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马戎

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所生活的年代是社会动荡的19世纪﹐他们在世时面对的现实社会问题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他们的主要分析对象是西欧的英﹑法﹑德这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对发达﹑社会结构性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国家﹐2 他们毕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探讨哲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经济活动的基础机制和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未来走向。我们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必须把他们的视野和观点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来理解。处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分野在阶级社会中是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会身份﹐阶级斗争作为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会矛盾﹐远比各国资产阶级提倡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更为重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世界上仍有部分地区社会发展缓慢并滞留在封建社会甚至传统部族社会﹐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渗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地区并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人类社会整体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区已经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密切关联﹐牵一发而动全局。3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经发展成为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

 “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即是在西欧工业化初期由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发明并倡导的﹐其起源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4 共产主义是一个刚刚诞生但很快就在各国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中产生极大共鸣的意识形态体系﹐并迅速成为拥有一定民众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主要是欧洲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发动起义努力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年代﹐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是这一革命大潮的代表性事件。因此﹐我们在思考19世纪各国“民族主义”运动时﹐无论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相对充分发展的西欧各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的东欧国家和俄国﹐还是完全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亚非各国﹐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这个大潮流里来进行分析。

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他们对每个具体个案是持支持还是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始至终都站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评价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他们的基本立场非常明确和坚定﹐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著述的关键。站在这个立场上思考问题﹐“阶级”的重要性在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必然远远超越“民族”﹐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必然超越各国的“民族利益”。也正是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工人运动的核心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前景展开的。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先后经历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等多次重组﹐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党先后在俄国﹑中国和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夺得政权﹐在约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一度形成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后又发生了多次理论争辩和政治分裂﹐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解体和意识形态转型。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和转型﹐明显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今天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已不存在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很少被人提起﹐亚非拉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实现独立建国。这些事件彻底改变了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已成为学术界和政治领袖们更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地球政治生态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时﹐难免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

20世纪在欧亚各地先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召开重大会议时唱《国际歌》。这些国家在思考和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时﹐虽然根据本国国情做出不同解读和决策﹐但仍旧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基础。5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党执政国家的解体﹐都是以“民族”为分界实施的﹐中国一些地区也存在民族分裂的威胁﹐这些现实问题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述﹐同时系统地反思各共产党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历史实践﹐努力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梳理出一个脉络﹐从而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在这一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放思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反对坚持“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学术讨论和实证分析逐步认识和理解国内外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

本文希望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述的解读对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议题上与民族问题相联系的观点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有些西方学者如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等曾经结合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有比较系统的评议与分析﹐他们提出的一些思路可能有助于我们解读在19世纪国际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本文试图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和后人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综合性的理论探索﹐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和世界上的民族问题能够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阶级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1﹑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主线

在分析19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斗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启发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发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去共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分析当时国际社会革命的基本逻辑﹕

（1）“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但是随着资本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现时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5﹐466﹐468﹐470﹐478）。因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而19世纪人类社会的核心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那么﹐在“阶级”和“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明确地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是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是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阶级失去任何民族性了。……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7﹐479）。作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对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必然超越“民族”的利益诉求﹐必须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针对一些人批评共产党人主张“废除祖国﹑废除民族”的指责﹐马恩坦承“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6 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现实中的工人起义和夺权斗争﹐只能在各国内部发起和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主导本民族（国家）的政治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切剥削制度﹐而在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之前﹐这个无产阶级主导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这里已经隐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命题。但是在1848年《宣言》发表的年代﹐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如何组织和开展武装起义﹖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这一新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只能是模糊不清的。7 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所确立的“民族”（国家）﹐8 尽管只是“暂时的”﹐它与“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对此的表述并不十分清楚。

