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思想战线》2009年第二期,pp107-111。发表时有删节。这是原文)
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本质主义与文化多样性[①]田 松[②]
【摘 要】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关联以潜在的形式延续到现在貌似差别巨大的科学与宗教之间。通过对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某些对称的特征。宗教教义之中也存在着严格的逻辑推理,而一贯被认为属于宗教的信(信念、信赖、信仰)也是科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科学和传教这种似乎正相对立的活动中,竟然表现出诸多相同的特征。其深层原因在于,两者都具有本质主义的基本理念,一方是科学主义者,一方是本质主义基督徒,都在本体论上相信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并在认识论上认为其自身是对外在世界的真正的唯一的解释,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独断的特征。因而,这两者都与文化多样性有根本的矛盾。
【关键词】平行分析,科学主义,本质主义,文化多样性,科学与宗教
在中国长期的科学主义语境中,宗教被认为是科学天然的敌人。两者长期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上。本文将从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平行,讨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后隐藏的共同的本质主义假设,并论证本质主义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一,科学主义与本质主义科学主义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近些年来,国内部分科学文化领域的学者在新的背景下又展开了新的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文本。在2002年科学文化上海会议的学术宣言中,对科学主义做了如下表述: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科学主义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并认为科学的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完善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科学主义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③]
在2005年第三次科学文化会议的学术备忘录中,又进一步指出,科学主义背后的深层理念 “有两个主要成分:一、本质主义。二、对于单向进化的盲目信念。”具体阐释为:
本质主义是指,相信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文化的某种客观的本质,并相信科学能够掌握这种本质,乃至于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这种本质蔓延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社会形态。进而相信在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冥冥中的尺度(简称为“冥尺”)。比如相信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人类个体的每一种思想观念,都在冥尺上标定着位置。这种冥尺逻辑代表着一种单向的直线的进化观。[④]
所谓本质,意味着超越了表象。所以本质本身是与超越性相关联的。本质主义的理念在各种领域各个层面都有表现。比如从古希腊开始的原子论,那就是相信,存在一种超越物质具体形态的基本构成单元。这种观念在19世纪末被门捷列夫发展出科学理论。如果原子是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则关于原子的定律也当然是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整个科学,也是在寻求这种最绝对最普遍的超越性。而既然是绝对的超越性,则必然是唯一的,因而必然是排他的。进而,必然与多元性、多样性、地域性理念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与此类似,在基督徒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同样具有绝对的超越性,也是唯一的,排他的。尽管这个上帝,曾经只是希伯来一个民族的神。
这种超越性在我看来,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基本预设。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预设可以分解如下:1,相信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外部客观世界,然后2,相信这个客观世界存在一个同样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规律,再后3,相信这个客观规律可以被人类所掌握,最后4,相信这个客观规律,就是自己被自己所解释的科学。
这四个预设的前两个是实在论的本体论预设,后两个命题是可知论的认识论预设。然而,这四个命题并不是相互蕴涵,可以从1推到4的,而是四个独立的假设。虽然科学主义者往往不对这四者进行区分。
我的问题在于,有限的人类,如何能够认识到唯一的那个具有绝对超越性的冥尺?
