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分田到户”，剖析“砸工人铁饭碗”
：学与思 文章发于： 点击数：2904 更新时间：2008-10-27 热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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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可不是资改派的发明，也不是刘少奇的发明，甚至根本就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两千多年前的农民起义军的发明。令“耕者有其田”从来都是农民起义的最好旗帜。就连中国共产党打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是高举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这面旗帜成功地动员了亿万农民投入中国工农革命战争，并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新中国建立三十年后，资改派再次打出“分田到户”的旗帜，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资改派及其追随者的说法，是由于人民公社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们不愿意再被囚禁在集体化制度中，他们要拿回土改时分给他们的土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听到资改派如此说法，使人立即想起了资改派的“老搭档”、“老上级”刘少奇的表演。58、59年他还把人民公社称作“共产主义”的细胞，还号召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计划十五年超过美国，61、62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反对人民公社，而且要彻底取消集体化农业制度——鼓吹分田到户了！我没有关于当年资改派是如何配合他的“搭档”、“上级”的资料，可是网上可以查到文革中资改派高调赞扬文革，赞扬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料。对照那些资料来看资改派的“到了崩溃的边沿”和其“分田到户”，一张奸诈、丑陋的面孔立即浮现在我们面前。
抛开资改派的低下人格不说，我们来剖析其“分田到户”的政治含义。
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资改派声称没有人知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凡是多少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专政”。一个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民主执政的，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经济“专政”——政府致力于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压缩、消灭私有制经济。
毛主席的共产党在创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没有照搬苏联的经济改造模式，特别是对农业的改造。苏联是直接没收地主、富农和所有农民的土地，建立集体农庄，实行类似于工厂的管理方式，一举实现了农业的公有制改造。这种方式超越了多数农民的觉悟程度，不仅遭到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反抗，而且引起了部分农民的激烈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巩固造成了恶劣影响。
中国是通过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渐进式合作化道路，从小私有农业一步步过渡到公有程度更高的集体所有制。这是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创造。尽管由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幼稚，人民公社的路走得并不理想，可是她在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兴办工业、商业与金融，发展成人与儿童教育，创建农村医疗体系等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抹杀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体现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所有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能否认消灭私有制是消灭剥削与压迫的必要条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前提；因此，无论你是否知道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子，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逐步压缩，直至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必须坚持的。背离了这个基本的立场，就不再是共产党人。
资改派借“分田到户”毁灭了中国的集体化农业，把几亿农民重新拉回到小私有经济的轨道。不走社会主义的路，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将走向何方呢？三十年的“改革”都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成为资本家，走上剥削阶级的路；或者沦为“打工仔”，走上被剥削的路。这两条路其实就是一条路的“两边”，这条路的名字就叫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资改派堵塞了毛主席为中国的农民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打开了被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闭了的通往资本主义到路，从而否定了毛主席为中国的农民开创的社会主义大道，进而达到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目的。——这就是资改派的“分田到户”的政治本质之一。
资改派的“分田到户”的政治本质之二是：借摧毁农业集体化体制毁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通过武装“剥夺剥夺者”建立起来的，她必然遭到剥削阶级的仇恨与坚持不懈的反抗。尽管剥削阶级人不多，但是这种仇恨与反抗是强有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文化上的优势。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指“知识”——尽管“知识就是力量”，最重要的是几千年的私有制经济在人民思想深处的烙印，这种烙印时时刻刻引诱着普通人去追求出人头地，追求发财致富。那些向往出人头地、发财致富的人们就是剥削阶级复辟的天然同盟军。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即使夺得了政权，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弱势。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们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工人阶级，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是农民，是经济、政治地位都很低下的农民。
工人阶级是最少出人头地、发财致富幻想的阶级。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双手一无所有，而且大规模的、分工极细的劳动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个人发财致富所需要的技能与心理训练的机会。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成为最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的农民与工人阶级相比是“小有产阶级”，他们那“一亩二分地”就是能给他们带来发家致富希望的基础；自古以来农民就熟悉的集市贸易又给了他们商业经营的初级训练；所以在农民的头脑中出人头地、发财致富的愿望远比无产阶级强烈。但是，他们毕竟一直处于是社会的最底层，与权贵、富豪、文人相比，他们一直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发财梦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在中国各阶级中，农民是仅次于无产阶级的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阶级。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才选择工农联盟作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
为了把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军中来，必须把小私有者的农民改造成类似于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也就是要用农业集体化道路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过来说，农业集体化是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条件。失去了农业集体化，就早晚要失去农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工农联盟就必然要土崩瓦解。
