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大集团董事长：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条奴役之路

推荐者按：高尚全、吴敬琏之类资本主义迷信者看来最终只有当买办汉奸一条路了，这必然是资改派的最终结局，因为真正的爱国的、有良心的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也会耻于与之为伍。

证大集团董事长：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条奴役之路

--陈学明对话戴志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特约记者 陈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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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大集团是个总资产超过100亿的民营企业，董事长戴志康先生因其一贯的文化追求与文化自觉引人关注。他于2001年创建上海证大研究所，该研究所在他的策划下先后推出了《入世后上海的战略地位》、《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文明的和解——中国崛起以后的世界》、《文化上海——2010：把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带给中国和世界》、《文化大都市：上海发展的战略选择》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2007年3月下旬，即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一年多之前，上海证大研究所在戴志康先生的主持下，曾经召开过一次题为“我们是否拐进了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奴役的道路，戴志康先生所主持召开的这次学术会议所研讨的问题是：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不是也正在把人类引向另一条奴役的道路？戴志康先生以及与会的其他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人们普遍对国际，特别是对美国的金融、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的情况下，提出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正在来临，而这场风暴不仅给美国，甚至很有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那么，在金融风暴果然发生以后，戴志康先生又在思考些什么？他对如何走出这场风暴有些什么见解？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应当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也是上海证大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陈学明先生采访了戴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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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在美国次贷危机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特意访问了古巴。请问您访问古巴所获得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戴志康：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书，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按照他的理论，好像美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马上会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而一但美国的制度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真正幸福、和平的生活也就开始了。我访问古巴以后，突然感觉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再到美洲大陆，前后有10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理论发展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理论这条线。马克思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巴黎公社、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再到今天尼泊尔“毛主义”的崛起，这条线始终在延续。
陈学明：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这一点，在苏东剧变之前，人们都是认可的，但自此以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运动已经消逝了。
戴志康：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政权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离开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在于，它们离开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不是完全走向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俄罗斯的改革，原先美国希望它整个向美国靠，可后来人们发现它慢慢向后退回去了。中国更是如此，表面上看中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仔细一看不难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陈学明：您的意思是即使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间断，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在曲折中获得了发展，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发展。
戴志康：完全可以这么说。福山们看到的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将席卷全球，全世界都要向美国看齐，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状况，世界上存在着另一种力量正往美国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美国也奈何它不得，它要封锁古巴，结果整个拉丁美洲都同情、支持古巴，这太说明问题了。
陈学明：我记得在您的策划下，证大研究所编了一本题为《文明的和解——中国崛起以后的世界》的书，书中批判了亨廷顿关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论断，那您是不是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戴志康：我并非完全这样看，我也并非完全不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我所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不是完全往一个方面倾斜，即往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倾斜，除了存在着社会主义力量外，还不能忽视另外一股对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存在，这就是伊斯兰的革命力量。我从古巴回来以后，一直在看格瓦拉的书，学习格瓦拉的精神，在这期间突然看到了孟买暴力事件。我联想到以前伊朗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美国的“9·11”事件、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斯兰运动一直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中不断地推进。如果说，在格瓦拉之前，主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搞得资本主义不能安宁，那么在格瓦拉以后，则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之外，还有伊斯兰革命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陈学明：我还记得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您邀请了上海的一批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共同研讨如何看待“9·11”事件。您在研讨会上并不是像有些专家学者那样只是笼统地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而是提出“9·11”事件表明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9·11”事件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战争方式，而且像“9·11”事件这样的“弱势”对“强势”的斗争形式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能不能认为，您现在的一些思考是延续了“9·11”事件以后的思考。您反对的是把当今世界说成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观点，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三条主线：一条是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再有一条是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这三条主线交叉在一起。那么，我最想了解的是：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出路在哪里呢？
戴志康：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世界的真正前途。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指通常人们理解的那样，把市场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手段简单地相加，而是指给市场经济这一手段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英国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为了不让它狂奔乱跑，要设法给它方向，给它规范，这个方向、规范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大道，我们应当按照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周易》理论来看问题，任何东西走向极端也就意味着走向反面。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暴力原则走向了极端也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运用了中庸之道的智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于全世界的硬道理，它不但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也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把社会主义的手段与市场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能克服计划经济的缺点，也能克服市场经济的缺点，不但能“拯救”社会主义，而且也能“拯救”资本主义。
陈学明：您推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认为单纯的市场原则在当今世界已走不通了？
戴志康：是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其优越性，但它天然具有造成两极分化的弊端。资本主义虽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贪婪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破坏作用；自由主义尽管能调动人的能动性，却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的私欲膨胀。由于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所以它的负面效应往往被掩盖掉了。而如今这种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快掩盖不住了。关键在于市场经济在当今的发展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地球上资源与能源的枯竭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中国和印度加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一方面使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疯狂；另一方面，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没落的开始。中国和印度的体量实在太大了，这两个国家一旦加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源与资源的不足马上就显示出来，自由资本主义加速走向了一个极限点，这实际上也是地球的极限。市场经济要在穷人占多数的国度里完全推行，必须持续地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必须不断地使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但由于资源、能源等限制，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实施全面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使大量穷人、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不可能消灭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实在太多了，把这么多的人都驱赶到市场经济中去，都去争着致富发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的贪婪是其自身走向灭亡的掘墓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到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到中国和印度找死来了。由于资本主义全面的市场经济必然受到资源、能源的限制，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那么跟随而来的必然是革命，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和伊斯兰革命。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些人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估计的那样马上灭亡，就批评马克思说错了。实际上，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马上灭亡，首先靠的是市场的不断开拓，而现在这种开拓受到了资源、能源的限制，这说明市场是不可能无穷尽开拓的，说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真正撞到了“南墙”。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没有马上灭亡，其次靠的是科技的进步，但科技的开发也只是加快资源的使用而已，现在科技进步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促进也接近于极限。
 

