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兹的社会主义观
常辉
摘要：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大工•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终结是其特有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但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他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具有几点鲜明的特征：国有化的生产方式、经济计划化、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和民主。经过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研究，大卫•科兹指出，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阶段。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将有可能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
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在中国，他以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而为读者所熟知，该书以苏联解体是苏共─精英的选择这一观点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大卫•科兹与中国学界有着密切的交往，有学者曾经把他在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与斯蒂格利茨相提并论，他本人也经常来中国访问。2006年秋季，他在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访问结束时，他留下了自己的部分已经发表和有待发表的文稿，并慷慨地允许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使用。通过阅读他的文稿可以看出，他站在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通过对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观察，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看法。
一、对苏联体制终结的剖析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大国崩溃解体，苏联原有的15个加盟国家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并推翻了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苏联发生解体的原因，当时西方占支配地位的解释“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还有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因此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西方所提供的苏联体制瓦解的种种解释，大卫•科兹一一进行了批评和反驳，并对苏联体制改革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苏联改革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营业主、党─国精英等各阶层的情况进行剖析，对苏联体制的瓦解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后，一方面为了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一方面为了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武装侵入，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逐渐建立起了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苏联实行党─国制度，即国家权力集中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国家政府两个机构手中，少数的党─国精英垄断国内的政治权力，普通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基本上没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只能被动地服从和执行。在经济方面，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除了集体农庄外，所有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协调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将制定好的经济计划通过层层环节传达给企业，国有银行系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计划而不是追求利润，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控制。苏联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在建国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使原本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经济水平不断增长，国家实力大增。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苏联体制的管理僵化、低效率等缺陷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以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改革，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新的民主社会主义。
苏联体制改革的方案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性、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就是放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公开性改革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此举唤醒人们，从而激发人们支持改革的热情。公开性的改革包括释放政治犯、赋予大众媒体言论自由等重要措施。公开性改革受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他们终于挣开了过去紧箍在自己身上的政治枷锁，纷纷发表了大量批评和指责苏联体制的言论，知识分子群体快速地走向激进化，同时新闻媒体的胆子也越来越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然为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随着公开性改革赋予人们越来越多的言论自由，苏联经济学家开始在公开场合积极而有效地发表他们的观点，大多数的苏联经济学家接受了西方自由市场理论，他们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唯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因此改革后期多数经济学家变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苏联知识分子的转变尤其是经济学家日益转向资本主义，对苏联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促进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改革是当时苏联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经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85—1986年的第一阶段改革进行温和调整；1987—1989年的第二阶段进行较为激烈的改革，但仍然限于原体制范围内；1990—1991年的第三阶段改革超出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经济体制发生彻底变化。大卫•科兹通过相关数据证明了苏联体制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即1985—1989年间，苏联经济仍然继续保持着较慢增长，只是改革的第三阶段，苏联才产生了经济紧缩。但是前两个阶段的改革除了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外，还造成了国内经济的混乱。反酗酒运动不仅造成了政府流失了近200亿卢布的税收，还产生了酒类销售黑市和糖等原料物资的严重短缺。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中央不再详细制定每个企业的投入产出计划，企业的剩余产品可以自主销售，一些产品的定价也逐渐放开。但是由于改革准备不够充分，企业自治很容易破坏原有经济计划的平衡，并且为政府征税带来了不便。1988年至1989年，苏联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消费市场危机，部分生活必需品越来越难以买到，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消费品短缺现象。与此同时，国内的固定投资明显下降，对苏联经济未来的生产能力造成了威胁。经济上的困难使经济学家们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更加激烈，也使更多的人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拯救苏联。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逐渐使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加快步伐。1990年3月一个由众多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共同制定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这个新计划加快了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1990年9月上旬经济学家们根据政府授意制定并提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此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内实行剧烈的改革，为苏联经济勾画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蓝图。1990年末，苏联经济开始急剧发生变化，政府取消了对经济的控制，1991年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苏联经济彻底转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道。
