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60年概论以及经济总体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
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前言
30年高度激励的极度发展。在成就面前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三个障碍、两个回落趋势和一个失衡：即环境（碳）、能源和可使用土地自然资源瓶颈；出口拉动见顶回落、高投入低效率低水平大规模产能过剩有效需求回落；生产力基本要素结构失衡。还有扭曲的土地和中低收入税收财政政策。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转向实体经济的潜在危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国内外对于未来中国自然资源状况和生产力结构能否继续支持经济纵深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心里上产生了阴影。由于发展，生产力结构基本要素失衡，当代自然资源要素（包括土地要素和生态在内）与资本、劳动（包括科学技术）的积累相比较已经不相匹配，是为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早期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遇到过类似问题。中国并不需要“殖民地”开拓，也没有必要维持两级分化和剪灭人口，中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在全国性生态治理、影响全球性气候改良的基础上，适度增加可利用土地、适当进行东西部空间布局调整足矣；这实际上形成建国后“第三次国土整治”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农业第二次产业化浪潮”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群系统集成，是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需要和出发点，也是链接历史、现在和未来可持续的百年大计。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资金、劳动、技术和产能，只要充分发挥大自然“第一性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将发展中增加的碳排放通过绿色光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进行转换、以求大规模增加“第一物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耕地、新空间足以支撑中国永久进入发达国家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全国全面生态治理形成的绿色效应，也可使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而得到世界认可。
国民经济60年概论
不管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只有全面地继承历史，才有可能够从容地面对未来，经济亦然。
宏观经济60年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从国民经济所处政治生态观察：前30伴随着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后政治上巩固政权的政治环境，后30年伴随着现共执政党执政的政治环境；前30年属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30年属于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30年属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满足基本国民生机和增强综合国力为要务，后30年属于主动参加国际分工、以出口外向为导向，期望以普遍提高民生为要务，
不同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去我们属于什么经济类型、现在属于什么经济类型，今后将要转向什么经济类型才能继续发展。确定经济类型才能由此确定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和产业具体的升级换代的具体内容。包括生态、农业、工业、能源、信息、材料、金融、房地产、国土资源以及文化、教育、医疗、食品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制度安排及相应的上层建筑等等。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确定的分析方法是，澄清基本概念、根据60年的基本状况判断发展趋势，所依据的标准是综合国力的提高。所谓综合国力（决定民富国强）指一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及其可持续性（包括自然和人力资源、经济社会结构及治理发展机制）。1950-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5%左右，1978-2008年上升到6.5%左右，前30年国家资产负债表也许并不那么好看，但是背后是一份质量不错的国家资产；后30年在辉煌数字后面可能是令人担忧的基本状况。两阶段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遇到了性质不同的问题而必须转型。
关于十个基本概念
全球战后经过60年的变迁和我国两个30年的基本实践，如何评价始终争议很多，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确定一些始终困扰我们的基本概念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二战后比较：
二战以后国际战胜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可能重新评估了两次大战前后过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起因、过程和作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实行了较大的“让步政策”，这也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在国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使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另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相对缓和更加谋略的掠夺方式，而进入成熟阶段，换取了60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机会。而苏欧体制最终瓦解；在国内抗战后党国不承认人民的力量，利用胜利坚持“二五减息”和腐败而倒退，而中共在“五四指示”果断平分田地的基础上，武装夺取了政权，随后实行先苏式后自主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而党国退守台湾后幡然悔悟采取彻底“土改”为时已晚在大陆于事无补，后效仿西方经济体系，在经济开始发达的基础上率先实现社会民主，以期未来与中共在社会制度上对决。