二,科学与信[⑤]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及其规律,这种实在论假设曾经是经典科学的工作前提。科学一度被认为是真理,是经过证实了的知识。人们相信,一个个科学定律就如一个个坚硬的本质主义砖头,随着科学的“进步”,这样的砖头越积越多,最终可以建成一个包罗万有的,可以对于全部世界(自然世界乃至于人文世界)作出终极解释的理论大厦。这是人类早期巴别塔理想的一个变形。
科学哲学的滥觞逻辑实证主义试图证明,科学是被证实了的知识。打个比方来说,是想要证明,科学砖头是绝对结实的。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提出“统一科学”的构想,则相当于试图用这种科学砖头建造一个包括万有的理论巴别塔。
然而,到了卡尔·波普尔,他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波普尔提出了相反的科学划界标准:证伪——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在于科学是可错的。这个划界标准宣布了理论巴别塔的不可能。与此类似,物理方面的玻尔互补原理,数学方面的哥德尔定理,都从另外的角度否定了理论巴别塔的可能性。
再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指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属性,科学之砖的坚硬度进一步下降。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后,制造科学之砖的手被更加强烈地凸现出来。科学之砖是人造的,而不是客观的,外在于人的。
既然是人造的,就不可能是绝对坚硬的。科学的绝对超越性本身,也是建构的,或者说,是一种信念。
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史蒂文·夏平在《真理的社会史》中对于科学共同体初建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早期科学共同体成员彼此信任,是因为他们都是绅士,值得信任。而社会公众相信他们发现的新知识,同样因为他们是绅士,是值得信赖的社会阶层。[⑥] 至于他们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本身,普通公众是无法辨别的。普通公众之接受科学,首先不是因为理解了科学,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共同体这个社会阶层。
在科学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科学被视为真理的代名词。这时人们对于科学的相信,更加远离了科学本身。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陈述:“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20.3%和18.5%,而本次调查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2%。这就意味着,那些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并非真正理解科学,根据科学推导出了它的结论,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⑦]
由此可见,在科学与“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信”,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一向被认为是与宗教相关联的。
从信的角度,可以发现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一系列平行的对称的关联。
在我们长久以来的大众话语中,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常有这样的论述: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是非理性的;科学建立在实证之上,宗教建立在信仰之上。但是,一方面,如前所述,科学也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科学史研究指出,宗教(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同样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理性体系,并且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多方面的营养。
从信的角度,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平行。
(1),科学理论中的公理,是不可能由该理论自身予以证明的,只能因为相信而接受。比如欧氏几何的五个公理,不能由其自身予以证明,康德称其为先天综合判断。人们在接受了这些公理,相信了这个前提之后,才可能继续逻辑地理解整个欧氏几何的理论框架,才能证明这个体系里的其它定理。所有的数理科学都是类似的理论结构,其理论基础都是这类不可由其自身证明、只能相信的前提假设。
与此对称,基督教神学的某些前提,比如上帝创世、处女感孕、耶稣复活等,也不能由其自身所证明,只能作为信仰而接受。在这些前提被接受之后,神学体系同样在严谨的逻辑推演中成为一个庞大的理性体系。
此外,科学史中有很多案例表明,科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欧氏几何中的第五公理,在非欧几何中被其否命题所取代。又如在牛顿引力定理中作为基本物理实体的万有引力,在广义相对论中被解释为空间曲率,成为一个不必要的概念。因而,所谓公理,并非如康德所说的,具有先验的绝对正确性。
(2)如前所述,一般来说,公众之相信科学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了科学理论才予以接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共同体——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被视为知识与道德的象征。
回到中世纪的语境中,公众之相信宗教同样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了神学理论予以接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父(牧师)阶层。在特定的时空中,这个阶层同样是知识与道德的象征。
(3)同样,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其各个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的。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耶利(Steven Yearley)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他指出:“科学共识本身就是建立在信赖之上的。”“科学知识的建立依靠信赖;科学信念的传播依靠信赖。”[⑧] 神学共同体亦然。
三,传福音与搞科普在科学与宗教的传播上,存在着更加深入的对应关系。以往已经有学者做过对比,比如说科学家相当于神父(牧师),科学理论相当于神学理论,被科普对象相当于迷途的羔羊;公众接受了科学,离开了愚昧,走向了文明,就相当于迷途的羔羊接受了上帝,获得了拯救。等等。北大教授刘华杰的《传福音与搞科普》[⑨]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应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尤其对于“传福音”与“搞科普”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因特网上关于传福音,有一个网页讲到“学习目的”有三条,几乎可以对应于科普的操作过程:“1.认识传福音的意义及其重要性;2.了解圣经中传福音的榜样,学会传福音的几种方法;3.学会作个人见证。”(参见cclw.net/other/xinshenhuo/htm/xsh_06.htm)翻译过来就是:“1.认识科普的意义和重要性;2.了解历史上伟大科学家或科普工普及科学的榜样,学会普及科学的几种方法;3.学会利用实例证明科学及科普的价值。”在科学传播领域,传统科普的工作方式甚至可以与信徒的祈祷一一对应。
《马太福音》中有一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刘华杰将这段祷文的每一句话都进行了重新阐释,然后转换到对应的科普语境中重新表述。比如第一项祈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刘华杰指出:这“并不是简单地盼望天父成圣,因为根据教义信仰,天父本来就是神圣的。”与之对应,“在科普领域,科学的地位是明确的,科学是真理的化身。愿科学成圣,不是就科学的身份进行祝愿。科学已经先验地是最高价值,并且是一切价值的源泉,科学之外无东西。这一条是希望与科学接触的人们,包括信科学的与不信科学的,都热爱科学,时时想念科学,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第二项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对应于科普,则是希望科学之花开遍世界,科学之光普照大地。与“吾主,来吧!”对应的是“科学,快快传播吧!”