随着苏联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私人商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1985年，苏联政府允许私人以个人劳动或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之后通过了《私人劳动法》和《合作法》，允许和鼓励私人以个人手工业或服务业和合作企业的形式发展小型私人商业，私人商业活动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约有13万多家合作企业。1988年底，政府通过决议放开原来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对外贸易，允许私人企业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贸易，这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私有企业很快富裕起来。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为了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他们极力支持国内的亲资本主义联盟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转向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改革中民主化改革是具有较大风险的。但苏联领导层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使劳动群众行动起来清除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才能使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真正转变为民主社会。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成为苏联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包括苏共党内民主化和政府机构民主化等等内容。苏共党内民主化改革主要是以前享有很大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开始实行投票竞选产生，但是直到1989年苏共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并没有明显进展，党内干部绝大多数仍然是来自上级的任命。政府机构的民主化改革主要采取全体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作为个体平等竞选公职。苏联知识分子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口才在这种新型的自由选举中占据了优势，那些赞成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在选举中进入了人民代表大会。苏联的最高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改为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任国家领袖。1989年5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当选国家领袖。新成立的苏联议会权力虽然保留了立法权但权力明显不如以前，新的最高苏维埃则成为苏联政治体制中重要的权力部门。过去的苏联政治体制下苏共领导层除了对政府进行监督外，实际上还承担着部分的政府管理职能，很多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把持着国家主要的政治、经济职能部门，可以说苏共的领导在整个国家具有绝对权威。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却使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生活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大大减少了，党对社会的绝对指挥权越来越弱。1990年3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废除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实行总统负责制。戈尔巴乔夫已经破坏了在苏联保证他强有力的权力的原有组织机构，党原有的十分严格的纪律已经十分涣散，再也无法保证党─国精英们的利益和未来，因此党─国精英不再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转而支持新的联盟。在1990—1991年间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党---国精英支持的叶利钦及其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赢得最后胜利。1991年鲍里斯•叶利钦通过俄罗斯议会和公众的投票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长，俄罗斯开始以全速向资本主义方向挺进。
在全面分析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之后，大卫•科兹认为，党─国精英是促使苏联体制改革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苏联的党─国精英主要包括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政府机构的广大官员、大型企业的最高领导以及教育文化等主要机构的负责人。党─国精英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追求名利和地位，讲求实用，注重实际效益和个人利益。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但是特权和其官职地位紧密相关，他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积累个人物质财富传给子孙后代，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处处受到监督和约束，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远远不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们。当他们逐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早在改革之初，许多的党---国精英分子离开了原来的职位去创立了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要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背景，要么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迅速抓住眼前的机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成员等党---国精英分子创办了大量的成功企业，变成了迅速致富的资本家。党---国精英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利益，纷纷抛弃了旧的社会主义体制，支持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积极拥护亲资本主义联盟，并且使联盟具备了争夺政权的能力。正如大卫•科兹所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统统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
总起来看，苏联体制的终结是其特有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尽管苏联体制改革失败了，但是大卫•科兹认为，“苏联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并不表明后一种体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进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二、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
大卫•科兹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主化的政府和民众参与的计划体制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大卫•科兹指出，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但他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具有几点鲜明的特征：“国有化的生产方式、经济计划化、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和民主。”
（一）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大卫•科兹看来，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应该是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而不能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大卫•科兹认为，虽然在经济计划化发挥引导经济活动的主要作用的前提下不完全排除市场的某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绝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合适基础，将市场力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错误的。一方面，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并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够对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最大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对竞争的市场体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说，这些假设条件彼此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冲突，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市场带来社会经济最优化的断言显然是不成立的。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科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同样没有显示出其压倒性的优势，因为技术创新应该主要依靠社会公众的发明创造，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单纯的个人寻利行为，只有这样技术进步才能使所有人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大卫•科兹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最终会导致其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回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市场力量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新兴富裕阶层将会通过财力支持等途径向政府要求得到本阶层相应的权利以增值和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形成了少部分富裕阶层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政府为了劳动人民维持经济公正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最后的结果，要么是新富阶层实现目标获得拥有丰富财产的权利变为资产阶级，要么就是市场体制被废除由另一种经济结构所取代。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等弊端，大卫•科兹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固有的问题，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特殊的形式结构问题，主要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程中缺少了公众参与决策的原因。为此，科兹明确提出，要使计划经济良好运转，不能只让寥寥无几的政府高层官员控制经济决策的权力，必须将经济权力分散于不同的经济集团，即建立“民主的计划体制”。普通的消费者应该选派出代表参与公司。地方和全国性的计划机构，并且运用经济制裁的权力去支持他们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可以建立有效的创新经济，只要建立相应的创新机构为新思想、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实验提供资金，并对乐于创新的人给予适当的奖励，就能达到鼓励创新的目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应该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化的政府。在分析为何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走向资本主义时，大卫•科兹指出，其中一点重要的教训就是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存在着特权精英阶层。苏联的政治精英阶层因为追求更多的财富和特权而乐于消灭社会主义和寻求建立资本主义。在中国政府允许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形成了新兴的富贵阶层，他们与政府政治精英相结合，不断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同样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科兹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赋予大多数人政治参与权，使公众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计划享有发言权，国家的政府统治集团要想保住官职必须拥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行，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制定计划、方针政策时真正地考虑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此外，大卫•科兹还认为，与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而生产、民主的劳动者国家相适应，理想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价值应该以平等、经济安全、团结、合作等为核心价值。科兹希望通过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能够帮助实现苏联特殊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使之转变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这种社会主义“能够给社会和经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但又不放弃平等、团结、合作和民主等核心价值”。
