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部旷世的人民民主圣典和人民英雄群体史诗的特写！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前言
——对于文革评论的言论有限摘录
——文革的重要意义及怎样理解其意义：
一， 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启示 二，30年来反面教员以实际行动“耐
心教育”的结果 三，反思文革基本内容的理解： 1，这场革命运动的灵魂 2，文革的核心 3，文革的要诀 4，文革的最高形式 5，文革的主体 6，文革的基本形式 7，文革的主要对象 8，文革的根本目的 9，文革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 10，文革的实质 11，人民民主的最经典形式与文学艺术改革的伟大成果 12，文革的威力 13，去文革的危害 14，文革是政治风向标 15，定律与经验 16，文革精神
——结论
——附：有关文革文章与言论摘录
前 言
今天（2009年6月30日），是毛泽东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60周年。本文是对于这位伟人这一光辉思想的纪念；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他实践和发展这一光辉思想与他自己一生艰苦卓绝斗争的顶峰，因此，本文也是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主题及其伟大意义的思考和纪念（只原则地叙述，引证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网友对于文革问题的简短评论，一般不引证具体人物和事件）。
毛泽东主席以“造反有理”这四个大字，率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乃至世界的青年学子们曾经将这个不平等的黑暗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在中国，绘成了一部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部特写的、旷世的、令一切邪恶势力百般恐惧的人民民主圣典和人民英雄群体史诗！
60年来，毛泽东主席开创的新中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道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过成功的辉煌，也遭受过挫折，特别在他逝世之后，他的这一光辉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践，受到了国内外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们、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隐藏于中国社会里的封建残渣余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和那些在运动中受过红卫兵冲击、鼠肚鸡肠、学识浅薄的可耻文人们造谣污蔑和妖魔化，被他们一步一步地所颠覆。新的一代，已经完全不知道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时代，劳动人民所充分享有的平等和各项民主权利的真实和光明。直到现在，极端反动势力仍然在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人民揭示文化革命的真实性和伟大意义，宣传人民民主专政力量的伟大威力，一方面证明了反动派们对于文革和劳动人民力量的恐惧，另一方面证明了反动派们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的前后一致性：都是见不得人的，都是祸国殃民的。
因此，所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生活的有胸怀、有良知、坚持正义和真理的人们，应当向黄克诚大将——尽管曾经在50年代末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但70年代末平反后，仍然坚决维护毛主席真实的光辉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历史地位——那样，有责任、有义务向青年一代客观地、真实地揭示事实真相，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所独创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大众民主政治的道路和伟大的文革实践，虽然还存有缺陷，不够完美，但却是一条通向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实现人类大同理想的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
像当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旧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一样，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4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在亚洲、在各大洲乃至全世界徘徊，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封建余孽及其遗老遗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后裔、颓废的落魄文人、黑帮和社会渣滓、革命阵营中的蜕变分子及其后裔、新生的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为了驱除这个幽灵，他们也都部分地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了起来，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公开的和阴谋的、物质的和文化的、分散的和有组织地疯狂围剿——百般妖魔化文革和残酷打击文革中的左派力量！他们试图彻底扫荡文革，清除文革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回忆。
但是，反动派们的掘劣伎俩和罪恶图谋，收到的效果甚微。文革这个幽灵久久地在这些人的心头徘徊，怎么也挥之不去，驱散不了，使得他们对这个幽灵始终既有着深深的恐惧，又对这个幽灵怀着刻骨的仇恨。
这个现象证明：文革，已经历史地成为一种对于一切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反动派所公认的、令他们感到百般恐惧的、无形的强大威胁力量！
但是，无论一切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反动派怎样恶毒诅咒文革，怎样诽谤和妖魔化文革，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疯狂围剿文革，怎样企图彻底清除文革在广大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结果都适得其反：文革被他们越抹越红，而他们自己却越描越黑。经过文革战斗洗礼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包括大量具有卓越洞见的、胸怀博大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全世界受压迫和受剥削人们中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洞见和敏锐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却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的伟大意义，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文革的伟大光辉，感受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文革政治实践一体而密不可分，越来越亲切地怀念文革，越来越深入地着力探索文革的丰富思想与文化内涵，越来越坚决地捍卫文革的伟大实践和文革精神。
这个历史现象又证明：文革精神，已经成为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在人类和平与未来文明中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和进步、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实现人类社会真正自由平等的最强有力武器！文革实践——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是人类彻底解放自己的最伟大道路。
关于文革问题议论的有限摘录
浮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同对于法国大革命一样，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重新总结文革的正面价值，破除西方对中共的妖魔化阴谋，使中华民族从完全不必要的自我妖魔化的心理暗示中解脱，这些早就是国内国外、互联网内外的一种极为广泛思潮……”
张宏良：“将来的人们或许会忘掉人类历史上所有曾被称颂为辉煌的革命，但是唯独不会忘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她是人类自觉掌握自身命运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无论这一部分人多么优秀——成为人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生命——而只不是少数英雄圣贤的生命——都能升华为崇高精神现象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大师高僧——都能感受到生命崇高感的历史的开始，总之，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这就是了解那段历史的底层民众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原因，因为是毛泽东，并且只是毛泽东，让他们曾经感受过人的生命，曾经感受过自己是人，并且还是充满生命崇高感的人。”
王绍光：“我认为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最重要的文本是1966年5月7日他的一段指示，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里，他谈到工人应该怎么样，学生应该怎么样，军人应该怎么样，他的理想是要打破职业的界限，打破等级的界线，让所有人参与所有方面的活动。比如学生除了学书本文化，也要学农、学工、学军。工人除了参加体力劳动以外，也要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都是基于这个理念。农民、解放军也是如此。毛泽东这套理念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但他这套理念不一定马上就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
一位美籍华人青年是这样判断文革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有我的判断法：文革是整走资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对了。”
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第149页）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犹如明暗交织在一起的一出壮观的历史剧”。
迈克尔：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运动——引者加）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汤因比（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
梅森（美国新经济学家）：“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人员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
文革的重要意义及怎样理解其意义
我们知道，就在1998年，欧、亚、美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曾纪念1968年的学生运动，唯独中国这个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保持了沉默。这是对于文革的拒绝，并延伸到对于中国革命整个过程的拒绝。不仅如此，反动派们还在以种种阴谋手段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夸大文革缺点，几十年一直不停息地妖魔化文化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群众运动。这表明腐败倒退的权贵们和伪自由派们自我标榜的“人权民主自由”的极端虚伪性。
如果从文革发动时算起，已经过了40余年。通过反反复复解读，我们有幸初步读懂了其中的部分奥秘和要义。
现在，该是“科学地历史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
这场文化革命，由于是人类文明史以来的初次探索，很多人对此认识不足，加上缺乏经验，因此，确曾出过一些乱子，冤枉和伤害过一些好人，所以，毛泽东主席在他生前就曾经具体指出文革存在的主要不足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他最不满意的是一面在桌面上斗争，一面又“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你”（指那些两面派）。
但是，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绝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全过程和总趋势的高度，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而不能站在个人得失的狭隘浅薄的视角去评价。而且，由于三十年来复辟倒退的腐败权贵们和殖民主义的走狗及伪自由派们对于文革的妖魔化，现在必须更多地从文革的正面价值加以肯定，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历史以公允。
文革这部圣典，我们联系社会现实反反复复研读了40余年，直到今天，才初步有些读懂：
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部特写的、不朽的和庄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长征宣言书和播种机！
1966年6月17日 至 6月26日 ，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的时候，就对当时的湖南省代省委书记王延春、湘潭地委、县委等的负责人说过：“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胡长明：“毛泽东心中的圣地”《党史博览》）。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十分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运动，就是一场长期的艰难跋涉和征战。
