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杆子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知识精英成为了走资派的先锋队，而媒体又成为知识精英的有力武器。
看起来这是个历史之谜：知识精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又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很多人至今无法理解：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的确，在改革之前，知识分子只要遵循党的路线，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用卢布买来的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虽然知识精英口口声声自由平等，实际上也未能免俗，不过是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已。可以想见，在中国，毛泽东把他们打发到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使之斯文扫地，难怪知识精英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了。
媒体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尽管是由党和国家出资兴办的，却已经变成瓦解国家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在此情形下，尽管发动政变的苏联国家领导人掌握着国家大权包括军权，仍然难免陷于孤立而迅速倒台。批判的武器战胜了武器的批判（必须指出，如果不是因为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官僚精英赞同私有化，那么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声音）。
苏联东欧的教训告诉了我们什么？掌握媒体这一批判的武器，将成为极端重要的工作。毛主席说得好，“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不论干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要先造舆论。虽然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笔杆子辅助，迟早会成为光杆司令。在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战中，目前舆论阵地已经为走资派占领，绝大部分媒体吹的都是走资派的调子，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少数几个网站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情况不改变，不用多久，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二）要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办报纸
毛主席多次和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吴冷西谈道，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 封建 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字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 章为 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道，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 鲁迅 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斗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三）台湾资本主义进程中的理想坚守
（本节摘自张文中对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访谈。在台湾，处于全世界退潮的大背景之下，仍然存在着像陈映真这样一批具有左翼社会坚持和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没有停止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即使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也不放弃这种批判的锋芒。这样的理论勇气和理想坚持，实在令人钦佩）
六零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逐渐以出口加工的形式，和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跟香港、新加坡、南韩一起，赶上了战后资本主义的景气。台湾实行的是“反共复国强兵”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避免地，现代意义的工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比日据时代更多的、更为现代的资产阶级也出现了，成为社会主导的阶级。
所谓戒严体制，或者反共军事体制，一般只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压迫，实际上这种压迫构造的最大功能是让资本──台湾内部的资本也好，外来的资本也好，在台湾得以肆无忌惮的积累，而不必担心劳动阶级的反抗，不必担心这种劳动阶级的痛苦引起知识分子的不满。台湾的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韩国的经济发展，莫不皆然！说资本主义会带来民主，在民主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是天大的谎言！
台湾的新兴资产阶级起来了，变成台湾社会主流的阶级，很自然地想从国民党那里分得一点权力。“党外运动”经过几代的发展，到七零年代，本省藉的精英增加了，年轻一代起来了，台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断激进化。这种右派的民主运动逐渐受到海外台独的影响，他们对受到的压迫没有阶级观点，不善于把台湾的社会矛盾放在阶级上去分析，他们只是认为“那边”来的人，来压迫我们“在地”的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等等。这个运动发展到七零年代末期，冲突越来越大，终于爆发了“《美丽岛》事件”和“高雄事件”。
从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台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
这两个运动，都因为七九年的“《美丽岛》事件”被全面镇压了。“《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台湾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举行公开审判，第二天报纸上是全版的法庭问答，电视上也有浮光掠影的报导，这对台湾社会是很大的震动。啊，你看咱们台湾的那么多的人才，就被他们外省人抓起来了？于是，引起很大的同情，这个运动基本没有被国民党压下去，反而那些被捕人的太太出来竞选立法委员，以“哀兵”、“牺牲者”的身份取得极大的社会同情，以高票当选，从此“党外运动”就急速地向台独方向扭转，这是八零年代以后的事情。
