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基本问题辨析
：幽灵
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关系，是首先应该弄清的问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可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共产党人原本确认的唯一正确的发展观。因此，它的“唯一性”表示，如果“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命题的话，那么它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应该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概念，后者只能是隶属于前者支配的具体工作理念。所以，在解读科学发展观命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弄清它的“实际含义”，否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做法随意冠以“科学”的头衔，这样，创新的概念就会随之混乱起来。
正如列宁在评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运动中的相互作用思想“如何应用的问题”时所说的那样：“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黑格尔〈逻辑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2页》），就是说，这一命题在应用中，如果不去揭示相互作用内部因素在它们联系中的“具体规定性”，相互作用就成为一个空洞的套话，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同样，科学发展观“如何应用”？也应该揭示其内在的具体规定性，在能够确定其科学内容和过程的时候，才能找到科学的途径，才能使其变为可以把握和操作的东西，而不是空洞的口号。
一、 发展概念的辩义。
（一）发展的科学含义。一种意见认为：发展的原则不是哲学的最高原则，“发展”的概念在哲学范畴中，连一般的属性也称不上。因为，“发展”实际上只是对物质运动性引起变化的一种不确切的表述，是物质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描述物质变化的模糊概念。许多事实表明，事物一方面的“发展”，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毁灭”或者“倒退”为前提的。比如：人的“出生”算发展，还是“入死”算发展？就是说，人以自己的意志对物质世界进行优与劣的比较后，才产生了发展与倒退的概念。可见，发展这一概念离不开人的目的和意志，往往充满着优劣比较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谈及“发展”时要特别小心，否则，发展会变成纯粹的空话，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决策学基础》下册第851、852页）。
另一种意见：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学说，指发展是按螺旋方式而不是按直线方式进行的；发展是量到质的转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任何具体事物发展都是有限的，整个事物发展是无限的。发展与运动有联系，但不等同。运动不一定体现事物的发展（《哲学大词典》第457页）。这应该是目前关于“发展”的科学规定。列宁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42页）。
相比之下，前一种意见担心：发展词义在应用中存在的“主观不确定性”会带来不良后果。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问题在于：唯物辩证法发展学说中除了“方式”、“转化”、“原因”、“有限和无限”等规定外，没有对事物进行优劣比较后的正确价值取向的确切表达，即：谈到“发展”的时候，没有发展目的和意志的真理性取向，从而使人们对“发展”的哲学意义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实践中，除了谨慎使用发展概念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对“发展”正确价值取向标准给以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这并不排斥列宁关于发展学说总的判断的正确性。
所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发展学说应该在原来基础上补充和明确“价值取向标准”的表达。其基本含义应该是：“人们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在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使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发展，符合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行为和结果”。如果人们的行为和结果背离了这一基本含义，就不能称为“发展”，应该称为“倒退”。
（二）发展观的科学含义。发展观是对事物是否发展变化和怎样发展变化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反映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发展观。它认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以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与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的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列宁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一种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另一种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前者忽视了事物的自己运动，或把它的泉源移到了外部，移到神那里去；后者是活生生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认识自己的泉源上，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见《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6页）。在这里，“发展观”的科学含义是再清楚不过了。
可见，发展观是否科学，要看是否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是否坚持发展中的对立统一法则，是否坚持事物发展根本原因是内部矛盾性的立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应该是对发展观运用过程中遵循“科学性”的一种强调，其内容应该仍然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其科学性也应该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继承或回归。否则，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去谈论发展，再怎样冠以“科学”之词，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就是说，如果“科学发展观”的命题成立的话，它只能是在唯物辩证法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加强发展的工作理念，而不能与唯物辩证法“发展学说”相并列，更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或者独立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定位。既然科学发展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指导下的工作理念。那么，其基本内容应该是：发展的根据与理论依托，发展的目的与决心，发展的道路，发展的目标与动力，发展正确性的检验、评价与鉴别机制等。这里包括自然、人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所以，就历史发展而言，符合社会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发展，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发展。
（四）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定性。