陈学明：您对自由资本主义极端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的批评很有说服力。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还有那么多的人迷恋于这种经济模式，并要以此应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戴志康：我坚持认为，现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所包含的文化软实力是没有办法对付伊斯兰革命的。伊斯兰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包含着和谐、平等、关心弱势群体等观念，为穷人寻找精神家园。这与市场经济不顾一切地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等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我的结论是，人们越是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的市场经济道路，越是会带来它的反面，即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陈学明：我知道您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并对此作了很多思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多前，您就以证大研究所的名义亲自主持召开了题为“我们是否拐进了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一条把人类引向奴役的道路，您主持召开的这次学术会议所研讨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否也正在把人类引向另一条奴役的道路。您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志康：我当时确实有很多疑问，想借会议请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整个全球资本主义按照自由资本主义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走下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中国和印度这么大的国家，走全面的市场经济道路，还能持续多久？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无限地发展投机资本、金融资本，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利息上，究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本来货币发展起来是作为人类的工具和资源而有益于人类，问题在于我们在做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时常常忘了这一点，导致现在货币最终成了人类的控制者。实际上，当今社会冲突的根源最终和利息相关。所有这些看法经过这一年多的世界变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应当说结论已十分清楚了。
陈学明：您提出责疑无非是用这种市场经济体系的先天不足来衬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得天独厚。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当今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您是否认为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必然走上这条道路？
戴志康：虽然“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概念，但“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用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某些价值的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奉行市场社会主义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看来，欧洲其他国家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它们所推行的这一套与纯粹的、极端的、全面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有差别，它们用以修正市场经济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而所增加给市场经济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美国吃了次贷危机的苦头以后，目前用以救急的一系列措施不正是原先社会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段吗？
陈学明：您是说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原先那些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不是也会重新增加或坚持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呢？
戴志康：自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多少人盼望也估计这些国家会推行极端的市场经济体系。确实，起初他们搞的“休克疗法”等都是以极端的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但没有多少年就“后退”了。仔细观察一下俄罗斯搞的那套，不难看出许多社会主义原先的东西又回来了。
陈学明：原先实施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渗入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原先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调和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您刚从古巴访问回来，古巴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坚持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那么古巴也迟早会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戴志康：在我看来，古巴即使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本质，也要不断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南美一些国家原先学习美国的极端的市场经济，后来发现这样搞下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于是竟然羡慕起古巴来了。必须指出的是，古巴引进市场经济因素，但绝不会变成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整个南美国家都不会，它们会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调和在一起。
陈学明：能不能这样说，目前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种是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还有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奔。
戴志康：不是，确切地说，是被迫往那条道路上挤。我特别想说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崇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我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人类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如此沉重的灾难，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目前看来，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好的当然是中国。
陈学明：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优势之所在。
戴志康：好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人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施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但不能搞疯狂、野蛮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推行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陈学明：您提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确实颇有见地。当今世界面临金融海啸，各个国家都在为渡过这一难关而努力。那么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否也将得到充分的显示？
戴志康：是的。现在我国政府利用社会主义宏观能量果断采取加大投资等手段，在我看来是会成功的。其他一些国家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有效地动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仅是利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急，而且是救世界的急。社会主义的因素实实在在地在起作用。
陈学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一点能否再谈得透彻一点。
戴志康：我想把中印作一个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是当今世界上因对外开放、引进市场机制而获得发展的最大的两个国家，但二者中我更看好中国。关键在于，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细胞里进行了变革，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从而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印度没有经过现代化的革命，没有经过思想的启蒙，无法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
陈学明：除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其他的有利条件吗？