“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上述结论。当农民几乎没有抵抗就放弃了集体化道路，走上了奔向资本主义的出人头地、发财致富道路时，工人阶级就彻底孤立了。面对“政治精蝇”、“财富精蝇”、“文化精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政治自觉的，如今又孤军奋战的工人阶级的抵抗又能有何作为呢？
所以说，“分田到户”起到了一举摧毁工农联盟的作用，为打垮工人阶级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抗创造了极好的社会条件。
资改派的“分田到户”的政治本质之三是：把毛主席通过人民公社组织起来的农民重新打散成“一盘散沙”。组织起来的人们不好对付，一个个互相分离的个体容易欺负。
“分田到户”为即将大量产生的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级和跨国资本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有文章指出：“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呈现出一片“战争景象”。青壮年纷纷外流，只有老弱留在那二十几年没有什么变化的农村。外流青壮年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沦为“打工仔”，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条件最恶劣，最缺乏医疗保障，前途最渺茫。这一切都是当初资改派给他们“分田”的必然结果。那“分田到户”分明是“钓饵”，而农民就是“鱼”。现在“鱼”在“钩子”上苦苦挣扎，却很少有人想到只有回归集体化道路才能逃脱这悲惨的命运！
以上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立的场上所做的剖析。可是“精蝇”们会不承认这个立场是正确的立场，他们会抬出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反驳上述剖析。
“精蝇”们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追求财富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贫富分化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
对于自由主义这种出于豺狼本性的观点是在没有过多的话好说，只需指出：这种没有脱离兽性的人群是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他们甚至不能想象博爱与奉献的精神价值。
抬出民族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的典型话语是资改派的“发展是硬道理”。那就是说，为了民族的发展、强大，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一部分人付出代价。当然，他不能明说是要官僚阶级先富起来，是要工农大众付出代价，否则农民如何能够上钩呢！
“分田到户”果真能够导致民族富强吗？
回头看一看鸦片战争时期，列强瓜分中国时期，日寇侵华时期，中国的农民不都是处于“分田到户”的状态吗？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能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吗？至少从历史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希望。
那么，在一党专政下“分田到户”就能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吗？先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
毛主席首先说：“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这不是个天才的预见吗？“分田到户”不过十年，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就被贪官污吏们瓜分得所剩无几了！现在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百分之十七，中国已经沦为私有制经济的天下。
这就导致了毛主席指出的第二个后果：“两极分化快得很”。现在处级以上官僚们的实际年收入通常在数十万上下——还不包括索贿、受贿的收入，是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数十倍，更不要说那些官僚资本家了！现在的中国是：一边是带有室内游泳池和高尔夫球场的官僚别墅，一边是三代人挤在不足三十平米的陋室中；一边是整日花天酒地，一边是捡垃圾挣学费！
当然，这些正是“精蝇”们理想的“发展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果真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吗？
正像毛主席指出的：“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精蝇”们期望的民族经济大发展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畸形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怪胎在中国出现了。如今帝国主义资本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约百分之六十，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上几乎全军覆灭，中国的所有工业几乎全部依赖“引进技术与装备”，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开发、创新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难怪美帝国主义总是在中国政府面前耀武扬威，就在前几天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为继续分裂中国卖给台湾先进武器。
“分田到户”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再次殖民化，而不是现代化！
可以说，“分田到户”是资改派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打基础的一步，是把中国再次推入半殖民地火坑的关键一步。
这就是“分田到户”的政治意义！
剖析砸工人的“铁饭碗”
资改派“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所谓的“砸三铁”。这里所说的“三铁”即“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
“铁交椅”指干部终身制，且只能上，不能下；“铁饭碗”指国家职工的身份（工作的权力及享受一切国家规定的福利的权利）除非依法判刑，任何人不能剥夺；“铁工资”是说毛泽东时代的工资制度缺乏灵活性，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按照资改派的说法，砸烂这“三铁”是为了根治干部与群众的“懒惰”，取代“三铁”的是“竞争上岗”和“多劳多得”。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与群众是否“懒惰”且不说，先来看看“砸三铁”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干部的“铁交椅”变成了“金刚交椅”，更加“坚不可摧”了。毛泽东时代贪腐干部有两怕：一怕上级的调查，二怕群众的揭发。现在的贪腐干部安全多了，上级几乎全部是下级“喂熟了”的，通常比下级贪腐更甚，所以不用担心上级调查下级贪腐的问题，除非到了非“丢卒保车”不可的时候。群众揭发的风险也大为降低了，因为群众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真会处理干部贪腐问题的“衙门”。所以如今干部的交椅是“金刚”的！
砸烂了“铁工资”，工资真的被官僚们“搞活了” ！官僚们是否“多干”了不得而知，可是“多得”了是不容置疑的！经理、厂长们的工资已经几十倍、上百倍于工人的工资。“多得”还真的把官僚们跟着资改派干“改革”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改革”的最显著成就是大批官僚资本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工资——无论多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基本不动”了。
相反，工人的工资降到了仅可维持生存的地步。毛泽东时代一个工人的工资可以供养五、六口之家，如今一个工人的工资勉强可以满足两个人的生活需要。工人阶级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资改派的“铁饭碗”也只砸了工人的饭碗，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的美称；侥幸保住了工作的工人手中的饭碗也由“铁饭碗”换成了“泥饭碗”，随时可能被打破。再看看那些拥有“国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们，特别是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们，手中的‘“铁饭碗”，不仅没有砸烂，反而大多换成了“金饭碗”了。连过去被人们羡慕的高级知识分子也自愧不如了，如今教授不如处长“值钱”就是铁证。
看吧，资改派叫喊的是“砸三铁”，确确实实上只是砸了工人的“铁饭碗”。
下面就来剖析以下砸工人“铁饭碗”的政治意义。
为了便于年青人理解这个问题，先简要介绍一下何谓毛泽东时代工人的“铁饭碗”。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是国营企业的主人。为了确保工人的主人公地位，毛主席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工人的主人公地位的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了由黑龙江北安市的庆华工具厂干部和工人共同创造的，在鞍山钢铁公司推广的一套国营企业管理制度。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这套制度，冠以“鞍钢宪法”的美名，并且作为国营、集体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向全国推广。