这部圣典，是一部最激烈紧张而又最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与历史教科书！
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以一种崭新的文明形式向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资产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腐朽势力吹响的最雄壮的冲锋号！
是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全部经典理论的最集中的高度概括和最生动实践！
是人类有史以来，一部用特殊方式书写的、属于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民族和人民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不朽的旷世圣典！
这部圣典，胜过人们制定的一千部改革与发展计划，胜过人们制定的一万部法律！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远比一打纲领都重要！
因此，在人类社会已经如此文明进步，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经历了100多年艰巨而辉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数亿人民群众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在全世界产生了无比深远影响、并扩展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拉美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地位，成为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和最雄伟壮美的里程碑！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唯一的一部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以文明形式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真正的无字天书！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特写的一部最为壮美华丽的劳动人民群体英雄史诗！
这部圣典，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天才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有他们不朽的艺术旷世代表作一样，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理论与政治艺术的不朽的旷世代表作。
这部圣典的创作过程，就是试图消解政党政治，建设大众政治的探索过程。比如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的全国性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
这部圣典的创作过程，就是试图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探索过程。比如，在公有制条件下广泛地开展斗私批修，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扫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残渣余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在腐蚀群众，征服人们的心，还在企图复辟。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挑战，必须毫不客气的予以回击，必须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变全体社会的新风貌”。（《毛泽东——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日）野村浩一，186页）
这部圣典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民集体谱写过程。
这部圣典的创作过程，就是“人民万岁”和“两个务必”的最高实践过程。（“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这部圣典中，久久回响着毛泽东他那一遍又一遍“人民万岁”和关于“两个务必”的响彻云霄的乡音！
对于这部圣典的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意义和未来的深远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加以颂扬和赞美都不会过分。
对于这部圣典，无论人们将来进行怎样深入地学习和发掘，都永远有取之不尽的丰富营养，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创作这样一部圣典，无弥天大勇，无超人智慧，无纯而又纯的赤子之心，无粉身碎骨的决心，无至高无上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魅力，是既想象不出这样的“构思和形式”，更不可能大写特写得出来的。若有一毫私心，就绝不会发动，也不敢发动；缺乏崇高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绝发动不起来，即便发动起来了，一种结果是很可能引火烧身，将发动者自身彻底焚毁；而另一种结果是不可能只以中央文革1967年的“7.23”和“7.24”两个布告一颁布，全国上规模的武斗现象就能嘎然而止，而很可能出现长期动荡不安、甚至分裂割据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见到的所谓改革了。
从文革这部特写的人民民主圣典中，可以看见毛泽东早年在井冈山初创时期，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一伟大创造的影子，如普遍的基层战斗队组织；有着红军长征艰难跋涉的风范，如红卫兵战斗队全国性大串联；有着党内延安整风运动的痕迹，如大力开展斗私批修；有着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内容，如反对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贪污浪费；有着60年代之初起就反反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深邃的政治智慧，如由自发的群众组织联合实行全面夺权。所以，这是他探索了一生的最伟大的思想政治艺术杰作。
因此，文革精神的生命力，将远远超过新中国的生命力100倍、1000倍！
因此，在充分深入地发动群众之前，他不得不抱定粉身碎骨的决心，在1966年的7月，独自一人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韶山滴水洞）孤独地反反复复地思考了十天！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重大决策，即便是可能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决策，比如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解放军指战员还在深山剿匪，祖国山河一片狼藉，人民穷苦不堪，就要决策是否出兵与入侵朝鲜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凯旋的常胜军——美军及其16国联合国军作战，也没有用过如此长时间的、闭门谢绝一切客人的独立思考。
从他1965年1月就确定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中的概念，迟迟不敢下决心，直到1966年5月才初步定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和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信中可见他的思想在当时还是很矛盾的。证明是他一生中所有重大决定中最难的一次。他在信中写道：“……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在二十世纪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准备跌得粉粹的。……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们翻开历史，人类有史以来，从来就没有过一次（将来也不会再有）动员如此广泛深入、规模如此巨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中国几亿人民几乎是全民参与，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死角，而全民参与的热情持续了达十年之久，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持续了约从1966年的8月至1969年4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段时期止的三年多之久！这些都创造了人类世界的历史记录。
现在，当我们经过了40余年的“阅读”之后，才从这个轰轰烈烈的、翻天覆地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中，清清楚楚地看出其间仅仅书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造反有理！
这四个大字有太多的内涵：它是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觉悟到自身权利和力量的体现；它叙述的和表达的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反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斗争；它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最好注释（那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它昭示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新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高于空洞的人权民主自由口号一千倍的扎扎实实的人民民主权力；它是用实际行动唱响的国际歌：全靠我们自己，一切归劳动者所有，要消灭一切寄生虫；它预示了不平等的压迫与剥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会反反复复地出现；它充分展示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直接就是对于精英主义的唯心史观的鞭笞；这四个大字昭示着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劳动人民必须长期坚持反压迫、反剥削、反掠夺的斗争主题。
我们怎样初步理解文革的伟大意义。
一，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启示。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对于亲手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他自己谦虚地有过三七开的评价，但在遗嘱中仍将文革定为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中的一件，而且强调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作为一位智慧的哲人，中国5000年灿烂文明的化身，一位近代以来人间真正的佛（毛泽东是真正的佛，张宏良语），一个为人民利益终身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跋涉过无数高山大川，亲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以及许多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事件，写过数千万字的文字和数百万字的理论著作，有过许许多多的发现、创造和伟大成就，却在遗嘱中强调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而又把文革作为两件事中的一件，与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件开天辟地的划时代大事并列，本身就表明了文革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他如此看重文革，并强调这件事还没有完，在于提醒我们：就像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仅仅只是开始一样，文革，也同样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仅仅是开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乃至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讨论群体最广泛、争论最深入的主义之争，路线与道路之争，原则之争，真理之争的不得不争；是为了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毕生精力乃至生命的先烈们血不白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告慰，能够安息；因此，文革是社会主义长征的宣言书；文革就是劳动人民反官僚主义压迫与特权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演习；文革就是宣示劳动人民造反有理；文革与新中国共存，与社会主义共存，与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共存；去文革，与去社会主义、去新中国、去阶级斗争、去人民民主专政具同样性质，整个国家就会在去文革的不知不觉中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会在麻醉中丧失已经拥有的一切，就会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最近，老田撰文说：“由于共产党干部群体中间的右翼激进主义，一贯指向复苏旧统治阶级的科层化管理模式，从而更多地肯定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毛泽东与此斗争了数十年，经验老到，最终于1959年形成一个预测性的认识——在中国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将缺乏制度依托，干部们及（急——引者改）于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其狭隘利益指向与蒋介石和慈禧太后完全一致，都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而且新统治阶级的产生将经由两个阶段：先是实现垄断政治权力排斥群众参与，第二步是垄断经济权力。文革的小学课本中间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三十多年来，事实是怎样的呢？
