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及其责任承担
清峻
来源：《传记文学》2011年第7期 366［左岸特稿］
戴锦华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的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新左派”一度被误解，因为由于“文革”记忆，新时期以来，“左”总是不好的；但是，历史淘洗的功能是强大的，现实最能说服人，经过十几年的思想论辩和社会实践，“新左派”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认可，认同。现在看来，“新左派”这个称谓，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具有贬义性质的词语，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判断的专属名词。
中国的“新左派”来自何方？西方输入？亦或是从天而降？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思潮的兴起，都不是某些理论家头脑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是社会现实的风云激荡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会产生“新左派”，那个时候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改革派，重拾“五四”启蒙传统，崇尚个性解放，倾心改革开放。而保守派则固守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念，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观念。整个80年代，改革派占据了思想制高点，青年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意气风发、志气昂扬的改革派。但是到了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全民皆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资本神话如日中天，市场法则无孔不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只依靠市场和资本无法解决，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与资本逐利本性所造成的。
90年代中后期，倾向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质疑资本神话，怀疑市场万能，反思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比如反思现代性，反思自由民主的有限性等等，这就是被称为“新左派”思潮的兴起。中国“新左派”的产生固然有国际背景，其思想资源取自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以及各种最新的批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但面对的问题却是中国真真切切的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的“新左派”一经出现，便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尤其受到一些年轻学人的热烈响应，当然也引起思想界持续不断的争议，乃至攻击。
其实，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其理论主张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却是一致的，比如，“新左派”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关注社会公平，反对市场效率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各种不公，他们还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来保障穷人的利益，警惕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等等。
大致而言，“新左派”的理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到1997年为“新左派”的形成期，这个阶段主要围绕破除市场神话，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制，以制约过度市场化带来贫富分化问题来展开的，代表文献是王绍光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7年至2003年是“新左派”的稳步发展期，以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标志，“新左派”理论日渐成熟，“反思现代性”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收获。2003年至今，以网站建立和《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的出版为标志，“新左派”进入成熟期。这个时期的“新左派”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强，许多学者从书斋走向广阔的社会，关注更加具体和现实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新左派”的影响更加广泛，向下不断拓展群众基础，受到民众的拥护；向上对国家公共政策施加积极的影响，受到高层的重视。
所以，中国“新左派”不是食洋不化逞才使气的一帮论客，而是接中国地气的、“为中国好”的、有抱负有情怀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新左派”学者们自觉地把学理性的知识投放到社会现实生活中，研究真问题，关注新课题，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999年，他们在《读书》杂志上讨论“三农”问题，在知识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全民共识，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两年后，“三农”问题进入全国人大议事日程。2005年，物权法即将出台之际，“新左派”学者、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巩献田利用网络写信，公开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巩献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最终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决策层意识到了这种呼吁的价值所在，一旦立法不慎，必然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
事实上，“新左派”关于对“发展主义”的不断批评，对底层民众、社会正义、贫富不均和福利问题的持续关注，为中央“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础和讨论平台，起码从社情民意的表达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新左派”发起的一些重要讨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的历程，也对中国政治方向施加了某种重要影响。
“新左派”并非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有各自的专业背景，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在认识上也不尽统一，但是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们的人格底色和责任承担。
黄纪苏出生于学术世家，曾留学海外，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心一意侍弄“专业”，在小圈子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他却选择了“戏剧”，殚精竭虑，苦哈哈地奔波游走，表达的就是一种忧患，一种承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三部大戏，红遍大江南北，他从没有骄矜自喜，而是低调地走出公共视线，因为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成功，不是荣誉，而是如何为中国，为民众提供更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韩毓海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腾出更多精力参与社会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近些年他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写成了《天下：江山走笔》这样大气磅礴的著述。他到山西省，为基层干部讲山西的历史，讲赵树理，讲上党梆子，讲山西光荣的历史，他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部胸怀天下的大书，一扫文人雅士的腐儒之气，想落天外，振聋发聩，难怪被山西省委规定为山西干部必读书之一。
汪晖被称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聚光灯下，难免招讼，但争议和冷箭并未阻挠勇士的征程，因为志存高远的行者不会羁绊于荒草荆棘之中。汪晖是读鲁迅的书成长起来的学人，他懂得在中国如何面对非难和困厄，也充分领会如何在围剿中作战的那份从容和智慧，因为他心中燃着一团火。汪晖博闻强识，敏而好学，他的知识视野是宽广的，是国际性的，但是他研究的问题却当下的、中国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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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三个部分：
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
韩毓海——胸怀天下的行者
黄纪苏——感时忧国的戏剧家
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
何吉贤 清峻
新北门的孩子：一个剪影
新北门大院是位于扬州北郊的扬州师院的一片宿舍区，1959年出生的汪晖就成长在这里。“新北门在护城河的北岸，我小的时候住在那里时，大约有四十多户人家，都是红瓦青砖的平房”。院子的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来，外面就是麦田和红薯地。这片竹林、榆树和槐树环抱的小小园地里藏龙卧虎，风度翩翩、风雅中带些洋气的词学名家章石承先生，隐忍淡然却又艰苦执著的元曲专家徐沁君先生，讲课前总要喝杯酒提提神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大家谭佛雏先生，高而瘦，走路却身体挺直，学问好，却述而不作的文学史家赵继武先生……这些性格各异，学问上各有胜擅的“新北门诸老”在人格和学问上构成了一个小环境，在这片沃土上，必然成长出学问和思想的新苗。
从1959年出生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上小学（西门街小学），汪晖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中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这样的时代肯定会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留下烙印。汪晖的母亲是扬州师院中文系的教师，父亲是扬州市的干部。“文革”后，父母们受到了政治冲击，无暇它顾。兄长一代则先是忙于外出串联，而后又到农村“插队”，“我们这一代人就在一种多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中、一种有些暴力而又前所未有的松弛的氛围中生活”。由于教育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升学考试取消了，家长对孩子管得也相对较松，孩子们有了较多的时间玩耍和“自由阅读”。像不少同时代的孩子一样，他读了很多“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也读了不少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苏俄作家的作品。由于母亲是“外国文学”的教师，他还有机会读到一些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包括出版于“文革”后期，曾深深影响过他们那一代人的“灰皮书”。同时，因为每年、每个学期都要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不但在春耕、秋收和冬藏季节参与农业生产，而且也熟悉了车、钳、刨等工业技术，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使得他们这一代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文革”期间，因为要上街宣传，孩子们还经常参与一些文艺活动，汪晖在这期间也曾跳过舞，演过样板戏，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高中毕业后，在从1976年春到1977年冬之间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汪晖先后在扬州制罐厂和扬州线厂做临时工，在午餐肉车间做绞肉工，在挡车车间里做电工和打包工，之后又到扬州无线电元件一厂当学徒工，装配军用电话机。对于这个满身书生气，又有点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工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这段经历也让他与工友之间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份深深的感情在他20多年之后写的《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扬州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表达的机会。那时，席卷中国的“国企改制”之风威胁到了他曾经的同学和工友的利益，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汪晖跨界奋笔直呼，也许，除了一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有那时埋下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在吧。
1977年恢复高考后，汪晖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填报文科，甚至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父母因为鉴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当时整个的社会氛围，不赞成他考文科，但年轻人自己心里却有不同的想法，新北门浓厚的人文氛围培育了他对文史的爱好。填报志愿那天，父母刚好不在家，汪晖便自作主张，填报了文科，于是进了扬州师院中文系。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饱受磨难的77级也是幸运的一代，那一届人才辈出，也留下了许多传说与佳话。对于汪晖来说，最大的幸运之处大概就在于能够亲聆老一代学者的教诲，童年时那些仰望的身影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学问之途，成为了执手扶持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在扬州师院，以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出名的谭佛雏教授、研究元曲著名的徐沁君教授、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李仁鉴教授、研究唐宋文学的赵继武、李廷先教授、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的祁龙威教授等等，都是他们的本科课程的老师。任半塘教授虽然没有开设课程，但可以听他的讲座。这样的师资阵容，即使在如今的“名牌”大学里，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出生到1985年硕士毕业离开，汪晖一直生活在扬州师院。提起自己早年的老师，他如数家珍。他提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吕福鼎先生，这位毕业于扬州师院历史系的老师有着丰富的古代历史和文学知识；他也讲到了高中的语文老师夏耘先生，这位爱好并自己从事扬州评话创作的高中老师讲课不拘一格，他也清楚地记得夏老师给自己的一篇作文所写的评语；当然，上大学以后的老师的记忆就更真切了，这些记忆，很多已经形诸文字，收在《旧影新知》一书中，他们中，有外表闲淡、内心隐忍坚毅的徐沁君先生（《超然之外》）；有曾经参加过《鲁迅全集》《野草》篇的注释，对自己有诸多言传身教的曾华鹏和李关元先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著名词学家龙榆生的弟子（《明暗之间》）。汪晖将石承先生称为彷徨于“明暗之间”的老人，这些奔走于明暗之间的匆匆的人影在他的心中投下了大大的问号，“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也许，这就是那位新北门外的孩子最终走向探索现代中国历史背后的奥秘的动力之一吧。