我们左派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当然反对台独，可是又不能在这种高压下去指责台独，如果那样，你不是跟国民党统治者一起去镇压他们吗？所以就搞得很尴尬呀，眼看着“党外运动”的理论不断、不断地向台独发展，但不能出手，哎呀，简直是很被动，被动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我就想，不如另开战场吧，就想到了另办一本杂志，就是《人间》。
《人间》杂志的宗旨，在当时台湾社会是非常独特的。虽然它是左翼运动的延续，但是并不强调鲜明的党派色彩，着力关注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种种异化现象，以及弱势族群的生存状态，形式也很新颖，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它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人间》，是结合了两种台湾当时条件已经成熟、可是还没有发展的文艺形式，一种是报导摄影，又称纪录摄影，另一种是报导文学。因为台湾过去的高压，报导文学很难发展，它有很鲜明的左翼倾向性，干预现实，在台湾很难发展。纪录摄影也是这样，用摄影来表现，以一组照片来反映社会问题。所以，我想是不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人们对文字的阅读习惯，已经越来越淡，看图片的人越来越多。美国从三零年代开始就有报导摄影，有几辑报导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专题，我们看了非常震撼。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的。
当时，集结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探索，一起摸索。我们用这个杂志避开了“统独”的争论，凝视我们具体的事实上的生活中的矛盾，开辟另一个战场。不谈民主自由啦，或共产主义啦，不跟你玩这个啦！我玩的，不是从艰涩的理论，而是从生动的影像表达和文字表达，来认识台湾。我的主张是，思想要清楚。这个杂志是什么样的杂志？它的宗旨是什么？要不然，你穿一件白衣服，我搞不清楚你是医生，是厨师，还是理发师？面貌要清楚。面貌如何清楚呢？我就想建立一个书写的、像宪法一样的条文－－我这样讲也许太夸张了－－这两条是我们全体同事，都可以琅琅上口的。一条：“《人间》杂志是以摄影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从事台湾生活的发现、批判、纪录、报导的杂志。”这是一种比较中性的说法。第二条就比较主观了：“《人间》杂志是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和命运。”
为什么要设这么两条呢？因为你背着照相机一出门，社会非常纷繁复杂，你根本会觉得每个都很重要。不断去拍，也不行。这两条，就变成指导你怎么选择题材、怎么拍、怎么写的问题。几期下来，我们对杂志的色彩都非常清楚了。台湾资本主义的历史从六零年代中期得到发展，我称之为“反共军事法西斯结构下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台湾不仅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还受到美国的压迫。美国人到台湾来，非常舒服，不像他们到中南美洲去，因为那边有左派力量，就斗争呀，抗议呀，搞得焦头烂额。台湾？只能放鞭炮欢迎你！
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像资本生产一样，它把对资本有用的东西取走，没有用的东西就当作报废品扔掉。人也一样，当煤炭是主要能源时，煤炭工人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但是一旦石油变成能源时，煤炭工人就像报废品一样被扔了。他们有硅肺，生活贫困，但是没有人去理他们，因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已经成为废品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强者的经济，上杂志上电视台都是青春美貌。可是，在我们杂志里的，都是“没有脸的人”。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忽视的“没有脸的人”，是我们具体日常生活现场里面的一张一张真实的脸孔。我们的报导，完全是从生活的现场出发的。污染，不是理论，我们具体从污染造成的各种影响，记者闻到的水，是两丈深的水井里提上来还得隔得远远地闻，不敢凑近。污染造成的皮肤受害的情况，也是用肉身，用感受去了解。当然，我们的编辑方针，也不是那种没有经过提炼过的感性。我们的要求是：既不教条，也不是单纯的感性。
可以这样讲，《夏潮》培育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向左转。之后的《人间》杂志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名词或教条，却让读者认识到的，不是他们每天消费生活中认识到的社会，而是以另外的生活现场去认识这个社会。很多人给我们写信，说如果不是你们报导，我们根本不知道社会是这样的。
《人间》杂志办了四年──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杂志的影响会非常大──出了四十七期。停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财务不行。因为这种杂志跟其它不一样，只有少数广告，而资本主义下的杂志是靠广告的。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杂志印刷非常好，成本高，内容是黑白照片，而且表现的是社会比较阴郁的一面，很多人说看了很痛苦，这样的媒体就不适合宣传舒适、幸福、快乐的商品广告。一张宣传可口可乐、充满了幸福的、现代感的广告，一翻过来，是一个老头蹲在墙角抽烟，很不协调嘛！
八零年代，环境运动、工人运动起来了。很多环境运动，是我们《人间》杂志搞起来的，劳动运动也都是我们报导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没有办法取得领导权。为什么？因为在戒严时期劳动运动的力量很微弱，需要有一个政治力量来支持，这个政治力量只有民进党。我们搞了半天，结果这些队伍都插上民进党的旗帜。你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保障，而你能保障吗？你说，你们干没事，有事我来顶！行吗？民进党有许多立法委员在那里，啊，某某立法委员，是我们这个环保团体的顾问。国民党一听，总是比较顾忌嘛。我陈某人做他们的顾问，没有用，哈哈，反而有害！
但是，这种情势，目前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民进党执政以后，从一个批判者变成支配者，从一个反对者变成维持现状者，这种巨大的变化使社会运动很彷徨，感情还依附民进党，可是在运动上民进党怎么就跑到资方去啦？这种矛盾正在产生。这就是左派的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揭发过去几十年来社会运动的矛盾，促使大家来反省。过去十几年来社会运动不能说没有贡献，可是在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
