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当下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历史性的迷茫期，往往也是生发更大历史转机的酝酿期。所谓“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既是具体实践层面的，必然有其历史延续性；但也亟需在思想、观念和理论层面， 重新给予更确切、更能得其正色的判断和命名，阐释和提升，并能从中熔炼出更经得起考验的“中国之道”，无论在实践之道、理论之道、价值之道的不同意义层面上，体现出中国的历练与担当。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政治而言， 其特质首先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彼此生成与创造过程， 或曰“理论的实践功能”与“实践的理论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问题，尤其是理论建构中最关键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认同所系。正因此，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主观维度的主体成熟，仍将在彼此激发推动中，互为历史前进的资源和动因。
有效的政治实践有赖于文化理论的突破， 两者之间需要更有力的互动。中国城市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也需在如此互动中有所推进，有所拓展。作为人文社科研究者， 长期以来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中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中的精神认同与价值重建问题。人们以往探讨城市文化问题，往往热衷于强调“城市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功能，而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就是城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不能再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比照性的文化形态进行画地为牢式的区分，而要将城市作为文化发展的公共平台，更有意识地整合历史和现实社会实践中极易被忽略的各种经验、资源及其文化要素，借此突破狭义的“城市文化”概念，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大观念和大格局，真正以无愧于中国气象、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切实推进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史。
历史和现实表明，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经历史淘洗存留的文化实践样式，无论乡村文化、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等等，看似与所谓“城市文化”有各种分疏，但其生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城市这个平台所具有的展示和遴选、提升和塑造等功能，特别是在新型多元文化样式的萌芽、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这些实践本身也在不断影响和建构着城市文化的整体特质、功能和格局。
因此，所谓“城市文化”，与其理解为静态的“城市的文化”，毋宁说是动态的“文化在城市”。城市的整体优势和强势地位， 也为其在中国崛起中承担更大的文化责任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利条件。优势意味着先机，强势意味着责任。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因国家快速发展而亟需重建精神价值与文化认同的时代， 危机与契机共存，问题的复杂性与应对问题的可能性同在，这就提醒我们，天将降大任于“中国城市文化”。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倘能不把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等等简单分列， 不把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世界等等看作截然分列并抗衡的力量形态，而更多注意其错综勾连、纠结共生之处， 或可放大我们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视野、胸量与格局，从而有可能在全球一体化走向中，提供更多紧贴着本土实践的关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思考。
与之相应，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角，也正在向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放并下移。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p.899)换言之，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至于说到可供重新整合的历史实践资源，就中国革命大众文艺研究领域来看，就有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经验，其利弊得失都值得我们重新发现、挖掘和阐释，从而尽可能激活其中的理论和实践能量。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两个极富中国历史实践特质的问题说起：“人民性”和“地方性”。
二
“人民性”，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其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社会实践和理论想象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互动建构关系。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与劳动人民的结合正是历史合力的选择， 对民众的地位标举也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和叙事获得了强大的道义基础。下层民众，从来默默生死， 如草如芥，“劳苦大众” 作为一个弱势的社会实体， 充其量就是以被损害者和被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视野中，更落得蒙昧无助、孤苦无告。新中国创建的人民政权，其权力根基就在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民众社会，在实践上也就是关注中国