“鞍钢宪法”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所谓干部参加劳动是指企业管理干部每周要有一定时间与工人一起进行生产劳动。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干部与工人群众的相互理解与联系，为了使干部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生产过程中和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一方面为了方便工人随时向干部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批评意见。所谓工人参加管理主要是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能主要是对企业领导工作的建议与监督作用，为此企业领导要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汇报工作。
“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建国初期的企业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管理体制，最大特点是“首长负责制”。这个制度高度突出了“首长”的权力，而没有给群众参加管理留下余地，所以很容易造成官僚主义的滋生与发展。改革这套“苏式”制度就是当时经济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当时除了苏联的经验，我们还没有其他经验可以借鉴，所以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自创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创新就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发动群众与干部共同献计献策。干部从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工人从被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二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制定出最能同时够发挥干部、群众两个积极性的规章制度来。显然，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工人有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
“三结合”是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技术“功关”队伍。在那是，凡是遇到生产、技术上的难题，总是召开由干部、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工人参加的“诸葛亮会议”，同时发挥“政治动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中发现、解决问题”三个方面的长处。
从上述对“鞍钢宪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与企业的管理干部，与工程技术人员平等的成员；他们不仅享有不可剥夺的工作权力，而且享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因而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
反对者会说，他们都是国家的“雇佣劳动者”。
要驳斥这种论调就要反问：谁是“国家”的主人？
如果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工人阶级就是国家的主人，难道可以说是工人阶级自己雇佣了自己吗？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吗？从理论上论证可能难以说服那些在“改革”中成长的年轻人，所以下面把毛泽东时代与“改革”的今天工人的社会地位做个比较，从对比中理解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看看他们是否配称为国家的主人。
首先，毛泽东时代没有失业的工人，或者说那是根本没有失业者，甚至刑满释放人员也能得到及时的安置，使他能够立即得到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这是毛泽东时代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为此，毛泽东的政府不断创办各种规模的企业与事业单位，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劳动岗位的需求。
毛泽东时代工人在企业中的工作权力是不可剥夺的。除非他本人要离开，或者他被依法判处了徒刑，任何人都并不能赶他出门。在这一点上，厂长、经理们与工人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国家对干部的管理更严格一些。当国家对干部的工作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甚至降职、降薪处分。对工人则只有批评教育，调换工作，没有降薪处分。
第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可以对企业的领导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他们既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提出，也可以当面批评，更可以一纸“大字报”给他贴到办公楼前。干部则不能“反制”，他们不能进行反批评，更不能打击报复，否则等待他们的是“上级的处分”。
而资改派的“改革”一脚就把几千万工人踢到失业大军中去，任其自生自灭。就是有幸保住了饭碗没有“下岗”的工人，也必须小心看好领导的眼色，稍有疏忽就可能拿到一纸通知——“下岗” ！现在的工人还敢批评企业的那些官僚吗？不想干了？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各级官僚们仍然拥有“铁饭碗”，不，是“金刚饭碗”。现在“国家”对官僚阶层是爱护备至，宽容无限。除非被群众抓住了尾巴，否则无论腐败到何种程度，都可以继续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一旦腐败罪行败露，处理起来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贪污、受贿几十万不算什么过错，上了几百万顶多判个有期，上了千万也死不了，最好是自己赶紧外逃，大家都放心了。
毫无疑问，官僚阶层是“改革”后的“国家”的主人！而工人阶级只是他们的奴隶！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与干部的政治地位接近。如果那时的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干部阶层也就不是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时代干部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最高，如果他们都不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谁又配称为国家的主人呢？
极右派会说：毛泽东是国家的主人。
对于这种出于对中国工农革命的极度仇恨，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度仇恨，完全不顾事实的无耻污蔑，我们只能嗤之以鼻！
看看人民日报的论坛《强国社区》的那些回帖吧！尽管资产阶级官僚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十年如一日地向毛主席泼污水，可是人民仍然把毛主席看作唯一真正的人民领袖，真正一心为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与干部阶层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他们基本平等的政治地位决定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工人阶级之所以可以称为国家的主人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拥有“铁饭碗” ！正是因为他们的饭碗是“铁的”，所以他们才敢于批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他们有批评领导干部的勇气与权力，他们才真正参与了企业的管理，才体现了他们主人公的作用。
反过来，正是由于“改革”剥夺了工人的“铁饭碗”才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官僚们平等对话的权力，使他们沦为彻底的雇佣者。
砸了工人阶级的“铁饭碗”，工人们就只能“竞争上岗”，于是工人内部的“自相残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刚刚被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立刻把瓦解为“一盘散沙”。工人阶级再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力量，再也不能对资改派的“改革”构成威胁！
这就是说“砸工人的铁饭碗”的真正政治意义就是：把工人阶级从国家主人公的地位上拉下来，变成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可以任意剥削的奴隶！这一举措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即消除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又获得了大量供奴役和剥削的对象。资改派着实“高明” ！
