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共产主义者宣言（III）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
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把握全部的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恩格斯明确告戒，“我们（指马克思和他本人）只是提供行动指南”，并不断强调其学说体系是开放性的而非终极真理。马恩的理论学说必须为当代新发展所补偿，修改与发展。
马恩时代基本上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从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放任的简单技术进步支撑的早期工业资本，资本的原始性，野蛮性，公开与赤裸裸的金钱性，乘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和传统的数千年的等级世袭社会传乘，在社会现存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运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不但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源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本质性的历史性的洞察与归结，所有的其它生产要素的价值贡献被归结为物化劳动，即资本形态的昔日劳动的“平价”转移。在区分了劳动价值创造与劳动力工资支付之后，马克思创立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三要素或生产力要素说，效应或边际效用说等一切御用经济学说，更包括当代的价格与分配学说，均在通过理论，模型等手段与方式，彻底否定劳动价值学说，并拚命反对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从源头上歪曲剥削。尽管又通过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与一定的利息资本政策来缓解两级分化。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过渡。并在80，90年代更在所谓后工业社会思潮下，全面进入信用资本主义。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下，不但规模经济与领域经济规律在全球化技术与资本背景下造成跨国公司企业帝国，而且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着非工业主导的服务业主控的方向不断演进。证卷化，信用化的高度形态在金融革命这种所谓的“大爆炸”改制下，完成了“人民资本主义”的全面改造。
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有下述本质规定：第一，在各种不同程度与国家特色基础上的福利国家形态（保障），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道资本主义的倾向，并防止弱势群体成为社会犯罪与不稳定社会基础；第二，中产阶级不但享有相当的社会丰裕与社会机会空间，而且在资本投资与积累中成为散资百川，大河。中产阶级财富积累的相当的比例，大约25％以上甚至更高投放于资本市场。而全社会的房地产与主要耐用品基本上采用信用消费，甚至零售商品的社会消费也在信用卡化走得甚远；第三，全面社会运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基本上完成契约化，选票化。其中，核心基础是私有产权；主轴机制是自由市场与自由企业；非经济权力运作是民主选举；社会生活为大众营造与大众选择。
大众选择就像自由市场一样，并非导致大众统控。大众选择不意味着人民意志主导。因为，大众选择空间与选择意识或者早已被制度锁定与经济支撑所限定，或者为大众传媒所整合。在这样一种社会规范与选择空间下，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为大众选民规划好了一幅独立自主的理性自由选择游戏。游戏者在自觉与下意识情况下完成自我设计，自我发展与自主选择。
这种理性的选择比之当年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之下的背井离乡，仅剩下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从而“自由”地选择做工要“莺歌燕舞”得多的多。社会大众，从而不但受到直接的劳动剥削，包括智能剥削，而且进而受到财富或资本剥削。股票，证卷等等各种金融投资和全部的信用使用均在承担风险，支付利息等等各种情形下，完成有利于超级股东，集团资本的财富滚动。
投资就像劳动力卖出一样，一切遵循着严格的统一的明确的自愿，形式公平等价原则。决不会发生公开的抢劫和赤裸裸的贱买贵卖。尽管有少数的信用高利贷，但其基本上都是“合理合法”的，且是地地道道的求之不得的自觉自愿。现代的剥削，不但精巧，慎密而且避免了直接的可见的阶级直陈。庞大的无人的信息资本系统，专家系统，技术系统与风险系统，把资本赌场进行了超级的人类理性智力包装。数万亿的资产，财富被缩水后冲餦。投资大众只能“望洋兴叹”。不但自认倒霉，还得自我辱骂，自己忏悔：为何不早日抛出？何必如此贪婪？
有人也许会争辩比尔·盖兹不是也在股市风潮中损失上百亿？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超级富豪们承担的仅仅是“假缩水”。但投资大众赔进去的却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的学费。