戴志康：传统文化。现在人们都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的成功经验，都讲走向市场经济、完善市场运作如何重要，这没有错，但如果不在更大的跨度上思考问题，那肯定是片面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理论，这些理论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注重平衡、中庸和实际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有着明显的平衡、中庸色彩的发展模式。
陈学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天条件主要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与后者间的内在联系吗？
戴志康：不仅如此，更体现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显然是与资本主义相冲突、而与社会主义有共同之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它会让中国人摒弃世俗的商业利益，聚集起来。这次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传统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前几天，我在江西九江参观了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讲过学的白鹿洞，醒目的“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大字深深触动了我。古代圣人主张对私欲加以控制。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伦理观念，是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刺激人的欲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要对其加以引导，使其适可而止。另外，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应天顺人等观念对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为后者提供了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深厚的思想资源。
陈学明：您一方面强调整个世界必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国具有走这一道路的先天优势，您所说的中国应当在当今世界上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根据大概就在这里。
戴志康：是的。对当今中国人来说，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通走好，就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我们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这么一条道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优势来探索这条道路。当今人类面临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所出现的全局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再迷信现成的制度，不能跟着哪个火车头走，我们自己就是火车头。
陈学明：看来您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看好。能否对当今中国如何走好走通这条道路谈点看法。
戴志康：这里我有针对性地谈两点。首先，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因地而异和因时而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各占的比重。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差异很大。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成分应比在城市的成分更多些，在西部的成分比在东部更多些。过去的30年，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注重市场的作用，这是正常的，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一个表现。但今后的30年很有可能社会主义的成分会更多，社会主义的气氛会更浓。另一点可能有些“不合时宜”。
陈学明：愿闻其详。
戴志康：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为了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中国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变革，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目前的政治制度虽然有着诸多不完美处，但仍是可以接受的。当今中国还没有其他的组织、精英能代替共产党来更好地代表多数，为穷人谋利益。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应在上层建筑领域相应地实施变革，我只是说这种变革不应以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为楷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将是一种完全崭新的模式。
陈学明：听了上面的话，感觉您不太像商人。“在商言商”，您的思考不但超出作为一个商人的业务范围，而且还提出了不少对许多政治家、学者来说不那么顺耳的观点。您似乎是个“另类”。
戴志康：你讲得对，企业家是我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不是我唯一的角色。我对当今的企业家的社会角色有我自己的看法。
陈学明：那就请您谈谈对企业家的看法。
戴志康：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实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家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在建立工商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家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当今面临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危机，需要我们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企业家能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吗？在还存在大量相对贫穷的人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大多数企业家带领这些穷人走向共同富裕。企业家作为资本的代表，其利益不可能与穷人完全一致。资本家天生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企业家确实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要他们带领人们全面走向共同富裕，我认为这有些苛刻。资本的本性限制了企业家的作用。
陈学明：我可以把您的这段话记下来，甚至公布于众吗？
戴志康：当然可以。中国如果发生动乱，“资本”很有可能是逃得最快的。现在很多有钱人把自己的财产往国外转移。有些人跟我说，戴志康你在美国多放几套房子，在境外多存些钱。我还能做10年的生意，为了使这10年的生意成功，我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我的财产安全。我挣钱的过程也是服务于社会的过程，我已把我的社会理想融入到我的产品之中。如果放到10年、20年以后，中国更加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更会这样做，我将会积累更多的资金，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服务于社会的文化事业之中。
陈学明：据我所知，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您就带领自己企业的一批人去灾区第一线救灾，紧接着您又拿出1000多万元发起成立残疾人学校。您现在已开始身体力行了。
戴志康：这没有什么，我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应当做的事。我再说一遍，当中国彻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财产全部服务于社会的文化公益事业，在特殊情况下还可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当然我现在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做好自己的企业，但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在一定意义上我是代表社会在管理我的资产。
陈学明：您之所以能够做这一切、讲这一切，主要在于您不完全是个企业家。您自己也讲企业家仅仅是你的一个社会角色，此外，您还自觉地从什么社会角色的立场出发，才使您能够做这一切、讲这一切？
戴志康：我永远会记住自己以下两个身份：第一，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我自己读了书，下了海，进了城，发了财，还有多少个像以前的我那样的穷孩子在渴望走向富裕。我一直在问自己，我应当为这些穷孩子做些什么？
陈学明：与您的长期接触，我感觉到如何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已成了您的一个情结。
戴志康：或许如此。第二，我不会忘记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参加了阿拉山SEE生态协会，并担任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我一直在观察并思考地球一天比一天变暖，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资源一天比一天稀少。我确实为生态的脆弱性担忧。地球给人类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是不大的。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陈学明：您自觉地站在如何维护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对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做这一切、讲这一切我完全理解了。我真希望我们中国能够多一些您这样的“另类”。

