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
“儒学”是“二丑”之“术”，孔子是“二丑”之祖
探索者
一、 周王朝称大殷奸微子为“圣人”，鲁贵族称“孔丘，圣人之后也”，“儒生”称“泛奸”叔孙通为“圣人”；孔子不仅是周殷奸之后，也是一个“泛奸”
《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孟僖子，鲁国大夫，贵族。《论语·微子·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说的是殷末，“暴”纣时“三贤”：微子，名启，殷纣王之兄，因纣“无道”，乃辞官而隐去，是“邦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的“典型”；箕子，名胥馀，殷纣王之叔，因谏纣不听，便装疯，被纣降为奴隶，是“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5·21》）的“典型”；比干，殷纣王之叔，因力谏纣，纣不听，反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便将他剖心而死，是“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的“典型”。其实“微子去之”，是隐而为奸，跑到周武王那里去充当殷奸去了。《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微子去”，离开殷都；“遂行”，行往岐周。“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之行，就如同打着小白旗，欢迎鬼子进村的华奸一样。（笔者在此用“华奸”而不用“汉奸”，“华”，中国，中华民族。华奸不仅是汉族之“奸”，也是中华其他各民族之“奸”。笔者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能因为人多势重，就搞老子天下第一。现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既然“平等”，就无一个民族可以“代表”另一民族之说。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诸如鲁迅笔下的阿Q之类。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一个“大杂烩”，是数千年来许许多多中小国家民族相互征战屠杀征服仇杀入侵占领驱逐吞并和亲通婚融合等等等等的结果。笔者真不知道在“汉族”产生演化的历史中，哪些民族是征服者？哪些民族是被征服者？“汉族”，在古史中原本没有，据说最初来源于汉朝人的“汉人”，始于汉朝。秦朝灭六国，统一了中原，后来汉朝又灭了秦取而代之，把其所占领统治的区域，废除原来其上的的国界、族界，而按州县等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并统称其民为“汉人”。）毛泽东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对此，在《论语》中也有所反映。《论语·子张·19·20》：“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与实际情况“不如是之甚也”，相差太悬殊了！“墙倒众人推”，因纣失败了，自杀了，其犹如“居”“天下”之“下流”，所以“天下之恶皆归焉。”对此，看来子贡也知道，当然孔子及其他弟子也都知道，“纣之不善”的程度，并非如孔儒所说，有好多是孔儒给他强加上的，也就是捏造上的。毛泽东又说：“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笔者：微子、箕子、比干）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笔者：并非“汉奸”，而是殷奸，当时还没有“汉人”一说），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但是对微子没有提防，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据称微子其弟微仲衍就是孔子的远祖。《孔子家语·本姓解》：微子“其弟曰仲思，名衍，或曰泄。”微子卒，由微仲衍继位。纣是孔子的家族的仇敌，所以对其拼命进行丑化，恶化，魔鬼化，把其说得一无是处，把其塑造成一个暴君典型的典型。这样也就越发显得孔子先祖微子的伟大高尚和做周殷奸的理所当然。“微子去之”，“去”到哪里？“微子去之”。孔子仅用“去之”两个字，就把微子的恶给“隐”去了；然而，“之”哪里？到敌国周那里，孔子却不说，真可谓“高手”！至于“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那不过又在演戏给殷人看。“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孔子之所以对亡其祖宗之天下的周王朝如情有独钟，与此不无关系。孔子的先祖微子，是周大殷奸，周王朝贵族称其为“圣人”，而称“孔丘，圣人之后也”。孔子称其先祖微子为“仁人”。这就是说，孔子是一个周殷奸世家。周王朝的“殷奸”“圣人”，也就是孔子的“仁人”。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戎卒攻蕲（qí）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烁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còu），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牙齿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 孙通为 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其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儒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以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zuì）野外。习有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yì）。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lú）（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zhé）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huān）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诸儒皆喜称叔孙通“诚圣人也”，“深知当世之之要务”。
把孔子与微子、叔孙通三者，比较一下，看看三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由此进一步看看何以孔子没有成功，而微子、叔孙通得以成功？又为何虽然孔子没有成功，后世却被统治者赐封为“万世师表”，而微子、叔孙通却不得这样的“殊荣”？