一切都已真相大白。迟了四十多年我们才能有所理解：
文革，是毛泽东一生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升华，是他一生所实现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是他人生辉煌的顶点，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对于全人类表示出最深切人文关怀的、最伟大的创举和最杰出贡献！是人类难以翻越的一座高峰！
正如张宏良所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文革符号就是不断前进中的、更加完美、更加崇高、更加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另一种表述。
二，30年来反面教员以实际行动“耐心教育”的结果。
在去文革三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从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和殖民主义者对于文革的污蔑谩骂恶毒攻击、彻底否认和长期不遗余力凶恶疯狂地围剿中；从封建主义残余的死灰复燃中；从当代资产阶级与殖民主义及其走狗和黑社会的横行霸道、邪恶与残忍中；从企图恢复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藏独分子、旧奴隶主达赖与腐化堕落的特权阶级也奢谈人权民主自由的卑鄙无耻中；从黄赌毒的再次卷土重来中；从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贪污腐败和挥霍浪费中；从中华民族5000年来遭到最惨重的、必将贻害子孙百代的资源破坏性掠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污染大国、资源匮乏大国、食品药品不安全大国、贫富悬殊大国”（齐淮均）新“四大”中；从令人惊心动魄的文化堕落，道德沦丧，代表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家园的严重毁坏中；从殖民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泛滥与猖獗中；从那些文革中曾经受到过群众批判斗争的封建余孽、某些高官和几个“权威”人物的后裔一面在今天不劳而获享受着高官与拼命聚敛财富，一面腐化堕落，为所欲为，一面仍耿耿于怀，污蔑文革是个人恩怨的“人整人”的权力斗争的浅薄无耻的言论中；从劳动者的后代成为三聚氰胺类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结石宝宝和大头娃娃中；从一切反人民的封建余孽、殖民主义及其走狗、落后颓废的的流氓文痞和贪腐变质的特权阶级长期不遗余力凶恶疯狂地围剿文革中；从极少数人的“不种芝麻他吃油，不种桑树他穿绸，穷人血汗他喝尽”（壮族山歌）的不劳而获的一夜暴富中；从举报腐败命丧上访路、有“鬼”不捉的黑暗中；从劳动人民在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等种种权力，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又重新陷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陷于贫穷困苦的非人地位，全社会充满了劳动人民的血和泪的活生生的、铁一般的现实中，使我们受到了远比书本理论深刻1000倍的教育，而深刻认识了文革这部特写的宣言书和教科书的伟大意义和深厚而丰富的内涵。
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否认，一切伟大的新生事物初次降生到人类世界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对于人类世界早已存在着的旧势力，又总是弱小的。毛泽东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一样，尽管还有着孩子般的顽皮和稚气，比如“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无论文革对于极少数坏人（也包括有些好人）给以了怎样的伤害，对于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以了怎样的损毁，它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一部特写的和不朽的社会主义长征宣言书和最伟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经典教科书！
三，反思文革重大内容的理解。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了他的名字，并说道“要武嘛”，她从此就改名为宋要武。这件事激励了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个个热血沸腾，都要争当红卫兵上北京见毛主席，就象当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一切爱国、爱和平的革命青年向导延安见毛主席一样急切。多少年后，他们回忆起来，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因此，毛主席不得不分8次连续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1100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毛主席那张针对L、D派工作组把部分学生 和 老师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极端错误做法，而写的205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在红卫兵小将们的欢呼声和一遍又一遍的毛主席万岁声中，开始了这部人类最伟大的人民圣典的集体创作！一个古老而又获得了新生的民族全都沸腾了起来，包括光着赤脚扛着扁担也走上了街头造反的广大农民！
从这时起，红卫兵就开始冲出校园，实行全国大串连，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走资派”。
那是一个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甚至包括中华民族几乎是全体年逾古稀的老人！
“汉大赋”网友在一次讨论中说，文革，“应该说勾勒出人类的未来，那正是人类成圣成佛的必经之路。”
1， 这场革命的灵魂：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灵魂（而绝不是象那些浅薄之徒所说是什么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这场文化革命的灵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革命是所有劳动者（包括学生们）反抗官僚主义、反抗特权、反对权威、反抗一切压迫与剥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是每一个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劳动者都应有的第一权力！即便父母打骂孩子，也同样可以反抗，毛泽东在他孩提时代，对于他父亲的压迫，就是这样反抗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造反有理，就是告诉我们要不停地改造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造反有理，是令人类社会中一切妖魔鬼怪都害怕的东西。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动员”中写道：我感觉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心情矛盾……自从196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了普遍批判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革命潮流之后，完全听命于传统党政机构威严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安舟子所道出的是历史的真实。
2， 文革的核心：斗私批修与灭资兴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革就是触及人的灵魂的一场改造和救赎运动，是对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长远而又最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为了造就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是为了创造一种人人平等的新文化和新社会；就是要“灭等级、灭特权、灭压迫、灭阶级、灭自私、灭邪恶……”（宇太）
“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张宏良）。
“毛泽东的革命内含着不可阻遏的精神力量，要冲破一切网罗的束缚，而达到极大的解放，这种解放没有边界，缺乏大气度大境界的人无法承受。所以，在毛泽东式革命的面前，心胸开阔、精神崇高的人会体验到极大的幸福，而人欲深重、鸡肠鼠肚的人会感到极大的压抑。”（ 潘 老师）
毛泽东的灵魂救赎式的革命，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通过思想改造和批判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人们逐步地与私有制观念决裂。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最鲜明，体现最集中的基本主旨。尽管有些人借机搞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少有重大原则性错误的人，甚至有些曾经对人民有罪的人，如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犯也依然被保护了起来。否则，就不会还能够活着在近三十年来，丧尽天良地铆足了劲，头发都熬白了，还在那里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造谣诬蔑谩骂毛泽东和文革；就不可能三十年来毫无休止地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诉文革的“苦”；就不可能有进入80年代对于文革派的大清算；就不可能在近三十年来一面大搞贪污受贿，盗窃国家巨额资产，腐化堕落，残酷掠夺劳动人民，拼命聚敛巨额财富，一面却在那里奢谈人权民主自由，颠倒黑白地攻击文革是个人权力之争和“人整人”。
文革中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与斗私是紧密结合的整体，反修防修就是反对和防止一部分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部分小资们退回到封建主义特权和资本主义法权的道路上去，就是防止他们这些人走上对内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对外投降卖国的法西斯道路上去，并且改变全社会人民的精神风貌。
3， 文革的要诀。
文革的要诀是自由的社团组织（成立社团组织无需任何机构批准和登记）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本策略是以党中央的特别领导小组——文革领导小组和基层民众的合力对抗处于二者间的官僚与“精英”集团。
任何人都可以以个人的名义与其他个人自由地组织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就可以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向反动“学术权威”宣战，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这些自由的社团组织，如果不是革命派，也会很快被其他群众团体所识破，如果他要进行反革命活动，便立即会遭到所有进步的社团组织的围攻而灭亡。因此，文革是一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彻底最深入的人民民主专政运动。
实际上，在文革中，实行的不是“四大”，而是“五大”：前面提到的四大之外，还有“大串联”。大串联在1967 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当时交通通信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充分发动群众，开阔红卫兵小将的眼界，促进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极其重大作用。但在1974年宪法中只确立了前四大。现在看来，不将“大串联”写进宪法，也是富有远见的。因为科技进步，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就远比当时的大串联要快捷，省时省力省财省物。
文革中，无论激进派或温和派，都是由学生、工人、教师和部分农民组成的红卫兵战斗队。总体分为保守派（保皇派、也可叫保资派）和革命派。红卫兵战斗或独立，或联合以一省构成大红卫兵团的基本单位。其成员可随意加入或退出某一红卫兵组织，他们规模小，政治观点鲜明，有纪律但不严格，具有易变性；政治、或集会、或开批判大会或写大字报使这些组织活动的基本内容与方式。也可以说是所有战斗队的全部工作。
大串联期间，他们跑遍全国，既有争论，也有武斗发生，他们从武装部门夺得武器或自己能够制造简单武器武装自己。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如何开展人民民主，防止压迫与剥削现象重演的、最文明、最彻底、最理想、最伟大的形式创造。因此，他被写进了《文革宪法》。这一意义，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样，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和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它是人类文明伟大进步的一座高耸的崭新的里程碑。
文革之初由刘、邓主政期间，指示各地派驻大专院校的工作组把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收押入监，所以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慨，1966年7月，毛泽东一回到北京，严厉地批评了刘、邓，28日就下令撤销工作组，解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师生；并严正指出，派遣工作组打击造反师生，“是方向性错误”，“……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185页）.这一年的8月5 日，才会有毛泽东主席那张石破天惊、流芳万古、永载史册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文化革命中，“四大”的作用才真正发挥到了极致。早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对于群众创造的这种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还说“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针对有人怕“四大”，毛泽东说，“四大”，“归根结蒂，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对于文革民主化形式所达到的高度，张宏良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一文中这样评价：“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
