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二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　　

无庸置疑，当代中国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像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那样富于戏剧性，他曾经那样的革命而不建设，倏乎之间却基本是建设而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到如今则既乏革命又乏建设；他的根本或核心也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曾经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是“指导我们党各项工作的灯塔”，而必须“世世代代”高举，倏乎之间却成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而被视为谬种流传和歪理邪说而被全盘否定，到如今则是主观否定、客观肯定；他曾经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倏乎之间又成为邪魔歪道使得共和国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走向“内乱”、“浩劫”、“崩溃”，到如今则是真理和谬误同在、成绩与失误共存。——对于同一个理论，人们认知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人们的认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全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和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知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毛泽东这两个理论的对错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真诚的汉奸精英和一批天真的改革精英每天都在联合鼓噪：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轻率地改变了“八届二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只抓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从而造成我国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是公然的撒谎！这是对毛泽东的诬蔑！这是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诬蔑！更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诬蔑！　　

这些汉奸精英和改革精英，为了推行那个“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所谓改革，全然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难道不是毛泽东第一个判明了我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吗？难道不是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和工具”，“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是直接的生产力，而阶级斗争不就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吗？难道不是毛泽东率先认识到“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例加写了那一段关于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话吗？难道不是在所谓的十年浩劫中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号召“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吗？难道不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要求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吗？难道不是毛泽东首倡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三本书吗？难道不是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写出了迄今唯一称得上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吗？……难道这一切都是错误吗？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否定毛泽东不奇怪，在一定时期看不清毛泽东的理论是否科学也不奇怪，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如果仍然相信诸如此类的谎言，那才是奇之大怪！那才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根本或核心，这是因为：第一，它符合毛泽东的哲学原则。毛泽东是历来主张抓关键、抓根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第二，它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精髓。精髓不是全部，但是是根本、是核心，否定或规避这个根本、这个核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就是没有了灵魂的理论；第三，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总结和回答——它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第四，它是毛泽东首肯了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生前曾经被概括为六个方面的要点，这六个方面的要点毛泽东是点头同意了的。　　

判断一个理论是对是错，是真理还是谬误，首先必须弄清那个理论是什么？评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不例外。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集中概括和总结在一九六七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中。这个概括和总结，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再次得到党中央的重申和确认，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个概括和总结的要点照录如下：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政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身，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上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判断一个理论是对是错，是真理还是谬误，按照余斌教授的说法，要经得起两个检验：一个是形式逻辑的检验，即看他在逻辑上是否自洽；另一个是历史逻辑（事实）的检验，即看他对事物（社会）是推动还是反动。　　

我们不妨首先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逻辑的检验，并与那个著名的否定这个理论的《决议》作逻辑的对比。　　

第一，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具体内容看，除去为“文革”服务的特殊内容，基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内容，焉有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正确的，而具体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是完全错误的怪事？　　

第二，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核是正确的，而不过是“文革”的内容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殊的含义，焉有因“有了特殊含义”的外壳来否定这个理论基本内核的逻辑？　　

第三，理论本身是什么是一回事，运用这个理论产生了什么后果是另一回事，焉能因“文革”发生了错误而全盘否定“文革”和这个理论本身？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根本和核心，焉能有根本动、核心失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却立而不倒的奇事？　　

第五，自毛泽东著《矛盾论》以来，至少是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来，毛泽东就一直认为：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作为“社会共识”而臣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摧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过是这一观点的具体运用以及对这一观点的概括和总结，这必然产生一个悖论：要么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基本科学的理论，要么就是基本错误的理论，焉能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彻底错误的？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放进历史的“融金炉”里认真地炼一炼，让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经”还是假经；是兴国安邦的“圣经”还是祸国殃民的“白骨精”。　　

必须让当时的历史实话实说。所谓当时的历史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所谓实话实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浮夸；二是毛泽东时代经过祛魅后，却真的中了鬼魅，必须再次祛魅——还毛泽东时代历史的真实。　　

先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被宣告经济上打零分的毛泽东时代恰恰是经济上奠基的时代。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一穷二白”的、充满了内忧外患的中国。就是国民经济恢复后的中国“我们能造什么？造桌子、椅子，可以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可能造。”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史送走。”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上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强的中国。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先有经济革命不行，还必须具有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扫清政治上的障碍。他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到他撒手人寰时，从硬件方面讲，中国已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几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度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结出了现实的丰硕成果，而且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结果的能力。毛泽东的中国不仅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而且能造坦克、拖拉机、军舰和大飞机，这不仅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生产力基础，为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从“软件“方面看，建国后开展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十分扁平化——换句话说就是极为平等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80年代中国的平等程度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平等即使在经济学意义上也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则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按照奥尔森的看法，正是“文革”打烂“分利集团”才为日后的改革扫清了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待“文革”，它不仅不是“动乱”、“崩溃”，恰恰是取得辉煌成果并为改革开放奠基的时期。　　

“文革”时期真实的经济：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下降最严重的是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7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数增长了526.6%。（《中国统计年鉴（1993）》）。　　

从长远战略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6.16，与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龙的指数已提升到6.53，远远将印度象的指数6.42抛在后面。　　

其实，叶剑英1979年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实际已为毛泽东时代做了总结：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上的讲话》）。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而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放在共和国的任何时期，放在世界各国的任何时期都毫不逊色。　　

再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毛泽东时代基本创造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结构。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可以看作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他憧憬着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平等社会，其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面的平等。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不可能靠一次文革就能实现平等目标。但是毛泽东的理想在毛泽东时代是基本地实现了。毛泽东强调公共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健康水平。那时的中国虽然还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初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到1982年的22.8%。小学在校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人数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集》）。　　

毛泽东强调过社会主义“关”，他基本建成了一个道德化、理想化的社会。毛泽东过社会主义“关”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二是重新教育干部，三是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事实上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从“平凡人”——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杰、杨子荣、王进喜、焦裕禄等平凡人的事迹中概括出中国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从而使毛泽东的中国成为政治清廉度，道德文明度，国家和集体意识认同度最高的国家。　　

还必须让未来时的历史实话这说。所谓未来的历史也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彻底否定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所谓实话实说，同样具有前述两层意思只不过当时的历史被妖魔化，而未来的历史却被神话化罢了。　　

《决议》之所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支撑《决议》这个论点的是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一文的“科学论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但改革开放的历史却丝毫不给《人民日报》和《决议》的面子，偏偏老大耳光煽来：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是被严重动摇了吗？中国不是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官僚精英、资本精英和学术精英的“铁三角联盟”吗？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吗？那位前共和国主席的小公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刘某不是公然申明要中共承认现在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吗？苏联和东欧不是早就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这些攫取了共产党最高职务和最高权力的人，不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共产党的掘墓人、社会主义的葬送者、共产主义的大叛徒吗？　　

事实上，凡是有良知的人或者说是凡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敬畏强权，但不能不敬畏真理。

邓小平晚年曾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重新认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然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遭到彻底否定，早在改革初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言论就浊浪滚滚，滔天而来。虽然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两个总书记明里暗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时间，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僵化保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民主英雄，整个价值观，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赵紫阳的回忆录，证明他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最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将一场学潮演变为一场政治动乱，两个党的总书记也在短短三年内先后倒台。鉴于这一历史悲剧，邓小平认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我都讲过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他们没有执行”，说得太沉重，也太深刻；他们不执行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执行什么呢？自然是执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小平在这里差不多否定了他原来的“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判断。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针对个人的，他的斩钉截铁的判断“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三卷第380页）则几乎是“集合”判断了，也就是实际上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述。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这里，邓小平提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难道不是赞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　　

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仅经受住了形式逻辑的检验，而且经受住了历史逻辑的检验；不仅经受住了“当时历史”即毛泽东时代的检验，更经受住了“未来历史”即改革开放的严竣考验，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历史将敬畏这一真理，服膺这一真理，走向历史的终极。　　

因此，“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既包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又包括《决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理论。这个理论概括地说来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依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泉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源泉依旧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贵中璀灿的明珠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璀灿夺目的明珠，它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光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光，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109页）。它将指引和重新指引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回归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着坚实的“物质晶体”，又有着坚硬的“物质外壳”——这个坚实的“物质晶体”概而言之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坚硬的“物质外壳”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对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根本保障——因而绝非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没搞清楚。中国人民虽然可以容忍这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对自己历史的否定，但决不容许这些人否定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决不容许这些人否定毛泽东依据中国人民的实践而形成的既具有坚实的“物质晶体”又具有坚硬的“物质外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确，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创立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修正者，这正是圣人的高妙之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 子罕篇11 ）。诚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净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13页）——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正是充满辩证法的理论：它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实体之上，它又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更新。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可以说是关于“一个根本，三个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　　

（一）、一个根本——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制度的理论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第1488页）“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同上 第1472页）。“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同上 第1476页）。“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同上 第1478页）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同上 第1479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得到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确认；尔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为一九七五年《宪法》确认，从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从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理论。　　

（二）、三个基本——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关于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人权制度的理论　　

1、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理论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更善于建设一个新　　

世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的新世界首先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个世纪194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的，或最低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686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还是为了巩固政权，同时还是历史的经验：“从世界的历史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长准备了条件。”（《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 第132页）。毛泽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理论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关于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政权将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创造，更是毛泽东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创造时，称它“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他认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们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第1308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九五四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宪法》更是彰显了中国国体的内涵，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它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一个“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难道不是在此之前空前、直至今日绝后的真正的人民政权吗？毛泽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理论难道不是迄今为此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理论吗？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制度　　