历史与当下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而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大众文艺实践及其叙事中，为了重塑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表现“人民当家作主”， 越是底层民众越是需要通过承担为革命牺牲、献身的义务而成长为革命群众， 革命也就从劳苦大众的甘愿舍生取义中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正当性和崇高性。牺牲、献身、舍生取义，当底层民众原本卑微的生死能与某个长远而崇高的理想目标相联系时， 其间激发的情感和道德能量往往能促使个体克服种种局限，走向自我的超越，力争在“革命”过程中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如何引领丧失一切的人们在利益抗争的过程中不断承担新的义务和使命， 并且构筑一条从利益抗争通向政治建设的道路。
“人民”既具体又抽象，一方面拥有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符号。但在国家话语层面始终标举的民众主体， 作为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群众基础， 终究还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与道义力量之所寄。这也是亲历了革命洗礼的政党领袖们的经验和共识，比如军民、官民、政党政府和民众之间同生共存的“鱼水情”，作为这种历史实践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表述， 也可谓是中国革命尚未耗尽的历史遗产和政治资源。尽管底层民众在意识形态中被高调确立的政治地位，很快随着时代变迁分化而风雨飘摇，然而全民投入过的历史实践岂能轻易化为乌有？ 诸如“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观念形态，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普遍诉求，久而久之也汇成了历史的强大蓄势。
从叙事到蓄势，从理论到实践，历史的经验得失弥足珍贵。那么，时至今日，与“人民性”紧密相关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那些具体内容和形式，诸如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路线、群众的政治参与、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知识分子要深入生活并接受群众监督与评议等等， 其间的经验教训还能否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和借鉴呢？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p.15)2010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不能完全照搬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的群众观点的本质仍是我们须臾不能忘记的基本原则。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发展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必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为目标，必须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和幸福感为目标，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真髓， 是新时期群众观点在发展中的体现。”[3]“人民利益”、“群众观点”能在中国崛起与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共识，深入民心，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经过前后各30年看似断裂实则充满延续性的历史曲折和时代剧变， 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从“政治人”到“经济人”乃至“以经济为政治”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观的转型。然而，倘若仔细考察历史变化轨迹并观察当下现实，我们能否发现，究竟还有哪些“共和国” 的创生基因和要素仍在有形无形中保持着真实的生命力？ 譬如，延至今日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如何体现这种政治、文化与精神传统的生命力？ “红色文化”经久不变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内核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所创新、发扬光大？ 对此，有学者认为：“今天我们仍然要重提‘人民’，用这个概念来召唤人们的认同， 这自然不是要压抑个性， 而是要强调重建个人与一个更广大的人群之间的关联，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并领悟到这样一个真理：人不只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更多的人活得好而活着，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尊严的。这些电视剧之所以为我们所喜爱，大概正是因为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益， 让我们反省到自己生活中的缺憾， 并进而憬悟到什么才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的生命状态吧。”[4]
三
再谈“地方性”。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前后， 对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民众主体和劳动人民地位的标举， 相应也使作为其社会载体的民众生活世界和“地方性”文化实践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譬如，从“延安新秧歌”到“文革样板戏”，中国革命大众文艺实
践表现出鲜明的“本土”政治文化意味，同时也承受着“现代性”的深刻影响。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中，无论是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 还是演出形制的现代化和“现代戏”的崛起，都关涉到如何重塑社会理想，如何变革政治文化形态，如何再造民众主体、社会生活及道德伦理秩序等问题。
其间，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的人情伦理、风俗习惯等“地方性”文化特质，在自下而上的发掘提升过程中， 与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动员机制相结合， 由此获得了更多的现实性、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而所谓“地方性”特质在不同关系结构中的彼此渗透与重组， 的确在具体历史实践中打开了基层和民众利益的表达空间和渠道， 进而也垫实了可供国家意识形态吸纳的民间资源、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此中利弊交织，众说纷纭，但上述实践过程客观上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特别是社会的整体动员力和凝聚力。