微子是“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微子去之”。孔子也是“去之”。微子是弃殷官而“去”，投了岐周；孔子是弃鲁官而“去”（当然，微子的官阶要比孔子大得多，其影响能量也大得多）。《论语·微子·18·4》：“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而孟子说孔子之“去”，并非因此，而是因“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12·6》）孔子先是投了卫，后又投……。叔孙通也是“去之”，是弃秦官而“去”。“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戎卒攻蕲（qí）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烁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còu），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牙齿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叔孙通先是投了楚，后又投……。
三者都是“去之”，都是投敌，都是善察言观色，而孔子尤甚。《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孔子离开鲁国后，首先投靠卫国，不用；然后离开卫国经匡去陈，……孔子流窜于诸侯国之到处寻聘，求做是国鲁奸，凡十三年，而终无有用其者。为此，甚至于让他发狠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5·7》），如果再没有用他的，他就准备乘着“桴”子，投靠海外去。乘着“桴”子，投靠海外去，那是一条死路。孔子之所以这样说，也不过是发发狠，遮遮丑而已。最后还是弟子帮忙，打通关系，又重新“返乎鲁”，再次投入“乱臣贼子”季氏的怀抱……。
孔子与微子相比，微子有一个殷之“天下”作为投靠岐周的“见面礼”，而孔子没有！尽管孔子“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6·3》），但“见面礼”，都在车上载着，远远没有微子之大。孔子与叔孙通相比，叔孙通在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前，“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时，虽然“无所言进”，然而“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间接地帮助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在和平时期，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时，“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而需要“皇帝之贵”，又能“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再“起礼乐”，及时地让刘邦“贵”起来！然而孔子不能！《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当时是战时，孔子“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只会点装神弄鬼、跪拜叩头的本事，打人的能耐一点没有。所以孔子情愿要为人家“执鞭”（《论语·述而·7·12》）赶车，人家都不要！只能靠“际可之仕”或“公养之仕”（《孟子·万章下·10·4》）等，即与是国国君的私人交情的相赠或是国国君的好养贤士的施舍等过活。
“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儒者之所以称“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就是因为叔孙通知及时的叛秦而降汉以及知皇帝所需和满足其所需。时儒者对于“圣人”的概念与周王朝贵族对于“圣人”的概念是一致的，“知当世之要务”，要及时做投降派并知皇帝所需和满足其所需。正当周武王伐纣，需要内奸，“微子去之”；正当周武王需要“以殷治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欢迎周武王进城。微子“知当世之要务”也。孔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孔子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虽然及时做投降派者是做了，然而却不知诸侯当时之所需和满足其所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tuí）欲杀孔子，拔其树。”《孟子·万章下·10·2》：“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宋司马桓魋恶“礼”，而孔子却在其所治之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当时诸侯反对“礼”的束缚，视礼如洪水猛兽，而孔子却向其鼓吹“克己复礼为仁”。故甚至于让那个表示当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时，也愿意随之同去的子路，也称其“迂”（《论语·子路·13·3》）！叔孙通不仅在和平时期，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后，正当需要“皇帝之贵”时，能及时地让刘邦“贵”起来！特别是在战时，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前，“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时，虽然“无所言进”，然而却能“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而孔子不能。当时是战时，孔子不但“无所言进”，也不能“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非但不能，还“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 通于 君臣。”（《墨子·非儒下》）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孔子太迂腐，不“知当世之要务”，而且因为孔子想当天子的野心太大，志大而才疏。而叔孙通不仅“知当世之要务”，还知己之弊端：“方蒙矢石争天下”之时，“诸[儒]生”无“能斗乎”者，“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实际上就是：儒者不善于生产桃子，只善于抢夺现成的桃子。
真“圣人”，叔孙通也。然而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者“儒术”也。“儒之所至，孔丘也”（《韩非子·显学》），故封建帝王赐封孔子而不赐封叔孙通也。当然孔子还有其他一些“优势”，请看后文，在后文笔者将会谈到。