附文：

专访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

2009-1-16  　《当代金融家》
 

文/李中东 庄春光

　　在央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多个部门联手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敏感时刻，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直言调控方法、分析金融缺失、辩护房价上涨，让我们于熙熙攘攘中清晰地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侧面。

　　罪魁在融资，何苦乱挥拳

　　《当代金融家》：眼下房地产调控风暴正急，房价也似乎正在出现拐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抱着不同的心态，观望着调控效果显现。您怎样看？

　　戴志康：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调控方案都是在增加房地产公司的成本，希望能控制其投资。但实际上不论是加税，还是控制土地供应等手段，其结果都是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房地产市场仍处牛市当中，所以这种调控方式更是难见效果。其实，房地产市场的症结在融资。如果政策不能对症，只能更损其健康。

　　中国房地产行业从来没有比较方便的融资渠道，能够上市融资的企业凤毛麟角，通过银行融资更是困难。同时也没有地产基金支持，房地产市场因此缺乏一个相对长期的资本工具来进行土地投资。所以房地产开发公司必须面对的局面是——资金成本偏高。

　　现实的情况是如果谁想要大规模融资，只能通过海外私募基金，而这些私募基几乎都要求20%以上的回报。这就迫使房地产开发商作为资本的操，必须在两三年之内形成回报。而开发商群体相对于消费者群体而言是强势集团，于是最终形成操纵垄断。同时，他们的利益又跟一些地方政府利益缠结在一起。此种情势之下，房价怎能不被推高呢？

　　所以，形成今天的格局，根本原因就是金融深化不够——没有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融资工具。而每当政策调控，金融机构全部收紧信贷，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来源就更加紧张，于是只能更疯狂。长此以往，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调控思路，一直是在增加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成本，因此必然难达目的。

