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端正认识，沿着毛主席探索的道路前进
——读欧阳健先生《敢死队》的思考
孙寿慧
一 结识欧阳健先生
因为地方志收集史料，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有位研究《水浒》《红楼梦》的学者曾经在我们学校工作过，就是欧阳健先生;而且，他还是我敬爱的老师滕金明先生的肝胆之交!于是与他联系上了。
随即读他的网上的《大兴日记》，其中情形就如同目睹耳闻一般。我曾看过我父亲留下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日记等文字资料，如今再读《大兴日记》，真的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善美，那个时代的壮志激情，那个时代的所呈现的民族的希望。
不日，又在网看到了他的文章，知道他老人家也是的网友。读他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敬的形象。
后来，他告诉我《敢死队》印好了，可以到滕金明老师处取。我即到滕老师处取回拜读。
二 把握历史，端正认识
《敢死队》是一部忠实记录人和事的史书。书中所记的一些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淮阴教育界都算得上是名人了，其中正反面都有我这个晚辈接触过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就略知教育界对他们的评价了。本书的记录所表现的人物的思想感情，与我早先了解的教育界对他们的评价以及自己感受的是一致的，这二者也可以说是相互印证了。
真实的而不捏造的记录，严肃的而不歪曲的叙述，这样的史书才能让我们清晰的看到历史的真实的全貌，正确的把握历史，从而端正对历史中的人和事的认识。从对人的了解来说，从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真善美的人，看到了假奸丑的人;看到了光明正大者的凛然言行，看到了阴谋龌蹉者的卑劣伎俩;从对一般政治的了解来说，我们看到了小人很容易掌权得志谋私欲，君子却难以为公为民申正义;从对历史事件的的了解来说，我们看到了高层的政治目的与底层的实际所为在本质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读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看到了真实的历史。
文革之后，党对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都作了至当的结论，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两股不良的潮流及势力伴之而起。一是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及中共政治，特别是中共党史、军史、抗日史、文革。二是美化、神化毛泽东及文革，特别是原来的体制。前者迎合了改革开放后的西化走资派(这个走资派是真正的走资派，绝不等同于文革中的“走资派”)的要求，后者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劣势群体的愤恨心理。这两方面的斗争，也属于“走资”“走社”的斗争。
读《敢死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大救星”不是毛泽东自封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人民群众是在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及共产党是自己的大救星的，靠卑劣手段是永远不会在人民心中竖起丰碑的。毛泽东及共产党是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谋幸福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深切体会。为亿万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的领导者及其党，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这是新中国形成史中蕴含的真理。不久前，我前往大兴庄北边的老张集走访贫困生家庭，还看到一个贫困生家中张贴着毛主席像。在我接触的那些在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运动中被冤屈批斗折磨的人中，许多都并不因此憎恨毛主席，他们对自身的遭遇和历史有自己的清晰的理解。任何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及中共的阴谋都将是徒劳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中国发展道路中的自身规律的。
读《敢死队》，让我们看到，美化、神化毛泽东及其时代，也是有害无益的。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小人得志，肆意猖獗，好人受气，遭害蒙冤;丢掉本职，内斗外乱，工作停滞，社会混乱。我们不能因改革开放后的腐败蔓延就否定现实，否定现实就肯定过去，肯定文革及毛泽东时代的一切。
三 总结历史，开辟未来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世界列强侵略逼迫使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成为世界历史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处处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其自身不再能够独自自然地发展了。民族独立、主权完整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洪秀全政权起初发展兴盛，后来衰落失败，原因在于其谋私的阶级的历史局限本性。孙中山时代的以西为师者推翻了清朝，却没能建立独立、统一的中国，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凝聚起民族的力量。与列强相比，中国处于发展的下位，要想取得反抗列强及其代理人的胜利，必须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可以，而对于封建的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说，资产阶级人口极少且力量微弱，民族的主要成员就是农民及工人，农民和工人参与反抗，才能是全民族的反抗，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耕者有其田”、“做社会的主人”的政治路线满足了底层人民“等利同益”的生存和生活愿望，以自身的大公无私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凝聚起了全民族的力量，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顺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能凝聚起全民族力量的制度。如果实行私有制，必然社会分化，共产党被变质或者被颠覆，那样，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必然再次受控于资本列强，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要想保证中国的独立，就必须实行一种能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制度，——让广大普通人民“等利同益”、“做社会主人”的制度，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至于公有制“公”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实行，那是需要探索的。毛泽东时代，对此也是思考摸索的，只不过由于理论的局限，走的基本都是弯路。那个时代，主要是没有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劳动者个体人身的社会性自由的关系处理好，将公有制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变成了集中化的小农生产劳动。新时期的改革，打破了劳动者的人身束缚，逐渐建立起公有制下的具有人身的社会自由的劳动制度，使社会释放出强大的活力，迅速发展前进。但是，由于政治建设的滞后，腐败愈演愈烈，导致公有制企业产生许多不良问题，给西化走资派提供了全盘私有化的口实，要求国企私有化。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前提下的改革，而西化走资派绝口不提邓小平改革的前提，甚至歪曲邓小平改革的言论，打着邓小平的改革的红旗的名，行的却是反叛邓小平改革性质的实。走资派得逞，则必然致中国社会分崩离析，重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搞政治运动，并发展为文革这样的浩劫?