1、阶级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本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是否还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它是科学发展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第23页）”。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对科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人是不存在的；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的人是一些幻想的反动宗派，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可见，反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人过去就有，并受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这是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正确表述。不过历史将证明：阶级斗争不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而且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它是马列主义者在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创立的，这一科学方法论包含着唯一正确的发展观。它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核心，是建立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人民政权，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为谁服务（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所以，阶级斗争是鉴别正确与错误发展方向的试金石，也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性的基本方法。由于路线是保证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诲，仍然放射着真理的光芒，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因此，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把握阶级斗争，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观点。
2、先进性。是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进步性。主要反映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上，反映在上层建筑对新型经济基础完善和巩固的作用上。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能够解放生产力，必须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旧社会的上层建筑必须得到改造，以与其相适应，新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旧的上层建筑必然反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破坏新的生产关系，使它有倒退和复辟的可能。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意识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基础的、科学、进步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平衡的，经济上的暂时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意识形态的落后。意识形态的进步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发展的先进性，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旧的上层建筑对新的经济基础由不适应到适应的改造过程。我国建国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思想与剥削阶级思想的较量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
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原本就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它人为地捏在一起是错误的，把它的结合体作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更是荒唐的，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新中国建立60年来，人民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的生活对照，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亚当.斯密（市场经济）价值观为指导的“公与私”不同意识形态的生活体验。前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最纯朴的民风，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以周恩来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人民政府光辉形象光照千秋，为后人世代传颂。后者创造了消耗100年资源为代价的最多的物质文明，也制造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刑事犯罪、工伤事故、职业伤害、劳资纠纷、自杀率、失业者、最腐败的社会风气、最昂贵的国家行政成本、最重的群众生活负担等等。当今，华丽的社会外表的背后不断滋生着腐败的土壤，散发着人与人金钱关系的腐臭，隐藏着人们的精神迷茫和恐惧，歌舞升平的畸形繁荣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感。这说明“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发展。人们要问：在改革短短30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早已作了回答。
他在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只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即：“所有制变更了”，其他“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第二，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仍然包含着旧社会的“胎迹”（旧的意识形态）。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等于同时完成了其旧的意识形态改造工作，它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改造和完善，才能变为巩固的不可替代的先进生产关系，才能充分表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因此，社会主义初期的基本制度还很不完善、很不巩固。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这些不完善，使它倒退、复辟和演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始终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新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故这对矛盾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可见，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理论是否先进，不是自封的，而要由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做出回答，要由人民来评说。
3、预见性。是运用正确方法对事物发展结果的预断。现代预测科学认为：判断决策是否正确，可以经过实践检验，但这并不排斥逻辑论证也是检验真理的手段。因为，每项决策不能都等到决策实施完成后才能确定，是在事前和事中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证明的，这是预测科学产生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预测科学，它预见了共产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毛泽东同志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无论是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还是某项工作的计划、方案、预算等，都包含着对结果的预见性。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产生了应用性预测科学。这是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方法。
可以预言，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任何选择、坚持走中间道路和掩盖阶级斗争的行为，实际上是给右派势力反人民提供了帮助，最终都将一同倒向资本主义和屈服于帝国主义，这是修正主义者的选择与必然归宿。
4、统筹性。是指对事物发展全局性的把握，也是事物系统内部结构、秩序不断趋向合理化的动态反映。它包括：通盘筹划、统筹兼顾、统筹全局。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统筹性的思想核心，是“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思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他把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
陈云同志曾在总结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可见，统筹性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和全局性，其基本思想是“统筹出公平，出效率”。