　　《当代金融家》：但是很多观点并不认为房价的罪魁是地产融资，而是地产开发商贪婪无度的结果。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政策调控也是要挤压开发商的利润。戴志康：事实上，目前市场上利润空间最大的并不是房地产公司，而是石油、电力这些垄断公司，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去挤压它们的利润？我认为这是舆论误导，似乎房地产公司是这个社会里最坏的角色。实际上房地产公司跟其他所有的合法公司一样，他们进行正常的投资和销售，并追求合法的利润。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竞争非常充分的行业，如果一定要挤压的话，会把整个行业挤垮掉。对政府而言，调控的目的并不是让房价不涨，否则经济就会受到影响，而是把上涨的时间拉长，使其慢一点，缓一点。但是现在的调控方法都是在加快上涨过程。房地产市场究竟处于牛市和熊市并不是调控所能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内在更深刻的规律决定的。价格也是由市场最根本的力量来决定的。如果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试图改变这种规律，市场经济基本的运行机制也会得到破坏。所以不要认为市场是可以被完全调控的。除非政府不准备发展房地产行业，不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下是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的最终走向。公司是要获利的，这条真理对所有行业而言都成立。限制需求，怎么可能把这个市场搞好。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降低房地产公司的成本并适当增加供给。

　　所以，调控的关键是减少房地产、金融之间的摩擦，增加便利性。目前房地产市场处于牛市，图谋改变和实施举措也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如果是在熊市情况下，想改变都难。就如同现在的股票市场一样，借着牛市的机遇，把各种市场统统发展起来，增加供给，推出工具，争取市场进一步发展。

　　房价上涨必然，投资并非无理

　　《当代金融家》：难道您认为目前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合理的吗？

　　戴志康：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高房价将会伴随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个根本问题要有一定的认识——只要是放开房地产市场，供需双方以自由定价方式来买卖，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下，房价就会不断上涨。
　　道理说起来很简单，老百姓辛苦劳动赚钱，最后财富积累于何处？无非是银行存款、股票等其他金融资产，以及汽车、家具等耐用品，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耗光的，那就是土地。而且土地不会因为劳动努力而增加和扩展，另一方面人口增长的因素又使得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能源紧张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但是土地资源再紧张也是不可再生的且没有“外援”的。

　　历史经验也证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最后都会沉淀到不动产，消化在房价中。当不动产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人们所有的流动性资金也都会往那里流转。不妨以革命的名义回忆过去，中国经过20多年经济发展，拼命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出口到国外，从而积累了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和劳动换回来的货币，在境内一开始没有投资渠道。后来政府开始鼓励大家投资不动产，才导致不动产价格上涨。

　　《当代金融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并非完全是住房的实际需求推动的，投资需求也占有很大成分。也有些人更愿意把它说成是投机。投机过甚难免令人担心。

　　戴志康：所有有市场需求的商品，人们都会出于两种判断购买：一是自己需要购买使用；二是如果有额外的钱，并且知道别人也需要，就会多购买然后卖给别人。如果相信这个商品别人更想要，就会尽可能地购买。所以投资需求也来源于对最终需求的预测与判断。房子不是说今天住就今天买，它是具有更长生命周期的商品，因此更具有投资需求。在国外，有很多房地产投资基金或者大的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房地产就是为了出租，所以很多城市里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租房子住的。像纽约、香港，大约1/3的人是租房住，也就是说至少1/3的房子是有人进行投资的。那么为什么要限制个人投资房地产市场呢？一定要说其行为是投机而进行限定，也就等于说个人没有投资权，而只有开发公司有权利投资房子进行出租。剥夺个人长期投资的权利，实际上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基本原则。

　　地产商很好，控风险有度

　　《当代金融家》：从某种角度说，调控也是为了控制开发商的风险。前两年有些地产开发商疯狂圈地，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而房地产行业最终又与银行密切相关。

　　戴志康：开发商们是看到了土地的价值，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过头。到处圈地，不仅无法管理，而且也没有必要。圈地过于分散就意味着要与更多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要牵扯更多精力，再说哪有那么多人才去进行管理。所以说他们犯的是执行上的错误。

　　房地产公司最终要赢得市场，就要做好产品，稳扎稳打。要保守一点，给自己留有余地。防范风险，一是依靠自己内部的财务杠杆，再就是依靠对外合作关系。所以说企业的成功跟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困难的时候要有人肯帮你。