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在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一书中把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进行比较（表~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阶级斗争是最核心﹑最本质的社会矛盾﹐因此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界限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该表的左侧部分﹐德国﹑英国﹑法国三国的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阵线﹐三国的无产阶级属于另一阵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黑粗的实线﹐国家之间是虚线。而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观念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认同边界﹐所以在该表的右侧﹐德国﹑英国﹑法国三国之间的界限是黑粗的实线﹐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虚线。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各国国民（无论贫富）最核心﹑最本质的认同单元和效忠对象。一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边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者基本立场针锋相对。康纳的说明可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民族”论述的一个脚注。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既存在各国内部的阶级区隔也存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区隔﹐表~1突出了两种“民族观”在群体认同基本取向上的差异。由于各民族内部都存在着所有制（生产数据占有）和财富分配方面利益不同的多个阶级﹐各民族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民族”利益（自然资源﹑市场﹑财富等）的冲突﹐那么﹐“阶级”立场和“民族”角色这两者之间在实际社会运行中是一种什么互动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还是两者相互影响﹖

表~1﹕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比较

来源﹕Connor﹐1985﹕1。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前者决定后者。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影响民族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首先﹐没有进入或没有充分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必然在政治上带有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倾向﹐所以难以理解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进步意义﹐在国际政治冲突中通常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这是在社会基本性质的宏观层面上的决定因素。其次﹐对于已经开始进入资产阶级社会阶段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内部同时存在着向前发展和向后倒退的两股政治势力﹐各政党的组织力量﹑成熟程度（包括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由哪个政治集团主导本民族在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所在民族的政治立场。这是在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的中观层面上的决定因素。第三﹐在各政党内部﹐领袖人物的知识结构﹑政治阅历和行为个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领导的政党﹐从而通过政党的活动影响民族在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政治取向﹐这是政治领袖个人在微观层面上对政治斗争的影响因素。9 处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各自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并在各国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各自作用的分析变得极为困难。

2﹑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工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尽管“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的交织作用很难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立场上﹐始终明确地把“阶级”因素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反映出当他们在思考“民族”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其经济结构（是否发展进入资本主义）和政治功能（反对还是支持国际工人运动）﹐对于“民族”认同中的文化因素和感情心理因素则很少考虑。

在当时西欧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1830年巴黎起义﹑1831和1834年里昂起义﹑1842~1847年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6月巴黎起义﹑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1871年3月巴黎公社起义等）﹐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各国资产阶级都在极力鼓吹和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团结﹐以便对内巩固其统治政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已经失去此前在资本主义共和体制取代封建割据王朝的历史阶段中所具有的任何进步意义﹐彻头彻尾地沦为各国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用以瓦解﹑破坏工人运动的思想侵蚀剂。所以﹐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批判资产阶级鼓吹的“民族主义”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理论斗争。

马克思指出﹐在欧洲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大格局下﹐任何“民族主义”的宣传都成为分化和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手段﹐因此任何“民族领袖”也必然是伪善和反动的政治人物。“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马克思﹐1871b﹕383）。“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09）。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基本性质上已经彻底沦为反动派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马克思﹐1871a﹕316）。“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恩格斯﹐1848a﹕177）。

在19世纪西欧各国无产阶级不断发动起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持续残酷镇压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总是打着“民族利益”（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荣耀）的旗帜﹐通过强调各民族内部享有的共同语言﹑宗教﹑族源﹑历史等当年构建“民族”的文化和血缘要素﹐在感情上极力煽动本族民众和工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人们把“民族矛盾”看得重于“阶级矛盾”﹐号召本民族所有成员（包括贵族﹑资本家﹑商人和普通劳动群众）团结起来﹐为了“具有共同祖先﹑共同文化﹑共同宗教传统的伟大民族的荣耀和利益”坚决地去与周边其它“民族”（包括贵族﹑资本家﹑商人和普通劳动群众）进行对抗甚至战争﹐这样的政治动员可以有效地通过挑动民族仇恨来分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联合。

马克思多次呼吁﹐面对各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斗争策略﹐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针锋相对地﹑坚决地揭穿资产阶级的“民族”神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统治工具﹐因此必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12）﹐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只有把分散在各国的工人阶级队伍组织和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对于各国资产阶级用以鼓吹“民族主义”的工具即本民族成员共享的那些文化和血缘要素﹐马克思必然要放在次要和从属的位置加以淡化。既然“民族利益”必须从属于“阶级斗争”﹐那么“文化”也只能从属于“政治”。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民族”的角色和命运将会如何﹖《共产党宣言》提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这段话中的“民族孤立性”在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被译为“民族隔绝”（第270页）﹐而在英文版中是“national differences”（民族差异）。10 康纳对这句话的解读就是马恩认为所有的民族差异将要消逝﹐共产党政权会使这一进程加快速度﹐同时他指出﹐正是在如何理解这一观点上﹐各共产党政权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将要必然面对一个争论不决的选择﹕是应当容忍民族文化多样性还是积极鼓励同化（Connor﹐1985﹕8）。

