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最崇敬、最信赖的导师和领袖
——评茅于轼《纪念王佩英讲话》
范正美
茅于轼在《纪念讲话》中说，王佩英的“历史功绩”就是反毛泽东。为了体现 茅 先生讲话那股原生态的精气神，同时也便于未读过其讲话的读者一睹他的“霸气”，我在这里原封不动地录上几段他的这方面训导。 茅 先生说：“王佩英虽然只是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一名勤杂工，但是她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她在文革前就认为毛泽东应该下台，不适合再当领袖，并且对自己的独立判断有很强的信心。否则她坚持真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如果毛泽东那时候下台，就不会有文革的惨剧。我们大多数人那时候还蒙在鼓里。但是王佩英已经看透了形势。她的认识水平远远超过了绝大部分专家学者所能达到的水平。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王佩英的面前应该感到惭愧。可能有一些知识分子也能看到，但是没有说出来的勇气。”“让我特别感到悲哀的是，至今既然还有不少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我猜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他们多半是八零后的一代人，没有受过阶级斗争的苦。他们感到现在的社会太不平等，所以怀念毛泽东。我非常认同社会的平等。平等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富裕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目标。毛泽东追求平等并不错，他错在打倒富人。我们现实的社会是不平等的，从现在这个社会出发，解决的办法一是像毛泽东那样打倒富人，分富人的财产，社会马上变得平等；另外一条路是让穷人一步步富起来，最后也变成富人。我认为后一条路是我们应该走的路。而不是打倒富人。因为穷人最后都要一步步变富。打倒了富人，穷人还有机会变富吗？事实证明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而且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之日。这是事实证明了的。我赞成大家都来为穷人做事，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而不是空喊口号，用口号来帮助穷人，甚至用口号误导穷人，坑害穷人。我反对打倒富人。这是我们和毛泽东根本上的不同之一。”这位“和毛泽东根本上的不同之一”的 茅 先生，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事关中国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个十分明确的问题，用不着跟茅于轼辩舌。
不！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如此放肆诋毁毛泽东，诬蔑中国人民，不能、也不应该置若罔闻，等闲视之！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铸锭、无可置疑的，这在广大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而肯定的。但是，由于一位资深的老人开了否定毛泽东的先河，中国主流舆论界（包括新闻、电影、戏剧、文学等）又紧锣密鼓、推波逐浪，编造了一系列所谓惊心动魄的事例，并且将事情越来越往前延伸，时间越来越提前，把本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搅得更加真伪难辨，使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对一些基本事实、基本看法发生了具有颠覆性的动摇，成为茅氏等一些人的俘虏和营销市场，于是才有茅于轼先生这样放肆的讲话“横空出世”。
茅于轼是一位在中外颇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资深的学者，又是高层领导的重要智囊，而且在茅先生看来，他正在向“无知（茅于轼语）”的中国人民灌输“真知”、唤醒觉悟。所以，恭敬不如从命，与 茅 先生对话、讨论几个“真知”问题，甚为必要。
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所谓“讲事理”、“懂事理”、“明事理”，或者说“求真知”，就是讨论一切重大的事情、情况或事例，包括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杰出的历史人物，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把历史事件和杰出的历史人物放回历史环境及其进程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加以分析。这一点，是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宪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听说茅先生很是重视宪法的。评价毛泽东，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茅先生这么大的人物，那么一个劲地讲“真知”的人，事关大是大非、大义大德，则是不能离开宪法规定的这条规则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澄清这样四个深层次的原则问题。
第一、人类社会究竟是从哪里进到今天的，经过了什么发展阶段，向着什么方向发展？
第二、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
第三、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选择的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究竟干了共产党应该干的事情，还是离弃了共产党应该干的事情？
第四、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事业，究竟是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还是加以全盘否定？
现在就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来讨论一下，究竟是茅先生的憎爱离开了“真知”，还是中国人民走向了“邪路”。
一、关于人类社会走向
在盛行否定社会阶级矛盾、否定社会革命、否定唯物辩证法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代，卡尔·波普尔（1902．7．28－1994﹒9﹒17）的学说被我们某些高校的一些资深的教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某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卡尔·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从来就无所谓“科学的前进方向”，更不存在什么“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只存在一个所谓的“开放社会”。 卡尔·波普尔力图推倒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本质，否认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否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卡尔·波普尔在搜罗一些现象之后，不顾历史事实而武断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一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问题在事实上都被现代资本主义所彻底解决了。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有意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促使革命爆发。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显然，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经历中国社会沧桑之变、深刻体会新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之痛的中国人民，一看便知，这是剥削阶级的陈词滥调，旨在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为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说教翻案。在剥削阶级的说教里，社会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循环轮转，至多不过是一些数量上的增减或位移的变化，社会秩序永远只能按照他们剥削阶级的意志运转，人民造反无理、革命有罪。在近代则是资本主义万万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反动。按照这种古老的理论，现代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只有俯首听命，甘心被剥削、被奴役，不要反抗、不要革命，听凭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顶多闹闹“民主”而已；已经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通过改革退回去旧的时代，当家做主的工农必须放弃主人翁的地位，把生产资料所有权交回私人所有，铁饭碗换成泥饭碗，重新受雇于资产者，兄弟相残，乞求资产者“剥削越多越好”，遇到天灾人祸，求求“老爷恩赐”。