毛泽东告诫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宇宙观、阶级基础、历史贡献、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不是全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第205页）。毛泽东对中国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有首创之功，而且有奠基之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就和各民主党派就形成了一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合作关系。一九四九年一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中共和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的态度十分赞赏，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得以形成。1949年9月，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由《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变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从加强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出发，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从而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即使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各民主党派也并没有被强行解散，而且即使是被一些势力指斥为极左的1975年《宪法》仍然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见毛泽东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理论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内容罢了。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又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探索逐步确立起来的。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在蒙古、西藏和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设想。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指出应当“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并将此作为党的具体纲领的内容之一。1947年5月，在我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它的成立及日后的成就，为中共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1949年9月，《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使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自治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制定的政策和选择的制度，也是到目前为止最适合中国民族实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也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制度经济理论。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678页)。1949年，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这个经济纲领在《共同纲领》里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尔后，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已变化了的经济基础，提出了过渡时期中国有五种经济成分的理论，即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资本家经济、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其中国有经济是领导经济的理论，这个经济理论被1954年《宪法》所确认。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事实上形成了“国有经济是领导，集体经济是基础，个体经济是补充”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在1975年《宪法》中得到了确认，从而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个理论的内涵，在1975年《宪法》里是这样表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因此，即使从被认为是极左的1975年《宪法》看，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纯”，搞什么“穷过渡”，都是“眛眛（你）思之，哥哥（你）错了”。　　

3、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人权制度理论　　

 这里讲的人权，不是西方所讲的抽象的人权，而是讲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这里讲的基本人权制度，也不是西方所讲的基本人权制度，而是讲的是确立和保障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制度。广义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都是确立和保障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但在这里是狭义地看的，即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人权制度是关于“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干部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爱，人民群众享受最广泛民主权利”的基本制度，相应地，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就是关于“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干部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爱，人民群众享受最广泛民众权利”的基本制度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它的基本内核是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 。　　

(1)、“人民政府爱人民”　　

那首唱出新中国、唱红新中国的《解放区的天》形象的道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也形象地概括了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岂止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天都是明朗的天，中国人民都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人民群众为什么发自内心地热爱党和政府？这是因为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阐述清楚了党和政府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从制度上确保了党和政府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2）、“人民干部为人民”　　

若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什么时代官吏最清廉、作风最纯正、工作最勤奋？必然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官吏为什么真正成了人民的勤务员？因为毛泽东的基本人权制度就是制约官吏的制度，毛泽东的基本人权制度理论就是制约官吏的制度理论。　　

——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让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从思想上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或小集团服务的公天下意识。　　

——矢志不渝地将各级干部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让干部阳光行政成为自觉。毛泽东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使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形成了严密的监督机制；毛泽东制定了严格的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让干部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毛泽东赋予了人民群众监督干部的权力，让干部不能乱说乱来。　　

——严肃认真地 将各级干部置于党的纪律约束之下，让干部时刻感受到达摩克斯剑的厉害。毛泽东强调，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就会国将不国，必须从严治吏。　　

（3）、“人民群众享受最广泛的民众权利”　　

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的基本人权制度还是让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制度，这个理论也就是让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制度理论。　　

——“赋予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强调，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人人都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赋予人民监督官吏的权力”。毛泽东强调将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并让群众有监督干部的权力。　　

——“赋予人民大众最真实、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强调，劳动者必须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的权利。这些权利落实得怎么样？可以从极左的1975年《宪法》中看出一个侧面：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张文木先生在他的《人生沉思录（十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义重大。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改革开放时代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用矛盾的方法，分清敌我友，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定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型态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但这一首要问题未免难堪历史之重。如同狂人之不见月光，中国之不见矛盾包括之不见人民内部矛盾几近三十年，朝花夕拾、旧事重提难免有“今日复何日”的感慨。然而当今之见矛盾较之狂人之见月光更为不幸：狂人虽久不见月光，但至少见到了月亮的正色和全貌；今人虽见到了矛盾，但却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仍是犹抱瑟琶。看来，发现真理需要时间和勇气，坚持和发展真理更需要时间和勇气。但是，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但改变不了月亮是圆的这一事实一样，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事实表明：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尤其是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型态的性质、任务、对象、前途、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一“客观辩证法”早已顽强地表现了出来——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解和认知出现了偏差，乃至刻意回避这些矛盾，才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从策略性的退却演变为社会主义的逐步褪色，到如今则是少了红色、多了特色；曾经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成为官僚精英、资本精英和学术精英的天下，扬眉吐气的工农阶级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现实惩罚了我们的党，也惩罚了我们的人民。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胜利，这是毛泽东适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客观规律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胜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关于事物矛盾的法则、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因此，承不承认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又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对于这个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也只能作某些原则回答。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及其特点，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等等；但由于列宁辞世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的、全面的实践，因而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斯大林曾经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只是在他逝世前一年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吞吞吐吐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并认为如果注意不够、搞得不好还可能发生冲突。全面认识到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并形成全面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唯有毛泽东。他的敌人攻击其最厉害的是这个辩证武器，以及以这个武器为基石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的后继者否认和回避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辩证武器，以及以这个武器为基石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我们必须擦亮这个武器并重新拿起这个武器。　　

（一）        、社会主义社会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　　

1、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向来认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想、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 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事物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但是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这便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 ，要注重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重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2、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应该也必须运用事物矛盾的法则。因为社会主义同样逃脱不了事物矛盾法则的宿命，因为“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为有“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因此，必须“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因而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也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　　

3、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坚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一是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将这个原理概括为“两点论”。毛泽东认为，运用两点论去观察，就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没有了，那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页）。坚持两点论，又必须分清矛盾的两个侧面的主次，“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这就要求人们看问题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本质的、主流的方面；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这是非本质的、主流的方面；必须注意矛盾处于肯定发展阶段时要大力巩固和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反之，则要限制和克服。”“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二是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另一个原理就是统一物的两个侧面是统一的，不能脱离它们之间的统一去孤立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三是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另一个原理，就是矛盾的两个互相联系的侧面又是对立的，不能脱离它们的对立去孤立地把握它们的统一。“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在共产党内也同样存在。　　

4、对立统一——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就必须：一要打破僵化。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另一个原理，就是矛盾的两个侧面斗争是绝对的、统一的、相对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各个领域中，平衡是相对、不平衡是绝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死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的”。（《毛泽东选集》第   卷  第页）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只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5、对立统一规律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根本规律。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规律。　　

（1）、社会主义社会是质和量、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毛泽东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统一的。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量变、部分质变、质变的过程”；“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通过量变、部分质变，从而实现各个领域的质变；这些质变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仍然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些部分质变由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达到一定的“关节点”时，就实现整个社会主义的质变，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社会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不论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3）、社会主义社会是前进和曲折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事物，认识它必须有一个过程，难免要犯错误，难免出现曲折，社会主义是前进和曲折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思想硬化的情形，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4）、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等等，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相同的；小的原则和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事实也证明是毛泽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5）、社会主义社会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条重要的认识论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有一个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问题。　　

（6）、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可能性和现实性两个东西，是统一的两个对立面，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从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看，就其可能性来说，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将转化为另一个事物，其本身终究要消灭，因此，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由事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它。毛泽东这种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他说：“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的心目中的首位，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　　

(7)、社会主义社会是必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获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深化认识，总有一天会获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总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8)、社会主义社会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此。“在不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对待敌我关系，处理对抗性矛盾，更是如此。“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涛、高岗那种人，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要善于妥协”。　　

(9)、社会主义社会是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毛泽东一贯强调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对立统一。他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个对立物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种对立统一具体表现在各个方面，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说，“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就人生“三观”等政治思想观点与所从事的业务和技术关系来说，“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就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来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严重教训》一文的按语）“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同上）。“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由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支配的社会　　

不同的社会形态包含有不同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必然包含有既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形态，又不同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各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总结，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混乱不堪，执政党则把错误的基本矛盾错误到主要矛盾那里，原来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社会形象越来越变成为“四不像”。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考验着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同时，也考验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勇气，——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前途、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坚持对的，反对错的呢？　　

1、人类社会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区别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下，曾通用人类社会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三个概念，但它们的实际含义却是明确无误的。例如，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的经验使我们认识了一个真理，这就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农业合作化和当前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同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级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同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些概念时，之所以使它们的实质含义准确无误，来源于他对影响规定、决定、领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的正确无误的把握和揭示。毛泽东明确地表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乃是马克思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而揭示出来的，“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8页）。在毛泽东看来，影响、规定和决定人类社会每一独立社会形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根本矛盾的特殊表现，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时解剖出来的，“马克思把这一法则（事物矛盾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同上）毛泽东又明确表明，主要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这个矛盾（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上）因此，如果我们不以辞害义而循名据实，在毛泽东那里，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确定无疑、明确无误的：影响、规定和       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影响、决定和规定人类社会独立形态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但是，根本矛盾是一个虚化的、高度抽象化了的矛盾，它必然并且只能通过一定社会型态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生产方式——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因而无论是 一定社会的根本矛盾，还是基本矛盾，最后都必然地通过人们在经济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即阶级关系——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出来。　　

2、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久就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二百年后或二千年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就会不相适应，一部分进步的人要求变革，这样就发生革命。”　　

