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与文明
文明的曙光
“文明”梦碎？
一股焦虑的幽灵正在全球蔓延。早已实现“嫦娥奔月”的人类却在自己制造的困境面前一筹莫展。
人类一方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理论上养活全球人口了无问题，而另一方面，全球有10亿人口陷于饥饿，对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束手无策，只能诉诸自己个人的“绝食”。
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时代，“全球化”势如破竹，“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圣经，不料一个小小的“次贷危机”演化成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鉴于30年代类似危机的严重后果，各国政府不惜饮鸩止渴，靠滥发货币使几乎要螺旋坠落的经济“飞机”勉强抬头。可还来不及欢呼，又出现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并导致了暴力示威。这危机已呈现出扩散的征兆，直接危及欧元体系的存在。
“全球化”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恐怖主义。9.11事件后，美国的媒体曾发问：他们是谁？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但这种反思很快就被麦卡锡般的狂热压倒，在获得几乎是全民支持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出兵占领阿富汗、伊拉克。至今阿富汗、伊拉克仍陷于战乱，恐怖主义却悄然蔓延开来，看不到消退的迹象。
二十年前，全球还在憧憬“和平红利”，而现在正在走向新的军备竞赛，其推动者正是高呼change上台的奥巴马。五角大楼2月初公布的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军准备发展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名为“即时全球打击”，从美国发射，能在1小时内击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区的目标。这样，从依赖核威慑的“恐怖的和平”迈向了可用于大规模实战的军备体系。这刺激着所有相关国家发展军备。
环顾国内和全球，到处都能看到盛世辉煌下尖锐的对立，都能看到应力的迅速、大规模聚集。这迫使人们思考：人类到底是更文明还是更野蛮？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文明的曙光
学者们通常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为“文明史”，将“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阶段。在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视野里，这种分化主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蒙昧时代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至于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类无疑是群居动物，这个“群”就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利益共同体。在野蛮时代，这个“群”基于亲缘，人们生存于部落中，部落往往由几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组成。
人们的社会认同其实就是对家庭和大家族的认同。每个部落往往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部落间往往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无人地带，相互间交往甚少。随着人口的增加，部落的扩张，相邻部落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但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相邻部落间的往来与交换缺乏动力。春秋时代的老子，记录下了当时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记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利益融于共同体利益之中，伤害一个人就等于伤害了整个共同体，摩尔根发现，在印第安人氏族中，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摩尔根《古代社会》）
印第安人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机制是氏族的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对这样的社会结构，恩格斯感叹道：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
“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同上）
事实上，类似的社会制度在亚洲、非洲、欧洲普遍存在过，它们的遗迹曾存在了很久，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它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了甲骨文。张秉楠考证了殷墟卜辞、《尚书.盘庚》、《尚书.洪范》等文献，发现在那个时代，贵族会议、族众大会在公共事务决策中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尚书.洪范》描述了商代统治者的抉择原则：当决策有疑时，应从四个方面获取信息，包括：统治者自己的判断、占卜（龟、筮）、贵族（卿士）、族众（庶人），并具体给出了综合不同来源信息的规则。
西周官职小司寇，其职责是：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周礼·秋官·小司寇》）
就是说国家遇到战争危险、迁都及立君这类大事时，都要召集“万民”来征求意见。这类民主决策机制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如：侗寨的 “鼓楼议事”、苗族的“议榔”、羌族的“议话坝”，都是由族众平等讨论，决策公共事务。
当今的学者们，就民主是否为“普世价值”争得不亦乐乎。而史实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种机制运行的前提是：参与者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所以，文明时代之前的民主机制，只在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内运行，而对外通常靠谈判或战争解决问题。
