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及其当代价值
张作云
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是通过具体化为相应的政策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使其顺畅发展。只从政策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着手寻找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危机根源问题的论述则是其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部分。这些论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也为研究当代金融危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学者危机根源理论的批判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对“生产和消费无矛盾”论的批判
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等人的“生产和消费无矛盾”论，马克思指出：“就整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第一，“工人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工人不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力就卖不出去。第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以下关系：“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二）对“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
对起源于西斯蒙第、由洛贝尔图斯借用、又被杜林“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抄袭过来的“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论，马克思指出：“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消费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及其存在的必然条件，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低下的群众消费水平达到危机的地步；群众的消费不足只是危机的先决条件，而非危机的原因；用群众的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并把它当作危机的原因，只是以现象代替本质。
（三）对“资本过多”或“资本过剩”论的批判
李嘉图的门徒为否认危机的存在，又“臆造出了一个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之间的美妙的差别”，以此来说明危机。马克思揭露了这些掩盖真相的方法：“用固定资本过多来解释某几次危机，用流动资本过多来解释另外几次危机”，“在现象采取某种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这“不仅仅是一种遁辞”，而且是昧着良心的“轻率”，是用诡辩论来歪曲危机的本质、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
（四）对其他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批判
在经济学说史上，也有人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通货不足或滥发纸币，或归结为信用和投机，甚至用金融危机来解释整个经济危机。对于这些观点，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现实上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实际上，信用只是促使危机发生的杠杆和催化剂，而非原因。至于“投机”，则“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投机“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而非危机的原因。马克思指出：“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为危机的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竞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
在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危机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马克思指出，危机的可能性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它派生出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实现间的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并最终集中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劳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积累不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使用的劳动者人数、所推动的劳动量、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绝对量仍在不断增加。于是便形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增加的二重性规律。这个二重性规律进一步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与其实现条件的分离，当这些对抗和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便会通过暴力即危机来解决。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对危机的根源问题作了探讨，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源自新自由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实际，但离危机的根源还有一段距离，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是通过具体化为相应的政策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使其顺畅发展。只从政策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着手寻找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这种观点容易转移目标，使人舍本求末，只注意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希腊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吉厄戈斯•马瑞斯指出：“断言这场危机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造成的，这掩盖了事实真相，它力图免除资本主义的罪责，并美化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指出，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不能是新自由主义，更不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要鼓吹的“美国次贷”、“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投机和金融创新过度”、“缺乏市场游戏规则”、“金融监管不力”等等。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只能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
当今世界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存在，依然对经济运行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深化和突出；尽管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调整，但其面临的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一个都未解决，且有日益深化发展的趋势，并使资本主义具有了许多崭新特点。
（《环球视野》第334期，摘自2010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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