马恩理论体系强调与突显的是阶级斗争。而现代社会历史却告诉我们社会三大矛盾交织互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莫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社会历史形态发展脉络。其历史运动基本上是在欧洲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上，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形成社会动力与发展演进学说的。一方面由于黑格尔以来的欧洲中心论与文化优越的偏见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东方近代在工业革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崛起下的落伍。这一时代落差现实及欧洲学者对东方史实的“近代”无知，更加上由于考古发现的除埃及以外的普遍的东方落后，结果导致对文明冲突与对立，对人性深层矛盾未及深究。
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史始终是在文明，阶级与人性矛盾交互对立与冲突上演进与发展的。马克思声称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新贡献是证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本主义运动的结果必定是通过不断的社会分化而最终走向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而工人阶级因由各种社会资本运动规律的犹如地球引力般的不可抗拒性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并且马恩一向认为，资本主义一定是必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而非一国一族之事。由此社会主义不但会在整个世界或至少是一些国家，而且一定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
而现代状况如何呢？美国宣称自己是个无阶级的社会，欧洲大多发达国家早已进入高度发达的中产阶级居大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仅仅揭示了阶级剥削与压迫。客观上忽略了民族压迫与剥削。马恩列毛均把民族压迫与剥削大体归咎于阶级压迫。这有合理之处并且在本质上是科学的，但也容易引起忽略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复杂性。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与繁盛，完全是沿袭了其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源头文明的种族等级压迫价值。柏拉图，亚理士多得均是这种哲学与文明价值的理性源头。这从其资本原始积累的海盗掠夺，殖民帝国主义，奴隶贸易及其沿袭至现代的奴隶制就可见一斑。白人至上与白人责任即令在当代的多元社会与多元文化之下，依然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在实际物质丰裕，服务享受，甚至国际旅游等各个层面，享受着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直接移民所提供的好处。这是文明与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核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敢于声称自己是无阶级社会,到之处, 而印度这样的资本主义却明明白白地呈现着种姓存在与矛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享受着远远高于其名义收入与财富占用的好处。其阶级立场远不及其国家与民族立场那样坚定，此再度证明唯物史观的正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有了文明与阶级视野并未穷尽社会矛盾与对立。人性优劣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毛泽东同梁漱溟有过争论，反对君子小人之分。在他看来，一切爱与恨不仅不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是阶级立场与情感使然。但在社会现实中，人们的确发现，统治阶级群体中也有德行品质高尚者，革命阶级阵营里也同样会有恶棍，流氓。除了文明阶级冲突外，人性冲突同样存在。尽管前者永远是主；后者会从属于前者。
依照这样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或世界观，新统一战线思想或战略就须建立在人民理论而非阶级理论基础上。在人民理论与学说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巨大的世界性的理论贡献。人民理论绝非仅仅是统战意义上的“权宜”，“工具”理论。而应视为真实社会阶级，文明与人性矛盾与斗争的社会主体与动力理论。人民理论的基本要点应该是：第一，人民统治理论（相当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一层次，不同侧重）。即人类社会不容许少数贵族，精英主义，世袭门第观念占据统治资格核心。社会的主体统治资格与主权必须是只能是时代社会的人民大众；第二，人民主权理论。人民不但享有统治完备资格，而且人民全体拥有最终社会主权。即不容许君权神授，也不接受强权即公理。国家乃至国际主权永远归属于人民大众；第三，人民意志与人民动力理论。社会发展的根本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人民行为主体，创造主体；第四，阶级专政必须从属于人民专政，阶级，政党，党派利益必须服从人民利益，阶级，领袖与政党组织必须在人民意志中寻找其基点与未来；第五，核心阶级只能靠着在人民大众中的主体构成，主要意志与地位的主导力量，通过人民意愿与热忱，完成阶级意志的贯彻。不可超越人民意志，更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七，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宗教观与艺术观
