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这样一种医学理念，认为人的健康只有一个指标，就是体重增加，它所主张的也只是不择手段地增加体重，至于其他指标及各器官、系统的生长，不仅不重要，而且通通要服从体重增加。既令过度肥胖，以至浮肿，只要能增加体重，都要提倡。甚至注水打激素都是合理的、应该的。可以想见，这种理念不仅在医学界会遭到全面反对，就是所有具备正常心智的人也会唾斥它。但是，这个理念却在经济学界得到了滋生的土壤，不仅形成一种理念，而且还在中国成为“主流”，这就是GDP主义。
一、GDP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转型
DGP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政治矛盾演化的产物，它并不构成一种经济学说体系，而是依附于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DGP增长视为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并在宣传上把GDP增长说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为了增长GDP， 不仅压低工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还屈从外国大资本财团，以廉价低质劳动力为“优势”，浪费性、破坏性地使用资源，生产低端廉价产品，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为追求效率，不顾公平，不顾社会保障和各种公共事业，导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在美国金融资本财团及其控制的政府以其金融政策掠夺世界财富，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造成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GDP主义及其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路数遇到严重挑战，一个尖锐而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以后应如何发展，是继续GDP主义的路数，还是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探索新路？
GDP主义者并不承认其错误，而是继续按其所认定的“普世价值”、“客观经济规律”及“市场经济规律”来设计新的“增长方式”。前车之鉴必须记取，中国经济再也经受不起GDP主义主张的 “增长”了。不论其采取哪种方式，目的都是片面增加GDP，导致经济失衡，结果只是少数人受益，整个中华民族大受其害。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警示我们，必须对GDP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进行认真分析。为此，就要明确GDP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GDP主义者认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为“普世价值”，是“客观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准则”，这是一个大的误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政治经济学中，它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阶级，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所有者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制度的系统论证，也是聚合资本所有者，使其在统一的经济意识引导下相互照应与提携，既有竞争，又有共同意志，以有效地执行资本人格化的职责。与此同时，它还是从文化上控制、迷惑劳动者的主要工具，在它那超阶级的、“客观”、“公正”的体系中，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被说成全人类的利益，维护和保证这种利益是包括雇佣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类的共同目标，强调只有保证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才有劳动者本人的利益。甚至将所有人都说成“经济人”，都是财产所有者，因而也都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本所有者。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而形成、发展、演变的，它是资本主义理论大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是资本统治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从重商主义开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五、六百年的时间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制度息息相关，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前导和基础，又为资本的统治和增殖出谋划策，全方位地作用于资本主义从制度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和灵魂。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全面统治，通过设立研究咨询机构、大学，及至各种媒体，雇佣了一批以经济学为职业的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咨询师、经济师、评论家、记者等，构成一个庞大的专业队伍。他们按雇主的意志生产学说、公式、模型、对策、宣传品，其工作性质与军火等行业是完全一样的，不同只在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不是用来直接杀人，而是在给资产阶级统治出谋划策的同时，训导民众，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强调人性自私，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润是天经地义，要求劳动者都要服从“自然的、客观的经济规律”安排，安分守己。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将自己视作超凡脱俗的特殊群体，是“自然规律”的代表，是在“公正”地探讨和论证“客观经济规律”，从而为全人类谋福祉。他们以“上帝”派来使者的身份教导芸芸众生，要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在他们的观念上也确实有一个“上帝”，这就是资本，这个上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无限地追逐最大化的利润，以增殖资本，进而扩张、统治全人类。他们对资本的“理性”表达，也就是对资本所有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
与作为神的上帝派往人间的牧师不同，资本这个上帝委派、雇佣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公式、模型、原理，乃至各种统计数字和数学演算来概括并宣讲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的，当然，他们或者巧妙地掩盖了资本所有者的主体性，或者干脆将所有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这在由斯密提出，并一直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个假设是以人的个体性、自私性为根据的，而且每个个体人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利益的根本就是占有物质财富。为资本所有者剥削劳动者，占有剩余价值，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等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排斥了人的社会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至阶级矛盾、国际矛盾。
