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站很少发表否定毛，斥责其专制的文章，因为这类文章大多属于心怀一己之私、“魔眼看人”的结果。孙寿慧先生几篇文章，或多或少受了这种舆论的影响。这里审核通过孙寿慧的这几篇文章，希望引起读者们的批评与讨论。
为什么说“大民主”是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兼谈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孙寿慧
为什么说“大民主”是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
孙寿慧
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需解决的几大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大民主’是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决不是真正的民主方式。”不少网友不理解，可能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建国初，党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1952年9月，毛泽东讲：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予以实施，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义制度”的主张，指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悖。１９５３年６月，毛泽东指责刘少奇的提法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有害的”提法和“右倾”观点。于是，刘少奇的这一提法在党内遭到公开批判。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期间，毛泽东又把邓子恢关于“四大自由”等一系列主张，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进行批判，大反所谓“右倾”。
１９５２年，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主张，毛泽东批其为“资本主义倾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1957年，针对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运动机会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党进行了反右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影响，导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大量的冤狱。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之后，全国又展开了“反右倾”大清查。
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随即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面对大跃进的烂摊子，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始推行新的经济政策。“三自一包”便是他们在农村的新政策。
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作出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结论。
紧接着，1963至1965年，毛泽东因刘少奇邓小平等搞“三自一包”等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图在全党进行一次反腐防变的教育，特别是告诫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警惕党内高层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而从建国后到那时，刘少奇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实践认识，在党内的威望已经很高，得到大多数干部的拥护。
1966年，毛泽东将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第一个突破口，发动了对文化界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66年2月，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向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上述这些都是与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一脉相承的。
以上所列的是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其他领导人的矛盾发生发展的大概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刘少奇等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过程。毛泽东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各部门各方面及中央和地方都有，所以他可谓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不断进行斗争。当刘少奇作了国家主席后与邓小平等又继续推行“资本主义”路线，制定“资本主义”政策，毛泽东感到这已经是到了争夺天下的地步了，于是发动了旨在反腐防变警惕党内高层出现修正主义的“社教”运动；当“社教”还不足以达到目的后，他便发动了完全群众斗争方式的“文化大革命”，并且亲自上阵——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政权中消除。毛泽东将工作中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上的分歧，都看作是姓社姓资的两条道路问题，并进而将政见异己者就定性为“资产阶级”。从毛泽东自己的大字报的用语来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可以通过党内批评解决的思想问题了，而是势不两立的对立的阶级斗争问题了。既然是阶级斗争问题，发动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开火就是应该和必须的了。
那么多的同患难共生死的战友，那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都是怀抱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从几十年的推翻反动阶级的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怎么会刚建了国就都变为资产阶级了，成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了？经过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胜利的历程，解放后的毛泽东，内心的“我就是正确的”这种意识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对异己之见则不高兴；随着建设的推进，暴露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错误也必然越来越多，这样，他的主观主义与其他了解实情的领导者的分歧性冲突升级也就是必然的了。尤其是他将这众多的异己之见看作是阶级对立性质的政治问题后，又必然要强化专断，以保证“党的意志”和“无产阶级的意志”的实现，从而又导致党内民主生活的废置和破坏。特别是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批判以后，又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做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使党内从上到下的民主生活被严重破坏。正因为民主的废置和破坏，所以，毛泽东的许多重要主张并不是党内民主制度下的产物（有时候，会议决议也仅是走个程序的性质），而是他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 因而本质上就是专制的产物了。 从建国初期的对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判，到后来的对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成为毛泽东一步一步发展严重的个人专制的产物。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具体的斗争方式。
在党内，以专断的方式进行打击。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异见，不是通过学习研究、共同探讨、集体决定的民主方式予以解决，而是以专断的方式推行己见，对异见者动辄扣上“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政治帽子，乃至作出“反党反革命”的决议予以批判，以这种方式消除异见，把全党统一到自己的个人意志下。
这种反民主的方式，重要是由他对异见者错误的阶级性政治定性决定的。 其实，即使是这种性质的分歧，也应该通过党的会议，以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取得民主的结果，毛泽东本人也应该按照会议的决定去对待，而不应该个人首先独断定性、批判扣帽子。先定性、扣帽子，然后发动党内批判，这种方式又常被被外化为党外的群众性批判。 这种作风，可能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革命的成功领导有关，更可能与他长期的对战争的指挥定夺有关；中国有长期的浓厚的封建政治的传统，而没有民主政治的经历，当然是根本原因。
在党外，以发动群众的方式进行打击。
