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金融和经济大危机正冲击着“全球化”了的资本统治，也在考验作为资本统治意识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论从其导致危机的“自由主义”政策建议，还是为“救市”而从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都足以证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它已经丧失理性思维必需的理念和能力。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既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进而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虚拟资本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国家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其剩余价值实现并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量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其突发形式。
从当前经济危机所突发的矛盾，以及为缓解危机所提出的对策，都充分证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不能提出因为“利润最大化”而给资本财团及其政府提出的各项建议而导致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它再也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以拯救其命运了。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庸俗实用主义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一、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二、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三、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四、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五、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欢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大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方法的危害。
现今正在展示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也是下一轮危机的策划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落入由美国金融资本财团和国内买办官僚合力设下的圈套。尤其突出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不发达国家的追随者，以“主流”自居鼓吹参加全球化的“经济大循环”，为此，他们用其奇思妙想将本国的落后和劣势，推演成“比较优势”，主张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去满足国际资本财团的“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导致本国经济畸型化，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动者生活贫困。甚至在危机大爆发后，他们既不能对之进行理性分析，又要从技术层面为美国金融资本财团辩护，其手法就是将问题限止于次贷危机，并用各种“技术”语言，论证危机只是表层的、短暂的。对于本国遭受的巨大损失竭力掩盖，依旧鼓吹倾本国之力去救美国的金融资本。种种样样，都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其宗主国，更在其“殖民地”都已丧失了理论生命力。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它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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