解。我认为这一观点经得起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因为我在实践中曾经目睹与体会过，忽视和违背“按劳分配”原则这个主要矛盾而造成的失败教训。　　

    前文曾述，第一次教训发生在1950年代中后期。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的是国民经济工业化发展战略，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按劳分配”的一个具体措施，主要在青年产业工人中，开展以“应知、应会”技术为内容的工资考评活动。从客观效果看，这一活动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如任何先进事物，特别是在其开始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工资考评中也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即所谓“闹事风波”。部分青年工人对上级在领导评级工作中有所不满，发生过一些情绪过激事件。例如，当年刚刚从上海内迁来的武汉天一印染厂，就有10多名机修车间青年工人上访到市局，大闹了一通，严重影响了局领导们的正常工作。尽管如此，人们也不难判断，这个工资考评机制同取得的巨大效果相比，其负面影响不过是细小支流而已。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因噎废食，这一行之有效的机制昙花一现，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以工龄长短为全国统一标准的平均主义工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正式出笼后，像一个魔患，从此肆虐了几十年。但是，平均主义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于是，煞费苦心美其名地给它贴上“共产主义风格”的标签，叫做 “工作不计条件，劳动不讲报酬”。这个口号本身并无错误，但它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制约，可能有效，也可能适得其反。　　

    例如，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一百多年来受尽屈辱的国人扬眉吐气，特别是新近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发自内心冲动，要为国作出无私贡献。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原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大搞增产节约运动，群策群力，自主革新成功制约生产的关键设备——丝光机，提高效率一倍，用以捐献一架<<天一号>>飞机，支援前线。这个时候，可以“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但在非特殊时期和非特殊情况下滥用这个口号，就适得其反了。例如，当时作为“按劳分配”的一项具体措施，考核评级时出了一点麻烦，经济领导者不是设法改进完善这项措施，而是简单从事，搞平均主义一刀切。为此，还曾耍弄了一个政治花招：在领导动员安排下，要求职工群众在会上“民主”讨论表态，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不计报酬地无私奉献？无形的政治高压下，谁也不敢唱反调。于是，人们纷纷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正所谓“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从此，人们普遍地丧失了学习提高技术的原动力和上进心，这也是造成今天高级技工和技师严重短缺的历史根源。教训深刻啊！　　

    第二次教训发生在1990年，即当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倡导的全国规模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夭折，无疾而终。我认为这次后果更严重，是国有企业后来更大规模地破产和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可能不认同我的这一观点，言过其实？那就听我阐述其中道理。1960年代，报上曾宣传科学家李四光的事迹，说他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学问。其实，中国经济界在改革开放后和国有企业改革期间，也一直有“经济力学”在发生作用。表现在社会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竞争角力；表现在学术界，左派学者和右派学者彼此口沫横飞，争论较量；表现在国企内，正面积极力量和负面消极力量也在明争暗斗。国有企业破产，实质上是两种力量斗争，正方力量败于负方力量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右派经济学家判定是公有制经济制度作祟，我则认为乃是因为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而行，错误的分配政策使然也。　　

    即以武汉印厂为例。当年，全厂上下很多人都对邓小平的“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谈话很感兴趣，心向往之。我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问题是，本厂哪一部分人有资格、有条件先富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当年让一部分对本厂生存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上文提到的被誉为中国花布图案设计状元，连创佳绩、艺能出众的那位设计师；在1930年代老旧机器上生产出了具有1980年代先进水平产品、荣获多项国家银质奖、技术高超的印花机档车工；长期保持高产优质生产纪录、实行科学有序“满负荷工作法”的工人群体；还有主动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成效切实显著的鄙人……等等群体和个人先富起来，因势利导，则很可能产生“乘法效应”，使武汉印染厂更上一层楼。　　

    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万元户”。尽管当年本厂每年上交巨额利税，只要拿出其中的小头，例如十分之一，便足以使那部分先进分子先行致富。为什么不予奖励？因为政策规定，至少是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允许国有企业这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今仍然如此。当然，政策也不允许另外一部分人损公肥私而致富，但事实上，他们可以暗中行事，明文法纪阻止不了违法乱纪者发财。谁都想发财致富。既然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效法而得到，便只有走歪门邪道，群起效尤而攫取了。正道被阻塞，歪风则嚣张。请问，这种直接导致国企衰亡最主要因素的情况，难道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制度不能搞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造成的吗？闹到后来，本厂允许合法地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只有厂长一人，不管他领导有方，还是无方，铁板钉钉，都能搞定。据报道，这种发展趋势近年来已是登峰造极，有的国有企业连年巨额亏损，其高管们年薪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却能恬不知耻地照拿不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份，即使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企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迄今为止，社会上福利彩票中500万特等奖，甚至几千万超特等奖者成百上千，但你听说过在国有企业，合理化建议者有一人获得过百万大奖吗？　　

    事不过三。我在有生之年，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策又严重失误，发生第三次教训。今天官方新口号是“自主创新”，“科教兴国”。在我看来，像以前的“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老口号一样，又将遭到落空的命运。在这里，我们要界定一下落实的标准。不是说少数、甚或只是个别的高科技产品，我们搞了出来，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就是“落实”了。那不算数，因为标准太低。而是指普遍地、大规模地、并能在最短期限，如十年内，明显地提高了产业结构档次，极大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显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也决非浮夸吹牛，异想天开，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　　