韩德强指出：“文革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来讨论政治，每一个老百姓来关心政治。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社会政治透明度最高的时候，还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乱，但是特别透明，把所有将军、元帅、领袖的隐私，和他们谁对谁说的话，通通都通过大字报、小字报都给张贴出来了”。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第1523页这样写道：“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这是毛泽东为制止全国武斗现象，与北京学生造反派头目谈话中的几句，一位身经百战的常胜统帅、已经70多岁高龄、当时具有全国最高权威的领袖能如此坐下来平等地开导几位学生代表，这样的执政者真正是前无古人！
4， 文革的最高形式。
以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向执政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各级政府的走资派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是文革的最高形式。向党的全国各级委员会和政府走资派的夺权运动的起点，是以上海1967年群众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月风暴”为象征的。这一全国性的造反派夺权运动彻底地摧垮了全国的共产党原有各级组织，同时在中央文革的指导下，陆续地重新建立了有红卫兵代表参加的、革命干部、工农兵和先进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这一运动对于全国原有的的党组织机构及其官僚主义具有彻底的颠覆性，尽管这一夺权运动的实施，有着一些不足，如有坏人和一些毫无政治和领导经验的青年学生参与了其中。但同样是一个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群众性运动：即如何以完全人民民主的形式全面夺权和建设新政权。对于这一创举，无论从何种角度认识，它都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具有划时代的、创造性和示范性意义的。
史料记载，1967年 6月初，正在准备氢弹试验的关键时刻，七机部一个名为“九一六”的“造反派”组织占据了国防部大楼。尽管这一事件在周总理请示过毛泽东后，以同群众组织和平谈判的形式，恢复了国防部和国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包括当时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氢弹实验。这件事证明了三个事实：第一，群众组织当时是具有很高地位并有极大能量的。第二，群众组织并不是像那些反动派所污蔑的那样，完全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只是一味地实行打砸抢的暴力组织，而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文明形式解决问题的。第三，文革是以文斗（批判斗争为主，思想上触及灵魂的改造为主）为主的。从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具有极大权威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到当时各地被中央认可的各级有关主要领导，都广泛地与群众组织代表进行过无数次平等地直接对话。这毫无疑问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伟大创举。因此还表明，如果今天的的许多问题，各级领导人能够通过多次与群众平等交流的形式进行讨论协商，也是能够使全社会变得稳定和谐，积极向上的。
5， 文革的主体。
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广大进步师生。
在无数由广大群众支持的红卫兵组织和工人农民自发组织的社团组织面前，以前的党政干部的权威或学术权威都被彻底打破，造反派们把他们押上被批斗的舞台，让他们面对着愤怒的学生、工人、农民或者普通知识分子，揭发他们的错误，让他们公开进行检讨。在这场运动中，工人、农民和学生获得了监督领导干部和各种学霸最具权威的权力。同时广大群众自己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也使得自身的思想受到了革命性的洗礼和各种能力的全面锻炼。毛泽东自己曾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又说：这是一次认真地演习。是一次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人真演习。
6， 文革的基本形式。
文斗，反对武斗，是文革的基本形式。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大字报、分批连续接见全国的红卫兵、成立专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动员和领导这场文化革命运动。
他认为工作组同样有官僚主义性质和官僚主义行为。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初，L、D派出工作组，打击了革命师生和群众。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下令撤出了工作组，创造性地利用了他个人的超凡魅力——人民的信赖，发表他《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对于来自全国的1100万红卫兵的分批接见形式，充分动员起全国人民积极参加这场文化革命斗争。
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尖锐批评了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动员：蒯（蒯大富，文革初期阶段的著名学生代表——引者注）向我解释道：
“我不喜欢工作组的方式。报上说这应当是一场学生的运动，但工作组想控制学校的方方面面。毛没有让这样做，刘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刘认为大学里出现混乱，派工作组试图控制这种局面。实际上工作组是在用反右运动的方式来压制学生。
“6月24日工作组在校园召开对蒯的批判大会，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学生应邀主持会议，一位是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涛，另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顽固的蒯诋毁工作组，赢得将近一半听众的喝彩。
“工作组被召回后，清华的学生组成战斗队，联合为两股势力。一方是官方的红卫兵，由高干子弟领导，替代撤离校园的工作组；另一方联合自由的学生反对工作组。”
7， 文革的主要对象。
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革除不利于新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生长和不利于发扬独立自主精神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洋奴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进行的过程既具有创造性，又取得了伟大成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为什么要对于曾经的革命者进行再革命？
“从他（毛泽东——引者注）56岁那年开始，在还没有代表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开始，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晚年更是直截了当地动员国人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以清除阴暗面建立新社会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于党内在此之前就已经积淀下的几个大派别的分子们，时[左]时右的恶性干扰，这场革命的确远未达到[毛主席、周恩来]体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标。所以，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内，在得到了适宜的气候的时候，干部队伍的腐败堕落终于明目张胆地发展和蔓延起来，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重创。人民心灵上的痛楚，已经难以言表。”（王均甫：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1965年文革前夕，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小五界”里的领导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当时的判断，在经过了40多年之后回头再看则是近于完全正确的。
M·卢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种类型称之为“高层与底层联合对抗权力结构的中间层”。在毛和追随他的造反派看来，运动的政治日程并不是简单撤换党的少数领导干部，而是破坏官僚权力的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毁灭旧知识分子的特殊权力，而在文革中的目标是摧毁党的官僚主义权力。
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领域的改造一直比较滞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化领域的现象一直存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充满了封建士大夫和封建文人的恶劣习气。占领文化阵地的极右分子依然存在。他们的阶级意识十分明确，压迫与剥削阶级的阶级行为也很露骨。在北京出现了一个‘三家村’。其主要领军人物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以《燕山夜话》、《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等为阵地，写了大量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危害，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左派势力反击。
中国要前进，绕不开“文革”一文描述了老舍之死的真相：“老舍，是新中国最有成就的之一……，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以积极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据批斗老舍的北京女八中部分学生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18’前后，已被贵族红卫兵（即“联动”）控制。”——可是现在别有用心之徒，把走资当权派的子弟逼死人的罪行，也统统算在了毛泽东主席头上！
黄纪苏在提到发动文革原因时说道：“看历史，[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规律。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造反。今天的吏治跟毛时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
黄纪苏把毛泽东发动这样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归结为一种无奈之举，是有道理的。但还需要补充：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并不完全是无奈之举，即不是完全被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是他一生追求改造黑暗世界追求“大本大源”，追求劳动人民彻底解放和自我解放运动与民族独立富强的自觉探索与伟大实践。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一些个人的体会：
王震在临终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看远50年啊！”。其实，毛泽东何止比我们只看远五十年呢？可能会至少超出常人们的见识几千年吧。
“……我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来，我研究佛教，发现佛陀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的相似啊！人要解脱、觉悟，就一定要消灭[私心]，甚至连[我]也要[消灭]。我在禅堂参禅时，老师常常香板警策。有时并未犯错，也要被打，每天都有一次[普打]，就是每人都要受老和尚打一香板。这就是[警策]，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魔鬼——[私欲]，他虽然暂时隐蔽起来，一有机会，他就会吞食我们的真如本性。毛泽东真是用他的悲心在度化众生，从人的心灵深处，将[私性]的恶魔消灭。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解放。”（云门禅人）
日本著名学者野村浩一说：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是“一出壮观的历史剧，……在这里，有红卫兵出场，有武斗，有夺权，有刘少奇被打倒，还有林彪的鼎盛和衰落，邓小平的东山再起……”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183页）
我国明代海瑞骂当朝皇帝，被作为历史奇闻流传了几百年。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对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和开展严肃的斗争，什么曾经不可一世的“学霸”、“权威”，个个都一扫往日的威风和霸气，乖乖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种现象远不是海瑞骂皇帝所能望及的，是空前绝后的。看看今天那些“学霸”、“权威”们的嚣张气焰，就知道文化革命的正确性、必要性与伟大意义了。
8， 文革的根本目的。
文革就是通过革命的群众运动，消灭“少数人暴政”，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永远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文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一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通过文革形式的不断运用，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或形式，最终消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彻底实现人类平等、社会和谐的共产主义理想。