3﹑“nation”和“nationality”

我国学者在讨论“民族”定义时﹐有时论及汉文“民族”一词的英译即“nation”和“nationality”的区别。恩格斯在讨论路易‧波拿巴的外交政策时﹐特别分析了他提出的“民族原则”这个概念﹐在论述中也涉及“nation”和“n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这些论述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

路易-拿破仑，……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是Ｎ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恩格斯，1866:175~176）

起源于西欧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的“民族”理念和“民族主义”运动﹐其主要精神就是以“民族”为单元建立“民族国家”﹐11 以此取代传统世袭封建贵族王权国家﹐提出“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独立国家”（one nation﹐one state）。从恩格斯上面这段论述来看﹐他把欧洲的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nation﹐虽然中译版中没有注出英文）﹐另一类是位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nationalities”﹐恩格斯虽然也称它们是“民族”﹐但是以“nationality”这个名词与“nation”相区分﹐而且称它们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残余”﹐“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残余叫做民族”。“people”是历史上的群体称谓﹐到了近代﹐“people”演变为在国家框架中居于两个层面的“民族”群体即“nation”和“nationality”。从这里我们看到苏联经典著作编译局把斯大林民族理论译成英文时﹐使用“nationality”来指称俄国内部各“民族”﹐是有一定根据和出处的。恩格斯明确指出﹐被称为“nationality”的“民族”不必“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且“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些英语词汇时﹐必需考虑目前国际通用的理解。“nationality”现在一般被解读为“国籍”﹐12 所以继续使用“nationality”来称呼我国国内各少数族群是不适宜的。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有一条是“共同语言”﹐恩格斯这段话讲到“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这里可以看到二者的共性﹐也说明在现代国家出现多种语言的状况是十分自然的。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这种语言格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相互交往中有助于与邻国的交往﹐“会带来不小的好处”。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以及美国20世纪后半叶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Gordon﹐1964﹕132~133）﹐在基础思路上与恩格斯都有相通之处。

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则”进行了批判。路易‧波拿巴究竟错在哪里了呢﹖

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146]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恩格斯，1866:176~177）。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荒谬就在于他完全无视各民族之间在“生命力”方面的比较﹐把一些“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民族与“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民族放在同等的地位。在这段话中﹐恩格斯一如既往明确地把民族分为“有生命力的”和“缺乏生命力的”两组﹐后者不应当享有与前者同样的“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认为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和同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的“民族原则”﹐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服务于反动的沙皇专制统治的。在这里﹐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民族平等”的原则。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竞争失败并沦为“反动民族”的群体﹐应当“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恩格斯﹐1849b﹕342）。到了1913年﹐列宁在讨论俄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才明确提出“民族平等”的提法﹐13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转折。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立场和观点与后来斯大林奠定的苏联民族理论之间具有原则性的差别。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斥之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宣传以及对弱势民族文明传统和生存权利的漠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在讨论民族问题时绝对不应当回避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而且应当认真地思考他所坚持的这些观点背后的道理。

在19世纪欧洲大革命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点是社会制度形态的历史发展大潮流﹐以及各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如何“站队”的政治立场﹐因为正是这些民族在欧洲革命战争中的“站队”将决定欧洲革命能否成功的历史命运。相比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包括语言﹑宗教﹑观念﹑习俗等）和民族之间的平等权利就不那么重视﹐而且认为“先进民族”对“没有生命力民族”的同化是历史的进步。尽管今天人类学家们对世界各地少数群体“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地欣赏和痴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这些传统文化必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把一些群体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看作是“保守”和“反动”的表现。