最后来说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和工人懒惰吗？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热情！我有幸在毛泽东时代当了十年工人，在我心中，如今那些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的一代与那农家后院里的母鸡没有多大分别！
剖析利改税与“卖光、送光”
：学与思 文章发于： 点击数：4003 更新时间：2008-11-11 热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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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利改税与“卖光、送光”
在农业集体经济被“分田到户”搞垮后，83年到84年间又急不可待地搞了个国营企业的“利改税”。按照资改派说法，国营企业的“政企不分”是造成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于是才有了利改税的“改革”。而正是这个“利改税”打开了掏空国营企业，搞垮国营企业，化国营企业为私人所有的大门。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剖析利改税的政治本质，及其后果；在这个剖析之前先来揭露一下资改派在上述话语中耍的把戏。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因为他首先断定了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然后再来说原因。如果你只注意他所说的原因，你就已经在不经意间同意了他“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的效率究竟是低还是高。
所谓政企不分，就是指国营企业的计划经济模式。
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模式——的效率确实低下吗？最近几年有大量网友通过十分具体的数据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比“改革”年代低。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国外资本的扶植，即所谓“招商引资”、“外资拉动”。如果“改革”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其效率能够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吗？可以肯定，没有国外资本的“奶水”，“改革”的崽子很难养活！
其实哪里需要这些数据，只要稍微有一点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知识，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强大的、高效的经济模式。
直接的证据有两个，最典型的是苏联在短短五十年里就从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被西方资本主义瞧不起的落后国家一跃而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他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而且在科技水平上也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相上下。不要忘记，美国经济与科技以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为基础，曾经远远领先于苏联。苏联能够赶上来，并驾齐驱，就已经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效率高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
同样，中国的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资改派污蔑为“到了崩溃的边沿”，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远比资改派诚实，他们广泛赞誉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靠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在短短二十七年间，中国从一个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为一个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设计、制造飞机、巨轮、各种数控加工机床、集成电路、大中小型计算机，电子显微镜，以及“两弹一星”的强国。这样的发展速度与生产效率也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才能找到。
再与日本的发展对照一下。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时，日本早已能够制造飞机、坦克、巨型战舰，而中国只能生产步枪与轻机枪。而到七十年代初，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高科技水平，中国都与日本不相上下。反倒是“改革”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科技又再次落后于日本。幸好胡锦涛上台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其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上很像一个跨国公司。他们都有巨大的规模，都包含众多的行业，都有统一的财务计划，内部都是按照计划生产与销售。所谓市场经济，那是对企业外部而言。那些跨国公司的外部是自由市场，内部是“一盘棋”的经济运作。国营企业也是一样，它的外部是市场经济，内部是计划经济——也是“一盘棋”的经济运作。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两块构成，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不仅这两块之间是“市场经济”，各集体企业之间也是“市场经济”。所谓计划经济有双重含义。首先国家的发展是按照计划来布局的，不论是兴办国营企业，还是新建集体企业，都要服从国家的全局利益；另一方面，在国营企业内部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所有国营企业都是一个“老板”——政府。
之所以说在国营企业内部“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是说在各国营企业之间仍然有独立的经济核算，仍然有买卖关系，只不过无论盈亏都不会影响企业的运作。赢了的部分国家会调走，亏了的部分由国家补上。国家往哪个企业投入多少，完全取决于“一盘棋”的需要。难道那些巨型跨国公司不是这样运作吗？
想一想那些巨型跨国公司在自由市场上与那些中、小公司竞争中的优势吧，国营企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不是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吗？没有人指责跨国公司效率低，又凭何指责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效率低呢？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不是效率低下，恰恰相反，其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身为国家高级干部的资改派说出这样的鬼话，实在是太卑鄙！
就历史事实说话，国营企业就没有效率低下的时期吗？有啊，有两个时期国营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一个是大跃进之后的两、三年调整时期，一个是文革前期。刘邓在大跃进时期大搞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搞乱了经济，需要一个调整、巩固的时期，效率自然要低一些。文革的“全面内战”时期，许多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国家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另外，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都经历了一个生产效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导致国营企业效率逐渐降低的原因则是党风、政风的日益恶化。而导致党风、政风的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党与政府的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衡。这个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讨论。
戳穿了资改派“国营企业效率低”的鬼话后再来说说利改税。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国营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运作所产生的利润当然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可以按照全局的需要来统筹使用这些利润。所谓国营企业上缴利润也只是账面上的上缴，所有的资金全部在国家银行手中，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
注意，当资改派之流在谈到“利润”时，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国营企业的经营也是商业化运作的，否则哪里来的利润？