由于国度、阶层、集团的差异，造成资本所有者群体利益上的矛盾，而各个资本所有者也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有所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总体上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和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自形成以来，它已出现了几百个学派，代表着不同国度、阶层、集团的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自成体系相互攻讦。但在激烈的论争中，却都遵循着一个共同宗旨，就是概括和维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从作为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到作为立论根据的“要素论”——不论哪个派别，都承认这个前提和根据，并据此来概括、论证本国度、阶层、集团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成各自特殊的体系。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就存在于、体现于各特殊的学派及其学说体系之中。看似尖锐对立、冲突不断的各学派，实际上都依循着同一个原则，即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和条件，促进资本的增殖与扩张。按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资本的扩张是无限的，不仅要驱使本国的劳动力，还要驱使全世界的劳动力，占有全地球的资源，还要向太空扩张，以至无穷。这个逻辑又是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为人类谋幸福”的名义由经济学家加以论证、计量的。在同一个原则的指导下，派系纷争的“专门”经济学家们编织了概括并维护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的概念、范畴、公式、原理、模型之大网，几乎涉及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每个环节。这面大网，包括：一、对资本所有者阶级总体一般利益的概括；二、各国度、阶层、集团利益的概括；三、资本所有者个人利益与国度、阶层、集团利益的关系；四、掩饰、化解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的冲突；五、为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六、调节、平衡资本所有者的矛盾，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稳定。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曾经全面排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之开放、引进，并由一部分人在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下，以“补资本主义课”，“发展生产力”的名义，将其改造为GDP主义。GDP主义从形式上基本上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公式、模型，而且将之说成“普世价值”，避而不谈其阶级性和国度性，将其视为全人类的“现代经济学”，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全面论证。但实际上，GDP主义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立论前提、主体性、目的上有重大区别。归结一点，就在于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只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为了这种增加，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GDP主义的学理语言取之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维护行政集权体制这个大前提下，又有了诸多新意。对此必须予以充分注意，才可以认知GDP主义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经济矛盾中的作用。
二、以“补资本主义课”名义出现的GDP主义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就流传“补资本主义课”的论调，这是GDP主义者得以引进、改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由，也是其形成的重要环节。之所以有“补资本主义课”的论调并能为一些人接受，基本的一点，就在哲学观念上，即在中国通行的“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生产力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定，世界是物质的，人是物质的一部分，要从物质运动规律界定人类社会规律；进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为其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力达不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会改变，也就不应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补课论”者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社会基本规律，进而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违背了苏联教科书关于历史“五大阶段”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中国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主张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退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进而又将生产力等同于GDP。
“补资本主义课”的论调，可以说是GDP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正是由此出发，才提出了对公有制经济“私有化”的思路，进而又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视为“普世价值”，将其政治经济学看成搞“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不二法宝。
与“补资本主义课”论同时出现并作为其补充的，是“趋同论”，其要义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相向趋同，即资本主义国家趋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趋向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趋同论”是一种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肤浅的现象描述。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势力大增，在它们执政或以主要在野党身份参与政治期间，主持制定或胁迫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路线的体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势力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地位提升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同样，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因该模式的缺陷得不到及时改革，导致特权、腐败和官僚资本的出现，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核心的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向这些国家渗透，并与官僚资本势力相配合，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的“私有化”浪潮。这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因行政集权体制的弊端而滋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表现，这股势力在初期还处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逐步演化就会累积成压倒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矛盾方面，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就是其集中体现。这种改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反社会主义势力得不到有效抑制而壮大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趋同。而且官僚资本势力在本质上是集权官僚制度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虽然也以资本为手段并采取一些“市场经济”的作法，但不属于自由资本主义范畴。