1962年底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群众进行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后来，则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5、6月间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路是发动群众，从基层，由下而上地打击、消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思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的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完成中国革命的经验，即所谓走群众路线，二是斗争策略的考虑：毛泽东面对众多的异见者，有孤家寡人之感，（后来提用王洪文张春桥等一批新生力量为己所用即是证明）无力在中央消除对方，故而发动群众，先在基层断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下层基础，然后逐层向上挖根，采用的是釜底抽薪之术。由于这次运动的出发点和定性都是错误的，故而不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了错误的打击。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文革”中，所谓的群众斗争，派系林立，走向了混乱和武斗的局面，以致连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1969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毛泽东建国后的主要“敌对者”终于被毛泽东发动群众从政权中消除了。 其他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或被迫害致死，或被剥夺权力进行批斗。全国上上下下的党内外干部群众大量的被批斗、迫害，或死或伤。文革十年，成为惨无人道的内斗十年。
从斗争的具体手段上来看，主要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文革中，又出现了对人身进行伤害摧残乃至致人死亡的武斗。
这“四大”起源倒是早的。
1957年反右时期，毛泽东说：“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用这种形式。……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这些斗争手段，都不是党纪国法的制度性的产物，而是“群众”的“创造”。毛泽东很喜欢这些斗争手段。这些斗争手段，都是一种可以使个人意志直接实现的手段；任何一个人，只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而不必要求证据和法律程序，而人身伤害则是将这种个人意志的实现提升到了极点。 超越法纪性和个人意志的直接实现性，又进一步刺激强化了个人对领导者这一路线的“拥护”，——所以，后来毛泽东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难以控制了。
这种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大民主”，无论是在领导者毛泽东的提倡推行方面，还是斗争方式方面，还是在群众的手段创造方面， 从根源上来看，它都是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的产物。
以超越法律的方式进行的实现意志的行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那就是被压迫阶级为求得自身的权益而进行的推翻现实的统治者的斗争，因为这种行为是基于否定现有的国家政权基础之上的，现有的法律也是要被推倒的对象。在现有的国家政权还以历史合法性的理由存在，被人民所认可和拥护的情况下，超越法律的行为都是不正当和非法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超越法律的行为，然而它合乎历史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是如此。以推翻现实的统治者为目的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就是被专政者推翻专政者的斗争。毛泽东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实质上就是推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将要成为被专政对象，从而要求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去打倒和推翻即将成为资产阶级专政者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者的斗争。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意志，是建立在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不民主的个人专断基础之上的，而广大人民又并没有对现实的国家予以否定，因此，他的这种意志就成为了个人专制。所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大民主”，是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
政权建立以后，如何保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党的领导权，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应该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上寻求，靠良好的制度去实现，而毛泽东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还是从旧政治中的固权术出发去解决问题，——只不过这种固权术又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外衣，也就必然走上了旧政治的动乱和反复之路。 毛泽东缺乏现代政权政治的理论和能力。
（请参阅网文《毛泽东的悲剧与邓小平的遗憾：如何实现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的统一？》[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807/46401.html《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需解决的几大理论问题》[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808/46631.html）
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孙寿慧
一、什么是民主？
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人民办事的人员；人民参与国家事务，通过这种参与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治方式就是民主。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国家的领导者由人民决定；
2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干什么；或者反对政府干什么，要求其改变；
3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目的达成的多数和目的没有实现的少数应该相互尊重。
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民主成为毛泽东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既有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影响，也有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狭隘性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1956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民主是一个方法”。
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他的民主观的集中阐述。请看他在文中所表达的对民主的认识：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方法”、“手段”，那么是谁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它显然就是领导者即执政者的“方法”和“手段”了。从毛泽东的论述和其实践来看，他把“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似乎就是理解为民主是上层政治者运用的东西了，是个自上而下的东西。在本文中，以下之言可以印证这一点：“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对人民说来……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样意思的话在本文中还有不少。毛泽东没有将民主作为人民的当然的权利来看待，而仅仅是作为领导者的“方法”和“手段”，那么，就必然会走向将民主可予可夺的地步：我在政治上顺心时，我就不需民主，我在政治上不顺心了，就来个民主!这种“民主”，无论它是领导者个人搞的，还是领导集体共同搞的，都只能是变为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解放后他逐渐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个人专断，不“给”其他领导者——相对于他自己的群众——“民主”，走向与其他领导者分歧和对立的境地；“给”群众“民主”，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认识思维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玩弄政治伎俩的官员还会对群众大叫：“不给你民主你有意见，给你民主你又不好好运用！”这不就是将民主作为权利者的“方法”和“手段”的思维的表现么!