    1958年“大跃进”失败了。不必灰心丧气，谈“跃进”而色变。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切实吸取经验教训，重新再来一次。这次和半世纪前走的路线一样，都是大搞群众运动，但彻底根绝形式主义，务求实效。同上次“大跃进”另一个根本不同点是，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搞“边施工，边设计”的欲速不达，而是源于实践，总结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据之整理上升为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实践。也不再单纯追求数量，而主要是以实现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产品技术含量赶上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从而高效益为目标而取胜。　　

    国有企业，只能是“自主创新”，“科教兴国”唯一主要的有效载体。创新其体制和机制之后，实现上述具体目标成功的关键，则在于设法动员千百万劳动者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废寝忘食，持久不懈地投入到这次新“大跃进”运动中去。方法很简单，就是因势利导，加大物质刺激力度。　　

    以我本人亲身体会为例，现身说法。我在职时，后来同本厂其他人一样，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撞钟和尚”。我虽然是智商平庸，学识浅薄，文化低下的凡夫俗子，但身上也不乏潜力，如果当年被挖掘出来，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活动中，可能有所作为，大有利用价值。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大家若都奋发有为，企业何愁不能再铸辉煌，怎会走向衰亡？　　

    这又使我想起当年那件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的往事，即前文提到的一条合理化建议实施后，年节约90万吨清水，只发给我30元奖金。这种同效果相比极不相称的奖励，没有在厂内引起一丝反应。如果是3万元，影响可能大大地不同了，就会像第3章第1节文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那样，因为经理奖给一位改迸关键工艺的工人10万港币，该厂全体职工掀起了技术革新高潮。我厂也将人人动脑、动手，大搞合理化建议活动。奖金当然不能滥发，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是防止弄虚作假，夸大实效的原则，为此，需要建立一项严格的评审制度；二，建议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企业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只要符合这两项原则，奖金发得越多越好，因为刺激力度与影响作用成正比。即以我那条建议而论，它符合上述两项原则吗？厂领导可以召集有关人员举行一次论证会，由我答辩人们的疑问。如：年节约90万吨清水根据何在？每吨水成本0•1元算得多还是不多？这一浪费现象以前曾经延续了30年属实吗？如果论证通过，我根据上述实际情况，要求连续3年，每年奖给我3万元，即年节约金额9万元的三分之一，这一要求是否合理？我认为十分合理，因为它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小钱换大钱，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即“有效即真理”的观念。遗憾的是，在上层制定与实施政策的人士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认同这一观念。　　

    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的政策按排。例如，物质刺激可能达到加强管理，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但前提条件是这种手段必须使用得当，对象选择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事与违，适得其反。仍以当年本厂那3万元奖金为例。假使奖在了我的名下，可以想像得到，人们将因利之所趋，争先恐后地学习我的榜样。奖金也可能起反面坏作用，当年这笔钱被领导无方的厂长领去，起的就是这种反作用。我的榜样，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全厂职工在各个岗位，均可在各方面领域，如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深化加工、节约消耗、拓展销售、改善经营……等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相应地获奖。论职行奖，人们干出的成绩，无益于己，都不过是为厂长作嫁衣裳，谁还愿殚精竭虑，鼓足干劲为厂效力？今天，对国有企业高管们实行的天价年薪制，就是起的这种使人望而丧气，而不是鼓劲的负面影响反作用。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有现实警示意义。上两次教训，原本是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策略，因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后来都失信于劳动者而无疾而终。所以要提出来警示，以免故态复萌，重犯此类错误。今天，我们如果要实行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发展经济，在某个高科技产业中创造一个“点”，那就要有条件吸引海内外有此能力的人才。因而必须加大物质刺激力度，具体地说，即“以‘一肥’换技术”。前文已经介绍，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国家和职工“二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制度。但企业若是低端品产业，公私双方仍摆脱不了低收入的命运。特别是对于像前文提到的前武汉无线电厂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即使实行“二马分肥”，也分不到多少收入。类似该厂的职工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利益，就会自觉地主动要求调整分配机制，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即分配对象由“二马”扩为“三马”，利益份额从“二肥”变到“三肥”。以超常规的高报酬吸引和延揽海内外人才，用他们研究发明的现有成果，生产市场上能产生高利润的高端产品，走出困境。若是揽才不得，也会退而求其次，利用现有厂房设备，积极地争取兼并重组于“点”上厂家。因为比起破产或者在低端产品充斥的低价竞销的市场上惨淡经营，日子可能过得更好些，也有利于配合国家提高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　　

    “墨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协调、兼顾和处理好各方的权益和利益关系。因而，必须诚信相待，并且需要可靠的法律保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两次教训受损的一方，主要是低层劳动者，如像我这样当时欲求上进的工人；第三次教训，假使不幸而又发生的话，很可能将是高端劳动者，即作为“一马”——高科技人才一方，他们的合法利益也因遇阻而未能兑现。因为，他们受聘于企业，在行政管理上，是被领导者。这一点，同改制前国有企业中像我这样的工人相似，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少数人取得企业利润三分之一的“一肥”利益是有条件的，即设计与研发出在市场上能产生高效益的科技新产品，为另两方，即企业资产所有者——国家和职工增收作出贡献。在此前提下，他们个人的收入将大大地高于其他企业职工，差距可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此前，我们将这种可能更大的利益给了外国资本家，但并未相应地换来急需的核心技术，得不偿失赔本买卖的“引资”政策也实行了几十年；但一旦实行能取得核心技术的“引智”政策，将巨大利益给了海内外高科技人才，就可能有人不适应而心理失衡，从而要求减少对方的利益份额。如此一来，又将失信于人，后果不言而喻，新战略将同上两次教训一样，以失败而告终。　　