随着社会的分化，把握公共事务权力而又有共同根本利益的群体日渐缩小，民主机制的运行范围自然日渐收缩。这一趋势在先秦时期尤为明显，到了韩非的时代，不但诸侯、大臣的利益已与君主对立，连王子、后妃都与君主显出利益对立的态势。“《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君主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他只能依靠“独视”、“独听”、“独计”、“独断”来维持统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样的社会背景催生了韩非的理论。这个理论追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对君主而言，达到这一境界必需倚仗法、术、势。与韩非理论相应的是郡县制，这种制度下，权力自上而下委任，各级官员均必须、且只需向上负责，而这棵权力之树的总根则是君主。
由此我们看到，是什么点亮了“文明的曙光”：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史实告诉我们，“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靠从社会吸取资源而锦衣玉食。为了使这种寄生关系得以长存，“国家”必须认真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两千年的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国家”探索自己行为边界的历史。包括汲取那些资源？汲取多少？用什么方式汲取？作为交换，需要为社会做些什么？
事实上，从社会汲取资源的不只是“国家”。
“本”、“末”之争：农与商
在韩非的著作中，最显著的心态是“提防”--群臣、子孙、姬妾无不在需要提防之列，因为他们生存在国家机器内部，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君主的地位。然而在此之外，韩非还对“商”倍加提防，韩非视商人为“五蠹”之一，用“本”、“末”概念来分析农商关系，认为“农本商末”，主张“重本抑末”、“重农抑商”。
传统上通常将西方文明入侵以前的中国经济称为“自然经济”，这种认识有些粗糙。事实上在中国分工很早就出现并发展了。《周礼.天官冢宰》记“大宰之职”之一是：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可见那时就有了相当系统的分工，工业、商业都已开始萌发。《周礼·考工记》（多数学者认为系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编纂），则记录了工业内部的分工，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
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商业必然发展起来。对工、商业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工攻其材，商通其财”，并意识到专业化的意义“业而分专，然后可以成治”，农、工、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逸周书·程典》）。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社，“这一时期的商人按照村社组织的形式存在，以家族为单位，主要为奴隶制国家及各级奴隶主贵族服务。”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工商业依附于官家。（朱红林《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6卷第1期 2006年1月）
事实上，在先秦典籍中，工、商往往并列。名相管仲将齐国分为21个乡：“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国语·齐语》）可见工商业约占近三成的劳力。
随着村社结构的瓦解，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社会力量。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还深深地卷入了官场事务，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吕不韦。
于是，社会的高层出现了官、商两股势力。官依仗暴力统治社会，而商倚仗财富同样可能统治社会。西汉文帝时的晁错观察到，当时已经是：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在现实中，财富的生产者早已受制于财富的转移者。对帝国而言，其后果是严重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而农人流亡意味着天下大乱。官方习用的手段是法律，然而与商业手段相比，法律显然是乏力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显然，早在先秦、西汉时代，中国的精英集团就意识到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财富控制权利，还是权力控制财富？作为官方，选择重农抑商就不可避免了。但事实上，官家又离不开商人。一方面，官僚体系根本不是一个适于经商的体系，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高效率的系统来完成社会的交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结交商贾，借此敛财，方能有效地完成其“自我实现”。
于是，官商之间既争斗，又勾结的局面贯穿着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作为人口多数的财富生产者，其生存的全部意义，仅在于为这两个集团贡献财富。
《钱神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商业发展的初期，是以物易物。当需要交换的品种有限时，尚无大碍。随着分工的深化，需交换的品种增多，以物易物渐不可行，对货币的需求出现了。货币的本来功能是交易媒介，它简化交换过程，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任何商品都可以也必须用货币来衡量，货币成了“一般交换等价物”。
“一般交换等价物”的出现使人们的财富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表征财富的不再是粮食、牲口等具体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是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货币。因为用它可以随时交换所需的任何商品。于是追逐货币积累就成了追逐财富者的必然选择。晋人鲁褒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钱已经成为“神物”：
“……，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鲁褒《钱神论》）
