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克林顿时期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以及随后在东亚金融危机时期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深入参与了对过去十年经济决策的许多争论。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对90年代繁荣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这里是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对这段十年历史的修正。
内容提要
本文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出现的问题，揭示出美国繁荣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危机。同时，阐明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最后强调加速推进全球自由化、建立美国霸权主义的行为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 新经济 透明度 市场自由化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鼎盛时期（一个史无前例的增长时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为胜利者。在70、8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生产力急剧增长，
其水平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以明显有利于这个国家方式出现的全球化正处于全面发展时期。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所谓的国际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许诺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无穷利益。仅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向新兴市场注入的资金翻了六番--这是个惊人的增长速度，被认为是由寻求获得前所未有高回报这种动机所驱使。在七国会议与其他场合，美国的代表们极力吹嘘我们的成功之道,不断向其他国家那些有点嫉妒的经济首脑们说教，如果他们效仿我们的话，他们也将会享受到这种繁荣。亚洲人被告知放弃二十年来看似有效但现在已动荡不定的模式，瑞典与其他福利国家的信奉者们看来也正在放弃它们的模式，美国模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甚至有人谈及到激进的新经济。在新经济中，收入将会猛增,
商业周期那种传统想法将会从历史舞台中消失。
毋庸置疑，90年代是好光景年代。工作机会被大量创造、
技术突飞猛进、通货膨胀降低、贫困减少。在1993至1997年间，我在克林顿政府内任职，在那些年代参与美国经济决策的所有人都受益于一系列可喜事件的影响，我们急于声明我们可为繁荣提供哪些保证，希望相信经济好光景不仅只是靠着运气，而且主要是出色管理的美国人愿意把功劳归于那些制定负责经济政策的人士，他们指望在这些决策者的继续管理之下，这种繁荣可以能够得以延续。
但是，2001年的经济衰退却表明，即使那种推断的最为出色的经济管理也不可能将经济与下降趋势相互隔开，商业周期并没有消失。股市泡沫的破灭显示，新经济论调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一些浮夸的宣传，安龙等大公司的丑闻代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面。现在，经济正在创下新的纪录。世界通讯公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企业，股市暴跌幅度是数十年来最高的。随着市场进入低谷，那些自信地将储蓄投入股市的人们发现，他们的退休金收入处于危急之中。
如果我们只是指责布什总统经济团队管理不善造成了这个看似突然的经济转向的话，那么对我们这些克林顿政府的老兵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消息。经济的突然转向与布什政府所遇到的指控具有如此惊人的巧合之处。但是，尽管政府确实存在着管理不善问题的话，它却是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而已。即使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经济就已陷入衰退之中了，震惊美国人的公司丑闻事实上很早就已出现了。
90年代的历史需要重写。在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将如何评估那个十年呢？
在1993年至2000年这七年里，我处于一个近距离观察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的位置上，我一开始是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后来又担任了该机构主席一职（一个相当于内阁级的职位）。接着，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与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向市场经济缓慢转轨的动荡岁月里，我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
我可看到对经济行为能产生和不能产生的影响的各个行为体。克林顿政府中的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里担任了要职。部分发生的事情是在此以前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的结果：高科技上的投资最终开始产生了效益，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部分是由于“教育溢价”（指受过和未受过大学教育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这反过来又是由于供需普通市场力量的结果。克林顿的某些政策（包括对头脑第一计划的支持，这个计划旨在为部分处于不利条件的美国最为贫穷的儿童提供补偿）将在未来产生影响。但是在今后几年，那种影响尚不会显露出来，未来的政府将成为克林顿政府所制定的英明政策的受益者。