科学革命尽管是以文艺复兴，对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思想禁锢的冲破，尤其是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本精神”的张扬而出现的。但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整个近代科学的诞生及至马克思时代的科技发展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非“国家行为”。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工具理性，效能特性所蕴涵和造成的巨大的生产力潜性，直接造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的潜在的“革命性”或积极性，进步性观点。
马克思不但在明确理论表述上把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而且在灵魂深处把自发的生机勃勃的科学看成是最终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的自动获得的武器。他不但以哲学家和学者态度，而且以领袖与革命家的情怀，全身心地关注着科学的最新发现。这就是李扑克内西笔下的卡尔。马克思：“他是一艘整装待发的战舰，随时准备驶向任何新的科学发现的海洋”。
然而，马恩不可能预见到，科学技术不但后来完全被国家力量所统合，操纵，而且成了资本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换言之，科学技术发展既非自发自动的社会生产力，也不可能自行成为社会解放的革命动力。作为一种理性工具体系，尽管其本身具有不断批判的“革命”检验，除清机制，但其本身既不包含价值规范与人文情怀，道德判定，也不具有终极判断，绝对公正的真理标识。科学而且因由其在本质上是科学家之间的对话而同样可能产生同科学的可证伪或批判精神完全相反的伪科学。科学技术的当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业已构成了在整体上取代上帝，成为新的常规理性宗教，并在可能性上毁灭人类乃至地球的能量。
科学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不等价于公理；科学不能凌驾于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甚至神话之上。科学不应统治文化与教育，科学不能独揽舆论或话语大权。现代化下的科学技术造成了工具理性思维。数量规律在效率至上的原则下成了通行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人本主义在放纵的物欲或极端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下，成了自私自利，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本质规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取代了灵性上帝与神明；世俗主义给了物欲横流以理性，解放和自由的“光辉”；没有贵族的物质享受贵族化在齐平化的“大众口味”和无差异工业品海洋中造成了文化工业化。
科学同文学，艺术，宗教甚至神话一样，更同哲学一样，只是而且仅仅是人类认识欲把握真理的一种渠道或途经。科学也好，规律也罢，均必须在理论，思想，文化氛围中，在传统，价值规导下发挥作用。科学不容许成为一种自主的自控的自在的真理标准，体系与存在；科学家必须同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一道，成为专家系统一员，并同人民大众进行经常的对话，交流与互动；科学进步与发展必须在协同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规导下进行，而不是天然地代表真理与未来。
宗教在阶级社会里，就其本质自然是统治阶级制造自身统治神授性，合理与合法性，对百姓进行愚民与“麻醉”的工具。但这种本质属性并不能由于其“精神鸦片”的作用，而取消了宗教灵性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宗教不同于简单的反理性与科学常识的迷信，宗教是一种在科学，哲学，艺术之外的一种精神与心灵活动。
从宗教起源可清楚看出，宗教均起于社会矛盾尖锐，民不聊生，人们渴望出路，至少是一种解脱。耶稣基督临世时的巴勒斯坦地区是这样，伊斯兰教诞生的汉志为中心的阿拉伯区域也如此。而且，宗教已经生成，就会带有明显的文明性和民族性。
宗教宽容，宗教和谐，宗教升华，宗教促进是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走向。宗教宽容不是权宜之计。也非现实主义应付与姿态摆设。而是在获取政权时的统一战线的有力组成部分；在执政时期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构成。一切邪教，危害社会良序发展，实行宗教政治一体化，绝对排他性的均是要反对的；宗教和谐既是指各宗教，教派，不同信仰，组织，团体，个人的和谐，也是宗教人士与非宗教人士的广泛的社会共处与和谐。宗教自由必须在真诚的绝对自觉基础上而不容许有任何的宗教压力与胁迫，更不必说宗教压迫；宗教升华是指宗教教义教化，教规的不断的历史性的“创新”与“改造”。宗教在政教合一，宗教压迫，宗教禁锢，宗教战争，宗教审判与迫害等等均是宗教阶级性，邪恶性的社会历史弊端。在清除这些弊端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浪潮之下，宗教的道德建设与约束规范性也基本上被抛弃了。这是尼采，海德格尔等等笔下的欧洲虚无主义的主要症状。也是丹尼尔。贝尔等对现代化文化矛盾的不解之谜。而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尤其是经济学家却恰恰无法达到这样的思维境地。他们只能在货币，价值，市场秩序的量化維度里思索。宗教升华不只是要恢复宗教伦理中的向善，崇高，自尊，博爱的优秀方面，而且要推陈出新，在宗教改革与社会进步中形成更坚实，广泛的道德情操方圆与规范；宗教促进，就是积极有效地利用，发挥宗教在认识，联系，凝聚的社会杠杆作用，促进社会事业，推进人类和平，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改善社会关系，增大社会精神文明福利。