看来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和传统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社会多数人普遍富裕起来并且形成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比重不断提高中间阶层为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结构，而消除两极分化；在于在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在多劳多得的基础上通过国民经济三次分配将资本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全部归还给劳动。而不在你怎么说。
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
经典马克思已经系统阐明了公有制的绝对概念和相对概念。所谓绝对概念在我国公有制分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历史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公有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构建适应时代变化的经济格局、保障基本民生及社会公平；历史同样证明腐败和没有责任的公有制也能够使人们丧失生产积极性，私有制反之亦然。关键在于约束机制。以往公有制的高效率来源于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久经考验的管理者群体，如今的低效率在于没有有效的管理者约束机制。
所谓相对概念，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或共有制。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考量标准就是股份制持股的普遍性和股份的集散度。并认为这可能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重要的社会生产资料主要管理形式之一。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甚至整个20世纪的历史均已表明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增长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战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总值均实现倍增。同时全球完全产业链跨国公司其中央计划体制的规模、有序、效率和严密的组织程度令人吃惊。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上看，后金融危机时代已经进入“激励与约束相容”（承认自由竞争的作用，同时承诺竞争中的约束作用），进入成熟市场经济阶段。主要特点表现为制度经济学、承认政府干预在经济事务中的决定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普遍协商机制和基本框架条约等等，与传统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大有国家作用趋势相同。
必须肯定的是前30年我国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就。在那样的外部国际封杀环境和内部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实际上每个五年计划都是国民经济总量倍增的概念，GDP平均每年增长18.7%；至今所持18亿亩耕地就是那时在有效治理大江大河及改造水平田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的包产到户的“标的物”就是于此；还有独立自主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人民基本幸福、温饱、安康。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必须承认的是后30年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前30年的物质积累进行的。不能为了证明今天的发展就否定过去的一切。
关于二元社会结构
发达国家的普遍标志是为一元化社会。肯定是我们的理想。战后（50-70年代）主要市场国家城市化率均提高了20%以上，平均每年0.5-1.5%。我国后30年平均每年1%大体相当；二元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安排，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战后许多国家都曾经采用过。
其背后对应的是不发达国家城市和乡村，不同时期、不同条件根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同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及根本不同的社会管理体系。一元化不等于简单的城市化，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使原来生活在二元空间的人们享受同样现代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不是消灭农村使所以的人们全部向大城市集中。不具备一元化的经济基础、改变二元化制度安排只能导致社会混乱。
关于现有的土地制度
至今土地法规定中国只有“两种土地”即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并不存在私人土地。这是基于2000年来历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教训在新时期的继续肯定。后来著名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涉及到土地使用权没有涉及所有权。
集体土地的作用不仅仅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农民可以变通的生存和社会保障资料。土地变性后农民参与生产的方式到社会保障的方式必定发生根本的改变，必须使之纳入同等水平的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剩下只有一个问题，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吗？从解放初期到1958到1962到1968到1978城乡人口几进几退，还不说明问题吗？近20年2－3亿“拟城市人口”不断流动，为什么不能在城市稳定下来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结论：
1、两块地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会重复2000年历史的基本规律。
2、土地变性农民变市民，一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按比例的进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3、居民购买商品房涉及的土地实际属于国有土地70年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政府收取的是地租不是货款
4、战后主要发达国家出卖（出租）国有土地的收入，主要用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而我国并没有很好的对应，因此社保覆盖率和账户空头运转都有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
