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漫骂的自由只是属于右派的：看余杰在北航的演讲

公开漫骂的自由只是属于右派的：看余杰在北航的演讲

下面是校学生会的新闻稿和现场录音整理稿。从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我感到事情不像校学生会新闻稿所写的那么简单和浪漫，现场氛围受到跟余杰一起来的社会人士的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问答部分，基本上为其左右。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认为余杰的这次演讲在内容上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又说不太清楚，干脆就把它公布出来，让网友们看看吧，我也好提高提高。

蔡元培和大学精神——记“点亮星空”系列讲座之余杰讲座

北航新闻http://news.buaa.edu.cn/dispnews.php?type=12&;nid=7853&s_table=news_txt

2006年4月27日，我校学生会有幸请来了余杰先生为“点亮星空”系列讲座开讲。
本着“用交流点亮视野，用智慧点亮星空”的主旨，余杰先生为我们做了题为“蔡元培与大学生活”的精彩演讲，连同他的著作一并，让人们看到他捍卫自由的思想和勇气。

余杰，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一个苦于思索并敢于怀疑的当代文人。他的文章锋芒犀利，他的思想顽强锐气，骨子里那种堂吉柯德式的叛逆始终支持着他在文学道路上昂扬前行，他前期著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获得了“抽屉文学”的称谓，此后还出了《想飞的翅膀》《香草山》等著作。让我们倾听一位北大学子还原他心目中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这就是北大人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个北大人心中永远崇拜的校长，一个象征着北大精神的伟人，一个将“兼容并包”彻底贯彻的智者，在余杰深情的阐释下，这伟岸的身形再次浮现于每个人的眼前。蔡元培和他所提倡的大学精神让每一位在座的同学都为之感慨，受之鼓舞。在思想的碰撞中，让青春的理想再次腾飞。

精彩的讲座过后是精彩的交流，思想是在不断地碰撞中迸发的火花，在自由包容的大学精神的倡导引领下，同学们各抒己见，畅谈理想，尽展个人风采。余杰先生的精彩回复也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拍岸叫绝，让人看到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需要具备何种学识胆略，何种对待问题的风貌气度。相聚总有散时，永远不灭的是思想，是精神。真理需待探索，自由包容的大学精神需要传承。我们秉持思想的利剑，不断地向理想奋斗！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看看一位智者，一位文人如何看待历史、现在和未来。让思想狂欢，让我们仔细聆听解读一位北大学子心中的蔡元培，一位走过大学时代的学者心中的大学精神。领略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蔡元培与大学精神。