    按劳分配原则下派生的各种各样具体的收入分配方法，也要与时俱进，适应当时人群之需要。例如，1950年代中期，在企业中实行“应知应会”的考核评级方法，人们为了多加一级工资，仅仅只有几元钱，却能在当时产生巨大的效应，激励千百万有志青年工人投入到学习技术的热潮中去，现在可能吗？又如1980年代制定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奖金只有年增产节约金额的1•5%，比例如此之低，而且还是一次性发放，也仅仅只对极少数人有吸引力。例如我这个穷光蛋，当年为了买冰箱和彩电这两件电器，节衣缩食了好几年，还未能如愿。如果那件年减少清水消耗90万吨的建议，实施成功后兑现，即使按最低成本价每吨0•1元计算，也值9万元，1•5%，可得一千几百元，基本上能买两件电器中的一件。但绝大多数人对这一低比例不会感兴趣，而且还可能兑不了现。　　

    任何一项政策和策略，即使十分正确，但若产生不了效果，又有何用？“以‘一肥’换技术”的分配方法，虽然可能有点惊世骇俗，但却是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充分考虑到有关人物的现实心理需求而采取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若不如此，在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战胜竞争对手，吸引海内外顶尖级的、具有高科技产品研发与设计能力的业界翘楚人物前来加盟。而实施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成功的关键则有赖于这类人物在企业中效力。再进一步地说，中国未来实现民富国强的唯一希望，也只能现实地寄托在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上。其中道理，浅显得很。　　

    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够依靠跨国公司的外资在华企业，哪怕都是高科技产业而实现么？中国的打工仔们，即使是高学历人才，也主要是被安排在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因为前来投资的外商看中的正是其“比较优势”，他们能拿像发达国家企业职工一样多的工资？私有企业则是当前中国“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力军，转轨乏力，更不能指望。这两类企业都不能依靠和指望，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　　

    那么，依靠哪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能够带动中国大多数民众走出贫穷的困境呢？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且不说非法敛财的暴富阶层，如以权谋私的贪官，走私偷税的奸商群体；也不谈为外国资本家财团效犬马之劳的买办利益集团；更不论鼓吹私有化经济改革而从中谋取好处的社会经济学界的一批狗头军师；这些人倒是先富起来了，但他们的主要“功劳”却是，使我们大多数劳动者极少分享改革的成果，仍处于贫困状态。还有的阶层，如私企业主、职业经理、影视明星、股界庄家、房市大鳄、福彩得主……等等，他们都只顾得上自己发财，即使有人欲助人致富，也限于其自身条件而爱莫能助。从近年来动向看，分配政策似乎有意向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公务员阶层倾斜，这当然是好事，有助于推动内需消费，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问题是，即使用财政手段将公务员们扶植成一个富裕阶层，他们也发挥不了帮助中国其他大多数劳动者脱贫的作用，相反，可能像垄断企业某些职工高收入一样，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都不是通过自身努力，更不是作出了同其收入相称的贡献而成为富裕阶层，所以不可能向其他阶层产生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示范效应。　　

    中国只有从低效益的以数量见长的制造业大国，进步为高效益的以质量取胜的制造业强国，才可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任务，只能主要依靠和指望直接生产的企业劳动者，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实践者——高科技人才领头，带领各行各业千百万群众来完成。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其中顶尖级一流研发人才，起的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带头羊”作用。没有他们，我们企业的制造水平就提不高，以价格低贱的产品换取发达国家售价高贵的产品的外贸格局也无法打破。不等价交换的结果，生产低端品，或者高端品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国劳动者就只能拿低工资，一直穷下去。改变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吸引海内外高科技人才为我所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只有使他们感到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端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工作，比之雇佣于国内外私有企业更有利可图，而且今后个人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才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加盟，否则是请不来的，特别是不可能大规模地前来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　　

    国际上只有让利于跨国公司的“合资战略”惯例，而无让利于海内外高科技人才个人，“以‘一肥’换技术”的“墨渍战略”先例。前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资分配”的产物，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人们要树立一种新观念，即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人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亿万富翁既可以是资产阶级，也可能是工人阶级，决定于他的收入来源是剥削所得，还是劳动所得。高科技人才是脑力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来的作用只会越趋重要。他们不是利用资本剥削别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利用智能创造剩余价值给国家。我现在担心的是，某些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的权势人物，可能因为看不惯社会主义新事物，宁愿让利于换不来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也不愿让利于能换来核心技术的海内外劳动者，因为前者是国际惯例，后者无先例可循，走老路保险，创新路危险。　　

    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为天下理财，高明的作法是制定和实行的分配政策，使社会上在财富增量方面能产生“乘数效应”。邓小平以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富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实践他理论时走偏了道，大多数先富对象择错了。市场经济不能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那样放任自流，必要时要予以计划政策干预，引导其走向主要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中国实现民富国强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振兴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国企振兴必须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出路则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动力，来自于使职工群众先富起来的利益诱导；其中关键一着，或曰点睛之笔就是调整利益分配，实行“以‘一肥’换技术”的分配政策策略，进而实施抓先进带一般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这些道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需要赘述吗？　　

    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也可用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当年的经济形势说的一句话概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二十二)　　