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同时也必定包含丰富的民族个性，文明特性与时代特征。文学，艺术作为人们的一种特殊的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情感与理性思维创造物与社会互动形式，自然会是创作主体之鲜明的个性，风格与追求的展示。但这丝毫不能否任文学艺术的时代特征，民族国家底蕴与社会历史基础。文学艺术家不仅永远有一个为何，为什么社会阶级而创作的问题，而且由于作家，艺术家的广泛社会影响，有一个公众人物品味与道德情操问题。这正好比常人的优缺点并无关宏旨，而领袖与风云人物却影响广泛，尤须接受更高的准绳与标尺。
尤当时代，历史与社会转型时期，公众人物的导向就更是至关重要。对个人而言，则或成为开天辟地的俊杰，或沦为千古罪人之沉渣；对民族与国家而言，则或是驶入繁盛光荣之途，或是步入泥潭陷阱之程。
八，对主要现行思想体系之评判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成为苏东乃至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一条思想路线。美国所不同的仅仅是近来在新保守主义之下出现了更多的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社会民主主义首先源于对所谓极权与威权主义的否定、东西方文明在二战反法西斯联盟中首先确定了对法西斯反人类，残暴与摧残人性的种族主义方面达成共识。然而在其后非但未能因这种共识进而导致西方文明对自身文明主流源泉的种族奴隶等级制度与文化的深刻反省，反倒在以哈耶克和波普耳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引领下，将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捆绑在一起。
这种思潮在邱吉尔等老牌政界人物的鼓动下，逐步演化出了战后冷战思维主体。冷战思维发展成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和意识形态对峙，进而军备竞赛，舆论文化阵地，势力范围构建的全方位较量。这种较量，一方面丝毫没有影响西方世界在国家干预之下的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的构建。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美国基本完成了福利国家的构建。而北欧甚至北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则在社会公平与正义上走得更远，社会平等方面成果更丰；另一方面，在严酷尖锐的对峙下，竞争与恐惧大大刺激了西方文明的科技提升与经营水平。首先，苏联在原子弹，载人航天，卫星技术等一系列突破性的跨越式的发展给了美国以直接压力。迫使美国在外空间开发上急起直追；其次，五年等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在西方经济调控上同样造成了直接的效法模式。
然而在所有这些借鉴，演进与变化过程中，甚至在比较经济学的主流逐步认可，正视计划体制的速度优势，社会平等与社会福利事业上的优越的条件下，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与战略规划力量从未放弃全面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任何可能。滞胀的七十年代加上“68全球革命风暴”更给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借口和现实需要。
于是，从趋同到抛弃凯恩斯，回归自然率调节，进而发展到了里根－撒切尔主义，进而在克林顿主义与布莱尔施政大略完成。最后在布什新保守主义下，在反恐战争，先行打击下得到强化和全球输出与全球布防。
至此，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为新保守主义，成为更加赤裸裸的扩张与先下手为强的进攻性霸权战略。对内则更加放纵资本兼并，在所谓保守的同情心口号下进行尽可能的右倾改制。以便使权势与资本掌握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大的作用空间。
而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则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或许是由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政党与革命历史造成的社会历史记忆所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人间苦难的主战场以及29－33年世界大恐慌，欧洲应说是饱经风霜。欧洲的政治文明遗产比之美国要丰富得多。
所谓第三条道路，就其原发主旨是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有别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是其原始的政治伦理主导下的基本诉求。而欧洲联邦主义的必要性，即欧洲因由国别力量的分散与“狭小”与“小国寡民”造成的软弱的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外交对外输出上的同美国独大的弱势，以及长期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政治软弱，从而欧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历史传统以及北欧社会主义实践等产生了欧洲路径的独特性。