其实，不仅是微子、孔子、叔孙通是如此，儒者的“亚圣人”孟子、“三等圣人”朱熹也是如此。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 秦用商 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从子思之门人那里学了点尧舜文武之道的破烂，尽管没什么有理由，只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以为鲁装不下了（其实，是因他那点本事，在父母之国都知道，无用，找不到用户），也是“去之”，离邹，而投靠齐，齐宣王不能用。又去投靠梁，梁惠王不能用，……。最后只好回家，回家也没用户，只好“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更验证了笔者前面对孟子何以出国分析的正确性）再请看：《孟子·梁惠王下·2·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下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告子下·12·8》：“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为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一方面到处唆使诸侯放开手脚，要“大勇”不要“小勇”，要学“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要学“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即要兼并其他诸侯，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其（孟子）的父母之国了，从而取代周王朝，另一方面却又要捆住父母之国鲁的手脚，“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让鲁把已经扩张了的地盘统统都退出来，退回周初分封时的版图，把其捆死在周王朝的破车上。
朱熹，南宋大儒，被儒者誉为“三等圣人”，曾官至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然而在国家亡了一半，山河沦陷半壁之时，甚至于连一个妇孺尚且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呼喊时，可他却上书皇帝鼓吹：“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能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同上）。说“二帝”被俘算什么？考虑这些只能助长人心底的仇恨而迷失了人性，只有“低头拱手”安分守己，尊奉“三纲五常”的天理，完成人的道德修养，而用功读经求取功名，以耀门楣，才是正理、天命。他与敌国“金”皇帝通好，称赞秦桧为“端人正士”……南宋孝宗时，大汉奸史浩先后向朝廷举荐了一批大儒，其中就包括了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实际上，朱熹是一个没有公开投降金国的暗藏在南宋朝廷里的大宋奸！当然，朱熹还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流氓和抢男霸女、虐杀小民的大恶霸大屠夫，在此，就不多说了。
……
二、孔子是天生的奴才，儒学是奴才之学、培养培养奴才奴才之学，是虐杀奴隶之学
所谓“天生”，在此只是说其生长于一个奴才世家里，而又以做奴才为其所好者。周殷奸“圣人”世家，也就是周殷奸奴才世家。
《孟子·滕文公下·6·3》：“《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三月无君可事，就惶惶不可终日，活不下去。孔子在父母之国无君可事，或事得不如意，就载上见面礼，出国到外国去找君事。所谓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实数，十三年），实是出国到外国去推销自己找君而事的十四年。然而，终无有用其者。
《孟子·万章上·9·1》：“[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在孟子眼里，“慕君”、“事君”，就如同“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那样，是人的一种本性，“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无“君”可“事”，会得“相思病”！
慕君”、“事君”，何以如此“热中”、“皇皇如也”？孟子揭穿了其中的秘密。《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因为孔子、孟子都是一些需要依靠“君”的豢养活命的“鹰犬”。
然孔子是“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中庸·13》），孟子是“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都是“不得于君则热中”了一辈子。孔子、孟子都是“事君狂”，都有“事君情结”，都是“君”的泛“奴才”。
《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至于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却未必！实际情况是尽管孔子、孟子一类“君子”“热中”于“事君”了一辈子，甚至于愿意为其“执鞭”（《论语·述而·7·12》）赶车，也没有一个“君”愿意“用”的，而“其君”仍然是“安富尊荣”；“其子弟”仍然是“孝悌忠信”！可是孔子、孟子一类“君子”不行，若没有“其君用之”，就得“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因为孔子、孟子一类“君子”，都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18·7》）“大才”！是孔子、孟子一类“君子”“热中”于“事君”，而并非“君”“热中”于其“居是国也”，而“用之”。但是孔子、孟子一类“君子居是国也”，倘若“其君用之”，这些“君子”确实可以获得“安富尊荣”！
何以是“君子”孔子所获得过的“安富尊荣”，“富贵”？诸如：《论语·乡党·10·8》：“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10·12》：“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10·6》：“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述而· 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等等。［明］李贽说：“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乡党》者，此类多矣。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藏书·上卷·第九章》）。孔子代理“相鲁”仅仅三个月，生活就如此奢华、铺张、悠闲自得，绝非那些“三年清县府，十万雪花银”者可比！