当今多极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可以借鉴的是，战国时期谋略家们追求强国所依循的纵横捭阖基本原理，捭阖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开放和及时关闭的策略。历史的辩证法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该改革的地方要改革，该巩固的地方要巩固，该开放的时候要开放，该关闭的地方就关闭。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放松不放松的问题（象文革后期一样），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不能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济类型导向和出口外向型经济类型导向
前30年我国经济类型基本属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手段、以建立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和人民温饱为目的，GDP的90%以上与国际贸易无关。后30年的最终结果我国经济类型落实在“出口外向”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出口总额接近GDP70%；
两个阶段的成果都引起世界的震惊
两个阶段的结果都走向自己的反面
问题是后30年经济模式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中唯一的比较优势就是出口的商品“便宜”，而这个“便宜”是建立在本国“损害劳动（不够劳动再生产成本）、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三方面没有记入成本所欠的“债务”早晚是要加倍偿还的。而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主要部分形成的债务基本是不可流动、不宜变现、不宜增值而风险极大。
当然微观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最终就是要得到货币，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看货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5种职能：交换手段、价值尺度、物化劳动、储存职能、保值功能。由于发达国家在现代金融领域的传统优势、由于布林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崩溃，使得原本坚挺的美元（金本位）不那么可靠了。其5种通用货币职能出现了极大的变数，其保值增值、储备交换购买职能已经大打折扣，而且权不在我。在毫无戒备心理的状态下、在无从了解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在根本不理解已经发生质变的情况下，30年血本如同一只可怜的羔羊进了充满未知的狼穴至今不得其解？。
另一方面，一般当事国减少债务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债权国汇率升值。如“广场协议”后德国本币大幅度升值，由于其加工业的高精尖产能使其出口没有受到更大影响，在升值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利益而经济继续发展；中国不同的是不具备强国产能，低水平产能严重过剩，并作为本国年增上千万人口就业的基础，所谓已经解决了7亿以上劳动力就业，准确地讲，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就业，其中65%以上就业收入不足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而且极不稳定。而高新产能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机制这就是现实。
在国际金融领域，人民币必须准确地反映出他的价值含量，否则在国际贸易中是“赔本卖吆喝”，没有这个必要。该升值就升值该贬值就贬值。当前应该做的是利用经济影响尽量扩大国际间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总量，使更多的国家愿意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储存的品种。因此人民币的信用最为重要，长期稳定的CPI是人民币信用基础。必须彻底改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格局的所谓“便宜”的比较优势。也不能继续伤害、劳动、资源和环境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目的何在？
关于普遍富裕和中间阶层
旧中国后30年普遍贫穷、新中国前30年普遍温饱、后30年两极分化。JN（基尼）系数0.670.150.55；NGR（恩格尔）系数90%65%50%
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普遍标志是中产阶层稳定占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中间阶层是为国家主流社会的体现、是民主法制社会的基础、是当前重构中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所谓普遍富裕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使之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间阶层的确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财产大小，在于在确定的《信用制度》条件下和确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能够维持稳定中等生活水平。他们应当有较为固定生存空间、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包括部分资产收入）、是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明确掌握自己今天和未来命运、生活从容而具备应有的尊严。今日之中国中间阶层的巩固、扩大和发展，是为国家实现稳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必须确立巩固扩大中间阶层方法、步骤和进度，才有可能实现普遍富裕之愿望。有数据显示后30年初期通过勤劳致富而迅速扩大的中间阶层目前已经开始萎缩，所谓两极分化意味着中间比例的缩小的趋势在加强。
关于能源结构和社会性质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大体说明能源和社会性质的变迁
原始社会－刀耕火种
封建社会－柴草能源
资本主义社会－煤炭能源
帝国主义社会－石油能源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多极世界－生物质可再生等新能源及能源多元化、
关于生产力结构要素失衡和自然资源要素意识失缺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不是单一要素，表现为结构：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里资本可用理解为“物化劳动”、劳动可用理解为“活的劳动”（包括科学技术），土地可用理解为活的劳动和物化劳动应用的空间，对应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大小。演化到今天，生存空间更多地体现了能够支撑人类人文活动的“生态容量”和“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一次性和可再生循环自然资源，主要指能源和材料原料。