研究鲁迅：反抗绝望与感受温情
从1982年春本科毕业，到继后师从章石承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再到1985年北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直至1988年博士毕业。在贯穿80年代的整个求学阶段，汪晖都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
1978年到1985年这段时期，习惯上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着“茫然的思索和反叛的情绪”的时期，怀疑和重建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主调。正是在这个时期，汪晖开始认真地研读鲁迅的著作。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鲁迅研究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撤除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神殿鲁迅”，去“还原”一个“人间鲁迅”，并对鲁迅代表的那个现代文学和思想传统进行批判。汪晖自然也处在这个潮流中，但他自认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不太受潮流的影响”。通过对鲁迅作品，包括通信、各种传记资料，以及相关刊物、作品、团体和人物的系统全面的阅读，尤其是在阅读《两地书》和鲁迅的其他书信时，他对鲁迅的内心世界有了和过去很不一样的了解。
汪晖说，对鲁迅的理解把他带入了从晚清直至鲁迅去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之中，这个过程对他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当时真正触动他的与其说是政治历史问题，毋宁是鲁迅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异样的敏感和尖锐性。汪晖说：“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黑暗记忆的挖掘，在他的文学和思想世界里弥漫着的那种混合着地狱和天堂气息的、纠缠着绝望与希望的氛围，对我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启蒙。”原先的“鲁迅圣殿”的倒塌不但没有摧毁他对鲁迅的兴趣，反而激发了重新理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迹一样的人物的性格及其思想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混合着他内心深处的反抗情绪和忧郁苦闷，也引导他与那个“解放时代”的氛围产生了疏离。也许造成这一疏离的是一种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涌现出来的怀疑和虚无。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他选择了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施蒂纳和阿尔志拔绥夫）之间的关系。
汪晖说到，在进入鲁迅的世界之前，自己从未对虚无、黑暗、复仇这样的感情和世界观有过如此深切的体验，这种强烈的体验既产生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感觉，又重新组织了他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方式。这种阅读感受和思考，延续到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题《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关于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研究的继续和扩展。汪晖从鲁迅、章太炎的思想出发展开的对个人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关注的是一条与主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同的路线。他关注到了鲁迅早期对梁启超的“国民主义”，对《新世纪》所代表的“世界人”等等时髦主张的“恶声”的批判。鲁迅对于“伪士”的批判对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他宁愿相信迷信，认为迷信是想象力的源泉，也不愿相信那些自以为得潮流之先的“伪士”的蛊惑。他相信，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毋宁说是一种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在《反抗绝望》中，他将个人主义潮流区分为力量派和权利派。自由主义基本上是从契约论的理论出发的，社会主义也是和契约理论有关的，它们都可以视为启蒙运动的权利概念的发展，都是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的继承者。力量派与浪漫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施蒂纳、尼采、卡莱尔可以归为这一派，他们注重个人的力量、天才、能力，抨击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他认为，章太炎、鲁迅的早期个人观与力量派关联更深一些，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传统有不同的根源。他们不是不重视平等问题，相反是极端的平等派。但是，平等价值在他们这里得以展现的角度和方向完全不同。一方面，他们反对用平等扼杀个性，另一方面则鼓励人们通过重建“自性”和力量创造出平等的条件。而鲁迅自己所说的他思想中的另一面：人道主义，在汪晖看来，大概是与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帮助弱小民族和弱小者的情感，以及无政府主义中注重社会自治的理想相通的。为此，他又将研究的视野投向鲁迅的文学活动和作品，他认为，在“五四”时代，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直接地体现在文学之中，其中也混合着他所说的那种矛盾。鲁迅的《彷徨》和《野草》中的黑暗主题，里面弥漫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他对嵇康、阮籍和尼采的兴趣，对阿尔志拔绥夫和安特列夫的兴趣，对厨川白村以及通过厨川白村而产生的对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兴趣，都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里来理解。从这里出发，个人的无政府主义，配合着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心理学上的潜意识问题、生命哲学方面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魏晋文学传统，将内在性问题与社会理解结合起来，为他展示了从一个极为复杂而又丰富的视野，重新理解历史和时代的可能性。
汪晖认为，鲁迅的文学世界中最为深刻而感人的力量产生于一种“转化”：即在发现世界的罪恶的同时发现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同谋关系，从而为了摆脱这种同谋关系就必须坚持所谓“绝望的抗战”。他关于鲁迅的研究一直坚持对鲁迅的双重把握：一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晚清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和文学运动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又是对于启蒙主题的一个内在的和深刻的批判，后一方面的动力就是从上述转化过程发展而来的。在汪晖看来，在启蒙思潮之中表达对启蒙的怀疑，这一取向在80年代并不易于被人理解。汪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博士导师唐弢先生的理解，他在给汪晖的信中写道：“我至今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的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确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1988年，汪晖完成博士论文后，同年他撰写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算作我的鲁迅研究时期的告别”。直到1996年，他才又撰写了《死火重温——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继续在鲁迅的世界里探寻，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与鲁迅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对比之中，他的黑暗世界渗透着一种强烈而又温暖、黑暗而又明亮的色调。这就是鲁迅的思想、文学内部的“鬼”的世界——一个由无常、女吊、刑天等等民间传说和民间戏剧中的“鬼”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一个由祥林嫂、闰土所发出的、来自“鬼”的世界的追问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一个将民国时代的众生相放置在“鬼”的目光的注视之下的世界，一个不断地被“鬼”的世界所吸引和追逐、最终淹没在这个“鬼”的世界之中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个“鬼”世界的影子弥漫在鲁迅的各种形式的创作之中。汪晖说：“我在那个世界中不但听到了鲁迅的悲怆的叹息和复仇的呐喊，而且也听到了鲁迅的笑声，在黑暗的主题中看到了欢乐的光芒。我分明地感到：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也许，鲁迅对现代革命的同情就产生于他与这个‘鬼’的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这是很可能的。”
从《无地彷徨》到《反抗绝望》到《死火重温》到《别求新声》，鲁迅不仅已化作了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化作了思考和著述，同时也化作了汪晖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化作了他与时代构成的特殊关系。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条“鲁迅之路”永远没有终点。
书斋内外：历史深处和现实锋芒
1985年，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唐弢先生。到北京求学的过程，有“偶然的机缘”的因素，也包含了学界先行者和同仁对后学的无私的帮助和提携。1983年，作为一位硕士研究生，他在苏州参加了一次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偶然认识了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得后先生，由此开始长期的通信。之后，王先生一直鼓励和帮助他来北京学习或工作，并最终得以顺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汪晖清楚地记得，最先告诉他考取博士研究生消息的，是王得后先生的夫人赵园先生（当时王先生刚好出差在外）。从1985年到1992年，先后作为弟子和助手，汪晖在唐弢先生手下学习和工作了7年之久（《火湖在前》一文记述了他与唐先生交往的过程，也寄予了他作为学生对先生的理解和怀念）。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建制与一般大学不同，汪晖所属的1984级博士班是正式恢复博士学位招生以来的第一届学生，总共20多人，分属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除了博士论文跟随各自的导师研究之外，整个博士班并没有按照学科的不同而区分，20多个同学住在一层楼内，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讨论是日常功课。汪晖极为珍视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氛围极大地鼓励了他本来就已经很强烈的对于哲学、社会理论和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关心。1985年正是中国城市改革启动的初期，在同学之间，既存在着一种知识和理论讨论的氛围，也弥漫着一种有关实际的政治和经济讨论的气氛。那时最吸引人的理论话题是韦伯、哈耶克、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存在主义哲学；最关心的政治、经济话题是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企业所有制和公司体制问题、新闻自由、苏联和东欧（尤其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大转变；最热闹的文化问题是传统与反传统、中国与西方、启蒙问题和美学讨论，等等。现在，当时的大多同学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重要学者，而当时他们同学之间的一些争论现在仍然在持续，而且逐渐扩展到了全社会性的讨论，例如有关市场与计划、政企分离与私有产权等等。
1986年鲁迅逝世50周年之际，汪晖开始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对鲁迅的研究逐渐为人所知，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也在90年代初出版。1988年博士毕业后，汪晖进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兴趣也从鲁迅转向了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当代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泽厚有关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史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上一年年底，汪晖开始撰写《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五四”文化运动得以形成的思想的和社会的条件，以及这个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的内在的思想矛盾。它揭示了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或自我解构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李泽厚有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述的回应。汪晖说：“我对‘五四’时期文化运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或多或少也透露了我对80年代中国文化运动的某些缺陷的理解。”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于1989年，它也融入了对当代思想和社会运动的思考。
1990年5月，汪晖去陕西省秦岭深处的商洛地区工作和锻炼。在山阳县，参与了当地的一系列工作：从土地承包的实施到反对农民赌博的宣传，从倡导男女平等到讲解计划生育政策，从解决农民的土地和水资源纠纷到调查当地的教育危机，从参与人口普查到组织农村干部的培训，从撰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到实地调查农村宗教复兴及其后果……他曾与同行的其他社科院同事一起，搜集了一批相关资料，准备写一本调查报告——可惜由于回京后大家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但陕西农村的这段生活，使他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公社制解体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危机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而当地农民生活与北京人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也再一次引起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这种自我批判式的思考贯穿了他作为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在这个处于困境中的转折时期，在一些日本友人的资助下，由陈平原、王守常和汪晖合作主编的《学人》丛刊于1991年年底出版。在当代中国学术史，《学人》是一份重要的刊物，它前后坚持了十年之久，共出版了15辑，每辑约50万字，刊登了许多影响重大的论文，有人甚至认为它是80至90年代中国当代学术转型的标志性刊物。丛刊发表的论文中西兼顾，“但真正的核心是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汪晖自己在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严复、陈独秀、胡适、吴稚晖、梁启超、张君劢等现代思想家的一系列专题论文，讨论了“五四”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民族形式”的争论等文化史课题。这些论文也构成了他后来出版的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部分内容，对于一位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学者，它们也反映了他试图从历史中去思考现实的努力，汪晖说：“在198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和朋友们都处于一种重新理解我们的社会、重新确立我们的认同的焦虑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论文就是在1989的震撼之下展开的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