按照资改派之流的说法，利改税首先是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模式，可是我认为利改税实际上是改变了国营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使之退化为类集体企业。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首先，利改税后国营企业有了自己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私利”。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没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私利，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的利益完全由国家统一计划来保障。这就为全国范围内既可保障重点，又可平衡发展提供了一种最有力的调节手段。就是这种“一盘棋”模式才使得我国得以在极度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迅速建立起作为国家经济栋梁的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是这种“一盘棋”模式才使得当年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几乎与东部各省不相上下。
另外，国营企业没有自己的“私利”才有可能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技术合作，实现先进设备与先进技术共享。在毛泽东时代各行各业的无偿技术合作，技术共享，无偿的人力、物力相互支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国营经济不论在资金上，在装备上，在技术上全都是所有国企共享的，是真正的公有制。
利改税后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全部依赖“剩余利润”，企业和职工必然要为争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而排斥一切非本单位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本单位的利益为中心，就再也不会把本企业的技术与装备无偿地提供给其他国营企业使用，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拥有的技术与装备的使用效率。同时，为了在同行业中取得优势，必然互挖墙角，必然增加内耗，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
利改税后企业有了独立的生存、发展的权力，有了独立与国家计划之外的意志与权力，“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不复存在，无序竞争成为国营企业的常态。“改革”后许多国营企业几度一窝蜂地追求高利润行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造成国营企业内部无序竞争，浪费了国家的资源，降低了国家资源与资金的使用效率。
这一切正是利改税后那几年国营企业迅速陷入困境，国营经济迅速萎缩的原因之一。
利改税使得各国营企业“分家”了，原来共享的资金、装备、技术现在被分割到各个国企中去成为“私有”的了。这说明，从资产的所有权方面说，利改税使得国营企业退化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在利改税前，国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由国家利益来调节。需要“你”——国营企业——生则生，需要“你”死则死，需要“你”肥则肥，需要“你”瘦则瘦。利改税后国营企业有了独立发展的权力，国家除了象地主一样“收租”外，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这说明，从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控制能力上说，利改税使国有企业低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说到此，“改革派”会说国营企业的“大锅饭”恰恰是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降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正好可以激励企业的创造性经营能力。
他们所说的“大锅饭”就是指国营企业的公有性质。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公有性”使得国营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效益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能激发这些管理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改税后企业的管理者的权力扩大了，他们不仅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手中的企业了，更可以从经营企业的成果中获取自己的超额利益，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调动起来了。
这是不是个实际问题呢？确实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越来越多的官员对国营企业的“大锅饭”不满，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越来越低，他们要求给他们更大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从管理、经营国营企业中获得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他们要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CEO”们看齐。——这是站在官僚们的立场看问题。
如果你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立即可以看出，这些反对国营企业“大锅饭”的官员们已经堕落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了，他们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他们是企图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蛀虫。他们没有管理、经营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只有窃取国家财富的积极性。这些人不想继续走社会主义的路，要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路。
包括苏联与中国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们都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先后腐败了，他们都先后堕落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昔日的革命者腐败、堕落呢？“改革派”会说这不是什么腐败、堕落，而是回归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小岗村就是他们的旗帜。他们认为只有利益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作为国营企业的管理者的人们如果不能从企业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就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
对于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无需争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信奉的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提倡奉献，“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旗帜。
我们深知，几千年剥削制度中成长起来的利己主义思想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是顽固而强大的。这些丑陋的思想无时不在侵蚀着我们的思想。苏联、中国和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先后变质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还有问题，还不能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这就是说，共产党的腐败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不是经济制度的问题。
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遭到腐败份子的反对，正说明公有制经济有着抑制腐败的作用。热衷“改革”的腐败官僚们一边高“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一边疯狂反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正说明一党制政权是错误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是正确的。关于一党制政治将在后面专题讨论，这里请读者注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种人生观必然导致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属于资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们属于无产阶级。