(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杨晗）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
尽管1992年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已经是北大100年历史的一个低潮，已经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时代，但是尽管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北大100年的传统对我的一生有很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蔡元培先生他所奠定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我会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表达我今天的主题，然后把剩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留给大家，大家可以自由的提问和讨论。对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什么批评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坦率地提出来。
在北大100年的历史上，蔡元培可以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校长。在他之前，北大著名的校长也很多，比如像严复先生，严复先生大家都知道，是晚清的第一代把西方的一些重要的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学者，可以说是第一代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理念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思想家和学者，但是严复在北大任职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对北大没有太多的太大的影响，而在蔡元培之后，也有很多校长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蒋梦麟先生xxx先生以及后来50年代之后作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我下面会花一个部分的时间来对比马寅初和蔡元培先生对北大的不同的影响，他在北大不同的遭遇以及他背后所凸显出来的中国教育以及大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的走向。
对中国的教育史有一定的了解者应该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成立的，是戊戌变法中重要的一个措施。在戊戌变法时代以后，康、梁当时所提出的这些变法政策大部分都被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但是唯独有京师大学堂这个设置陈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再看当时的很多史料，可以看到当时的皇家、皇权、皇帝，他们对京师大学堂的设置、建立进行了牢牢的控制。我在北大的图书馆查到很多档案，可以看到当时是由光绪皇帝规定，一是对京师大学堂该有什么课程的设置，一是该聘请什么样的教习（教习当时也就是教授）。所以中国现代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所以从她的一建立起就和西方的大学传统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大学传统是他是在教会的系统里面成立起来的，所以他与世俗的政权之间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独立于世俗的政权。西方的大学，比如说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一开始都是教会大学。所以国王？没有权力来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他没有权力来下命令来任命谁来做校长，也没有权力来任命谁来做大学教授，更没有权力来干涉一个大学应该设置什么样的课程。这一点是中国的现代大学与西方大学所不同的，一开始就没有独立性。所以我的导师北大的教授，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皇宫边上的大学》，因为当年一开始最早建立的时候是在北大红楼，是在景山后面。那一带是原来一些满清公主的府第，而且离紫禁城只有几百米远，所以他用皇宫旁边的大学这一称谓来定义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这种地理位置的选址显然跟中国传统中的对权力对皇权的向往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蔡元培到北大之前的一个状况，后来校友回忆说当时可以说是乌烟瘴气，完全是一个官僚的培训场，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党校的位置，有一位当年的老北大的校友，他回忆说当时的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老师却被反对，但是他们对行政司法界的官吏兼任教师的却特别的欢迎，这些人虽然经常请假，每一年发的讲义都是旧的讲义，但是学生也不讨厌，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毕业的时候就可以（老师就是在政府部门做高官的）帮助学生找工作。所以当时的学生对于在课堂上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可以说毫无兴趣，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首先就对北大的精神作了一个新的树立，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我想大家虽然身在大学里面可是对这个最浅显的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很深入的理论。大学并不是一个职业的专业培训所，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库，所以蔡元培先生到了北大以后，他的就职讲演中专门谈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赐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为师，所以感人，更具有立人（8：57听不大清楚）苟德之不究，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市，且为人侵辱，更何足以感人？他这里对大学生的人格修养、道德品质提出了很确实的要求。当时还是北大一个普通学生的罗家仁，罗家仁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当时他听到蔡元培先生的就职讲演，他很多年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一次讲演，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那深邃的、无畏的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他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的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看今天中国的大学生教育，最缺乏的恰恰是人格的培养。所以我92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时候，还感觉北大的文史哲这三个老牌的系，尽管在急剧的衰落，因为92年恰恰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那一年，这种市场经济、商品浪潮席卷整个中国。这种商业对大学教育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巨大的伤害，又过了十年之后，发展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就更加可怕了。所以在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的时候还会感到五四传统的一点残留，比如说我跟老一辈的教授之间我们还有精神上、人格上的星火相传。我记得那时候我收获最大的并不是在课堂上，因为课堂的教育是一个流水线作业生产，一个教授在面对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学生的时候他很难把他自己的最精妙最细微的这些经验、这些体会、这些感受说出来。所以我记得我那时最大的收获是到很多老教授的家里去做客，然后在他们的书房里，在他们的客厅里我们很轻松的、很自由的、海阔天空的来谈论人生、谈论学问。所以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也记得诗人徐志摩曾经说过：“我的学问是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被我导师的烟斗薰出来的。”我对这句话是有深刻体会的，虽然我的导师都不吸烟，但是确实我的学问的最好的这些经验这些学术的本质、学术的精神是在教授的书房里，客厅里，像孔夫子当年讲学的那种方式传承下来。后来这种方式的学术传承差不多成为绝唱，现在的青年教师很难有这一代学生的——当然有很多种原因，青年教师也在现在这种日益严密的，日益课程化的教学体制下——比如说一个青年教师要生成副教授，副教授要生成教授，它已经有了一种量化的标准，比如说每年要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要出几本学术著作。所以他们把发表论文看得比与学生交流，比教育学生、影响学生更为重要。而且学术腐败也在中国大学里面泛滥起来，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重灾区，一个国家的最后的道德伦理的底线是有两种职业来承担的。一种职业的人是医生，一种职业的人是教师，如果一个社会的这两种职业的人他都丧失了他的职业的道德，丧失了它基本的职业的伦理。那们这个伦理差不多就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今天社会我们知道这两种职业的人已经是斯文扫地，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两种职业的人已经是没有多少信任和尊敬了，然而在蔡元培先生指导北大的时候，在他看来道德教育是一个国民教育的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品行，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蔡元培先生说以道德教育为中坚，旧世界观以及美丽皆可以完成道德。均国民教育以及实用主义则必须以道德为根本。所以蔡元培先生呼吁新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诞生，那么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必须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必须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必须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的能力，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说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给北大精神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但是可悲的是蔡元培先生仅仅是在北大达成一个人治的局面，他在北大之所以能够造成这样一种氛围，这样一种空间，这样一种境界。可以说完全是靠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的声望。
蔡元培先生是在清末的时就开始组织光复会，就开始从事反清的活动，后来大家看到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人物，是一个谦谦君子，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早年时代青年时代就亲自试验炸弹暗杀满清的官吏满清的贵族，所以他在清末的运动、革命运动中他是属于重要的元老重臣，所以无论是北方的北洋军阀这些总统总理还是南方的革命志士都对蔡元培先生是尊重有加，所以当他执掌了北大之后才给北大带来了相对自由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局面。之后接任他的北京大学的校长没有一个有他这样的声望、全国影响力，所以他在北大这样的措施就无法长久的继承巩固下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我现在对，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表述我们要用一种很客观的很中立的表述，所以我现在从来不说解放以前解放以后，而是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我用一种非常中立和客观的表述，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翻天覆地变化，蔡元培模式就更难以出现，蔡元培倡导的这种大学精神就更成为一种空谷回响，在五十年代担任北大校长的是马寅初，马寅初也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是一位人口学家，关于马寅初在控制人口理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但是，在1959年开始，由最高当局亲自下命令亲自指挥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全面的围剿、批判，因为马寅初先生提出的人口理论和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 这样一种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我在北大校图书馆看到这样一份记载：1959年12月15日，当时的中央一位高官也是长期担任特务头子的康生，康生他把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去，他亲自的布置对马寅初的批判，并且他还通知北大方面说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将会把马寅初调出北大这个战略要地，所以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回到学校以后，立刻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的指示，他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重申我的请求》，他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还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对马寅初的批判的办法和具体安排，这份报告中说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政治和学术问题一起批判。要把马寅初的人口论四个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当时在北大的校报上发表了几十篇的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围剿。当时很多的文章已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他们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言人，是地主，是资本家，披着学术的外衣贩卖反动的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发起进攻。在个人的人格上，马寅初与蔡元培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即便是面对当时铺天盖地的批判他也没有屈服。他在一篇反驳的文章中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能一遇到攻击就抱着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当知难而进，决不向困难低头。对于自己的观点，对于自己的文章，既要勇于改正错误，又要勇于坚持真理。即使牺牲真理会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个学生在他们求学和将来的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真理，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到困难便低头，尽管马寅初在人格魅力上可以与蔡元培相媲美，但是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跟蔡元培所处的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异。20世纪10和20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分治的状况，南方的政权和北方的政权是一个对峙的状态，然后各省很多省市被敌方政客地方军阀所控制，所以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非常有限，所以这样一个权力分割这样一个背景下，蔡元培先生是能够利用他的政治资源，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脉的关系，他能够造成当时北大这样一个局面，但是马寅初所处的五十年代末的北大是在一个党的严厉的控制下的这样一个教育格局，而且刚刚经过1957年的反右的整肃，几百万的知识分子被冠以右派得这样一顶帽子，而且此后的十年二十年他们被最被人们所不齿的“地、富、反、坏、右”中最坏的那一类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学问全部被浪费掉，所以马寅初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他不可能继续地把蔡元培所开创的这种中国大学的这种中国现代大学的这种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传统继承下来，可以说当时很多北大里面十有八九的教授和学生都参与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但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一位教授一位学生公开的写文章对自己当年参与批判马寅初进行忏悔，没有一个公开的向马寅初表示道歉。今年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一个年份，今年是文革开始40年，文革结束30年，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在国内看不到所有的媒体上看不到一份纪念文革反思文革的作品文章报道，看不到一个严谨的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文革的学术会议现在只能在西方只能在海外召开，我下星期要到美国参加一个关于文革的会议。我记得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感到很悲哀的一个问题是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日本。今天我们感到更加悲哀的一个问题是文革时发生在中国，但是对文革研究却在西方。