何以事君？《论语·八佾·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孔子“事君”，并非“忠”（《论语·八佾·3·19》），而只是“尽礼”而已。“尽礼”的程度，以至于让、令“人以为谄”。诸如：《论语·乡党·10·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cù）踖（jí）如也”、《论语·子罕·9·3》：“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等等就是。请问，这不是“谄”是什么？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 从下伤 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关于儒者“不博”，笔者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上，还没看到有记载，但却看到有孔子不仅不反对“博”，而且提倡“博”的记载。诸如，《论语·阳货·17·22》：“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有孔子“弋”（《论语·述而·7·27》）、“鼓瑟”和曾皙（xī）“鼓瑟”以及孔子与其弟子喜听“鼓瑟”的记载。诸如，《论语·阳货·17·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先进·11·2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阳货·17·4》：“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可是儒者匡倩为了向齐宣王推销自己，宁谎称儒者“不博”、“不弋”、“不鼓瑟”，以宣扬儒者尊贵谄上，来博取君王之欢心。欺君也！孔子那就更绝了，其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谄上”有理！“欺君”当然！
《论语·微子·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当然是对“伯夷、叔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的“降志辱身”、“虞仲、夷逸”的“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等等而言。对于他们这些，孔子既不予以肯定，也不予以否定；既不予以否定，也不予以肯定。需要做就做，不需要就不做；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无可无不可”，另言之，就是“怎么都行，怎么都不行，没有定规，毫无定论，毫无操守。“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是在一条路上走到黑”。做与不做，怎么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叛变投敌、阴谋暴乱等等，诸如，“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佛肸［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7》等等，完全取决于是否他有利可图，是否他“富而可求也”。《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何为孔子的“所好”？《论语·公冶长·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卫灵公·15·31》：“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子张·19·13》：“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富贵”。“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墨子：《非儒下》）
以何事君？《论语·学而·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阳货·17·4》：“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样孔子所“行”之“道”，乃使“君子”“爱”“君子”，让“小人”“容易”被“役使”。《孟子·尽心上·13·14》：“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2》：“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佚道”、“生道”，就是“仁”道。“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仁”“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仁”“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梁惠王上·1·4》：“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尽管是“以”“仁”“道使民，虽劳不怨”，“以”“仁”“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仍然是“使民”、“杀民”！其与“杀人以梃与刃”，无“有以异乎”！这就是孔子、孟子的“仁”的“价值”！所以孔子鼓吹的“道”、“仁”就是彻里彻外彻底的的奴才之学和虐杀奴隶之学。
实际上，从本质来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让那些已经摆脱奴隶地位者或者某种程度的奴隶地位者，以制约自己而重新回到原奴隶地位为美德。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的奴才道德。
《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实在找不到“君”“事”，做不上“君”的奴才，就设学授徒，教授“孝弟”，为君培养奴才，或培养培养奴才的奴才。
《论语·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为政·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实行愚民政策，对一切不同政见者，统统斥责为异端邪说，进行攻击、诽谤、污蔑、打压，利用统治阶级的势力血腥镇压，力求铲而除之。
试问：若要“君”赐“万世师表”者，舍其岂谁？
儒所重者就是“亲亲”，“贵贵”，“上上”，但只是“尽礼”而已，并非“尽忠”。所以孔子不仅是“君”的泛奴才，也是“君”的泛奸；不仅是“君”的泛奴才、“君”的泛奸，也是“亲”“贵”“上”的泛奴才、“亲”“贵”“上”的泛奸。儒者不仅是“君”的泛奴才，也是“君”的泛奸；不仅是“君”的泛奴才、“君”的泛奸，也是“亲”“贵”“上”的泛奴才、“亲”“贵”“上”的泛奸。孔子、儒者不仅自己要做“君”、“亲”“贵”“上”的泛奴才、泛奸，也要“民”做“君”、“亲”“贵”“上”的泛奴才、泛奸！当然，他们是做大的、尊贵的，“民”是做小的、卑贱的。