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关于这场运动的目的这样写道：“当前我们的目的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而打碎它们，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学、艺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有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东方书店，100页）
宇太这样描述文革的目的：“灭等级、灭特权、灭压迫、灭阶级、灭自私、灭邪恶，以便为顺利通向共产主义扫平一切障碍，以便尽快【合道】，尽快使人类走向正史。”
文革通过深入的群众性批判斗争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压迫和特权，反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平等的旧观念、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及一切不合理规章制度，反对洋奴思想和投降主义，以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至最终连文革形式本身也寿终正寝，到阶级的彻底消灭，扫除分明的等级制度，干部特权、奴隶主义和庞大的官僚主义管理机构，实现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保证劳动者永久地得到平等和“最大的权利”。
这种对于人类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抗斗争，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懈地进行的，也是他一生的全部生活。文化革命斗争，只是这位智慧勇敢的老人反抗斗争生活的最富于哲学色彩、最富于浪漫气质、最富于创造性和最富于传奇性的顶峰。
9， 文革的理论与社会基础。
文革的理论基础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众政治理论；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说由两部分组成，即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组成。人民，是毛泽东内心的根，是他的“上帝”，是他开展一切运动和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人生而平等、人民创造历史是文革的重要理论基础。由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所谓的精英是不存在的。不管你是权贵还是皇帝，不管你是师长还是校长，不管你是权威还是专家，不管你过去是有功劳还是没有功劳，不管你是省长部长还是书记，只要你现在做官当老爷，不替人民办事，危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人民就可以批评你，就可以开你的斗争会，让你停职反省，罢免你，甚至打倒你，送你去“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有罪就关进监狱。认真理不认权力，认事实不认地位。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曾以个人的名义给全体党员写信（发到农村支部）明确提出，“对于违害人民利益的领导不能服从要坚决抵制”。这就是讲平等；后来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样是教人们不要有压迫和剥削的思想与行为，同样是在贯彻平等思想。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没有等级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全民族的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孩子，是父亲还是儿子，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元帅还是战士，是干部还是群众，为了一个问题，可以在任何场合进行激烈的争论。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权势或权威压服他人。相反，所谓的权威常常被批得灰溜溜的。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人民政权改变颜色，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压迫人民的问题，解放初期判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起，这种担心就开始了。到了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作秘密报告反斯大林，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又出现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他的这种担心就更加沉重起来。1956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讲：“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有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8页）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一部分革命成功后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同路人的存在。
渡痴禅师 网友说道：“看着原来的战友，一步一步的走向传统，一步一步的走回历史，看着千百年来的执政格局又要重新形成，他无奈。看着他一手建立的“人民”政权走向精英政治，他感受到了孤独。原来和他一起努力的战友们，在传统的力量下，满怀居高临下的怜悯，准备去为“他们的”人民谋“利”益。这时候，他知道，“人民万岁”并没有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什么。……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具体的，而是千百年来人们的文化习惯，是千百年来的统治构架。而这文化传统习惯却是体现在他原来那些同生共死的战友身上，而这些手里掌握着权力的战友们，随时都可能替代他们以前共同的敌人，重新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所以他孤独寂寞又无可奈何。好在还有支持他的人民，于是，他让劳动人民去体现他们的力量，用实际行动去给他的战友们上课。”说得多好啊，文革，就是毛泽东让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为他的战友们上课！
我们知道， 孙中山 先生率领国民党在取得了国民革命基本成功后，为什么后来又对于他的老盟友们大发脾气，坚持要搞第二次革命？难道他也是为了一己之私，个人权力而要玩“人整人”这一套所谓的权术？那又怎么解释他曾把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这一历史性举动？他最终还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果断地进行了二次革命，并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革命胜利后的果实，又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所篡夺，但这个历史过程和现象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胜利的革命者在夺取了政权之后，除非是真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导师和领袖人物，总是不免发生部分或大部分的蜕化变质。
那么，追随毛泽东革命的人，曾经是革命的，甚至是坚定的革命分子，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在夺得政权，一个个作了高官之后，他们就都能抵御更大权力的诱惑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吗？何况还有一些人只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同路人，还有在这场革命即将成功时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有因形势发展需要大量新提拔上来的，既未经过革命洗礼，又没有经过革命教育的一部分人呢？而所有的这些人们，又都生活在一个历经2000多年封建历史，血管里又都流淌着含有封建毒素的血液，和处于世界殖民主义包围的环境里，又如何保证这些掌握着各种权力的人们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不会变质？何况他们自身也都是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一员。
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存在。
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是一个以及数亿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而每日每时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余孽、社会渣滓、潜伏的反动派和殖民主义者坚定不移、一直不断的对于我国人民政权的颠覆活动的社会环境。
关于这几大社会基础，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他们在去文革之后，又都成了“还乡团”，一个个都耀武扬威地重新登场了。
10， 文革的实质。
文革的实质就是反对一切压迫与剥削，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文革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经典形式；是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大事管理的划时代创造和最高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崇高道德的最普遍和最伟大的实践；是人民自我锻炼、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运动的理想形式；是当时条件下真正人民政权的最高体现；是国家管理人员廉洁奉公的最高效监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是爱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完美结合和体现；是社会主义时期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进步的美好形式；是先进人物改造落后人物、新思想战胜旧思想、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新事物更替旧事物的交换器；是劳动人民永远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法宝；是全人类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一种理想的运动形式。
因此，文革派的主流，就是毛泽东派，继续革命派，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步文化派，真正的左派和人民大众派，社会先进的生产力派，被压迫和被剥削者。
11， 人民民主的最经典形式与划时代文学艺术改革成果。
文革中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的最经典形式，是工农兵管理学校和工农兵管理国家机关。
教育领域，数千年来是一个从来就不可能让工农，更不可能让军人去管理的“圣域”，甚至连想象都不敢。但是，文化革命期间，这一点完完全全做到了。知识分子既然应当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事实证明确实应如此），那么，工农兵管理学校也就理所当然。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也都有工农兵参与管理，模范工人和农民直接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与了国家管理，但却继续领取工人水平的工资。比如陈永贵、吴桂贤等。在学校，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学校领导 和 老师则成为了学生的“仆人”。我们特别认为，“工农兵管理学校”，是文化革命在人类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这一伟大创举还包括“开门办学”和彻底废除考试。
“尽管师生间生硬的权力逆转制造了紧张气氛，可一些学生和教师却说他们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亲密的关系。方学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华上学，现在任教于此，她把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较。" 那时 老师的地位不如现在高--说起来，那时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在旧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他们不像现在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不过师生关系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读于清华，毕业后留校教书，他对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的师生关系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不过彼此等级分明--学生 和 老师是低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也充满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老师感情很深，也很亲。老师花费心血教导他们，他
们真的是心存感激。”（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译 转自：华夏文摘，）
文革改革文学艺术的划时代成果是“革命样板戏”，把统治了中国戏剧舞台几百年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赶下了影视戏剧舞台，让广大劳动人民——工农兵占领了影视戏剧舞台。这一伟大成果，将远远超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文学艺术成果以崭新意义而永载人类文明史册。
12， 文革的威力。
文革是正义对于一切邪恶、是革命派对反动派、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对一切反动的统治者保持的一种张力，是悬在走资派、特权派、官老爷派、豪强恶霸和一切邪魔鬼怪头上的利剑。