现代性探讨：别求新声与衔木填海
2004年，汪晖的四卷本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有将近150万字，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很多学者认为，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无论在问题的意识、分析和所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著作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从多重方面分析了从宋代至民国初期的思想史，涉及了一系列问题，如：宋明时代的儒学的天理世界观是如何形成，它的历史动力是什么？清代帝国建设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晚清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态度能够提供给我们哪些思想的资源？现代中国的知识体制是如何构筑起来的？现代公理世界观与天理世界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共同构成了一个思想图景，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解。
这本书出版后，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为出版此书所做的评审报告中称：“汪晖处理他的论题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细致和多面，以致让人想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对10世纪以降中国思想型构转化的强调又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对比也只能提供进入汪晖话语网络的一些入口。无论如何，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构成了对于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的挑战。”《亚洲周刊》在将此书评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时发表评论说：“长期以来，以费正清和史华慈及其门生为代表的纯西方中国学阵营，与以晚清到近代新儒家学派，以及唐君毅、熊十力、徐复观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学派各树一帜。汪晖的方法学另辟蹊径，大量引用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再结合自身深厚的中国旧学功底，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深入的探索，不仅弥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缺失，也打通了中国研究中西两大阵营‘各说各话’的壁垒，为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关于这部书的讨论，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有学者甚至认为，关于此书的讨论，会是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话题。许多阅读者都对书中所包含的庞大知识和理论体系感到震惊和棘手，也有人会由此对汪晖的阅读习惯和经历感兴趣。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汪晖回答说，他本人经历了整个80年代，80年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尤其是在北京，你能比较容易感受到那种比较浮躁的气氛，对年轻人来讲，也有很多机会。汪晖自己从江苏扬州来到北京，从1982年读硕士到1988年博士毕业，阅读和研究的精力主要围绕着鲁迅，虽然也参与了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讨论，做了一些工作，但“心态上与周围的环境一直是比较疏离的”。即使是在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为此，他也会写一些文章，做一些事，以便进行回应，但心境上一直比较疏离，“我常常会觉得自己跟所做的事之间有距离，我自己在心情上始终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天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房间里念书，即使是处于最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说：“我的思想史研究，都是通过一个个个案关联起来的。”而个案的研究，就是通读有关人的著作和材料，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你就进入了历史的情境，就会建立起对于这个人，对于其相关关系的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个人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理论和现实，与各个相关的学者讨论和交流的过程。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汪晖有近一半的时间在世界不同国家讲学或研究。这种不停的“游历”经历给他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深深的印记。1992年至1993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哈佛时，为了继续研究梁启超、胡适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他选修了普特南教授的新实用主义课程，阅读了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罗蒂等人的著作。后来到加州伯克利，又发现这里流行的是福柯、布迪厄、萨伊德和后殖民理论，哈贝马斯名声显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理论内核的各种理论构成了加州学术圈的基本氛围。受这个氛围的影响，汪晖又对当代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也影响了他以后若干年的阅读方向。“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能摆脱的问题仍然是这些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关系——1994年发表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这个思考的结果”。在加州的过程中，交往最多的是艾尔曼教授和沟口雄三教授。艾尔曼那时正在努力尝试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问题，他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后来在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关于清代中期今文经学的解释，也就是在那时候的讨论中开始孕育的。与沟口教授的交往则有更长的历史，之前由于两人所研究的科学概念和天的概念的交集，曾有过讨论，在洛杉矶期间，讨论更加频繁。汪晖说，沟口教授“对日本中国研究的批判性的看法和对明清思想的解释都给我很大的启发”。通过这些交流，包括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研究视野，即将思想的内在视野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晖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一边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边集中地阅读舍勒、曼海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稍早已经接触的福柯、布罗代尔、卡尔？博兰尼等人的著作。在这期间，结识了许宝强、刘健芝、罗永生、陈顺馨等几位香港岭南学院的朋友，集中讨论有关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回忆说：“我们经常在浸会学院的邱延亮先生那里聚会讨论，我从这些定期讨论中获益良多。”在香港期间，刚好有机会与《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教授有了比较长时间单独交流的机会，从那以后，两人交往不断，汪晖将安德森看作是当代少有的思想者，他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社会理论家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安德森视野开阔，观察极其敏锐，总是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穷追不舍。在当代世界，像他这样极为开阔而又深入观察当代世界及其变化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2000年之后，汪晖又先后在华盛顿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讲学和研究。他特别提到了在柏林高等研究所的经历，这个所云集了来自各个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一流学者，学者们每天都在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一起交流，所里每周二还有一次公开的讨论。在这里，他参加了两个小组的讨论，一个是由历史学家组成的，叫“帝国研究小组”，一个是“全球化小组”，由社会科学家组成。那时候，他已经写完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上卷第二部，正在进行修改，在“帝国研究小组”里关于帝国、国家和民族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与印度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等人的交流，在上卷第二部中对于汪晖来说，如何在当前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在全球性的“中国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是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内容。不知道这种“游牧式”的学术生活，是不是他构筑新的“世界图景”实践的一部分。
《读书》十年：漩涡与潜流
从1993年起，汪晖逐步对以往的研究做了两点调整：第一是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图将社会史的视野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80年代的文化运动和90年代的思想潮流之中，对于近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批判和拒绝经常被放置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的肯定之上；他试图将近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悲剧放置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视野中，动机之一是为了将这一过程与当代的现实进程一道纳入批判性反思的范围，揭示这两个对立的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有了这一“批判性的现代性”的视角，他对当代问题的论述就具有了非常独特的视角和穿透力，为当代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资源、问题意识和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史研究与他对当代问题的论述也是互相贯通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视野，而后者的问题意识也内在于前者之中。
作为对这一调整的理论性思考的结果，他撰写了《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7年）、《科学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1997年）等文，并为《文化与公共性》（1998年）和《反市场的资本主义》（2000年）两本文选撰写了长篇导言。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寻找“另类选择”的可能性。《“科学主义”和社会理论几个问题》是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对当代新自由主义问题所做的一个批判性分析。它通过对哈耶克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分析，重新解释了国家与社会、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论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谬误，并试图立足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对资本主义与市场、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关系给予历史性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思索，以及这篇《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所表现出的取向，正是汪晖在1997年之后卷入中国知识界的大论战的内在动力，也是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
1997年，汪晖在大陆正式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正式拉开9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大论战的标志性论文。这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当初只是一篇读书札记，后经长期的酝酿和修改，于1997年发表于海南岛的《天涯》杂志。1993年10月汪晖从美国回北京后，当时在京的韩国学者李旭渊向他约稿，他便将自己自1989年以来陆续记下的一些笔记整理后交给了他，这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的长文首先于1994年在韩国的《创作与批评》上全文刊出。当时在国内，此文也仅在一部分朋友圈内小范围流传。文章在《天涯》杂志发表后，随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此后，该文也先后在日本（《世界》杂志）、美国（Social Text）和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等地的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界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反思现代性视野之外，也与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讨论直接相关。汪晖谈到，在经历了1989年以降最为压抑的时期之后，中国在民主进程受挫的条件下再度大规模地推进市场改革，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一轮权力市场化也以极为惊人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本身也是一种隐含的邀请，即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遗产，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这个时候，关于俄罗斯和东欧“转型”的讨论已经展开，崔之元等人在1994年对俄罗斯“自发私有化”的批评和对产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为对当代中国的相关进程的警告和提醒，但在当时这种声音引来了一片批判之声。汪晖说：“如何扩展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在新的全球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我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的主旨。”