3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未作明确的阐述　　

A、毛泽东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反映的是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或者说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说：“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8页）。毛泽东在这里事实上明确地指出了：一个独立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即“不在于这个社会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进行生产”，反映 这种关系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这个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阶级表现，就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　　

B、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一点上说，这在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交换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矛盾但也不会自动消失，只能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自我完善中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一旦所有制基础发生变更，由公有制为主体转化为以私有制为主体，那也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C、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a、《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邓力群编辑）堪称至今中国最完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涉及到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例如，毛泽东在评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时说：“斯大林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这段话说得很好。”但“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糖  多了，一个风潮  煤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了，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这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毛泽东不仅发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人们的主观计划之间的矛盾，而且洞察了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计划和市场的矛盾我国一直未完全解决好，但毛泽东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的同时，倡导要积极利用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他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他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经济学家在蒙混过关，被抓住了小辫子。”“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毛泽东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看到了这一关系的主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集体所有制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在一定时期要有一个稳定的边。毛泽东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有的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1961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定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共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毛泽东认为，先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发展生产力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转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是一致的。”　　

b、毛泽东晚年事实上为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据邓力群回忆：田家英在7000人大会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到农村调查。田家英向陈云同志汇报，百分之六十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陈云同意他的意见。田家英回到北京跟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也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向其他的同志征求意见。小平、林彪同意，总理未表态，6个常委里有4个常委同意分田到户。那时的人民公社办了才几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显然，毛泽东亲自拟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是党内这场激烈争论的产物。这个《条例》的直接目的就是巩固和发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度。而尔后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更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所谓“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不过是这种努力的形象说法。　　

c、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上，毛泽东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有段时间，毛泽东不满意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他说：“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成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九六七年五月，聂荣臻同志的传达）。但是，毛泽东终究是一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建设的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转引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　　

d、毛泽东的徘徊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矛盾态度　　

甲、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研究，是通过对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认识和研究的。在马克思、列宁那里，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并没有认识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而在毛泽东那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但“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这些东西就其性质讲跟旧社会差不多，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由于“所有制变更了，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乙、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仍然具有两重性。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固然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他重申列宁的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实际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还存在，那么，它的负作用就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要表现出来。毛泽东称之为“鬼”，问题是这个鬼不仅危害到中国社会，而且侵蚀到中共党内，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和防止这个“鬼”的危害。　　

丙、毛泽东认为，限制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毛泽东一再强调列宁关于“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家参与，就必然是人民群众参与。而参与这些活动，又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就必然要求人民群众不但要有参与意识，而且要有限制意识，而且更要有自觉决裂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资本家的专政，才能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丁、毛泽东认为，商品经济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前途。毛泽东通过对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分析，看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长期性。它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是继续前进，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倒退回去，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一定奔向胜利的远方。　　

总之，根据毛泽东说的和做的，我们可以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人们不仅感觉到了，而且认识到了，只不过被一种良好的愿望遮蔽住了：这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片面的认识。首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它反映着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全民与全民之间的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关系，是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互助协作的关系，因而它不会发生竞争、掠夺和彼此吞并的行为，同时，也不会产生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资本主义；其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的生产目的不是为着榨取剩余价值，而是直接为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再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这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和通涨，即不会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通往天国的大道不是良好的愿望就能筑成的，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否认矛盾，否认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唯心先验的认识。正是因为人们认识的偏颇，才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亦即毛泽东概括的生产斗争——跌了跤子，受到了损失。　　

（2）、毛泽东的基本矛盾理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如上的分析，似乎已明确无误、确定无疑。但是问题并没有完结。　　

A、毛泽东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妨碍人们作深入辩证的思考。　　

B、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虽然通过了一天，就被毛泽东所否定，并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纠正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的提法。但是，由于“八大”的提法有利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即有利于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重新确认了八大的提法，至今主流仍然强调这一判断。　　

但是官方话语权的垄断并不妨碍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考。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柱教授就是赞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水陆洲先生则在驳斥了刘少奇等人的观点上坚持了上述观点；而中央党校王伟光先生则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个别劳动者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展开为一定程度相对发展的生产社会化，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同层次经营主体相对独立性的矛盾。”（王伟光《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深层矛盾反思》）。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问题上，可以套用孔老夫子一句话“吾与点矣。”　　

（3）、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征　　

A、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相适应又相矛盾。首先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相适应又相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总的特征的概括；第二，也包含了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B、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同上）。其次，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当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有了对抗性。　　

C、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同上）。这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制和实现形式的改变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探索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也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更可能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　　

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没有任何理论像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那样充满悲剧：它的主人矢志不移地坚持，而它的主人仙逝后不数年，就遭基本否定，以为是“左”祸的根源；它又以不畏任何强权的意志顽强地表现自己，以自身的真理性引导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悲剧的主要矛盾使毛泽东也成为了悲剧的人物，但是，经过中国社会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以后，伟大的毛泽东确实成了最最伟大的毛泽东。　　

①毛泽东始终不渝地坚持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毛泽东在他当政治国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坚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早在中国共产党进城前夕，毛泽东就曾指出：“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人们以保持中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8页）。这可看作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萌芽。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国阶级。”（同上，第五卷第65页）。　　

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了势，在农村断了根的情况下，不得不打鼓打锣服从社会主义对工商业的改造。一时形成了那个著名的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误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当即表示了异义。一年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级，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直到生命的垂幕，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在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在理论务虚会议上的提法，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的实质是恢复“八大”的提法，否定了毛泽东的论断。从此，生产斗争战胜了阶级斗争，经济斗争战胜了政治斗争，中国进入了金钱社会，也进入了无阶级的和谐社会。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这里是驼罗斯，就在这里跳罢”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早就在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后，回到了毛泽东的论断。　　

 甄 岩先生就为此刺出了他的快剑。他在《毛泽东哲学纲要》里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首先都必须是反映人们社会斗争的矛盾，它是要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而不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不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人类要解决与自然界斗争的矛盾，要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固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但是，它只有首先解决生产方式，解决在一定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推动人类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归根结底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发展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以，历史上任何一种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在前面认识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对该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都不可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而只能是一定形态的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段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从而推动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促进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促进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发展到高一级的社会。可是，党的“八大”和“十二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却根本没有涉及人们的社会矛盾，所表明的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这怎么能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也都无不存在着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任何一种社会的人都需要首先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衣、食、住、行各类生活问题，那不是都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吗？这完全违背了各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客观实际。因为人类要解决生活和生产问题，必须首先要考察影响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动因问题，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即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问题。马恩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既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所以说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完全背离客观实际的，极其错误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这一矛盾不仅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成的主要矛盾。例如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了，但其主要矛盾只能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否正确呢，是正确的。并且它不仅对我国是正确的，而且对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不仅是根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级后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而且是根据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分析，综合出来的，是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的。　　

 如果说甄 岩先生出手的是快剑，那么李长征先生出手的则是“艺术之剑”了。李先生的论述很是温文尔雅，他说：要从客观事实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国际垄断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回顾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瞻望未来，事实上人类面临三大不同范畴、层次和性质的重要矛盾，不容混淆。　　

一是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间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证明，人类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在于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普遍、永远存在的；其统一性不仅在于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还会在长期实践中能动地遵循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创造属于自然、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因此，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永恒的根源本矛盾，各种社会形态及其各个发展阶段概莫能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得好，这是因为，人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求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还必须进行“累进的扩大再生产”，而这是永无止境的。可见，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为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任何国家都不能停止生产一个星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反对外敌入侵的大规模战争，我国必须永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基本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迅速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即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十分必要。但是，误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关系范畴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实际上淡化、撇开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孤立地讲发展“社会生产”，已经导致了忽视、甚至事实上否定公有制为土体的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又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只重视发展生产力，违背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三是人类社会关系范畴内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以及尚未消灭阶级及其产生条件——剥削的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内部的杜会主要矛盾，只能是主要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绝然不是前两种重要矛盾中的任何一种。1962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在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修改中再次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邓小平在1990年1 2月也强调：“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无产阶级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在当代国际国内条件下，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还是资本主义复辟前“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级、段的起点”的原苏联，第一，都不可避免地既存在着本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遗留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又有重新产生剥削和阶级的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普遍存在，甚至生产资料私有制范围程度的存在。第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本身，就决定了全体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在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中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以及他们选择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道路，这些都是客观必然性。在这种国内外客观条件下，我们长期存在四个坚持“一手软”，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和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对我国疯狂进行西化分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领域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化就不是偶然的了。以唯物史观看来，上述两方面的客观情况，是我国这30多年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处于不发达的发展阶段的中苏区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从思想政治上根本保障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地开展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这种教育。我国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54年来，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国内外、体制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极右派对我国实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及其严重恶果，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也被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更有力的证明。（李长征《关于正确认识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理论、实践问题的建议》）。　　

笔者是基本赞同二位先生的观点的，但是，如同二位先生的观点既有相当的一致，又有一定的区别一样，我的观点也与二位先生有所区别。当然，笔者希图接近毛泽东的本意。　　

A、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这个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8页）。　　

B、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除了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残余还存在，外国资本主义还是强大的势力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亦即社会主义的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二重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控制，就会生产出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C、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二是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支配工人阶级问题；三是这个矛盾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　　

D、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是混进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人数极少，但能量极大。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整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F、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是根本矛盾。人类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曾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纲”就是主题，就是主要矛盾，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纲，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都受制于这个主要矛盾，都统属于这个纲。在这各方面的工作中，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矛盾的有机统一。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曾同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作为农村工作的方针，这实际上也是一切工作的方针。　　