文革，是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深入、最具创造性、最民主自由的重要形式，因此，文革永远是属于最广大劳动人民随时能利用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锐利武器。
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文化革命与近三十年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人民、新中国、文革、人民民主专政这几个伟大符号（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完美的整体，几者缺一不可，一存俱存，一亡俱亡。如去毛泽东或去人民，中国共产党最终必亡。
13， 去文革的巨大危害。
去文革就是去毛泽东，去人民民主专政，最终就是去中国共产党，去新中国，去人民；同样，去毛泽东，也必然去文革，……最终结果也是去新中国，去人民。新中国60年来的全部历史种种铁和血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去文革的要害就是去正义、去平等，去共产党，去新中国，就是法西斯和分裂势力上台。就是通过去文革强制取消人民对于压迫与剥削的反抗斗争权力，为了扩大和维护等级，保护极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的罪恶的等级特权制度。一句话，就是使劳动人民对于压迫与剥削造反无理！用反人民反人类“精英”的话说就是“多数人暴政！”。但文革恰恰与此相反，是多数人自由、多数人权利、多数人民主——人民民主，大众民主。
去文革的秘诀就是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去自由组织的社会团体，去劳动人民群众代表人物，把他们送上特别法庭，最终彻底将劳动人民群众排斥在一切权力之外，而后便以国家的名义，用暴力机器压迫人民。这一点，反文革的反动派们比文革派更加心领神会，所以，当他们一旦掌握权力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的权利。
14， 文革是政治风向标。
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是判定一个人是服务于人民还是反人民反人类立场的试金石，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分水岭，是社会前进或倒退的风向标，是测试一个人的公心与私心升降程度的温度计，是测试一个人有无良知的PH试剂，就像如何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一样。
文革，是衡量人类社会正义度与平等度的一把标尺。
因此，
去文革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在资改派的误导和掌控下走了邪路的直接起点；是三十年来改什么，劳动人民就失去什么，改什么，极少数人就超速超额地获得什么的直接开端；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当代中国私有化泛滥的前奏，是官僚、资本、殖民者联合抢劫和掠夺劳动人民的开始；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贪污腐败、腐化堕落、挥霍浪费、投降卖国的直接源头；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压迫、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下岗、贫穷、苦难、黄赌毒、血汗工厂、黑窑奴、童工、教师猥亵幼女、恶棍拐卖妇女儿童、一个接一个的、没有止境的、惨不忍睹的矿难、走私、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瘦肉精、苏丹红、吊白粉、三聚氰胺、结石婴儿、二奶、不劳而获、挥金如土、崇洋媚外、封建迷信死灰复燃、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等等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先声。
正如张宏良最近著文所说：“文革被镇压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单方面的胜利，既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同样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单方面的胜利，而是所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分子的胜利，是所有权贵富豪的胜利，是所有贪官污吏的胜利，是所有恶霸豪强的胜利，是所有黑道流氓的胜利，是所有魔鬼的胜利，是所有黑暗的胜利，是所有大屠杀刽子手的胜利，是所有买办汉奸卖国贼的胜利。正是由于它是所有邪恶势力的共同胜利，所以才导致了所有腐朽文化的集中泛滥，把中国变成了封建腐朽文化和西方兽性文化的万兽园。
“在这个万兽园里，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有过的、现在具有的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邪恶事物，无一遗漏地全部冒了出来，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上空就回荡着一个口号：翻案！第一是翻案！第二是翻案！第三还是翻案！为剥削翻案，为压迫翻案，为屠杀翻案，为侵略翻案，为卖国翻案，为汉奸翻案，为抢劫翻案，为嫖娼翻案，为贪官污吏翻案，为流氓恶霸翻案。你不是说“翻案不得人心”吗？他妈的老子就专门翻案！不但老子这些人要翻案，还要把知识分子这帮贱货也弄得一天到晚就知道翻案！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几乎变成了“翻案大队”，人人眼里闪着绿光，个个兴奋得浑身发抖，如蝇似蛆般在历史垃圾堆里翻滚嗡鸣，将所有历史恶臭全部翻了出来，把中国变成了奇臭无比的历史化粪池和文化泔水桶，无论你躲到华夏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摆脱不掉那污天熏地的腥臊恶臭。八十年代铺天盖地再次掀起的翻案风，彻底毁掉了中国。把人类数千年文明建立起来的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标准，完全颠倒过来了；把英雄和汉奸、战士和懦夫、爱国和买办、人性和兽性之间的不同本质，也完全颠倒过来了；造成了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彻底崩溃。中国人的精神天空，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丧失了道德的阳光。”
15，定律与经验
文革的灵魂不存，在中国，一切邪秽与罪恶就泛滥，新中国就会跟着垮塌；反之，只要文革的精神还在民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人民的富裕与幸福，民族的崛起与强大就有希望。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越彻底，贪污腐败就越骇人听闻，劳动人民就越是陷于灭顶之灾。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就必然失去创造力与先进生产力。文革期间广大人民群众有许许多多的创造性，以工代干、以农代干、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工农兵知识分子相结合、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不要钱还发生活费，抓革命、促生产，人造卫星上天，“运十”大飞机，导弹驱逐舰，核潜艇，领先世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葛洲坝水电枢纽工程……等等。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结果就去掉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彻底失掉了先进生产力，而“发展”也就不得不靠吃老本、大量借债和大卖特卖一切来维持和掩盖，上世纪60年代在高科技方面就落后于我国40余年的印度而今也赶上了我们。
三十年来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新形势下文革派同走资派与封建余孽、同卖国贼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是劳动人民同一切压迫与剥削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投降派斗争的继续。实践证明，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投降派，汉奸卖国派及殖民主义者的走狗。
从今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任何一个领导者正确对待和借鉴文革经验了，劳动人民就有了新的希望；相反，如果有人开始公开否定甚至编造谣言极力诽谤文革，就证明反动派们将要得势，劳动人民就要开始遭殃了；去文革越彻底，污蔑诽谤越恶毒，就证明劳动人民的灾难越深重，中华民族就越危险。
这将成为一个定律：只要一旦出现去毛泽东或者去文革现象，都是同一意义：对内，反人民的还乡团回来了，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开始遭殃；对外，殖民主义者这条狼一定能自由出入中国这个大家园了，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走狗是没有脊梁的，而且此时的人民已一盘散沙，预示着国家从此变得软弱无力，就要遭抢劫，被掠夺，甚至被瓜分了；在精神和文化道德上就开始了堕落与沦丧。而且，这也将成为一条世界定律。
历史的经验证明：文革是把利刃，是治贪、治腐、治恶、治邪、治一切人间恶魔的最具神力的法宝。一切邪魔鬼怪听到这个名字就发抖，就恨之入骨，就惊恐万状。一遇到他就现出其凶恶丑陋卑劣猥琐的原形。所以，一切邪魔想要伪装自己正确，为非作歹，坑害人民，就必然会想尽千方百计造谣诬蔑，恶毒诽谤文革，歇斯底里地诅咒文革，完全彻底地去除文革，消除文革对于人们的一切影响和痕迹。
但是，人民能答应吗？历史会同意吗？人类智慧与正义能坐视不管吗？
历史的经验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一个政党和国家，能够允许人民群众大造其反的时代，一定是社会平等程度最高的时代；一定是人类发展史上国家公务人员最廉洁奉公的时代；一定是教育与科技及其社会生产力以最低成本发展最快捷的时代；也必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的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和他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全国人民能够举国造反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国家。
16，文革精神
文革精神就是完全彻底的平等、透明，和劳动人民对于一切压迫与剥削的反抗以及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没有等级、没有特权、没有不可公开的私人财产和隐私，无论你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揭发，即便是皇帝——中央的“皇帝”还是地方的土“皇帝”，都可以被拉下马。这种精神是平等正义对于一切邪恶保持的张力。
结 论：
1，文革是政治分水岭。赞同和拥护文革这种大众政治取向的，是革命派，劳动人民派和社会进步派；反之，反对和诬蔑诽谤文革这种大众政治取向的，其一部分是顽固的彻底的反革命、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是残酷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一部分是心地自私狭隘、见识浅薄的左右摇摆之徒。
2，对于这样一部特写的旷世人民圣典和群体英雄史诗，具有不可复制性，更难以超越。没有强大道德魅力、天才智慧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民领袖与数亿有觉悟的劳动人民的结合，要造就这样彻底的群众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
3，保持文革精神，社会就走向光明，人类就走向平等；反之，就走向黑暗，走向衰落。
4，“四大”虽然被某些害怕劳动人民的人从宪法中取消了，文革虽然具有不可复制性，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实现，互联网络舆论正在兴起，而且，将不可阻挡地替代甚至在效率方面超越以往的“四大”形式。这是世界科技进步赋予人民的新式武器和新权力，这个武器和权力与造反有理（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等）相结合的形式，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推动中国与世界进步的主要形式。这种舆论形式是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都极其恐惧的形式。
5，文革的精华与营养，将使人类受益无穷。正如美国人从我国文化革命中吸取其有益的大众民主性精华于他们的政治建筑中所做的那样，我们自身及其世世代代的人类子孙将一定会从中吸取无尽的思想精华与政治营养，并使之不断升华；大众政治的民主形式或迟或早必将首先在中国、而且也必将在全人类逐渐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因此，文革这部旷世人民民主圣典和宣言的宿命必将是、也只能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
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2009年2月28日 ——6月26日 多次修改
骆玉涛
附部分关于文革文章和言论的摘录：
“魔对佛说：你在，我没有办法；等你不在了，你的护法不在了，我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灭。佛听后潸然泪下。只是毛泽东没有潸然泪下，而是以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伟大胆略，以空前绝后、独步千古的大无畏精神，以人民之神、民族之神的超凡能力，为保证身后“佛法不灭”而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护法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张宏良)
“这些历史资料，读时总是热泪盈眶！再精练，必为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千年以后的后代子孙，讲述它的热情，决不亚于当今基督教神父、牧师们宣讲《圣经》的热情。事实上，毛泽东一生的事迹，就是中华民族的《圣经》故事。这一点，现在的官方还没有认可，但是请相信：最迟不过几十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会以最隆重的圣典仪式，向天下苍生颁布这一点！”（周绍强[？]网友在一篇关于文革文章后的跟帖，我摘录后不久，他的帖子被删除了，这个名字不知是否正确）
“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按照先进代表的人民日报和主流媒体的宣传，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人民走向“崩溃”，后三十年先进代表改变中国进入“辉煌”。