30年来资本要素有了极大的发展，其数量和质量（品种），已经不是原有的数量级。资本循环方式有规律可循，因此是明确的（尽管问题很多）；劳动要素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其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循环，主要指劳动力再生产、包括教育方式有规律可循而（尽管问题很多）；而土地要素：就我国而言尤其是可耕地，就世界而言生态、环境、资源，不但没有得到进步反而退化，生产力三大要素结构已经失衡。
可以看到当前经济发展碳排放、能源、生存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和边缘荒漠化趋势）三个主要瓶颈，几乎全部指向生产力三大要素中的“土地要素”不足，而并不缺少资本和劳动要素，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必须解决当代“边际土地”生态开发问题。在一个没有“生存空间”支撑的低水平过剩产能面前，即使资本加劳动的一切努力最终趋于无效。
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东部城市化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极度畸形发展，而抱怨没有土地；另方面也看到西部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继续荒漠化，而继续闲置土地，这种格局使城乡两项、东西两面“生态容量”继续恶化，国人“生存空间”继续缩小，自然资源继续减量。也证明再继续坚持以往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调整思路，实现经济转型已经是不现实的了。
关于“第一性生产力”和“第一物质量”
所谓“第一性生产力”是自然界中的光合作用，在这个作用下每年全球绿色生物量为“第一物质量”构成整个地球生物圈物种的能量传递和繁衍的基础，并影响自然状态的变化，辩证地看，温度和CO2的增加实际有利于“第一性生产力”提高，“第一物质量”增加和生态容量扩大。人类文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第一物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仍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前30年我们经过两次国土整治获得了18亿亩较高质量的可耕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后30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现状经济总量已经数倍于前30年，仍然在使用原有的“第一物质量”甚至“超采第一物质量”。于是温室气体、自然灾害、食品短缺、材料短缺、能源不足、住房用地、高攀房价以至于两极分化、高度腐败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一齐出现、相互交织、不断恶化、不得其解、恶性循环。
关于国民经济转型
纵深发展的碳排放、能源需求和可利用土地空间不足三个瓶颈迫使国民经济必须转型
关于碳排放瓶颈
未来20年中国达到普遍富裕，届时人均耗能3.5顿标准煤、排碳8.75吨（目前日本科技水平），总量为110亿吨以上，与目前相比新增35.8亿吨，这大概是一些国家和地球容量所不能容忍的。问题是如果碳排放继续增加导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度后，会使冻土带融化腐殖质释放大量甲烷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届时全球温度实质上升6度，这样就会改变陆地和海洋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于发达国家和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这实际上是巨大的利益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这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发展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缓和的基础。
关于能源瓶颈
尤其是液体燃料，目前国内探明石油储量30亿吨，不足使用10年与发达国家比已经到了必须封存的边缘（为今后高分子材料原料储备、高密度能量原料储备涉及国家安全）；这里强调的是生物质可再生能源在所有新能源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的清洁性能无可争议，其三种形态（固体、液体、气体）技术可得毋庸置疑，其植物作用在土地改良、调节气候、转换CO2、增容生态容量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新能源种类绝不可以比拟，更是在乡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由于耕地限制和认识偏差在这方面并无举措。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新能源，并没有与碳转换、生态改良、生物质可再生能源、土地开发利用和农民致富联系起来，而偏移错位。
关于可资利用的土地瓶颈
国土资源部信息2010年全国违规城市建设用地670万亩，实际上该部平均每年制作可替换同质可耕地不到200万亩。因为用地紧张城市现代化改造“上天入地”（超高层建筑和超深层建筑）和容积率更是到了惊人的地步，主要城市土地价格在原来居高不下和政府多项严控措施下年又大幅度上升；为此甚至气象地貌成像条件已经大面积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涉及不到城市生态和人文生存条件的改良。
另方面尽管采取严厉措施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不保实际可耕地仍在减少。可耕地入不敷出的持续积累使国内粮、油、饲料总量的供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安全系数95%）相当于缺少可耕地3亿亩以上。大量进口的不定因素使得国内食品安全受到极大的挑战，涉及几乎全体居民的主粮、油和整个食物链安全。加上生物质能源、饲料、城市发展、生态平衡用地至少缺口在10亿亩以上。
这种情况下只有开发、增加、调整、置换可资利用的边际土地才是根本的办法。
中国出口拉动见顶回落和高投入低效率大规模产能过剩两个回落，出口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土地财政比重过高迫使国民经济必须转型
出口拉动见顶回落
以出口为导向的发达各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见顶回落后、经济增速也会大幅度下降，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进入经济稳定成熟期。从1948-2009年全球贸易大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变化％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占全球出口比重高峰下降后GDP和最终消费增速锐减，由于其较为合理的社会结构（主流社会中产阶级比率）并没有过多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居民生活水平及社会骚乱。
高投入低效率大规模低水平产能过剩（出口和消费的有效需求回落）