当然，即使长期的生产力提高部分应归咎于克林顿政府之前的长期力量上，其政策在经济恢复中居有核心地位（尽管那些理由与政府官员经常引用的理由极为不同）。联邦储备局据信没有破坏繁荣（它有这样做的能力与可能性）。正如它在以前好几次的做法一样，担心通货膨胀的联邦储备局本可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对经济迅速急刹车，提前结束繁荣期。格林斯潘主席的良好感觉压制了联邦储备局中通货膨胀鹰派的担忧，由于这一点，格林斯潘就应得到表扬。但与此同时，也埋下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部分困难的基础。会计标准松脱了，管理制度被进一步削弱了。企业贪婪被怂恿，尽管没有达到布什政府时期的那种极端程度，美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年付出代价。在我在白宫任职时期，许多错误被引起争论，有时候，似乎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民主党的精神展开争论，但那些争论也涉及到美国经济的未来。
一、幸运的错误
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的任何故事将不得不从其此前的衰退开始。在1991年，经济的衰退部分是由80年代房地产泡沫漫长过期的破灭所引起的，这次泡沫主要是由1981年的减税和里根时期所推行的规划不善的金融部门管理放松所致。声名狼籍的储蓄与贷款的突然崩溃--美国政府不得不帮助被不良房地产贷款拖垮的银行解困。在新的金融制度到位之后，资金流动通过逐渐展开的方式榨干了经济本身。联邦储备局未能认识到问题的潜在根源。它调低了利率，但不够及时。经济进入了衰退，但是，联邦储备局的感受与那些失去他们工作人群的感受不同。的确，对数据的仔细观察显示，经济衰退很严重；以经济潜力与其现实业绩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话，其衰退程度与战后衰退的平均糟糕程度不相上下，克林顿将从中和其他经济错误估计中受益。
当克林顿执政时，根据通常的看法，克林顿深信，在将政府大量开支用于重要的社会计划之前，他不得不重新启动经济。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不得不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当时的赤字已上涨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水平。虽然克林顿不得不降低了自己的雄心，但他做对了事并削减了赤字。利率降了下去，经济开始得到恢复。
但这个故事中存在着一个基本难题。这不符合该国几乎每门经济学课程所教的内容，即赤字对就业有好处。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赤字是个极为糟糕的想法。但是，如果赤字减少本应放慢恢复速度的话，我们又能将经济恢复的活力归咎于什么呢？我认为这应归咎于一系列幸运的错误上。通过降低赤字，我们无意中结束了对一些美国银行的重新投资，这与其他因素一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这里就是其如何发挥作用的真相。在储蓄与贷款崩溃之后，新的管理制度要求银行保持足够资本，以便一旦出现意外便可提取。当然，资本银行所需数量与其所承担的风险程度有关。包括老布什时期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布斯金在内的经济学家在考虑到这个问题时都赞同，在这种背景之下，风险不仅包括了破产而且也包括了资产价值的减少。从这种角度来看，即使不存在违约的可能的话，长期政府债券也具有风险性。因为当利率提高时，它们可降低其价值。但是，在90年代初期，联邦储备局决定允许银行不理会这种风险并认为长期政府债券很安全。通过提高获利程度，这至少在短期内使得银行感到满意，因为长期债券产生了高回报。通过取走保证金和买入长期债券的方法，它们就能够获得看似巨额的利润，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么债券价格就会急剧下跌。联邦政府将被迫再次出来收拾残局。（换句话说，这种战略“合算”只是因为不当会计和管理做法；银行可能本应被迫继续保留储备，以避免发生长期政府债券价格下跌的风险性。但并未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它们也并没那样去做。）
幸运的是，部分由于克林顿在削减赤字方面的成功，长期利率的确降低了，长期债券的价格提高了，冒险性的投机赌博减少了，因此，银行收支大为改观。因为长期利率现在不高，长期债券成为吸引力不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可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它们重新回到其真正业务即贷款上。
这里又发生了第二个幸运的错误。像当时许多其他预测者一样，联邦储备局也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水平之下，通货膨胀将会重新抬头，这个关键性比例被称为“非加速失业的通货膨胀率”（NAIRU）。低于这个比例，如果不刺激通货膨胀的话，失业率就不可能上升。如果联邦储备局一直能够预计其贷款程度的话，那么经济活动随之就会有起色，它可能在早期就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以便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前就阻止它。但是，联邦储备局并没预见到经济活动的增加，所以它并未提高利率。到1994年9月，失业率已突破了NAIRU门槛，在同年12月又降为5.5%点，但与联邦储备局的模式相反，通货膨胀并未上升。最终，失业率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仍未刺激通货膨胀。事态的进程使得穷人大为受益：失业的减少将福利名单减少至我们所能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所能达到的程度。它也在其他社会变革方面（包括犯罪率的下降）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联邦储备局尚未充分体会到劳工市场急剧变化的后果：高的教育水平、力量较弱的工会组织、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工人缓慢注入意味着经济能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较低的失业率运行。在有证据显示较低的失业未必意味着通货膨胀之时，格林斯潘了解到这种新现实，这应归功于他本人。在联邦储备局通货膨胀的鹰派继续焦虑不安的时候，格林斯潘提高利率的速度比他们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鹰派得势的话，经济增长时期很可能被缩短。因此，这种道路通过实用主义、运气和幸运的错误相混合的方式为美国经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扩张铺平了道路，但其他错误则证明对经济健康不利。