实际上，科学发展的统筹性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有计划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比较好地实现。
因为，从30年改革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的结果来看，并没能逃出马克思的描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共产党宣言》第28页）。当今我国10%的人掌握着80%的社会资本，社会财产分配两极分化已排名世界前列；改革造就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建设者”的身份早已完成了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雇佣劳动者和失业者；由于福利性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已不复存在，“关注民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当今已出现旧中国才有的现象：“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共产党宣言》第39页），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平等地位早已名存实亡，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受资本支配的各种腐败的利益关系，这又一次应验了马克思的见解：“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第14页）。市场经济结构的文化发展，必然产生“资本支配”的社会权利，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历史早已证明：市场经济原本就是腐败的“孵化器”，2800万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正是为了消灭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的土壤。如今站在市场经济腐败体制上的反腐败，好比“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力量，本质上是属于权贵资本支配的力量，因此，它不可能阻止腐败的不断升级与蔓延。从总体上看，无论有多少制度，只能屡反屡败，这是改革30年来铁的事实。
事实还证明：披着“合法”外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瓦解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破坏了社会发展的统筹性，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破坏了人的正常关系和尊严，改变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当今在我国改革成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统筹发展已经成为一句空话，资产仍在不停地向少数人手里集聚；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关系失调，导致物价上涨，统计方法也不能正确反映经济纯收益情况。就普遍事实而言，“先富”帮助“后富”不过是在维护贫富差别前提下的小恩小惠和空头支票。这是资本的胜利，走资派的胜利。“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同上），即资本越来越左右政府：钱权交易、山头宗派、官官相互、官商黑勾结、贪污挪用、挥霍浪费、要素分配、高薪制、《物权法》、潜规则等遥相呼应，黑社会、黄赌毒、贩卖人口、抢劫敲诈、各种造假活动等大量腐败、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本质上一脉相承。
当前陷入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损失令政府羞于言表，中国销售给美国便宜的商品，然后再把美圆循环给美国财政部，购买复杂的可能一文不值的金融产品。这个过程伴随着压榨国内劳动阶层的利益。这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会输出到国外，以提高利润，……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56页)”。无奈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促使下一轮经济危机提前到来。一个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轨道上才会如此。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共产党宣言》第53页）。改革30年来，可恶的市场资本冲击着整个社会，上演了无数人间惨剧，效仿西方的我国法律体系实际上是为资本服务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广大群众民怨沸腾。而有人则要使出浑身解数，把市场经济刻意夸耀的如何美好，扬言要为实现这样的美好制度来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坚”。面对我国市场经济早期的阶级矛盾，它的设计者们不是反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是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口号来粉饰与调和阶级剥削与压迫，这正好被马克思言中：“这种阶级对立……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共产党宣言》第56页）。“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同上）。
由于“支配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统一的”（列宁语），所以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终于跪拜在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下面，发明者卖弄着“三个代表”的学问，将大量“剥削有功”的“建设者”请进共产党内，党内也有部分党员不择手段的蜕变为资产阶级有钱人。从此，党内阶级成分和党的行为被污染，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已无法对世人自圆其说了，千百万烈士们的遗愿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改。
截止2006年，我国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占26.2%的比重，而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改革开放为贫富分化提供的所有制基础。当人们能够正确解读市场经济后果的时候，中国已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特征，当权者只是没敢公开坦言罢了。人们将要看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共产党宣言》第53页）。当我国社会“剥削制度”将要建立的时候，有人就要宣布“小康盛世”来到了。官僚精英们会利用他们垄断的话语权来庆祝胜利，同时，雇佣劳动者也许因为得到了一份失业保险、“性工”会也许因为拿到了营业执照而走进庆典队伍。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当前，走资派已完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复辟，所谓“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改掉与现在私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老一辈革命家建立和培育起来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砍倒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群众一边，重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坚决斗争，才是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而当今，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口号的遮掩下，有人在继续干着削弱公有制经济的勾当，粗暴地践踏着《宪法》和《党章》，扩充失业大军。这种“吃一锅，砸一锅”愚弄百姓的行为怎么能取信与民？这是历史的反动！
5、可承受性。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离不开自然，生活和生产的是否可以良性循环，是检验发展中科学性的重要价值标准，属于战略决策范畴。可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人们在相当长历史阶段发展的总愿望、总方针，是向子孙后代负责的总态度、总立场。