从20年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比率与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反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投入产出趋势：中国投资增长>出口>GDP>消费的趋势和发达国家投资增长<出口<GDP<消费的趋势。2009年中国投入与出口加上最终消费的比率已经达到63.28%，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为：10.6822.4824.3838.82%。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比率高、投资效率低、所形成的产能水平低。出口和消费两方面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产能过剩。
出口拉动国际间比较优势（便宜）不复存在
这些年中国出口国际间比较优势，唯一体现在出口同类商品价格便宜。以出口为导向形成的产能与发达国家比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具备高端性、前端性和不可替代性。资料表明“便宜”正是由于商品成本对资源、环境、劳动补偿不足的结果，越来越为国内外条件所限制而不可继续。反映出以往的经济模式已经形成了潜在致命的巨大危机。
另方面我国财政收入资料显示（略）：整体及局部领域，土地出让收入比重逐步加大甚至超过60%。问题是：所谓土地出让收入，根据宪法规定实质上只能理解为地租，而且是一次性回收70年地租来支撑的财政收入增长，并用于当年财政支付平衡的状态令人担忧。
综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结构失衡、外部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内部两个可以确定的回落趋势；另外国内就业压力和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实现，内需拉动经济效应；还有不可持续的土地和中低收入税收的财政结构。对应这样复杂艰难的局面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幸福，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存、繁衍和尊严为代价为手段的发展模式；现阶段必须以服务本国人民为基本要务，以提高综合国力为基本要务；拉动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国内消费为主。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生态环境：
清醒的人们始终关心地球的载荷（净化）能力问题。1960年人类活动占载荷能力的80%、1990年120%，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预计2030年520%
全球气候变暖肯定有地球自传和公转偏移角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人类活动增加造成的碳排放使气候变暖和气象的不确定性也是共识。地球最大的碳转换通道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所依据的绿色生物量相对人类活动明显不足造成碳的积累。如果不牺牲发展、不大规模不剪灭人口唯一有效的碳转换途径应该是大规模的自然绿色光合作用，由此带来新的绿色生物量，有可能带来的清洁能源、新材料形成的低碳排放而进一步促进气候的良性循环。
能源结构：
目前美国人均耗能8吨标煤；日本人均耗能4吨标煤；中国人均耗能2.4吨标煤（使用每吨标煤排碳2.5吨）总量31亿吨年，年排碳78亿吨。即使中国节能减排技术接近日本，未来30年中国达到发达国家单位排碳水平世界也难以接受，届时中国需耗能60亿吨年标准煤，其中液体燃料4.2亿吨年，届时排碳150亿吨年；
中国探明石油储量27-36亿吨、石油依赖度超过55%、石油年耗量近4亿吨、60%用于液体燃料（未来30年中国液体燃料结构 略），液体燃料已经处于“立足国外、坐吃山空、朝不保夕、苦无替代”的境地
中国探明煤炭储量至少可用200年以上，但世界普遍反对煤燃料的污染
中国水能利用率已经达到70%以上
风能、已经投入1000元人民币到底产生多少电力、单位成本如何？
核能、可燃冰等工业开发能源方式本身争议很大，从原料开采到设备制造到废弃物处理。
技术进步：
芯片、网络和程序技术使得全球信息化这仅仅是开端；在20世纪物理化学登上顶峰的基础上21世纪生物学开始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进程；生物工业化使的新能源、新材料尤其是生物质可再生能源在固体化、液体化和气体化成为可能；基因技术使生物遗传的改变从细胞级向分子级转变；在环境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微生物的适应性可能超过高等生物；恶意的生物工程、气象控制等一系列技术可能导致人类和区域的灾难；人们必须有效解决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问题。
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第五次产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
所谓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
钱学森晚年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五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始于1万年以前人类开始种养（种植农作物、驯养牲畜），使人类开始主导自己的命运；
第二次始于2000-3000年在中国随着井田制的体解，土地成为商品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次始于300年前欧洲的工业革命通过规模化生产使生活必需品产量品种增加、成本下降；
第四次二战后到上世纪末在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础上以金融为灵魂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使人类实现生存的现代化同时也触摸了地球的资源和全球的极限。每次产业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往往以环境退化为代价；
所谓第五次产业革命指进入21世纪后，在有限地球资源和全球环境约束条件下重新安排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尤其是在当代农业现代化方面实施在气候和能源的硬约束条件下的减量、利用、循环、多样、系统和适度的原则，并由此带来整个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是我们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据、技术进步和生物领域的引领是我们经济转型的基础
城市化进程中部分生存（发展）空间东西增量置换、将对全国城乡全面协调发展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生存空间的狭小，目前中东部的城市化运动已经畸形发展，除了难以消化的2亿拟城镇人口动荡带来的不安，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超出了符合人文的生存底线，这绝不是中国人在21世纪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人类历史上极端变态的城市化至少是导致玛雅文化、吴哥文化的消失和罗马帝国的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应该被严格控制在环境承载力和可再利用范围之内，城市及周边区域必须保持相当比率的绿色植被空间，使之能够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平衡。就是日本那样狭小的国家城市规划也要求绿色必须占到城市面积的55%以上，这些都需要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城市人均占地面积。