其作用甚至远超出一般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成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必要因素，甚至能颠覆官场的位势：“无位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这不正是令哈耶克神往的“财富控制权势”吗？
从消费的角度看，任何商品存储量远超过消费需求都是不合算的，因为一方面是存储的成本，一方面是递减的效用。于是对任何消费品的追求都是有限的。而货币本身没有使用价值，“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汉书·食货志上》)，但它可以交换任何一种商品，甚至可购买社会地位（有多少腰缠万贯者就购回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的头衔，卖官鬻爵之事，更是史不绝书）。于是人们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
正是这种无止境追求，使货币脱离了早期“交易媒介”的工具性地位，有了自己的灵魂—以钱生钱，将本求利。它追逐的不再是任何具体的商品，而是货币本身，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于是货币有了新的身份—资本。
由是观之，子贡、吕不韦、白圭、范蠡等就是中国早期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的89.36%还是农民，基本上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仅油盐酱醋、铁器布匹等不多的产品需要购买。作为资本的货币，它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还远未清晰地展示出来。人们讨论货币更多的还是在交易媒介的框架之下。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费雪公式，其隐含假设就是：货币是交易媒介。直到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基于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倡导央行的货币发行应遵循“货币数量规则”。
作为交易媒介的“一般等价交换物”，逻辑上应有自身的价值。且它的“票面价值”应与其自身价值大体相当。自唐到明，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民间就会铸钱牟利，反之就会销钱铸器。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宋时期，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这类靠自身价值立足于市场的货币，本身就是被追逐的对象。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们发现，宋代无论是官家还是富商大贾，“具有积贮铜钱的惊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武汉)，2008．2）这些被积贮的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交易媒介的匮乏，中唐至明中叶里屡屡发生“钱荒”，尤以两宋为甚。
可见，“足值货币”与“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内在的冲突。作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经济体中不断地流通---“通货”，而作为财富本身，它将被囤积，这势必使基于“交易媒介”假设的费雪公式失效。
宋代民间创造的“交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纸币，用它可以足额兑换票面标定的铜钱。这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承诺以固定的比率兑换黄金。所以那时的美元被称为“美金”。显然，“交子”的流通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这提示我们，作为交易媒介的本质特征是信用。后来官方仿“交子”发行了“会子”（又称“楮”），但官方显然不那么在意信用，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向民间支付时用“会子”，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结果，发行者自己都不要的“会子”，只能不断贬值。当时的叶适、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认为“楮币久远必败”，他们其实是意识到，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
可见，从交易媒介的角度看，货币的本质特征是信用而非价值。然而，货币体系的信用，归根结底需建立在真实财富的基础上，即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应与真实财富的增长持平。但是，逐利资金--资本的存在和积累，使之成为不可能。
异化：货币的宿命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对货币的无止境追求，“以钱生钱”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资本拥有者判断一项投资的价值，仅在于获得利润的大小及相应的风险。众多资本家理性操作的整体效应，是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通过利润这个环节转化资本—以钱生钱的货币。笔者已在《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中，基于统计数据，系统分析了这一机制，这里就不重复了（见《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其核心功能是流通，流通速度越快，其效能越高。在流动速度稳定的条件下，价格稳定的基础是：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同步增减---这就是费雪的理论。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其核心功能是以钱生钱，其效能指标在于其膨胀速度。这是资本家决策的核心目标，而与真实财富无关。
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作为资本的货币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只扮演着货币循环中的局部功能-如采购原材料，支付工资，购买消费品等等。而所有这些行为，从经济全局看，都服务于（因而必然受制于）资本利润极大化的总目标。