浴火重生之凤凰  国企将展现辉煌　　

我的这一套振兴国有企业方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无论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是比较划算的。搞市场经济，要学会打大算盘。若只会斤斤计较于打小算盘，是要吃大亏的。例如前文提到1950年代中期，为了让部分技术超群的产业工人少加一、两级工资，节省点钱，废除了考核评级的分配制度；上世纪80—90年代，小得可怜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中的1•5%比例，还不肯兑现，等等苛待劳动者事件。这种捡芝麻、丢西瓜之类蠢事，今后会不会再发生呢？很难保证。特别是像“以‘一肥’换技术”这样的分配，在目光短视者看来，惊世骇俗，一遇麻烦，便会让其夭折。　　

    行文至此，恰好从<<报刊文摘>>上看到摘自<<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4期的一篇短文，是一位海外人士，他的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照录如下：　　

    “中国经济面临升级  警惕‘承包’思维成拦路‘母虎’。　　

    “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仲庚在1月11日出版的<<商界评论>>上撰文指出，过去20年中国经济实力得到第一次升级，GDP由不足400美元突破1000美元。现在中国实力迈入第二次升级，奔向GDP3000—4000美元。按照目标，第三次升级约将发生在2020年左右。但是第三次升级将遇上多只拦路虎，其中广泛存在于企业、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承包’思维，是各种拦路虎中的‘母虎’。周仲庚指出，承包思维是我们第一次升级的发动机，承包制及其各种形式的变种对近20年的中国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承包制，改革开放做不出今日的成绩。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第三次升级的拦路虎。　　

    “今天多数人已意识到，本土企业的‘来料加工’，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头在外’，已经难以继续提升中国的经济附加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自愿地、主动地划定了自已在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中的承包角色，虽然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承包的角色不足以成大事，但是古老的承包思维具有难以被变革的凝固力。为了迎接第三次升级的挑战，中国该来一场‘思维转换工程’，清算承包思维。”　　

    这位海外人士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转换与清算“承包思维”，就不能“迎接第三次升级的挑战”？他把经济学名词概念搞混淆了。文中所谓第一次升级，应当指的GDP升级，第三次升级则是经济升级。GDP升级和经济升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经济升级可能包含了GDP升级，但GDP升级不能等同于经济升级。不过，这位人士的谏言是善意的，令人钦佩。倒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混淆这两种不同内容的升级，目的就是要将“承包思维”一以贯之地继续实行下去，以售其奸，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　　

    怎么能将“本土企业的‘来料加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头在外’”的GDP增长当作经济升级？中国经济实质上一次也没有升级。如果说第一次GDP增长升级，中国经济实力由人均不足400美元，到突破1000美元，付出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大多数劳动者还能获益的话；现在第二次“升级”，哪怕以后顺利地达到了3000—4000美元目标，他们也不可能相应地增加工资收入，除非物价也跟着大大地上涨。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中国经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升级。靠替人打工能致富吗？　　

    若说现行政策没有转换和清算“承包思维”，那是冤枉了中国经济领导者。君不见，近年来为了“升级”，各地方当局早已彻底转变思维，不再对小打小闹的“来料加工”和“两头在外”的模式感兴趣了，而是争相巴结和讨好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高科技产业。只是，这类外资掌握着核心技术而决不让你分享的产业，除了能给我们带来虚名，名义上提高了国民经济外贸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处？高科技产生高效益，可是利润是别人的，没有我们的份。前文已引述，有统计表明，近年来外资投产了不少高端企业，但税收是“零增长”。外资高科技产业也能使GDP大幅度地成倍增长，但是即使升了一百次级，将来人均GDP也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数万美元了，中国的打工仔们有望提高工资吗？据2007年报载，海外一家世界500强在内地高科技企业，工人的工资并不高于其它搞“来料加工”的厂家，而且，每天还得站立12小时工作，有“血汗工厂”之嫌。指望和依靠这种升级，不论GDP升级，还是经济结构升级，欲使中国民富国强，无异于缘木求鱼，日从西出了。 　　

    我不敢说我的这套方略是最好的，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摸错了方向的现行政策，敢说较好。人们不妨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我很乐意自我否定，另选良方。但若没有，假使一旦采用我的方略，那就不能又搞朝令夕改，再次失信于民。(修正缺点，不断完善那是另外一回事)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摒弃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挂帅”那一套观念，而要讲究价值交换艺术，善于以小钱换大钱，多做赚钱的交易，少干赔本的买卖。这里所谓的“大钱”，不仅指经济效益，更还有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良整个社会风气；二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前文已经提到，国有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风气的好坏和市场秩序的优劣，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国有企业几乎都是两者负面影响下的受害者，程度或重或轻而已。武汉印染厂破产便是其中一例。今后，国企职工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优化风气和整顿秩序的重任。只有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领导阶级的主力军们，才有能力担当得起这一重任。这种优化和整顿，主要不是依靠法制手段，更不是政教手段，这两种可作为辅助手段；而是经济手段，即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使其发挥无可替代的、主力军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要让公有制高科技产业企业的职工群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因势利导，促使人们群起效法。　　