二、创造性会计和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一向总是以其创新性为自傲。可是，并非所有各种创新都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有时候，公司通过避税增加利润的程度可能要比生产更好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多；有时候，它们通过不慎投资者而不是发明能产生高回报的实际产品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积累自己的财富。商界希望提高利润和华尔街希望看到来自高利润的那些股价的上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看到安龙、世界通讯公司的情形时，对我们股市的可信度（即登记的利润是真实的而不是建立在虚假会计基础之上）这点很重要。美国政府卷入了股权会计，这有损于我们的金融市场。
被认为是独立性机构的金融会计标准局确立了会计标准，它认识到一个问题，事实上经理的股权本身并无价值，主要是来用于会计目的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经理们以股权方式被支付酬金时，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并不来自稀薄的空气：当动用股权时，其他持股者股价就被稀释了。
在1993年和1994年，金融会计标准局提议改变对经理股权的处理方法，但是采用股权这种做法的公司却对现状极为满意。它们完全认识到，如果其持股者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股权减少了其股价的话，那么这对它们意味着什么。经理们并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至少在他们赚到钱之前。华尔街与硅谷在对付金融会计标准局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们转而求助于国会与政府，它们获得了财政部与商业部的支持。但我们经济顾问理事会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应干预金融会计标准局决策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会计标准局不应受这些干涉的影响。我们指出，尽管给股权赋予价值是很困难的，但在会计框架中，衡量其他许多类目存在着同样的困难。例如，对贬值提供精确的测算远远要比对股权的精确测算困难得多。很清楚，零股权是错误的，我们能够并应该做得更加出色。但是，政治往往胜过原则：财政部与商业部向金融会计标准局致信，坚决反对对股权进行计算，它还须承担其他压力，于是，金融会计标准局最终做了让步。正如最近几个月的事态所表明的，这是个错误做法。
事实上，利害攸关的不只是良好的管理原则。股价为投资提供信号。当那些股价没有反映所能获得的一切的最佳信息时，资源没有很好得到配置这种风险就增加了，从而导致一个引起股市泡沫因素的继续存在，异想天开的金融技术可用来误导股东这种阴险想法得到了强化。
当然，我们都被告知，年度报告的尾注上都解释了股权与经理们报酬的真实情况。但是，即使是最老练的分析师也不可能对被说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无人能够清楚安龙公司年报的尾注。拥有会计标准的惟一目的就是让投资者更为容易地评估企业内部所发生的一切。
使人误解的会计做法以及税收刺激鼓励各个公司采用赠送股权而不是在将来提高公司实绩的鼓励给予报酬，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理们甚至更有理由采用使人误解的会计做法。经理们不是依据其公司业绩而是股价获得了报酬。安龙等公司的例子证明刺激很重要，市场并不总是提供正确的刺激，这就是政府为何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每场游戏必须有规则，政府为经济游戏确立了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促进了特殊利益或者公司经理利益的话，那么其结果不可能促进大众利益或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会计行业存在着与那些被认为不是欺骗美国投资者的那种“意识到全面市场潜力”的行为相互合作的巨大动机。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和喧嚣的90年代一位真正但又经常未被人们称颂的英雄之一的莱维特
（Levitt）
认识到会计企业不仅从事其固定业务，而且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赚走了数百万美元，这是他的功劳之所在。他推动管理制度，以制止会计企业为那些同时接受查账的公司提供有利于自己的咨询意见。不幸的是，会计企业以及它们所称之的“请相信我们”的盟友们占了多数。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莱维特的智慧：当不良行为的动机极为强烈时，信任也只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们有着其他同谋者，尤其在投资金融界内更是如此。投资银行散布的不良信息导致了价格的不实，随后导致高度的变动性，最终导致对市场的不信任。
即使内部之间的电子邮件暗示那些股票并不如所想象得那样好，但投资圈的分析师们会有意地吹捧其企业所代表的股票，这现已成为一种常识。莱维特推动公正的信息披露，以便向一些分析师所提供的信息将会被同时公诸于众，但是他并没取得多大的成功。虽然莱维特一直致力于减少利益冲突，但没有成功。立法的变化使得情况更为糟糕。大约在25年之前，美国就已开始与减少管理制度谈上了恋爱。显而易见，在新政时期所确立的许多管理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世界已发生了变化，管理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步伐。可是，经常谈及的问题并不是何为正确的管理体制，而是我们如何尽可能快地摆脱这些管理制度。
美国本应吸取储蓄-贷款崩溃的教训，因为这使得美国纳税人损失惨重，这是1991年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是1989年布什政府施加更加平衡的管理体制的原因。股权和其他设计不善的报酬计划证明，在金融部门所产生的问题与其他地方一样，其后果甚至更为严重。当市场繁荣时，一些投资银行被怂恿违反管理制度和伦理标准，