这绝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理论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上的严重匮乏所致。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学说的经典文献，但其内中暴露的重大问题，却罕有人揭示，而这些恰恰是后来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浩劫的理论认识上的错误性根源。《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述的是为什么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内外政策等，但是它没有论及人民民主的机制问题。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共产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共产党执政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体现;民主是领导者做群众工作的一种方法，群众生活在这种工作方法之中就是享有了民主。所以，在毛泽东那里，执政者代表人民利益就是民主，这与现代民主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民主是领导者实现目的的一种方法，这也是与现代民主的内涵格格不入的，这前后两个“民主”其实已经是意义不同的两个“民主”了!文中的论述就是这种“民主”的体现：“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解放以后他的有关民主的论述，都是相承于此的。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而毛泽东却认为民主只是手段;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毛泽东始终没有有意识地放置于正确的认识思维中，这就导致他没有探索如何搞民主的问题，即如何建设民主的机制的问题。民主思维的出发点，是由民作主，而非为民作主。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民主的机制和民主的活动，对于新中国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等之间的关系设置，官员如何被人民选举产生及监督。没有认识到民主机制这个根本性问题，所以毛泽东为了解决所谓的走资危险，就采取了法治和政权之外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即“大民主”的方式。——因为他清楚：现有党代会和人代会只是个合法的形式而已，怎样的人当官并不能由党员和群众通过这种代表会决定。
所谓的大民主，不是党纪国法的制度性的产物，而是“群众”的“创造”。这些斗争手段，都是一种可以使个人意志直接实现的手段;任何一个人，只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而不必要求证据和法律程序，而人身伤害则是将这种个人意志的实现提升到了极点。 超越法纪性和个人意志的直接实现性，又进一步刺激强化了个人对领导者这一路线的“拥护”，——所以，后来毛泽东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难以控制了。
政权建立以后，如何保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党的领导权，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应该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上寻求，靠良好的制度和机制去实现，而毛泽东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
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从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时代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的重大缺陷，故而对历史的认识不到位、不深刻，对民主与法制的探索徘徊不前。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等，并进行了实践，但后来都终止了。这种改革，其实就是着手建设良性的政治机制的举动，但是，由于没能从宏观的高度解决保证党的执政地位这个难题，党政分开等的实践被迫终止。
干部任命制，是庸人当权和腐败泛滥的制度性原因;国企好不好，不是因为公有制私有制的原因，而是因为干部任命制的原因，走资派和权贵们叫嚣国企要私有化，是误导和欺骗，别有用心。
要解决施行人民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宪法和选举法等的规定，将中共党员置于必须的候选人地位，实行竞选。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党、人大、政府等之间的关系，设计人民群众的监督方式。邓小平指出，靠目前的这种小圈子指定领导者的做法是不得已的，是不能长久的，是危险的;中国应该在21世纪中期实现普选，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当前高层谈到民主问题，喊的声音大，做的实际少;形式的事情做的多，实质性的探索少;枝节性的都看到，深刻性的没人究。说中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说已经到了政治改革非突破不可的地步，其实就是要攻坚解决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矛盾，不首先于此探索攻坚，则其他一切做法都是徒劳的，都不能阻挡改革走向失败：退回改革前的旧体制，或者滑向全盘西化。
人，是不会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的。毛泽东身在中国，没有亲身经历过国家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如何内化为自己的政治思维?即便到今天，这样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比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他们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杰出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只能是“好人政治”的典型，而绝不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如果他们有现代民主的思维，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村集体发展到一定的稳定的良好状态后，主动制定制度，杜绝一把手等主要领导的无限连任，以竞选的方式产生各届领导人，培养和锻炼新人，使得这个集体的领导层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后继有人。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且，吴仁宝年老退下来后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接班，华西的领导层成为吴家的家族主导，内心深处救世主意识在作怪，好像“离了我，地球就有可能不转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集体经济村的大旗是不会长久飘扬的。说这个，目的不是批评谁，而是为了说明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探索是极其艰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历史局限性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不同步这一矛盾。英雄不是完人，赞颂不能淹没批评，感情不能排斥理性。反思毛泽东时代，绝不是给毛主席抹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我总结的行为。
许多人张口闭口“改革开放导致腐败”“毛主席时代清正廉洁”，将当今腐败的帐算在改革开放的头上，其实我们应该静心想想：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的通过发动运动来反腐败等?如果不搞运动，不良现象就会滋生蔓延，那么这说明常态下的政治机制是不是存在着无力监督约束干部的重大缺陷?改革开放，并没有破坏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框架，相反，还更加精心的建设，进一步制定了很多旨在保证清正廉洁的制度，可是腐败仍然蔓延不绝，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机制起不到约束监督干部的作用?我以为，从根因上来说，不是改革开放导致了腐败，而是改革开放使得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政治机制不能有效监督约束干部这个根本性的重大缺陷得到了提早暴露!
只有理性冷静地反省历史，找到历史问题发生的根因，才能解决当今的一系列问题，为现实指明正确的方向。找到中国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及其机制，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沿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当代中国核心的、根本的任务。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看问题，可能结论就更不一样了。文革既已历史地发生了，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客观的积极意义。我想，文革的客观上的积极意义就是推迟了刘邓探索的深入和实施，以内乱的方式避免了中国发生根基性的变质，而推迟十年后进行“改革”，则可避免这一变质。从这个角度说，文革其实是以极小的内乱避免了巨大的灾难!此不赘述。
读详实的史书，可以让我们避免进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欧阳健前辈的《大兴日记》《敢死队》等，详实地记录了解放后几十年中底层普通人的生活、工作、政治活动，是我们知史研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极有价值。
向滕金明老师及敢死队前辈致敬!
感谢欧阳健前辈!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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