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受制于那些支配着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其中首先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是资本积累过程固有的内在矛盾；其次则是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前一矛盾，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下简称“SSA学派”）则侧重于分析后一矛盾。关于第二种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之间的关系，SSA学派的戈登等人曾有过如下表白：“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上倾向于长期波动，而且这些波动是由确定的制度结构，即积累的社会结构所中介的。不能将这些制度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分离开来（因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外生因素）进行分析。”①

　　主要由上述矛盾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从历史上看，这一时间框架是长约半个世纪左右的长波。1912年，荷兰社会主义者凡盖尔登正式确认了这种长波的存在。他提出，从1850～1876年，1898～1911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经历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他将这两个时期称作资本积累的“春潮”。这一发现日后又为俄国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的独立研究再度证实，并因熊彼特的采纳在学术界广为传播。表1描画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得到公认的数次长波所跨越的时间及其基本特征。由于第五次长波是否存在还存有疑义，在该表中我们只保留了原表的前四次长波。

　　二战爆发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3～1974年危机的爆发，长波理论开始复兴，涌现出三种有代表性的长波理论。除了新熊彼特派外，还有曼德尔的理论、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后两个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可被视作一类理论。②

　　本文第一节将对三种长波理论做一概览。第二节则主要检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某些局限。第三节则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进行比较，并探讨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可能性。

一、三种有关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理论

　　德国学者门施的著作可以看作上个世纪70年代新熊彼特派理论的开山之作。③新熊彼特派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观点，把创新集群的出现当作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的自变量。在该学派看来，长波或长周期建立在一种不变的内生经济机制的基础上。与新熊彼特派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长波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它的形成或者取决于与积累相关联的各种制度（调节学派和SSA），或者取决于那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某种共同作用（曼德尔）。

　　在《晚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述中，曼德尔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长波论，其宗旨是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与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从方法论上重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若干基本范畴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提出这些范畴是部分独立、又部分相互依赖的自变量。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列举了6个这样的变量，分别是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④在马克思那里，这些变量既被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也就与这些规律一道属于最抽象的理论层次；其变化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总体所能允许的范围，也即是说，这些变量是内生地被决定的（即完全由其他经济变量所决定）。而一旦把这些范畴看作部分独立的变量，其变化就不完全以内生方式决定，还要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剩余价值率为例，曼德尔就指出，其变化不总是积累率的函数，还会受到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产业后备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规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形成，便取决于这些部分独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表现为利润率动态，后者就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热度表，其变化要由前述变量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图1描绘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的长期波动。

　　从方法论来看，曼德尔赋予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以半独立变量的意义，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有助于避免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机械决定性质，使经济领域变得开放，能够接纳来自于社会其他子系统（政治、技术、文化等）的影响。但是，同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相比，曼德尔的努力仍然不够充分。在他的分析中，只有两个层次，即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个抽象层次，以及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这个具体层次。通过提出半独立变量的概念，曼德尔得以将这些变量与历史偶然性相结合。但他没能再往前走一步，像调节学派和SSA学派那样，在一般理论和具体历史这两极之间，自觉地发展一种属于中间层次的分析。根据这种中间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各个变量的关系，是嵌入特定的制度体系之中、并为之所中介的。这样一来，尽管他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展开了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分析，并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不失其理论研究的深度，与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相比，却显得形象不够鲜明。用SSA学派的奠基者戈登的话来说：“曼德尔最接近于某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因为他充分注意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所有变革；但是，他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⑤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都深具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调节学派而言，两位主要代表阿格列塔和利佩茨都曾明确地宣称，其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戈登等人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后，SSA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由科兹、麦克唐纳等人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当中。⑥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外，在这两个学派中也能辨识到来自其他学说的影响。两个学派都有凯恩斯主义的因素。⑦此外，美国的老制度主义也被看做为SSA学派的思想来源之一。⑧在调节学派的阵营中，还出现了以布瓦耶为首的所谓“巴黎学派”（Parisan School），这个流派试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辟蹊径，与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互通声气。