（4）、阶级斗争理论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在修改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止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正确理解和处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 　　

以上这些论述，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的孙中山、苏联的赫鲁晓夫、再到中国的修正主义思潮，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也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5、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　　

A、社会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任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存着许多矛盾，其中根本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基本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就是资本主义日益简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表现为非对抗性，并且也必然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由此，既表现为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又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中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B、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包括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集体劳动者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动阶级残余（及其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劳动者阶级。在这四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阶级、阶层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者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反动阶级残余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者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等等。　　

②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A、必须弄清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　　

人民和敌人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内容，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地分析”。　　

B、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需分清敌我矛盾。“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第二，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同上）；第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对抗、非对抗矛盾之别。“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同上第364页）。“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同上第365页）。　　

③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毛泽东认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同上，第365-366页）；第二，敌我矛盾的解决必须采取专政的办法。“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366页）；第三，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同上）“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的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同上）；第四，对于人民内部不同类型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民主办法去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同上第369-370页）。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哲学意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事物的深刻揭示，又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既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这一理论立论的基础，对于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型态，对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型态　　

毛泽东不但一贯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一贯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这一原则。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掀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美丽莎的头”，让人们比较清晰地看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模样”和“灵魂”。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的社会形态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的统一　　

A、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的社会形态。　　

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一个“三段式”的过渡社会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期（它又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毛泽东的“三段式”过渡理论，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得出的结论。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相反，他们是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或长或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而来的。后者的目的是摧毁封建或半封建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关系。这就为胜利后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斗争，同时扫清了障碍。我论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都具有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中短期潜力。但在革命前，由于帝国主义（俄国是一个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老殖民主义），并压制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力难以展开。战后，由于美国采取了新殖民主义政策，在可能爆发革命的地区，支持当地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改革，扶持当地依附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那里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一度得以解放，但用不了多久，依附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就会暴露无遗。在革命的主管观条件成熟时，无产阶级不可能等待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全部竭尽之后，才夺取政权。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绝不可能在纵容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全部竭尽之后，才着手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因为尽情释放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意味着私有化的大发展，重新回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对刚刚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无异坐以待毙，顿时丧失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所谓巩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只能是幻想。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容不得无产阶级片刻的迟缓。它的优势，来自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真心拥护的国家政权，后者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强大政治组织力，成为胜利后改造社会的经济杠杆。共产党必须相信、依靠和领导人民，利用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力，指导和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对社会化程度很不发展的国营经济实行强制性的的指令性计划，利用、限制和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市场经济部分，用新的生产关系的“飞跃”，促进和支撑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结果，苏联和中国都避免了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形成和发展了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在真正进入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转变时期，不发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在社会形式上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许多特征，尽管它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还不容许第一阶段的全部特征都得到成长，已经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很不稳定。考虑到以上的社会实践，考虑到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不平衡力量对比的长期存在，在理论上把马克思的“三段式”发展“两段式”是合理的。　　

B、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毛泽东没有明确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是”或“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但他从多方面分析过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从这些分析中，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a、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进，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0年，在读书谈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将来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又指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b、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它自己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按劳取酬、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将来总有一天要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正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有它独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毛泽东充分肯定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是社会革命，也就是充分肯定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是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变，也就是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毛泽东认为，进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将区分为若干不同的社会形态，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也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由此推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c、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它有助于防止把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社会主义不是天堂，它还没有到理想状态；第二，有助于防止把社会主义社会“简单化”，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纯而又纯，它在社会各个领域都留有旧制度的痕迹；第三，有助于防止把社会主义社会“短命化”，以为社会主义是个短暂的“历史”，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第四，有助于防止把社会主义社会“趋同化”，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种空想，唯一趋势是向资本主义看齐，自觉不自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和叛徒。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的统一。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阶段式不断推进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的统一。　　

A、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　　

a、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形式，如果对敌对势力来说，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就它们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说，说是不可侵犯的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他还提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的，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b、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长期的。　　

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因而把时间设想长一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还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些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c、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依据。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生产力极为落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前提和条件，而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同时，阶级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生产力发展不足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足以消灭阶级、阶段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就国际环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谁胜谁负的斗争也需要一百年到数百年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　　

A、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又是阶段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性的认识既是清醒的又是逐步深入的。　　

a、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一九五九年二、三月，他在郑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马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国家工业化等待任务，这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六0年一月，他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分几个阶段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要把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要争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b、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提出：（1）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2）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过一系列阶段，要分几个阶段；（3）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4）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5）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应该承认，这不是几个孤立的提法，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问题的，不完全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运动和我国国情作出具体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当然，这些科学理论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认识去苛求前人。这些科学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当进克服和抵制国际、国内的错误思潮起到了积极作用。　　

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略）　　

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生前并经他同意曾被概括为六个方面的要点，显然这六个方面的要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和基本内容。但是，要点不等于全部；它不是僵死、凝固不化的教条，它应该也必须像邓小平倡导的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新的阐释，使其重新成为生动活泼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鄙人拙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帅，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　　

（一）、一把钥匙——用事物矛盾的法则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个理论，毛泽东曾经开宗明义、言简意赅指出过是“用事物矛盾的法则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因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们认识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钥匙。古语有言“举一纲而万目张，纲举目张。”矛盾规律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立论的“纲”，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一个理论的“纲”。　　

①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各市地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正处》）。　　

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或根本）矛盾所决定和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同上）这个矛盾必然通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　　

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生产上的表现就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所有制的矛盾、计划法则与价值法则的矛盾，所有制与商品生产体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最根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因而，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从而为党和国家确定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关系上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者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劳工阶级与残余反动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具有生产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为了吃掉再出现的资本主义这个“鬼”，或者从根本上防止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得正视和运用这个矛盾，分析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个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不能形成阶级时，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资产阶级事实上形成为阶级时，则必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纲，其余是目。”　　

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所谓敌我矛盾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正处》）。因此，这就必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即使再生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⑥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同上）。　　

⑦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人民民主。“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阶级斗争是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它对人民不是血淋淋的东西，恰恰是最仁道的武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个其他的爱国人士主要是指从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营垒中自觉或被强制改造为人民的人，譬如傅仪、傅杰、杜聿明、王耀武、王陵基、康泽，等等）实行民主，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直接、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　　

4、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他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个认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①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　　

A、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概括起来就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自己实行民主的国家。那么，什么是人民的敌人，什么是人民呢？无论是敌人还是人民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政治概念，毛泽东对“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曾作过多次表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明确指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是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六二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个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在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的根本立场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B、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和专政。”（同上）“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C、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人民的敌人的专政。“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和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段、集团和个人对于反革命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邓小平则说得更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也就是说，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本质。　　

D、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在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引起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页）“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E、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八大开幕词》）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出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讲话》）　　

F、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实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取得胜利。”（《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G、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H、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我们相信，伟大的六亿中国人民，既然已经做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样的伟大事业，那未，也就一定能够做出夺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样的伟大事业。”（《论十大关系》）　　

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多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的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一个总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为纲。　　

古语有言“举一纲而万目张，纲举目张。”所谓抓纲就是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是够把一切带动起来。”（《毛主席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矛盾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又居于矛盾主导方面，因此，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将积贫积弱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就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统揽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的全局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义的制度。　　

①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A、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内生资本主我和资产阶级的基础，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现实的某些合理性，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说毛泽东在四十九年以前做出的这个判断，人们曾长期狐疑的话，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则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这个预言，这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斗争问题。　　

B、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首先资本主义具有相对优势，发达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累和庞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表面上，“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三权鼎立”，一人票的社会政治架构很让那些缺乏哲学头脑的人——而那引起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共产党、那些欧美化的知识分子、那些大多数未经社会主义文化熏陶的人民大众，恰恰就是缺乏哲学头脑的人，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的伊甸园俘获；其次，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唯其是新生事物，魅力去后，便是失落；唯其是新生事物，必然弱少羸弱，虽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行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6页）希望越大，必然失败越大；唯其是新生事物，必然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失误。就拿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名字固然已很吓人，一些过火的斗争，更使人感觉面目狰狞、青面獠牙；第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固有的缺陷，这是历史的固有缺陷，它只能依靠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和改革来逐步解决，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最后，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同上第   页）“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同上）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定期要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国人民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C、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被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反对中国人民。”（《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筹备会上的讲话》）“只有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实质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中共央五三通知》）　　

③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对象。　　

A、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对象就社会阶级、阶层来说，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以派。（转摘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因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身，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重点对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列宁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会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的这类分子。　　

B、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就社会领域来说，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是“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因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王力《反思录》）要改革国家机关，“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就是进行教育革命，“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共中央关于“文革”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实行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要进行新闻战线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把社会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次谈话）就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同上第  页）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和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工作方法草案》）　　

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三结合。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怕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有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证据的特务。（引自《王力反思录》）也要一人不杀。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根本珠是思想斗争，而决不是像某些人宣传的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人的尊严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⑤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是纲。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因为“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不可能搞好。”（对一个报告的批示）　　

4、“四个坚持”——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上：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　　

四项基本原则是否仅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我们暂时不必管它，但邓小平至少说明了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或视而不见的事实，即既使被全盘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期间，我们党仍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道统的”；因为“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从毛泽东与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看，四项基本原是不仅是这个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　　