还是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人才的任用可以用当年晚清的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话来说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蔡元培在北大可以说是不拘一格的选择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为他们创造最好的使他们发挥个人的才华的机会，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蔡元培聘请了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当时1985年北大在那一年举办校庆的时候，向梁漱溟先生约了一篇纪念文章，当时梁先生已经有九十五岁的高龄，而且他是在文革的残酷的迫害中非常寥寥无几的几位幸存者，他在这篇题目是《值得感念的岁月》。他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他回忆了当年蔡元培先生聘请他到北大任教的过程，那是70年将近70年以前，那时梁漱溟只有20多岁，他是司法部的一个小小的秘书，而且他当时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只是在当时很著名的一份杂志《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谈印度哲学的文章。有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几篇哲学论文向蔡元培先生求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先生一见面就向他发出邀请，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且请他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的这门课程，当时梁漱溟大吃一惊，他说我哪里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的宗派那么多，我只是领会了一点点的佛教的思想而已。当时蔡元培先生对他的回答是说：你说你不懂得印度哲学，但是有哪一个人真的懂呢？我们寻不到人还是你来吧，你不是说你喜欢哲学吗？我自己也很喜欢哲学，我们大学里还有一些喜欢哲学的朋友，我此次来到北大就是把这样一些朋友聚到一起，大家一起研究一起讨论，彼此切磋，共同进步，你就当是来跟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好了。所以这段话深深地把梁漱溟打动了，他后来就辞掉了在司法部的秘书工作，然后到北大来任教，之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七年，后来他离开北大到乡村，比如说到河北晋县从事乡村建设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他回忆起他七年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生活，他说七年间我从蔡元培先生和各位同事同学那里获得的益处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吐说不尽，总之北京大学确实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早期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虽然只有25岁，而且没有任何的大学的学位，但是他开的这门课在北京大学却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也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快来听他的课的学生就超过两百多人，由小教室换成大教室，比如说在他的学生中有像冯友兰，朱自清这样一些很后来获得很高的成就的学者，蔡元培先生能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可以说不仅是北大教史而且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这则佳话在今天的中国的大学中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日益走向一种刚性的，僵化的，教条的这样一种官僚体制，这样一种体制下，肯定是不能容纳下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博士学位，更何况就是现在很多学校的要求的还是西方著名大学的波士学位，洋博士比土博士更受重视，却不会给向梁漱溟这样一个没有学位的，却有着丰富的、厚重的学术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学者职位。蔡元培先生一点都没有看错梁漱溟，梁漱溟身上最可贵的不是他对中国传统的，中国佛学等等深入的原创性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有这知识分子坚韧的脊梁和骨气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他在千灾百难中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后来在那样一个毛泽东被吹捧为神，唯一的一个不可触犯的偶像的、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梁漱溟挺身而出，为了捍卫知性，他甚至敢于当面批评当面顶撞毛泽东。这种1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还是北大乃至于所有的大学最宝贵的一种传统。我们反观今天的北大和今天大陆所有的大学所有的，成千上万的教授博导，但是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益淡薄。今天的北大有很多的学者和领导是从西方留学回来，又很辉煌的学位学历，但是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学问，他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观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今天的北大党委书记？方，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他接任北大的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些师生还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把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体验到的自由精神带到北京大学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在学者，已当上党委书记后，他向教育部提出这样的建议把在讲台上表达跟党的政策不一致的观点的教师全部清除出去，这是他主动给教育部的一个建议，还提出每个大学都拨出巨款来建立一个专门宣扬宣传马列主义的网站，强迫每个学生每个星期花固定的小时要去看这个网。就这样一个党委书记，其那一段时间李敖到北京大学访问的时候，一个学生提问就提到他的一个观点，当然李敖的回答比较精彩，他谈到大学的本质就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当然上次李敖来大陆说了很多的昏话，说了很多的流氓话，那一句话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真话之一。还有现在在北大很时髦的，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面孔的，这些所谓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比如说像张维迎，林毅夫等等。张维迎出生在西北地区一个贫苦的家庭，他说他自己还当过放羊娃，他后来也是到英国牛津大学获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还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这是他紧紧引以骄傲的一段，每次讲话开头都说我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当然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导师，不是他自己。就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基本的理论是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层面的改革，利益受到最大伤害是党政干部，而不是工农大众。我不知道这样的学者还有什么样的人性和良知，我们现在并不要在离北京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去看一下中国的农民过得怎样的生活，只需要从天安门往南走两三站路，就了看到北京南站的几万人居住的上访村，看看上访村里居住的这些受屈辱的工农，他们的家人被地方干部迫害欺负致死，他们来到北京上访，一、二十人住在几平方米的一个小屋里面，冬天没有暖气，吃的上顿没有下顿，他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可是我们的张教授张院长他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利益受到最大损失的是党政干部，这些上访村的村民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尊严完全不在张教授的眼里。今天北京大学中国大陆的所有大学最需要引进的不是在西方留学回来拥有名校学位头衔这样的人物，今天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让真理在黑暗中破土而出。我感到最痛心的一点是，真理长期受到遮蔽，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学子们他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上了大学本来是要寻求真理的。但是他们在课堂上听到是一句接一句的一长串的谎言。我上个月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拜懿了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那地方风景非常好，背靠青山，面朝大海。我在那里看到蔡先生的墓地心情非常难过，我觉得以我对蔡元培先生的了解，显然他不愿意被葬在香港这样一个的地方，他愿意回到北京大学来。我也记得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校庆的时候，当时北大的许多校友严厉要求蔡元培先生的墓地迁回北大里来。但是北大校方解释是北大未名湖周围已是4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这周围的一草一木任何的建筑都不可以去动，用这样的一个托辞来拒绝把蔡元培先生的墓地迁回北大来，这样的解释显然是谎言。我最近在写一边文章谈在未名湖北岸就要动工的北京国际数学交流中心，又请了一个西方的建筑是设计了一个后现代的建筑，要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建立一个北京国际数学交流中心，又请了一个西方的建筑师，这是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建筑，很有可能和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的那个一样的风格，非常可怕的是现在拆迁的工作已经开始，很多的旧房子已经开始动工拆迁，这些房子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他们曾经是当年清末的时候恭亲王的土地之一。就是为了建这样一个国际数学交流中心，而建它就是为了保持和捍卫北大数学系在全国大学术学习排名第一的状态，因为最近几年间有其他的两个大型的国际数学交流中心在别的大学建成，前两年刚刚去世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在南开大学建了一个数学研究中心， 而另一个数学大师邱之桐……在浙江大学建了一个数学中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下，北大为了捍卫自己在数学方面研究的老大地位，就不惜来伤害未名湖岸边的这样一些文物，这样一种两百年的历史格局所形成的的氛围，但是我想反问，这样楼修得大难道学问就能得好吗？这种反问蔡元培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有过，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今天北大有几个人能够被称为大师的呢？今天的中国两院院士数量不断的膨胀，但是有几个是拥有真才实学的呢？现在两院院士的评比，据说幕后操作的费用已经到了五六百万，而且大量的官员成为院士，我们的教育部部长周济先生就是院士，当然周济先生还是另外一个，不说了，去年他到南京师范大学视察的时候要求校方找己位漂亮女生来为他陪舞，这件事后来在互联网上被揭露出来， 导致了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BBS和北大及许多大学的BBS被关闭，今天的教育者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的道德的状况，北大社会学系的茅以宁 ，他的学术著作一半是抄袭，他把翻译的著作作为自己的著作，而且翻译的错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西方的学者引用了一句先秦孟子的话，“孟夫子”在他的翻译中变成了“孟菲斯”（笑声），就这样的错误被揭露出来以后，他仅仅是被免除了系主任的职位，他的教授的职位仍然保留下来，仍然在讲台上讲课，北大法学院的院长杜朋力，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去年轰动一时的怀德门事件，有个叫甘怀德的学生报的他的博士，考试的成绩是第一名，但是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的现象，他把。。的名额给了他，这样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照样当法学院院长，他的位置纹丝不动，大学的腐败，大学的这些教授，这些博导这些院士的堕落今天已经到了几百年以来，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以来的最低点，当然这个最低点是不是还在往下降，我看好像还在做一个自由落体运动。
1949年以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当局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很尊重，实际上把它束之高阁。这样一种方式，而且从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教育领域内，发起了很多批判运动，其中他的靶子他的目标都是针对着蔡元培，但是没有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而已，不点名的批判，因为他们碍于蔡元培在近代，在现代中国的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一些左派的官员和一些中宣部的官员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尽管如此，我对他所创建的大学传统，仍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尽管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压力，在这种商业的侵袭下，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对思想自由对学术独立的坚持和坚守，我觉得还有人在继续，还有人在做。比如说我很尊重的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顾惟方先生，他就在这样做，所以去年当北大的几大学生网站被关闭的时候，几万北京大学的师生对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种粗暴的践踏师生的信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行为，保持一种死鬼般的沉默的时候，顾。。他勇敢的站出来给校长许智宏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整个校方这样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抗议，尽管只有他一个教授，这也说明蔡元培所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完全的湮没，并没有完全的灭绝，用白居易的诗歌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我个人作为北大精神的最大的一位受益者，我也愿意在这样一堆很微弱的薪火中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力量来给它多加一把火。我个人的学术传统，我的两位导师是陈培源和夏小红两位教授。他们是夫妻俩，所以当时我当时选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也有一个很狡猾的想法，虽然只是选他们的一位，但是他们是夫妻俩，是我的两个导师，所以我从他们两位中，从两个导师那里获得两倍的知识和财富。而这样的一个学术传统再往上追溯，陈平原先生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开创者汪洋先生的弟子，他是汪洋先生带的第一位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而汪洋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毕业生，汪洋先生的老师是朱自清。而夏晓虹夏老师先生他的导师是北大的系主任，也是研究先秦文学的一位老学者，已经过世了有二十年了吧。纪真怀纪先生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毕业生，纪先生的导师是闻一多，闻一多先生。所以我才说往上追溯三代，闻一多和朱自清纪先生这样一种血脉，我多多少少是继承了一点点，而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面，闻一多先生为了捍卫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坚持说真话，当李公仆先生被国民党暗杀以后，他拍案而起，他冒着继续被暗杀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威胁，去出席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而且去向西联大学的作了一场最后的讲演，果然在这场讲演完了以后在他回家的路上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而朱自清朱先生他在抗战胜利的前后那种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的背景下，他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宁愿忍饥挨饿他而不去领美国的救济粮。所以这两位坚持他们的学问他们的人格，他们用生命来捍卫真理的这样一种经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标杆树立在这里，所以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样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完成的捍卫学术的独立捍卫思想的自由，捍卫新闻和言论的自由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当然我也知道我个人在其中所做的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点点的工作，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站出来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中来，来切实地推动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的方方面面的进步，好的我现在先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掌声）