第三项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劝教徒以基督为榜样,服从天意,不另外寻求自己的旨意。对于科普,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向科学学习,以科学大师为榜样,做事服从科学规律,除了追求和顺从客观规律外,不再做其他的事情。刘华杰不无讽刺地说:“科学地看世界、科学地看人生、科学地睡觉、科学地洗脸、科学地过性生活、科学地吃药、科学地升官、科学地发财,等等。”
第四项祈求“赐我们日常食粮”。转换到科普话语则是,只要相信科学,按科学办事,就会得到日常所需。
第五项祈求是请求原谅自己的过错,同时要求自己宽容别人。这一条初看起来,不大容易与科普对应。华杰做了如下转述:凡人做事即使想着处处依着科学,如丁文江讲的“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也难免犯各种不科学的错误,对于错误要勇于承认,要向科学真理忏悔,唯有如此才能进步。
第六项祈求讲“不要陷于诱惑”,本是要求基督徒抵制各种异端的诱惑。对应于科普,刘华杰说: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以各种面目出现,诱人上钩,唯有更加相信科学,批判狭隘的经验论,反对“眼见为实”,才能与它们划清界限,不被假象迷惑。只要人民群众相信科学、掌握了科学,就会自觉提升境界,远离浮世声色。
最后一项祈求是希望通过信仰上帝、远离邪恶而最终获得拯救。在科普领域,它指科普可能取得的社会功效:通过普及科学技术,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破除迷信,告别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最后,刘华杰得出结论:
在传统科普中强调的是“信”而不是“知”。科普的核心是要让人们相信科学,科学本身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科学就是正确、真理或神,除此别无他神。
刘华杰这个分析虽然有戏虐的成分,但是这不能削弱其中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平行分析揭示了在本质主义基督徒和科学主义者之间思维深处的平行性。虽然这个分析可能两者都不愿意接受。人很难跳出自己的缺省配置,从外部观照自己。正如爱因斯坦所问,一条鱼怎么能够认识到它所生存于其中的水?而类比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科学主义者常常本能地认为自己比宗教信徒更加优越,而这样的对比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一贯被我们视为两极的科学与宗教之间,其实大有共性的。
四,科学与宗教中的本质主义立场之平行分析。在我对科学与宗教进行比较的时候,我常常会考虑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文章是给谁看的?
任何文章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有语境的。在关于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我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量子力学需要解释?解释给谁?量子力学为什么需要解释,是因为量子力学让人困惑。量子力学让谁困惑?让熟悉并接受了经典力学的人们困惑。比如量子力学的隧道效应,如果说给崂山道士去听,他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困惑,他们会觉得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量子力学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特殊的解释。
何谓解释?简而言之,所谓解释,就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能够为听众听懂并且接受的故事。因而,一个有效的解释除了涉及被解释对象,还必然涉及读者、解释者及其缺省配置。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在这篇对宗教和科学进行平行分析的文章中,可能会遇到两类截然不同的读者。一类读者相信科学是客观真理,而圣经故事都是神话。而另一类读者则会坚持认为,圣经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科学则是不完善的,以科学来否定宗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类读者具有共同的本质主义预设。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谈到了科学主义本体论预设的四个方面,不过,这个描述本身就具有很浓的本质主义色彩。在此,我从建构论的非实在论的视角,对本质主义预设重新加以描述。如下:
1,相信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客观世界;
2,相信这个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界乃至于人文世界)存在唯一的绝对的解释;
3,相信这个解释就是自己所拥有的那个科学。
与此类似,本质主义基督徒也有类似的预设:
1,相信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客观世界;
2,相信这个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界及人文世界)存在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解释;
3,相信这个解释就是自己所相信的神学体系。
具体而言,比如关于宇宙的起源,科学主义者认为:
1,宇宙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世界;
2,对于宇宙的起源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
3,这个解释就是科学的解释,目前而言,就是被普遍接受的大爆炸理论。
与此对称的,基督徒认为:
1,宇宙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世界;
2,对于这个宇宙的起源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
3,这个解释就是《圣经》中的解释,上帝创世。