有专家指出：“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应该奢望达到美国的物质丰富水平，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为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要耗费30%的世界矿物资源。世界70亿人有像美国一样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那么环境污染总负荷是现在的10倍。但是“经济零增长”又会使一个国家被排挤出国际市场，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寻求适合自己国情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这一见解是有说服力的。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任何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以及享受模式都是脱离本国实际的，人均产值要跨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盲目许诺是没有根据的，是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所无法承受的。实际上，资源的有限性使得西方经济学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不能自圆其说。而创造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最低资源消耗的统一，才是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努力方向。因为，科学早已证明：“熵定律”主宰着大自然，即热力学定律制约着物质世界，人们要想获得长远利益，必须尊重这些科学定律。
实际情况是，改革30年来，市场经济把对广大群众的生活压力转嫁给了大自然，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损失再有30年的自然恢复也无法挽回。列宁批判说：“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是机会主义”（《国家与革命》第32页）。
从本质上讲，自然的可承受性也就是人的可承受性，因为，对自然的破坏的最终结果是毁灭人类自己。有计划循环开发、使用、保护资源，才是“可承受发展”的根本出路。所以，循环经济和适度增长理念，是科学发展无法回避的。
6、批判性。是科学发展中事物的先进性必然取代落后的新陈代谢过程。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既是反复螺旋上升的，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认识必然伴随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局限和突破局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真理相对性的鉴别，必然伴随着事物先进性对落后性和批判。因为，批判性客观反映了事物发展内部的矛盾性，由此从根本上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离开批判性是不能维系的，其本质是正确与错误双方的斗争性。正确的认识只有在和错误认识的斗争中才能确立起来，错误认识也不会停止和正确认识的斗争。否认斗争只不过是斗争的另一种形式。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隐蔽表现，改革30年不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不过是帮助资改派对人民实施“温柔暴力”的阶级斗争而已，这是全国人民的切实感受。
如今，旧社会的悲剧正在重演！怎么办？“重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有团结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和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无产阶级绝不能束手就擒。在困难目前，认为“改变不了”就顺从的做法，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奴隶思想，坚持这种思想的人，容易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工人贵族”。
二、科学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求将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置于特定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和分析。历史的意义在于启示后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为鉴，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联系和过程，尊重历史经验，尊重历史规律，重视历史的遗留问题，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历史，甄别历史等。做到这些，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任何无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不承认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歪曲历史和不能正确表达历史事实的做法，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都会误导后人，也会干扰科学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恩格斯曾经有过代表性的论述，他说：“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有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走向衰落和灭亡。……在它目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他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发展总体上的前进性、连续性、阶段性和必然性。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对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把这一历史阶段看作是动态的、暂时的、可以发生和消灭的事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而自封的、固定的、停止的任何理论体系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所以，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终极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必须遵循这些基本历史规律，才能少走弯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排斥现代科学方法，相反应该借鉴，而历史的观点和科学方法论体系是紧密联系的。因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论的出现，大大丰富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并把它具体化了、模式化了。正是对这些细节问题规律的揭示，使人们对物质世界中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更便于把握，解决了“相互作用”思想的应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评价历史事物，肯定和支持一切推动历史上升和前进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其要点：一是承认剥削、剥削阶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由此肯定在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合理性；承认历史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曾经的历史地位。二是对剥削阶级执行历史的批判，揭示其对现代生产力的限制性，对现代剥削制度实行彻底的否定与推翻，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实践的积极探索。如：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必须限制剥削现象的任意发展，否则，必然导致剥削制度的复辟。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领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理论”是无比正确的。
2、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整体历史环境出发考察问题，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人必须不失时机地将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事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敌我阶级阵线和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同志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革30年的事实证明，“走资派”这一概念是成立的，表述是准确的。但这一远见卓识和深刻的理论建树，却不被当权的“共产党员”所接受，他们反以千百倍的能量去抵制和否定，这是党的领导的蜕变。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处理好走资派的问题，丧失了无产阶级的警惕性和鉴别力。
