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①]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社会科学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已经成了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领域。在我国的传统认识中，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特殊性只是这种普遍性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某种状态，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而化之的理解却可能形成思维陷阱，使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失去话语权。为此，我们需要从话语权的视角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揭示其背后隐藏的话语权争夺。
一、方法论之辩与话语权之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就经济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一次著名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论战，更是德国与英国的话语权之争。
在20世纪之前，历史学派在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所以，就经济学来说，只存在以个别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经济学”，而这种研究不能通过抽象逻辑推演，只能通过对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行细致研究来进行。德国历史学派所说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独特型、历史性和整体性是历史学派的鲜明特征。德国历史学派并非完全否认普遍性理论，而是认为理论要建立真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这种研究主旨从李斯特到罗雪尔，再到古斯塔夫•施穆勒达到巅峰。
1883年，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一书，并在一年之后出版《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对古斯塔夫•施穆勒直接展开了批判，掀起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方法论论战。二者就经济学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是分析的还是历史、是描述历史还是寻求普遍的经济法则、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
门格尔把对特殊经济现象的研究归结为对经济的历史研究，把国民经济学归结为政策性的实用研究，而把理论经济学归结为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规律。门格尔以此为理论经济学争取自主空间。他认为，如果像历史学派那样把经济学建立在对个别经济现象的描述上，那么，经济学知识不可避免地是特殊的和偶然的，没有普遍性。但是，在个别经济现象中存在着本质性因素，这种本质中隐含着事物的所有性质和因果联系。因此，在把握了经济现象的本质之后，按照其性质严密地演绎，就可以构建整个知识体系。虽然是思维的建构，但它必然合乎整个现实世界。也就是说，它是普遍的和必然的。门格尔的方法是把经济现象还原为构成经济现象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把国民经济转化为无数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结果，再把个人归结为主观偏好，由此演绎出整个经济学体系。他的方法被称之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此可见，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可谓是针锋相对。
对于这次著名的方法论大战，过去学者们往往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来认识它，而论战背后隐藏的一个焦点问题却被忽视了。实际上，这次论战还是德国和英国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之争
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最强大的海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文化霸权是英国霸权的支柱。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从抽象的个人的某些特征出发，通过逻辑推演，构建普世性的经济学体系，论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是最符合人性的，而国家的作用就是维护市场，尽量减少干预。这一理论为英国的全球自由贸易帝国提供了话语支持。奥地利学派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影响下形成的经济学派。门格尔从个人的主观评价出发，论证价格的形成机制，强调社会秩序是自发的和渐进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门格尔前承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后启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他们都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至高无上，国家干预是错误的。而门格尔所坚持的演绎方法，又会自然得推论出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适合于全世界。
十九世纪中后期是德国资本主义在英国霸权下艰难发展，最终挑战霸权的过程。面对英国霸权，德国选择的是一条国家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为整个社会提供秩序，保护并扶植民族工业，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弱势群体建立保障制度。德国历史学派以民族国家为理论中心，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反对英国以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都是为国家主导的德国资本主义道路提供话语支持。德国与英国的话语权之争可以追述到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只存在以国家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发展提高工业发展水平，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虚构前提的基础上的，不适于德国。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大战实际上是这一争论的延续和深化。
德国历史学派维护德国的话语权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行为。历史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马克斯•韦伯体现得最为明显。韦伯在1894年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就职讲演中说：“作为一门分析性、说明性的学科，经济科学或许可以保持中立，但只要涉及到价值问题，就必然成为一门服务于强大政权的国民经济学。”[②] 韦伯在方法论上更接近于门格尔，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从个人的主观目的出发来研究社会。他也承认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和理论性，认为社会研究都是从特定的价值关注点出发建构理论，韦伯称之为“理想类型”。但是，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只是人们理解社会而构造的工具，不是社会现象之后的本质和规律。理想类型越抽象，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地方就越少，因此，不能根据理想类型来改造社会。韦伯的理论锋芒所指的是英国的话语霸权，他指出，“极端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把纯粹经济学设想为‘自然’事实，（即未被人类愚蠢的行为所歪曲的现实）的充分写照，并且他们还进一步把纯经济学确立为一种道德命令（一种有效的规范理想）。而事实上正相反，纯经济学只适用于经验分析的一种便利的理想类型。”[③] 韦伯之所以坚决反对理论的普遍性，首先要否定的是按照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造德国社会，反对在德国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在这场论战之后，德国历史学派从此淡出了社会科学舞台，强调社会科学特殊性的观点也随之消失，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似乎成为不言而喻的了。[④]但是，从话语权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却从未消失。
二、民族国家和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
认识和控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需要产生了社会科学。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看，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认识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模式。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以资本积累为中心和动力的历史体系,这一世界体系有其内在规则和结构。它是一个以“中心－边缘”为两极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心地区技术水平高、资本雄厚、工资水平高，而边缘地区正相反，由此形成不平等交换，边缘地区的劳动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地区。因此，只有中心地区才能真正繁荣发达，而边缘地区由于社会财富的流失而处于不发达状态。这个体系又是一个国家体系，与分工相对应，形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极少数中心国家成为霸权国家,如19世纪的英国和当今的美国，它们凭借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维护这个不平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间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也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国际性，指的是它所反映的这一世界体系的结构、本质、规律、趋势的普遍性，如资本积累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适用的，即这个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虽然与其他部分不同，但它仍然反映着整个体系的规律性。