在资本主义社会，谁搞思想性的杂志，谁倒霉。不止在台湾，日本如此，美国也是如此，韩国也许好一点，社会运动比较广泛。这是高度资本主义化以后精神知识的极度商品化的现象，除非这个资本主义遇到重大的危机。台湾目前的失业状况不断突破，刺激人们去思想，这比我陈某人写十篇文章还有效！以前，你说民进党不行，人家会骂你，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骂了。
生活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你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后的福祉，像那个日本人福山说的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那些东西。我认为，人类必须想办法摆脱贪婪、丑陋、竞争激烈的生活轨道，去寻求另一种现在被广为嘲笑的、公平的、富有正义的、像一个“人”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社会主义未必像第三国际那样的方式，历史发展本来也不应该重复过去，在批判现在掠夺性的、残酷的、贪婪的社会经济制度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你称呼它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应该给予社会主义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绝大部分人那样都变成犬儒，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冷嘲热讽，虚无化，无政府主义化，什么都反对地过日子，然后自己也不快乐，又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更是如此。我总觉得，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给挫伤的人以安慰，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你可以笑我。笑这种思想的人，现在太多了！不过，我觉得无所谓。我，就是这样想的。
（四）警惕媒体“二丑”
鲁迅说：“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他不是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仗势欺人的宰相家丁。他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他有点上等人的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媒体中也不乏“二丑”的角色，如果不带眼识人，很容易被其“公正”的面具所骗。
解放前的大报《大公报》，就是这么个假“大公”。《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
“九·一八”后，国民党报纸的威信扫地，蒋介石采纳了张群、杨永泰的建议，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运用民间的有力报纸，对政府“小骂大帮忙”，于是就对《大公报》“特加青睐”，另眼相看。民国二十一年吴鼎昌到上海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内，其作用即在团结一切反动力量，以反对人民、反对共产党，巩固蒋介石、汪精卫的统治，所以得到国民党各种御用团体的响应。这也是《大公报》与蒋介石合作的第一声。
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概。从此张季鸾就成为蒋介石的顾问，可以不待通报，直接跑进去见他。《大公报》即利用这机会，常在评论中或新闻中透露一些蒋党新闻检查所不许发表的消息，新闻检查所如要检扣，张季鸾打一电话去说：“这是委员长说的，由我对委员长负责。”新闻检查所的奴才们决不敢去问委员长，只好通过。
《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是无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时对蒋政府常加批评，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决不批评蒋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蒋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这是所谓“小骂”。
至于“大帮忙”的手法则更为高明：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国民党所有报纸都大骂张学良、杨虎城，人家一看就说是一面之词。《大公报》并不如此傻，它开始大夸奖百灵庙的胜利与百灵庙胜利的艰难与伟大，这首先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的印象，其次略说一说西安事变是一个不幸事件，最后则提出是非曲直，大家应听一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与主张。它并没有正面明白提出谁是谁非的话，而要大家听傅作义的话，又在傅作义的头上戴一顶“抗日将士”的大帽子。文章这样做法，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打击，比国民党报纸的一味谩骂者要毒辣万倍；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十分有力。这就是《大公报》一贯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时《大公报》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评，说那样不行，会失败，但其作用则在提醒国民党，要国民党聪明些，提防吃亏，基本上仍是帮助国民党说话的。
《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助这样大，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而许多国民党要人不论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报》。政学系就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当某一问题或某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尚未决定的时候，《大公报》就先进行舆论准备，使政学系获得优势或有利条件。如民国二十六年吴铁城调广东省主席，所遗上海市长一职，各派逐鹿，在人选难以确定时，以秘书长俞鸿钧代理，以后《大公报》即传出“俞鸿钧将真除”的消息，俞鸿钧的资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长的（以能力讲，他当然比吴铁城强得多），但竞争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竞争的对手得到，政学系就利用这点拖延决定继任人选。最后一次，蒋已同意给钱大钧，第二天的中政会就要提出通过，政学系知道了（那时张群兼中政会秘书长），当晚通知《大公报》，就在报上登出一则“专电”，说“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中政会开会时，《大公报》，上海版的航空报已早到南京，大家纷纷猜测，“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于是反对钱大钧的增加了勇气，结果钱大钧的市长就没有到手，下一次，俞鸿钧就真的成为正式市长了。这仅是一个例子。