3、要重视基本的历史联系，不但要把历史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前因后果，还要把它与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弄清历史环境中诸因素对它的影响，肯定其中的历史规律。如：社会发展的“历史周期现象”是剥削制度的普遍规律。共产党人只有从中获得警示，搞清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才能面对复辟的危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今天，面对国内资改派的狂妄叫嚣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围剿，人们不得不叹服毛泽东的伟大和高瞻远瞩。人们不得不同样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
4、把历史事物作为一个过程去研究。就像列宁所讲的：“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3页)。党和国家的现实危险提示人们：毛泽东同志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非空穴来风，决非为了打倒哪一个人，而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窥见，是关系国家前途、人民江山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崭新革命，是修正主义者的克星，是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最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它遭到党内激进派和走资派“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挑动群众武斗”、“转移斗争方向”、“事后嫁祸于人”等等不择手段的严重破坏，但它的强大历史推动力，不会因为创造者的逝去和他的不完善而消失，它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心中的一盏明灯，“文化革命”的伟大创造将光耀千秋。
5、历史地对待历史遗产，把先前的历史看作现实的可靠基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历史遗产。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创造了历史条件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共产党宣言》第43页）。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造就自己的掘墓人，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阵痛之后，就会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觉醒并为之奋斗。
上述这些原则，对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是科学发展需要遵循的。
（二）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要求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自然界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是按照人如何认识自然界，而且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电子计算机和网络的发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建立，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精神三个领域中许多现象的一致性，具体论证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耗散结构理论”的建立，深刻揭示了自然、人与社会生命过程的本质问题，大大丰富了辩证法的物质观、意识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从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作为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对科学发展起指导作用。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建设过程中，既不能靠侵略去抢夺世界资源，也不能制造不平等贸易，只能通过平等贸易填补本国资源缺口。因此，盲目的出口外贸依存，等于用本国资源去养活外国人，这和我国的资源状况是相矛盾的。听任外国人侵占我国领土或在自己领土上和外国人搞什么共同开发，更是与“独立、强大的中国”极不相称的。
（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要求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判断立场和原则。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因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它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而试图掩盖阶级斗争，脱离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空谈道德，只能是骗人的。道德的属性是它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的实质，是要把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作为社会规范。所以，它在科学发展中，意味着对社会传统道德能动地改造，意味着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社会行为约束。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概括了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道德总原则，他说：“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在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生产和产品占有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它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总概括。而只有消灭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对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就必须让位于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专政”一词深刻地反映了国家统治的本质问题。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须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第32页）。
建国60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它充满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改革30年来活生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应验了马克思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人们体会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先进性，确认它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规律，确认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旗帜。而任何打着创新招牌的砍旗、换旗行为，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最终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识破。
无产阶级专政的道德约束，毫无疑问是符合社会前进的历史实际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于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只能代表占人口90%以上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先进性的唯一归宿。而只有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今受资本左右的“两个先锋队”，是企图使党退回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方向，无论它怎样伪装，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是为了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澄清这一重大是非问题。
（四）人民观。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由人民评说的观点。应该说，“人民观”是毛泽东同志的首创，是后人对他的伟大人格力量的历史概括和褒奖，更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的一生；是披荆斩棘，不懈探索的一生；是对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诚和极端负责任的一生。作为政治家、战略家他智慧过人；作为军事家他炉火纯青；作为哲学家他无与伦比；作为思想家他博大精深；作为人民领袖他当之无愧；作为革命家他战无不胜、举世无双。因为，他把一生融进了人民，和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他无私无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堪称楷模；他面对艰难险阻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是共产党人不朽的丰碑；他毕生把劳动群众高高托起，而把历史责任重重压在自己肩上；他至死不忘革命先烈们的遗愿，并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他最热爱的人民解放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真挚和不完美，透视出他一生追求真理人格魅力的真实性。在古今中外的领袖族群中，只有他——喊出了宇宙间最美的声音——“人民万岁”！