与此巧合的是，1996年初，汪晖应邀担任了在中国知识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同年底，社会学家黄平也加入，共同担任执行主编，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刚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的激烈反响，《读书》杂志便在之后的争论中，一直被指责为“新左派”的“大本营”，而汪晖本人则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平静的学术生活从此也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中，“至今没有停息”。
在汪晖看来，无论是中国改革的成就，还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危机（如城乡分化、区域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制度性的腐败和在私有化名义下的权钱交易），都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姿态包含着最为保守的政治含义。当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计划及其价值观之上时，恰恰丧失了对当代进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因此，《读书》杂志参与推动了一系列有关讨论，这些讨论涉及“三农危机”、国企改革、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危机、法律与民主等等，参与讨论的主要来自国内，但并不限于大陆，许多海外留学生和台湾、香港的学者也成了《读书》的，欧美、日本、东南亚、印度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为《读书》撰稿。汪晖认为，《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边界的知识和思想的空间，这不仅有利于批判和反思，也有利于拓展我们自身的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
在汪晖看来，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大争论是一场新的有关社会性质的论争，它内在于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世界的普遍性危机中。在涉及历史价值、现实判断的一系列分歧中，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识群体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区别，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值得注意：一个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识群体注重观察二者的曲折复杂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根据两者之间的二元关系简单地选择站在市场一边或国家一边。国家是内在于市场的，整个市场运作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因此，不是在要自由市场还是在要国家干预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市场条件下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国家与市场之间应该形成何种关系的意义上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产权转移或私有化问题，批判的或者左翼的思想群体反对公私产权的二元论，而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产权，将其理解为一种“权力束”。他认为，今天围绕私有化或产权明晰问题展开的争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关私有产权的争论，它涉及的是非国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及其公正问题，它不可能被化约为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能被简化为市场法则和国家干预何者更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在现阶段，知识界面对的真正分歧不在于私有财产应否获得保护，而是诸如：改革过程中由权钱交易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财产是否会借此合法化？以何种机制为基础对私人财产进行核算和鉴别？在现有的乡村债务结构条件下，土地的私有化会不会导致农民再度丧失土地，形成又一轮极不公平的兼并过程？等等问题。第三个是如何理解民主，到底需不需要参与性民主，以及如何面对形式民主的问题。关于参与性民主，汪晖认为，怎样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扩展民主的意义，而不是把民主看作是一个现成的和可以照抄的模式，这才是现阶段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左翼对社会运动的同情导致了社会专制，但在汪晖看来，他们在这里犯了基本的判断错误：不是左翼或者批判性的思想，而恰恰是他们所倡导的不加约束的市场化扩张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解体可能会导致新的专制形式。
汪晖是最早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讨论语境中提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学者。在写于1999年的《死火重温？序》中，他写道：“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被许多理论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公司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它在名义上诉诸‘自由主义’丝毫不能证明它对自由和民主（甚至反腐败）抱有任何诚意，它在理论上诉诸‘市场经济’的观念也丝毫不能证明它对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的交往怀着城市的信念。这样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没有关系，这样的‘市场’概念实际上是反市场的。极端的‘市场主义者’最终倾向于取消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倾向于取消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继而，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
2007年6月，在没有经过任何过渡的情况下，《读书》杂志的主管部门突然宣布解除汪晖（和黄平）的执行主编职务，一时舆论哗然，酿成了所谓的“《读书》事件”。汪晖担任《读书》执行主编11年，这11年中，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个过程中，《读书》是批判的知识分子发言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它所展示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世界图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杂志曾经讨论的一些问题，如“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为社会性的议题，甚至改变了某种社会性的“共识”。也许由于这些原因，在有关《读书》编辑部的“改组”的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对由这一“事件”所昭示的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环境的“恶化”表示了担忧，并对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在谈到当代论争及其产生的各种“事件”对他的影响时，汪晖说，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然集中在他的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上，“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一个重心，就好像漂浮在风浪之中的船只，锚的位置是稳定的”。也许，从此以后，他能有更多的时间集中到他准备已久的关于“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的研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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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胸怀天下的行者
张晓波 丁超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出走
“是的，‘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可是在今天，这样的‘文学’在哪里呢？这样的灯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文学，这样的灯火，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找到。”
2002年，已经被视为“新左翼”中坚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学者韩毓海在一本充满“攻讦与怨怼”的著作《知识的战术研究》中如是说。自199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知识界的左右大论战中，韩毓海的出现，实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岁出头的韩毓海，已经是文学批评界相当知名的评论家。短短四五年间，韩毓海连续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就是放在今天来看，韩毓海当时的这些文学批评性著作，仍然凸显锐气和锋芒。1991年，26岁的韩毓海博士毕业，其导师是著名的评论家谢冕，韩毓海当然继承了其导师炽热、浪漫的学术品质，且文字多产。不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韩毓海也是众所周知，他“年龄虽小，辈分却高，上学早，出道早，成名早，这是所有神童学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语）。
很难预测，如果韩毓海仍坚守在现代文学评论领域，今日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很明显，韩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优裕的文学批评领域，恍然回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历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迎接大挑战、实现大跨越、大发展、大转变的空前时代。在《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的序言里，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在上世纪末遭遇到的尴尬。90年代，改革开放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暂休克之后，彻底开动市场经济的马达，中国的经济快车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歌猛进。文学创作，在市场化的时代，越来越流水线化，并自觉走入资本主导的超市体系，直接明码标价，任人采购。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从“国民精神的灯火”，转化成了“发行量、版税、销售码洋”等等市场化的标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文化热语境相比，90年代学术文化界分化严重，高雅艺术、精英文化在开放且无引导的大众市场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当尴尬。
80年代，正是韩毓海孜孜求学的年代，他先在山东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昌熙先生（孙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东大学首开新中国以来的“鲁迅研究”课程，可谓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孙与他人合著的《鲁迅研究》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受导师影响，韩毓海对鲁迅下功夫颇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见到他对鲁迅独特的解读，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这样写道：“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一般文学研究者写到这里已经是“妄语历史的出格之举”，但是韩毓海的气势和雄心远远没有打住，他接下来写道：“而在20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这才是完整的韩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1988年，韩毓海从山东大学考到北大读博，研究方向从现代文学转为当代文学，他就更有理由直接地跳离书斋，参与到现实的思想界的激荡中去了。随时代的大势，韩毓海是大字小字都写过，步行骑车不落下。可眼看80年代的文化热已成过眼烟云，覆巢之下，文学批评这个本来算是文化热中最热门的行当，却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韩毓海导师谢冕先生坚持主办下来的“批评家周末”的活动，也抵不住90年代初起来的“个人”“消费”“挣钱”等等的煽动，慢慢办不下去了。其实，撇开市场经济对人文学科的冲击不谈，90年代的文化界内部本来就流行一种浅薄、单向度声音：凡是“自由”的，宣传“个人主义”的，讲究“无价值判断”，实验的，先锋的，审美的，就是好的，就是超脱一切意识形态影响的、最“纯粹”的文艺；而凡是“左翼”的，强调“革命”的，有“阶层立场”的文艺，都是“没人性”的，是顽固，是余孽，是马列主义老太太，是历史的泡沫和残渣。虽然当时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些人格分裂的倾向，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文艺界、思想界内部的价值观反而一体坚固起来，学术界内部的充满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严肃论争也消弭了，到处弥漫着“历史终结”的价值观。而作为“国民精神灯火”的文学，还能活下去吗？