它们向那些获得有价值的首次公开上市股票的人士要求回扣或额外手续费，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信贷机构的调查活动揭露了这种做法。为了制造虚假交易，银行与安龙和其他公司一起狼狈为奸，银行从交易中赚到了钱，公司股票价格提高了，而投资者却未能识破其债务的实际严重性。
如果存在着一个没进一步推动放松管理制度的年代的话，非90年代莫属。即使合法的金融工程技术意味着投资者与管理者一样在评估公司收支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这类创新为那些希望提供使人误导的信息的坏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管理制度的放松只会增加那些机会。但是要求放松管理制度的力量的强大程度从来没有超过喧哗的90年代：将被创造的利润是大量的，
对市场经济的不变信奉看来已被那种经济的惊人业绩所证实。金融利益享有者目睹了史无前例的开放程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商业金融业以充足的理由从投资金融业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推动了股价。这样，如果它们所推动的股票的公司需要现金的话，它就会受到吸引，从而为该公司提供贷款。
将投资金融业从商业金融业中分离出来的1933年的《格拉斯-斯特格尔法案》认识到，当两者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引起利益冲突。但是当1995年鲁宾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后，关于保持它们相互分离的关注就被搁在一旁了。大银行将摆脱《格拉斯-斯特格尔法案》视为一个扩大自身规模的一个机会。财政部坚持认为，废弃法律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银行已学会如何来规避它。财政部同时认为，它可以通过在银行部门之间设置障碍的方式对付利益冲突问题。当然，如果这些措施奏效的话，那么这将损害首先取消正式分离这个最为中肯的论点。
一个人不可能既声称银行整合是重要的（利用经济学家们所称的规模经济的优势），又同时声称银行各个部门应被分门别类是重要的（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回过头来看，所谓的“中国长城”并没有发挥作用或并没有有效阻止严重问题的产生，这是很清楚的。例如，甚至在安龙的问题开始暴露时，银行还继续向该公司贷款；银行所赚的钱要比它们为贷款风险支付的赔偿要多得多。
当今经济问题所涉及的三个部门--金融、电讯和电子交易都易受放松管理制度的影响决非是种巧合。管理制度的放松的每个大动作几乎都会引起泡沫和破裂周期，这三个部门事态的进展证明无不例外。在电讯业方面，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60年前制定的旧式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新经济。不管通过何种法案，总会产生问题。但随着各种市场力量获得解放，任何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公司都可能赚取不知其数的利润，这已成为人们常识的一部分。于是，竞争开始了。很自然地，竞争需要资金，金融部门管理制度的放松在这里发挥了核心作用。
新经济世界的复杂性--新技术、新金融工具以及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在对旧的管理制度施加压力。必须做出改变，会计行业不得不学会处理新的金融工具，诸如衍生金融产品以及各种技术。管理机构不得不应对于全球化与新技术。但是特殊利益依然在决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继续对放松管理制度大唱赞歌。放松管理制度政策在短期内并不能帮助刺激经济的发展，它们创造了股市的泡沫，使得一些投资者一夜间就成了百万富翁。但用格林斯潘的话说，它们也助长了“非理性的富裕”，结果最终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巨大不当。本应用于基础研究以改善国家长期前景的资金、本可以改进恶化基础设施的资金以及本可投资用于改善破旧校舍的资金，都被用于毫无用处的软件公司和网络公司了。那些被认为正在指点美国经济的人士从虚假会计所带来的欣快症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那些首席执行长。是的，在泡沫最后几年（克林顿政府最后几年），经济统计数据看来不错，但是，泡沫的突然发生使得美国经济陷于危急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对不受限制的市场与自我管理的市场的信任导致了政府从需要它的领域中撤离，人们对将政府从其作用更成问题的那些领域中撤离的热情却并不高。克林顿政府初期，劳工部长赖克与经济顾问理事会一起推动减少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公司福利”（直接补贴、免税、保护免受外国的竞争）。可是，在减少公司福利方面进展甚微；事实上，新的形式已经形成，而老的形式为了生存已被改变了。一个例子是，被现任财政部部长奥尼尔称为先锋的全球铝业卡特尔。在担任公职后不久，奥尼尔就声称世界的问题是，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然而，在七年之前，作为一家铝业董事局的主席，他却要求政府帮助制止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正在导致全球铝业价格的下跌。铝业界得出的结论是，恢复市场稳定的最佳方法是建立一个国际性卡特尔组织。这个卡特尔组织将竞争性市场的一般运作方式搁在一边：每个成员国都被分配固定产量。
另外一个例子是，对美国出口企业免税数十亿美元，这使得我们的贸易伙伴极为愤怒，以致它们1998年在世界贸易组织面前采取了行动并赢得了胜利。国会不是放弃这些补贴，而是企图使它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互兼容。虽然如此，但在新法案获得通过之后仅仅9个月，世界贸易组织就裁决这个法案并不合法。第三个例子是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的论点，即承担制造核武器和核能核心成分富含铀的那些政府机构应被私有化，正如有位批评人士所说的，
这是将美国安全待价而售。在人们对核扩散担忧增加情况之下，这看来越来越显得荒谬可笑。
最后，人们从这些例子中也许最不会忘记的是，存在着表面配合但私下却为长期资本管理
(LTCM)解套提供资助的情况，在1998年9月时，LTCM是世界最大规模套头基金之一。套头基金一般将目标对准富人；尽管“套头”这个术语表明投资者防范着他们的赌注，但他们经常处于大投机的态势。