“趋同论”只是“补课论”的衍生品，是以现象描述与“补课论”相呼应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趋同论”和“补课论”在这些国家也就消失了，只是在中国仍作为GDP主义者的理论依据。一些人甚至由此而大创意：只要在政治上保持“苏联模式”的行政集权体制，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可以，而且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才能发展生产力。以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巩固行政集权体制，就能发展社会主义。可见，在中国一些人的观念里，“补资本主义课”，是将经济与政治分开的，所要补的只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不包括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只在经济中实行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则固守行政集权体制，坚决抵制西方的民主政治。至于这里的明显的逻辑矛盾，以及其实行过程造成的现实矛盾，在中国这些GDP主义者的思想中是不予考虑的。有“补课论”观点的人，除上述那些既得利益者外，还有一些人是迷惑于“苏联模式”教科书中的唯生产力论，是限于认识范畴的。这些人并不能从“补资本主义课”中得到什么利益，甚至还会受到损害，而他们思想上的这种认识，却为那些想从“补资本主义课”中巩固既得利益并获取更大利益的群体、集团提供掩饰。
中国的GDP主义者从唯生产力论这个“苏联模式”与资本主义共通的哲学上的经济观，找到了在经济上“补资本主义课”的理论根据，再将政治上固守行政集权体制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志，于是就有了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视作“普世价值”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之所以“新”，不在它所信奉的“普世价值”是新提出来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已经形成了几百年，而是由于它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剥离，甚至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仅把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而把其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视作“特殊国情”的产物，强调因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采纳。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思路，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其哲学观念、社会观及其具体的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是统一的，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1]将其切割，取一块弃一块，严格说已经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了。只取其经济观和经济思想，那么这些经济思想的实行，又怎么能以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来保证呢？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又怎么能实行？
可见，只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者，并不是简单地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而是根据特殊人群、利益集团的需要，将这个“普世价值”只是作为一个手段，一种舆论工具，一方面以此表示其“开明”，另一方面也好与国际资本“接轨”。然而，就像某些穿西服打领带染黑发的官员以此表示自己“西化”、“现代化”、“年轻化”，但头脑里却装满陈腐的官文化一样，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者，基本上是延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张之洞相比，只不过张氏将“西学”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GDP主义者则扩展至经济学。
三、GDP主义的要点与要害
片面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在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下形成的GDP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有重要的制约，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自称为“主流”，并以各种方式干预中国经济进程。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本来，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其弊端在五十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中就已充分显现，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已成必然。然而，怎样改革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信从者认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改革，但如何发展生产力，却出现了分歧：一派观点认为既有制度和体制都是好的，问题出在管理上，主张要改进和加强管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另一派则认为问题就出在经济体制和制度上，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问题，根源又在主义上，持此观点的人从国际比较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国要发展经济，也必须接受并实行这种经济思想。但受其政治和文化观念的限制，他们不再提主义，而是用“普世价值”、“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经济学”等来称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就是主张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GDP主义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深入系统的认知，他们简单地把经济总体归结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片面认为发展经济就是增加GDP。“普世价值”变成了GDP主义。GDP主义与保留下的“苏联模式”行政集权体制相结合，或者说行政集权体制采纳了GDP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意识，从而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也制约了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自然资源和环境。