在这样去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一个操弄“意识形态”武器、以真正的批评为业的文学批判家还有何用？是随声附和，奔忙于各种各样的新书发布会，为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版物鼓吹站台，还是坚守书斋，焚膏继晷，皓首穷经，做着无人问津的学问，讲着毫无听众的高头讲章？这样的困境不仅困扰了韩毓海，更困扰了无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人都对知识和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物质繁荣，汽车、别墅这些国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走进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方面待遇很低，连北大都出现了根本留不住人的状态。1997年，受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彭波的邀请，韩毓海奋笔疾书《北大魂兮归来》一文，并发表在《中国青年》五四专刊上，这篇直抒胸臆的文章满页流淌着书生意气，凸显出韩毓海的才子气概、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但同时，这篇文章也已经接触到当时中国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面对空前的挑战与转变，教育该到底怎么办？百年树人，北大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有人认为此篇文章是给北大抹黑，连主办《中国青年》的团中央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杂志甚至差点被停刊。但很快，中央召开了关于发展教育的会议，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江泽民直接提出：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建设从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现在来看，《北大魂兮归来》一文虽是书生意气，但它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刻的危机意识，却撬动了中国改革中最深层次的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
1994年至1995年间开始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给出的结论是平面的——人文精神在市场化面前只有失落。其实从始至终，这场讨论只局限在“精英知识分子”内部展开，其讨论的标准仍然是前现代的标准“何为人文”、“守住经典”等等。其结果，市场只按照强势利益集团设定的轨道继续高速运转，怀旧的知识分子继续如窦娥般失落，自说自话。作为这场大讨论的旁观者，韩毓海后来如是评价：“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这种失落感并没有导向对原有知识的反思，也不意味着这些知识的失落；在现实中，这种‘失落’的姿态反映的毋宁是，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利益博弈乃至‘分配不公’状态下，知识分子对自己‘精英’地位‘失落’的不满和焦灼。” 显然，韩毓海对于这一讨论缺乏实际的内容与内在的深度，颇为不满。
随着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市场化的扩展，带来的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果：市场化的经济效益终于溢出，惠及到作为国家重点人才储备库的大学，同时，国家将教育、医疗、文化等也逐渐纳入市场化的轨道，上层“精英”们的机会渐渐增多，批判性知识分子纷纷转型，要不是彻底宅入书斋，淡化思想，积累学术，远避批判；要不就是变身为公共媒体上常常现身的“姿势分子”，半引导半迎合大众审美取向，与大媒体时代合欢而舞。当时寥落的几声对世界终结图景和市场化狂潮的批判，渐渐落得讲者慷慨激昂，听者麻木不仁。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遇到了较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资本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中国的过度出口，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国内基层民众的生计提升，依赖于先富者的“滴漏效应”，这种模式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持续？思想界急需更新理论视野和理论方法，以深度分析和批判当代的状况。“人文精神大讨论”没有触及到的思想领域，90年代末必须要进入了。纷乱的时代给思想界出了题目，但答卷迟迟交不出，一场大论战呼之欲出。1997年底，汪晖在《天涯》（1997年第5期）杂志刊发《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批判性檄文高度概括了80年代启蒙主义在90年代的无力与失语，并提出了90年代的新问题：知识界如何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本质化语境中突围，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地欢呼“历史终结”？还是寻找另一种历史的可能？该文提出，中国思想界必须重新唤回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反响，远超汪晖本人的预想。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1998年，韩毓海以高调的姿态，介入了这一场改变其学术道路的论战。这场“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不仅撕裂了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地图，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终在加剧，而不是弥合或对话。
韩毓海第一篇关于左右论战的，是刊发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他提出：发达国家和国内先富阶层主导和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特别是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上面临全面挑战，目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可持续，支配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模式已经落伍，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广大基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旧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在该文中，韩毓海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对90年代末知识界的庸俗展开了批评：“在这个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识体系知识制度中，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日渐温驯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并不是笼统的市场化过程，它恰好表现为在这个科层制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义上社会功能性的丧失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消失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
对比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所谓知识分子的“失落”感，韩毓海的判断要准确的多、深刻的多。知识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社会功能性”。而在1998年，为新自由主义合法化提供辩护的专家与精英们，自以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产生乐观主义错觉。而历史终结的最后胜利，恰是专家精英们亲手构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没于假象中的文学评论家”韩毓海出走了，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攻讦与怨怼”中横冲直撞，毫无惧色，论战领域跨越大学教育、知识产权、历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韩毓海如是评价自己的这番毅然决然的出走：“一个人只有生活在攻讦怨怼之中，夸大点说，只有生活在真实的斗争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韩毓海的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论战文字的说法，是不满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思想界无力状态，是要勘探当下历史的真实图景。而这一真实的获得，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对现代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强烈关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内在动因。
触摸革命：历史与经验
韩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东胶东烟台，现代中国的历史，并非与其擦肩而过，恰恰相反，与其家族的际遇紧密相关。中国百年革命与波折，山东几乎都首当其冲：甲午战争，胶东北洋军港，为日本摧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艰辛一旦成灰烬；义和团运动，山东是发源地之一；五四运动之爆发，为夺回胶东主权，也是成因之一，抗战军兴与人民解放战争，胶东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此，胶东的知识分子思考国族命运，不是应有之义吗？
在韩毓海的回忆中，从小一直到十几岁，他都是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在胶东的农村生活。而姥爷传奇的经历，几乎能勾画出一部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姥爷很小就闯关东，当时还是伪满洲国时期，竟被选拔去日本学日语，回满洲后，就成为了买卖襄理，后创办了吉顺丝房，对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国丝绸，曾经去过十几次的日本，日语相当流利，在东北当时的所谓民族资本家中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韩毓海的姥爷最后还是变成了道地的农民，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姥爷的公司是靠做日本的买卖维持的，带有买办性质，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就自然衰弱了。1948年，沈阳围城，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韩毓海母亲）送到了北平，后来自己也到了北平，全家投靠一户北平的远房堂哥。但是这户远方堂哥偷偷侵吞了姥爷投靠时自带的财产，没有办法，姥爷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胶东黄县继续做农民了。回胶东之后，姥爷什么都没有，只有祖上传下的几幢房子，因此后来土改划成分被定为了中农，而侵吞自己财产的那个远方堂哥，解放后因为说不清楚自家东西的来源，反倒坏事了。
韩毓海就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懵懂长大的。根据韩毓海的回忆，很小的时候，姥姥就一直认为新社会真好，人民公社的时候，每逢组织乡民修河、秋收，她就去自愿做饭，所以家里贴了很多劳动光荣的奖状。为什么经过新旧社会的姥姥会说新社会好？新社会又是好在那儿？姥姥对韩毓海说得很清楚：“人，尤其是男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变坏了，你姥爷也一样！现在新社会多好，想变坏都没法变，环境多安定！”
韩毓海对于农村公社的记忆犹新，今天的人看那个时代，总觉得物质上是匮乏的，不过小时候的他感觉并不太明显，因为胶东地区不论什么时候都还是比较富裕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村里有两个厂，一个是玻璃管厂，另一个是提篮厂，把玉米皮编成草篮子，而且还能出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姥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编织玉米皮，勾成网袋和垫子，当时幼小的他则负责把玉米最里面那层嫩皮剥出来，当时大家做这个都不能赚私钱，收益都算村集体的福利。
回顾童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姥爷对于中国革命的粗浅看法，恰恰给了韩毓海启蒙似的思考空间。姥爷这样一个民族资本家，是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革命成功的呢？这位从沈阳围城而逃奔出去的“资产阶级”这样讲：“共产党能打仗，日本人打不过他，后来美国人也打不过他，愿赌服输，这就是枪杆子里出了政权，你不服能行？共产党确实把下等人当人，不是当想扔就扔的抹布、想拉就拉的壮丁、想征就征的捐税、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董存瑞是真的、刘胡兰也是真的，老百姓谁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只要跟上共产党，要地有地、要公道有公道，穷鬼要当家哩，董存瑞、刘胡兰不为别人，为他们自己哩。如果没有毛泽东，就肯定会回到封建主义。毛泽东使社会上层变成了下层，社会掉了个个儿。毛泽东即使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埋怨毛泽东的，为什么？毛泽东把话说在前面，大家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也人人都有份，大家都相信这个话，文化大革命也是群众的事。过去政府的好话，都是说说罢了，没有真干的，共产党不含糊，说了就干，而且还要实现，毛主席的话，那不是说着玩的，毛主席死了，大家害怕，害怕什么？怕没有说话算数的了。共产党靠什么？靠说话算数，做生意必须讲诚信，共产党为什么作成了这个大买卖？人家说得到，做得到哇！”
很难确定少年时代的韩毓海能博闻强记多少书本知识，但韩毓海却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76年的某一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的他，爬进一个果园偷果子，被看园的老大爷抓到，战战兢兢的他正等着挨训，老大爷却已经眼泪盈眶，“孩子，回家去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淘气的他逃脱了一次训斥，却永远记下了老百姓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纪念。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天下》中的《卢舍那》一篇中用最饱含敬意的文字向毛泽东致敬——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无论如何，对中国革命的情感记忆一定是和韩毓海后来的学术研究旨趣挂上钩的。其一，无论是以现当代文学还是历史变迁为出发点，韩毓海的问题意识始终明确：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内在动力。其二，不以自身体位决定价值偏好，不是“屁股决定脑袋”，不从既得利益出发指责人民群众、哪怕是底层人民的愚昧与错误，而是从来都以人民的根本诉求和内心感受为落脚点。恰如韩毓海在回忆时一再强调的，青少年时代的一切经历都让他产生强烈的探求欲：什么才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逻辑？
从学术路径上说，文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中国现代文学与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一样，充满如泣如诉的幽怨与横眉冷对的怨怼，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性格、民族危机锻造的文艺样态。从鲁迅传承下来的整个新文学主流线索，都内在包涵了国家与民族的危机。但文学研究也有其缺陷：叙事的指向，是陈述性的，非论述性；文学的论题是曲折展开的，非直接面对历史。如契诃夫所谓，小说陈述的是“病态”，而不是“大夫”。要搞清楚中国百年变迁的内在理路，单纯靠文学研究，就显得太捉襟见肘。
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极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各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屏障越来越多，学人大谈规范问题，甚至不同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自己的禁脔他人不得触及；另一方面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大谈文化、哲学，法律学者更是因为其先天优势，被传媒极大公共化。前者是学术科层化的结果，旨在培养专业学者，有意识地淡化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和批判性；后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拜现代传媒所赐，也是反学院政治的结果。