4﹑康纳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的分析

康纳把“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 Marxism）的民族理论归纳出七条基本内容﹕（1）民族（nation）及其意识形态（nationalism）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2）因此民族主义（也许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3）民族主义可能是进步的力量或者是反革命的力量﹐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进行判断的）分水岭就在于（该国）是否存在着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4）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地区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用它来转移无产阶级的视线﹐防止无产阶级去认识并实现自己的阶级意识和利益﹔（5）但是这一策略不会奏效﹐因为忠诚度（royalties）是由经济现实而不是族群~民族情感（ethnonational sentiments）决定的﹔（6）共产主义者可以支持任何运动﹐包括民族主义或其它运动﹐只要这一运动代表着最进步的选择﹔（7）但是共产主义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奋斗目标）超越在民族主义之上﹐这一“免疫性”（immunity）是共产主义者所惟有的特征（Connor﹐1985﹕10~11）。

他随后又补充了两点﹕（8）通过对“自决权利”这一抽象原则表示公开赞同﹐从而与民族激情（national aspirations）进行外表上的结盟（ostensible alignment）﹐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是在非抽象层面﹐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运动是否给予支持﹐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来做出决定﹔（9）在决定是否（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时﹐最终要进行考虑的并不是这个具体运动的相对进步性﹐而是这一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整体的更加深远的需求之间的关系（Connor﹐1985﹕14）。

从康纳归纳的以上九点来看﹐有几个地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民族主义（也许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观点把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前积累的文化基础以及民族主义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领导集团和民众的影响力估计过低。“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地区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句话也讲得绝对了﹐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就不能说成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可以质疑康纳的归纳是否准确﹐但是马恩似乎确实把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和国家场景中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化并居于绝对从属地位﹐对民族主义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影响估计不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始终没有对“民族”这个重要概念给出一个准确定义和进行系统分析﹐马恩许多关于“民族”的论述都是结合当时的不同具体场景写下的。

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经济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注﹐把“民族”主要看作是一个“经济单元”﹐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看作是为经济纽带（economic ties）﹐从而忽视了心理的﹑文化的和历史因素的重要性﹐低估了可由族群认同激发出来的巨大动力（Conner﹐1985﹕8）。这也是后来马克斯‧韦伯强调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人类社会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因。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过高地估计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同时也把民众追求“各民族联合”（政治合并）带来的经济增长积极后果的热情估计过高﹐而对各国民众（包括工人阶级）的“民族热情”严重估计不足。“正是这种过低的估计﹐使得他们夸大了人们为使自己被同化进规模更大﹑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单元而放弃自己（原有）群体身份的愿望。甚至在出现分裂的情形下﹐他们相信当热情冷却下来以后﹐自身的经济利益将很快推动分裂主义者去寻求某种形式 — 可能是联邦 — 的政治统一。甚至当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整个民族而不是阶级的时候﹐经济动力和世界（工人）运动仍然是首要的力量和最重要的目标”（Connor﹐1985﹕19）。

康纳认为在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对民族主义给予更多重视﹐“来自于具体事件的冲击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给予新的关注﹐但这些关注主要采取的是策略考虑的形式（the form of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民族自决’的口号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工具。……马克思使共产国际接收了所有民族群体具有自决权的原则。但是在1866年﹐……在马克思的催促下﹐恩格斯公开放弃了这一原则的普遍性﹐把民族身份（status of nation）只限定在很少的被选定的群体”（Conner﹐1985﹕11~12）﹐这指的是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一些“没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没有独立建国权利的观点。14 在谈论某些民族时﹐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使用一些“刻板的表述”（stereotypical approach）如“懒惰的墨西哥人”﹑“顽固的斯拉夫人”﹑“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人”等提法﹐这些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完全不相符（Conner﹐1985﹕15）。

以上这些讨论一方面说明了马恩在民族观点上的演变过程﹐他们的理论和政治立场根据社会实践的演变在不断做出新的调整﹔另一方面说明他们都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在讨论具体的欧洲政治斗争时难免会对一些分析对象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词。