女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好，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有好多问题想要和余先生交流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先举手示意一下余先生好吧。
男生提问：余先生你好，很荣幸在北航听您的讲座，实际上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你的那个《火与冰》， 我对您的激扬文字非常地崇拜，也经常被您的文章所感动。所以我现在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是，好像是在读了您的《火与冰》以后，感觉到您的锋芒好像已经淡掉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特别想知道您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如何？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我们知道网络文化的影响非常强大，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网络对文化的影响有什么看法？第三个问题是您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对社会关系问题的看法，对我们国家历史的认识，和您当初在学校有什么不一样？谢谢。
（掌声）
余杰：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我的锋芒并没有任何的收敛，甚至我觉得我对很多问题的观察、分析和批评比起当年的评论更加尖锐更加深入。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我最欣赏最得意的文章只能在香港的报纸或者海外的中文网站上发表，大部分的国内读者都没办法来看到，在国内偶尔还能够零零星星地发表一点点的这些散文随笔和一些比较学术化的国学评论。最近两年中国的新闻出版情况更加恶化，所以比起我当年，就是我把我当年的《火与冰》如果放在今天，大概我是97年，嗯，98年春天出版的，是8年过去了，如果我把《火与冰》放在今天又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正式出版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倒退，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反比。第二方面网络我觉得网络对我来说，它是我获取信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当然现在我在我的网络上安装了一些特别的小软件，比如说“无界浏览器”，通过这些的一些小软件我才可能通过那个防火墙能够看到国外的一些信息，因为今天国内的这些网站这些宣传已经变得跟与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越来越接近，就是上面的真话语越来越少，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软件，然后才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更多的真实的言论。并且我也在参加，切身地参加着这样的网络带来的思想的、自由的表达的过程之中。我也成为好几种重要的海外中文网站的站长。再一个就是说，网络有一点我觉得我很不能够认同的，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种虚拟的空间在中国这样的一种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面，它很容易诱发人内心的这种邪恶和黑暗。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用呢，因为是匿名的，他完全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不用有任何道德上责任上的顾虑，他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骂人，可以把他内心深处的那些肮脏的阴暗的东西在网上肆无忌惮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是我很警惕的一点，就是网络既然是一个匿名空间，如何在网络上的表达跟真实的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这种表达完全地合一起来，这是每一个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都应该来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绝对不会匿名地来发表我的任何观点，我的每句话每一个观点我都用我的真实的名字姓名发表，我对我自己的所有言论负责任。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作以后跟学生时代的认识，其实我没有工作过，我2000年硕士毕业以后，本来是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当时的馆长是苏**先生的儿子苏伊。我把所有的工作协议都已经签署好，当我去报到的第一天他们突然不让我报到，也不说明任何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中央部长丁关根先生直接给打了个电话，说这样的思想反动的人不能到那来。（听众哄笑）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靠自己的写作来维持我的生活。对这样的状况，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用一句成语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我如果进入到那样一个学术体制中去，当然我会享有这个学术体制中的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固定的收入，比如说他有很好的大量你所需要的收藏，对我进行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这种很专业性的研究会提供很多便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会成为一种无形的镣铐和束缚，对我的这种自由的表达造成很大伤害。当然在即使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我觉得我的基本的立场不会变。但是它会有一些无形的软性的东西……