　　尽管在某些概念和观点上存有差异，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具有明显的理论一致性。借用美国学者、SSA学派的成员科兹的观点，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两个学派都“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两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⑨第二，两个学派共同发展了一种 “中间层次的分析”，这种分析“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叙述相比，要更为一般和抽象，但与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理论相比，则更特殊而具体。”⑩ 

　　戈登在其早期著作中，通过借鉴日本学者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从方法论上清楚地阐明了发展一种中间层次分析的重要性。按照宇野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包括三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分析层次：原理论、阶段论和政策论。戈登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在至少三个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最抽象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在中间分析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分析依次更替的积累各阶段的内在关系，以便理解生产方式的力量和具体活动的有效性是如何被中介的。在最具体的水平上，我们必须研究在这些更为基本的规定所施加的界限内人的活动的历史总体性。”11

　　所谓阶段论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是由列宁开创的。但是，列宁并没有展开讨论他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运动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列宁之后，诸如瓦尔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必须将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以分析诸如经济周期和危机这样的问题。在分析1929～1933年的危机时，瓦尔加明确地谈到：“这些普遍的前提（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笔者注），对于说明各个具体的周期和危机，当然是不够的。每个周期和每次危机都有它的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历史性。”有必要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周期和危机的过程的特点”。12以上述方法为指导，瓦尔加分析了造成1929～1933年危机的原因。在他看来，垄断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消费不足成为这次危机的根源：“垄断组织维持着高度的价格水平，减少了没有加入组织的资本家、中间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收入，并相对地更加缩减了社会的购买力。从而垄断组织加深了资本在扩张中的无限需要同有限的社会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撇开一切特殊情况，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危机必定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更深刻更频繁；危机和萧条必定更持久”。13这些引证表明，对于中间层次分析的重要性的认识，严格讲来并不是从SSA或调节学派才开始的。但是，在这两个学派之前，相关分析并未在方法和理论上达到足够成熟的地步。在笔者看来，自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开始，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经济学。14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在分析上区分了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制度环境，强调资本积累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所支撑的。由各种制度形式构成的整体被定义为调节方式（调节学派），或者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两个学派主张，不应该以个别经济关系，而应该以调节方式或积累的社会结构来区分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为此，阿格列塔和戈登都曾对列宁的观点发起了尖锐的批评。

　　在划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阶段时，列宁所注重的仅仅是资本集中程度或资本之间关系的变化。为此，调节学派的首倡者阿格列塔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拒绝这种思想，即资本集中是20世纪历史中最主要的过程。理论上最关键的过程毋宁存在于资本一般的再生产条件的根本变化：为此本书第三章就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那里我们研究了工薪阶级的生存条件的转变。”15在此，阿格列塔强调，应该以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为核心，界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类似的，戈登也提出：“列宁，以及巴兰和斯威齐，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仅仅归结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单纯而线性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从‘竞争性’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变迁。”16

　　戈登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曾以积累的当事人、积累的动力、积累的系统条件、个别资本积累的条件为标准划分出四类SSA，一共囊括了13种具体的制度（参见表2）。在此后的著作里，SSA的分类变得趋于简单。在对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分析中，戈登等人考察了以下四项积累的社会结构，即美国的霸权、有限的资本—劳动协议、资本—公民协议，以及对资本之间竞争关系的抑制。17沃尔芬森日后又将金融体制增添为第五项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在SSA学派内部得到了一致认同。18在鲍尔斯等人所著的教科书《理解资本主义》当中，则将用以划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SSA区别为四种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19

　　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大致对应了调节学派的调节方式（mode of regulation），两者所指都是“资本积累借以被组织起来的特定的制度环境”20。布瓦耶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方式概括为5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即货币和信用关系、雇佣劳动关系、竞争的类型、加入国际体制的方式、国家干预的形式。21和SSA学派不同的是，调节学派为了强调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还提出了积累体制的概念（regime of accumulation）。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统一则被定义为发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22若与马克思的概念相比较，发展方式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延伸，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相对而言，由于调节学派使用的概念更为复杂，在诠释者中间也容易引发不同的理解。譬如，在科兹看来，阿格列塔使用的积累体制概念既包括积累过程，也包括积累的社会结构。23另一种理解则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大体上类似于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结合。24在笔者看来，这两种理解似乎都有偏颇。就前一种理解而言，虽然在积累体制的概念中的确体现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对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影响，但将两者在分析上予以区分是完全必要的，不应把积累过程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相混淆。就后者而言，其不当之处则在于，制度概念的外延被随意扩大，把积累本身也一并囊括了。