毛泽东同志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的，有所不足。历史将证明，这是他是一生最杰出、最精彩的篇章。它所带来的动乱，一方面，是走资派、激进派的破坏和干扰所至；另一方面，是在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无法避免的。而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是另有用意，也不符合事实，历史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从整体看，文化大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的历史地位！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是历史的觉醒。
实际上，就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理论境界而言，毛泽东同志远远超过了他的战友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之下不在一个层次，“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全世界认同的声音。因为“够不着别人的肩膀，就怨别人长的太高”，是自私和狭隘的表现，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一个自己承认读书不多，从不讲阶级斗争而又自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怎能和踏破万卷、出生入死，人民公认的无产阶级杰出领袖相媲美，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是历史的透视。
毛泽东的人民观有以下基本内容：
1、人民创世理论。即：关于人民群众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所以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毛泽东看来：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推动历史前进必须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一样。
2、人民利益理论。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毛泽东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向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可见，真正为人民做好事，一是不能三心二意，二是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三是在行动中必须遵循“两个负责的一致性”原理，才能保证动机与效果的一致。否则，一事无成，必然失败。
3、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即：教育和培养人民群众参与党和国家事务的理论。毛泽东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多数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内容有：
（1）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解放。一九七五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经济制度方面规定，现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2）干部参加生产劳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3）群众参加整党。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说：“每一个支部，都是要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4）工人参加教育改革。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做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等。
（5）群众参与管理改革。一九七三年四月，《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说：要遵照“鞍钢宪法”，动员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和科学实验的活动。
（6）给人民群众“四大自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说：“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一月，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式，”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可在宪法保护下，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本质是实行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民主。
（7）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文艺界创作出一系列工农兵题材的文艺作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与斗争的史实。
（8）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9）打倒奴隶思想。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为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了如下批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等等。
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教育全党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的一生，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的一生。历史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人民当家作主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极为深刻和有极高理论价值的。
4、群众观点理论。即：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和干部对待群众的根本观点理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源泉和认识真理性的最终手段和标准。坚持群众观点，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人民群众负责。
群众观点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或者一个党所能实现的，而必须有千百万群众来建成。列宁指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5、群众路线理论。即：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机关以及干部同人民群众关系和领导方法的理论。是群众观点的具体运用，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之一。主要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让群众讲真话，表达真实意愿。即：在群众的实践中获取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转化为代表广大群众意志和要求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指导群众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群众路线对科学发展的意义，不仅仅是干部同群众形式上平等的问题，重要的是：关系到对没有决策权的群众，作为历史的原本创造者和主人，他们在历史前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这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历史证明，群众路线是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性、创造性，更好更快的发现、执行真理。社会主义革命若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
群众路线的实质是对“绝对权威”的否定。权威是需要的，但绝对权威的出现必然否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带来独裁，由“群言堂”变成“一言堂”。对绝对的权威崇拜会变成迷信，这是反科学的。群众路线正是为了克服独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