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三个支系（three identifiable strains）﹕第一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把阶级意识视为最首要的﹐把阶级斗争视为不可或缺的﹐因而工人运动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irreconcilable）﹔第二个是战略性的马克思主义（strategic Marxism）﹐在理论层面对民族自决权给予正式的支持﹐但是在现实中对具体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具有很强的选择性﹔15 第三个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national Marxism）﹐强调民族特征的生命力可超越时代﹐并把民族的角色看作历史动力中最重要的工具（Conner﹐1985﹕20）。康纳看到了马恩关于民族的论述具有不同的侧面﹐也注意到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理论问题还是具体事件的表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阐述基础理论时淡化“民族”的重要性﹐具体谈到欧洲革命形势时又以“民族”划分阵营。

需要指出的是﹐康纳提出的“三支系说”在马恩具体著述中存在相互重合的部分。例如支持某个民族主义运动可看作是战略选择（第二支系）﹐但是提出的论证依据是该民族的先进作用﹐这即是第三个支系的内容﹔而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先进”﹐又必然要分析该民族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这又牵涉到第一支系。因此﹐在“三支系”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彼此对立﹐也许各自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不同层面或不同的分析维度。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兼听则明﹐作为一种理论归纳﹐康纳的分析思路在学术研究层面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观察视角﹐对我们系统﹑全面理解马恩的民族著述可以有所启发。

二、19 世纪欧洲革命大潮中的各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什么是“民族”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但是他们从社会所有制演进和阶级社会基本形态发展的角度﹐站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对各国“民族”的政治角色和社会作用做出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而且也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人运动发展战略的指导者。

当时欧洲各国有许多带有革命倾向并直接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如“正义者同盟”（1847年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德国工人协会”﹑“民主主义者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等。16 马克思任主笔的《新莱茵报》“自称为‘民主派的机关报’”﹐他们许多关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评论文章就发表在《新莱茵报》﹐1850年他们又出版了《新莱茵评论》。正是通过这些进步刊物和他们与革命组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间接地指导了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工人运动。

1﹑“先进民族~革命民族”和“落后民族~反革命民族”

1848~1850年期间﹐欧洲各地爆发了社会革命﹑民众起义和战争﹐各国政府﹑各民族和各政治团体在革命形势下纷纷表示自己的立场并投入到斗争之中。在这个时期的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是否顺应历史演变轨迹”在政治上把当时世界上各“民族”（包括部族﹑部落等群体）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生命力﹑有创造力的﹑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流的“先进民族”﹔另一类是封闭保守﹑没有生命力﹑苟延残喘﹑开历史倒车的“落后民族”。这两大类民族在人类社会演进史上分别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对这些民族的历史角色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那些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发挥反革命作用的“反动民族”时﹐也写下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强烈抨击。

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讨论中把一些“民族”整体地视作启蒙和进步的力量﹐而“这一角色在以前的论述中是仅仅保留给无产阶级的”﹐同时另一些“民族”整体则替代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扮演着代表黑暗和反动的角色（Conner﹐1985﹕15）﹐这种对“民族”政治角色的强调（“革命民族”与“反动民族”）与《共产党宣言》对“阶级”政治角色的强调之间出现很大的反差。

康纳的这一比较在抽象层面是有道理的﹐但是用抽象概念构成的基本原理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检验。当时欧洲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尚未超越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成为决定性因素﹐主要政治斗争的参与单元仍是各个具体的“民族”﹐正是这些行动单元（“民族”）在当时欧洲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各自扮演“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的角色。19世纪欧洲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各国﹑各民族之间展开的﹐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弱小在野的无产阶级尚不能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在这种现实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形势的分析和论述只能以“民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作为分析的主线。正如康纳所说﹐在实际社会运动中﹐“是一些民族 — 而不是阶级 — 在进行阶级战争”（it is nations--not classes--that fight the class war）（Conner﹐1985﹕15）。

“革命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领导者必然带有一定的无产阶级性质或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欧洲大革命浪潮中﹐他们站在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阵营里推动革命形势的前进。而“反动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则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领主的阵营里“开历史的倒车”﹐沦为封建统治集团和资本家集团的帮凶。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和反动性就是这样与其领导集团的阶级性联系在一起﹐并被其领导集团的阶级性所决定。