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回天美梦”。
历史雄辩地证明，特别是目前正在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卡尔·波普尔的奇谈怪论击得粉碎，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理论是多么经得起反复检验愈显其光辉灿烂，那些嘲笑社会主义革命因遭受个别倒戈、叛变、围剿、曲折甚至失败，或者因为科技进步而宣布共产主义理论过时、资本主义长存的议论，是多么肤浅、自欺欺人而令人可笑，当然，也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更加欢欣鼓舞，斗志轩昂。
此时此际，中国人民回想最得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理解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全世界胜利，是多么的深刻而充满豪气。
二、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共产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她的最初成员，或者说她的发起人、组织者，并不是一般工人、农民，而是从资产阶级营垒中杀出来的人类最优秀、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世界观的人生裂变：首先由个人自由主义者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大家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先驱们。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同盟纲领中说得明白。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战略与策略。那就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实行低薪廉洁公仆制并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官员，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未来进到无阶级的发展创设条件。
三、毛泽东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在投身中国革命的半个多世纪里，干了这样一些铮铮生辉的事业：
（一）经过比较、筛选各种革命思想和理论，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决心以俄国革命为榜样，走苏俄革命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提出走自己的路信念，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维理念和思想路线，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系统以及阶段性规划及其战略、策略设计，使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变成了一种高度自觉、高度自主的革命运动。
（三）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工农、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把这支部队锻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善于连续作战。
（四）科学明晰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及其不同阶段性的变化，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创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
（五）在长征路上，授命于危难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六）科学地分析抗日、抗法西斯的形势，创立《论持久战》的对日总战略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后根据地的战略、策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七）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搬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经验，又坚决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创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使中国革命避免了左右摇摆。
（八）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作坚决地斗争，提出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创立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全新的整风模式，在小农的国度里，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三大作风的无产阶级政党。
（九）团结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建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在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实现了五十六个民族的空前大团结。
（一0）多方比较、广泛吸取各国立宪的积极成果，制定社会主义宪法，创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立坚持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
（一一）坚决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迅速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禁绝黄赌毒黑，破除封建会道门，移风易俗，整治民风，开辟全新的社会秩序，创立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的社会风尚。
（一二）团结并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实行公私合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推动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一三）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什么机器制造业也没有，初步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国家，使中国拥有比较先进、比较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在科学技术、国防建设上，核心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快步增强，成为掌握核武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一四）制定旗帜鲜明的外交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与调整国际环境、打破旧的世界秩序的斗争，敢于适时地揭露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阴谋诡计，决战决胜地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联合世界人民，保卫和平、支持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民族分裂。
（一五）科学分析天下大势，明确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特征，创立三个世界划分的学说，运用小球、推动大球，不失时机地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开放国门，迫使尼克松打着白旗访华，多方联合并积极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派邓小平出席联大，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
（一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击退印度和前苏联的入侵，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敢于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坚决、胜利地斗争。
（一七）深谋远虑，整体设计，创立了解决港澳台的各种预案，提出海岸线及边境线划分的基本原则，捍卫国家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八）适时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是和非，捍卫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捍卫苏联和国际共运的革命成果，高举革命和团结的旗帜，进行了震动世界的国际共运的大论战，促进了马列主义的大传播、大发扬、大提高，鼓舞了世界各国各地的马列主义者重新站队，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勇敢地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战斗。