6、群众运动理论。即：人民群众普遍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经济等活动，创造历史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无法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在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之前，群众运动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或者被剥削阶级利用。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才成为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
群众运动这一概念较多出现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历史和现实都能证明，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仍然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问题。
总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的人民观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基础，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定因素，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说，不要迷信选举。选举怎么是民主的基础呢？民主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民主的阶级性！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是工农代表比例的绝对多数，二是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这是任何剥削阶级民主所没有的。
我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提出的问题是：群众运动理论原本是共产党人的创造，是否群众运动只可以适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而不适合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政党只可以领导夺取政权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能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否群众运动这一历史形式，在共产党人取得执政地位后就不灵了？其他历史形式（如军事斗争等）可以不断发展完善，而群众运动却不能发展完善！？这符合历史逻辑吗！？
毛泽东同志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科学发展应该突破怕搞群众运动的襟固，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姿态，勇敢回答这一问题。
（五）实践观。即：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践的意义是与认识相互作用，为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提供感性材料。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实践的主要内容。群众意见的“民主实践”虽然具有分散性、无系统性，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最富有实践经验，因此，实践的关键环节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发扬民主是为了集中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形成科学理论提供根据。而领导者的“决策实践”，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才能防止主观主义，少犯错误。
因为，实践的基本属性是感知，目的是获得信息。信息必须具备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充分性。不真实的信息对科学发展没有意义；不及时信息往往会误事，影响科学发展；而不全面的信息会导致判断的失误；不充分的信息也会影响判断的精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和集中是“方法民主”，都是为了最终认知和执行真理，既不是简单的服从“多数”，也不是盲目的下级服从“上级”，在实际工作中“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格外重要。在认识过程中，一般情况下都呈现出“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即：真理往往先由少数人发现，然后逐步被多数人理解和认同。从组织角度看，民主过程应该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统一认识的过程；而决策是为了统一意志和行动，目的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往往伴随着少数人的“反潮流”现象，毛泽东同志说，“在原则问题上……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历史上对真理的发现往往是“少数人”在民主过程中先行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实践的好坏，是领导决策好坏的决定因素。
科学发展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它的阶级性，任何实践活动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民主”实践，是实现民主集中制“方法民主”实践的前提条件，具体表现在：第一，实践是社会的实践，即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实践，而不是少数人或者只能在局部进行的实践。第二，实践是历史的实践，即能够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能够接受历史检验的实践，而不是不敢面对历史的实践。第三，实践是人民民主的实践，即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实践，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实践，更不是“指鹿为马”的实践。第四，实践是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方向、有预见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不是盲目的既“没有理想”也“没有主义”、更没有基本理论指导的虚无主义的活动。第五，实践是广大群众参与的正确与错误反复斗争的实践，是在斗争中反复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不是经不起失败和挫折和不敢面对错误的实践。
实践活动是获得真理的手段，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来自于实践活动的正确结论，不能把实践手段本身作为标准来判断真理。因为，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实践并不必然产生正确的结论，错误的结论固然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正确的结论来源于在实践中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与规律的把握。
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让政治骗子打着“实践检验真理”的旗号，篡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方向。
（六）检验观。即：任何真理都要经过实践活动检验的观点。世界上不存在可以不经受检验的“特殊的真理”，也不应该存在持有特殊真理的特殊的人，这应该是一个常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么，检验真理的手段就只能也是一个过程。问题在于这一过程的规定性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实践过程”概念的拓展。就检验真理的实践活动而言，其内容有：
第一，检验真理形式的多样性。一是主客观对照，即：看客观实践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和计划；二是逻辑论证，看实践过程是否经得起逻辑推理检验。因为，逻辑证明是经过无数次实践反复检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借口，来否定前人已有的正确结论，如：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等一系列革命理论。
第二，检验对象的类同性。即：一种事物的真理性，只能用同一类性质的实践去检验，而不能用不同性质的实践去检验。比如：一辆汽车性能的好坏，只能用汽车的行驶试验去检验，而不能用飞机的飞行试验去检验。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能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实践去检验，而不能用资本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实践去检验。那种抹杀不同事物属性之间的区别的说法和做法，是与“科学”二字不相及的。在发展中“不问姓社姓资”，就是企图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社会制度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来欺骗不明真像的群众。但是，掩盖并不能消灭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定也抹杀不了不同性质事物的区别，欺骗是不能长久的。