回到1997年开始的左右论战，算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内战，而论题的设置，却是全球化、市场化不可预见的后果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毓海曾经说，《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算是这场论战的结果，但实际上其身份已然转换。今天回头看当时的论战，更大程度上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之战，缺少实际的历史内容与现实争辩，西方的理论色彩和思辨性过于强烈，不免影响到现实领域的大众接受，更让人比较失望的是，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中似乎“左翼”占了道德的上风，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当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定跟推广。“左翼”如何寻找自身的历史资源、形成自己更有中国特点的理论并影响执政者的政策制定呢？这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颈。
韩毓海2000年左右在韩国访学，在学术进路与现实关切上，他似乎都遭遇了严重瓶颈，他将之定义为“不成熟”——“不成熟”，这实在是让人惭愧的境地，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的“学者”们都大抵已经自成一家、立言立德的时代。然而比起成熟二字，我还是更偏爱“不成熟”……“不成熟”是最高的境地，是比邻真实的所在——韩毓海如是说。“左翼”在理论辩论之后往哪走，如何去积极影响中国的现实，这确实成了一个真问题。
1999年，北约的导弹精准地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帝国主义，用最实际和粗暴的方式给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外部世界的问题必须还原到内部世界，这是世纪末的新问题，同样又是百年中国革命的老问题。2002年年底，《知识的战术研究》一书出版，同年，韩毓海在《书城》杂志刊发表《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结合中国当下的处境，韩毓海重新温习1840年鸦片战争，他在文中再一次强调了费正清的结论：“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王朝虚位的时代，是一个国家能力极端衰弱的时代。广州作为一个城市的衰落，就是中央国家能力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
强调费正清结论并不是韩毓海想说的重点，韩毓海本人更不是费正清观点的拥趸。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回历史，从历史再出发。2002年至2006年韩毓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出行东北、华北、中原、西南甚至韩日，以这些行路为起源，结合历史的思考，他以《书城》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才气纵横的文章，其中《香巴拉的中国》一文获得了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2004年的这些文章论题看似分散，有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云南香格里拉、上海城市的变迁、北京的水系规划、河南“土寨子”等的研究，还有对日本、美国制度史上的研究和探索。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无论是读书，还是出行，韩毓海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从1998年左右之间的理论战，进入革命历史的内部世界阐发问题，韩毓海在寻找一条应有之道。
2006年，《书城》的文章结集出版，是为《天下》，《天下》出版后，引起了“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站的极大关注，而稍微草根一些的“天涯网”的“关天茶舍”也组织网友对韩毓海做在线访谈，“关天茶舍”是新自由主义拥趸的大本营之一，访谈中，双方火花四溅。韩毓海在访谈中明确提出考量现实不能从简单的感觉出发，而必须要有“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方法”——历史学，不仅仅是专属“历史学家”们的，也属于所有思考历史问题的人，而历史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史料的搜检和论证，更是一套阐释世界变迁、人心变化的综合分析能力。
还是在上面提到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一文中，韩毓海第一次在公开的文章中使用“国家能力”这一词汇来进入并探讨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开始系统探讨该词，并从此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后来集大成者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著作，就是他对“国家能力”此问题的彻底考察的总结。
对国家命运的再思考
新世纪前后的各种有关中国国情的争议，都有比较典型的特质，即从理论辩难转向历史真实的讨论，从对于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一概否定转向比较严肃认真的探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绝大部分学者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定下了“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抽象断语，进入新世纪，500以年来全世界经济数据的公开（中国一直领先到19世纪中叶），再加上关于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研究的极有洞见的西方著作（《白银资本》《大分流》等）引进中国，如果再简单地对中国历史下“愚昧黑暗”之类的评价已经显得非常浅薄无知。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播放更是触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敏感神经：何为“大国”？“大国”如何崛起？中国如何再度成为“大国”？而这些都是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志士先贤们最关切的问题。
无论是民间读书界通俗历史热的推波助澜，还是电视媒体讲史节目的热播，背后都是围绕“大国崛起”这个议题下的全面展开。但仅有聒噪的炒作，显然不足以回答真正的问题，学术界呼唤真正有分量的著作。2009年末，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恰逢其时推出。韩毓海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写作本书的一个很大动因，是因为他在去山西长治给当地的基层政府官员讲历史，讲现代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在动因。他从基层问题入手，开始探讨国家的组织能力兴衰问题。而这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大学进行了半年的访学，纽约大学旁边恰是华尔街，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正是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开始并逐渐席卷全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得以亲身体验华尔街的“哀鸿遍野”，并展开对“货币和金融”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当然，怎么理解“货币金融政策”在大国兴衰中的作用，也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的核心议题，这也是探讨“中国为何衰落及如何崛起”这一命题中相当独特的视角。韩毓海的大历史观从此布局，即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兴衰。
《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回顾了1500年以来的五百年，中国始终处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体系中，从中心到逐渐被边缘化。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瓦解过程与中国的衰弱构成了一个同步化的过程。中国的明代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开国的恢弘与国家的鼎盛，奠定了在东亚开拓朝贡体系的基础。与一般认为的明代封闭保守相反，明代恰恰致力于与周边（南洋、西洋、北元、俺答、瓦剌）建立稳固的经贸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在名义上，是以中国对朝贡国加以“恩赐”，而其世纪内容，则是以白银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关系。15世纪，明帝国的远洋舰队抵达东非，国家力量辐射整个东亚，从此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初步形成。这个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在北方与西北，是陆路的交通贸易体系，通过长城两边的关口与贸易点，以中国的茶叶、丝绸，换取蒙古的马匹、皮毛等。而在东北与南洋的朝贡体系，则是通过以琉球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体系的构筑完成。
但朝贡体系在鸦片战争前后，被彻底瓦解了。是什么力量瓦解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贸易体系。在韩毓海看来，正是“国家能力”的下降。“国家能力”下降，首先表现在清朝嘉庆道光朝的纹银外流。英国通过征服印度，获得了在亚洲的据点，从而使得其能大量种植鸦片，并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方式来逆转贸易逆差。而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失，导致国内问题丛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国家支付能力的下降，国内贸易网络也因之衰弱。清代至鸦片战争前后，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国家能力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对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讨论，对于边疆问题的极端关注，其内在的含义是，中国已不是天然的世界中心。
晚清的格局，一再恶化；上层腐败无能、下层一盘散沙，国家组织能力，不断下降。连清末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500年都没有自主主权货币，货币靠外国进口白银。所以他提出首先需要废除白银，发行国家货币，设立国家银行。这是相当有前瞻性的见解。但韩毓海在书中明确提出，康有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清末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已经遭遇帝国主义的严重瓜分，海关的税收管理者都是外国人。没有主权，何来财政自主？更谈何金融自主权？
再回到历史，孙中山辛亥革命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货币革命，但可惜的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35年，国民党“四大”，蔡元培重提废除白银，采用法币，但是究竟用什么来作为抵押发行货币？借英镑还是借日元？国民政府最后用了英镑。《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反复提到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没有主权货币，没有相应自主的金融系统。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通过共产党革命确保国家主权后才能完成。
从明至清，国家能力的下降的一个外部表现，是领土主权、贸易主权、财政主权的一再被破坏。而内在根本原因，是国家组织能力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在韩毓海看来，宋王朝不是经济不发达，是没有政治，国家没有对地方的有效治理，治理主要依靠士大夫，治理者缺位，下层依赖胥吏和劣绅，也就是今天社会学一再强调的乡绅政治模式。当时的中央权力，只能抵达县级单位，县以下则由不拿正式工资的基层事务员——胥吏和获取功名的士绅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势必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动员能力，更遑论北边的国防能力，王安石实施新法的起源正在于此。《五百年来谁著史》引述这一段是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何成功，韩毓海坚持的仍然是“左翼”的立场——共产党人自一开始，就从基层动员、组织、教育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制，打破了“乡绅政治”的传统模式，这种组织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能力，并由此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的真理是：只有发动组织人民参与进来，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不是通过两三个所谓民意代表来鼓吹民主。今天，共产党人遇到的问题，不是民主化不够，而是组织与发动人民的能力严重下降。
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而具体的“国家能力”正体现在“基层组织动员”、“货币政策把握”及“建立世界眼光”等方方面面——这是本书最核心的推论，也是对当下中国最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资源之一。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个人学术风格强烈的著作，却一再成为中国图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在各个读书论坛，反响相当激烈。笔者查阅，该书在某新闻网站上来自新闻报刊的报道，就达到了477条，而在豆瓣社区，仅网友自发写作的书评，达到了37篇之多。这些数据，远不足以概括本书在读书界的轰动效应。日本学者绪形康，将这本著作将其与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结构》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目前，《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日文、英文版本正在翻译中。在倡导“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转型跨越发展为主线”的战略转折期，中国党政高层也极为重视这本著作，在一部名为《高层领导推荐著作》的书中，《五百年来谁著史》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推荐的著作，以注重实践的思想、学者型官员著称的袁纯清推荐，并且结合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大力强调改造作风、文风和学风，这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在与此书写作动因密切相关的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也都极其重视本书，并号召山西的党员干部都来阅读学习本书。为何？山西省是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唯一在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进行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区域，很明显，《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论点及思路将对山西的全面转型跨越、大力推行科学发展观起到极大的帮助。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力量的上升，一再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头条。或是中国威胁论气嚣尘上，或是中国崩溃论哗众取宠。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内部世界的声音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色彩。左右之争的格局中，山头颇多，新权威主义、新儒家、新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等等，但纵观这些流派，理论多、实践少，爱意气用事、少综合考虑，所以也很少被当政者作为可行性高的理论资源，但为何恰恰是韩毓海的“国家能力的阐释”能被高层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内部去寻找中国的症结所在，强调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就是国家民主决策能力的提升，是应对世界大挑战能力的提升，是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提升，同时全书展示了新的世界视野与现实考虑，从长期历史和世界格局变迁中，阐发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的划时代和创世纪意义，阐释了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这是一条独特的学术进路，却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行”完美合一。