GDP主义不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一点。当然，作为西方国家的执政者，以及大资本财团都希望GDP增长，但执政者没有任意增长GDP的手段，况且，即使GDP增长不大，甚或负增长，都不见得影响其执政地位。眼下这场大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的GDP几乎全是负增长，但其执政党并未因此而下台。环视全球，2009年中国的GDP依然有百分之八点七的增长，有人说这是一个“奇迹”，甚至说“中国模式”将是以后世界各国效法的榜样，“中国拯救世界”、“中国引领世界”等等。这种说法是GDP主义的典型表现。百分之八点七的增长只是统计的结果，暂且不论其中是否有“水份”，只要分析一下其原因和手段，就可以看出问题。在万亿左右美国国债和“两房贷款”被套牢并迅速贬值，低端廉价商品的出口大幅萎缩的情况下，GDP的增长全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撑，一方面是政府的巨额投资，另一方面是以天量贷款拉动地价、房价。本来，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寡头和布什政府联手侵吞美国与全世界民众的金融政策的恶果，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如何从所受损害中汲取教训，认知GDP主义对中国经济制度、体制和结构的负作用，尽早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加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干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任务，也是摆脱美国金融资本财团的控制与侵害，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GDP主义者却依然主张不择手段地继续增加GDP，从而使经济结构进一步不合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缺陷愈益突出。时下被出口形势所逼提出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只是表面现象，而且还以GDP增长为目标，沿着GDP主义思路探讨“增长方式”，只能使中国陷入更沉重的矛盾。
GDP主义者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等同于发展生产力。这样，他们就从唯生产力论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而，又把GDP增长说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指标。于是，GDP主义者就将唯生产力论变成唯GDP论，并把GDP增长与否说成检验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志。以此为前提，GDP主义者就理直气壮地主张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进而，将GDP增长作为党政机构的主要任务，确立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量化增长目标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关系货币化，货币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本应由国家承担责任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各种公共事业，都被货币化、市场化、产业化。由此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劳动者权利得不到明确规定和保证、环境恶化、资源破坏等。
GDP主义贯注于中国经济的各个层次，从制度到体制到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到经营管理到对外经济关系，已成为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重要因素。表面看来，GDP主义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似乎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或者真的要“补资本主义课”，但实际上是以GDP的增长来维护行政集权体制，维护这个体制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把生产力等同于GDP，是GDP主义的理论支点，然而，这个支点是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只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发挥的社会表现。是“劳动生产力”，而非“物质生产力”、“货币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在于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而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唯一途径，就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现实的发展也要以此为根据。“苏联模式”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比它所取代的封建的、集权专制的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社会地位，从而为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社会条件。而其局限，也在于不能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改革既有体制和结构，进一步明确劳动者的个人权利，由此确立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那些固守“苏联模式”的人不承认这一点，只强调加强经营管理。而GDP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公有制，他们主张的“私有化”，看似要把权利交给民众，但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劳动者的部分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农民对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却剥夺了全体劳动者对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将之“私有化”给少数权贵。这样做，短期内会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时间稍长，个体小农经济又成了束缚农民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的障碍。好在农民的劳动力可以自由出卖，加之“私有化”和吸引外来资本，形成了超低价格的劳动力出卖者，于是有了给全世界供应低端生活用品的“世界工厂”。农民工的劳动力所有权是没有保障的，其极低的收入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使之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素质技能根本不能提高。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原因就在于农民工因低工资和没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培训、生活保证而不能提高素质技能，而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使新一代农民工不愿再低于“成本”去卖自己的人格与自由。但农民工的存在，却为“私有化”后对国有企业职工既有权利的剥夺提供了依据。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有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多的劳动者，但其素质技能却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水平。更危险的是，GDP主义者依然奉行其剥夺劳动者权利，削弱劳动者地位，以专制和低工资来管制、雇佣劳动者，继续以低端产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既定思路。这样做，中国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得不到提高和有效发挥，不仅会障碍生产力的发展，还会阻滞GDP的增长。
现实中国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GDP主义者所既定的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主导思维，不仅遇到严重挑战，而且从中大受其益的外国金融资本财团又以汇率、碳排量等要挟中国。从而才有改变增长方式的讨论。但必须弄清楚：增长方式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和核心在于主导思想，为了改变增长方式，必须切实而明确地认知GDP主义的实质与危害，真正从社会主义原则来改变经济制度、体制、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增长”不仅只是体重的增长，而是各种生理指标的平衡，是骨骼、肌肉、神经、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生殖等各个系统的全面有机协调发展。如果还按GDP主义将“增长”只确定在体重一个指标，那么其“方式”的改变，只能是更加重中国经济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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