    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经济秩序为什么不如人意，令人摇头叹息？主要原因在于很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坏了头。人是逐利的动物，若无正确的政策引导，很容易走向邪路。所以，需要有一个致富的好榜样，重新带路。但这个富裕群体，不能像公务员那样，依靠国家财政支出的格外照顾而培养成长，而必须自己到市场经济社会中去找饭吃。中国经济社会同国有企业一样，到处是潜在的富矿，但因人们不得其法，一直未能挖掘出来，变成财富。曾见有报道说，中国物流成本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至少高出一倍。这个差距，就是潜在的矿藏财富。差距的表现是我们“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恶性循环，走不出这个怪圈；人家则是“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物流成本当然就低了。怎样从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学家们将人家资本主义理论拿来，几乎无一例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使用法制手段。我并不怀疑这个手段的有效性，但它的效能太慢了，要想明显见成效，恐怕一百年都不够。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怎么能行？因为，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法制手段是“刨子”。我说此话是有根据的。　　

    先讲一个“一管就死”的故事。早在1960年代初期，我曾在武汉见到，国有企业各厂家的货车统一调度。据当时一位参与其事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中央有关部门推行经济“专业化”的一部分。显然，如此运作比此前的各自为政效率要高，可能挖掘车辆潜力，并降低空驶率。但实行不久，却无疾而终。听说是因为对各厂来说，使用不方便。也就是说，“一管就死”。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一件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长处的好事。但任何好事，一经企业官僚插手领导，很难成功地持久坚持。犹如程咬金的“三斧头”，抡过之后，便黔驴技穷了。　　

    再举一个“一放就乱”的例子。各厂送货去外地之后，回程往往是空驶。实行市场经济后，有人看到了商机，开个中介公司，牵线搭桥，为回程空载车配置货物。车主增加收入，货主减少运费，中介也有钱赚，三全其美。而且还可为国家节能作出贡献。可是，近年来这类中介公司的广告越来越少，好像已经消失了。并非这个行业少有客户需求，而因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诈骗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正常交易尽管对各方有利，由于彼此缺乏信任而不敢成交。谁能解决这一难题？　　

    举一反三，类似失信事件还有很多，只是内容不尽相同。例如，甲地有种商品滞销，乙地却正好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搞活，即通过某种信息平台，双方联系，互相满足需求。可是，等到甲方将货物运到乙方，乙方变卦了，或声称质量有问题，大肆压价，使对方进退为难，或干脆收货不付款逃匿。也有相反情况，卖方玩弄阴谋，欺骗购方。这类恶性事件，10多年前常见报载，近年来好像少有了，并非法制手段整顿收到成效，市场秩序改善了，而是这种理应买卖双方皆有利的交易方式逐渐自动废止，因为没人再敢做。又如，在中国便捷的网上购物普及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并不落后。　　

    谁都知道，这不是市场经济应有的正常现象，但也无可奈何。如果任其长期存在下去，付出的将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益的代价。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诚信度低。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创造一把新“锯子”。我们先要搞明白，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制度诚信度较高，但为什么“一管就死”的原因。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领导者不得其人，官僚们往往把好事办糟；二是分配上吃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缺乏改进工作的动力。任何新事物在其初始阶段，都可能有缺陷，甚至是很严重的缺陷。这时候就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新事物的运作中设法不断修正。可是，旱涝保收吃大锅饭的人都是懒汉，因为既无动力，也少压力，不愿积极动脑筋改进，结果小缺点拖成大毛病，新事物终于夭折。上述当年各厂货车专业化统一调度便是一例。写到这里，又恰好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记者暗访，武汉市某区政务中心在2008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工作人员还没有“收心”，有人工作时间公然在电脑上玩网络游戏，无暇理会前来办事者。顺便评论一下：改革这么多年了，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们还在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置之不理于“按劳分配”原则，薪酬不是按业绩，而是按职位而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质量，一百年后，也不可能长进。　　

    前文谈到，计划经济时代有“三大件”，即群众路线、统购统销和“铁饭碗”。当年，这三种工具在维持经济建设正常进行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问题也不少。我们要搞清楚，问题的产生并非源于“三大件”本身固有的必然性，同公有制经济制度运作不灵一样，而是错误的政策使然。即以统购统销而论，原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一大长处，它就是经济交易活动中的一把“锯子”。那时，有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行为吗？但它是一把旧“锯子”，弊端也很严重，主要是统制过死，压制了经济活力。正确的改革之道是扬长避短，扶正祛邪，而不是为了清除污水，连浴盆内的婴儿也一起泼掉了。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具有活力，相对于计划经济，这是它一大优点，但现在乱象丛生，我们能因此而予以否定吗？针对统购统销这把旧“锯子”弊端产生的原因，就需要深化改革，而不是革除，对其变更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重新创造一把新“锯子”——新的统购统销制度。　　

    简略地说，这个机构的人员由各地国有企业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实行股份制，全国联营，严格把关，会员审核符合条件者方可加盟。各单位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行管理与经营。他们最大的资产，将是“诚信”这一无形资产。这个由劳动者集资注册的机构，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客观上主要服务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振兴国有企业。它成功的关键在于要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现了社会效益，等于是为这一新型企业机构创立了一块金字招牌，就可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喜爱和支持，经济效益也随之产生。其中道理不难理解。但要这个机构的人们真正坚持做到社会效益第一，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制定和完善法规，并须严格执行，尤要防范“几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旧时统购统销中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例如统一购货，统一销价，不允许各行其是，这曾经是根绝售假和欺骗消费者的成功经验，应予效仿。　　