《五百年来谁著史》写就，韩毓海曾经承诺，这部书还将有下部。现在，这部书只写到了晚清，这接下去的一部，势必是关于中国这一百年来革命的具体讨论。在中国社会组织遭遇严重问题、群体性事件一再喷发的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结构大调整的今天，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如何以科学发展的方式，解决旧的生产、发展方式与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当然是一种巨大挑战。在近期的文章和讲座中，韩毓海详细强调了“为应对复杂问题、多元矛盾的创造性实践、博弈能力”、“从最基层组织、动员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从总体的世界历史变迁中进行战略决策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战胜难局，取得胜利的能力，他尤其以重庆、山西、广东、内蒙等省市强力推行科学发展，为新的转型跨越破釜沉舟、“杀出一条血路”为例解释何为“中国能力”，比如党员干部的“三进三同”、铁腕手段的“打黑风暴”、将内需与民生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源要素向技术、资本和创新要素跨越等等。而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中，共产党数次扭转局势、把社会变化从量变引向质变的能力，更是韩毓海当下最新思考的内容。
1998年至2010年，12年间，韩毓海从左右论战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霸权、文化同质化开始，进而探求国家革命的历史动力，并转向重点探讨共产党人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扭转局势、将社会从量变引向质变的执政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学者在自觉地增强主体内在解决问题的决断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论实践双向度上走向成熟。
韩毓海是十分幸运的，幸运在于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空前的大时代，幸运在于因为他积淀在血液中的爱国情怀，始终鞭策他与中国共欢乐、共忧患。
“新左翼”，这个曾经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学者韩毓海身上逐渐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寻求稳妥，而是从批判走向建设的高度飞跃。
这正是韩毓海十余年的大转变，也是“新左翼”代表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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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感时忧国的戏剧家
刘涛
行走到今天，黄纪苏先生修成两个鲜明的形象：一是“新左派”，二是戏剧家。黄纪苏先生就是以这两种形象名世：“新左派”是其立场；戏剧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式。迄今，黄纪苏先生已有三个影响颇巨的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除戏剧之外，黄纪苏先生还出版过一本论文集《与精英保持距离》，此书收录了其十几年所写的一些文章，此外尚翻译过一些作品，比如阿兰？莱特曼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等。
左翼作家最容易受人诟病的是，他们尽管为弱势群体或底层民众摇旗呐喊，但是本人却过着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是，黄纪苏先生言行一致，能够躬亲其所倡导的观念，他的主张可以落实在行动中。黄纪苏先生为人朴素，他的很多朋友写其印象时，都觉得他像劳动人民，他也自觉地“与精英保持距离”。黄纪苏一直从事戏剧创作，他在剧团倡导集体创作的创作模式和平均分配的分配模式，主动让渡他所得应得的声名与报酬，他说：“不论我们用大剧场还是小剧场，不论是用杂文，还是用散文，还是用诗歌，或者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任何一种思想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剥削、压迫的社会原则进行批判，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一边要反对这个东西，一边又要使用这个东西。做《爱情蚂蚁》的时候，我就提议过，咱们能不能在舞台下面也搞一点社会实验呢？能不能在演职员临时凑成的小社会中，实现一点我们的社会理想呢？比如说，别建立一种那么杀气腾腾的社会关系？……我们所以要强调集体创作，就是看不惯社会把正当的分工、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转化为一种剥削压迫的等级制。……集体创作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经济上平均分配，也就是部分岗位，一律拿总收入除以总人数。”（参见《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黄纪苏台上与台下一也，台前和台后一致，而很多左派艺术家则是台上反对剥削与等级制，台下则以此牟取名利。戏背后的戏，台下的故事，更能见出黄纪苏先生的本色。
要看黄纪苏如何成为黄纪苏，须研究迄今他所走过的路。大略言之，可以将黄纪苏先生目前所走过的路分为求学时代和工作时代，当然二者并非截然分开，工作亦是学习。求学时代是积累能量时期，工作时代其积累的能量已通过戏剧及其他方式得以显示，惠及世人。
家学、洋插队与时代烙印下的思想草稿
黄纪苏出生于学术世家，其祖父是著名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先生，其父亲黄烈亦是社科院历史所的著名教授。黄纪苏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祖父黄文弼》，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黄老先生一生的行迹。在这篇文章中，黄纪苏写道：“我跟祖父接触不多，他66年去世我刚十岁，印象中是个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踽踽独行的干瘦老头。我们虽在一院，但我很少进他的房。只记得跟他说过两次话，一次初识东南西北，奔走相告之际也去给他演示一番，他虽赞不绝口，却无任何实物奖励。第二次‘文革’抄家不久，他找我去交流学毛主席语录体会，指着墙上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侃侃而谈，待我如平辈，那是种奇怪的感觉。而我待他呢？现在也说不清，因为，他精神失常了。”（参见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考古学界称黄文弼先生是“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但在黄纪苏眼里，他是“闷干型劳动者”、“个性有些杠头”，对“国家民族与生俱来的承担”，人也有“情趣”。黄文弼先生更像古代的君子，品行道德堪为楷模，他作考古研究，亦有较深的用意，与今日考古学专家不同。日后，黄纪苏先生其实也大抵如此：闷干、杠头、有担当、有情趣。祝东力谈及黄纪苏的时候，着重点也放在了这几个方面，他写道：黄纪苏“仿佛80年代旧人，朴素内敛，形貌气质更像普通劳动者，而迥异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又道：“纪苏是散淡之人。他上班，单位靠近后海。有时，中午天气晴好，他会兴之所至，租条小船划到湖心，在清风日丽中物我两忘，以至于枕桨而眠。工作之余，他有时几个小时，沿旧城胡同信步盘桓，玩味其风物人情。”又道：黄纪苏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祝东力：《与精英保持距离？序》），尽管黄纪苏似乎与黄文弼老先生接触不多，但其日后所形成的品格与趣味却与之如出一辙。
1966年，黄文弼先生受到冲击，其时黄纪苏刚十岁。谈及其时状况，黄纪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在美国留学时，曾在餐馆打工，一次那个黑人大师傅看见一只小老鼠，它还非常稚嫩，走路尚摇摇晃晃，大师傅一把就将小老鼠抄起，然后随手丢进热锅之中，那个小老鼠忽然在锅中飞窜，速度惊人。黄纪苏说，经过那件事之后，他几乎一夜就成熟了，就如同那只小老鼠。然而很奇怪，一般而言，1949年之后受过冲击者的后人，因为家仇，现在往往是自由主义者，可是黄纪苏却是著名的左派学者。关于这个问题，黄纪苏说，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的教育等。黄纪苏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经过大粪车的时候，非但不要快步跑过，反而甚至会放慢脚步；路上见到残疾人的时候，不要以异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眼光要平平和和。黄纪苏还谈起过一件事，一次他和同学们去北京郊区学农，住在一个老大娘家中，那个陌生的老大娘待他们如子，他们亦待老大娘如同母亲，相处起来极其融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至今让他怀念，然而80年代之后，资本逻辑渐成主导，竞争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流，之前的那种平等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之后，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两级分化的问题也就出现了。黄纪苏说，他有天傍晚经过王府井大街，众人僵硬着脸，人流像冰川一样，倒是看一对瞎子夫妇神色柔和，像在花园里散步。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黄纪苏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插队，也没有读大学，之后他一直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在考古所工作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关于平等的问题，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的书籍，作了非常多的笔记和卡片。其时黄纪苏的思考后来集中体现在他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中，就是那篇《高高低低话平等》，黄纪苏的立场、关怀和志向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见出。黄纪苏尽管被称为左派，但通过这篇文章他与左派之间的异同也能清楚地见出。黄纪苏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去研究平等问题，因为这既是他本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大体上可以说，1949年之后，中国实验全民平等，但是后来出了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又实验可以不必平等，现在也出了问题。黄纪苏能研究这个问题，其志向和怀抱可知。关于平等问题，黄纪苏探讨了平等与不平等的起源，认为二者来自同一“人性”，即他所谓的“比较意识”，它们是一币的两面，对立的统一。如果说人追求不平等是必然的，那么人追求平等也是必然的。人类迄今的历史都钟摆一样往复于二者之间。他在文章结尾感叹道，“上个世纪的平等主义运动，大家都知道，以失败收场，幻灭告终。原因固然复杂，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忽视了社会不平等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如果对此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则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只能重蹈覆辙。承认‘恶’的人性源远流长，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合情合理，更不意味着向不平等体制低头悔过，从此争当它的‘十佳公民’。正视不平等的人性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对平等事业的长期性和阶段性有比较明确的定位，知道这一代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至插秧时节男女老少全去了打谷场。”（黄纪苏：《高高低低话平等——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从黄纪苏对平等主义运动的理解看，他对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性的认识接近右翼，因而不满于左翼对平等过分乐观的态度；但他在情感和立场上又认同左翼。若不重视人性之恶，不注意人本性中的“比较性竞争”意识，如此遽入实践，容易出问题；但是他又不是完全消极，以为平等问题不可解决。在理解了人性恶的基础上，去从事争取平等的运动，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如此副作用与问题或许会少一些。
经过在社科院考古所的一段学术积累，1990年黄纪苏赴美留学，他去的学校是俄亥俄的一所州立大学（UT），攻读社会学硕士。之所以选择社会学这个专业，盖因与其平日思索的问题，诸如平等，密切相关。在美国的两三年期间，黄纪苏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尽量多地接触美国社会，到后来很关注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的社会学界比较左倾，对黄纪苏的思想或许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说：“社会学系比较左倾，不像商学院之类比较保守。当时我们系的秘书——一个老太太就说，所有的怪人，从学生到老师，都凑到社会学系了。我去的时候，一到那儿，就听老师不停地批判资本主义。当时我觉得非常有趣。中国的激进人物都在声讨社会主义，而那儿的激进教授却在批判资本主义。”毕业之际，黄纪苏需要做一个决断，继续待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90年代初，中美现代化程度尚有较大差距，留学生多乐不思蜀，觉得在美国洗碗刷盘子也比国内强，因此其时作出回国的决断也不是一点难度没有。黄纪苏说，除了家庭原因之外，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人，喜欢中国情调的人生。例如，他发现美国没有 “曾舞春风万千丝”的那种柳树，也没有韵味深长的胡同。
九几年归国的留学生还没赶上“海待”，工作特别好找。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放弃什么样的工作，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心性与志向，在工作中的抉择既是认识自己的颇好时机，选择一种工作，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黄纪苏说，其时他的选择很多，有房地产公司，有联合国办事机构，有地方月工资两千多，但他还是毅然地去了社科院的一个杂志社，那里的月工资是两百多。
热心、冷眼与红遍中国的三部大戏
黄纪苏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编一份英文杂志，这是其主业，此外，他开始从事创作，这是其副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三个戏影响极大。黄纪苏之所以选择杂志社，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较清闲，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多；二是可以不受学院限制，不必去写学报体的论文，不必去申请课题。其实，主业往往有些不得已，副业倒是颇能见出一个人的志向和心性，因此或可以说，主业其实是副业，副业才是真正的主业。当下的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以论文的方式表达自己，黄纪苏一直游离于主流学术之外，他未在国内读大学，未受太多学院的训练，工作又在杂志社，地处学院体体系的边缘，所以他不必写正儿八经的论文，倒可以以轻松的笔墨写文章和戏剧。