①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A、党与无产阶级同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有有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B、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转摘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C、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D、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E、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风‘还要的就是理论和实现相结合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F、实行党委领导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同上）“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工作方法草案》）“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G、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活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H、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纪律。“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务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I、共产党是在同“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一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J、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可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K、必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共产党员，一定要鲜明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政治态度。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凡是合乎党的利益、合乎党的原则的东西，……以及一切有利于党和人民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当积极支持。凡是不合党的利益、不合党的原则的东西，例如反党的阴谋活动之类，都必须坚决反对。（在一九五年五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论联合政府》）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反对自由主义》）　　

2、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有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无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养成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人的接玫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②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对敌人专政的一面前面已作了概述，这里主要概述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是既富中国特色又极富毛泽东个人色彩的人民大众民主。　　

A、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　　

B、社会主义民主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当爱作主的统一，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即使是在“文革”狂飙突进的时候，毛主席仍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的，连小民主也没有。”（引自《王力反思录》）　　

C、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a、党必须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必须坚定不移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b、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文革决定》）　　

c、要支持群众运动，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转摘自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转摘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d、必须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论合作社》）　　

a、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内容。毛泽东勾画的和已经建成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义，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部分愿望。　　

其一，“把全国办成革命的大学校，为了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实现人民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是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面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则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的。　　

其二，破除资产阶级权就是试图通过整风、搞试验田、消除等级制、下放干部，让干部参加劳动、劳工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逐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会破。”（《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其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逐步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革命干部人民化，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化。　　

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国初期，采以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给予重用和支持，主要是对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　　

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前，就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2、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其二，“从严治干，治国先治吏”。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1、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赶考合格；2、三要三不要；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谁越过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毛泽东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五七干校——即右派们恨得咬牙切齿的“牛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新型干部队伍的最好阵地。“五七”干校之好，好就好在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用。他始终采到“团结——批评——团结”的干部政策，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始终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其三，“人民的自我教育”，将人民群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人民群众自己获得当家作主的能力。毛泽东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理，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的准则。毛泽东又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从而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又极大地改造劳动人民的主观世界——逐步取得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毛泽东勾画出了一副社会主义制度平等的图画，而且极大地实现了社会平等。　　

b、大众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建设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使中国人民成了国家政治的主角，实现了人民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　　

其一，通过宪法赋予人民大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的五类自由权利，使人民群众实际拥有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利。毛泽东率领全国人民制定的《一九七四年宪法》——事实上，在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整个时期，一直主张赋予了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的权利，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人民群众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贵贱，直接跨越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三大门槛，拥有自由表达自己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和各级、各部门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压迫的手段，从而拥有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世界的最高峰。　　

其二，通过从人民群众中直接推举人民代表、推举各级官吏，让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拥有了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政治有了坚强有力的核心，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民代表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而人民政府的官员，则主要是来自于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和普通老百姓，像陈永贵、李淑文、吴桂贤、孙建等，这样就有保证“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爱人民政府”的可能。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是世界上迄今为上最能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其最优最特之处，就是让人民群众获得了直接或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其三，把官僚集团置地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人民群众拥有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毛泽东一方面既给各级官员定位，又给各级官员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另一方面，又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唯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我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一是前面提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　　

其四，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官僚和生活的特殊化，使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基本成为了人民勤务员，成为了人民中的一员。　　

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工、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其五，毛泽东创造了以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自然一法和公众立法，使人民不仅是法律的遵守者，而是合法的创立者、执行者，人民真正成为了“人赋人权”、“人定人权”的人。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虽然目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但总有一天，现代立法的两大原则由毛泽东创造，必然会归还给中国人民。　　

c、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内容，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1、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为社会平等、经济民主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变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个体农民私有制和个体手工业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他认为所有制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强准备了条件；为消灭剥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了前提，这是比民主革命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但是，毛泽东没有理想化我国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一方面他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另一方面，他深切地感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自然生产社会平等和经济民主，而仅仅为此创造了前提，并且变革命的所有制只要有一个边，一个相对的稳定期，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将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产关系的其他领域。　　

——不断调整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平等、经济民主。毛泽东不只是高度重视所有制的变革，而且高度重视在劳动中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不断改进，他提出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必然妨碍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建立，“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可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关系都必须破除，又会生，生了又要破。”必须不断地破除，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因为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分工不同，事实上存在不平等关系，各级干部如果没有“勤务员”和“平等”意识，很容易异化为人民的老爷，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实现干部思想革命化；再一方面，又用几乎苛刻的要求，对待各级干部，防止干部特殊化；毛泽东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毛泽东又在实际中极大地提高劳工阶级的地位，认为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使普通劳动者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还极力提高工人的能力，强调工人农民知识化，强调工人农民要管理国家、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管理军队。不断调整和推进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形成了世界上当时收入差距最小的分配结构，毛泽东不仅重视所有制革变，不仅重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因而毛泽东极力反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所有制基础一定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他关系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就会变颜色。在消费品的根本方面，毛泽东也易眼光独到、措施有力，他认为，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统一的，不有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在物质和精神上，他认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重要，他揭指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他又强调：“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要求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毛泽东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革把权力和利益分开，干部和技术管理人员不论职务、职级如何升迁，工资不再与职务、职责挂勾，同时，工资的调升向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倾斜，农村则基本按劳动工分分配，形成了为后来改革开放极力诋毁和诟病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公平分配结构。　　

——毛泽东通过上述生产关系的变更和调整，形成了毛泽东式的中国经济平等和中国民主，毛泽东的经济平等和经济民主到底如何还是用美籍印人诺尔贝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的一番评论作为结论：“平等不仅仅是起点平等，还必须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会最下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时还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层劳动者的能力，就必须给人们平等的教育，参与政治，提升他们的信心。毛泽东时代在改善社会最底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和增加基层劳动能力方面，中国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阿玛提亚森的评论堪称是公允的，但是这位先生可能是健忘，也可能是回避，这就是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判定的“必然无效率”的公有制——中国的“起点平等”更是平等的。　　

d、文化平等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变革文化关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民主。　　

——毛泽东通过争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使人民大众的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4页）因此，自文明社会以来到无产阶级取得根本统治之前都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在奴隶社会主义里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主阶级文化，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主阶级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战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也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化。（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因此，“文革领导权”的问题不仅是事关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能否建立和建成的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会“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也不会因“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建成而自动地建立和建成，必须开展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无论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还是文化战线上的革命，都是文化革命，一部毛泽东领导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实质，都是文化革命史，建国之初，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因为“《武训》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否合法？“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页）让毛泽东揪心的的不只是电影《武训传》本身，更让毛泽东揪心的是整个共产党领导集团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态度——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叫座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泽东之所以又高度重视对《红楼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让文化新人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就是要告诫和抑制那些文化权威，主要的是他认为“《红楼梦》写出了：“兴亡之辩，盛衰之道的辩证法”，反映了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能。《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这表明，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史观不是简单地指农民起义，而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出发去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方法，而人口问题，则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而用这样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如果不能维护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任凭资产阶级或者剥削阶级的意识统治他们，行吗？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直接的任务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展教育革命，开展新闻战线的革命，改革文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这既是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体育场权，又是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了。毛泽东通过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建立起了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毛泽东通过给“人民安上哲学的头脑”，使人民大众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鲜明，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当然，这里的所谓“精神者”，绝不是一般地指由于社会分工而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或者“知识分子”，而是指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文化——知识结构，这一结构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的和规范，并塑造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就是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使得劳动者越劳动，从而就越增加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富量，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对劳动的统治关系愈加基于强化，换句话来说，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对于劳动的统治关系，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越劳动就越贫困。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化根源于生产资料统治劳动——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合法权性，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意识。于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于这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批评——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据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绝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体。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反复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紧跟着中心工作转，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　　

因为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因此，以劳工阶级为基础的人民大众要想实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实现革命政党和执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把哲学和知识交给人民大众，对劳工阶级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手上，而要达此目的，革命政党和执政党、劳工阶级就要不断地学习，在不断的学习中改造自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在毛泽东看来，现代文化的“家园”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现代文化的根本“归宿”，就是现实世界生活着的民众所追求的平等。通过克服种族、阶级的、性别的判别和矛盾，现代文化扩胀着、运动着、不可阻拦地向着这个众生平等的世界迈进，向着它的家园和归宿“普遍人权”的实现迈进。因而，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大众也必然更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通过解决文化是谁创造的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使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既是由人民大众创造，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归根结蒂是同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劳动人民本身创造了自己的劳动文化，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文艺（化）的源泉，因此，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如同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的。一部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史实质也是一部人民大众文化的创造史，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历史。首先是人民大众文化的创造史，从五十年代初的民歌、地方戏、少数民族戏剧到大跃进中文学艺术创作的群众运动，再到“文革”中遍布城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无不散发着由野心花的馨香，也无多体现人民大众的文化前首创精神和主创精神；其次，文化又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工农兵不仅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描写对象，人民大众也把自己的文艺作为欣赏对象。　　

一曲《白毛女》，唱出“新中国”。今天，如果我们背离了这个艺术民主和民族化的传统，那么，就不会懂得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舞团的保留剧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它早已经列入世界芭蕾舞剧的经典。我们也就不会明白，为什么《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 黄河》至今在世界各地巡演，长演不衰，而1990年代以来动辄以百万、千万打造的“歌剧”，却竟然无一成功，徒留下一片劳命伤财的骂名。　　