第三条道路及其所有先行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路线与路径选择，同时也都面临着一个所谓匮乏价值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化的现实社会困境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要求向后现代化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状况异常令人觉得滑稽可笑。一方面是资本的富有的集聚与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在高度发达与物质丰裕的贫困线以下的社会阶层的扩大。而社会确要向后物质主义过渡。这既是现存的真实的悖论，又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然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在这种错综矛盾下却不大可能步上中产阶级希望，在物质上相当丰裕后的精神文化与心灵价值追求的后现代化高品味社会理想与生活。而且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放任之下，给资本优势以更大的权重，从而把中产阶级已有的物质丰裕变成信用泡沫，一步步空化实物经济，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流转中，完成中产阶级的逐步抛弃。资本“圣灵”在全世界游荡，契约自由在全球任一角落里充分呈现：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日益自觉自愿的一无所有的自由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是集团化的公众化的资本的纵横驰骋，天马行空。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其核心基础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用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康德的名言，个人就是目的本身；个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但哈耶克无视康德提出这种思想时的反封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政的时代背景，更无视康德的和平主义的思想境界与追求，而成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尽管哈耶克与波普耳都区分了，反复论证了自由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利他主义并不对立于自由主义。然而经济人假说及囚徒困境（或两难）等一系列的经济学模型与经济理论的演绎却完完全全地合理化了，强化了资本的无限贪婪，以至于把个原本是竞争压力下的非自觉的人格化的扩张，变成了伦理化的内心卑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掠夺。新自由主义对人类的客观上的残酷无情与可怕的犯罪可见一斑。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新学说。其尽管未能象新保守主义那样成为现行的国家战略思想基础，但其却被新保守主义纳入到了其基本战略思想之中，成了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文明冲突论试图回答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之本的变化。在这些学者看来，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为基轴的对立已经完结。而世界的主要对立将转变为各种文明之间的较力与对立。亨氏当然最为关心和试图解决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相对乃至可能的绝对衰落。亨氏同样注意到了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华文明的重生。这种文明在军事，文化，人口，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上都将重新改组世界格局。但亨氏恰恰忽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同全球其它文明的对立恰恰在本质规定上依旧是当代核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而社会主义东方中国的最终崛起，将是划时代的和为未来人类文明展示前程的。
孔德说个体对种属的反抗是西方文明的痼疾。在此基础上，西方文明演化出了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而为遏制其非整体性，又发展出了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以权力制衡权力），代仪政治，政党，爱国主义，人权与国家等等。从而在公域与私域，个人自由与社会管制之间，形成一定的约规，从而把过度和冲突减至最低。
而东方的传统始终是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与繁荣。从经营自由，契约自由，科举选择（人才自由）等各方面看，中国古代事实上早已进入“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从中央统一国家，统一市场，法度，统一文字，度量衡，以及经济，尤其是农业，商业与手工业和城市发达多方面的繁荣来看，中华文明在总体上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下，东方文明既没有殖民掠夺，也不曾海外扩张，更没有进行有利自己的商贸往来。而是无私地欢迎款待四方来客，无偿地奉献给世界自己的发明，创造。相形之下。西方文明在崛起时，不惜掠夺，海盗与罪恶贸易，在强盛时又用知识产权枷锁和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进一步盘剥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九，共产主义展望：远与近的辨证
共产党同任何政党一样，也不可能铁板一块；共产党领袖集团同样会出现“坏蛋”，“恶棍”乃至“暴君”。尤其在当政后更是如此。因为，政治乃至任何社会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社会势力与成份裹胁进来。但共产党人所展示和带来的那些人类精神，心灵，文化上的闪光处，崇高点，就其广度，深度与震撼力而言，却不是任何其它社会政党所能比拟的。
在大多数历史情况下，广大的社会劳苦大众任人奴役，剥夺与宰割。而其多半是忍气吞声，默默无语，并时常在内心深处埋怨自身的命运不济。他们吞噬的一切苦难与不公。只有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而统治阶级或处于优越地位的阶层与阶级却在社会历史洪流中拒绝接受统治颠覆。利用自己的文化，语言资源上的优势，大肆渲染个人“苦难”，拚命复仇。共产主义邪恶论的最根本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在于此。当然，也更主要的是一种阶级与意识形态乃至国家战略的应用。