《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元蒋币换美金一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是照最低的官价二十元蒋币换美金一元计算的，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万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那里有这样大的津贴！
又如抗战刚开始时，《大公报》向海外买进一大批纸，运到了香港，价值近十万元。那时俞鸿钧真除市长不久，胡政之去对愈鸿钧说：“纸已到香港，报馆一时无钱，请市长打一电报给广东吴主席请代垫一下，并把纸代运到汉口。”俞鸿钧当然立即照办，不仅敲了一笔大竹杠，而且那时粤汉路运输极拥挤，化了大钱也不易运输，《大公报》不仅很快运到，还叫别人出钱（这笔纸钱和运费，当然由俞鸿钧弥补）。
北京政权也有自己的“二丑”，就是栖于香港的凤凰电视台。
尝记得余秋雨“大师”在凤凰电视台每天都在为自己做一个广告说：“为什么有些人这样生活？为什么有些人那样生活？只能从文化里找答案。”（大意）然后，凤凰电视台接着就吆喝中国人民和他一起去“拜文化为师”。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资产者暴富，声色犬马；劳动者贫困，一贫如洗，只能从什么“文化”里找答案吗？贪官污吏是什么文化？贫穷的“农民工”又是什么文化？看来，他一方面要蒙骗老百姓，一方面还要向一些人讨好。这种人正是要用一种貌似“文化”的嘴脸，来掩盖当前社会的不平，掩饰社会的腐败。
另外还有一例，不久前法国政府收回了人民所反对的劳工法。二个多月来，法国的工会和学生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凤凰台的评论员何亮亮，几分钟前却立刻表达了中国“主流”的意思。他马上判断说，这一次在法国没有赢家。在实际上，他指责了法国民众，认为法国将承担没通过新劳工法所带来的法国经济没有竞争力的后果。他说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是“吃大锅饭”的。至此，我们才明白了这些中国“主流传声筒”的意思。照凤凰台的说法，西欧北欧都是“吃大锅饭”的，都没有经济竞争力，都应当实行中国式的“改革”，贫富悬殊，可以随意开除劳工，才可能有经济活力。香港凤凰台完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传声筒。几乎从来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凤凰台前些年倒还骗了不少善良之人，现在越来越露出中央二台的马脚。有时候会洒几滴鳄鱼泪，但基本立场是为了官僚买办辩护的。有心人留意一下刘老板的背景，就知道它实是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了。讽刺的是，就连这样的“二丑”也代表了媒体的良心。如今的媒体有何意味？绝大部分不外乎混饭吃而已，而且要受权力与资本双重管制。再了不起的记者，也不过是说出真相而已，但问题在于指出方向。这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何况这种“真相”还是有选择性的。很多时候，媒体公布的事实并不是民众想知道的，而是媒体想让民众知道的。其实民众并不需要多少分站和记者或者多少版面，而只需要一枝笔，就像毛泽东、梁启超、李敖手中的那支笔。
（五）发出我们的声音
《新莱茵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马克思早在巴黎时就有了创办日报的想法，他打算通过报纸来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但筹办报纸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科伦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在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宣传的范围只限于科伦一个城市，并打算把马克思排挤到柏林去。马克思到达科伦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阐述他的办报主张，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争取了多数支持者，把办报的倡导权夺了过来。紧接着是设法为报纸筹集基金。原设想筹款三万塔勒，一半作为固定资金，一半作为活动资金，按五十塔勒一股向各界人士征集股金。马克思留在科伦，恩格斯到巴门，其他盟员分散到各地去筹集股金。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认股总数只有一千三百塔勒。恩格斯从巴门来信说：“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信中还讲到：“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恩格斯不得不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几百塔勒，并千方百计找人认了十四股。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加上通过征求订户收到的订费，总共筹集到了一万三千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三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五千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 7月6日 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 9月26日 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 10月12日 复刊。 11月14日 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信件被非法截拆，警察和便衣对他跟踪盯梢，写匿名信进行威胁等等。《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种种迫害。
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缉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德朗克和维尔特被驱逐，威廉.沃尔弗和斐.沃尔弗被通缉。《新莱茵报》不得不在 5月19日 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这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了数千份。它庄严告别读者：“《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在这场激烈的革命风暴中“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了敌人，严酷地鞭挞了一切反动派和革命的叛徒，坚毅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它即使在退却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枪枝，奏着军乐，高举着红色的旗帜！
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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