这一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逐利资金必然因自己的内在性质呈指数扩张，不可能受制于真实财富的增长。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遵循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根据真实财富存量来规范货币发行总量，其后果必然是：用于交易媒介的货币日趋不足，导致实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势必陷入衰退。其根源在于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地将货币从交易媒介转化为资本—逐利资金。于是货币发行总量中能扮演交易媒介的部分日渐萎缩。如果强制货币发行总量对应于真实财富，必然导致交易媒介相对于真实财富日趋不足，其外在现象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的“货币数量规则”，在各国均告失败，其根源即在于此。可见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必然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而在其货币构成中，追逐以钱生钱的货币必将超过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
然而，资本家们之所以愿意囤积这样的货币，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货币可兑换真实的财富，即使面对货币贬值，他们的理性追求也只能是：让自己追逐货币的速度超过货币贬值的速度，以保证自己对真实财富的控制力继续增长，至少不要缩水。
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和央行间的相互作用，以稳定币值为核心职能的央行，本能地倾向于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资本家的逐利本能却迫使央行增发货币。在资本家的压力和稳定币值要求的夹攻下，央行希望由财政发行国债来缓解社会上的流动性不足。而国债本质上是政府欠资本家的债（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商业银行这个中介，但实质不变），是要还本付息的。于是变成了政府替资本家赚利润。而政府赚钱效率不佳，正是主流理论家主张私有化的重要论据。于是主流理论界里充满了关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聒噪。
事实上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资本家要赚利润的事实，从而不能改变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日渐失衡的大趋势。直接服务于逐利资金的学者显然比学院派的书呆子们更能冷静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据称“日薪一万”的高善文，早在2006 年4月7 日的主题报告《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中，就对“资产”做出了自己的定义：
“讨论资产重估首先需要讨论什么是资产，对资产进行准确的定义无疑非常困难，但其相当重要的一个属性是其供给曲线相当陡峭(如果不是完全垂直的话)，而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供给曲线在长期内是完全平坦的。例如古董(或者市中心的土地)的供应曲线几乎是垂直的，而钢铁、汽车等的供应能力很容易复制出来。同样地，如果短期内股票的供应可以高速增长，其重估的压力将相当小。”（高善文《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
所谓“供给曲线陡峭”，意指即使大幅度提高价格，也无法明显增加供应，这就是“稀缺性”。按照学院派的定义，资产的属性在于“可盈利性”，而高善文将资产定义为“稀缺性”。这一转变意义深远，它昭示人们，资本家群体已经意识到，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靠生产与供应获利，已经日渐渺茫；当今正办是，尽量抓牢不易贬值的东西，让通胀之虎在吞噬自己之前，先被别人喂饱。
于是这些年好一个“炒”字了得。从煤矿、铁矿、稀土；到土地、山林、房产；到股市、债市、期市；到钱币、邮票、古玩、黄金；甚至连绿豆都被炒成了“逗你玩”，大蒜被炒成了“算你狠”。“愿赌服输”成为投资界最时髦的道德准则。
山东日照大蒜电子交易市场龙鼎盘，多空对赌卷入数亿资金，结果空头爆仓，导致资金联断裂，从春节前开始客户已无法从交易账户正常出金，上万交易商既激愤又恐慌。政府、司法不得不介入。在又拖入数家企业，且向银行贷款2亿元后，在多方订货价格的110%上，强行平仓。此举一方面违背了“愿赌服输”的道德准则，导致账面暴利的多方对政府的怨恨；另一方面，在强行平仓后，“各合约出现井喷行情，被连续不断打上涨停板。”赌博以更大的规模展开。（见经济导报2009年8月31日《数亿资金对决期市》、2010年2月8日《司法介入“龙鼎盘”争端》、2010年3月17日《龙鼎盘多空对赌事件落幕，空头彻底落败》）。
这样的态势能够持续么？一个日渐失衡的机制已演化得“炒”声鼎沸，仿佛唯恐“炒”势不旺，监管方又开放了“股指期货”，买空卖空正式合法化。对经济调控当局，“维稳”何异扬汤止沸？
“楮币久远必败”，叶适、戴埴等人的警告言犹在耳。法币的明显特征是不受真实财富的制约，在利润极大化机制的压力下，法币的超额发行是不可避免的，其逻辑后果又如何规避？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经济危机的本质是逐利资金超越真实财富而无限度地膨胀。这不是实体经济现象，而是货币现象。为服务于分工、交换而创造的货币，异化为食利者的工具，成了极少数人不劳而获，盘剥多数人的工具，这就是金融资本。
一个逻辑上自然的推论是：由政府将这些多余的逐利资金控制起来，或令其退出货币循环，或转而弥补不足的“有效需求”。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哈耶克问题：财富控制权力，还是权力控制财富？
在整个工商文明史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财富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今大型跨国公司个个富可敌国，它们的目标清晰而单一:为股东创造利润。在它们眼里，国家不过是宾馆。它们操控制定的“国家竞争力”指标，不过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标准，恰如房客选择宾馆的标准。对此，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者有尖锐的评论：
“自由资本主义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这个愿景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彻底抛掉国家的外壳，全球强国统统大分裂，国家公司化，变为大大小小的有限责任国，世界改由跨国财团的大公司直接统治。这样，企业化的国家就可以破产，以土地和人民抵债。”（李非《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8/97429.html）