兵不厌诈，或者兵者，鬼道也为兵家之天理。在文化与心理上同样如此。马恩之间伟大的友谊，马克思与燕妮如此动人心魄的爱情佳话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笔下或被有意忽视或被刻意歪曲，如称马克思过着5％的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马克思剥削恩格斯纭纭。而事实上是马克思家成革命者，流亡战士的大本营。其花消自然要大。而燕妮不得不自己动手改制缝纫衣服，从而小的孩子可以穿姐姐留下的旧衣。马克思唯一的儿子因无钱医治而亡。中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减员就被堂而皇之地解读为饿死三千万。斯大林肃反与清洗无疑有暴政的一面。但中国对所谓政敌一响是给出路的。而且毛泽东历来主张不杀头。因为同韭菜不同，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并且中国一贯的政策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办事。共产党人从事的是同绵延千年的传统势力决裂的事业。其又是在极端弱小，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即在现代术语的绝对不对等的竞争条件下的事业开拓。铁一般的意志与纪律就是其生命线。而由此发展出来的超越人性，战胜人性的人生追逐又成了共产党不通人性，不通情理的说辞。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全方位平等。孙先生大小起义若干次，天下为公，一心为民。理念不可为不具道德感召力，人品不可为不正大光明。可为何每每有叛徒，屡屡遭失败？甚至为袁世凯这样的政治流氓，军阀独夫玩于股掌之间。而毛泽东旗帜下的共产党在既无封官许愿，更无美色财宝，一贫如洗，并把脑袋拴在裤腰带的情况下，汇集了各方英杰，历尽千难万险，一步步从山沟走向京城，走向全国。若非人间正道，若非人类奇特理性与意志，怎可成就？！说共产党邪恶，就如同说共产共妻一样的荒诞无稽；对共产政权为维护其道路选择所实行的阶级专政大放厥词的人，应该读一读卢梭的 《社会契约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观与历史观有所正确认识再论不迟。
汉尼拔也曾翻过阿尔媲士雪山；斯巴达克也曾带领军队长征。但前者不过900公理；后者是悲壮的全军覆没。而二万五千里长征无疑是人类军事史上的最辉煌的记录；资本原始积累留下的是血迹斑斑，海盗略夺，黑奴贸易，羊吃人圈地运动，而毛泽东的工业化却是资本家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人口迅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人均寿命翻倍，社会秩序安定。美国也有麦卡锡主义时期，德，意，日更有法西斯主义时期。西方也有威权，集权统治的可能。中国北洋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白色恐怖也无不是混乱，恐怖与独裁。毛泽东晚年的确在文革登峰造极时期被推向极端化的个人崇拜，但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是清醒的明智的。领导体制始终是集体领导。原则从来是民主集中制。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在决策中的份量太重。而这是历史早已形成的。把这种决策机制称之为独裁与专制是荒谬的。这一点，看看文革中受整肃，在狱中被关押了18年的文革风云人物戚本愉的回答就清清楚楚了。而西方文明与体制正相反，除了选举制而外，其决策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所谓独裁就是个人独断专行。这是西方个性，品格与文化。
邪恶论不只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敌对势力的战略宣传。相比之下，渺茫论却是内部自发的。这是一种因由缺乏历史中外经纬，意志品格软弱造成的精神软骨症。
渺茫论有种种具体表现。直观的表现就是西方崇拜，外国崇拜，尤其是恐美崇美。从这种直观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生活方式的崇拜，进而转化成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最后表现为对其制度的至少是好感并进一步认同。这同国人对西方走马观花，没有机会深入西方实际生活，根本不了解西方最底层群众状况，尤其是对西方特色所获得的国际支撑不明有直接关系。就物质技术财富而言，西方现如今依旧占有优势。但第一，这种优势已在大大地快速地消失；第二，这种优势的获得与保持均有着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支持；第三，西方文明成本高的已经接近破产边缘。
其次表现为对高度发达的极大丰富的社会生产水平到来的怀疑。人们在具有恶性膨胀和私有观念与心态下，直线外推高度发达，从欲求与供给或心“贪”与实产的对比中，看不到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到来与存在的可能。共产主义当然不可能通过鸦片般的幻象来丰富人们的物质需要与感受。换言之通过自欺欺人的苦行僧般的自足自乐来妄称社会人们的极大丰裕。但共产主义也绝非一定要建立在到处是金山银地，物质财富比自来水还方便。现代科技程度下的物质技术手段与基础，无疑已经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现实。改变现行体系，制度与观念，全球的共同富有与丰裕是完全可能的。