仅仅在一年之前，作为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及其他国家关于套头基金应对东亚金融崩溃负责这种指责的回应，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这类基金数目很小，不会引起问题，即使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但是，现在由于长期资本管理的朋友们亟待帮助，它们认为单个企业的灭亡可能会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大混乱。这种恐惧是否有理由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态度的突然转向令人烦躁。此前，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曾谈论过保持政府（包括金融管理者）与私人部门之间严格分离的重要意义。他们称，不这样做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裙带资本主义，但在私人解套中担任发起者（领头人）的是政府管理者。在东亚危机时期，美国官方谴责公司治理中的利益冲突，首席执行官正在动用他们的权力将其公开拥有的公司资源委托给某个企业。在整个世界，在喧哗的90年代，长期资本管理的保释金被视为我们虚伪态度的标记。
三、误入歧途的模式
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通常被视为90年代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执政伊始，政府就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并用计瞒过国会，对墨西哥经济提供经济援助。但从我们目前的前卫观点来看，这类行为看来为我们的最大失误之一--美国对全球化方法处理不当--拉开了帷幕。这种处置不当使得整个世界增强了经济的不安全感，使得发展中世界不公正感觉极为强烈。
就拿东亚危机来说，这是美国财政部至少应受到指责的一个灾难性事件。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鼓励激进资本市场“自由化”--即不发达市场向猛攻的高度投机性投资开放。由于东亚国家具有较高的储备率，所以并不存在让东亚国家迅速开放的必要性；换言之，那些国家国内拥有足够的生产性投资资本，这使得外资流入必要性并不显得那样紧迫。但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意识形态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自由流动的资本有利于投资者，这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自由流动资本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确，世界银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压倒性的证据是快速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风险性。财政部却对这种证据视而不见，并极力加速自由化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东亚危机的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赶紧制定了解救措施。一千多亿美元被用于帮助支撑亚洲国家剧跌的汇率和帮助提供资金以偿还西方银行。正是这些西方银行和同样数目的国家被解救出来。事实上，东亚并没获得多少好处。高汇率的确使得部分富人以有利的条件将钱从他们的国家拐带出来。解救措施的确使得部分西方银行收回了损失，但是在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工资猛降，各国政府负债都高达数十亿美元。
那些日子最好过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并不关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仅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而且，尽管来自财政部的激烈批评，该国对资金外流施加控制，其所经历的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浅。中国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方式避免了危机--这正好与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所倡导的政策相反。同时，最听从了美国建议的国家--泰国在危机发生四年之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恢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东亚不是个异常现象。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状况--误导的市场自由化，这是由短视的解救企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尽管这些危机在经济上造成的创伤很深，但政治上的创伤也许更为严重。我不认为美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设计了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事实是，在短期内，美国与欧洲一些公司的确从这些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在进入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时，西方国家银行都赚到了钱，在危机之后，它们被请来帮助重构经济时，它们赚到了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导致了在出口价格上的讨价还价。当时的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国家以极低价格推销其资产。在宏观层面，美国从进口品低价格和通过为从发生危机国家中逃逸的资本提供安全天堂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今天，世界各国以犬儒主义的观点看待我们正在设法输出的经济思想。它们已开始相信我们推动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以我们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为指针的。提供数十亿美元帮助归还银行欠款但却不愿为穷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济，我们的应急计划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而财政部在东亚危机期间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是如此，这个建议本允许该地区各国提供相互帮助。日本自己提供5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在不久前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时向该国提供的数字相同。
