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价值革命与人类精神结构大变革
——当代最伟大的普世价值的历史基点
(一)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当代世界四大著名思想家之一，德里达，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不论怎样进一步将其深化、限定和解构，这几乎构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素描式的勾勒，带有本体性的特征描绘。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公有制、按劳分配、逐步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的标志性特征背后，最核心、深层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人类的精神结构的未来发展又同这些价值取向的关系如何？对此，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理论、制度和文化遗产。它们将构成建构和创新未来人类精神结构，探寻当代最伟大的普世价值的历史基点。
文化大革命以伟大的历史悲剧形态结束，被主流社会靠官方意志宣判、“重刑”和“死罪”，但历史的深刻反思却始终具有强大的真理驱动和社会实践审理与反叛。国际、国内严酷的历史哲学评断与可怕的现实挑战，正在无情地抛弃一切教条、伪善、偏激、狭隘的学霸式结论与透视，把一个勇敢、诚实、善良、公正、客观的民族与伟大的国度甚至于满怀希望的世界，引向借助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种种卓越的光荣与梦想式的历史推进和无尽的探索，带给世界与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中华智人、圣杰的历史沉重感和时代方位感，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大冲突时代，在神州大地繁荣与苦难并存，并日益走向国际大对决下的可能崩盘时期，更平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甲子轮回的全方位历史深度反思与真理探求之历史与当下的时代紧迫感和禁得起历史推敲的铁肩道义之担当承重。
人民向往幸福、繁盛与美好，但人民更看重解放、正义和平等；人民注重福利和免除匮乏的自由，但人民更祈求平等正义基础上的光荣与梦想。没有正义之神，市场经济的自由只能是权钱色的联盟垄断主导和权贵集团与富豪的绝对自由，绝对富甲天下，绝对役使世界；没有人民上帝的经济主权，所谓民主就只能是政党与领袖们的花瓶选秀和政治现金、旋转门背后的政治娼妓交易；没有人民阵线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贪污腐化堕落就是资产阶级官僚老爷的自由坦途；没有人民上帝主权、人民大众财权、人民大众治权、人民大众智权（学权、理权、话语权）、人民大众军权（通过人民有效监督下的先锋队政党和人民政府与机构以及逐步扩大的支解参与民主、网络问政和制度性罢免），人民革命与建设的一切都是无保证的，都可能得而复失，都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在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风险与陷阱中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文化大革命，从历史成因、发动动机、运动方式、存在过程、制度创新、文化建构、思想冲击、理论探索、社会震动、灵魂触及等等无数方面，留下了、创设了、生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极为宝贵的、丰富的遗产。其在人类历史上，完全可以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治－军事制度建构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相媲美。在世界历史回声中，其重大的国际价值超过法国、美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因为，其在核心价值取向和社会制度建构创新以及文化解放意义上，是在探寻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治下的长治久安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灵及其一切构成的基础创设。
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周期率与历史怪圈，在人民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治下的被执政、被参政、被决策与被管理甚至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转型社会后的后资本主义专政，是当代国际的重大执政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而对此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无疑具有永恒的人类文明价值。
文化大革命最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丰富创制与建构历史性内涵就是下述的这五大方面的集合：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特色、社会有机、兵民一体。这五大方面不但本身是个有机整体，而且其在所有层面、内涵与架构上，都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与制度，形成显著的区分，并在深层价值规范和社会文明结构上具有未来指向意义。
一、经济民主：劳动大众与社会主义的一切权力基石与核心保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权力决定社会阶级、阶层的一切其它资源与生存空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的彻底蜕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爆炸性的两极分化的极为惨痛的血淋淋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与现实证明，并深刻地揭示出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经济主权，失去经济民主，就只能在下岗、失业、沦为雇佣工、变成弱势群体甚至更为无助的境地下过活和虚假选择（极而端之，就是在生的劳累和死的无奈中选择！）。就像美国式的民主被美国人形象地称之为有钱人的把戏，市场经济对除了体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大众说来就是苟安求主的雇佣脆弱的市场无主的小虾米吃沙命运和时刻准备成为弱势群体与产业后备军无奈。
人民当家做主，首先必须表现为经济民主与经济主权在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与国家的中流砥柱。其在红色根据地、民族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或全部的红色政权的一切征程中，都是牢牢地把握住工农劳动阶级的首屈一指的经济民主大权：土地问题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础与实际。从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到一化三改，从鞍钢宪法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经济民主和经济主权交给人民大众，并在探索管理权的人民治理结构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的经济社会与制度前提，就是高度的公有制与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基础。而从四清前的基层组织系统与权力阶层的蜕化实质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国家权力建构与运行方向之争，出现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冲突与根本困境：（1）人民公仆有可能和在局部领域与方面地区变成人民的老爷，官僚集团阶层，正在同社会上的一切可能的甚至境外的有形无形势力相呼应，变成权贵集团和新型的统治与富贵群体；（2）高度计划经济的效率、动力和运营能力，在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微观各业强大经济驱动和文化激励的同时，从宏观决策、指令与调控治理结构到中观产业政策与产业升级换代与技术创新，再到微观科学决策和经营驱动，面临着效率、效益、丰裕供给、有效激励、合理分配的一系列的挑战。因此，即令在所有制、产权社会主义绝对优势的态势下，人民大众的中高级的直接经济决策与管理权限与职能，依旧受到极大限制，而关系到社会体制变革与发展方向的路线斗争和改革演化，劳动大军的决策权、参政权与话语权就更是可怜，甚至连主观意愿、主体意识都成问题；（3）经济权力意识、权力束、权限空间都不但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与路线斗争，而且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意识。当家做主的工人以厂为家，认定大局、大势一定，做好本职工作就足够了；农民在公社经济与自留地经济之间“徘徊”。私有经济、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依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4）计划经济体系之下，把各级、各阶层的管理队伍管得严严的，然而，特供系统、物资供应权力链、制度与政策灰色地带，尤其是数千年剥削阶级，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就中国的遗留与西方世界方式的存在，都在时时刻刻地分化、腐化、俘虏着意志不坚定者，生成腐败分子，造成新权贵阶层的社会基础与土壤；（5）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同苏联体制相比较，已经被加以限制，但依然同特权影子相连。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与历史惯性，在改革开放后，被西方经济学用现代化、经济理性、市场规则，甚至自然化与符合人性等等加以包装，形成长驱直入局面，造成天翻地覆的大变局。
简言之，即令毛主席力主，中央领导集体认定，举国上下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指向是在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已经大体解决，主要解决上层建筑，即国家党政领导权层面、路线与道路交锋、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情况下，经济与管理高级领导权、产权演化与经营权益问题，依然存在重大隐患与空挡，甚至理论更不要说实践上的空白。这是毛主席后期号召读列宁所真正意识到和万分忧虑的。黑格尔把产权同国家一般和意志自由连在一起；马克思是从面对森林产权问题而从历史与国家哲学走向他的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列宁对资产阶级法权抓住不放。毛主席明察秋毫，洞视出了这其中的奥妙无穷。
经济民主是人民大众真正民主、一切民主的核心与前提，是造成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获得彻底的政治自由、文化创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杠杠。经济民主也是全世界的最重大的挑战与难题，是西方民主的真正软肋，是西方宏观民主装饰（橱窗民主！），微观现实老板资本家独裁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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