孔子是天生的奴才，是一切不甘心做奴隶的人们的死敌；儒学是彻里彻外彻底的奴才之学，是培养培养奴才奴才之学，是虐杀一切不甘心做奴隶的人们之学。
三、“儒学”是“二丑”之“术”，是培养培养“二丑”“二丑”之“术”；孔子不仅是“二丑”之祖，还是一个“超二丑”
鲁迅说：“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二丑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儒者就是现现实生活中的一群最富典型的“二丑”。由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的“二丑”典型到公元二十世纪浙东的“二丑艺术”，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漫长艰辛路程。
在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做剧里的贵公子，那么，儒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就是剧中的“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的“二花脸”，“二丑”。其“身分”虽然“比”“恶仆”的“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虽然“公子”的“拳师”、“清客”，也是“公子”的奴才，但其与“先以谏净，终以殉主”的“义仆”“老生”不同，他没有“先以谏净，终以殉主”一说，他“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10·4》）、“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10·2》）、“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4·18》）、“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等等，所以他终究没有“杀身以成仁”者；他也与“只会作恶，到底灭亡”的“恶仆”“小丑”不同，他也没有“只会作恶，到底灭亡”一说，他做恶尽管做恶，却无“到底死亡”，而往往是他在旧主子倒台之前，就背叛旧主子而投靠了新主子，继续做恶去了。因为“他是知识界”，“他”不仅“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以便铺垫好他将来弃旧主子而去投靠新主子，继续为恶的门路。对此，他有一大堆理论，《四书》，特别是《论语》中，就记有许多。诸如：《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宪问·1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3·2》）等等。“二丑的本领”与“义仆”“老生”、“恶仆”“小丑”不同，他们“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诸如，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6·13》），“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他不但“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还能“御”、“射”、“博”、“质”，而尤其善“礼”，对权贵的顶礼膜拜！对小民的瞪眼扒皮！他是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专门定向培养、修养出来的一类特殊人群。所谓专门定向者是指相对于阉人，阉人之“净身”完全是为了进入皇帝的后宫当奴才，而儒者之“修身”则完全是为了瞪上皇帝的前廷当奴才。“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仁”“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仁”“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他“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禽择良枝而栖，士择明主而事。儒者是一群有着一套系统“二丑”理论、明确“二丑”意识和目的的“二丑”。儒学是“二丑”专门之“学术”，儒教是专门培养“二丑”之“教育”。孔子祖于古儒，后儒祖于孔子。孔子乃“二丑”之祖也！
《论语·阳货·17·24》：“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的“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是他向“上者”的的摇尾乞怜。摇尾乞怜归摇尾乞怜，咬还是要咬的。孟子说孔子的“作《春秋》”就是他向“上者”的“咬”了。请您再看，《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3·6》：“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等等。似乎孔子与鲁国的“三桓”“并非一伙”。但请您再看看，《论语·微子·18·3》：“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对其骂娘归骂娘，做其官尽做其官。孔子游说列国期间到处碰壁。孔子借季桓子死其子季康子继位之机，陆续通过种种关系派其弟子回鲁从政，帮助季康子篡取鲁国大权，与季康子疏通搞好关系，以至让季康子误认为他这个本为协同“公山弗扰以费畔”（《论语·阳货·17·5》）谋杀其父的帮凶是帮助其父粉碎“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功臣，而在孔子于卫走投无路时，派人邀其归国。这一点上，叔孙通就不及孔子，叔孙通离开了秦二世，就不可能再重新回到秦二世那里了。但孔子却能。其实孔子与鲁国的“三桓”是“一伙”。孔子对“三桓”等“权贵”的种种指责，那只不过是“二丑”孔子“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的“一手”罢了！都是“二丑”的最典型的“做派”！是“二丑”孔子“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孔子的这一切，孔子是绝对不会让“三桓”等“权贵”是“看到”、“知道”的。“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孔子还有另一面，所以在“三桓”等“权贵”眼里，孔子只是一个善“谄”的“小丑”，而没看到、不知道孔子在背后搞鬼阴谋叛乱还是个恶鬼。“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孔子“二丑”的特征只有庶民看得清楚。“二丑”艺术是只有庶民艺术才能提出的精华，制定的脚色。由上还可以看到，孔子不仅是“二丑”，而且还高于“二丑”。