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权现象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权现象的批判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就反特权做专门、详细的研究，但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时，提出了一些反特权思想。而这些主要集中于对辩护、维持资产阶级特权的理论武器以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的批判上。

    所谓“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或权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特权更多地表现为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或权力。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就反特权做专门、详细的论述，但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时，或多或少地指涉、反对过特权现象或特权制度。从他们的相关论述来看，主要集中于对辩护、维持资产阶级特权的理论武器以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的批判上。不同于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过分求助于启蒙理性、公平正义等抽象原则，他们批判的理论出发点，更多地结合批判现代性从而呈现出具体化的特征。
    一、对辩护、维持资产阶级特权的理论武器即理性主义的批判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理性主义不仅孕育了西方的古代文明，而且也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发展的理论基石，这点可从资本主义赖以反封建特权的精神支柱获得佐证。17、18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先哲们恢复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传统，借助于自然理性，强调一切人都拥有理性、相信自然法能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如抵抗特权和暴政，认为理性人都能够认知、理解和运用自然法以实现自由和平等，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取得了批判和摧毁封建等级和专制制度的胜利。“17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举起了近代自然法的旗帜，通过诉诸自然法，瓦解了国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人的权利。”
    但这种本质上反专制、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义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极权主义。“正如神话已使启蒙得以实现那样，启蒙也一步步地陷入神话之中。”面对此情况，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点就理性主义走向反面的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反思。如卢卡奇强调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是造成“理性的毁灭”的主因，指出为了抵抗和消解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资产阶级将非理性主义视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萌发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斗争中，形成于资产阶级抵抗无产阶级的反动的自卫斗争中。”霍克海默将理性主义分为客观理性（批判理性）和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两种；强调当前理性主义走向其反面就在于数字化的发展、技术合理化的发展、文化工业的发展使主观理性（工具理性）战胜了客观理性（批判理性）；认为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危害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上，而且也更体现在对人和社会上，如统治者权力的增长是以被统治者不断被异化为代价的，理性丧失了批判性、战斗性而日益堕落成统治的工具，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假象。阿多诺主要用“否定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就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消极后果作了激进的批判；认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生产极权主义驯服工具的社会机器，是构筑资本主义统治的防护工事的‘社会水泥’”；强调要克服这种工具理性及其危害性，必须提倡绝对否定的辩证法，抛弃那些调和、不彻底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则集中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强调技术理性统治改变了单纯建立在强权和暴力之上的传统政治统治的形式，通过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把所有的对立都整合起来，“同化一切替代方案”，阻止一切有效对抗的产生。另外，马尔库塞也认为在技术理性统治下，民众将失去了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而只是一味追求带有享乐性的物化活动的“单向度的人”；只有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才能根除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弊病。哈贝马斯强调理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这一困境和危机的出现，根源在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交往理性而成为人的生活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关系降格为客体关系；主张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开展交往行动和建设新理想社会，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经济特权的批判
    所谓经济特权是指为谋私利而对别人的劳动或其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的权力或权利。相较于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通过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来获取经济特权，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依靠土地进行地租剥削形成其经济特权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依靠资本和雇佣劳动来实现其经济特权。“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尽管人们经常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为一种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很少视为经济学理论。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来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时，也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经济特权现象的表现、原因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角度探讨了工人阶级受雇佣、受剥削的原因，强调资产阶级为了谋私利即追逐利润必然要实施劳动分工。如卢卡奇认为劳动分工使工人丧失了独立生产的技能，从而加强了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也造成物化现象的产生。“把生产过程机械地分解成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也破坏了生产还是有机的过程时个人与社会共同联结的纽带。在这方面，机械化也把个人改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工作不再把个人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个人越发专门受到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规律的居中调节。”马尔库塞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分工使工人日益处与异化状态中，劳动只是完成一种预定的功能，而不能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求。高兹更是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看为一切异化的根源，指出“工业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对工人的劳动实施严格的分工，从而强迫从工人那里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
    第二，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角度论述其实质就在于维持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如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制造“虚假的需求”，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产生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需求上“一体化”现象。“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于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苦劳动、依赖性、痛苦、非正义永久化”，“而统治者的统治不再仅仅是，或者说不再首先是，维持某些特权而已，而好像是在维持全体人的利益”。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高额利润，其与资本家充满着“铜臭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资本论》一书的主线就是对此问题的揭露。
    第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度揭露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如霍克海默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抛弃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这一“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实质上剥削继续存在，国家变成了总体资本家。“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国家。”高兹强调经济理性（即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认为这一生产方式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劳动者失去了人性；主张应该让劳动者自己组织劳动，以实现自我确定的目的和自由追求。
    第四，从资本主义剥削视角分析资产阶级经济特权产生的原因。最为典型的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者柯亨、罗默。柯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剥削现象，资产阶级之所以拥有经济特权，不仅因为是工人阶级自我所有权（身体、劳动力占有权）的丧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因外在资源所有权的缺失。罗默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论，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剥削理论。尽管他反对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但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的原始分配的不公正。
    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特权的批判