如果我们今天忘记了这个伟大传统，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也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于“瞒和骗”，而不去顾及一些最起码的事实。例如：到1996年，中国的电影观众，比1949年增加了900多倍，以前是没有什么人看电影的。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例，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就销售了130万册，1960年它的日本版发行5年后，也印刷了12次，印数也达到5万。而《青春之歌》还不是1950年代发行最高的长篇小说。我们更必须知道：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没有多少人看小说的。不管它写得好、写得坏，自由还是自由，开放还是不开放，毕竟这个数字也能说明最基本的问题：它说明中国已经有大批的人看电影了，有大量的人读小说了。它说明看电影、读小说的习惯并不是天然的，再早以前，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几乎没有看电影、看小说这些个说法。一个广泛的阅读群体、观影群体、特别是观剧群体——即我们学院里说的审美的群体，就是在1942年-1960年代培养出来的，这是一个起码的事实，任何好坏、自由、开放与否的判断，都不能离开这种最起码的事实去发议论。最后——它更说明：1980年代文学的繁荣和作品发行量的保持，其实就是建立在丁玲、杨沫、赵树理们所培养的审美群体和阅读群体之上，建立在普通民众对于文学的热爱之上，而今天文学作品发行量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大众对于当代文学的冷漠，难道就与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潮流没有一点关系？1990年代以降中当代文学的日渐衰微，是中国当代新文化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表征，1980年代后期以来割断历史的历史写作本身所写就的，就是一部忘恩负义的历史。　　

——通过借鉴扬弃，学习吸收，创造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对封资修文化展开了严厉批判，但他不是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抛弃，而是提倡“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他提出了一切民族的东西都要学，他提出了“百花齐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文化。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正因为能海纳百川，又能够正确处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不仅普及性的一面无出其右，而且提高性的一面也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　　

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们党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认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直到晚年仍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的“弄通”是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强烈批评那种为学习而泶习的空对空的学习方法，“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7页）他主张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反对修正主义的态度，坚持“抓住马克思最本质的东西”的学风，只有这样，才是真学、真懂、真用马列主义，才是真正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a、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着明着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我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为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构，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b、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或旧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质上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用阉割的手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这样做时往往得振振有词，更显得与时俱进，以为“时代的性质和条件变了”，再坚持那些“过时的，原则便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因而只有否定这些原则，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主义的实质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实行阶级使用，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帝国主义熄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修正主义的阶级属性的实质就像列宁指出的“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来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49页）“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53页）现代修正主义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吹“三和两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结果是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而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共产主义本运动引向邪路，使社会主义陷于失败，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前提，又是反修正主义的结果。历史上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斗争的胜利，都使马克思议在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普及、丰富和发展。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死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还在深化和扩展，无产阶级反抗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不会因挫折而沉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但不会枯竭，而且必成烽火燎原之势。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要由并已经由一百五十多年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结果作出鉴定。这个由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作出的历史鉴定告诉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可能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胜利，因而自己也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迄今为止，还没什么其他的工人运动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世界历史地位。许多有觉悟的工人由于其阶级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起不少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来，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实在要高明得多。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工人政党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中心问题是代表哪个阶级——究竟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谋利益。列宁说得好：“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在思想、理论体系上以及政治、组织路线上确保自己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则，在这个科学技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所控制、生产力的主体——工人阶级在资本统治下沦为劳动力商品、而生产又高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当代世界上，一个不在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上明确地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反对产生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的政党，就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革命党。这样，也就背弃了人类历史发展迄今最先进的文化结晶，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理论，从而蜕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者用空洞的修辞绕弯子，就是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才能培育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只有以革命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剥削资本的生产力；只有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占有的生产力，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才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直接服务的物质基础。这四个只有的根本实质就是，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c、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内涵丰富，论述精辟，但千条万条归结为一条，就是用矛盾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既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主义中，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始终，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个坚持，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整体，可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义专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目的就是为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坚持，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①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自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心革命，自一九四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现实的回答。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主义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尔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更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八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　　

②毛泽东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已经初步概括和总结了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实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社会实践才能解决，正像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指出的“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因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时间老人也没有厚爱毛泽东，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分明已比较清晰地画出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赋予了社会主义生动活泼的灵魂。　　

第一，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第十五，作为民族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当然，毛泽东还曾指出，社会主义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国，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等等。从而事实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已构成一个比较严谨的科学体系。　　

5、一个中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可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二十七年，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三十年，是掀起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二十七年，是将一个基本是农业、现在工业极少的农业国，建成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国的二十七年，是将一个民生凋敝、“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初步建设成为民生改善、国家富强的新兴国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总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整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全面、最系统的、最科学的经济理论，它基本回答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乃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内涵丰富，主要的内容有：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性质、任务，提出了三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理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二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理论。（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和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的理论（《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B、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解释，他说“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毛泽东文选》第八卷第135页）毛泽东极为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首先毛泽东极为重视所有制的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中国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从理论上对中国所有制变革给予了科学总结。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其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地位。毛泽东认为，在基本上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赋予劳动者管理企业、学校、机关、军队和国家的权利；第三，毛泽东极为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他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法关系，强调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提倡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悬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长期的指导意义。　　

C、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理论。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他，并要求必须学会熟练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商品经济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必须运用好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D、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理论。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纲领。　　

①、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理论。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直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在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封建的各方面也达到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周恩来三届大《政府工作报告》）——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理论。　　

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和工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也就是说：“人”既是生产关系，“人”也是主要的生产力，因此，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联系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关系、科技技术的进步等等来谈生产力的。毛泽东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批注，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斯大林说，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规商品流通。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终身束缚某一种职业。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A、进行社会主义主义革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从来认为必须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时，就必须进行革命和改革，因此，“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解放军报》）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一九六二年十　一月三日　《人民日报》）也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必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只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B、变革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C、变革所有制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认为，所有制的变革全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开辟道路。　　

D、变革分配关系，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因而分配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比较公平的分配则更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E、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自然十分重要，没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不和地的，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是在十几年内造就出大批的红色专家。”（《两种领导方法》）“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转摘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因此，毛泽东所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指科学技术的大跃进，这比当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更能鼓舞人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科学技术的摇篮换为——科学实验，列为人类三大实践活动之一，认为是人类掌握事物客观规律的最基本的活动。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工业鞍钢宪法”，成为管理科学创新的典范。　　

③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又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八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又强调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宣布：到一九八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时代的始终，只不过毛泽东从来不就经济抓经济而强调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艰苦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罢了。　　

④两个总路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纲，指导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或    过渡时期的路线。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成为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经济工作的指南和灯塔。　　

⑤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A、“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独立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　　

B、“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勤俭办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C、“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一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久久回荡的“人民万岁”的声音，这声音，已经穿越历史，穿越时空，沁入中国人民的骨髓，这声音固然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真诚的祝福，但更主要的具体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依归，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正因为毛泽东奉人民为上帝，人民奉毛泽东为领袖和导师，形成了中国当代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毛泽东健在时，“毛主席万岁”声固然响彻云霄，不绝于耳；毛泽东仙逝三十五年后，毛泽东仍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腾。如果说，毛泽东健上时的“万岁”声难免有个人迷信，那么今天的毛泽东崇拜则纯粹是人民的自觉了。这是因为毛泽东将人民举上了天，人民也就永远将毛泽东铭记在心里。人民是什么？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现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0页）这实际上是说除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反对社会主义分子之外的“人”——至少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人都属于人民，即使是属于敌人的范畴的分子，只要脱离或经过教育改造脱离了他们原来的阶级和集团，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建设者，也就成了人民中的一员，成了国家的主人，正因为如此，昔日的皇帝傅仪才能在为“中国人民”，杜聿明、王耀武、王陵基等一大批战犯，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事实上又是人民理论。　　

①毛泽东的人民理论是给“人民装上哲学头脑”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因此，人民群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让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就必须哲学要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人民群众要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毛泽东的哲学就是给人民群众装上哲学头脑的人民大众哲学，是从根本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论。　　

A、毛泽东的认识论是人民实践第一的认识论。　　

a、毛泽东的实践观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毛泽东指出：“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讲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认识从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检验，因而“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识、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工作方法草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实践第一的基础上的。　　

b、毛泽东的认识论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毛泽东从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证和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用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页）“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人和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自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同上）　　

毛泽东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毛泽东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特地加写了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个别人、少数人的所谓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了严格区分，从而堵住了别有用心的人借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漏洞，同时也成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把标尺。　　

毛泽东认为，社会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他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主义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是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社会的认识，也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实践作为认识发展的动力，还表现在社会实践能够不断地为人们创造和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工具，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和加强。正是有了社会实践对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地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认为，认识的目的是要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议哲学认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改革主观世界同客观的关系，就是不断地探索新的更进一步的认识方法，更好地解决思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使思想符合实际，使理论与实际具体的历史统一起来，使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面前，不断地由必然到达自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c、毛泽东特别强调三大实践活动的地位和意义。毛泽东严肃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政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在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聘为，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人腐蚀侵蚀，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3页）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和建设论：只有动员人民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为了人民群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d、毛泽东强调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正如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一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并且认识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探索的过程中可能挫折和失败，“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　　

e、毛泽东强调，全党都要学习马列，注重中国人民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毛泽东更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顺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的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8页）　　

f、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实践结出了一定的认识成果。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曾经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件。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学兵政党的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坟墓。不率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特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路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概括和总结，未避对己先之公允，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收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收获了具体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各方面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而且他“积十二年经验”分明摘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王冠上的明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这固然是伟人的谦虚，也是历史的局限。　　

g、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会完结，人类的认识也不会完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程，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整，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上旬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h、毛泽东主张将哲学变为人民大从的哲学。他曾经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认为哲学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希图用认识论来统帅整个哲学体系，使原来的“两大块”或“四大块”改造为一元化的、统一的、有机联系的、科学简明的哲学宇宙观体系，从而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他的晚年，也具的掀起了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用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密切地结合起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而这种社会性活动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讲的认识要从实践中来，也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到群众中去，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他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这得　　