　　涉及到违规甚至违法，哪个行业都有，不能以此来夸大指责房地产公司。想想看，房地产公司的产品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可以遮遮掩掩，消费者住进去有什么问题，房地产开发商几十年都是跑不掉的。而且公司越大责任越重。即使出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房地产开发商也必须放眼长远。在开发房地产的过程中，他们都会用心考虑怎样把社区建设好，各种配套设施如何开发等。事实上，相比而言，他们比其他很多行业的商人要有责任心得多。

　　说到整个行业的风险，实际上就是银行的风险，因为房地产行业与银行贷款密切相关。最近美国的次级房贷事件，就是在低利率的时候鼓励人们贷款，房价上涨，利润也上涨，这个时候风险自然就来了。而降低风险的方式是降低利息。美联储现在就通过降息来化解整个危机。但是我们国家的策略是加息，实际上更加剧了风险。如果目前政府的调控方法最终效果有限，有可能会促使经济全面过热，如脱缰野马般。那样就只能硬着陆，让经济停下来。所以我担心经济会面对一次比较严重的调整，有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当代金融家》：无论怎样说，人们还是把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家描述为“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群人，因为房地产行业仍被看成是最具有投机性的一个行业。您怎样看？戴志康：这就是房地产市场没有让主流资本进入，而都是投机资金在进行操作的结果。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特征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自然就把这个市场搞得很具有投机性。因此，并非房地产公司愿意投机。实际上我很愿意做投资管理公司，钱是别人的，我只是帮别人打理，收取管理费。管理者的心态就很长期化，对产品本身的回报率不会那么欲望强烈。而房地产公司除了自有资金，能获得的只是“风险资金”，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

　　在目前市场受到过度限制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一方面，房地产公司无法直接从老百姓手中筹到资金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老百姓不能分享房地产市场成长的收益。

　　实际上曾经出现的集资建房就是让大家都来参与房地产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政府不但没有引导，还强行刹车。

　　《当代金融家》：但是现在地产商和消费者似乎被摆在了对立面。任志强说过他只为有钱人造房子，曾引起消费者很大不满。亦有观点认为给穷人造房子是政府的事情。地产商究竟是给什么人造房子？

　　戴志康：应该说，地产商很好，因为他们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成长起来的；任志强很棒，因为他说的有理。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积累的资金，如果不去国外消费，那么肯定是要投入在不动产上，所以房地产本身的定价是合理的，即使高价也如是。有钱人买房子，就得以高价来买。而且房地产的高价最终是政府受益，开发商只是获益了一部分。现在矛盾的关键是地方政府得利后没有为老百姓谋利益。目前税收增长那么多，为什么没有想到降税？土地销售量那么大，为什么还都想建现代化高档的小区，没有人想造贫民窟？如果政府愿意造很多高密度、交通方便、无绿化的小区给穷人住，我也愿意给穷人造房子，只要给地给政策。所以根本问题不在开发商，而是所有的地方政府不愿意面对穷人。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把全国的穷人从其他地方“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比如上海浦东区政府，引进人口一定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否则不给安排户口。因为作为地方政府，是要为这个地方的几十万人口谋福利，而不是想着如何为区外全国所有的穷人负责。应该看到经济发展20年了，不可能让所有的穷人都有房子。房子是奢侈品，不要想着人人都买得起，要到那样的程度，中国还要再发展二三十年。

　　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地方政府就不应该对穷人住房进行保障。他们可以拿出土地收益的固定比例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而且我建议一定要规划专门的社区，有相关配套，政府投钱，房地产公司只是造房子，然后收取管理费。并且要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适用范围和界定标准等。而针对富人，高价让他们买房，对政府来说也是好事。

　　所以说，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适用的金融工具如引入信托基金等；同时政府用土地收入的固定比例来改善穷人住房。这两方面问题解决了，房地产市场就会得到健康发展。

　　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本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硕士。曾在中信实业银行与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工作。1990年到海南创业，1992年参与创建国内最早的公募投资基金——富岛投资基金并任该基金总经理。1993年股市雪崩，曾经负债累累，但在市场复苏后，又重整旗鼓。在经历了辞职、一文不名、创办公司业绩大起大落、负债和几近破产后，戴志康有着异于常人的坚持。1993年创建证大集团并在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获得成功。2002年，上海证大房地产有限公司（0755.HK）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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