再次表现为对人性本质的消极的误解。经济人假说及其市场模型的政治社会领域的推广，造成了自私贪婪的人性的普遍接受。大众化教育的全方位洗脑与广告业的大众传媒感观刺激，带来了现代人工具理性的虚空与傲慢。借助于理性主义旗帜的原本是公义的正当的等价交换的自利曲解，加上商业领域道德沉默的满足法律最底线的事实选择，导致了整个文明的自私自利，人性堕落的泛滥。在性自由，权钱色交易及其良心，名誉，地位商品化下，一切崇高，伟大，神圣的东西被几乎统统世俗化。人们在现代化，理性化甚至人性化的招牌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低级化，无聊化。这种意识观念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对共产主义价值的消极与怀疑。
共产主义因之变成了一种遥不可及而且似乎是反人性，非理性的东西；共产主义的领袖与创始人变成了无法效法的“圣人”“超人”“完人”；共产主义理想人物变成了现实社会的“傻瓜”，“疯子”，尽管人民大众呼唤着他们，传颂着他们，赞美着他们，而现实却难以循其足迹。
共产主义绝非遥远的未来；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内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奠定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极大丰富在现代科技与物质手段上业已基本具备。为什么可以这样宣称呢？
首先，马恩做梦也不会想到，经过三，四次科技革命的当代科技水平与物质生产力可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只要农业装备得当，一个人可以养活超过一百人；衣食住行各民用消费品产业劳动生产力比之马克思时代得到成百上千倍放大；现代交通，通讯，信息，文化产业劳动生产力之潜力开发才刚刚开始；人类从繁重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下，从奴隶般的服从旧式分工体系下解放出来成为可能。
其次，如今全球年产值超过30万亿美元。人口按50亿计算，人均产值能力与实际产出达到6000美元，这种产能与产出水平是大英日不落帝国时期或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可能预想与估量的。这种水平按真实购买力水平无疑是相当丰足的社会物质基础。
再次，科技倍增，人力智能开发才刚刚开始。东方发明快车才刚刚启动。在未来半个世纪，人类的高效，有机，高值，低耗的发明与创新会更为铺天盖地。
而关键就在于制度创新与制度转型引导与示范传递了。西方文明就其资本扩张本性表达的价值增长空间已走到尽头。物欲与金钱价值已逐步让位于其它社会价值。美国第二富翁巴非特住在一所普通房屋；首富比尔。盖兹屡屡公开表示，除留少数财产给儿女外，其余全部用来慈善事业。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启示；中国河南的南街村在很大程度业已率先进入共产主义。
只要制度规划得法，社会价值引领对头，南街村类似的集体化，高度发达的微型模式完全可能很快成为燃起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火。南街村的社会制度与文明示范之创新价值要远远超过当年的大寨，大庆与林县红旗渠故事。南街村在中国大地并非孤立的。而是有一批。差别只是程度上的。
十，光明与曲折：路径选择与战略策略
路径倚赖是普遍的。投资与生命，社会事业与制度建设均有个对已在路径轨道上的惯性运行。人力资源，结构基础，社会意象均会造成并强化路径倚赖。因此，每每的十字路口，每每的转型时期，初始路径选择的微小差别往往会造成而后的天壤之别。
苏东步上了试图一步到位的所谓休克疗法的改革路径，现如今东欧各国在拚命为挤上欧盟这艘西方文明之船而竞相争宠，竭尽全力讨好之能事；俄罗斯则在周边缓冲地一失再失，‘四面楚歌’，经历着经济崩溃般的大缩水后的渡过死亡鬼门关。而这一切在最初均是在所谓的“人类共同文明”，“社会公正理性”，“民主”，“公开性”等一系列诱人的美丽光环下展开的。
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作全面，深入，客观的分析尚不具备充分的政治社会历史条件。也许再等个三五年，待两个相等时段的各自三十年的中国社会试验及其国际风云发生新变动时会更清楚。但有一点或许现在就可以明确指出，毛泽东的以社会悲剧结尾的上述两项探索的历史性意义在于造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准备与思想文化氛围，从而防止和避免中国步入苏东轨道。换言之，苏东若有他们自己的毛泽东和文革，转型前的官僚“瓜分”与“交易”恐不会那么容易；转型时的百姓或许不会那样麻木不仁，不但听之任之，而且走上街头，推波助澜。
中国尚未完全免除俄罗斯路径的全部可能与风险。倘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转型，非公有经济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届时恐怕就会要求政权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了。经济权与资源占有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转化为对政治权利乃至政权的要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共与中央政府必须迅速巩固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社会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民众力量，执导与规制完全的资本势力，加速发展和提升公有经济比重与能量，牢牢把握国家与国民经济命脉，大力倡导与推进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实体。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美好愿望会随着东方中华的重新崛起而成为全球的未来方向与模式。
全世界劳动大众联合起来！
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必然灭亡！
互助，自由，和平，大同的共产主义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2005、04、01，第二稿；2010-08-28，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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