第三，真理的可预测性。决策科学提示：决策是否科学，是不能都等到决策实施完成后，再看实施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才能确定的。在实施之前，就可以检验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存在的。如：情报准则、预测准则、科学准则、系统准则、可行性准则、择优准则、反馈准则、可调准则、法律准则、行为准则等，这些都有严密的逻辑论证。
科学反复证明，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也就没有理智的行动。人类对真理的探求，都是从“幻想”起步的，科学预测的作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没有预见的行动是盲动。因为存在失败和挫折就否定预见的作用，是虚无主义。实际上，正是预见和结果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实践检验活动的开展。苏联解体的事实说明，不是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而恰恰是违反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必然灭亡。因为遇到困难，就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是十分错误的。
第四，真理标准的相对性。列宁在讲到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不能完全地证实或者驳倒人类的任何现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真理标准的相对性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真理性的检验过程中，存在确定和不确定的两种情况，确定性否定了不可知论，不确定性否定了绝对化。二是任何检验方式和标准都有局限性，同时又不排斥其他检验方式和标准。
共产主义渺茫论是典型的不可知论，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建立已证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和历史的前进，问题在于如何巩固这一制度和发挥它的优越性，而不是又编造出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借口。
总之，检验真理的实践活动是丰富的，其普遍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尤其对于检验真理标准行为过程的多样性、规定性，需要特别留意。否则，笼统地把检验真理标准的过程“简单化”、“庸俗化”，会不知不觉的丧失科学精神和原则，从而脱离正确的实践轨道。
三、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
（一）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对决策者而言，在决策前不调查是大忌，不正确的调查也是大忌。调查研究的本质是收集信息，摸透情况。首先，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动机，不能报着主观主义的动机去调查，这是调查研究的前提，错误的前提只能导致弄虚作假，无论经过多么严格的推理，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按照主观需要去寻找材料，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片面的，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第二，调查必须尊重事实，说老实话，发现和反映真实情况，能够透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第三，在收集信息时，不能按照主观框框去收集、传递假信息，对信息作倾向性的筛选，倾向性的加工信息。这些都会使信息丧失真实性。第四，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那种只罗列材料，提炼不出正确观点和说明不了问题的调查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是不科学的。如：“小岗村”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才达到年人均收入5000元，他们面对在坚持集体化道路中共同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村景象十分惭愧。对此，土地承包制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结论显得十分尴尬，以至无法在建国60年的时候向全国人民交代。因为，靠外部资助的“单干、自私”的懒汉经济模式，怎能代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团结协作”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小岗村”这个坏典型，首先宣判了主观主义调查动机的失败，同时也宣判了“亚当.斯密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失败，它终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二）讨论论证。决策前的讨论和论证，实质是运用矛盾法则，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利用不同意见去引发新思想、新观点，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求合理性，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过程。斯大林曾经精辟阐述过科学进步的规律，他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批评，任何科学都不能发展，不可能进步”。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就是质疑，就是讨论和论证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种理论的不可反驳不是它的优点，而是缺点。一种理论被驳倒也是一次成功，因为它引导我们去发现驳倒他的事实，提示我们去构思一个更好的理论，从而激发进一步解释他的工作。因此，“批判”（或者批评）的进步作用，对于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笼统地“不搞争论”的行政指令，实际上是权力一方压制对方的斗争形式，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三）科学决策。决策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管理科学“归一化”的科学。从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得知，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民主的过程。科学决策的本质，是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决策的科学性又最终集中反映在决策预测与实施效果的一致性程度。因此，预测科学与决策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科学预测是科学决策的依据。没有科学预测，科学决策就失去了根据，计划就成为盲目；其次，科学预测是科学决策对照物。没有预测的调查与论证，决策的科学性检验就没有参照尺度。所以，科学决策的中心工作实际上是科学预测。其本质，是符合实际的缜密的逻辑推理。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的矛盾，推导出经济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执行干预。执行干预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任何决定、计划、方案、措施等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为在实施过程中保证执行的正确状态，就必须对符合实际的予以坚持，对不符合实际的予以修正，这种执行—反馈—修正—执行的循环过程，反映了系统元素没有不受监督的约束状态，从而保证系统运作的协同。因此，执行干预的实质是提高调整与控制，达到执行更加科学和精准的程度。对决策机构而言，有无执行干预程序，是考察其有无决策缺陷的预断性检验标准之一。所以，对任何决策都应该进行检查和总结，只有经的起历史检验的决策，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而当今我国两极分化的悲惨事实证明：改革的结果已背离了这一愿望。那么这些做法还符合上述社会主义的定义吗？应该怎样反思和总结呢？
总之，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论体系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落实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上来，这才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归宿，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和伟大之处。
完稿于 200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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