　　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做了各自不同的界分。在调节学派那里，这一界分是与外延型积累体制和内涵型积累体制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阿格列塔最先提出了这两个概念，首先将其作为“理想类型”来看待，但稍后又以其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根据。25在调节学派那里，19世纪以降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主要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外延型资本积累体制，主要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内涵型资本积累体制（即二战后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形成了内涵型积累，但却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促进大规模群众消费的调节方式，正是这种矛盾带来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利佩茨和布瓦耶甚至主张，在19世纪后半叶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中，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几乎没有增长，资本积累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类似观点在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里也依稀可见。26调节学派的上述观点先后引发了克拉克以及布伦纳和格里克的批评。批评者完全正确地指出，从历史上看，以生产率进步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前提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就已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在调节学派那里，所谓内涵型积累体制是以福特主义大规模消费制度的确立为前提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与生产率挂钩而增长，被认为是促进消费品部门的积累和技术变革，进而促进两大部类资本积累协调发展的关键。从理论上看，正如布伦纳等人所强调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植根于传统的消费不足论。27

　　与调节学派相比，SSA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更易为人接受。在2005年问世的《理解资本主义》第三版中，鲍尔斯等人把美国资本主义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见表3）。表中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是从冷战结束才开始的，大致对应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二、积累体制、制度形式与阶级斗争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两个学派对制度概念的注重，自然使人联想起两者与经济思想史上老制度主义传统的联系。美国学者利皮特曾从这个角度对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做了进一步探讨。依照他的看法，这一概念所指涉的制度具有广、狭两种，就其狭义而言，是指组织形态；就其广义而言，则是指习俗、习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行为预期等。作为后一意义的制度，是为特定的国度或文化所专有的。28类似的，英国学者杰素普为调节方式做了如下定义，即由规则、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以及行为模式组成的总体；这个总体维持并引导着特定的积累体制，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冲突性质的条件下，在经济行为者的分散决策间起着协调作用。29

　　但是，调节学派和SSA学派与老制度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两个学派的创立者并没有直接承认来自老制度主义的影响。30而且，迟至今天，针对这种联系的比较研究在文献中仍非常罕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制度主义者，都鲜见关注这个问题。为此，澳大利亚学者奥哈拉——作为制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于2004年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这是制度主义的传统阵地——笔者注）发表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一现象，并对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与制度主义乃至演化经济学的联系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后文还将涉及这个问题）。31

　　在戈登等人看来，一个稳定的SSA或调节方式的存在，是迅速而持续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构成SSA的各项制度，当其相互影响促进积累时，就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32相反，当构成SSA的各项制度在其相互作用中阻碍积累的时候，其整体性就趋于瓦解。那么，SSA或调节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呢？积累过程与SSA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戈登及其合为此提供了以下由9个命题组成的故事：33

　　第一， 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前提，是建立并巩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第二， 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带来投资繁荣和经济活动的加速；第三， 资本积累的顺利开展将把投资推进到在SSA的框架内所能达到的极限。要维持持续而快速的资本积累要么必须再生产出在繁荣开始时存在的那些条件，要么必须过渡到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的新组织。但最初的条件难以被再生产，所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轻易地实现；第四， 积累速度放慢，停滞阶段开始了。改变制度结构的尝试在停滞的条件下遭遇到反抗；第五，经济停滞促使现存的SSA进一步瓦解；第六， 在经济危机期间恢复快速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制度结构的构建；第七， 这一制度结构的内容是由经济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深刻地塑造的，但又不限于阶级斗争的影响；第八， 新的SSA必然不同于先前的SSA，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不同阶段；第九，资本主义的每一阶段都可能具备如下特征，即有一段长时期的扩张，然后是一段长时期的停滞。