（二）对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
大卫•科兹关于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观点还包含在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中。
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具备了上述社会主义模式的前三个特征，却缺乏了民主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除了一些集体农庄，所有的企业都是实行国有化的生产方式，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主导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使用。工人实现了充分就业，企业为工人提供了诸如托儿所、医疗诊所等各种各样的附加福利，人们的收入更加趋向于平均主义，包括房屋、医护、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在内的很大一部分消费都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或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这些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特征。但是苏联模式下建立了官僚政府并最终蜕化成了特权集团，这个特权统治集团不仅会得到较高的收入，还能借助官僚地位获得特殊企业制造的高质量产品和稀缺物品。这种特权统治集团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出现和存在的。它对苏联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官僚特权政府制定的详细计划层层传达到整个社会的每个企业，企业领导者负责国家计划的准确实施，企业的领导者是整个企业的权威人物，使国有企业中普通工人无法真正地享受到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在这种体制下，普通公众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也没有权力去消费一些需要的质量上乘的商品，因为消费在此种体制下更多的是由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入剖析，大卫•科兹认为不能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具备了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特征就意味着苏联就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建立起民主化的政府，大多数人也没有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参与权。因此从这个原因上来说，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单纯的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而应该“最好被理解为带有重要社会主义特征的混合型社会”。苏联的混合型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最终，苏联体制没有获得长远的发展，被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所代替。
大卫•科兹认为，中国作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其社会主义模式也具有其明显的特点。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集团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政府引导的过渡战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其经济过渡过程中仍然处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部分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继续存在，比如国家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的控制，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很大程度上还实行国家计划，土地和生产资料大体还不存在全面的私人所有制等等。
尽管中国的经济过渡仍然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的特征，并且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过程的向前推进，中国的国内经济还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大卫•科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得以革新，反而使社会主义体制不断被消灭，并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科兹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只要获得成功就注定会产生一个资本家阶层，随着这个阶层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它一定会努力废除掉社会主义体制中阻碍它进一步发财的障碍和限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非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大量涌现，这些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像资本家一样靠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并利用手中的财富从政府部门获得有利的政策和待遇，使财富不断转化为权力，最终在中国领导层的内部和外部诞生了中国的新兴富贵阶层。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问题开始不断出现，工人的工资被压低，社会大规模失业问题凸显，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增多。
三、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批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二战结束后近二十五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严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大规模削减政府公共开支等措施对本国经济进行了改革。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政策和思想在世界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即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生产出最有可能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很大程度地退出经济生活，那么效率、收入分配和科技进步将达到最佳状态。大卫•科兹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中尽管每个人会只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调节市场价格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对此，科兹首先指出新自由主义在进行了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才得以阐述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些假设前提包括“不存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每个人掌握着每种产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不存在生产或者消费的比如污染等外部影响、没有诸如教育、消防等公共产品”。科兹认为依据上述这些假设而得出的“市场经济中追逐个人利益导致社会最优化” 的结论是不可信的。
其次，科兹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中竞争的压力促使生产者尽可能地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消费者乐于购买的商品，从而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家降低成本的途径有时是通过削减工人的工资或者不顾危害社会环境的后果来实现的。削减工人工资或者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地减低成本，只是将社会福利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了一次再分配，以危害社会环境为代价来减低生产的成本则更加得不偿失。因此，市场经济制度也存在各种浪费和低效，比如错误估计了市场导致的产品浪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缺乏和非自愿性失业等现象。
最后，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能否促进技术创新的争论，科兹认为，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能获得专利权，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企业就可能去追求创新。但是高额的利润会促使掌握技术专利的垄断公司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以防止其他公司的竞争，这反而阻碍了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创新。因此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一大优势。