但是，还要看到，这一体系的分工结构和国家关系，使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分工位置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国家利益，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产生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而社会科学作为国家知识生产的体制，必然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既提供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又要为这种战略提供话语支持。国家利益与社会科学的这种关系限制着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使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霸权国家出于控制整个世界体系的需要，总是声称其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和国际性，把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和社会制度说成对全人类有利。反之，那些力图摆脱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强调特殊性，强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所以，从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利益搏弈来看，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也是霸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话语权之争。而一旦某些边缘国家上升为霸权国家，就会以强调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代替原来强调特殊性的社会科学。
现代经济学中最为流行的“相对优势理论”最典型地体现了霸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话语权之争。
相对优势理论认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形成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各国应该根据相对优势，生产费用比较低的商品，而向其他国家购买别的商品，这样，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相互都获得最大收益。为此，就要取消国家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原理对任何国家都适用。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最基本观点
但是，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的真实历史与此正相反。
为了抵制英国工业的冲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系统地提出了以贸易保护发展幼稚产业的主张。在美国内战中，北方工业利益集团战胜了南方的农业利益集团，维护北方工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战胜了南方自由贸易主义思想。19世纪中期，“美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堡垒。而且也是抱有贸易保护思想的学士聚集地。”[⑤] 涌现了丹尼尔•雷蒙德、马修•凯里、亨利•克莱、亨利•凯里等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成了欧洲各国的债主。战后的欧洲已经没有了偿付能力，正常的途径是，英法德等国通过扩大出口偿还美国的债务和战争赔款。但是，美国一方面坚决追讨欧洲债务，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商免受欧洲国家先进制造业的竞争，置欧洲于不顾，不断提高关税，从而导致了世界贸易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再次大发战争财，其科技、工业、金融、军事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之首，它的工业生产能力超出了国内市场，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此时，美国才主动出手，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上重建战后国际秩序。
此时，那些提倡贸易保护的经济学家们便从美国的思想史中消失了，曾经受到激烈反对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占据了中心位置，成为了理所当然的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第10版）教科书中，萨谬尔森这样写道，“比较有利条件的原理可以被推广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用品，而比较高深的著作可以说明：它能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像这样富于成果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多见的。忽视相对有利条件论的国家会在生活水平和增长潜力方面付出沉重代价。”[⑥]“任何一个愿意思考关税问题并且不执偏见的读者不能不看到：大多数赞成保护关税的论点是多么浅薄。”[⑦] 这样，随着美国利益的需要，相对优势原理从有利于英国、不适于美国，转变为适用美国，也适用于全世界的原理了。
可见，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都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原则，最根本原则是要保证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并不断保持这一位置，而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都只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手段而已。
英美等霸权国家以“普遍性”的社会科学掌控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在其中巧妙地掩盖了“国家”的痕迹。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国家’这个单位是没有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是无法再缩减的企业原子，是受到将盈利尽量扩大或将亏损尽量缩小的规则所驱使的个人或厂商”。[⑧] 这种“无国家”的社会科学成为霸权国家的话语，为国际垄断资本跨跃民族国家这一障碍，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历史的“净化”与社会科学普遍性的话语陷阱
社会科学是对社会和人的行为的规律性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它抽象地描述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特征、规律和趋势。当我们阅读现代社会科学时，我们获得的是现代社会的理论知识，当我们阅读17世纪、18世纪的社会科学（当时称为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时，我们获得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知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也是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
但是，当我们比较一下不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就会发现，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存在一个不断“净化”历史的过程，很多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因素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由霸权国家所推销的社会科学，向世界提供的是一个被“净化”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图景。从社会科学的修辞角度来说，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无非是在讲一个故事，即这些霸权国家原来很落后，建立了现在的制度和实行了现在的政策，它们都繁荣富强了。只要其他国家也建立同样的制度和实行同样的政策，就能发展得像霸权国家一样。但是，从真正的历史进程来看，现在霸权国家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只是它们长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战略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是由与现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所产生的。而这些使霸权国家真正登顶的制度和政策，却被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净化”了。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在谈到研究的外在因素时指出，“社会里有一些势力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同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偏见相适应的结论……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一段时间内完全保持不变，我刚才提到的传统就要维护这些利益集团，并得到这些集团的支持。”[⑨]