现在“改革”为了满足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发家致富的需要而“改革”，正说明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退一步说，给国营企业管理者们更大的权力，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就能够把国营企业搞好了吗？“改革”二十几年的事实已经作出了结论：利改税激励下的官僚们不仅不能更好地管理国企，反而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国企（二十年来国企已经倒闭百分之八十以上），大批大批的国企变成了官僚们的私企，千万个官僚资本家成长起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层”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看吧，这就是利改税的政治意义与后果！
当然，要实现化国有为私有，仅仅靠利改税还不够，还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要把国企变为私企，首先要让国企亏损，要让国企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当国企亏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是政治负担时，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贱卖，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白送。所以，化国有为私有的第一步是让国企亏损。
让国企亏损的办法很多，第一位的是高税收。在“开放”后的中国，“招商引资”请来的外资企业是享受“超国民待遇”，只需缴纳很少一点税；为了鼓励私人创办企业，又给予头两、三年免税的优惠；唯有国企遭受了结结实实的“当头一棒”，一下子就征收超过营业额30% 的各种税。在这样重的税收压力下，除了个别垄断、暴利行业，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都立即陷入亏损。尽管政府一直叫喊国营企业要“扭亏为盈”，可是那泰山压顶般的税收却至今没有改变，国营企业如何能够不纷纷垮掉？
“改革派”会反问：民营企业仅仅在头两、三年享受优惠，以后还不是照样纳税，为什么它们能够承受这种税收，而国企不能？
民营企业能够承受这种税率而国企不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的主人——新资本家不愿意让他自己的企业垮掉；而国企的主人——上级主管和企业经理们——都在盼望国企尽快垮掉，以便他们能够把这些企业变成自己的私企；因而前者会想方设法减免自己企业的税务负担，而后者正好借重税来实现自己搞垮国企的目的。
第二个原因是，民营企业的经理们会通过向税务部门行贿来减免自己企业的税务负担，国企的经理们即使不是故意要搞垮企业，也往往不愿意为了不属于自己的企业而去冒险行贿；所以，尽管私企与国企应当承担同样的税率，可是实际上私企所缴纳的税要少得多。
搞垮国企的第二个重要手段是卡住贷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的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现在利改税了，国家只管收税，不再为国营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国企需要的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银行在谁手中呢？当然在政府手中，在“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政府手中。政府一心要尽快把国企转变为私企，使用银行来卡死国企不是一个现成的好办法吗？只要提高贷款利率，再来个“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卡断国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易如反掌。
搞垮国企的第三个重要手段是不买国营企业的产品。理由是现成的，外国货质量好。计划经济下国企的产品是由国家包销的，现在政府带头不买国企的产品，国企还能不陷入困境？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利改税之后的几年内，国营企业纷纷倒闭，或贱卖，或白送，转眼之间国营企业就去了七、八成。利改税的目的终于顺利实现了！
下面是摘自网帖的一段文字。
这不是改革，是搞官僚资本主义！
2008-07-30 21:42摘自《环球视野》杂志
2005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纵横谈的沙龙活动，期间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喻权域说，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商业中，国有商业占30%。那年制定的《宪法》第六条规定，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可是，1992年以后，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而是直线下降。到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25.5%；商业中，国有商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10%。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国有企业被贱估出卖给私人，或者半卖半送。从2000年到2003年，连续四年的“两会”上，喻权域委员提出，要求主管经济、财政的领导人向“两会”报告：在我国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是否仍占主体？这些年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
……
喻权域问：这叫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
在私有化的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下岗，几千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成为打工仔，这些工农群众已经进入“弱势群体”。在岗的职工中，多数人已从“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变成了老板们雇佣的打工仔。这是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工人农民的反！
……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顾各人的，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就搞不好，只有私有化。喻权域念了一大串数字，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每年递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快一倍，比美、英、发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两倍。
喻权域还拿出联合国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财富》杂志的统计说明，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国有经济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据90年代的调查，我国各类企业中，国有经济的效率最高，利润率最高，大大超过“世界500强”。
喻权域委员激动地说，这些年，许多国家企业亏损、破产，是那些打着“改革”旗号搞破坏的人搞坏的，目的是把国有企业搞跨贱卖给私人，搞私有化。】
看看吧，谁说“改革”仅仅是经济模式的探索？这个利改税及其随之而来的化国有为私有的浪潮不就是造社会主义的反吗？造反还不是政治吗？
剖析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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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
前文说到“资改派”利用利改税后获得的控制权迅速把国营企业搞垮，然后通过贱卖、白送等方式把国营企业变成官僚们的私企，很快就把大部分中小型国企瓜分掉了。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中小城市，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些中心大城市，在“天子脚下”，由于群众的觉悟相对要高一些，官僚们也就相对谨慎一些，他们更愿意采取更隐蔽，更安全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型国企，群众与基层干部对企业领导层的威慑作用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那里的高级官僚（高级干部）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畏惧也还没有完全忘却，所以他们更愿意采取貌似合法的手段来瓜分国家财产。
首先被他们采用的手段是“承包经营”。
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较好地贯彻了鞍钢宪法的民主管理体制，一类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后一种制度是苏联的“首长负责制”与中共的“党委领导”制的混合体。前者是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后者是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时普遍推行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国营企业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在实行鞍钢宪法的国企中，不仅中、下层干部对企业领导有较好的监督权，广大群众与技术人员也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在这些企业中领导干部相对比较廉洁，比较勤奋，干群关系也相对较好。