　　上述模型的要害在于，SSA的变革是以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为契机的。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中，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危机。一种是作为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捩点的危机，也被称作结构性调整的危机（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另一种则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作为古典周期特定阶段的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调整机制的一部分，克服这种危机并不需要以SSA的变革为条件。作为长波转捩点的危机意味着积累过程与SSA之间的冲突，既有的SSA在这种冲突中开始解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渡过危机，恢复正常的资本积累，就需要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34在历史上，1873年的危机、1929～1933年的危机，以及1973～1974年危机等都可划归结构性调整危机的范畴。按照科兹日后的概括，这种危机既是由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带来的积累过程内部的危机，也是积累过程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危机，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带来的危机。35

　　结构性危机的出现和逐步深化是孕育阶级斗争和集体行动，进而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动因。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上述模型里，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内生的方式被塑造的。换言之，按照这种观点，危机将因其孕育了新的SSA而自动渡过。这一点引起了曼德尔的批评。在曼德尔看来，新的扩张性长波不应看作此前的危机和萧条长波的内在结果。不管萧条持续的时间有多长，程度有多严重，由此诱发的阶级斗争并不能决定新的扩张性积累长波必然出现。在曼德尔看来，戈登的观点甚至回到了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决定论。36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一点上，曼德尔和SSA学派有着一致性。但是，前者更为注重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而SSA学派则倾向于把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其成果视为由积累过程和SSA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SSA学派以及调节学派那里，阶级斗争的功能事实上取决于两个学派对于积累过程和SSA之间关系的界定。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在理论上假定，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可协调的；相关制度形式正是为了协调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在此意义上，积累过程就像一种最适者生存的选择机制，只有那些促进积累的制度，才会被选择。由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与不同的制度形式相联系的，在由危机触发的制度变迁中，必然形成各阶级之间的冲突。重要的一点是，在两个学派看来，阶级斗争的作用只是为了发现和确立那些能够促进积累的制度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者克拉克在其针对调节学派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阶级斗争事实上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作用，即在特定的矛盾结构中，为了协调矛盾必须担负起相应的功能。37

　　克拉克所指认的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关系暗含了一点：各种制度形式就其促进了积累过程而言，是在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关系中所能产生的“最优的”制度形式；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形式也符合在阶级斗争中达成妥协或休战的各方的利益。克拉克反对这一点，在他看来，积累体制的变化事实上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再生产为前提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阶级和集团总会利用一切可能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构成SSA或调节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不仅是缘于协调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而且是由阶级斗争的发展格局所决定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在此意义上，构成调节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可以看作特定的阶级力量平衡关系的制度化。克拉克甚至提出，不应使阶级斗争隶属于积累体制的结构性需要；相反，借助于相关的制度形式，“积累体制内部的生产和交换的数量关系应该隶属于围绕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而展开的那些斗争”。38

　　克拉克的批判事实上重新定义了构成SSA的那些制度的性质：它们不是某种经济必然性带来的结果，而是作为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的产物出现的，自身镌刻着路径依赖的特征。值得提到的是，在戈登本人的晚期作品中，也曾接近于类似观点。在出版于1996年的《富有而吝啬》一书中，他批判地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工会力量衰落、工资遭到挤压、收入分配变得严重不平等这种种现象的制度根源，提出这是资本出于自身利益和制度的惰性而走上的一条“低端道路”（the low road）。书中界分了两类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一类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属于实施新自由主义“大棒”政策的“冲突型经济”，另一类经济体（如德国、日本、若干北欧国家）则属于更加重视工作保障和工人参与管理的“合作型经济”。通过对这两类经济体的主要经济绩效（如生产率、失业率、工资率等等）的系统比较，可以发现前者远逊于后者。戈登就此提出，美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挥别成本高昂的“低端道路”，另择一条“高端道路”（the high road），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39在这些论述中，由于引入了冷战后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从而大大拓宽了SSA理论的解释范围。与此同时，戈登无形中也拓宽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含义（虽然这一点在方法论还有待明确）：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必然是促进积累的制度形式，在那些“冲突型”经济中，相应的制度形式首先是为维护特定的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只有在选择了“高端道路”的“合作型经济”中，相应的制度形式才有可能带来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预示了沃尔夫森和科兹日后对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所做的重新定义。后者明确地提出，一种SSA的形成并不必然是为了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根据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验，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率而牺牲积累，毕竟前者才是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和动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特点恰恰就在于，尽管增长率等指标不尽如人意，却有一个较高的利润率水平。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SSA首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阶级统治服务的。40