“事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公私合营、个体经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主次分明，相辅相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山清水秀，碧海蓝天，资源丰富，安居乐业，天下大同，洗澡堂、大食堂、工人俱乐部，主人公、铁饭碗、大锅饭，大跃进，三面红旗招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时代人民民主专政，警察叔叔上班不拿警棍，不拿枪，不带手铐，不带狗，舍己救人、助人为乐，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大庆人、大寨人英雄辈出，无私奉献，上下同心，军民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天下为公，谁不夸咱家乡好。
“毛泽东的时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界反击，珍宝岛、南海自卫战，振国威、振军威，两弹一星，反帝、反修，高举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支持亚非拉美国家独立、自由、解放斗争，援助第三世界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红色革命根据地，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何来“崩溃”。
而去文革后的当代（引者加）“化公为私，包产到户，土地流转，生产资料重新掌握在资本手里，资源枯竭，主权丧尽，内债多多，外债累累，卖光分光抢光，山秃水臭，污海黑天，洗欲中心、燕窝鲍翅、夜总汇，贫富悬殊，黑坑假货立牌坊，下岗失业，雇佣奴隶，碎烂铁饭碗，端起要饭碗，背井离乡，流尽血汗养活资本家，廉价劳动力居世界资本工厂之首。
“乞丐、小偷、妓女、强盗风起云涌，罢工、讨薪、上访、闹事波澜壮阔，又是公安又是武警，长枪、短枪、冲锋枪、盾牌、骑警、大狼狗、防盗网、防盗门、电子眼、防抢防骗，防不胜防，灭黄灭毒，越灭越猖狂，胡长海、李真、陈良宇、郑少东、皮黔生、朱志刚、许宗蘅、谢韬、李锐、牛鬼蛇神群魔乱舞，贪污腐败层出不穷，先进先富先入党，天下为私，反认它乡是故乡。
“洋教授的补课生搁置主权、卖国求安、苟且偷生，与鬼子“共荣”珍宝岛、钓鱼岛、南海群岛、大陆架，与八国联军“同舟共济”救危机、与帝修反坏“携手共进”渡难关，跪倒在美人的脚下当奴才，消灭东南亚人民革命，制裁朝鲜人民，维护霸权、把持核垄断，输出资本剥削世界人民，受到和杀人犯相同的鞋礼，荣获孔大人的先进学位，得到“老师”的买办文凭，后三十年资本主义如此“辉煌”。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走向“崩溃”，高举“伟大理论、重要思想”中国进入“辉煌”。两个三十年，两条道路，两种社会，两个阶级，翻天覆地，从社会主义的“崩溃”走向资本主义的“辉煌”。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不能“发展中国”？因为社会主义没有“伟大理论、重要思想”。为什么只有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可以“救中国”？因为特色社会主义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要“救中国”只要“发展中国”，把“崩溃”的社会主义发展到“辉煌”的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展成赫鲁晓夫全民党，资本家党，法西斯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黑猫白猫”联合专政，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发展成和平民主新阶段，把罪恶发展成光彩，把倒退发展成创新，把毒草发展成香花，把叛徒汉奸发展成先进代表，把红色中国发展成特色中国。（和尚 2009-6-21）
“从我爷爷的遭遇，我们村里文革的剪影发现，文革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文革错了。相反，她是非常对的。文革要革命的对象，如贪官污吏，地富反坏右却控制了基层的文革，采取他们一贯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形左实右，打击真正的正直群众，使得群众要么做看客，到后来肯定要抵制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错的，可是，这却并不是真正的文革，错误却要算到文革上面，后来一改革，他们又“伤痕”了。”（文革一些事儿：黄炎）
有人却是这样反问的：“文革错了，那党风就好起来了；文革错了，公有制就更发展了；文革错了，高干子弟也平民了；文革错了，科学的春天就来了；文革错了，社会公益更完善了；文革错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文革错了，阶层差距就越小了；文革错了，四化早已经实现了。”（转摘自：唐尧 也说“文革”）
张宏良一篇长文中的片段：
“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
“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去年，引者加）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
“……
“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警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内行政处分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决，大家就都老实了”。可见，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
“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一直带领群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处死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度过了30个年头，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记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弥漫的风沙中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绵延不绝，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您走好啊”的呼唤令天地变色、风云呜咽——，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场面，但那只不过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段，事情过去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百姓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各种墓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碑林，如此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同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观！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人间伦理、百姓赤心铸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旷野上，在向狂风向日月向历史向未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 东郭 先生——
张宏良的另一段论述：“打开美国媒体完全找不到对1968年美国黑人暴动的辱骂；打开英国媒体也找不到对英国大革命的辱骂；打开法国媒体同样找不到对法国大革命和五月风暴的辱骂；唯独中国媒体30年来片刻不停地充斥着对文革的辱骂。正是这种辱骂告诉了中国人民：汉奸买办集团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贪官污吏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扒房子占地抢企业以及股市圈钱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把老百姓重新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的政治对立面，是毛泽东的文革。当所有邪恶势力都在咒骂一种政治力量时，老百姓自然就知道了他们的依靠力量在哪里。”（转摘自“语录”四，159）
“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大众政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摆脱精英统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彻底摆脱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革命，也是人类第一次试图真正能够掌握自身命运、成为自觉主体的革命。”（张宏良）
韩德强部分文字摘录（韩德强：李慎之现象）：
“……毛泽东充分预见到了这一难题。他要求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他把进入北京看成是赶考，他宣布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求党员干部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一句话，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尽管受刘青山、张子善案的震慑，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尽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干部队伍的大部分都带着轻重不等的官僚主义、投机主义、物质主义问题，彻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寥寥无几。
“……
“张钦礼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
“新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与其说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与其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斗争，与其说是反腐败和腐败的斗争，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在兰考，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表现得特别鲜明。反右运动期间，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指示将给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贴大字报（孙跃堂利用权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划成右派，张钦礼坚决不同意。结果张钦礼被划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赵文甫则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赵成为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委副书记，将张钦礼送进监狱。大跃进期间，张钦礼坚决反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浮夸，被下放劳动；四清期间，一直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新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担任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动用260人审查张钦礼的四不清，捞不到任何证据而被迫将张释放；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矛盾本来应该对准的是吴芝圃、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坏领导，但是，秦一飞和周化民又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造反派，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将张钦礼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党、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又以“刘少奇的生产党”名义将张钦礼调离兰考，并在兰考对张开展大批判。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从中央直接营救，张钦礼早就被坏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张钦礼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却弹冠相庆，加官进爵了。
“张钦礼的故事还说明，每当好人当道，生产就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权利就增长；每当坏人当道，生产就停滞，腐败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从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张钦礼在兰考五落四起，实际主政的时间不过9年。9年时间里，兰考人民大干苦干，彻底消灭了风沙、盐碱、内涝，林成网、田成方、土肥沃、粮高产、河流渠道密布，成为鱼米之乡、锦绣江南。张钦礼靠边站、受批判、遭关押期间，则兰考的渠、坝、闸、桥建设统统停顿、荒废。1977年以后，兰考的坏人失去约束，逐渐原形毕露，在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下，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将张钦礼时期建设的国有企业分净卖光，兰考群众重新过上流亡、打工、受人剥削、遭人歧视的日子。
“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 李 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韩德强）
“从我爷爷的遭遇，我们村里文革的剪影发现，文革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文革错了。相反，她是非常对的。文革要革命的对象，如贪官污吏，地富反坏右却控制了基层的文革，采取他们一贯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形左实右，打击真正的正直群众，使得群众要么做看客，到后来肯定要抵制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错的，可是，这却并不是真正的文革，错误却要算到文革上面，后来一改革，他们又“伤痕”了。”（文革一些事儿：黄炎）