（一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创立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特别是提出学会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二0）警告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列主义的路线，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
（二一）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行，还必须进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艰难地推动文艺、卫生、教育革命，使中国出现了一批以《东方红史诗》和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培养了一代新文艺工，使他们始终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农村出现了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合作医疗制度，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探讨了一条新路，在教育界出现了敢于反潮流的新风，出现了一批好教材，培养了一大批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二）提出党内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论断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创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和领导了WG。这场大革命的宗旨就是反修防修，其基本特征，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的方式，实行群众自己管理自已、自己教育自己，直至自由结社、成立群众组织，揭露党内的阴暗面，集中打击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实行军干群三方面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联合夺取走资派掌握的党政财文大权。
（二三）坚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创立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学说，要运用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发展经济。同时又从政治上分析，认为我们自己建设了一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注意商品经济条件下两极分化的破坏作用，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四）创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国民经济发展学说。
（二五）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落后就要挨打，搞不好有被开除球籍的警告，中国应该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创立抓革命、促生产理论，力主企业管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民主管理、群众监督。
（二六）在党、政、军的建设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毕生寄望通过人民民主，打破革命党开始欣欣向荣逐渐走向衰败、堕落的怪圈，并相信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料定中国如果出现反革命右派掌权是短命的；因为右派企图高举黑旗，他们就要倒霉了，群众就会高举革命的旗帜，将他们打倒。
（二七）毛泽东在革命活动过程中，所写下的论文、诗词、工作和读书笔记、电文、批示、信件、杂记，发表了许多口头指示、谈话，还有许多手书、草稿，等等，涉及中外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战争与和平、外交、军事、文学、诗词、戏剧、书法以及生命、自然、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是极为重要的经典和精神财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中国国学的瑰宝。
以上极其简单地描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所议所论、所作所为，就是忠诚、切实地做了共产党人要做的事业，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一脉相承、事业互相贯通。其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毛泽东紧紧地依据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以马列主义为行动的指南，并不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去照搬照抄，而且忠实于他的思维和定策的原则：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正是毛泽东的高人之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内至今尚无超过他的人的历史见证。
四、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选择的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究竟干了共产党应该干的事情，还是离弃了共产党应该干的事情？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一如前述。茅先生把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说成是打倒富人，把大家都变成穷人，实行均贫富，真是“无知”之谈。我不想花费笔墨、也不想多加论证。因为这些，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已把这些陈词滥调，驳得体无完肤。
那么，茅于轼先生为什么却要把毛泽东说成一无是处，其实，人们从茅氏讲话的嘴里，了解其真谛，那就是他们仇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茅的“打倒富人”，就是“打倒资产阶级”。
穷和富，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演说里看来，穷和富必须做阶级分析。穷，不就是革命者；富，也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从来没有笼而统之地提过要打倒富人。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篇讲的就是对一个个具体阶层的阶级分析，而且，毛泽东提出的对各个阶级的分析，所持的尺度有二：即“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个方面，要求综合分析、辩证地对待。分析阶级关系，当然要看人们的经济地位，但更着重看其对人民、对革命的政治态度，尤其强调要注重不同形势下，人们政治态度的变化状况，从来不是唯经济地位（阶级成分）论者。因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最崇敬、最信赖的导师和领袖的根本原因。
所以茅氏毛泽东打倒富人之说，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资产阶级命这件事情。革资产阶级的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剥夺来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完成两个决裂的社会革命，这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共产党人放弃革资产阶级的命，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放弃剥夺剥夺者剥夺来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放弃完成两个决裂的社会革命，那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这个共产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因为那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对革命烈士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剥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的资产，收归国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开始发展新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着手分步开始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个举世共知的原则进行的，并且真正做到了“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这个要求。