回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文化创造与主体建构过程，特别是反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众力量的基层组织和活动方式， 往往与其置身的乡土生活世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 而使斗争进程逐渐融入日常生活实践。“革命”由此深嵌到具体的社会脉络、生活环境和地方秩序，不仅从具体历史生活中汲取资源、能量而滋长生息，使得乡土生活世界有所新生，也因“革命”逐渐顺乎自然、有序而能彼此相安相持， 共度艰难岁月。此种令人喜闻乐见的“传奇性”、“地方性”和“革命性”的渗透交融，相激相生且相合，或许就是“人民革命”在其历史实践中含蓄生成的革命大众文化特质。在此共生结构中确立起来的地方性文化及其根植的日常生活世界， 作为民众生活意义的长久寄托之地， 作为人民革命的历史能动性的力量来源， 也就与革命大众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遍布中国的革命大众文艺实践，尤其是深入民心的“地方戏”，恰恰因为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方言俚语、民歌曲调、民间习俗等“地方性”生活与文化元素，如果充分运用且恰到好处，往往就能将这种革命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就有着民众情感的延续性，生活伦理的延续性，乡土/ 地方秩序的延续性，革命历史叙事的延续性，以及相互间的默默关联和在关联中感应到的休戚与共的“共命感”。而具有历史正当性的“革命”，随之也就真正融入了顺应天道人心般的恒常感和秩序感， 更能为广大民众所认同。
正如新中国成立伊始， 梁漱溟先生的那份感慨： “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5](p.881)只有深深体会到这种发自民众内心、源于生活实践的政治参与热情的朴素和结实，才更能理解“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之所以能落到具体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基础，因其朴素而推向普遍，也因其结实而趋于深刻， 由此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最深厚的根源潜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情感与道义力量， 促使地方性的集体生活经验融铸为更具整体性、普遍性的社会事实，进而转化成更有历史性、实践性、革命性的社会能量。在此基础上的具体历史实践， 或可孕育出民众中间与生活世界同其广泛的自发组织能力， 并凸显其在行动过程中自然而然确立起来的主体性。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与地方性认同，在我们母语的历史实践中也生成累积着多义性，比如：相对中央的行政区划，指基层；相对军队，指群众、百姓；相对官方、精英，指民间；相对外来事物，指本土、本地、当地；相对总体规划，指具体实践；相对整体性概况，指部分和局部状况；此外，还指具有某种程度独立性的区域及其拥有的广泛特征，等等。可见，在不同的语境和结构中，“地方性”与民间性、群众性、本土性、跨界性、具体性、独特性、普遍性等等都具有错综复杂的关联，因而成为自下而上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和环节。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球资本逻辑的通行和介入，世界性与本土性、国家性与地方性，各种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一方面，人们用来标识自身精神特质的国家/民族/地方文化认同， 正在不同程度地被各种现代化、标准化的文化符号所取代，致使各个地方的文化认同普遍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危机和契机，也不断提醒和强化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地域、宗教、文化等问题的理解，并有可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运作机制一体化的新环境、新条件下，重新整合更广泛领域、更多种形式的力量， 以维护文化特质和多样性的延续，从而为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精神资源。而广义的中国城市文化实践，无论就其历史、现实和未来趋势而言， 都是世界文化和精神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随着中国无可回避的和平崛起之势而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四
更令人深思的是，当下谓之“中国崛起”的背景，恰恰也是世界性、全球化的整体发展背景。很大程度上， 也正是国际社会对世界危机的共同克服， 迫切需要中国在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更大介入和实际投入，因而会以各种强力方式(推力或阻力)，促使中国更大幅度地致力于“被崛起”。因而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想象新的更合理的世界愿景， 如何设法在更为自主自觉的实践中，保持自身的清醒和韧性，尽可能将各种因素转化为合力，以便激发出真正“崛起”的主体性能量？ 换言之，从“被崛起”到真正“和平崛起”，中国将如何进退取舍， 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全球化浪潮中地位日趋重要却逐渐丧失其主体性(特别是完整价值体系)的VIP成员国？
换言之，今天的“和平崛起”，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发展到更高历史阶段的“立国”。那么，面对世界性危机中的后发优势与契机，中国人将以何种努力，既务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也务虚(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同舟共济，开创出更加平正、刚健、寥廓的中国气象？
家国之势，譬如一身。国家，社会，时代，如果也有生命、有性情、有意志，那在特定时期的社会转型发展所凸显的政治经济动机之下， 究竟还蕴含着哪些更为细致而深沉的文化精神因素？
笔者想到梁漱溟先生终其一生所坚持的文化观， 也是其历史观与世界观。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中如“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等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则是“人生态度” 和“价值判断”，诸如“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 何去何从”，这种人生态度或价值判断“寓于一切文化间，或隐或显，无所不在”，“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在其从属部分”。基于此， 他把创造和维系文化生命的“人心”视为历史发展动力，“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心之所以为心在其自觉”； 心有自觉就是持守其内在价值感和超越性，“超于利害得失之上来看利害得失，而后乃能正确地处理利害得失”。由此他概括中华民族之精神， “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并且富于“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理性。而中国文化之要义，就在于以价值为核心，以“人生向上”为鹄的，以情谊来组织协调群己人我之关系，义务观念重于权利观念，遂能互以对方为重而反求诸己，相安共处。梁漱溟先生坚信，此种伦理本位、情义充沛的文化如可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①