在亚洲危机中，许多经济学家和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指责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带资本主义。透明度是重要的，因为会计丑闻表现得如此明显。该问题是我特别协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项工作，我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工作的中心集中在不完美和非对称性信息上，包括利益冲突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但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马来西亚的迅速恢复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这场危机源于制度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恢复。
事实上，这里采用了两个标准：亚洲银行与公司被告知，即使在美国违反那些要求欧洲和美国银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套头基金同样遵守的管理制度时，它们也要变得更加透明。美国的虚伪在”9·11“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当秘密海外银行账户在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变得清楚时，美国对这种秘密账户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神话与后果
对90年代的新认识要求我们对自己和世界承认，我们采用了一种廉价获得增长的误导性设想。不是通过控制消费为繁荣融资，却年复一年地从海外大量举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积蓄与投资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确实始于里根时期，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了，在小布什时期达到了新的程度。当然，将低利率借来的资金用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是讲得通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利润足以支付所借的附带利息的资金。多年以来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在90年代，我们开始试验自己的运气，不用提到那些我们要他们以我们为榜样的国家，我们继续试验着自己的运气。我们使自己深陷于债务之中，不是为生产性投资融资却是为浪费的项目融资：在80年代，是空荡荡的办公楼；在90年代，是多年看不到前景的纤维化学体系以及干涉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软件；
今天，一个对富人极为有利的减税计划助长了消费铺张行为，尽管它也许阻止了更大程度的衰退，但它并未为将来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尚不清楚90年代究竟有多少私人的所谓投资被彻底浪费了；但是，即使我们股价损失中只有一部分应归咎于不良投资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肯定也在数千亿美元之间。我们依然是如此的富裕以至于我们也许不会立即遭受财富减少这样的损失，但后果已变得很清楚：不仅对市场而且对政府都失去了信任；对这种制度是知情者游戏的这种怀疑；对美国在海外道义领导地位是一大打击。虽然对美国式全球化的攻击也许被鲁德分子（在英国，在
1811~1816年之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译者注）和保护主义者推动，但这是被美国虚伪性和新的全球体系不公平这种感受所鼓动。乌拉圭回合（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同时发达国家却对其所生产的许多产品进行保护和提供补贴）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至于次撒哈拉非洲这个世界最为贫穷地区实际上结果更为糟糕，制药公司的利益超过了数百万遭遇到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折磨病人的利益，当这些制药公司坚持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基因药物的生产应被禁止时，这些病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如果我们不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对于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私人部门和政府而言，我们下次也许就不会遇到如此好的运气。那就是说，我们不应轻视90年代的成功，即使我们不能肯定谁应对它们负责任。从自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有些成功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先将美国预算房间打扫干净是经过艰苦努力所赢得的成就，这应归功于鲁宾。由于误导的减税政策，仅在一年之后的突然政策转向表明，胜利可以如此的短暂，成功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一项错误政策所毁掉。克林顿政府设法抵御了来自要求保护的钢铁业的压力。可是，布什政府却正在增强人们对美国虚伪性的强烈感受。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带头采取行动以减少利益冲突，至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布什统治下，利益之间的正面冲突已成为家常便饭，只有利用公众的愤怒力量才能使政府有所行动。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强劲的，在90年代时期，它们得到了加强。新经济是真实的，即使其重要性已被过分夸大了。新技术导致了生产的提高并将继续对我们的生活水准产生重大影响。维持低失业率的条件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给予我们处理重要社会问题（尤其那些缺乏技术的劳动力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问题）的机会。