　　在思想史上，卡莱茨基和霍布斯鲍姆最先注意到阶级斗争与资本积累在长期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联系。41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如何解释这种联系时，最终形成了三种各不相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便是以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第二种观点则是强调阶级斗争相对自主性的曼德尔的观点。这个观点就其结论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曼德尔并没有充分地揭示这种相对独立性的来源。在他那里，这种独立性仅仅取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化的发展程度。42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唯意志论的色彩。第三种观点则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西尔弗为代表，她曾利用媒体的新闻报道，勾勒出一条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阶级斗争波动的曲线（图2），并提出了一个以产品生命周期为基础的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一波动。

　　在西尔弗的著作中，纺织业和汽车业这两个大型工业综合体的生命周期，被分别作为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待。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西尔弗提出，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并不只是由经济变量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反抗这样的社会变量也是形成生命周期的核心因素。在创新阶段，企业取得的超额利润可为劳资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提供有利条件。进入成熟阶段后，劳资之间的冲突迅速攀升。在该阶段的晚期，资本迫于工人的斗争性和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较以往更加依赖于“空间修复”（即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外围国家或地区）、“技术修复”（提高生产率）和“产品修复”（即在工人的谈判力较弱、竞争压力不太大的新部门或新产品线进行投资），以维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这样做的结果将削减核心区域劳动力的规模，弱化工人的谈判能力，同时也使工人的反抗趋于衰落。在采取“产品修复”战略的场合，旧的产品周期（纺织业）和新的产品周期（汽车业）将出现重叠，即当前者进入成熟阶段晚期时，后者进入创新阶段；前者进入标准化阶段时，后者进入自身的成熟阶段。工人反抗在前一情形下趋于式微，在后一情形下又有蔓延之势（见图3）。

　　在西尔弗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涨落是由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所决定的。用她的话来说：“全世界工人反抗的整体发展是嵌入在产品周期的兴起和衰落，以及相应的工人谈判权力的大小及其性质的转变之中的。”43在此意义上，阶级斗争不仅被内生化了，而且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西尔弗的这种观点与曼德尔恰好相反。但是，这两种初看起来有云泥之别的观点，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共同的缺陷。两者都倾向于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技术的生命周期（西尔弗），或阶级意识发展的程度（曼德尔），而是为各种制度形式所中介的；这些制度形式——借助于SSA学派或调节学派的观点——涵盖了国家与国家、政府与经济、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的关系等多种维度。在西尔弗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发展还遵循着如下路径——不管资本来到何处，都将在那里造就类似的工人阶级和类似的阶级冲突。在这里，上述制度形式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就完全消失了。一位批评者最近就特地指出，西尔弗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韩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却不能解释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工运的低迷。类似的，这个理论也很难解释90年代以后中国工运的发展。西尔弗在其著作中热切地期盼，随着全球汽车业资本大量转移到中国，中国的罢工也将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高涨。这个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的预言，完全忽略了特定的国家形式在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44

　　上述有关阶级斗争的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的确赋予阶级斗争以某种半内生性。另一方面，各种制度形式的中介作用又使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成为半独立变量，反过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

三、技术、经济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一书中，佩蕾丝提出了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并据以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45在这个解释中，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所固有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被否定了。但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子系统，毕竟是一切发展的“燃料”。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都必须接纳这一点，并恰当地解释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如何看待技术创新的？在我们看来，这是该学派自身长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在SSA学派最近十多年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1994年和2011年出版的两册颇具代表性的文集当中，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解释。在两本书后的索引中，有关技术变革的条目竟也寥寥无几。在SSA学派中间，大概只有戈登对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有过系统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上只限于他在1980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在以后的著作中，分析的重心转向了制度之于积累的作用，先前强调过的技术因素则基本消失殆尽。在1980年的论文里，戈登反对那种把技术创新看作资本积累外生因素的观点，主张创新具有完全的内生性，并将巴兰和斯威齐，甚至熊彼特、曼德尔都一概视为这类观点的代表。他这样写道：