    坚持长期不断地实行社会效益第一，除了法规保障，更须有组织保障。这就要借助“铁饭碗”的作用了。人是决定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所有制企业，都不能不讲究经济效益。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将这种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而要放在第二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即使从经济上考虑，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大长处。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政治需要，也是提高效益的经济需要。现在，我们社会经济效益低下，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各阶层都在不择手段、罔顾社会效益地追求经济效益。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座位就是经济效益。人们为了抢座，争先恐后，乱成一团，结果拥堵在车门口，谁也难以顺利地就座。客观事实上，只有首先注重社会效益，然后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这两种效益，如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实行中的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一样，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为良性循环的关系。现在是设法实现这种循环关系的时候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阶级，只有国有企业劳动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群体，才有可能在经济活动中，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义不容辞，要发挥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先进模范作用，而且，还因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除了法规保障，更主要的是要先进人物来维持与强化，因而，这个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工作人员，就要高标准选择，使其符合社会效益第一的经营宗旨要求。这就需要到社会上去寻求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建国初期，市场经济秩序也曾非常混乱。在私有企业中，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偷税和漏税普遍而猖獗。但后来短时期内一举纠正了，这主要归功于知情人中的先进分子检举揭发。可是，查处了违法行为以后，有的私企因补税罚款而陷于困境，发不出工资了。当时，有工会出面撑腰为检举者另行安排工作。这是“铁饭碗”的雏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只铁碗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当时混乱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有效地整治。这个先例说明，“铁饭碗”也有两重性。现在人们清算和废除它的负作用一面，这是正确的，但没有设法保留它积极的一面，则是错误的，也是至今未能整治好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不仅许多外资在华企业和私有企业违法，不少国营企事业单位乱纪情况也很严重，有法不依，甚至违令而行。虽然现今也不乏知情的检举者，但人数和规模远不如前。造成这种今不如昔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有无“铁饭碗”保障，能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从这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知情者检举揭发之后，凶多吉少，遭遇坎坷，几乎没有一个境况令人羡慕。只有一身正气，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不考虑个人利益的人，才会去干那种“傻事”。而这种人，正好是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机构求之不得的人才，因为，只有这种倔犟的“傻子”，才会始终如一可靠地将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　　

    新时代的“铁饭碗”，要给予那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现在，人们不难发现和感觉得到，国有企业劳动模范的身价，比计划经济时代大大地贬值了，因为，他们也可能下岗失业，这是以前想像不到的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应当无可置疑地具有政治优势。可是，劳模失业怎样体现这种优势？实践早已表明，我们社会的政治优势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并促进生产力发展。剥夺劳模的“铁饭碗”，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示范效应，就是削弱与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国有企业劳模，其中有人因年老体弱，一旦失业，在实行企业自主权的今天，很难再像半世纪前那样另行安排工作了。这时，我们的社会效益第一的企业，就要为国分忧，吸纳和欢迎这些先进分子前来加盟。　　

    毛泽东时代学习“老三篇”，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因曲高和寡，虽然像填鸭式地天天学，时时讲，显然收效甚微，极少有人做到。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则大行其道。这种建立在损害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少数人致富模式，后患严重，必须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适应社会大众的思想水平，应当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何谓“有道”？今天新的含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主观上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在同时，客观上必须有利于社会效益。否则，不仅违背了“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即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初衷，也将使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因此，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我们的经济制度设计不仅要以公有制企业为主，更须使人们在此制度的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富之车驶上快车道，早日到达目的地。罔顾社会效益的主要表现特征是诚信缺失。这种现象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洞，无时无地无形地，直接或间接地流失着社会财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和经济运行中的大量浪费损耗便是例证。换句话说，提高社会诚信度，也就是创造财富。但在一个国内私企占大多数的社会，依靠法制手段规范企业行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大见成效。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要他们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工人阶级，这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中的先进分子起领导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堵住流失巨额财富的漏洞目的，手段就是提高社会上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度。　　

    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思想境界高人一筹，眼光也比较远大，懂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因而会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关系，以身作则，先富起来，为社会产生示范效应。因为是全国一个招牌下的联营，信誉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又因各经营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排除出现个别害群之马的可能性。这时，可用前文介绍的“平行横向监督法”予以有效地清除。至于详细法规，可在实践中摸索建立，不断完善。　　

    上文已述，这个自主创新型的集体公有制企业组织机构有两大任务：一是主导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二，也即是为振兴国有企业助一臂之力。规范的目标是要做到市场秩序“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振兴的内容主要是为国有企业做好后勤服务，特别是在购销方面。　　

    现在的国内超市，不论国有、私有，还是外资所有，都是源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我们欲组织建立的那种购销企业，形式上同它们一样，即统一购货，各地广布门点分销。但经营理念不同，现代超市经济效益唯一，因而理念是迎合消费；新型企业社会效益第一，所以理念是引导消费，经营品种不求齐全，宁缺不滥。举例说明。大约10多年前，有一种品牌的白酒，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收视时间做广告，以数亿元夺得“标王”称号，声名大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价广告费平摊到每瓶酒上，由消费者买单。因为是广告费捧起来的知名品牌，虽然物未有所值，各超市为了迎合消费者，只要好销，无不进货；但引导消费型的企业则以性价比为准，拒之门外。又如，这些年来，某些水果大而好看，其实吃了无益。曾见报道，某地盛产猕猴桃，当地政府严令禁用化学药剂。但因使用了膨大剂的果形卖相好，前来收购的果商为了迎合市场上的外行消费者，以外形大小，而不是内在品质论价。最后，禁令斗不过市场价值规律，果树依然施药。这就需要有购自禁用催肥增大药剂产地商品的企业宣传引导，为了健康，提倡食用“其貌不扬”的原生态水果，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一次性注射管，严格卫生管理生产企业的产品成本较高，而土作坊有隐患的劣货则价低，或经销商的利润高。消费者分不清谁是“正宗”，谁是“水货”，往往受害。又如前文例举某国有企业花几千万元巨资进口现代化设备生产的优质面粉，竞争不过掺加增白剂的私有企业不合格同类产品，等等，不胜例举。社会上如果有人们信得过的、以社会效益第一为经营宗旨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超市，如此之类的问题便可统筹解决。　　