耕地红线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要得到根本改善，在目前城市空间存量的基础上再做调整也难以奏效，只能考虑大幅度的地理空间置换。在既定城市周围大规模放弃耕地，而完成既定城市的现代化，即适当的城市区域蔓延、城市多级层圈化（略）与城市功能相符、与人文需求和谐、与周围生态和谐；进行大面积、远距离边缘边际土地开发，用来进行需要放弃耕地的替代，当然这种替代应当是同质同量甚至同质增量的。这种开发不但解决东中部城市开发、经济区域化用地，同时给西北部乡村和在乡农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给全国生态整体持续治理带来新的机遇，这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契机，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节点。以此带动将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当然另一种说法，在有限递减的耕地上转基因工程也能够增加粮食产量。问题是在分子数量级上的基因拼接，作为食品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并没有被确认，要证实这恐怕不是几十年能够完成的。还有，人类食物基因技术必须能够确保控制在善意运用范围之内，否则、一旦被迫形成主粮后果不堪设想。10亿以上人口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大的责任。当前能做到的是必须分清什么是工业（燃料）大豆、工业玉米，什么是食品大豆、食品玉米，两种类型的产品只能是物各尽其用。负有责任的政府必须让人民知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转基因主粮增产置换耕地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也只能是不断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必须另辟途径。
关于经济转型的节点第三次国土整治和农业第二次产业化浪潮
基本情况
我国目前直接涉及经济发展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现存土地资源70亿亩，其中已经利用30亿亩。包括耕地以及城乡居住和工业用地；还有可以改良和利用的荒漠化土地40亿亩。包括：荒漠化土地改造、盐碱地改造、撂荒地和低产田改造、退化草原改良、林地生物量增加和湿地恢复六个部分。必须争取生态改良近13的国土面积，争取重新利用17的国土面积，其中10亿亩为可耕地为粮食、饲料、生物质可再生新能源用地，5亿亩为城市空间置换用地。当然必须回答边际土地开发与气候改良的关系；边际土地开发与生态改善的关系；边际土地开发与水资源涵养的关系；边际土地开发的方式方法问题。
第三次国土整治和农业第二次以生态和农业为中心的产业化浪潮
所谓三次国土整治：
第一次， 前30年，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水平梯田运动使我国获得了18亿亩以上基本稳定的可耕地（水浇地达到64%），以及后30年精耕细作，使同样的播种面积60年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增加300%，总量从1.67-5.20亿吨，期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人均用粮维持在600-760斤；
第二次， 后30年，大规模城市开发，使整个城市面积增加200%以上，交通网络进一步变通；
第三次， 今后30必须进行的基本国土整治分两部分，一是全国范围内的生态治理整顿的基础上，通过荒漠化、边缘化土地的改良重新获得15亿亩人类可以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包括绿地、可饲地、可耕地、生物能源用地、居住用地和各类公共用地）；二是调整目前城市和经济圈布局使之达到人文标准
所谓第二次农业产业化浪潮：
第一次农业次产业浪潮，起源于80年代中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形成的产业化浪潮，主要特点为无限分工和规模的无限扩大，通过不断扩大规模来分摊成本，形成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而不可持续；
第二次农业产业化浪潮，今后30年的主要特点是：《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群系统集成》，通过同时生产多项社会必需品来分摊成本，形成减量、利用和循环的所谓国际3R原则而可以持续（略）
我们可以期待“整治”和“浪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年新增CO2转换30-60亿吨，加上原来进行增加绿色生物量转换CO2，在继续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这个两个碳转换规模足以转化由于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CO2。
置换现有城市和经济圈周边的3-5亿亩耕地，使目前城市建设面积增加1倍，经过调剂使东部经济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增加10亿亩可耕地 ：
年 2-3亿吨可再生生物质液体燃料，足以使中国目前汽车保有量增加到3亿辆以上；
年 1-2亿头牛份的饲料资源，足以高质量解决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
年400亿M3的可燃气燃料，足以基本解决国民生活用气问题；
足以利用现有全部工业过剩产能，并为其争取 10年升级换代时间；
所能带来的间接效果是：新生态、新环境、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新企业、新产业、新物流、新仓储、新教育、高科技、新城镇和新消费，及新就业机会、新资本走向、新国际贸易机会和国际关系的缓和等等。
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群系统集成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起点
重新认识经济发展的目的、看清楚外部环境和技术进步的基础，根据目前我国低水平产能过剩和继续增加的就业压力和人民要求普遍富裕的强烈愿望。从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群系统集成开始，充分利用低水平产能转型所争取的有限时间和市场空间，最终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根据框架确定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转型方向及其领导的产业升级换代的内容。
结束语