B、毛泽东的人的人民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确立起毛泽东的人民理论。　　

毛泽东曾经在天安门城楼深情呼喊“人民万岁”。“人民万岁”不是来自天国的福音，而是来自人间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不仅是人民未来的理想，而且是人民现实的权利；不仅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且是眼前的、现实的福利。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应即他的“人民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尚情操和毕生追求。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似珍珠般撒落在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中，它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根主要红线。　　

①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是人民路线理论。群众路线就是人民路线，走群众路线就是走人民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与亿万人民比较起来，一直沿着人民路线走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反之，则会失败。自以为了不起，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谁都不会有好结果。　　

②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是人民利益理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伤害人民的感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③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是人民创世理论。从未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人民写的，个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与人民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站起起来了，任人宰割、被人奴役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人民能够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　　

④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是当家作主的理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仅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权利，既享有劳动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又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要让人民监督干部，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保护群众的劳动热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⑤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论是人民国家理论。我们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我们的公安是人民的公安，农村的生产组织是人民公社；城市的商店是人民商店；无处不在的“人民”体现了中国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以复加的荣誉和尊严。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上合格、军事上优秀、经济上零分”，一些狂妄无知的人，对毛泽东作如是评判，并且狐媚偏能惑主、妖言竟能欺众。相沿成习、积非成是，毛泽东竟被描摹成既不抓经济又不懂经济并且不准其他人抓经济的领袖。　　

这是真实的毛泽东吗？拨开历史的迷雾，抹去历史的尘埃，毛泽东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更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成就不仅高居于他的同时代人之上，更高居于每下愈况的现代经济学之上。他的经济学是中国当代的《资本论》。就像《资本论》被人屡次宣布为“过时”、“死了”，而总是“马克思又回来了”一样，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必将重新回归，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前进。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是“读”出来的、批出来的、写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概括和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体现在他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一系列文件中，但主要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之中。该书由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整理、编辑，但没有公开出版，网上曾经流传过，惜乎已难查阅。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是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分析、学习和批评的对象，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很多人“思想混乱”的状况有感而发形成的。由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术化、系统化，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随之成为学术化、系统化的理论。因此，可以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基础来抄袭毛泽东的“学术化、系统化”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信条，它像长空中的孤雁骤然降临于《新民主主义论》之中，但这既不符合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现实——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马、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 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面积看，还是从规模看看，都是“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什么资本、又没有什么外援，却要既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是兵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写出了一批经济学著作的，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其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是他的代表作。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可能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也不屑于更无必要去构造什么福利经济学、竞争经济学。它只能是立足于解决战争经济的实践的具体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济理论就是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战争经济统制理论。　　

①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统计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他说：“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不正是各阶级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构成了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吗？　　

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技术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甲）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乙）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丙）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丁）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戊）要亲自出马。　　

（己）要深入。　　

（庚）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淳淳教诲，诲人不倦。真的照此办理，任何人不可能不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　　

②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实践的货币商品本位理论。　　

毛泽东没有这样说，但分明那样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不是讲它的阶级属性，而是指他的经济现实：既没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多少储备货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上取得它的地位的奇迹。”（斯诺《西行漫记》）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政府为货币商品本位制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对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商品本位制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他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招摇过市的大筐小筐上面装的虽然是，但下面装金银珠宝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居然保持了纸币币值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苏区货币商品本质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早近四十年呢！　　

③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民权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论”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给予了雄辩的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质执行人。它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产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④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战争经济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针对日军对解放区和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同上，第929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也写了一部“论五大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首先，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这是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工作。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第三，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争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第五，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否承受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在财政内部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所谓“节好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简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同上，第895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页）抗日战争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及时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方针。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①毛泽东对“二书”的评价，反映了他的经济学理念。　　

A、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评价。斯大林已被某些人描绘成青面獠牙、心毒手狠的吃人恶魔，但正像他的自信：历史的风，必定吹去堆在他身上的垃圾，还他以清白。岂此是清白，必还他的伟大。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将一个木梨和牛的国家建成了钢铁和原子弹的国家。斯大林总结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写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告诉人们，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这是因为，苏联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商品生产的。因此，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是斯大林这本书的核心。他的根源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庄之间、国家与农民之间，必须通过交换，否则，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篇。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避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斗争。　　

B、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毛泽东谈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它的理论观点主要是斯大林的，但还有很多苏联学者的观点。它比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更学术化、系统化，两本书共同反映了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水平。但是，“这是一本具有严重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科书。”毛泽东这样评伦道。“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讲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但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毛泽东赞同教科书的观点，实质是斯大林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它由三个方面构成，所有制的性质、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者相辅相、辩证统一。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居支配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收官僚资本、和平赎买民族资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收地主土地，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先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接着就是探讨和发展所有制的形式，例如，在我国工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队为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等。　　

劳动生产中的人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不仅“人民万岁”，而且“以人为本”，但他心目中的人不是马克思笔下英国市侩的面孔，而是无产阶级的面孔，说到底就是主席那张“大中华”的面孔。因此，他自信人皆尧舜，他要消灭剥削阶级，却只要剥削阶级的人不反动，就要改造剥削阶级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他热忱讴歌中国的农民，却又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民的两面性，从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人；他作为知识分子深知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知识化”；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虽然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却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必须是无产阶级化的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依靠什么“和谐”、“稳定”、“物质刺激”，而是依靠“斗争”、“改造”、“共同目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一定要有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因此，毛泽东对教科书空洞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极不满意，认为“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提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更是维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五风”劲吹之时，毛泽东提倡读书的直接原因就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当然，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国、农业国的现实出发，认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而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简直不像样子”。　　

所有制关系具有相当稳定性，而分配关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c、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一——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涉及上层建筑，因为，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因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但要“开展经济革命”，而且要开展“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解放和促进生产关系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但是，对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国家论了。”　　

d、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二——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另一个对象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人人晓得，个个明白，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的人、劳动的工具、劳动的对象等。但是，在批“唯生产力论”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期间却带上了柏杜莎的头巾，似乎毛泽东都不知什么是生产力了。其实，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派，甚至到了唯心和痴迷的地步，因为，他讲过唯物者最唯心，他提出的国民经济中工农并举以工为主、工业经济中轻重并举以重为主的思想，他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列为社会三大实践活动的思想，开展技术革命的思想，培养、教育、改造劳动者的思想，搞好国民经济大局的思想，以及发展战略产业的思想，乃至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思想，无一不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是，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分析矛盾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根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恩格斯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促进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由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可以从所有制出发，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而“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　　

③毛泽东心目中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曾经设想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说：“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他没有也没有看到别人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但是，他说出和批出了“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风格。　　

它是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为蓝本的书。马克思的方法是莫布洛克先生指出的是“历史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　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如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他一发现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肌体的产生、生产、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马克思称赞这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先生，他说：“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绘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资本论》第二版第19-23页）。将莫·布洛克先生对《资本论》的评价放在毛泽东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不也恰如其分吗？因为，它的方法正是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它的内容正是与《资本论》相对应的对象：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它的目的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是极力推崇用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分析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毛泽东指出：“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出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它是积极扬弃斯大林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书。　　

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许多错误，尽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毕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部分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等等。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来使之成为全面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它是一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书。　　

毛泽东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参考古代人怎样搞学问”，严谨而又广泛地占有材料，“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要学习鲁讯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写经济学著作也应如此，要以一人为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当然，最好是具有毛氏风格、毛工气派的著作，因为，毛泽东的风格、气派就是中国当代乃至未来的文风和气派，因为，毛泽东的著作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性，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谈笑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功力，真是余音绕梁、馨香满室。　　

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　　

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必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制度基础，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从私有制的胚胎中发育出来，他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转变”过来，并且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巩固和发展起来。中国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土地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过程是一幕精彩的喜剧，它不仅改变了整个生产资料性质，而且几乎改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这是古今中外、旷古未有的奇事。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佐证着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精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一起议论怎样改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出题：如何让猫吃辣椒？刘说：喂它；周说：饿他；毛说：将辣椒擦在猫屁股上，猫会自然吃！毛泽东也自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神来之笔，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则是一部成功的悲剧，他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却未抵住自由主义“国有企业低效”理论，他创立的“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组织，不待自由主义的“佃农”理论、“绩效”理论的进攻，就自败于地。但是，唯物辩证法必定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刮去历史的污垢，抹去历史的尘埃，不论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理论，都是摄人心魄的瑰丽乐章。　　

A、“一化三改”化改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殊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言简意赅的根本任务，还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高屋建瓴、纲举同张的总的改造理论。这个改造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理论。　　

“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问渠哪得清如各市地，为有源头活水来”，要问“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顺利提出和形成，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了方向，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但保证了过渡时期根本任务的快速推进，更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迅速提出和形成。　　

a、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济基础。毛泽东早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  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极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内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占国民经济总量面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然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保障下，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取得的成果，立即着手了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　　