    此外，这个企业还可主持开展网上购物业务，中介担保业务等等别人干不了，或者干了也做不大的市场经济中的业务。对于这个集体企业的广大股东来说，这类经济活动是副业，他们的主业是在国有企业的工作。只有主业干好了，才被允许投资参与经营副业。这种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织的领导体制，为在短期内创立一块“金字招牌”提供了条件。有了“金字招牌”，诚信度高，社会大众信任，踊跃交易，就有钱赚。从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为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践中也有严重弊端，主要是缺乏优胜劣汰的产品竞争机制，“统”死了经济活力。官僚领导体制是产生这种弊端的根源。现在市场经济各单位实行自主权搞活了，但又出现了腐败乱象。这种乱象虽经媒体揭露，也有法规制约，可是收效甚微。据2008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杨凤霞/文：　　

    “2月19日，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广州市人大代表称，自己企业自行研发的音响顺利通过奥运招标，成为‘鸟巢’的指定音响，但在参加亚运场馆招标时遭到了‘滑铁卢’，因为不是原装进口，他们甚至连亚运场馆招标的标书都买不到。而尚未开始招标的广州大剧院，也有主管人员透露，其招标属意进口产品。对此，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表示，如此‘崇洋媚外’是不妥的，‘你把标书给我拿过来，我去要个合理的解释。’(<<新快报>>2月20日)　　

    “政府部门在投标时拒绝国货并不是个例。比方，合肥市国土资源局2006年年初在网站上发布公告，公开招标‘洋品牌’中央空调。在为期5天的报名过程以及随后的竞标程序中，国产品牌的厂商只能成为‘看客’。比方，新华社曾报道说，2007年1月举行的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路面设备招标，涉及政府采购约3000万元。令人意外的是，从开始购买标书、报名甚至招标结束，所有国产自主品牌生产厂商只能成为一旁的‘看客’。而从道理上来讲，政府部门在招标的时候是更应该扶持国货的，最起码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而政府部门招标时拒绝国货难道仅仅是‘崇洋媚外’吗？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原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第一，预算假大空。不久前，广东省人大代表，原广州地铁老总、白云国际机场‘掌门人’卢光霖曾大吐苦水：‘地铁2号线的概算是106亿元，执行概算到结算时是88亿元。省了几十亿啊，但是到头来，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还批评你，说你没‘达标’。而既然是‘花钱花超了正常，节约了却挨批’，那么，各部门有啥理由不积极花钱呢？而购买进口产品花钱多应该是肯定的吧。　　

    “第二，背后的商业贿赂。2007年12月25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迅近日就涉嫌在中国行贿一事同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调解协议，该公司将支付250万美元罚金。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3年，朗迅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涉及中国官员的314次旅行，其中包括纯粹的观光娱乐旅行。尽管行贿的外国公司出了大问题，但国内的受贿者依然逍遥自在，国内公众也不明所以。这就是和老外做生意的好处！所以说，部分政府部门在招标时拒绝国货，绝对不仅仅是‘崇洋媚外’那么简单。”　　

    有鉴于此，中央财政部于2008年初，制定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办法>>，并开始实施。但问题是，法规有了，会被严格执行吗？这年2日25日，<<长江商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　　

    “本报讯(记者谭经田  通讯员周泽春  袁明)昨日，第12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在省检察院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03年1月至2007年12月，全省共查办大要案5098人，其中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的案件260件，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834人，其中含厅级干部78人，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296件。”　　

    战果辉煌，却非好事。其实，此类腐败案件被查处不过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而己。全国其他地方大概也差不多。法规不论制定得多么严密，如果有人要“渎职侵权”，就会形成虚设。我们以前并不缺少招投标之类法规，如果都被遵守了，现在还会感叹“反腐任重道远”吗？有油水的地方不能要“老鼠”来管理。但谁是“老鼠”？出事之前，难以认定。有的管理者可能原是奉公守法的人，后因经不住诱惑，堕落成“鼠”。“前腐后继”现象，现已成为顽疾。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制度诚然不活，但也不乱。正确的改革之道，是保留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长处，而设法克服其短处。提到思想观念高度上分析，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死板而低效，我们为了搞活经济提高效率，可以改行市场经济，但不能废弃公有制，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长处，赖之以实现社会公正；而去搞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主义事物如有问题，应当避短解决，而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乱象就是从全盘否定中产生的。　　