60年国民经济分析及今后30年的发展方向不是一篇短文可以面面俱到、详细论证、说清楚的。这里只是企图借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尊重60年的基本事实，明确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所涉及的情况变化，根据国内外资源趋势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寻找今后可行方案。作为一家之言这里只是开个头，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社会、政治、政党、领袖等上层建筑在内的各个方面利弊得失都需要认真探讨、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是为一国生机之表现。
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
周运河
2011年1月7日
附：
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 （9稿）
——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我们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后代。我们的父辈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建立起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党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国家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党和国家在前进中积累了大量的困难和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是严重的危机。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建议献策，要为将要召开的十八大建议献策。特别是对于党的建设，我们要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遇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矛盾和问题，有的很严重，人民群众积怨很大，潜在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再不能熟视无睹了。我们需要说真话、想办法、提建议，尝试帮助解决党的危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党更加坚强，国家更加兴旺，因此我们要开动脑筋，不要怕说错话。也希望我们党开放言论，开放争论思维，规定不许打棍子、不许扣帽子、不搞一家之言，真正实行党的民主建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党长期只有一种声音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应有多种声音的碰撞，才会更加接近真理。
一、现在我党我军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贫富差别大，各种不公平的收入和政府花销造成极大的浪费，一些富豪以及少数官员富得流油，老百姓仍然非常贫穷，总之，是经济发展成果没有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
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措施。
发动群众反腐败，群众路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现阶段是否考虑另一种方式，从思想、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党虽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但是自我纠错的制度一直是缺失的。
很多同志说用我党的老传统——群众路线，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这是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中成功的经验。现在采用群众路线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首先让党内党外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并且在党的制度上采取措施予以保证。按邓小平在“八大”解释毛泽东倡导的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现在我党处在领导的地位，在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方面有着远比战争年代优越的条件，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内外腐朽思想的入侵泛滥，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国内外敌对势力以各种方式抵制我党清洁肌体的努力，因此要痛下决心整治腐败。
具体建议是：
(一)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下面第3条专门解释）。这种方式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我们最优秀的党员，最负责任、最正派、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不和稀泥、有工作能力、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优秀骨干，在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下，推选到党的三个委员会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策委员会）。
中委、中纪委等进行增加直选的思考
（1.） 以十六大为例:
全国党代会出席人2132，监票36人
选出中委198人、候补中委158人
中纪委委员121人
两个委员会、书记处、军委，共计477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政治局委员24人
中央书记处7人、军委委员8人
主席 1人、副主席3人，
中纪委书记1人、副书记7人、常委18人。
（2.）2012年召开十八大时，建议增加直选作如下分配：
党代表人数2132人x20%=426.4人，应为427人。
两个委员会的比例应是477人x20%=96人
这96人是占两个委员会总数的20%的比例进入常委、三个委员会（含政策委）和各级权力机构。
增加直选代表应不少于40人进入中委
不少于32人进入候补中委
中纪委不少于24人（这三项共计96人）。 中纪委常委不少于4人
中央常委不少于2人，。军委委员2人，书记处2人。
增加直选全国党代表，2132人x20%=426.4人，应为427人。
这427人是否应这样分配：
330人分到各省市，平均各省市10人
中央各单位及部队97人。如试行成功，可逐届扩大。
（3）增加直选工作开展的时间可在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以半年时间进行宣传教育、培训政策法纪，成立监选机构。用五至六个月时间在全国全面铺开直选，应在2013年底完成。
（4）增加直选工作的开展，可由中央各省市及地方区县成立直选监委委员会，必须由基层推选50%的代表组成，进行监督选举，如发生舞弊，一票否决。组成一个监选委员会来处理选举中的争议，要保证增加直选工作自始至终在阳光下进行。
（5）增加直选的常委、委员，各级政治责任要挂钩。生活待遇不挂钩，只给适当补助，以保证他们仍生活在原来的环境中，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
(二) 关于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