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思路基本上确立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一些问题也日益暴露。黄纪苏非常敏感，他的戏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也在思索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黄纪苏对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洞见。与一般剧作家不同者在于，黄纪苏不以戏剧家为标的，他只是以戏剧为方便，走思想之路，由上往下；一般的剧作家目的就为了当戏剧家，因此多在戏剧形式上下功夫，于思想一面欠缺，故戏在内容上相对贫乏。因此欲理解黄纪苏的戏，须先理解其思想，欲理解其思想，须理解1949年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中国。90年代已逝，今天的中国或许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欲了解这段历史和当下的处境，黄纪苏这三部戏可以当作进路。尽管黄纪苏以思想见长，但是他的戏并不显得干枯，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具有将干枯都能说得活灵活现的语言能力。《高高低低话平等》是研究平等问题，如此高深的问题他都能说得风生水起、趣味横生，何况说人间百态呢。祝东力先生总结过黄纪苏的语言特点，非常到位，他说：“黄纪苏从小濡染于市井的平民环境，另一方面，又因为生长在史学世家，所以幼承家学。这就造就了纪苏特殊的文体，即胡同语言与古典语文的绝妙融合，庄谐并用，寓庄于谐，俗语与雅言经纬相织，想象奇诡，所形成的语言爆发力，摧枯拉朽，往往出人意表。”黄纪苏的戏剧、随笔，甚至论文都是庄谐并用，胡同语言与雅言共存。
黄纪苏之所以选择戏剧这样的表达方式，非常偶然，这与沈林先生有关。沈林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留学英美，研究莎士比亚，亦创作戏剧，2010年曾上演过其导演的《北京好人》。黄纪苏与沈林是发小，二人小时候同住社科院大院，一起长大，后来都赴国外留学。黄纪苏在美留学时曾往访沈林，二人连续聊了三天三夜。之后，二人皆回北京工作，自然过从甚密。沈林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天天或讲戏，或排戏，于是黄纪苏对戏剧的接触也日益多了起来。最先，沈林他们请黄纪苏帮忙翻译剧本，在翻译过程中，黄纪苏对戏剧就有了理解，并产生了兴趣，后来，孟京辉找他润色《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语言，于是有了他的改编本（1998年上演），之后又有《切？格瓦拉》（2000年）和《我们走在大路上》（2006年）这样的重头戏。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原为达里奥？福，他是意大利剧作家、戏剧导演，199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授奖词为“因为他继承了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贬斥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于1969年，该剧基于事实创作。“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警方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名叫皮内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为凶手，他在受审讯期间，忽然从拘留所楼上摔到下面的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不畏艰险，冲破阻挠，深入调查，在左翼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照片，以这一真实事件为素材，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参见吕同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序》，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5页）黄纪苏根据达里奥？福此剧，创作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左派艺术家的意中死亡》。黄纪苏借达里奥？福说自己的心事，借意大利说中国的事，借60年代说90年代的事。在该剧的说明里有这样的话，颇能见其怀抱：“这个剧本从意大利游吟诗人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出发，作了相关问题的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探讨。剧情完全是新创的，与达剧无关。但是，关于正义与邪恶，关于穷人与富人，关于人性与奴性，关于生产与分配等等诸多在现代社会更为突出而又被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帮凶、走狗们竭尽所能歪曲、掩盖的矛盾，是每一个真正具有良知和革命精神的文艺工无法回避的共同主题。” 达里奥？福本来反对资本主义，但却被资本主义国家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将其反抗纳进资本主义的锁链之中，黄纪苏借此感叹了资本主义力量之大，其力量足以将反对和批判它的人都纳入体系中。黄纪苏说：“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先锋艺术、摇滚之类，起家时都是批判的、左翼的，但最后它们都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道文化风景线。这让我们重新思考左派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最后是达里奥？福获了奖，作为个人，他成功了；但作为推翻资本主义事业，他失败了。”（参见《人与世界的交流——黄纪苏与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对话》）通过这个剧，能看出黄纪苏本人的一个抉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推翻资本主义事业”之间，他更认同后者，摒弃前者。黄纪苏的淡泊名利和朴素等都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切？格瓦拉》在2000年上演，之后激起巨大的反响，被认为是民间舆论和思想左倾化的标志性事件。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他国家继续发动共产革命。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黄纪苏以切？格瓦拉为剧名，该剧的献词为：“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请相信这个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的人”，将切？格瓦拉与“穷人”联在一起，其关怀与立场可见一斑。《切？格瓦拉》亦是借切？格瓦拉言当下之事。切？格瓦拉所发出的声音是社会主义的“雅言”，要以此澄清混乱和无序，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若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尚写实，《切？格瓦拉》则是写意，总体批评90年代的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等。黄纪苏具有较大的格局，因此能处理好宏大叙事，他不是写一个具体的故事或人物，而是反思90年代总体时代精神和氛围。
《我们走在大路上》剧名借用了李劫夫于1962年作词谱曲的红色歌曲，但黄纪苏的剧作气象更为宏大，这部戏最能见其志，也能见出黄纪苏思想的上端。“大路”即道也，“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研究我们走过的路、正在走的路和将来要走的路，也就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或可以知当下的处境与问题，也能知道未来的走向和所应担当的责任。《我们走在大路上》尚有一个副标题“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该剧虽然有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背景，但重点却在“近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第一幕大写意，之后随即转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心理史”云云则是以此剧探讨三十年人心的变化。民心之向背，人心之变化最能见出一个历史阶段的成就与问题。该剧志存高远，开篇即言：“谨以本剧表达我们对自身的一种敬意，因为我们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伟大文明；也表达对自身的一种理解，因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冲、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个苦难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宿命；还表达对自身的一种期许，因为早已将‘天道’‘大同’铭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华民族志存高远，一定会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规律’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这可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总纲，黄纪苏有“立法师”之志，由此能够看出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理解、中国近现代以来总体任务的理解和未来中国所应担当的职责的理解。晚清以降，一个人的立场、关怀和志向都与如何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因此欲理解黄纪苏，须先理解他对这段历史的总体理解。以戏剧处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且标明研究“社会心理史”，无疑非常困难。当下的文学或者剧作，由于缺乏对整体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丧失了宏大叙事的能力，只能写支离破碎的故事和日常生活，黄纪苏则不然，直接写整体。黄纪苏非但需要对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如指掌，还须大写意，要删繁就简，聊聊几笔勾勒出整体之变，但也要能挑出一些最能见出时代精神的细节。黄纪苏大小两个方面都处理得不错，《我们走在大路上》可谓是思想和戏剧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戏剧之外：与精英保持不住距离
黄纪苏能量较大，因此他有多端，除戏剧之外，他还写随笔、杂文，亦翻译过一些作品，他也会或参与或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每有动作，都是掷地有声。因此黄纪苏尽管看来较为驳杂，但实际上其道一以贯之。
2009年，黄纪苏推出一本《与精英保持距离》，收录其十几年所写的文章。“与精英保持距离”云云，足见其立场；全书论域极广，涉及当下时事、影视、文学、经济学等。这些随笔和论文，大体上能见出黄纪苏十几年所走过的路，也保持了其一贯的立场和文风。黄纪苏的这些文章以批评、辩论和论战为主，嬉笑怒骂，所向披靡。何吉贤评价黄纪苏的一段话非常好，也可以借来评价其文章：“在这个男人讲‘格调’，女人讲‘品位’的时代，黄纪苏却是一个‘不死’的‘老愤青’。他依然咒骂着不义的现实，勾画着理想的‘乌托邦’，好像一只讨厌的牛虻，嗡嗡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庞大和丰腴的躯体上，又好像一只‘意识形态的臭虫’，驱赶不尽，拍打不死，扰乱着一切平心静气、心满意足、脑满肠肥者们的丰盛晚宴和春秋好梦。”（何吉贤：《黄纪苏印象》，参见旗歌编《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在文化活动方面，黄纪苏有两件事比较突出。一为2007年批评李安的《色戒》，二为与宋晓军、刘仰、王小东等联手推出《中国不高兴》一书。
2007年，李安推出电影《色戒》。这部电影改编自张爱玲1950年创作的同名小说，张爱玲写这篇小说或许是为自己辩护。李安的电影则过分强调了性的作用，抗日女英雄在性爱面前不堪一击，完全缴械投降。《色戒》的逻辑如下：什么大是大非，什么民族危亡，在性爱的快乐面前“神马都是浮云”。2008年，刘小枫在上海大学讲演的时候批评了李安，说“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黄纪苏在凤凰卫视谈《色戒》时，也认为这部电影诋毁了抗日女英雄的形象，“把一个抗日青年变为汉奸情妇”，是可忍，孰不可忍。黄纪苏随即写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文章《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批评了李安们，又在凤凰卫视与木子美们辩论，又参与签名批评李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黄纪苏本是一个性情平和之人，这次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因为李安们太过分，用脏水泼湿了英雄，黄纪苏们肯定不会再保持沉默，作优雅状。
2008年，黄纪苏、宋晓军、王小东、宋强和刘仰共同推出了《中国不高兴》一书，一时反响颇大。该书的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大体上能见出这些人的目标和抱负。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经济萎靡，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时刻，中国何去何从就成了重要的问题。黄纪苏他们试图为中国指出更高的目标，树立起中国的大志。黄纪苏、宋晓军、王小东、宋强和刘仰尽管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在这一个问题上，他们能够达成共识，所以联手写出此书。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走下坡路，内忧外患。1949年中华民族方站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方在世界格局中站稳，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融入主流的西方世界，救亡图存的任务也大体上完成。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日盛，在这个大时代，中国在认清“内忧外患”的前提下应有“大目标”。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出版，在中国和美国均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中国可以说不》的们有感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和国内唯美是尚的社会风气作此书，他们倡言民族主义，高倡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已然走过了12年的历程，这期间中美之间此消彼长，世界格局或许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可以说不”多少还有些底气不足（“可以”说不），且只是消极抵抗（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则毅然决然地标明态度（“不高兴”）。1996年的中国，“有能力领导自己”；2008年的中国，或许已经成为了“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实力的变化，其战略与目标都应作出相应地调整，《中国不高兴》就是为了促成这样的变化。在“序言”中，他们说出了其主张和目标：“外交：中国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社会：在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去文艺腔’；经济：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外：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对内：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
大路在前，黄纪苏一直应和着时代的召唤在前行，我们期待着他会推出更多的作品。
2011-9-13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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