　　“熊彼特、巴兰和斯威齐以及曼德尔都强调了使资本积累得以恢复的那些刺激源泉的外生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外生的技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我认为，这样强调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没有看到，当经济危机深化时，各种经济斗争日益加强的结构性导向的极端重要性。由于我们关于积累阶段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资本家、工人和其他集团为造就解决危机的条件而斗争的内生过程，我也倾向于强调各种特定‘创新’的内生决定因素，这些创新使积累率得以恢复。正如我不相信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对经济危机动态的分析也促使我怀疑技术创新的外生源泉。我认为，其他几位之所以强调外生的技术创新，部分地是因为技术决定论的缘故，后者最近受到了布雷弗曼和其他人的挑战。这样做的政治危险自然在于，在等待戈多带着他那划时代的思想来临之前，我们可能早已白白地浪费掉那些宝贵的政治机遇。”46

　　熊彼特终其一生未能在理论上将创新成功地内生化，这一点是他的遗憾，但他的确是主张创新具有内生性的。47戈登把熊彼特与巴兰、斯威齐俩人等量齐观，是完全不适当的；把曼德尔划归此列也不甚公平。在曼德尔的理论中，由结构性危机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但转折一经发生，经济扩张之所以还能长期延续下去，则要归功于企业在宏观形势改善后对创新的大规模投资。48因此，在曼德尔那里，尽管技术创新并不是直接造成扩张性长波的因素，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某种内生性。事实上，只有巴兰和斯威齐才真正符合戈登的批评。在他俩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中，科学和技术发明被明确地归于影响积累的外生因素。那种试图将技术创新完全内生化的观点，来自门施、范•杜因等新熊彼特主义者。而同属新熊彼特派的佩蕾丝，则和这种绝对内生的观点保持了距离。

　　在1980年的论文里，戈登强调了投资于基础设施对于长波形成的重要意义。这种投资因其规模和所持续的时间为长波奠定了基础。被戈登列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内容，大都属于历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具有成批出现的特点。例如，19世纪中叶对铁路的大规模投资；19～20世纪之交因殖民地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投资；二战以后对高速公路、航空运输、石化工业综合体、新型通信设备的投资等。这些投资集中出现于一个新的积累阶段或长波的开端，通过乘数和加速器效应产生了基础设施投资周期。49

　　戈登以基础设施投资解释长波，在理论上并无任何原创性。为了将这一观点与SSA理论相结合，他又提出，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植根于建立新SSA的需要。或言之，这些投资最终是由阶级斗争所主导的内生性制度变革带来的。在这里，戈登明显地把布雷弗曼用于解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技术变革的观点，运用在长波理论上。为了对抗技术决定论，布雷弗曼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其阶级属性在结构上主宰了技术变革的轨迹和方向；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技术变革，都只是加强劳动对资本的实质隶属的工具。戈登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把投资于基础设施看作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这样一来就忽略了存在以下反向过程的可能性，即制度变革是对那些以半自主方式出现的技术变革的适应和调整。

　　有趣的是，在时隔两年后出版的、给SSA学派带来了“确定形式”的著作《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里50，戈登看待技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把技术创新看作受内生因素影响的外生力量。我们读到：“尽管不可否认那些基本上是外生的事件在产生长期波动中的重要后果，我们还是注意到在这些外生力量中诸如人口趋势和技术创新会受到内生经济条件的重大影响”。51对于前后观点上的这种微妙变化，戈登自己并没有做出必要的交代。

　　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讨论了影响长波的内、外生因素。52此时，分析的重心决定性地移向了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被归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妨碍了积累。内在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矛盾最终将使长期繁荣走向终结；由此产生的危机，则将引发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和集体行动，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产生创造条件。书中写道：“在一次经济危机后恢复那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通常需要塑造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其特征基本上是在此前的经济危机期间，由资本家和工人的集体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53