你看，你的学生就会被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我就会很痛苦。我会觉得我写文章把我的老师辈连累了。长此以往，这就会形成一个无形的镣铐。所以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现在看我最近六年以来的生活，我的生活的，我赖以生活的每一个钱都是靠我写作得来的，我感到非常骄傲。另一方面，我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我不用看任何人，任何上级，任何官僚的脸色，我不用为评副教授，评教授要去写多少篇中规中矩的这个理论和我不喜欢的所谓的学术论文，我也不会去参加各种政治论的学习会议，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就是这种学术的压力，一个作家要靠写作，而且不是那种追求时髦，追求时尚的那种畅销书的写作，不是像余华，像贾平凹，像余秋雨，像王朔这种写作，他们的这种写作可以……我今天看报纸，王蒙的一部新作是200百万的稿费，预付。这批人已经就是这种既讨好当局，又讨好市场，所以这样的一种写作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我选择的这一片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道路，幸亏我觉得我没太高的奢侈的这种生活习惯和享乐，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又不到酒吧歌厅去玩，可以说我每天的生活是很单调，可以说也有点枯燥孤傲，我每天会花一些时间到国外在国内有一些调查研究的计划，有一些深入到底层深入到民间的机会，大部分时候我是在自己的书斋里寂寞的同时也很幸福的来去做，我觉得也就是说我的这种状态使我的真话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假如有一天我遇到了当年的中宣部的部长丁关根先生，当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也是已经退休大概五年了吧，我在香港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这份报道，他就是这种官僚体系就是这样以种很冷酷很残酷的准则，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原来，每天宾客盈门，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来到他的家里来向他或者是向他汇报请示或者是向他讨好，采访甚至贿赂，但是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家里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访客，所以跟他相比我觉得我比他幸福的多比他快乐的多，而且我也说我有一天跟他如果有机会跟他相遇跟他相见我会主动的走上去跟他握手，我会向他表示感谢，没有他当年的一个电话命令，没有让我失去工作，我没有今天这样的一种自由的生活。
同学1：我想问问您，大家感受到您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尖锐犀利，但是我注意到您……
回答：当然我觉得就说确实2000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在……中也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转变，我说“与其不作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也跟我自己在信仰上的……有关，所以后来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自其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样一种信仰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信仰对我的生命对我的写作都带有一种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选择，我的这种信仰毕竟不是……信仰，所以就是说，现在我的身边就有小说家，费春，他是那个电影那个多于的火车的小说的和编剧，还有像在成都的宪政学者也是在网络上很著名的一位评论家王怡（音）等等他们最近准备都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然我们也会坚守我们的写作，坚持我们的社会关注，坚持我们的社会批判。还有包括像去年写了讨伐中宣部明文偏向北大新闻学院前副院长焦国标先生，他今年除夕的晚上也在我家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所以这种变化我觉得会叫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有可能能够超越蔡元培，超越鲁迅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起点。我们所吸取的精神资源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恒定的，永恒的信仰，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参照系上，比如说我现在所吸取的这些人类的最宝贵的这些精神财富，跟我的前代人包括像程老师钱老师他们所关注的都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那一代人是从接触阅读研究尼采，萨扣，加缪（音）等等这一代人开始他们的思想和学问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更关心的是更关注的更加效仿的是特蕾莎修女，她的她在印度所创建的仁爱修女会，专门去救济关心那些乞丐，那些老人那些弃婴，她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还有像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还有像南非的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音），所以，这一批人的思想和他们的生命历程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也会使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前一代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文学从古至今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和怜悯，这也就是当代文学以残酷以冷漠为标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在这点上可能会有所突破。第二点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途径，而我个人能够有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一个个案，因为我很幸运的是我选择了中文写作作为我的职业作为我的生活的根基，而写作是可以独自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只需要有一支笔，有一堆纸就行了，现在还需要有一个电脑就行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能做的，大部分的人除了在一个非常社会化的这样环境下，协作的合作的都必须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公司，在一个部门里面，比如说你是一个工程师，你在一个庞大的厂里面造飞机，设计师你设计了这一个零件必须跟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设计配合起来，所以就是说这种生活状态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在从事这样一些职业的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理想主义比我困难。
这种生活状态和我们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在从事这些实业的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理想主义比我困难，所以我不可能说来教会他们怎么去做。下一个问题，我的生活中最满意的和最不满意的。最满意的，我是我很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个跟我很相爱的妻子，而且她是完全的支持我的事业，而且她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沉重的代价，最不满意的是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的环境。我其实有很大的我很早我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记得我在初中时候开始我就在我们中学的文学社里面开始办一个我们文学社的一个小报，我当时跟我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刻他的蜡纸，可能现在这样的一种的蜡纸已经没有用了，在钢板上刻，然后到学校的油印室去印，用那种油墨印，然后把我们很多同学的作品收集起来编辑起来，然后排版自己刻印，刻完以后印几百份，后来这就成了我一个终生的梦想，但是尽管今天这个梦想仍然很遥远，但是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得以实现。同时我在北大毕业做事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文学史近代思想史。我最关注的是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清末的这种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我在这段历史对她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清末有一个言论自由的非常美好的黄金时代。比如说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在一生他自己亲手创办的报纸刊物就达到一百多种。他从他当年办的这样……呃，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梁启超在澳门办的一份报纸《资信报》，还有其他以及他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去日本他办的《新民从报》、《新艺报》。他在日本办的报纸居然能够运进中国大陆，而且每期能够运进两万多份，这个放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这些年我一直对梁启超，作为一个报人，作为一个新闻工，感觉到非常关注，这种关注也是我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一种反面的一种扭曲的投射。我最大的理想是在当下生活的环境办一份同样的报纸和刊物，完全独立，独立于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势力，任何这些经济的利益的集团之外，就代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发出我们的声音来，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理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变革之下，在所有的媒体都成为党的喉舌，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这个理想暂时还没有办法实现。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会拥有一份跟一些同仁跟一些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一份报纸或者刊物。好的，谢谢。
问：学生到国外留学以后是不是说……
就说对于网上的这些大众这些匿名的大众，批评他们可能比批评一些贪官污吏，批评一种制度，批评一些商人我觉得更难。这也是鲁迅先生当年他的一种深刻的体会。他说其实很多文人无非是三种力量的附庸：要么就是官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要么就是商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要么就是大众的帮忙帮凶和帮闲。而这种大众的帮忙帮凶和帮闲，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始终要对大众对大家保持独立。因为大家是不可信赖的。这也是大家大多数人他们总是要把苏格拉底治死，这是大家共同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当年我记得列宁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列宁的讲演是很有煽动力的。他在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斯大林在旁边就拍列宁的马屁就说你讲得太好了你看这些人民多么的爱戴你，这时列宁回答他就说，如果此时此刻在这个广场上开始的是列国的讲庭，那么来观看的来欢呼的还要多。他对人民的这种随机这种变化，他有很充分的估计。所以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仅要独立于官僚和商人之外，还要独立于大众之外，而且要勇于对这种不能批评的大众来进行批评。
问：我想问一个就是第一个刚才您谈到了在改革中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点跟主席对工农利益的一个关注有相同点。另外我感觉您对主席的那样一种政策是持相当严重的批评态度，我想问一下您对主席的一个评价。另外一个我还想问一下您认为民主自由主义能救我们中国吗？还有一个我想替我浙大一个同学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政党的生存状况，它是政党泛政府化，还是政府的泛党化？
余杰：我不知道你指的主席指的是毛泽东还是……如果指的是毛的话，我对他的看法可能跟你恰恰完全相反。我觉得毛从来没有代表过工农的利益。他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在毛的时代，工人的生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奴隶的状态。毛，我只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1年的时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水文地理方面的气候学方面的情况报道出来，那三年没有自然灾害，那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那三年间被毛的政策，完全是毛的人为的政策导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现在虽然说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这个数据，但是根据官方的统计年鉴，这种每年死亡的人数跟每年的出生率之间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比较，最低的一种评估总共死亡三千万人，还有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评估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所以我知道的被活活的饿死的而且在专制时代，皇权时代如果发生大饥荒的话皇帝允许臣民出门去逃荒，但是在毛的时代连逃荒的权利都被剥夺，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很多的饥荒肆虐的地区，让这些整家整家的人在家里被饿死，最近两年的上海文学连载了天津有一个叫杨显会的作家，他写得叫《定西孤儿院祭祀》——《上海文学》，不知道你们北航的图书馆有没有定这个刊物，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直到最近一期还在连载，已经连载两年了。他写了甘肃省地区，这种在大饥荒中一家一家的被饿死，这样一些惨绝人寰的事实，所以我想反问的是对于这几千万人的冤魂来说他们能认同毛泽东这个大独裁者代表他们的利益吗？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恰恰相反，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的失落，在北京我觉得非常的失落，北京是后年要办奥运会的地方，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还放着一具暴君和木乃伊的干尸（鼓掌）。而且我们党是坚持唯物论，是坚持无神论的，而且毛本身他自己也签署过文件要把他的尸骨给火化掉，为什么他的干尸还一直放在这里，这和我们党的基本政策和文件是完全相背离的，而且对于一个干尸的崇拜者，在古埃及时代这种奴隶社会才有的野蛮的风俗，我们今天竟然在这样的文明社会现代社会有这样一具干尸放在那里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同学：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至少三千万最多六千万感到怀疑。当时有六亿人，如果说饿死三千万也就是说每二十个人里面就要死一个，这样的话当时到处应该都是积骨成堆的现象，一千万人就已经很多了，所以说他提供的三千万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二十个死一个是非常多的人。
答：我希望你更多地去看，比如说像河南信阳被饿死的就超过一百万
同学：而我的家乡一个村也没饿死几个人，如果按你那么说的话，我的家乡……
答：我再给你提供一个，这是官方的刊物《炎黄春秋》……
同学：我是说这三千万人的数据是按照一条直线，即是利用一个粗造的数学模型一条直线推算出来的……
答：我再给你提供一个事实，去年的一期《炎黄春秋》这是一个党史的刊物，刊登了四川一位老干部廖泽康，他当时做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做过市委书记，他的一部回忆录，他当时在四川，当时在四川主政的是李井泉，他被称为是西南王，李井泉当时的浮夸风在省一级的这些里面是浮夸程度最高的，四川的粮食大量的被运走，廖当时是到四川的各地做了很多的调研，当时作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后来是国家主席，他得到四川大量饿死人的信息后把廖叫到北京向他询问，他当时有两种数字，一个是四川省公安厅统计的大概是三百万人左右，另一个是四川省民政部门的统计，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左右，当时杨尚昆是不相信这两个数字，认为这两个数字是大大的被压缩了，他问廖说，你在四川工作而且你在全省范围内做了那么多的调研，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万人。廖不敢说话了，只伸了一个指头出来说一千万人，四川一个省……
同学：我也有一个数据，是西安的一个院士他叫张宏志，他上学期曾来我们学校做过一次讲座，他就专门研究过大跃进，他在《还清白于毛泽东》也讲了这个问题，也希望你也去看一看。
答：我再强调一点说当然数字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确切数字的得出，我觉得，因为现在为什么不能够有确切的数字出来是因为官方封锁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当然数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比数字重要的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我们不能说饿死三千万人就是罪，饿死一千万人就不是罪（鼓掌，有人大呼“对”），我觉得饿死一个人都是罪。
同学：我现在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刚才谈过的现在大学里面人们的文化良知鼎盛时期现在都在论丧我想问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个问题是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答：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和党学化对大学的压力和控制，大学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而大学，看西方，包括在中国的民国时代，大学是三足鼎立，一个是公立的大学，教会大学，私立的大学，比如说在民国时代最好的公立大学是（），教会大学是燕京大学，京银等等，大学有一系列很好的大学，包括我们的东盟大学，费约翰大学，有很多很优秀的教会大学，所有大学中最突出的一个典型是天津的南开，所以民国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能够忽然在短短二十年间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当时的清华北大南开离当时的哈佛剑桥的距离要比今天要近的多，今天的距离已经大到嗯比较大的，他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制，三个不同性质的大学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竞争，也没有任何的党派和政府对他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控制和高压，比如说在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国民党准备在北大开办一个国民党的总部，被胡适严辞拒绝了说我们大学里面不能开一个党部，所以当时国民党在北大学校的活动是非常小的状态，虽然当时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还有后来像国民党当局要派宪兵到清华大学去招人，清华大学的校长拒绝建立进入我的学校来，大学是一个纯正的教育机关。而这三种大学的三足鼎立，他是的这种平等的竞争的态势学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大学，而教授可以在这三种大学间随意的流动，这样一种状态，而今天中国的处境是所有的，所有的除了一些少数的仍然非常边缘化的一些民办的大学以外，所有的重点大学有一两百所全部都是被党和政府所操办的。就好像在一个市场上，政府是唯一的有雇权的人？买单的人，所有学术的项目、学术的计划都是政府来投资，所以政府有权力左右所有的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学者的立场，所以也使这种真正的这种自由的独立的大学精神逐渐走向萎缩。尽管这几年表面上看，政府给大学的钱越来越多，反而导致大学越来越腐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得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方面，是跟这环环相扣的，也是最近几年以来从陈至立到周济这两任教育部长，他们所力推的教育产业化，当然最近他们也不敢说这些话，也提出一些修正，尽管提出一些修正，但是仍然——最近我看到教育部的一个发言谈到大学学费高的时候说，北大清华这些一流的大学就是应该有很高的学费。他打一个比喻是，我们到商店去买衣服，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名牌衣服，名牌衣服就是有钱人买的，穷人就买一般的衣服。这就是教育部发言人最近的一份发言。所以这种教育的产业化，我觉得近十年以来给大学精神造成了很不幸的伤害，我觉得教育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即使在西方。我到过西方差不多三十所以上西方最好的私立大学，比如说像哈佛、斯坦福全是私立学校，我也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运作、流程。他们没有想到要靠办大学来赚钱的，当然它们会有很多的捐赠。他们的很多校友，像耶鲁的校友中，全球500强的企业的老板就有100多个，这些校友的捐款非常非常多，所以它没有必要办大学像一个商业机构那样，通过办大学来挣很多钱，相反，它的奖学金的办得非常的好。我有（这方面的）体会，我有朋友他们的子女高中毕业以后拿到哈佛的全奖（奖学金）5万美元、6万美元，比他们父母一年的薪水还要高，这就是私立大学。你们想想，中国现在有这样高的奖学金吗？所以我觉得就说，一个是商业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的话，这种大学的腐败和作恶很难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问：就是摆在我们大学生面前有很多的信息。刚才对于毛泽东的提出了你的观点，下面我们北航的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想问的是，你在建立你的观点的时候，怎样判断你所知道的是正确的？而且你对我们北航的学生，还是说国外的东西。
答：我就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形成自己观点的一个前提是尽可能多的掌握多元的信息，正的、反的各种信息，不能够因为听了某些方面的一种观点，就全盘地接受这种观点，必须要把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多的搜集起来，然后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是说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那么你得出的判断得出的观点很可能会偏差。所以我记得我在北大求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我大概是到了99年到我快要离开北大的时候才开始上网，网络才开始兴起。当时要获得多种信息，我所采取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刚才我谈到毛的问题，一方面我会看官方的评价，官方的资料，官方所写的历史。第二方面我会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像苏联，像这样一些区域他们的看法，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史料。比如说我举出一个例子，最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叫做《中共稀缺党史材料》，出了大概有20多本，包括有比如说所谓的一些叛徒的一些回忆录。包括像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等等。包括苏联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他在延安的比如说我在他的回忆录里看到了很多让我震惊的材料。他的回忆录上写着延安大量地种植鸦片，卖给日本占领区，换取钱、粮食和武器。这是苏联驻延安和塔斯社的记者。另外我还会看西方国家的有关这个方面的一些材料，包括港台的。北大有一个可能其他的、可能大部分中国大学生都没有的一个比较机密的一点，就是北大有一个叫港台文献中心，它里面藏了大量的港台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一些书，一些著作。所以我大概、有两年时间，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阅览室里面看了很多著作。当然，每一个方面的很多方面都会有他们的局限性，当你慢慢把各种信息拼凑起来，更加完整的，更加接近这个事物的一个清晰的图案就形成了。