第一，立即没收官僚资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即转移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成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这样，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经济，而且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通过“猫吃辣椒式”的自觉，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只不过它是资本的人格化，赵公元帅是它的上帝，发家致富是它的信条，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就不能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了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又打又拉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式，迫使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通过土地改革，引导农民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开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贫农、贫下中农获得了他们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不但经济上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工农联盟，将民族资产阶级逼入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犄角。接立脚点就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通过宣传鼓动典型引路，全国农村形成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态势。因此，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国营经济，通过限制利用使民族工商业成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个体经济，通过对农民手工业地得的引导，形成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b、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810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增长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为140元，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相替相继.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的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要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更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权保证，也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初步总结。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规定了新民主义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势霆万钧之力，磅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州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为逐步实现工业化而奋斗。　　

毛泽东认为，我国虽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但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因此，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的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　　

毛泽东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发展和改造所必须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都来欺负我们，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不发展，因为我国重工业极为薄弱，发展累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我国农业中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就是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工厂、新矿业等），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办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扩建和改建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充分利用现胡的社会主义工业，改进现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状况，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毛泽东认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B、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虽然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已由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并且已经出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组织，但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将数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艰难任务。毛泽东以他的独特理论，开辟了中国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组织起来，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最了解中国农民。他认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之所以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是因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抑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毛泽东依照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及时提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农民个体经济为农民合作经济，并发展为农民集体经济，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第二，遵循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质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具有  然自发的资本产义倾向——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小生产是经常地、大批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具有  然的合作倾向。因此，对于“两重性”的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而只能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斩原则，通过引导、说服和教育，促使农民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三，依靠联合，让贫下中农带头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土地改革后，贫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活资料，有半数窜升为中农，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中农，认为贫农和下中加在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60-70%，他们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夯实了农村合作化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积极稳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不能“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第一阶段，主要是试办互助组，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土地耕畜有其他生产资料仍属农民个体所有，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耕畜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高级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户，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也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改造，毛泽东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在方法步骤上，从展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创立生产合作的道路。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兴办手工业小组加入这个组织的成员，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供给原料，包销产品；第二步是兴办手工业合作社。它由供销小组合并而来，开始是统一供销业务，分别核算，生产活动仍由各户分散完成；而后逐步实行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合作社对各户的生产也有一定干预；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全部收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入社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共组织起10万个手工业合作社，入社社员占全部从业人中贩92%以上，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C、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不定期时期内对于国计民生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因而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因为“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猫吃辣椒式的改造，实现了对整个民族资本家的和平赎买，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的壮举，这个壮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在于“我们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同上）　　

a、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的轨道上去。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用各种方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已经不是解救前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的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单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这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同上）　　

b、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过程中，加强了对进步资产阶级的团结，保持了对一切爱国守法分子的联合，克服和资本家所必然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同时，为资本家生产一定的利润，总之，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从而“收买整个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后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同上）　　

c、为了产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营经济通过各种形式要加强领导，政府要加强管理，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家工商业的改造，在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方面要按照国家政策，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监督资本家必须遵守国爱法令，遵守公私合同和劳资合同，遵守国家财政纪律，防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总之，由于“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上）并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B、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变革后，所有制性质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同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向，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前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同上）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还是集体所有制都要相对稳定，不能随便改变所有制的性质。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的调整，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要有一个稳定的边。一九五九年三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既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一九六一年九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不是大队。　　

从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实行了二十多年，直至人民公社解体才寿终正寝。　　

②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改进。他认为，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底，而生产关系中其他方面的改进则不好说有底。他提出，在生产关系中，变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对稳定时期，与此同时，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相互关系，要不断改进。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毛泽东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不同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同上）他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此，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毛泽东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同上）　　

毛泽东特别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变革。他认为，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对是否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影响。他说：“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同上）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的主体——劳动者的权利，毛泽东认为，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说：“苏联教科书，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同上）　　

③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苏联教科书的分配理论作了比较，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论点的修正，因而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分配理论极不满意，认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修正，因而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分配理论极不满意，认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同上）他说：按照马克思在《歌达纲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根本。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思想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毛泽东批评这一观点时说：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根本，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苏联宣传个人物质刺激，这主要起因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又说：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苏联教科书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绝大多数工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毛泽东针对这一段话说：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私是对公来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　　

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过分悬殊。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以过分悬殊。”　　

与分配问题相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和归劳动者享受的产品作了区分和分析。他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主义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　　

3、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必须认真研究和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不断提高的规律。　　

①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A、必须研究和掌握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毛泽东认为，计划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工具，“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同上）毛泽东又认为，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和计划。　　

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可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B、必须使主观计划力求合符客观“计划”。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同上）“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同上）因此，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熟练地运用客观规律的要求。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定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发明权在毛主席。但是据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铁多了，过不了多久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我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定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计划。（同上）　　

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A、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以商品生产力为主的生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主所以是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生产，是因为还存在商品生产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要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　　

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的。（同上）　　

B、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说“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这句话正确。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同上）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不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同上）因此，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同上）他批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同上）他认为，商品生产是团结全体农民的有力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同上）　　

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有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必性生产的同时，多要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C、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二重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有二重性，因而了就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我们必须既充分地利用其积极性的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必须积极地规避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同上）　　

D、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一定范围的限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交换决定一切；而是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的。但他与斯大林的看法又有相当区别。斯大林说：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同上）。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转让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同上）　　

E、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斯大林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所有的（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同上）　　

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A、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毛泽东认为，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可能自觉地认识、运用和驾驭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有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B、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对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毛泽东批评当时计划工作中的两种错误，说：在计划工作中，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都没有，这两种做法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C、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对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认识比例关系必须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形而上学观点，说：“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上必然不是一眼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④社会主义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律。　　

4、必须开展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　　

毛泽东认为，不能就经济抓经济，因为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形态和相对独立形态的社会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下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①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提出：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因此，教科书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同上）　　

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级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同上）　　

A、必须注意“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　　

B、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我国还有敌对势力。在农村，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坚决反对公社化的富裕中农。在河北省，有百分之十五的队，被这些富裕中农和坏分子所掌握。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富裕中农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同上）对于资产阶级，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同上）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还有生产出新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毛泽东重申了列宁的一条重要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第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产作风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因此，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拓，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君不终日炎炎，夕阳若”，只有全国人民起来，时刻保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　　

C、必须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毛泽东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毛泽东的社会各阶级、阶层“人人改造”理论是有区别的，有针对性改造理论，对于农民来说，是教育、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是改造他们的“知识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新闻工，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地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观有问题”，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在有了知识以后，就待价而沽，没有高介钱就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世界观有问题，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教科书时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一些人，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旧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如何利用、限制和排挤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③开展三条战线的革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进步。毛泽东认为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同上）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中尤其要教育好干部子弟，我很想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级，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期，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5、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　　

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管理问题，认为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并明确指出，管理问题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有文章可做的。”　　

A、必须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全民所有制如何分级管理的问题，毛泽东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经常注意解决。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上）同时，毛泽东提出和研究了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问题，他说：“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同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首先是中央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的部门可能分为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处理。“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理，会产生很大片面性。”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地方的上下级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握得太死，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就当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还包括地方平级之间的关系，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B、必须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自治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没有自治权，直接关系到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问题。“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同上）　　

C、必须重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都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并进行创造性合作的问题。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同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劳动者管理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劳动者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各种权利中最大的和最根本的权利。他针对苏联教科书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思想，说：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6、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边”的，“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级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级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不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同上）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划分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同上）　　

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同上）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和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这是他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阶段中划分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为今后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7、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合符中国实际的总路线和系列的方针、政策。　　

①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是以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剥削者谋利的经济。　　

②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客观“四化”。毛泽东认为，我国目前的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而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并且只有解决了技术革命方面的任务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建成，才能实现工业、农业、国际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③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自然给自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两次曲折中巩固。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教科书是雯“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产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主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了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造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不还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出不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定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并举。　　

A、工农业并举。毛泽东认为，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增长。斯大要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就是过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并举中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他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农民拿出来支援工业化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剩余的”，因而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　　

B、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毛泽东在评论教科书时说：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教科书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构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C、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苏联教科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原料、财力和市场的需要，采取了发展轻工业的各种措施。　　

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7、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总是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苏联教科书只讲一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认为，应当讲两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也是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个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又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预言：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说：“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两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毛泽东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真思考了“两个过渡”问题。第一个过渡是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第二个过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关于第一个过渡，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还说：两个过渡，斯大林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问题》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　　

关于第一过渡，毛泽东把希望放在集体经济的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上。他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他还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一切国有化。毛泽东提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相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变革也分两步走：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所有制。　　

他设想，在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当集体经济占到全社会经济的一半以上时，就可以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将来，由社有再变为国有，就比较好办。　　

关于第二个过渡，斯大林曾经说：“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后一阶段．即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如果说，斯大林当时只把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那么，毛泽东现在则是把物质产品、精神财富极为丰富和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毛泽东还想到，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因此，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满足需要。　　

毛泽东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他还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关于共产主义杜会中国家消亡问题，苏联教科书只讲国家消亡的国内条件，不讲国家消亡的国际条件。毛泽东指出：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苏联教科书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指出：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社会革命。　　

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②毛泽东预言：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区分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未来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即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他说：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便利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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