　　在《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一书中，先前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观点被压缩到一个脚注里；与此同时，在提法上也显现出微妙的差异。我们读道：“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资本主义一个崭新阶段的开端，并且是作为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交通及通信体系的结果而出现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这种成批出现会在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开端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刺激。”54在这里，出现了新熊彼特派所强调的观点：即技术革命带动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引起制度的相应变革。但这种解读在书中还远未发展为明确的观点。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戈登观点的前后变化，很可能是受到了合的影响。美国学者赖希（M. Reich）是《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一书的合著者。在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文章里，他回顾了SSA学派的源起，其中特地谈到戈登早期论文里的所谓熊彼特因素。在赖希看来，戈登当时过于看重技术创新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在长波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赖希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另以制度因素解释长波。55戈登是否主动地接纳了合的观点，抑或只是被动地妥协，笔者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戈登观点的变化无疑影响了SSA理论此后发展的路径。该理论的后继者几乎全都接受了赖希的观点，专注于长波现象的制度解释；而技术创新在制度变革，乃至长波的形成所起的半自主作用，就这样令人遗憾地从SSA理论中淡出了。

　　和SSA学派相比，调节学派显得更为重视技术的作用。以布瓦耶为例，他与新熊彼特派就过从甚密，并曾受邀为多西、弗里曼等人主编的名著《技术变革与经济理论》撰写过两篇论文。在他看来，调节理论的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即在于，如何解释一种给定的技术体系与积累模式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他赞赏多西和佩蕾丝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主张调节理论应与新熊彼特派相结合。56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佩蕾丝一直试图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解释技术、经济和制度这三个系统的协同演化。她所关注的问题是，一场技术革命如何起到发展的动力作用，即如何才能最终带动整个制度和经济的变化，掀起一次“发展的巨潮”。

　　佩蕾丝在其理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多西首倡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按照她的定义，“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行做法的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57

　　一般而言，技术革命总是率先发生在个别部门，新技术此时还无力证明自己有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予以全盘改造。和技术革命相伴而生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不同，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这样一来，一次潜在的技术革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取决于技术—经济范式被普遍接纳的程度。在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佩蕾丝进一步定义了所谓“发展的巨潮”，它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产生出结构性变化，而且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58 

　　根据佩蕾丝的模型，在新范式的传播得以造就一次发展的巨潮之前，整个社会还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佩蕾丝将其称作“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在她看来，既有的制度具有惰性，过度适应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并倾向于拒斥新范式。因此，在新技术和旧的制度框架之间就存在一个不相匹配或结构性调整的阶段。佩蕾丝就此写道：“社会制度框架适应着每一种范式，进而影响着技术潜能得以展现的方向，以及这一潜能的成果被分配的方式。但是，这种深度适应对于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引进和扩散会逐渐地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已经建立了无数常规、习惯、准则和规章的社会，为了适应前一次革命的条件，会发现难以消化新的革命。因此，一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就发生了，在拆毁旧框架的同时，逐渐建起新的。”59

　　“创造性毁灭”这个概念来自熊彼特，它表达了企业之间在创新中发生的竞争关系。在佩蕾丝那里，所谓“制度的创造性毁灭”是在形形色色的决策者（“设计者、工程师和管理者”）之间展开的。这意味着，围绕着制度变革所发生的冲突，主要也是资本之间在竞争中的冲突。60这样一来，在解释技术变革的制度前提时，与劳资之间的阶级冲突相关联的方面就被忽略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调节学派那里，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革和生产率进步，是以劳资之间的协议为前提的。资方承诺工资以指数化方式与生产率联动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会的合作，使其放弃对于生产线中引入新技术的抵抗。

　　关于何为制度，以及它与技术和经济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佩蕾丝还有过如下论述：“制度领域是每一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一般思维地图所盘踞的地方。它也是标准、法律、规则、监督机构和负责社会治理的整个结构所组成的网络。作为社会的体现，制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另外两个领域。”61 

　　不难发现的一点是，在佩蕾丝那里，技术—经济范式本身也是一个制度概念，它被界定为经济决策者的思维地图、常识或思维定式。62在此意义上，它非常接近于新熊彼特派的常规概念（routine）。作为制度概念，技术—经济范式和常规事实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在斗争中妥协或休战的产物。佩蕾丝忽略了这一点，仅仅在竞争关系中理解技术—经济范式和制度框架之间的冲突，从而倾向于把这种冲突肤浅地看做一种新的思维地图或新的习惯同旧的思维地图或习惯之间的冲突。