问：有一个发现，搜集一些，怀疑完全的客观，
答：客观，只能够接近真理。这种自我的怀疑，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批判严肃的学者应该具有的。所以我也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观点。我对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看法和评价，比如说十年以前都有了非常大大的变化。当然人物本身他也在变化，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李敖，我在6年以前我对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启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当时读到他的著作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非常地震撼，但是最近这几年，包括我在内的有良知的已经认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社会的良心这样一种身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投机的政客。当然对于他的这种？？我感到很痛心，同时对他的评价我也会做出调整。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李敖跟北大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一方面跟李敖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在当初我没有看到李敖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法家、纵横家的传统。
为了获得为帝王师的身份，做出了和自己的信念相违背的事。我当时只看到了他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而他的这一面给放过了或屏蔽掉了。所以我自己非常后悔写了这篇文章。
提问：余先生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MBA。通过这个演讲我想到两个事情。你可否简单阐述一下您心里的大学精神。第二个是产业化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大学产业化比如后勤产业化，我们学生就能感受到大学的食堂条件变得更好了。您认为在现阶段，恢复大学精神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什么？谢谢！
余：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大学后勤产业化，就是把后勤从主要的教育机构里剥离出来。清华大学也是如此。而且政府对后勤进行一些减税或免税的政策化的扶助。但是大学里以教育和科研为主的部分不能进行产业化。这点我觉得恰好是美国和日本发展的就迥然不同。日本中是把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到一些立竿见影的领域里，比如说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上。他不愿投入大量的钱到比如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里。而美国恰恰相反，它是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基础性学科里，结果他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比如信息产业的革命就在美国出现，所以现在整个信息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就被美国所控制。现在美国把日本远远的甩在后面。80年代一度说日本进攻美国，日本把美国的一些比如纽约市中心的大厦全都买下来了，把美国的电影公司全都买下来了。让美国很担忧。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美国成了世界上独一的超级强国。这和他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而这个理念是不能产业化的。否则你没有长远的眼光。你把资源投入到数学上，可能五年十年都不会有很迅速的效果。他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学精神的恢复，可以到清华去看一看，陈寅恪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写的那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的是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先生治学的量具态度的评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我觉得用这两句话可以来概括所有的大学的精神所在。