    相对于奴隶制下的政治特权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的政治特权，封建社会的政治特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主或封建贵族的政治特权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政治特权则体现为资本的持有者即资产阶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支配与控制。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政治特权的表现及其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状也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即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特权进行了分析。如葛兰西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是一个复合的权力关系体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指出其不仅是镇压的场所，而且也是个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列斐伏尔在继承葛兰西相关思想的基础上，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还扮演着“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的角色，并将其视为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必要条件，从而达到对被统治阶级民众的心理实行潜在的控制。尽管阿尔都塞更多强调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但始终坚持认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力仍然是其主要职能。普兰查斯发展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相关思想，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有组织的暴力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力；认为它镶嵌在由惩戒性和意识形态机构所组成的网络之中，即使它不直接实施，它也在形塑社会全体接受统治的物质条件。
    第二，对资产阶级通过法治形式来实现和保障政治特权的实质进行了揭露。为了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在实现政治特权过程中的“人治”色彩，使自己的政治特权在行使中更具有“合法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非常注重运用法治形式。但是其实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借助于法律这一规范的形式来贯彻自己意志和实现自己利益的体现；是对广大民众这一政治特权的客体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而已。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就此进行了揭露和论述。如葛兰西将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资产阶级的法律在通过政治社会实行其强制和镇压功能外，还通过市民社会扮演同质和教化功能，培育民众自觉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顺从意识。哈贝马斯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实行的两种主要的法律范式即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认为前者加据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后者造成了官僚主义的盛行。为此，他提出必须用程序主义法律范式来进行替代，即以交往理性为立足点，以对话理解、协商共识为核心，以一个自由的、怀疑的、信息灵通的社会为守护神，真正实现社会的民主和正义。普兰查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调节社会各种力量平衡的粘合剂以及使合法性的中心由神性向合法律性转化这两大重要特征。另外，他也强调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的实质是调整和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权力在“一个权力集团的资产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的分配过程”。
    第三，对辩护和掩盖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理论武器即资产阶级自由观进行了批判。从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特权演变史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之所以能取得对封建主义政治特权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宣传的人道的抽象性和现实权利保障的无人民性，使得资产阶级政治特权既是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自由主义的讽刺，也是一种“实质”所归的践行，毕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种状况在现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依然没有改变，甚至伴随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日益严重化。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一假象，以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实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从其理论武器即自由主义为切入点并联系现实开展了相关批判。如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义即把自由形式化和主观化，它具有虚假的客观性、绝对的自由性和虚无的神话性等特点。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商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状况，弗洛姆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一方面促进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但同时也使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更加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阿多诺对资产阶级的重要自由观——康德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批判，认为自由意志是最大的不自由，它以绝对同一性的自由压制了非同一性的自由，并且本身还具有非确定性和无效性；主张在对自由意志的反思和抗拒中，实践非同一性的自由。从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众日益成为谋求生活必需品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现实出发，马尔库塞强调其与真正的自由本质是相违背的，也显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无真正的自由。“当代的工业社会几乎把这个自由王国的大门插上了门闩。”哈贝马斯对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片面性进行了揭露，认为保护个人自由没有错，关键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从理性自然法的道德原则出发的，而现实中的个人自由是与具体的社会和法律秩序等密切相关的。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日益异化，萨特以“存在即自由”为基础，强调人就是自由，自由是人具有的天然属性，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只是维护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自由。
    四、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文化特权的批判
    所谓文化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垄断某些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的权力或权利。相较于奴隶社会奴隶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几乎独自享有、继承、传授文化知识权，以及通过国家机器暴力和赤裸裸地推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文化特权的占有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手段上都发生了变化。内容上的变化在于伴随文化知识的进一步普及，享有、继承、传授文化知识权上的等级制度逐渐削弱；但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资本，文化知识的占有者将凭借这种资本攫取社会资源，争夺相应社会地位。形式手段上的变化在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具有隐蔽性，不再经常呈现暴力和赤裸裸性，而是通过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侧重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文化特权的形式、手段变化的揭露和批判。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性和虚假欺骗性的批判。如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意识形态，其特征在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领域，将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所决定的永存的东西；指出这种意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机械化的过分强调，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整体性和批判精神的丧失。葛兰西则将上层建筑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强调市民社会不是传统所认为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指出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这一领域实现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欺骗性进行了揭露，认为其集中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美化，并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内化到民众的心理中，以使民众认可和顺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弗洛姆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主要通过塑造一种符合民众的社会性格来同化民众；阿多诺认为是通过突出意识形态的“和谐的幻想”的作用，以实现社会的一体化；马尔库塞强调资产阶级主要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实现对民众的操控。另外，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召唤并建构主体，同时使主体体现意识形态。
    第二，对大众文化的统治功能的批判。所谓大众文化是指“依托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技术而形成的、发展起来的，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在现代和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面向大众真实的文化需求并遵循文化内在发展规律而形成的；而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有意制造出来的具有功利主义价值、意识形态功能的虚假的消费型文化。针对大众文化的这种统治功能，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大胆的揭露。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众文化造成了民众的避世主义和消极主义的心态、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维护了工业资本的利益和垄断的权力，因此其弥漫着广泛的意识形态性。哈贝马斯强调文化领域应是私人的空间，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侵袭，使其服从于商业化，因而造成了民众的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丧失。“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传统因素，是围绕着科学主义、现代机械复制艺术和普遍主义道德而定型的。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由于内在的逻辑，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结果便产生了文化屏障。”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立足于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认为后现代下的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多元化风格和无深度、无历史感等特征是与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相融在一起的，是与“西方社会的官方文化结合起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7期，摘自2011年第2期《科学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