列宁在世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两个平行的机构，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列宁逝世后，监察委员会机构降格了，发挥不了原定的监督作用，出现了很多问题。历史的实践证明，权利的天平必须要有监督的砝码才能平衡，权利的马车必须要有监督成本来匹配控制。
建议十八大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权力相当，地位平等。两个委员会的常委、委员级别相等，排序从书记到常委，应是一对一，总书记为一把手，中纪委书记为二把手，中央常委为三把手，中纪委常委为四把手，依次而排。
各级纪委在各省市县也是如此排序，并实行垂直领导，包括任免、工资、人事管理。现在纪委监察部门处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人事、工资、住房、退休安置都受制于监督对象，如何能发挥作用？
(三)对于中纪委,建议如下的理念和措施：
1、清理整顿内部，高标准严要求重新整合队伍。纪检行业是高风险、高压力的岗位，提高纪检监察、公检法待遇，可以按当地公务员人均工资的两倍以上发放岗位津贴。如发现违纪不合格人员要坚决清理出队伍，始终保持纪检队伍的高素质和纯洁性。
2、保护纪检人员在办案中的合法权益、人身安全。如有遭遇诬陷和打击报复、家属受到伤害等情况，要有一整套的保护措施和赔偿制度。
3、实行全国公民安全信誉记录，启用身份证数字技术功能，为每一个人建立法制备案，对违法犯罪不良行为进行记录，可为组织部门、工商部门、银行机构等提供信息，大大减少犯罪率。
4、纪检工作的重点是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和惩治，放松惩治，会导致案发不断，“惩防并重”变成一句空话。这是今天中国大腐败的最终根源。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是否应从这里去深思？
(四)建议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
为了党的建设和安邦治国的连续性，党的决策的长远科学性和检验其是否代表民意，并纠正党的领导发生的偏差和失误，建议成立一个与中委、中纪委平行的机构——政策委员会，以论证各项政策的可行性。他们中的成员应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基层支部的选举，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的利益。他们应当是经基层实践历练、有远见卓识、品质优秀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党员，由他们来论证党的制度的建立和政策的出台。
(五)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
目前中国仅有几十个民主党派和官方、半官方社团，但社会上活跃着一大批无财政拔款的社会团体在弘扬革命传统。他们和人民群众一起宣传红色文化，朴素诚实，推崇清廉正气，更贴近百姓，具有问责监督国家大事的责任感。建议考察吸纳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进入人大、政协，这样会使人大、政协更加富有生气活力。建议中组部、统战部是否就这一课题做调查研究。
三、群众路线是我党制胜的法宝。
和平年代胜利时（战争年月进攻时）是这样，现在困难时（战争年代防守时）也应是这样。这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重要、最根本的实践成果，是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学说在中共集体领导成功的结晶，也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最基本的工作原则。解决当前问题，特别是反对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等，这就是最高形式地坚持了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是多样的，当前重要的是允许尝试：选择包容性大、兼容性强、时效快、震动小的方案进行试点。这本身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体现。实施方案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的过程。按比例增加直选，意味着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直接进入各级权力机关，最终目的：达到不断增加各级权力机关群众的话语权。权衡各种利弊，在目前不影响全盘各方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完善又十分体现群众路线的解决方案。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是有是非判断力的。从全国唱红歌的热潮中就表现了群众的意愿和政治诉求。在人民群众中活跃着一批相当优秀的分子，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将他们推举到党的核心领导位置，就能发挥联系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坚强作用。
著名党史专家《苦难辉煌》的金一南将军说：“在革命的时候，中国的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毛泽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如何继续存在的问题，还要靠今天的共产党人把这个命题继续下去。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法国《世界报》有个评论，我们觉得那个评论说得不错，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全球共产党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高，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可塑性。在现在这种局面下，官僚体制不改革，监督体制不完善，人民顺畅表达意愿的形式没有建立，光说稳定是不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本因就是怎样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此建议是一个大胆尝试。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作为普通的共产党员，按党章民主生活的原则，向全体党员发出呼吁。通过增加直选20%，可吸纳优秀骨干人才到各级党的核心领导层，监督、检查、纠正错误，为我们党的领导做一个补台工作。
附：这一方案的推行步骤：
1.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等社会团体中广泛征求意见。
2.在工农子弟和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3.在爱国爱党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中征求修改意见。
4.抛砖引玉，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案。
如此方案成熟，可以在近期进入实质推进。可否通过适当渠道递交中央。
执笔： 啄木鸟 东海 运河
2011年1月2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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