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国企中，日常管理工作由厂长（经理）独断，重大决策由党委决定。显然，这里的厂长的权力要更大、更独立一些，对他的权力的监督也更弱一些。当“党委一班人”结成一个死党时，他们对企业拥有的权力就更独立了，但是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这是因为还有上级管理机关对他们的监督与检查。
在上述两种管理体制下，国企的领导层想通过自己的权力来窃取国家资财是很困难的，更是很危险的。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几年中干部的特权思想日益严重，干群关系日渐恶化，干部在经济上犯罪的却很少。
现在“改革”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自然也需要改一改。理由可以信手拈来——毛泽东时代的管理体制对管理人员管得太死，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的原则自然是要放权给国企的领导人，而最彻底的放权莫过于承包制。直接把国企承包给原来国企的“一把手”，或前 “几把手” ，让他们“自主经营”。
他们的这种“承包”还不象出租车司机承包公司的一辆出租车，不象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租车的司机和过去的佃户的“租金”是必须交足的，否则“抄家”，象黄世仁对付杨白劳那样！国营企业的头头们的承包是“包赢，不包亏”。也就是说，国营企业有了盈利，我照章交税，亏了我就只能“打白条”，而且不保证将来会“兑现”。
“包赢，不包亏”的原因很简单，很明白，他们根本就没有“包亏”的本钱。大中型国企一亏往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身为国家干部的厂长、经理们哪里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补亏？所以，“改革”的承包经营是：赢了大家高兴，亏了国家承担全部损失，承包人没有任何损失——高额的工资早已“落袋为安”了！
看看网上爆出高管们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高工资吧。工人平均年薪才一两万，而国企承包人年薪几十万被称作“寒酸”，年薪几百万只是“一般般”，上了千万的才像个“官”。
对比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工人工资差别吧。在毛泽东时代，大型国企的领导层（一般相当于“地市级”至“副省级”）的月工资一般在二、三百元，工人平均月工资约四、五十元，前者是后者的约五、六倍。现在“承包”了，干部的工资达到了工人工资的几百倍，上千倍！按照宪法，干部与工人都是国企的主人，都是平等的劳动者。可是，面对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工资差别，还能说他们都是平等的吗？干部当真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吗？这不是赤裸裸的剥削是什么？这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隐蔽形式是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包赢不包亏”，这些官僚资本家肯定会让西方的资本家羡慕不已！
什么“承包经营”？不就是化国有为私有的有一种形式吗！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隐蔽形式吗？表面看还是国家干部，其实已经变质为最虚伪的官僚资本家！
更可气的是，这种“承包经营”并不能满足所有官僚的贪欲。毕竟还有个“上级部委”、“国资委”等牌位摆在那里，总要不断地在它们面前“烧香”。如果彻底把国企“合法地”变成个人的私企，那就可以降低“烧香”的规格与费用。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先把承包的国营搞到连年亏损，再通过贱卖甚至白送的方式转化为私有，另一个办法就是“股份制改造”。与贱卖与白送相比，“股份制改造”更高明，更安全。
下面来说说“股份制改造”的秘密。
股份制改造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让国企亏损，第二步是压低国企的评估价，第三步是按照权力分配股份，第四步是用企业本身做抵押贷款买股份。
官僚们承包了——独掌了国企的经营权之后，要让国企亏损那是易如反掌。
要压低国企的评估价需要一点“外交手段”，“改革”开始后官僚们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手段——行贿、受贿，有福共享是官僚“圈子里”的惯例。代表国家评估国企的也是官员，他们也能从压低国企的评估价中获得自己的那一份。所以，这第二步也没有困难。
那么国企资产评估能够压低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善良的人能难以想象，这样评估得出的价格通常是国企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三步分配股份更没有问题。国企是由个人或几个人承包的，其他人都是雇员——全员合同制——，一切由承包人说了算，谁不服气就给我“下岗” ！于是通常“一把手”分得总股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几个“副手”分得另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中层干部分得剩余的一半，基层干部与工人分得另一半，当然基层干部还是要比工人多一些。
以总股份为一万股为例。“一把手”通常分得四千股左右，几个“副手”共分得三千股左右，中层干部共分得一千几百股，基层干部和工人分剩下的一千几百股。若这个企业有三个副手，三十个中层干部，基层干部与工人约一千人。那么分配的结果是：一把手分得约四千股，副手每人分得约一千股，中层干部分得约四十股，基层干部分得三、五股，工人分得约一股。
凡是对股份制经营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立即可以看出，这个企业实际上是“一把手”和几个“副手”的企业，其他人全都是雇员。
第四步最“妙”。分配了股份就要所有人拿出钱来买股份。企业原来是国家的，现在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所有工人拿出自己的钱来买这个企业，交上钱后国企就变成私企了。这看起来很合理。
交钱吧！
工人与基层干部必须拿出自己家的存折，取出钱来买自己名下的股份。通常每个工人只需交不超过一、两万元，还拿得出。基层干部要交近十万，有点困难。中层干部要交近百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副手”与“一把手”分别要交一、两千万与几千万、近一亿，他们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如果他们拿不出钱来，他们就得不到那些股份。可是他们拿得出！中层干部也以同样方式拿得出。窍门就在用被出卖的企业本身作为抵押去贷款，用贷出的钱来买股份！
看！他们不花一分钱，只靠签几份文件，原来的国有奇硬就变成他们的私人企业了！世界上还有比这股快捷、轻松的暴富吗？连抢金库都比不了，一次抢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些党的干部们则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品茶，一边盖章，轻轻松松拿到这份巨大的财产！
这是“买股份”吗？这是公然抢劫！通过上述方法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厂长、经理们根本就是一伙强盗！
我不知道是那个“天才”发明了这种股份化的方法！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几百万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了最高层的所有人——居然几乎全都认可了这种荒谬的“买”股份方式！当真全都能够从中分得一份吗？
经过“资改派”的贱卖、白送，和“股份制改造”，国营经济还剩下多少呢？
下面是摘自网上的文字。
【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 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 中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再减去“合资”企业中外资的份额，国有经济还剩几何？）
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下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
几十年来，国家统计局基本上不发表全国各种所有制的结构变化的资料。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一五”经过“一化三改”，国家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7年，在全国的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提高到97.2%，个体经济由71.8%下降为2.8%，资本主义经济由6.9%到被消灭。以后，个体、私营经济有所发展，但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基本结构坚持下来了。
关于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2%，经历过由增加到减少的变动，到1978年占77.6%。改革后的1997年，迅猛下降为25.5%，低于1949年的水平。199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宣布：“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反映国有经济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加上一块国有控股工业，以掩盖国有工业比重下降的实际情况。如上所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只剩下10%左右了。】
