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成功典范，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到延安整风运动所开创的党员干部学习的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及其行为模式，党领导人民成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总结这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用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大众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深入开展大众化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化为中国大众的思想，又包括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化为中国大众的认识。[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是统一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群众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对于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盲从，助长了教条主义错误。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促进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通过普遍地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促进党员干部思想转变的新形式，经过整风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增强了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国初期，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群众的思想状况异常复杂，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日渐抬头，毛泽东号召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将文化教育事业从少数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手中，促进文化教育工作有效地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服务，使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2]。为此，党中央紧密联系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开展大众化工作，围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联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阶级教育，促使群众转变阶级立场，提高政治觉悟；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加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教育，引导群众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
时至今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成分由单一公有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组织结构、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以及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这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从国际环境来看，后冷战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不断输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在开放与合作的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使意识形态的斗争愈加复杂、尖锐。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能否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3]。
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必须做到：其一，正确认识思想文化矛盾，防止把思想问题扩大化、简单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其他积极的文化形式的发展，相反，我们倡导“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基本方针，尊重文化差异，提倡平等对话，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文化多样化发展。其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创造活力，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弘扬正气；其三，全面分析各种思想产生的根源，把握不同社会思潮的本质，努力消解错误思想的社会基础。思想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不同思想观念的冲突正是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矛盾的反映，必须认清社会思潮的实质，把改变落后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思想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让群众在同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不断提升精神境界。
二、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着力将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率先垂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撰写了许多重要论著。毛泽东经常与艾思奇、何干之、范文澜等学者探讨问题，借鉴和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成为毛泽东一生著述最为丰富的阶段。此外，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8年5月5日，马克思列宁学院成立，为普遍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延安的研究团体如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等都非常活跃，《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从1938年到1942年，延安解放社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著作。“抗日战争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时事问题丛书”、“新教育丛书”、“职运丛书”[4]等一批普及读物也相继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的结合。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更加迫切，同样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全国性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1953年1月29日，中央决定将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5]建国初期，《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951年10月至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1、2、3卷陆续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少数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及一些重要著作的单行本，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条件。
知识分子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从学理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道路，通过与领袖群体的互动，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党的政策；他们编写教材和大众读物，创作各种文艺作品，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结合。抗战时期，延安知识界、文艺界人才荟萃，他们利用宽松的学术氛围，推出一大批优秀成果。其中学术著作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吴黎平编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艾思奇的《哲学研究纲要》以及他和吴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观》等。秧歌剧、新歌剧、秦腔、新诗、小说、乐曲、说书、绘画、木刻等文艺形式也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宣传效果。建国初期，鉴于党内的理论教育状况薄弱，缺少通俗书籍、论文、演讲和理论教员、自修顾问等问题，理论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编撰工作中去，编著出版了理论读本，主要有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马特的《哲学初级研究提纲》，其中，李达编写的《〈矛盾论〉解说》和《〈实践论〉解说》，语言通俗、准确，例证丰富、生动，对于唯物论宣传起了很大作用；艾思奇所著《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更是在3年时间里再版10次，发行了上百万册，有力地推动了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
实践证明，党的理论准备程度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深度。当前，应充分利用良好的学术氛围，借助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这个平台，凝聚学科人才，组建学科梯队，形成一支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较高理论素养、善于联系实际、勇于开拓创新、老中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产生一批具有深刻思想和完备体系的学术著作，为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人才保障；要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加以总结和提升，并通过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三、以工农大众教育为重点，搭建制度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认知结构相对接
工农群众的教育状况直接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本质，开展工农教育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延安时期，党中央坚持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紧密结合，利用报纸杂志、墙报画报、读者会、讲演等形式，广泛开展政治常识教育；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作用，将理论教育融入社会生产中，激发群众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通过乡村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群众组织，开展生动活泼的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之初，党中央适时调整工农教育的方式和方向，通过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文化补习学校等，开展农民业余教育、职工业余教育和机关干部业余学习，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开展工农大众教育，关键是搭建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认知结构相对接的制度化平台。一方面，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面对当前党群、干群关系的张力，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应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教育平台，利用博物馆、展览会、图书室、电影院等载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此外，还需调动基层自治组织的积极性，成立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艺团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同时，提升其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深化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教育是发挥其大众化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有效保证。延安时期，党中央明确了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首要地位，规范了干部教育内容，具体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并建立了相应的考核制度，确保干部教育效果。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突出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它以高级干部学习为先导，通过阅读指定文件、召开整党会议、组织干部训练班等方式，加强干部理论素养，整顿领导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通过设立各类干部补习学校，开列“干部必读书目”，实行干部分级学习、轮训和高级干部自修制度，加强干部教育制度建设。
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就要求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建国初期，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6]1951年9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要求知识分子转变阶级立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即由民族立场转向人民立场，进而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树立起科学的态度。这场发端于京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由此正式开始。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反映了时代变化对党的建设、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坚力量，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树立终身学习、科学学习的理念和态度，不仅要准确把握当今世情、国情和改革的实情，全面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掌握与岗位职责相关的新成果、新方法，而且要自觉地把党的信念、路线、政策内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实际行动，把学习理论同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重大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重实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体系
延安时期，针对党内不注重研究中国国情和历史、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7]为此，我党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来提高群众的认知水平，逐步使其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在实践中，广大党员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创办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种群众学校、夜校、识字班，组织各种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环境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深刻变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全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好的条件。鉴于当时宣传员数量较少、能力不强、宣传形式和手段单一、宣传机构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建国初期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对宣传教育的组织，建立经常性的宣传机构，发挥党在宣传组织方面的优势，完善宣传报告制度，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协调合作，探索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参与性和影响力的人民宣传网。
这些优良传统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为新时期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目前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深入研究和全面宣传党的历史，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科书。因此，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作用，要立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牢记党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大兴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之风。二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改进大众化的方式方法。既要发挥传统宣传形式（如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知识竞赛）贴近群众、直观生动的优势，也应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提高宣传教育效果。如利用互联网信息量大、传播快、范围广以及个性化、交互式的特点，搭建网上互动平台，积极引导网络舆情，用好各种网络资源。三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重实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体系。不仅要利用学校教育的优势，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深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吸引力和指导性，而且要抓好各种社会教育形式，加强社会实践教育，提高社会大众的创新意识，推动马克思主义与群众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改革攻坚和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借鉴延安时期与建国初期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之路，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
注释：
[1] 陈占安：《建国之初的理论学习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10期。
[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3]《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07页。
[4] 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5] 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6]《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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