    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购销领域的机制，势在必行。我的解决方案是，让上文提到的国有企业先进分子们另组的企业，在统购统销中引进市场经济竞争因素，代行，至少是参与政府部门和一切公有制企事业单位采购物质设备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工作，以根绝其中可能产生的腐败，因为一举完全排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各自为政地以权谋私。我没有说错，是根绝腐败。老夫10多年冥思苦想，殚精竭虑，“药方”终求得，一吟双泪流。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中的贪污受贿，已是普遍现象，占了腐败案件中的大头。也就是说，如果彻底消除了这一屡治不愈、甚至越反越腐的腐败现象，无疑等于是每年都能为国家和人民挽回巨额损失。对付贪腐分子，法制手段只能扬汤止沸，制度设计则可釜底抽薪。其中道理并不深奥。果真如此，对于购销与招投双方来说，赂贿，不论行贿还是受贿，将变成一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去碰它了，而且，主要是不愿以小失大的经济原因，而非慑于法制。这种机制可以产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长处中，而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上。因为销售方和投标方只要一次行贿被查觉，将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以后同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商业活动。“锯子”作用，可见一斑。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现在再提醒人们一下，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我们制度的短处是可以设法避免的，而扬长的潜在发展空间远比资本主义的大，以统购统销机制根绝商业交易活动中的腐败便是一例。　　

该企业在经手采购和工程招标工作中，当然要收取一定比例数额的费用。利益在政策有意识的引导下，向为规范市场秩序和在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人群倾斜，使他们先富起来，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从而在社会上产生示范的“乘数效应”，有效地带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列位看官！最后还有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衰存亡，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就决定于他们的作为。现在的干部队伍状况如何？显然难以令人乐观。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石山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撰文说，当前干部中有几股歪风，主要为：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越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这股风愈演愈烈，群众的心愈来愈冷。　　

    “二是迷信风。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则刊文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　　

    “三是豪赌风。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　　

    “上述种种歪风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　　

    “文章说，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够。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制度，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　　

    其实，岂止“上述种种歪风”？比这更严重的还多的是。不过，我们也要客观地评析，此类干部毕竟是少数，也不占主流地位，否则中国早就亡党亡国了。这种现象危害性不言而喻，我相信中央早已高度重视，会有办法解决。但是，人们至今没有意识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另一种现实危害性更严重百倍的事实却被忽视了，这就是我们各级干部中外行领导现象，仍然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普遍存在，换汤而未换药，并无实质改变。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知道姓“社”的市场经济如何搞法，“摸”错方向，后果已现。前文已经详述，外行领导的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饮鸩止渴。因为没法搞好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了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情急之下，慌不择路，大搞产权私有化改制，虽然救了一时之急，但却自我阻塞了未来的富民强国之路；二，舍本逐末。各地都将房地产业当作主要的支柱产业，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股市则在政策的推动下，一片繁荣，牛气冲天。将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白白地消耗在对改善国计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毫无裨益的交易活动中，唯一好处是每年可以增加几百、上千亿元税收。热衷于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调整实业产业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却严重乏力。有的地方官僚为了追求GDP增长和引进外资的所谓“政绩”，甚至以匪夷所思的优惠条件，几乎是白送地贱价出卖宝贵的国家资源给外国公司。同发达国家攀比，以第三产业占经济成分中的高比例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却不知道，发达的第三产业需要强大的第二产业支撑，就像在人口众多的国家，第二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丰实的第一产业基础之上。　　

    造成上述这些现象与后果的原因，都源于外行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陷于了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所谓“内行”，指的就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而不问他擅长哪一门类，属于什么性质。于是，先有“瓜菜代”，现是“请兽医治人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但我深信，中国执政党中的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会遵守他们的入党誓言，当前阶段，主观上也想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必须振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否则便是一句空话。而欲振兴，当然要有内行领导，即领导经济工作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懂得公有制经济如何高效运营的内行。内行人才从何而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可能由高校有关院系培养产生，因为其教学内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接收此种教育后走上各级政府部门干部岗位的人，他们可能成为领导私有制经济的内行，却必然是领导公有制经济的外行。因为他们被所学理论告知：私有制经济高效，而公有制经济则几乎一无是处。试问，持有如此偏见的人，怎会不对国有企业产生鄙视之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行领导无能扭转公有制经济制度颓势，便大规模地一窝蜂都去搞产权私有化改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行领导，必须德才兼备。这里所谓“德”，主要指不贪不腐，廉洁自律；“才”则是指有如何搞好国有企业的实践经验。如果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队伍主要是由这类人才组成，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便将立于不败之地，而能顺利发展了。既然这类德才兼备的官员不可能从我们现在未实行教改的高校中培养产生，那就另辟蹊径，走中国传统的“猛将必拔于行伍”之路，从国有企业卓有成效的领导干部中物色。首先，这类领导干部原来拿的是高薪，自愿离开企业去政界当官以后，蜕化变质成为贪官的几率很小。很多年前在报上曾看到一则海外事件，美国一家大公司总裁，年薪百万美元，却应总统之邀，去就职年薪仅十万美元的某部部长。我当时想，这位老外看重的是事业，而非金钱。我们国企领导干部中，肯定也有这样的人，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志愿去当“穷”公务员。“千里做官只为财”的传统潜规则，不适用于他们。更重要的是，这类出身的官员此前管理国企已积累有丰富实践经验，知道怎样高效运营，领导公有制经济便能轻车熟路，避免步入歧途。所以，我奉劝不论政界，还是学界搞经济的知识分子，还是深入国有企业基层锻练，改弦易辙，重受教育，而后才可能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中大有作为。改革领导经济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逐渐而稳妥地提高“实践型”人才比例，势在必行。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上诸多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振兴；振兴国有企业，又必须创新其体制和机制；而创新了体制与机制的国有企业，则必将如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展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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