问：我有两方面的感想，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和学术的。一个是关于历史的。首先，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传承的是人类善的血脉，所以如果知识分子缺少良知缺少对人类善的传承，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甚至人类的悲哀。这样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比较同意你认为现在知识分子丧失良知、大学精神缺失的看法。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怎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刚才提到以前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闻一多、蔡元培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血性，比如蔡元培早年参加过革命，闻一多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死，鲁迅晚年与（听不清7：57），他把自己与大众相联系。所以我想知识分子的良知恰恰在于他为最大多数人说话，在今天的中国来看实际上是为工人农民甚至下岗职工、打工群体这样的人说话，把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您刚才谈到的像弱势群体、救助弃婴的这些，我们所能做到的应当去做，但这全然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的概念。而且我认为您刚才谈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自己只是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从这样一个小的视野来看的。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悲哀。
第二个感受是关于历史的。刚才大家谈到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当时死了多少人大家是清楚的。当时遍地都是尸体、万人坑，为什么死了3000万甚至更多的人，为什么没有看到遍地尸体、万人坑。而且如果20个人里就死一个人，当时六亿人算下来得死多少人啊。历史上一次战争死很多人之后，总会留下来很多瘟疫、很多疾病，可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
我要说的是，以前在封建王朝、在国民党时期，有没有发生过瘟疫，有没有发生过饥荒、洪水？但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像您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提毛泽东时代就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你的不对。是不是说毛泽东他做到十全十美也不够。我想私人的事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讲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饥荒的事，不讲周恩来在江西三杯酒调三亿斤粮食救灾的事呢?他们恰恰不是放手让饥荒肆虐，而是不断的救饥荒，去各地调粮食。
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为什么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呢，不看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不看前三十年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不看（10：56听不清）。