　　佩蕾丝的模型可以由马克思主义来补充。按照调节学派的分析，与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相匹配的制度形式，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经过严峻的阶级冲突才最终建立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便创造性毁灭机制的确发挥了作用，也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平衡关系为前提的。曼德尔在回应新熊彼特派的观点时，曾对“创造性毁灭”的机制提出了如下异议。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自动地通过“创新性毁灭”来克服危机和萧条，并为扩张性长波的出现造就条件。相反，从历史上看，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内为这一长期扩张造就相应的条件（在曼德尔看来，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剩余价值率的重大增长和世界市场的重大扩张），意味着人类可能要为之付出战争和大规模杀戮的沉重代价。他写道：“不要忘记世界资本主义为克服20世纪20、30年代的停滞危机而采取的各种‘适应’，这些‘适应’包括法西斯、奥斯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巨大的毁灭，……这是人类为着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克服大萧条以及开始一个长期扩张的新阶段所付出的社会和人的代价。‘破坏性适应’是为‘创造性毁灭’所必须的，在此条件下，这个公式才是有效的。”63

　　自诞生之时起，长波理论就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日后演化为新熊彼特派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对长波性质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长波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长波，其形成原因应该从属于每个阶段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因素中求得解释。而在新熊彼特派看来，长波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内在机制为基础的长周期。这种固定不变的内在机制，就是因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周而复始地出现的技术革命及其在经济中的扩散过程。

　　笔者在以往的著作中曾经提出了如下观点，即可以把新熊彼特派所理解的长波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看待，并与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区分。64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旨在把握门施所说的基本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思想，即技术创新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技术创新的这种效应，在相关制度形式既定不变的条件下，是可以在新熊彼特派的框架内来分析的。但是，一旦引入制度变革，作为纯粹分析性概念的长波框架就失效了。在佩蕾丝那里，由于她在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中纳入了制度变革的因素，就脱离了传统新熊彼特派的框架，转而走向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作为一场技术革命传播过程的发展巨潮，最终也被她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用她的话说：“每次巨潮都代表着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主义制度更深入于人民的生活，在地球上也得到更大的扩张。”65 

　　不过，佩蕾丝本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长波的这两种含义的区别，往往还倾向于把那些在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主要由其他原因导致的现象强行纳入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的模型，从而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她对第五次技术革命的解释。按照佩蕾丝的模型，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2001年纳斯达克的崩溃相当于“转折点”的出现，此后则应是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展开期。换句话说，被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整个时期，在她那里是作为又一次黄金年代的预备期来看待的。不幸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证伪了这一观点。虽然第五次技术革命在短期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积累的作用（这在美国1995～2000年的“新经济”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但是，对于全面克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开启又一次长期扩张而言，其作用还显得十分有限。此外，金融资本在80年代以后的崛起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被理解为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形式，即被看作资本积累的“金融修复”（financial fix）。而在佩蕾丝的模型里，对于金融资本的发展只是从促进新技术的扩散这个狭隘的角度来理解的。 

四、结　语

　　本文着力探讨的几种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中所起的作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对于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新熊彼特派的佩蕾丝则专注于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革命在其传播中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这几种理论对于发展资本主义阶段的制度分析均有其贡献，但也难免于各自的局限。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从其性质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变革并不总是为着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着促进持续而快速的积累，它还服务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要将上述三个维度统一起来，即在保持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的前提下，实现足够高的创新速度和足够高的积累率，就像二战后出现的“黄金年代”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似乎还是例外。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崛起昭示我们，特定的制度形式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作用往往是相矛盾的。而且，如果特定的制度形式（如新自由主义）为了巩固阶级统治，通过恢复利润率而牺牲积累和增长，最终也将通过危机的爆发加剧该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现代资本主义从战后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嬗变，在许多不同的侧面彰显出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对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将制度变革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统一和协调起来，发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