“二丑”只有当“公子”“凌蔑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的“这最末的一手”，这是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不仅如此，孔子还有更高超的另“一手”，那就是当他“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之后，必然要马上再转过脸去对“公子”示以谄笑，并跑到“公子”跟前，把嘴贴着“公子”的耳朵嘀咕几句。因为他还明知道自己所靠的终究都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就是他将来到别家帮闲，同样也靠不住，说不准有那么一天还得需要旧主子豢养，再回到旧主子身边。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与旧主子“三桓”等“权贵”撕破脸皮，把关系搞僵。所以当他“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之后，必然会马上再转过脸去对“公子”示以谄笑，并跑到“公子”跟前，把嘴贴着“公子”的耳朵嘀咕几句，“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是绝对“一伙”。孔子不仅“当受着”“三桓”等“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三桓”等“权贵”“并非一伙”；而且当向世人指责“三桓”等权贵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损着“三桓”等“权贵”的牙眼时，“也得装着和这”“三桓”等“权贵”是“绝对一伙”！他终究是“三桓”等“权贵”的走狗！“狡兔三窟”。何况“巧伪人孔丘”（《庄子·盗跖》）乎！当孔子从旧主子“三桓”等“权贵”的前门出来的时候，他必定是已经铺垫好了可再由其后门进入的路子！再则，《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 闻 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搪塞其“丑”的水平，可谓炉火纯青，这也是“二丑”所望尘莫及的。孔子可真谓“超二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二丑”多矣，成千上万，然惟独孔子被“权贵”赐谓“万代师表”！何“师”之“表”，做“君”奴才之“师表”也！以孔子之“说”乃是培养大大小小、各种级别的奴才之说！
“衍圣公”等“孔圣裔”之类都是“二丑”，其使用的方法也都是这“二丑”的“最后一手”。“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只是“尽礼”，“尽礼”的程度，以至于达到“人以为谄”，并非“忠”。所以，在历史上的“衍圣公”等“孔圣裔”之类，只能与“君”同享荣华富贵，而不能与“君”共伏国难，没有一个去“杀身成仁”！都是在旧主子旧“君”危难之时，摇身一变，改换门庭，做新王朝主子新“君”的新奴才，溜得比谁都快，变得比谁都快，重新又是“衍圣公”… …。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何以“天下”的“姓氏”常换，但“圣人”的姓氏不换，“儒术”绵延流长的秘密！孔子真是旧中国的一大“国粹”！
对此，“乃是小百姓看透了”，也必须看透了的！但对此，那些“贵公子”、“权门”是否看透了？旦愿也能看透！让笔者说“未必”！否则，新权贵何以又演起“尊孔读经”的闹剧来？“主忠信”（《论语·颜渊·12·10》）、“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等等，只是孔子对“君”、“富贵”者的溜须。不仅孔子没有“忠信”、“杀身以成仁”之行，“孔圣裔”“衍圣公”也没有，你查查看，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孔圣裔”从其主子的灭亡而去“杀身以成仁”过！当主子还有权势可以豢养着他们，他们还可以分着主子余炎的时候，他们用“尽礼”装着和主子一伙，一旦主子失势，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旧主子，而投靠正得势的新主子，而离开旧主子的门和通往新主子的路，他们是早就已经打造好了。请读者自己去看看孔儒的历史吧！引狼入室者，打着白旗迎鬼子进村者不都是那些“鲁邹之士，缙绅先生”（《庄子·天下》）之类！让“小百姓看”，实质上“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孔子，就是最富典型的“二丑”；而“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独尊”的“儒术”，就是最富典型“二丑艺术”。
远的不说，就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孔子僵尸与日本帝国主义就结成为反动同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大造“孔子圣庙”，称赞“中国的文化”，大肆鼓吹孔子的“仁义道德”，扬言要在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叫嚷“排斥孔教，这就是中国人民自掘坟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王道乐土”，就是一方面在中国大造“孔子圣庙”，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在中国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买办文人胡适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谋划策，要日本侵略者，用“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汉奸王精卫则也宣称卖国投降为“和平运动”，体现了“儒教的真精神”。
鲁迅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悟出是颜子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chāo）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且介亭杂文·儒术》）正是：“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同样，世间只要有二花脸艺术，一定有二花脸，有二花脸，就一定有恶势力，有权门。在中国，权门、恶势力与“二花脸艺术”、“二花脸”的关系如同臭肉与苍蝇。权门、恶势力与儒学、儒者的关系如同臭肉与苍蝇，哪里有权门、恶势力哪里就有儒学、儒者；哪里有有儒学、儒者哪里就有权门、恶势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说得清楚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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