（以下是石坚一篇谈文革的文章的摘录。石坚，1938年参加革命，老新闻工, "文革"前任"天津日报"总编辑, 后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文革中我被扣了七顶反革帽子，大小会批斗一百六十多次，皮肉受了不少苦，左耳被打聋，腰部受损。最高规格的电视批斗大会，向全市转播，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亲自主持，由官方人员高喊[打倒]不知多少次。造反派铅印诬我的传单达数十万份。住牛棚两年半，下厂劳动两年多，扣发工资、不让过党的生活……文革后期以落实政策为名安排了报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最后任有职无权的报社革委会副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市委在新华总社调我回新华社的敦促下才官复原职。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个人来说，应当百分之百拥护。但是，如黑格尔讲的，为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我在文革中也有不小收获。
第一、我在住牛棚时有机会通读了《列宁文选》，而且编了《列宁论新闻工作》、《列宁论机关革命化》（可惜被驻报社军管组给遗失了）还偷偷阅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包括我未读过的《斯巴达克斯》、《基督山伯爵》等。
第二、学会了一些技能，可以从事简单的电焊、开天车、开钻床、做电工活、开剪床等技术
第三、经历多次批斗，我学会了虚与应付造反派之方，说了不少违心的话
第四、认识了人生舞台上各种类型的人物。有不少好人，特别是我的电工师傅李志华、管子工师傅刘玉良、木工师傅小叶等都是善良的人。李志华还有相当思想水平
第五、打掉了我的官气。
第六、我的胸怀广阔了。
第七、不仅报社人员，全市大多数干部都廉洁奉公，除[四人帮]一小撮外，无贪官污吏。（ 2009-1-4 ）
下面这段文章纪录的只是上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出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初期现状的冰山一角，至于发展到近些年的现状，血汗工厂、黑窑奴、矿难等等远比这要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限于篇幅，挂一漏万。
潘毅：1991年5月30日，广东省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的惨剧。兴业雨衣厂由内地厂商王 × × 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办而成。自从去年十月开厂以来，招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妇女。工人全部睡在厂房里。工厂大门在半夜被牢牢锁上，厂房内部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时多起火，工人逃生无门，活活被烧死或跳楼摔死。
张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亩半地，除了在水田种稻外，还在山地种花生和小麦。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张家种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规定还必须上交花生油，1990年张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缴现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张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说，张家除了能够糊口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余力积蓄现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张家没有能力买牛，一头牛值一千二百元，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与另外四户人家共享一头牛。他们家养的两头猪，也在办喜事的时候卖去了一头。家里的十多只鸡，又因为村里发生鸡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现在，家里便只有这一头猪和一只鸡，陪伴着两位老人过活。
陈义宝每天睡六个小时，曾经有几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殴打。他说有时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用焊机制作雨衣十分费神。
翌日，我们来到高店乡阳河村第一组……自从1981年分土地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显然比文革时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农民的蜜月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各种杂税尚未出现，肥料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但自1988年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得厉害，通货膨胀，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都在涨价。农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学费，每个学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时候的一百倍。
当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村民正在进行祭祀活动，远在我们进入村口之前，哭泣声已由村里传来，回荡于整个山谷之中，因为火灾中丧生的工人来自阳河村第一组的就有三个人：喻宗喜，男，二十九岁；喻爱珍，二十一岁；喻爱虹，二十三岁。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到东莞打工，全部都进了兴业雨衣厂。现在除死去的三个人外，由于严重伤残而留在广州红十字医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岁。其余四名生还者都回家了，他们分别为喻霞珍（喻爱珍之妹），女，十九岁；喻彩华，女，十九岁；张林，女，十八岁；喻新桥，男，二十一岁。
两个生还者——喻霞珍和喻彩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叙述：
第一个月我们平均工资才拿到二百多块，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星期天也从不休息。有时候赶上赶货期，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
10月，肥佬另建新厂。由于旧厂没有工资发，肥佬答应我们到了新厂不会再欠工资，于是，我们八个人便都跟着他进了新厂。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发前三个月的工资。平时我们跟肥佬要钱，他有时会给三十或五十元，当然后来都在工资里扣除了。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来买东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吃两顿饭，饿了便想到街上买些豆腐和辣椒吃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块八，大约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资是四百元。我们的工钱并不固定，老板见我们做快了，便会降工价，例如上帽子，前个月还是一块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块二。
我们睡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层里，空气跟车间里没什么两样儿。4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觉，而我们女孩子只能窝在房间里面。
工厂不是时代的囚室，也不是农民工逃脱苦难与贫穷命运的避难所。它是资本的怪胎，既能够夺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够供给农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2003年11月2日 凌晨5时，一位十八岁在广东打工的少女，因职业中毒在广州一家职业病医院跳楼自杀。花样年华，就那样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样只有十八岁、患上了职业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严重，在同一家医院医治无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
下面是“金牌民工”的一段文字：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近日，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留下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选摘如下：
“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总是没有信心，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这样消极地度日……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
“要毕业了，我却不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人生，自己成不了自己的主人，而是奴隶，只在压力中度过，能不痛苦么？”
“每年花着高昂的学费，不但没有学到本领，反而变得郁郁寡欢，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这是干什么呢？毁了自己也负了父母……当初就是因为想做个大学生，过过瘾，让别人羡慕下，虚荣心占据了上风，就为了面子，明知道家里穷，还硬要上学，全然没考虑父母的痛苦，然而现在却异常痛苦。唉，真的很懊悔啊。” “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可能会遗憾一辈子，而现在上了大学，快要毕业了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更觉得遗憾。”
“我该怎么办？……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谁能救救我？……”
2月23日 ，天空中飘起雨雪。
威县固献乡刘河北寨村的刘尚云家，凌乱而冷清。全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愁容，而刘尚云的爱人因为哀伤过度已病倒在床上，不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
原本这是个幸福的家庭，悲剧来自不久前女儿刘伟的自杀。在石家庄学院上大三的女儿刘伟今年即将面临毕业，这个春节她都没顾上回家和家人团聚，一直在为就业而四处奔波和焦虑着……而家人再次见到她时竟然已是“阴阳两隔”了。
“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是刘伟留给世人唯一能搜寻答案的遗物，字里行间记录着一个当代大学生走上不归路的心路历程。”
（分析一下杂交水稻的情况 讨论）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1958 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其中“广陆矮4号”在长江流域双季稻区种植面积之大，利用时间之长，为矮秆品种之冠。“桂朝2号”在云南省宾川县作中稻种植时，最高亩产达1045.4公斤，创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纪录。（现在袁隆平公司推销的高价超级稻，产量也不过如此。）到1981-1986 年，该品种在南方稻区累计推广1.4亿亩，增产稻谷50亿公斤以上。黄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李贞生则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农民，1967年人工培育杂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粳稻的人，他已经去世20多年了。1968年，李贞生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一起培育杂交水稻种子，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三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此成果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有资料记载，辽宁省在 1970开始，和吉林省一起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比袁隆平1977年开始在湖南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早了7年。
杂交水稻是文革时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实现。
号称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的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全部是都是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规模协作、深谋远虑、持之以恒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才能见成效的项目。而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论文满天飞，成果信口吹，就是不见什么象样的、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东西。真正拿的出手的，全是毛泽东时代搞的。
部分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室，主编逄先知，金冲及
张宏良：《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韩德强：《李慎之现象》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日）野村浩一，张惠才，张占斌译，时代出版社
潘毅：失语年代的光与影（《开放时代》）
“金牌民工”：“仿恩格斯：谁是大学生之死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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