……
余：在一个独裁者的统治下，对任何一个公民他的尊严、他的独立、他的自由乃至他的生命都（？？？14：12）。在我的家族当中，我的外公外婆这代人中，就有若干多人在那场大饥荒中被饿死。像我的外曾祖父，他是个医生，他曾经在1940年代前期自己上山采药，在当地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然后在1946年他买了几亩地，然后他成了问题，成了奴隶，被长期的批斗、迫害、侮辱，最后被迫跳井自杀。……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是中国一个悲哀的现实，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所犯的罪恶、斯大林所犯的罪恶在已经被他们本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但是在中国毛泽东所犯的罪恶大部分还被掩盖起来。所以现在美化罪恶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一种洗脑仍然还可以持续。这样的话恰恰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他的罪名，在今天是应当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以灭绝人类罪，对他进行诉讼，对他的惩罚会比米洛舍维奇、比萨达姆严重千百倍。（鼓掌）
听众：是不是中国的事全是坏事没有好事？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下来再讨论。今天的讲座已经接近尾声。我们非常感谢余杰先生来到北航。现在有一份小的礼品送给余杰先生，是一个小的航天模型。还有一个事情是余杰先生带一些自己的作品过来。

部分网友评论：

moleinfall发于明道论坛) 2006-5-3 12:45:01余杰是个伪基督徒，从这份文件看，其在北航的表演简直是对基督的亵渎。

余杰说：“只需要从天安门往南走两三站路，就了看到北京南站的几万人居住的上访村，看看上访村里居住的这些受屈辱的工农，他们的家人被地方干部迫害欺负致死，他们来到北京上访，一、二十人住在几平方米的一个小屋里面，冬天没有暖气，吃的上顿没有下顿，他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

还说：“毛，我只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1年的时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水文地理方面的气候学方面的情况报道出来，那三年没有自然灾害，那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那三年间被毛的政策，完全是毛的人为的政策导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是亘古未有。”

当台下提问的指出饿死3千万的荒谬之处，指出恰恰是毛代表了工农时，

余杰的回答：“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我的家族当中，我的外公外婆这代人中，就有若干多人在那场大饥荒中被饿死。像我的外曾祖父，他是个医生，他曾经在1940年代前期自己上山采药，在当地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然后在1946年他买了几亩地，然后他成了问题，成了奴隶，被长期的批斗、迫害、侮辱，最后被迫跳井自杀。”

余杰先生，既然你信仰个人主义，认为你只代表你自己，那么你在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时为何又诉诸当下工农的苦难和子虚乌有的饿死三千万？既然你对毛泽东的仇恨实际上是因为个人家庭的恩怨，认为你 凭借这些就可以否定毛，那为什么不在演讲中说明白？而非要将毛塑造成一个暴君，煽动听众对他的仇恨？

按照你自由主义的逻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公众否定毛？当你在骂毛泽东时，请你说清楚，你的确切的根据和原由是你个体的家庭所受的不公，说到底是你这个个体和毛这个个体之间的私家恩怨。否则就丧失了一个自由主义者起码的逻辑和良知，更有何脸面自称基督徒？

说谎话，借公众斗争发泄私人恩怨，借基督名分鼓吹自己道德情操，这是十足假基督徒的标准。你的类似行径和你所臆造的暴君“毛”的行为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们臆造毛的暴君形象归根结底只是你们自己阴暗心理的反应？

基督有这样的信徒，也真是基督的耻辱。

(本帖由萧武发于明道论坛) 2006-5-4 0:00:48呵呵，余大傻这么多年老没长进，挣银子的事情倒是跑得挺快的，不知道北航给了他多少钱

(本帖由陈恩达发于明道论坛) 2006-5-4 6:07:45这2个人现在杀进杀出,官方完全没有办法,只能被羞辱,不过把自己和轮子绑一起也只能讨外国人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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