这就是维京群岛等“壁税天堂”和瑞士等“洗钱天堂”繁荣昌盛的原因，这就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道路。这条道路正被主流理论界描绘为“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
另一方面，即便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期望的“权力控制财富”，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回顾国家的起源和它数千年的历史。它其实是精英集团控制社会的暴力机器。大量史实表明，它的本能倾向是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创造都市地区的繁华。
在两极分化严重的泰国，前总理他信曾试图改善农村贫困阶层的状态，却被富裕集团用示威和政变赶下了台，尽管他是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台的。而支持他信的“红杉军”示威，却遭到了“文雅帅哥”阿披实的血腥镇压，阿披实的背后是城市富裕群体和军队。
标榜“民主”的政府尚且如此，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一旦掌控了全部社会资源，有什么力量可以监督、制衡它，以保证它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而不是发育出一个靠权力爆发的新贵集团？从历史上看，曾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不发育出一个事实上不受社会监督的官僚群体，在其“转型”之时，普遍出现的是：官僚集团将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变为法律上的“国有”，然后私分之，迅速造就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使一个表面上“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在短短20年内就位居全球贫富分化的前列。而对这一过程，社会公众根本就无从置喙。
“文明”梦碎？
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人类生存在一个个团体中，每个团体靠亲缘维系。而团体间的接触甚少。在团体内，民主是一个自然到无人注意的现实。团体的“高层”是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长辈，他们作为家长，本能地维护整个团体（也就是家族）的利益，而无需标榜什么“觉悟”、“奉献”、“大公无私”之类。
随着家族的扩张和各家族间交往的频密，基于亲缘的社会维系能力渐弱，而追逐私利的动机膨胀。它一方面使人类在在自然环境面前日趋强大，一方面人们生存的社会日益超出了家族的范围，社会共同体内，分化出利益对立的群体。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类进入了“文明史”。
从生物圈的视角看，“文明社会”无疑日渐强大，生物圈中制衡其他物种的“相生相克”机制，对人类社会渐渐演化成单向的资源利用关系。
从“文明社会”内部看，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从未得到解决。当初那种对氏族、部落不假思索的认同早已远去，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人们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集团内部发育出“忠义”之类的伦理准则来维系认同，但在私利的作用下，“翻脸比翻书还容易”。于是有了“背叛”、“内奸”之类观念。在利益集团之间，强势者压制、奴役弱势者成了常态。当两者势力相当时，或是恐怖的和平，或是血腥的战争。从某种视角看，“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所以史书上的高大角色，多是战争英雄。
追求全社会认同，被视为迂腐而不现实的梦想。致力于此的人成了社会的边缘人群，他们创造了各种宗教。宗教本质上是试图探索价值标准，寻求全社会的认同。西谚云：“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们将社会认同问题扔给了上帝。追求社会认同的各大宗教都发现，问题在于抑制人类的物欲。而工商文明的核心动力却是对物欲的无限追求，连马克思都将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上。
当工商文明在19世纪的欧洲进入盛世时，尼采借“狂人”之口宣布：“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此时的欧洲，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其实，“上帝”早就被主流社会杀死了。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放“赎罪券”后，任何人都可以一方面追逐私利，一方面用敛来钱财的一部分把自己洗成圣洁之徒，并问心无愧地步入天堂。走进任何一个香火鼎盛的寺庙，都可以看见：一方面是信徒们在贿赂神佛，以求遂其私愿；一方面是僧人们以神佛的名义受贿。这俨然是一个产业链，无怪乎释永信需要去拿个MBA文凭。世人们则热衷于议论那个庙里的菩萨更灵验。笔者的切身体验是，为官、经商者，在庙里往往显得更虔诚，难怪佛陀要大谈“末法时代”。
今天危及人类持续生存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工具理性（科学）不够发达造成的，相反，追根溯源，它们的根源都是价值理性问题。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价值理性须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外部资源，有限的技术手段，人类行为应遵循什么准则，才能保障种族的延续。人类学考察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选择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结构，使人类度过了上百万年的岁月。
人类进入“文明史”不超过1万年，进入工商文明不超过500年。这段历史中工具理性大大发扬，但价值理性却陷入了佛陀所说的“无明”之中。个人、小集团的眼前私利，压倒了整体的长远利益。经史百部，充满了尔虞我诈的记载，“一将功成万骨枯”，少数人的霸业，以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为代价；少数人优雅闲适的生活，建立在无数人的辛劳、贫困、绝望之上。一本教导人情世故的畅销书，其标题竟是《我不是教你诈》，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今价值理性的贫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继续回避价值理性问题，指望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其结果必然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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