可是，新经济是真实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理解它了。在对我们自己和世界解释我们在90年代成功时，我们已推出了一套急需揭露事实真相的神话：赤字减少本身导致了90年代经济繁荣；经济领导人的才智创造了新的繁荣；放松管理制度和自我管理的市场是保持这种繁荣的关键，因此应被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平等与社会正义这些崇高原则基础上，这种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的繁荣，受益的不仅是美国金融市场，而且是发展中世界的穷人。
这些神话都服务于某种目的。例如，减少赤字的神话就是以政治上的强硬措施（国会一致通过）来团结国人，即在12年的赤字剧增后，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以恢复财政责任。全球化的神话帮助我们采取措施，克服保护主义者情感。但不管这些神话在短期内是多么有效，最终它们是有害处的。减少赤字这个神话显示，如果阿根廷或日本处于衰退并有巨大赤字的话，减少这些赤字将会带来繁荣。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提议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的话，这种政策反而会大大增加赤字。繁荣是经济英雄们的杰作这个神话也是危险的：它将人们注意力从政策上转移开，并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经济盛衰不可避免地将疑问投向英雄们创造奇迹的能力上，对这些英雄信任的减少将造成人们对经济信任的减少。
经济如同一艘大船：它们不可能迅速掉头。而且，它们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于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现在，统计学家告诉我们，80年代的增长程度要比我们所想象得更加强健。而90年代后期的增长却比我们所想象得要更加脆弱。数十年来，我们在计算机和高技术方面投入了巨资，但这些投资却未能从国家生产力的数据上反映出来。90年代，这些投资最后得到了回报--这个功劳应归于鲁宾和格林斯潘那些短期政策上。认定我们已发现了世界经济毛病的答案，我们将那些政策推向其他国家。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巨大优点，但它并不是惟一有效的体制；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他体制也许更加有效。例如，虽然他们已修改了其传统的福利体制，但瑞典人并没有抛弃这种体制；这种体制提供的安全不仅减少了贫苦悬殊现象，而且鼓励那种新经济必需的承担风险行为。如同在美国一样，在瑞典，各个方面的生活水准略有提高，新技术加速扩展。瑞典人事实上比我们更好地战胜了最新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
因为我们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所以其他人正指望着我们停滞不前；我们的狂妄自大和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过分推销煽动了它们的敌意。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我们在制度上的漏洞已为美国批评者们提供了大量机会。如果推销美国资本主义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首要目标之一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方式是弄巧成拙。
事实上，世界在经济上已变得相互依赖，我们只有建立公平的国际安排才能使为全球市场带来稳定，这将要求一种合作精神，这种合作不是建立在暴力、在危机中指定不合适的条件、强加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或指定虚伪性的贸易政策等基础上，所有这些做法是美国在90年代所确立的霸权遗产一部分，但自从新的政府上台以来，这些做法看来已变得更加糟糕了。
最近，在西雅图、华盛顿等地全球经济领导人会议上的抗议行动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当头一棒。显而易见，我们正在推动的全球化就像美国自身一样极不受人们的欢迎。对于将许多时间都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士而言，这些抗议行为并不让人吃惊，除了那些相信美国式全球化神话的人们之外，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人们发问道，我们正在帮助的那些国家为何对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感到反感呢？答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简单事实，即全球化使得发展中世界许多最贫困的人群更加贫困。即使在他们生活有所改善时，他们也感到自己更加脆弱。阿根廷被吹捧为改革的好学生。他们发问道，看看阿根廷，如果这是结果的话，那么，我们的商店里有什么呢？随着失业和脆弱感的增加，有限增长的成果却不成比例地落到富人们头上，社会非正义感也随之增加了。出于我们短期利益考虑，我们已将不少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己的经济方法论和治理全球化上，我们一直未能分清我们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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