当我们把社会科学不是看作个人的认识活动，而是看作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知识生产体制时，米尔达尔所说的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任何主流社会科学，都是与统治集团利益相符合的知识体系，而与其不符合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都会被有意识地忽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被不断改写的历史记忆。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的变迁最能说明这一点。
人们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亚当•斯密在他所处的时代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事实正相反。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影响很小，1790年去世时，《年鉴》只用了12行字来介绍他。只是到了19世纪初，《爱丁堡评论》开始推崇亚当•斯密，一些政治人物在议会里引用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才被广泛阅读。
而当时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是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uart,1712-1780），他身出名门，教育良好，身居重位，年轻时游历欧洲大陆十四年。这一时期，苏格兰传统社会解体，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史都华所处的时代、他的学养、阅历和位置，使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同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高度与深度，后世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学者都悄悄地抄袭他的思想，而“斯密只是史都华的一个劣质翻版”。[⑩]可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为何二人生前身后差距如此巨大呢？史都华的问题就在于他的理论太真实、太深刻。他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对英国政府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尤其是利用各种手段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强迫农民进入工厂这一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把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原始积累血淋淋的过程赤裸裸地摆在那里。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要求遗忘这个过程，所以，史都华被埋在故纸堆中了。
相反，亚当•斯密给这个过程戴上了温情的面具。资本主义的进程是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了完全释放市场的力量，政府甚至要退出这个进程。他的研究不是面对现实，而是充满猜测和奇闻轶事。这样，亚当•斯密一方面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掩饰了这个过程的残酷性。亚当•斯密的声名不在于他深刻和真实，而在于他非常聪明，知道别人想听什么，他应该说什么，如何去说。
亚当•斯密的学说以及后来的各种新版本也掩盖了英国成就世界霸权的那些英明的战略以及见不得人的手段。英国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丹尼尔•迪福在1728年写过一本名为《英格兰商业计划》的书，深刻地描述了都铎王朝如何运用保护主义、补贴、垄断权、政府资助的产业间谍等手段来不断发展英国的高附加值工业。非经济手段中，军事和外交手段不用说了，伊丽莎白女皇甚至暗中支持海盗抢劫财物。“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用于制造硬币的价值450万英磅的金银，大部分是从西班牙人手里抢来的。”[11] 海盗对英国成为霸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英国后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无数的不平等条约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英国这个自由贸易帝国，但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理论却“净化”了所有这些历史记忆。
更重要的是，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的这种历史净化是一种体制式的遗忘。
维护国家利益的社会科学形成了主流传统，它通过特定的规训体制（如教学、期刊、出版和职称评定体系）形成了统治话语。一个人要成为这个体制所认可的学者，他就要经过规训，用特定的概念和理论思考，发表文章、出版专著。这种话语决定人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以什么形式说，并由此维护着主流传统。学者“背离传统观念不太远，又善于在框框内工作，能够丰富、修订和发展传统思想，他们就会得到报偿：在同事中显得有地位，尤其是在大学中取得教学和研究工作。”[12] 而任何试图颠覆主流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则会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斥。所以，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中，最声名显赫的人物未必是最深刻、最真实地揭示社会现实的人，影响最大的学派也未必是最深刻、最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体系，但它们必然是最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人物和思想体系。
这样，霸权国家的主流社会科学就把霸权国家在历史上真正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净化”掉了，并且倒果为因，把作为历史演化结果的现存的制度和政策反过来作为这些霸权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而且认为它适用于一切国家，从而为边缘国家推荐了一条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繁荣之路，为边缘国家设置了一个发展“陷阱”。
结语：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是其话语霸权的核心支柱，如果把它作为普遍性的中立知识，就会落入话语陷阱。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正在我国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我国的学术和教育领域受到盲目崇拜，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西方的学者被奉为大师，西方的教材未经任何反思被原版引入，而学术研究中，只有用西方的理论体系讨论问题才能受到重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说明和预测能力却在下降，尤其是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和智库机构严重误判，危机之前不能预测危机，危机之后又看不到其严重性，更不要说提出应对之策了，更多的是跟在美国学者的后面亦步亦趋，随声附和，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理论支持时，却只能用西方理论得出对人家有利的结论，变成了站在人家的立场上，从人家的利益出发看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状况下，一旦涉及到我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就有可能把对霸权国家有利而对我们不利的制度和政策奉为发展的法宝，失去我国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定社会政策的话语权。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国学者应该对这种话语权竞争有清醒的意识。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不是依靠它的主流理论，而是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还原真正的历史进程，找到其发展的“秘史”。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
--------------------------------------------------------------------
[①] 话语（Discourse）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套思想体系，它由一定的制度支撑，涉及真理的生产和确证的程序。人的知识都要通过特定的话语表达。话语与权力相互加强，权力产生话语，而话语又在运行中加强这一权力。弱势的国家或集团一旦接受了强势国家或集团的话语，也就接受了其统治。
[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81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④] 奥地利学派也并非胜者，门格尔从本质演绎出普遍规律的方法与现代经济学格格不入。而历史学派消失也是因为其无所不包的研究方式不能满足治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两次大战惨败，德国失去了话语权，这也是历史学派影响力消失的重要因素。
[⑤] ［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倪延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⑥] ［美］ 萨谬尔森：《经济学》（下），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55页。
[⑦] ［美］ 萨谬尔森：《经济学》（下），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8页 。
[⑧]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⑨] ［瑞典］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陈羽纶，许约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9页。
[⑩] [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11]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12]［瑞典］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陈羽纶，许约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