这两组描述在逻辑上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观点上,却是相对立的。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圣经的解释则是荒诞的,那些相信上帝创世的人是愚昧的。而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上帝创世,以及耶稣复活,都是客观的物理过程,是历史过程。在当下科学强势的情况下,有些基督教传道人则试图将大爆炸理论这种科学解释与上帝创世协调起来,甚至在细节上,将大爆炸的过程,与《圣经》中对上帝创世的描述进行对应,以此来证明,《圣经》的描述是“真实的”,“客观的”[⑩]。然而,即使在很多物理学家看来,宇宙大爆炸并不是对宇宙起源的唯一解释,而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建构的。从人类学家的视角看,《圣经》创世记只是希伯来民族的创世神话,只是人类早期各种创世神话如中国古人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中的一个,并不具有特殊的超越性。
历史地看,对于世界的存在,对于宇宙的起源,不同民族都曾经有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曾经是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比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各有各的创世神话,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从本质主义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它的都是“错”的。
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是唯一正确的,其它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希伯来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荒谬的。具有本质主义理念的基督徒则相信,只有希伯来民族的创世神话是唯一正确的,而其它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就是应该否定的。所以要搞科普,所以要传福音。
如前所述,科学的本质主义已经遭到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术研究的消解。这种消解在科学内部也在发生。比如很多量子物理学家已经不再坚持实在论。玻尔强调,“物理学的任务并不是去发现自然是什么,而是关于自然我们能说些什么。”物理学只是解释世界的一个体系。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对于量子物理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乃至于,“月亮在没有人看到它的时候是否存在”,在很多量子物理学家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科学本质主义与基督教本质主义的预设中存在着这些对称,则对科学本质主义的批评,可以同样用到对基督教本质主义的批评。如前所述,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我可以相信本质主义的前一半预设,相信存在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并且相信这个世界存在一个唯一的解释,
但是,我们认为,不存在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绝对的本质或尺度。退一步说,我们可以假设这种本质存在,但是任何宣称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的人,都无法证明,他们所掌握的就是这种本质。当然,他们可以宣称,他们正在逼近这种本质,他们将会掌握这种本质。对此,我们认为:一,未来无限,故这种宣称不可证伪,所以恰恰是非科学的。所以,二,这只表达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宏伟的理想,但也可以理解为一句大话,甚至是一句谎言。[⑪]
与此对称,从建构论的非实在论角度,我认为基督徒关于“唯一真神”的本体论预设是没有意义的。此外,我也可以退一步,承认存在一位唯一真神。但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位真神就是希伯来民族的创世神,而不能是中国的盘古,印度的梵天?从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这些神的地位曾经是平等的,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功能是类似的。
在美国访问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华人教会的活动,对于基督徒以及基督信仰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当年物理系的同学也有很多成了基督徒。在与基督徒的相处中,让我感受比较强烈的是,基督徒的谦逊与傲慢。
基督徒在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谦逊。这种谦逊是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其中的逻辑是大概这样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是有限的;同时,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需要忏悔,需要救赎。因而,没有人有资格指责其他人,没有人优越于其他人。然而,当他们在面对非基督徒的时候,则表现出非常的傲慢,其中的逻辑则是这样的: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已经找到了、信奉了那位唯一的真神,我已经成了新人,已经得救;而你们,非基督徒,还是迷途的羔羊,需要我们的拯救。
我毫不怀疑基督徒向我传教时所怀有的善意,但是我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这种善意的背后,是某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早期科普工在搞科普的时候,正是怀着同样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你们不懂科学,所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我来向你们传播科学,把你们从愚昧中拯救出来。这种傲慢,我称为本质主义的傲慢。
科学主义是排他的。只有一个正确的真正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与此对称,基督教本质主义也是排他的。只有一个正确的或者真正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哪一个解释是真正的,唯一的解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一个解释是那个真正的唯一的解释?