温故而知新。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属于人民的范畴。在政策上，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原则，坚决解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又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妥善地处理，不能也不应该把革命的盟友推到敌人那边去，以便夺取社会革命、社了共产党人的道义和德尚。据此，毛泽东在做法上采取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做法，却又不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在经济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根据共产党人的目标，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政治上，根据共产主义目标和道德准则，对民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不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一般按照人民的范畴，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即对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解放后继续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一面，予以团结；又同时对他们自觉不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评直至必要的斗争。根据这两项原则，中国采取赎买（根据其资产的本利和定率分期支付利息）的政策，不是简单地没收他们的财产、把资本家个人按照敌我矛盾处理，而是将其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于是，在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民族资本家带头上街“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进入社会主义”。
可以说，除了对于对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采取“打倒”，但也是有分析地区别对待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引导那些愿意跟共产党合作的个人，推动他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统统被打倒”，许多要人以后成为工商联的民主人士，或者参加了政协，或者在政府、政协机关供职，给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成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党内与群众称之为统战对象）。
由此看来，茅于轼先生对毛泽东这个不满、那个不满，直至极端仇视，其根源盖出于对毛泽东搞社会主义不满。而这却不是毛泽东的过错，而正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睿智所在。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图纸，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一切需要探索、调查、预测、群众创造和不断总结经验；有一些他人、他国的经验，也需要消化、变通，使之中国化。因而，不可能不出偏差、不发生失误，加上革命司令部、革命队伍里的意见不可能完全统一，如果再有敌人打进来、拉出去，内部出现奸细、倒戈、出卖，则使问题更加复杂、道路更为曲折。还有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摇摆和各种习惯势力、社会偏见、传统世俗，特别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蓄意破坏，以及突发自然灾害、朋友裂变，国内国际上其他不可预见的其他事件，于是发生了新的层出不穷的必须处理和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破坏的种种措施、办法，又必然出现在必须处理和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破坏的种种措施、办法中发生偏差、失误。概括起来，叫做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领袖人物的历史的个人的局限性。何况，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民族、人口众多，人们文化知识落后，产业很不发达，方方块块、层层面面，都是极不平衡的，这些使从事前无古人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可能走一条“大直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毛泽东逝世后，为了更好地前进，回头总结一下毛泽东的事业和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借此妄图对毛泽东全面否定，甚至妖魔化，那是绝不能容忍的，也是极不公道的。应该允许毛泽东犯错误。
历史表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关头、重要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最忠诚、最坚决、最积极、最正确的方向。陈云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一个人能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见崔士忠《谁将李锐的反毛言论按在陈云头上》）。
再重复一遍地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骄子，又是中华民族英雄；他忠诚、切实地履行了共产党人的职责，做出了共产党人的壮美事业。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一脉相承，与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互相贯通，彪炳千秋，值得大书特书。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比较、筛选，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也确实不负中国人民众望。陈云说得好：“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钱学森说得更明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说，反毛泽东，就是反祖国、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些浅显的道理，茅于轼先生应该是明确的，可是茅先生却自愿要当资产阶级右派，自以为反祖国、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光荣，那就由他去吧。历史将会把他的名字悬挂在耻辱榜上。
但是，应该特别指出来的是，茅于轼先生的反毛、非毛并不可怕。因为他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宣布自己是右派。群众一见便知。可怕的是我们中的许多高层政要人物，顶着共产党人的桂冠，口头上念念有词，且信誓旦旦地说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搞社会主义，却热衷于放宽党员发展条件，热衷于私有化的改开。并扬言只要有共产党存在，有党指挥枪，什么问题也不会出、出了也不可怕。他们不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硬要同毛泽东对着干。这些人是大错而特错了：殊不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党的命根子，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折腾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然折腾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离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就是把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人的位置踢到私人资本家的膝下，人民群众替资本家做牛做马去了，这是替资本家恢复失去的天堂，把劳动者用生命和心血夺到手的鞭子，交回资本家，让他们继续鞭挞劳动者。这样的共产党，也就变了质，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就会起来，同这样的共产党分道扬镳。思想起来，前途可悲啊！
茅于轼先生在讲话中感叹至今人民群众还在深深怀念毛泽东，十分气愤。“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正是现实生活唤醒人民的觉悟，那又有什么法子呢！
这正是：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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