针对新自由主义宣称“它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转型提供了最好的和唯一真正有效的指导”的说法，大卫•科兹通过比较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对新自由主义战略转型方式进行了批判。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政府听取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直接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对国内经济进行改革，“这一战略包括三个主要政策：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先后放开了政府对价格的管制，并减少公共开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自由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将原有的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导致的结果是：“迅速取消价格控制使通货膨胀蔓延，通货膨胀又使广大俄罗斯人穷困潦倒，也削弱了政府。通货膨胀的泛滥和政府对企业行为直接干预的突然取消，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回笼使人失去生产性投资的动力。随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政府支出的急剧削减使总需求又失去了其第三大部分，结果是长期和极度的萧条”；“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使权力强大的犯罪暴力集团不断兴起”。大卫•科兹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坚持了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相信了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只要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有效的市场经济就能够自发地蓬勃发展起来”的思想，才致使俄罗斯自1992年至1999年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和社会混乱的局面。
科兹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转型战略。与苏联的“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 相比，大卫•科兹将中国的过渡战略称之为“政府主导的过渡战略”，即在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种经济转型战略中，中国政府不是完全放开价格，而是逐步放开价格；不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长时间推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不是急剧削减政府的公共开支，而是扩大国家财政开支，尤其是投资于国有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保持着政府对银行系统的控制。总之，中国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和国家主导的转型战略。通过对国内经济的一系列改革，自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GDP从未出现下滑，1978—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尽管改革以来促使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型过渡战略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比较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过渡情况，科兹认为：“历史经验与理性讨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战略是无效的。”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
经过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研究，大卫•科兹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阶段。这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阶段具有的主要特征包括：高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的私有化，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的知识产权等权利的增强，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公众的国家公共项目大幅削减。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以其绝对的军事优势在世界上扮演着秩序制定者的角色，一旦其他的国家对采取新自由主义模式产生动摇时，美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就会对其进行施压。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逐渐上升，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逐渐下降或快速下降；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增长，富人更加富有，大多数穷人的生活标准却不断下降；工人、小农场主等日益缺乏安全感，不利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威胁增多，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实行的扩张性新帝国主义政策使世界军事冲突不断。“上个世纪90年代末，各种各样的运动在争取新的全球公平运动中开始联合起来，这些运动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围绕不同的事件在世界不同地区发起的。这不是一种偶然。各种运动中的活动家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正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大卫•科兹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就需要资本主义对自身经济发展结构进行重组和重建。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各国实行了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社会积累结构在1967—1973年开始逐渐减弱，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相继出现了滞涨的严重问题，1979年前后英美等国先后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社会积累结构除了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外，还带动了三个重要方面的发展。“一是增长的不平等，既包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资和利润之间，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各个家庭之间；二是逐渐增加的投机性、高风险的金融部门；三是一系列的巨大的资产泡沫。”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资本主义各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互相协商、妥协转变为资本家完全占主导地位。政府退出经济生活和私有化改革削弱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资本家考虑的不是如何提高而是不断降低工人工资或延长工作时间，同时削弱工会的权力甚至废除工会组织。有资料显示：“1979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生产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实际下降了4．4％，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却持续提高，因此新自由主义时期由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润全部流向了资本家阶级。”因此，新自由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资本家生产出来的富余产品可能长期被积压，整个社会消化生产的能力逐渐变弱。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微弱，使证券、土地等行业出现了投机泡沫，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工人阶级所受剥削日益增加，最终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会逐渐破坏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积累结构。总之，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将有可能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
自2008年至今，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科兹认为，这次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而不只是一次单纯的金融危机，也不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严重危机。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积累结构将在未来的时期里进行重新构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会明显增加。不过，至于政府管制经济以何种形式出现，则要看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大卫•科兹之见，未来的美国资本主义政府管制经济将有可能出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公司形式的资本主义，如果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运动力量微弱以至于在结构重建的过程中不能产生明显影响的话，那么大公司将决定重建的过程。“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2）工人工资仍将处于比较低的水平；3）不断膨胀的政府支出。”总体上看，公司形式的资本主义模式中仍然保留着新自由主义时期工人低工资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地位仍然没有提高，这种模式的经济重构只不过是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通过政府来管制经济而已。如果强大的人民运动能够出现的话，它可能引导第二种模式的政府管制经济。在这种模式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双方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民主。随着危机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从而迫使资本家同意在生产增长的过程中与工人共同分享红利，并增加工人的工资。政府除了对金融部门进行监管之外，还要增加公共开支。第三种可能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在美国乃至世界，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变坏，当前的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最坏的一面展示出来。当人们为了反抗失去住房、工作和医疗保险的威胁，为了反抗失去毕生积蓄的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威胁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讨论将会再次回响起来，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重新诞生，并为终结资本主义时代创造可能性。”
（《环球视野》第321期，摘自2010年第2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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