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问题。然而,“人是有限的。人类只能掌握相对的尺度。这种相对的尺度与文化、民族、地域相关。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其实也只是无数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尽管它特别强势)。”[⑫]同样,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也可以且只能作为无数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
五,当下的全球危机与人类的可能未来在我看来,我们正处在文明的转折点上。当前的文明形态,依然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延续。奇妙的是,科学及其技术和基督教都是这个文明的促进者。韦伯命题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默顿命题则把新教伦理与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起来。把这两个命题联合起来,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学及其技术和基督教结成了奇异的三位一体[⑬],它们共同拥有绝对超越性的本质主义冥尺理念。然而,这种文明所推进的全球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与对现实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期相关。对现实的判断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不同,同一个事物,就会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而理论本身,也必然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之上。[⑭]
这是我的一个理论预设。显然,如果这种判断和预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于事物的价值判断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预设了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好事情,则追随这种工业文明的冥尺,就是正确的,好的。但是,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惠及全球的美好预期是建立在无线地球的假设之上的,因而是注定不可能的。不仅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人类当下的这种建立在大量能源消耗之上的生存方式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是,地球有限。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为有限地球时代。而我们对于所有问题的考虑,对于文明本身的考虑,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展开。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有所展开[⑮],这里只简单地给出我的结论。
我们正处在文明的转折点上,工业文明的危机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文明模式——生态文明。如果我们不能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将会终结。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文化的多元并存是必要的。晚年的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涉及了几重因素。首先,要有自己可以自美的东西,其次,欣赏别人的美,但是,并不期望用自己的美取代别人的美,而是让自己的美与别人的美和谐相处。在当下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之下,单向单一的冥尺逻辑正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很多民族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放弃自己的传统,使自己无美可美,最终作为原料提供地和垃圾排放地加入工业文明的食物链。
如果我们把文化多样性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期,那么,传福音与搞科普,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成为多元中的一元,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唯一的一元。“科学与其它文化和谐相处的前提是:承认科学并非万能,承认科学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承认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的地位。”[⑯]
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基督教,他们的本质主义傲慢,都会妨碍自己成为和谐多元中的一元。
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自证自身。
承认我们的无知,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在人类古老的生存智慧面前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可以不让我们的无知使我们陷入疯狂,不让自己成为后代眼中可笑可恨的造孽者![⑰]
2007年5月1日
Sunshine Loft, Berkeley
2007年6月21日
2007年6月30日
D.C area, Maryland
2007年9月8日
Sunshine Loft, Berkeley
[①] 本文曾在2007年美国波士顿“基督教与现代中国”学术会议上作为大会发言。本文获得2005年国家留学基金全额资助项目(2005811397)资助。
[②]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③] 柯文慧,关于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会议学术宣言,《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
[④] 柯文慧,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9日。
[⑤] 信仰、信念、信任、信赖、相信,这些中文词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英文believe和trust有对应。本节的讨论与这些词都有关联,任何一个词都不足以表述所有含义,但是“信”这个中文单字则可以。
[⑥] 参见陈蓉霞,科学家的真话由什么来担保?,《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27日。
[⑦] 田松,话语权与传统的价值,《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52页;或 田松,话语权:传统的价值——以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为例,江晓原,刘兵主编《科学败给迷信?》,《我们的科学文化》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86页
[⑧] 史蒂文·耶利,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克劳迪娅·格罗特主编,田松等译,《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旁码)
[⑨] 刘华杰,传福音与搞科普,《社会学家茶座》,2005年第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2月出版,第56-59页。以下引自该文者不再一一注出。
[⑩] 比如远志明先生在传道中就采用过这种解释方式。
[⑪] 柯文慧,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9日。
[⑫] 柯文慧,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9日。
[⑬] 这一部分我将撰专文论述。
[⑭] 田松,话语权与传统的价值,《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或 田松,话语权:传统的价值——以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为例,江晓原,刘兵主编《科学败给迷信?》,《我们的科学文化》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⑮] 田松,自序,《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v-x页
[⑯] 田松,我凭什么相信我是正确的,《科学与民主》,2007年第一期。
[⑰] 田松,我凭什么相信我是正确的,《科学与民主》,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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