而在对新中国开国气象和历史贡献的体认中，梁漱溟先生指出， 统一稳定的国家要有秩序才能保全和生息，并通过教育来促进“团体生活”，以修正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治精神、组织能力等问题。“来路即是去路，既从实践上发现出此问题来，还回到实践上去求解决”。倘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相联相通， 心开智开，人心透出，一切力量也随之透出来，“人类文化则是愈让人的生命活力得到发抒的愈是进步的文化”。进而他强调，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造，“不能各自分别独立来看，而只在整个文化改造上有其意义，只是全部文化改造里面的事情”。②如今看去， 似乎就更能懂得，梁漱溟先生正是以“文化改造”为内在理路，再度打通并敞亮了中国人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社会的政治想象力，而其能量之核心，就在于最广大的人心对于文化和伦理的普遍自觉。
五
生活在中国，意味着脚踏实地，就地生根。如果我们的自我理解和现实认知都无法落实到生活世界，只能从外部获得概念与框架，处处榫卯不合，那说明我们还是无力从价值层面来维持和组织好生活世界。问题是，时至今日，任何人为打造的整体性、普遍性计划都不可能再有现实的生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生命实践多元互动而来的文化、思想、精神层面的共通性随之也将丧失殆尽。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种种危机，我们还能以怎样的视野、胸量和格局来想象世界，想象人类生活，想象中国和中国人？ 最要紧的是，我们在想象中到底还能寄托多少美好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 借此调整各自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重建更为健康、合理而有尊严的生命形式？
作为既成事实，我们置身于各种现行制度中，制度不是不能变革， 可万变不离其宗， 至少在你我有生之年，差别、阶层、等级、国家机器仍会作为社会物质性存在，发挥它们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多重治理功能。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或曰固化），和其间相与制衡的灵活度（或曰失序），已经笼罩性地构成了时代的切身境遇。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中国，就是在做这样的中国人， 这里有一种无法跳脱也不可替代的“在地感”和“现场感”，不管你看没看见，承不承认，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发展基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正视并承担现实的前提下，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正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 唯其自力更生，徐徐图变，才可能将基于普遍思想信念而来的整体性、全局性、超越性的视野和理念，真正融入深入细致的社会实践过程中。
明白这一点， 我们才能重新确认日常实践中诸如此类的生活智慧和心灵意志， 进而努力发掘包蕴其间的精神含量与主体自觉，并加以格外的珍视和护持，期待着这股心力、这种主体自觉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彼此呼应、凝聚、壮大。正是这种普遍根植于日常与人心的实践性力量长出来、聚拢来的过程，时刻催迫着每个时代重新建构更富于生活根基与社会脉络的政治性和政治感，从抽象理念直到融入社会生活的感觉结构。
要而言之， 处在当前新的历史与现实的创造基点上， 如何更充分地挖掘和凝聚正在形成中的社会正面价值，中国才可能在政治、文化、价值上作出新的整合与突破， 才可能让最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更加认同这个精神的、文化的、当然也是政治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重新走出适合并真正属于今天中国人的“中国道路”？ 在此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逆转的实践过程中， 当前的城市文化建构乃至中国文化认同等问题， 如何才能承担起恰如其分的历史使命？
如果说，今天的城市文化，确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那它所承担的时代责任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城市文化本身， 而要从更鲜活的文化实践和更深厚的理论底蕴中召唤中国文化及其政治认同的丰富资源， 并通过继承、挖掘各种历史与现实经验而形成大概念、大容量的城市文化的崭新生命。换言之，生活在中国， 我们就要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实践，从强韧的精神传统、蓬勃的生长态势和敏锐的发展意向来把握城市文化建构在当前与未来中国文化认同中的核心地位， 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中国城市文化”的大观念、大格局，更切实有效地走出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①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97、132-133 页；《人心与人生》
（1984），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81-582 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载《梁漱溟全集》第一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38 页。
②参见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1951 年），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324、340-344、349、386、393 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俞正声.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在中共上海九届市委
十次全会结束时的讲话[N].解放日报，2010-1-11.
[4] 倪伟等.“中国电视剧”的“时代之痛”[N].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0-3-16.
[5] 梁漱溟全集（第6 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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