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注定是一场悲剧吗？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按：朋友发给我一个菜单，上面罗列了18个问题，大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困惑”，希望我能“给个说法”。我把这18个问题转发给我的学生，学生云：“赵老，这18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困惑”。我想，既然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我就有责任“给个说法”，否则我何以“为人师表”？于是有了我给的“说法”。现将我的“说法”摘其大要，陆续挂出来，供方家斧正。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人据此断定，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甚至责备中国共产党当年搞的“土改”也是错误的，是“极左”的。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的回答：首先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搞早了”，姑且不论；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搞“土改”，是一点也“不早”，一点也不“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改”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范畴，而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地球人都知道，当时中国属于“半封建”的国家（另一半是“半殖民地”），不搞“土改”，不没收或赎买封建地主的土地，难道还要继续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不成？20世纪中期的中国“土改”，不过是20世纪早期“辛亥革命”的延续，是共产党做了国民党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土改”的具体方式，究竟是“暴力没收”还是“和平赎买”，或容讨论，但这种“土改”就连右派的龙头老大——蒋委员长，在台湾都不得不“推行”，何来中共就“搞早了”呢？又何来“极左”呢？
现在回到正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虽然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的确有一些差异（见注1），但对基本原理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个原理的完整表述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见注2）。不能只有后半段，没有前半段，否则，经济基础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谈4点不成熟的看法：
（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全球化与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得出的结论是：发达国家才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有可能获得完胜。否则，任何“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类似于资本主义汪洋之中的一条小船）都会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消灭掉。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复辟，是否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2）列宁提出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看法，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帝国主义的统治链条中存在薄弱环节，并且可以被我们利用和突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落后国家也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见注3）。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在《无产阶级军事纲领》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80年前的1917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胜利的预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所以，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不是过誉之词。
（3）有人认为，列宁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在列纳托·米埃拉、马尔库塞等人看来：列宁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观点，而转移到了唯意志论的立场。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即使十月革命是在落后国家发生和完成的，也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这个“决定”，是“总体”的、“复杂”的、“系统”的、“辨证”的。换言之，“决定”的依据，要从世界范围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状况来判断，而不能局限于俄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而且，“帝国主义薄弱环节”本身也是“革命”的基础条件之一，也应当把它纳入到“生产力”或者“经济基础”的要件之中来加以考察。举个例子：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后，西藏能够从奴隶制跨越进入社会主义？虽然西藏自己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根本不足以支持这种变革，但整个新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把西藏从奴隶制拉进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设想一下：如果整个世界的生产力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发展水平，你能把西藏改变成现代社会吗？
（4）80年代中国开始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复辟，以及最近古巴放松对个体私有经济的控制，这些是否足以证明，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了，或者“搞早了”，甚至说它注定就是一场悲剧呢？我的回答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具体做法是不是“搞早了”，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但我认为它并没有失败，更不是一场悲剧。它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如同黑夜中的篝火，或许黎明还没有到来之前，这堆篝火就已经熄灭了——但是，茫茫黑夜因为有了这堆篝火，世界才变得温暖和明亮；几千年以来的阶级社会因为有了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人类才看到了解放的希望！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句直指人心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想起了电视剧《潜伏》里的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注1：有人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路径，马克思与列宁根本就不存在差异，理由是：列宁所说的落后国家先行的“革命”，不是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而仅仅是指一种夺取政权的“抽象”的“革命”。这个说法与列宁的原意并不相符。在列宁的有关论述中，这种“革命”都有一个明确的定语：“社会主义的”。显然，把“革命”的手段与革命的“性质”割裂开来的，不是列宁，而恰恰是那些将社会主义革命“抽象”成一种单纯“夺取政权”行为的人。
注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论述，可以看作是这个基本原理的经典阐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2-33页)
注3：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大致有：（1）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造成其统治链条中出现薄弱环节。（2）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陷入了改良主义泥潭，革命热情锐减。（4）不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以及封建势力的存在，造成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叛卖性，难以担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4）虽然这些国家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革命性较强，有农民作同盟军，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上述条件汇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种直接的革命形势，社会主义有可能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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