以上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狭隘性认识之一。
毛泽东将民主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其解决的对象是思想问题——思想上的错误。这又是毛泽东民主观的的第二个狭隘性认识。民主，它的具体内容很多，但它是指政治上让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及对表达这种愿望的合法言行的自由的尊重，解决具体的思想错误问题并不是民主的内容和对象。我们撇开他的对于民主的对象的认识错误不谈，就看他把民主所要解决的对象仅仅认为是思想问题，就可见他对民主的理解的狭隘是到何等程度了!
正是这种对民主所要解决的对象的认识上的狭隘性，导致他在民主实践的内容上走上歧途。解决思想错误问题过程中，让有关个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予以尊重，这虽然是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的方式，但是它并不代表解决思想错误的活动是属于民主性质的活动，我们只能说这样解决方式体现了民主思想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的影响。解决思想错误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辨别认识的教育活动。毛泽东在本文的论述中，民主作为方法和手段，解决的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所说的阶级斗争问题。下另述)，而“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指思想问题。认为人民内部出现了思想问题并需要解决的是谁？那只能是能从上层的思想标准作出判断的领导者；普通群众一般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什么叫解决思想问题？其实就是克服错误思想从而统一思想，与正确思想的代表者——领导者的思想认识保持一致。他在文中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将民主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和手段，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变成让群众的思想与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方法和手段。——毛泽东自己的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是这样么！这也就成为变相的专制方式。这样的事实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中还少么？
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对象是人民的权利，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方面似乎没有过专门的正面阐述。在党的历史上，纯洁党的队伍，开展思想斗争，一直是个除了战争之外的不断的重要工作，因此，它无疑占据了毛泽东政治思想认识上的主要空间，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意识有深重的影响。 将思想斗争中体现民主思想的方法和手段误以为民主就仅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且仅仅是为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毛泽东客观上的狭隘的而又错误的民主观的根源。解放后，毛泽东对思想问题特别敏感和重视，与党的走向成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他又将“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理解为思想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他就特别注意群众性的思想斗争——民主的运动了。——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像延安整风那样做的比较好，但这个思想意识上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个。
毛泽东民主观还有完全的错误性。
一九五六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都一律看作是“民主”。我们说“旧民主主义革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指这些革命是争取民主的革命，而并不是说这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民主的活动。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故而也将群众规模的阶级的革命斗争称为“大民主”。毛泽东在解放后的多次群众性运中，一方面经常使用“阶级斗争”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明确提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一方面又发动“大民主”的斗争方式，“大民主”与“革命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是一回事了。
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民主观。这种错误的民主观，把阶级斗争作为民主的一个内容，实际上就使得阶级斗争成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这个“民主”的应有的内容了，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法制之外的斗争就有了合法的外衣了。
法制之外的斗争既然合法了，那么，法制本身就必然变成了一纸空文而被废弃了。这样，领导者的个人意志也就能够得以肆意张扬和实现，形成专制。
而也正因此超越了法制的轨道，个人专制又为谋权篡位提供了可能。“文革”，中许多卑鄙者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取得各种权力；而在上层，“四人帮”等则谋划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事实，不都说明，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必然是走向目的的反面么？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一种错误的民主观，绝非现代民主观。它无视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认为民主的主体是执政者；它无视了民主是权力者和人民的互动的统一，而仅仅看作是上层权力者的行为；它无视了民主本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方法和手段；它无视了民主的丰富的内容，而仅仅看作是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关的。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灾难。
（请参阅网文《毛泽东的悲剧与邓小平的遗憾：如何实现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的统一？》[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807/46401.html《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需解决的几大理论问题》[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808/46631.html）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