看吧，这就是的巨大成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通过搞垮、贱卖、白送，和“股份制改造”消失了；“物质不灭”，直接转化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好个“特色” ！
剖析合资经营与出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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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合资经营与出卖股份
前面介绍了贱卖、白送和“股份制改造”三种变国营企业为官僚们的私营企业的内幕。白送的通常是小型国营和集体企业，贱卖的和“股份制改造”的通常是中、大型国企。对于特大型国企，私有化的困难就比较大了。那些特大型企业通常是垄断型、高利润企业。一方面，它们是政府的最重要财源，巨大的政府开支需要这个财源来保障；一方面这块“蛋糕”太大，牵扯到太多方面的利益，很难在私有化中平衡。
这些特大型国企的“老总”们看着那些中、小国企的“小老总”纷纷先富起来了，成了“新阶级”的一分子，能够坐得住吗？他们不想“后来居上”吗？他们可是真正的高级干部！凭何反不及那些“处局级”？
一个“地市级”的干部的工资能有多少？级别工资、职务工资、购房补贴、交通补贴、“阳光工资”、“非阳光”的内部“补助”等等，加起来最多不万把块钱。“收入这点”对于一个“改革时代”的地市级干部来说，“简直就是耻辱” ！看看那些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的“处局级”，他们哪个不是“日进斗金”啊？难道“我们”的能力还不如这些整天看着“我们”的眼色行事的家伙？！
“地市级”的国企“老总”们不能再犹豫了。办法很快就找到了，有两个。一个是“合资经营”，一个是“出卖股份”。
当然，理由是现成的：引进外资合资经营与向外资出卖国企股份都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新举措，目的是借此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先进管理体制。幌子有了，许多特大型国企迅速实现了合资经营或出卖股份的“改革”。
“改革”的成效立即表现出来。中方经理们的“工资”一下子提高了上百倍！
大型国企当然要找国外的大型企业合作。合资经营的董事会主席与副主席分别有中外各派一人担当，而且通常外方是副主席。合资经营后管理层的工资当然要按照外资原来的标准执行。在资本主义大国，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总”们的年薪最少也要几十万美金，几百万美金的也很平常。现在合资了，中方“老总”的工资自然要按照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执行”，于是昨天还为区区“万把”人民币的月收入而抬不起头来的“地市级”们一下子真正成为“人上人”了！他们的工资“合法地”变成了年薪几百万至几千万元人民币！
据新华网消息，十几年前实现了中外合资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年报显示，“2007年，公司5位高管税后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其中，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集团总经理张子欣、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3人的税后收入更是突破2500万元。”
至于合资背后是否还有“背后交易”，就很难说了。反正现在的“合法收入”已经可以傲视那些拥有自己的企业的“处局级”了！他们窃取的企业未必有这么高的收入，更没有这么“合法” ！
对于有丰富政治运动经验的高级干部来说，他们更愿意在先在“公有制”的掩护下富起来，而不愿意公开挂上官僚资本家的牌子。他们心理清楚，这个“世界”是随时可能“翻天”的，一旦“穷棒子”造起反来，那些公开的官僚资本家几乎注定要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而仍然挂着中外合资的国营企业的牌子就安全多了。
合资经营的“合法性”为中方经理们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
首先，“我们”没有化国有为私有，企业还是国家的。这很重要，这说明我们没有借“改革”之机盗取国有资产。更为重要的是：引进外资合营就获得了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法律的“依法保护”。因为“改革派”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这就是说，即使将来“三十年河西”了，国家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把合资企业收归国有。国家若想把合资企业收归国有，必须先过帝国主义法律这一关！
“请中国政府拿出有说服力的“特殊情况”的证明来！拿不出来吧？好请继续按照合同合资经营吧！”看，就这样这个合资经营的国企就不会受到国内政治巨变的影响。
请注意，这可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外资的利益，更是为了保护中方经理们的利益；因为在签订合资合同时，通常已经预先约定了中方的经理人安排，中方不得随意变更。这就使得即使中国政府想“拿下”躲在中外合营的国企中的官员，也必须取得外资的同意。看，合资经营为中方经理提供了“外力保护” ！
出卖大型国企的股份的结果与合资经营相似。原来的国营企业出卖部分股份后就成了股份制公司，参股的外资就有了发言权。国营的“老总”们就可以借外资的要求对国企进行“与世界接鬼”的改造。改造的目标与合资经营一样，要把国企的“穷老总”变成令人羡慕的富豪。
合资经营与出卖股份还为中方“老总”们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原来的“婆婆”靠边站了。现在有“洋大人”站在老总们旁边，政府、上级机关与党委再想干涉“老总”们的经营那就看“洋大人”的脸色了。这样，只要用出卖国家利益来“摆平”“洋大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这就是说，合资经营使得国企的股份变成了中方“老总”的“准私人股份”。中方“老总”想通过操纵手中的巨大资产来为自己谋福利就方便多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如今是“改革”时代，都兴裸体做官。在欧美搞一个安乐窝，把老婆、孩子都送出去享福，自己独自在国内“为国家服务”。一旦果真出现不测之风云，那时只要拿上机票一走了之就是了。通过合资经营和出卖国企股份有了“洋大人”这个合作伙伴，再想裸体做官就容易多了。只要出卖“少许”国家利益，“洋大人”就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
至于在合资经营和出卖股份中国家到得什么好处，人民得到什么好处，那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反正合资后的管理体制已经 “与世界接鬼”了！这是符合“改革”的方向的！是“大方向”正确！
上面还仅仅是从贪官盗取国家资财方面看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过合资与购买国企股份，帝国主义资本已经逐渐取得了对我国经济的控制权。
“改革”的火车头——招商引资——大多引进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业链中属于中、下游行业，所含技术也属于低端类，因而对国家整体经济的操控作用不大。只要基础性工业还在政府手中，就对政府掌控经济的能力影响不大。
现在大型国营企业通过合资与出卖股份把帝国主义资本引了进来，使得这些外资逐渐取得了对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工业的控制权。我国的经济正在逐步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正在逐渐变成半殖民地经济。
请看下面摘录的两段网络文字。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004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
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加至140亿美元。在众多收购案中，以高科技产业收购宗数最多，但金融业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最大。
2006年1-11月，中国并购交易总量1234宗，同比上升30%，交易金额487亿美元；在装备工业， “靓女先嫁”、“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思路，正在严重威胁我国战略产业。……把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出售给外商，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益，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更使我国对战略产业、骨干产业的主导权、控制权不断受到侵蚀。
如果对各行业的这种无孔不入的外资并购，如此放任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
看看吧，包括合资经营与出卖股份在内的“改革”已经把中国经济命脉送到了帝国主义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经济。
目前由美国造始的金融危机正在把中国拖入大衰退的边沿，这回是真正到了“崩溃的边沿”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xx”的“功劳”，都是x大人的“功劳”。
入死地而后生，谁知这是否就是“祸兮福所依”呢？
就看经历了“反面教员”这么生动的教育，中国的工农是否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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