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拜读过张维应“理性思考”的读者，应该不会怀疑以上的结论。当然人们肯定要追问张维应是怎么论证出这样的结论，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位“学者”的论证。张维应说：“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人们可以看看中国的足球，纵使削弱了政府的权力，足协变成了民间机构，比赛基本由资本左右，但依然不能幸免足球的腐败，不能幸免假球黑哨的泛滥成灾（见《足球的启示》），可见张维应的“如果……,那么……”仅仅是以偏盖全的论证，他故意逃避了资本和利益驱动的腐败作用，以便“逻辑”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再比如张维应的理性思考第三部分强调：“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张维应举证了一个医药行业泛滥成灾的价格欺诈和商业行贿的药价问题，指出；如果不容许药厂继续价格欺诈，许多药厂的工人就要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决不会容忍和放纵价格欺诈和商业贿赂的，因为一旦放纵药厂的价格欺诈和商业贿赂，破窗效应将毁掉整个社会的交易规则，将导致所有公平交易规则和公平竞争规则的毁灭，将彻底毁掉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像假球黑哨毁掉中国足球的竞争力一样，在强有力的国际竞争面前，结果付出的代价将远远不止药厂工人的失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维应的“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多么的不肯遵守严谨和科学，其如此逻辑的目的不过是为证明其支持腐败是次优选择寻找借口，一个没有规则和公平的市场将是怎样的经济？然而这些都抵不过张维应为了证明其精英理性和独裁的诱惑。
我们都不会忘记“文革”是个人专制和个人判断引发的浩劫，是民主政治的缺失引发的恶果，然而张维应为了证明他自己和精英独裁的判断是多么的理性，竟然把“文革”起因定性为多数人的暴政，用以指控民主政治是缺乏理性，是多数人的暴政。在此张维应与我们故意玩起了“学者”判断与民主政治正确的概率游戏，前不久张维应就曾经使用概率很小的伽利略的例证，借此来否定学术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社会批判浪潮，来否定世界上已经浩浩荡荡的民主政治和政策取向，并由此得出张维应等精英“学者”的判断才是社会的理性。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张维应历史正确的概率决不会超过毛泽东，更别说是民主政治正确的概率了。
为了证明补偿强权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的不可动摇，张维应故意删除了中日关系中的关键性的尊重和互利等基本原则，以证明其不要纠缠既得利益历史问题的“理性”，提出了否定一切公正原则和规则的“向前看”，并据此提出了强权的补偿论。如果按照这种原则，当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占领了中国，中国人民根本就不该“失去理性”地反抗，更不要对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进行还击，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远比现在的官吏强权要疯狂不知多少倍，因为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损失肯定比改革侵略者要大，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了。按照张维应的“理性”，中国人民真不该进行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而应该采取“改革中的利益补偿”办法和帕累托改进，以及赎买的办法再签几个《马关条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和大东亚共荣。由此我们看出张维应的推理和理性是多么的严谨而荒谬。
张维应正是通过这种以偏盖全的举证和否定公正和正义逻辑，或概率极小的例证，论证了改革就是精英独裁，开放就是两极分化。
这就是主流经济学所要推行的改革，由于“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我们确实难以完全揭露他们改革的本质，但至少可以教育更多的国民认清主流经济学"理性思考"的伪装。
通过这些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考”，我更坚信以下的观点：”这场论战已经完全不能再用一般的学术纠纷来掩盖主流经济学精英的图穷匕现了。尽管毛泽东说过的话不能句句是真理，但其一切纸老虎和反动派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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