19世纪也是西欧资产阶级国家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和进行侵略的时代。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居于先进地位的西方国家在东欧和其它大陆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侵略活动视作是“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冲击﹐虽然采取的行为方式和造成的社会后果很“残酷”和很“不道德”﹐但是这些侵略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程﹐扮演了“历史工具”的角色。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当传统保守的“落后民族”抵御“先进民族”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时﹐“先进民族”在进行侵略和殖民过程中充分暴露了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的强盗本性﹐“落后民族”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反而有可能在道德上占据上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这些落后民族的悲惨境遇确实令人同情﹐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进程来看﹐这是“人类必需付出的代价”。以社会进步的大方向为准绳﹐从理性而非感情的角度来判定不同民族的“进步”和“反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欧洲及世界各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时始终坚持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带有很强的当时在科学和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进化论色彩﹐并且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是本质主义的。这一点在以下马恩关于具体民族的论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2﹑“革命民族”与“反革命民族”之间的战争

在19世纪中叶和后期﹐欧洲整体上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革命的年代。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对19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形势和各民族的政治角色有一个整体的判断与分析﹕

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问题不在于欧洲各族人民在一个共和国的旗帜下结成同盟，而在于革命的各族人民结成反对反革命民族的同盟，这种同盟不是在纸上，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

我们已经论证过，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

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

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而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联合起来反对革命。……

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恩格斯，1849:323,327,328,337）。

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首先﹐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普遍爆发革命的动荡年代﹐在各自领导集团（统治阶级）的主导和国际形势的逼迫下﹐各民族以“民族”为单元分别站在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里﹐一个是革命阵营﹐另一个是反革命阵营﹐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反映在政治态度和战场上﹔第二﹐反对革命的群体是“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第三﹐对于欧洲各民族中哪个属于革命的民族﹐哪个属于反革命的民族﹐他也给予了具体的评价和表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主要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来评价各群体的“生命力”和获得独立的“资格”﹐并从当时欧洲革命中从属哪一个阵营来判断各民族的政治立场和性质﹐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康纳所说的“战略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关于各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分析。

3﹑如何判定“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

在“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形成两个阵营分野的原因﹕

 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恩格斯，1849a:196~197 ）。

除了在当时全面铺开的欧洲革命斗争中如何“站队”之外﹐恩格斯在评价一个民族是否是“进步的代表者”时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保持着生命力”﹐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科技经济方面的创新能力﹐第二个是“具有同化异族的能力”﹐第三个是“积极地影响历史”。当然﹐这三者之间相互密切关联。在文化创新﹑科技探索和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强大主动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在与周边其它群体交往中﹐由于居于领先地位而积极影响和引领着周边群体的发展﹐成为“进步的代表者”﹐其自身的发展和它在该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自然会积极地影响整个地域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认为马扎尔人具有生命力和很强的同化异族的能力﹐甚至同化了进入匈牙利的德国人﹕“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地道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恩格斯﹐1849a﹕200）。与之相比较﹐那些在这一进步过程中抗拒“同化”﹑努力“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的群体﹐则被恩格斯认为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反动的民族”。

这些观点以当代“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来看﹐是很难接受的。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中﹐实际上认定了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进步”和“反动”的性质差异﹐尽管“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94）。“不必要的民族特性”实际上可能就是指那些阻碍了该民族“进步”的因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必要的民族特性”﹖什么是“不必要的民族特性”﹖还是所有的民族特性统统都是“不必要的”﹖又应当由谁来进行评价﹖

毫无疑问﹐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基因宝库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能说一种文明“优于”另一种文明﹐或者说某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必要的”﹐另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不必要的”﹐因为各个文明处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处在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上﹐17 具有不可比性。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的复杂程度﹑对文化发展的创新速度﹑不同文化相遇时彼此竞争的优劣态势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复杂文明与简单文明（有的甚至没有书写文字）之间的区别﹐存在积极创新的文明与保守停滞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相互竞争中﹐有的文明处于强势并对周边群体进行同化﹐另一些文明处于弱势并被强者同化﹐这样的群体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竞争中的“马太效应”现象﹐同样存在于不同语言﹑不同文明的相互竞争之中﹐这恰恰折射出各自的“生命力”水平。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确实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但是在战场上﹐不同文化传统所发明的武器之间的优劣态势是一目了然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不同群体和各自文化可以自然地衍生﹐但是到了近代各群体彼此相遇并激烈竞争的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客观的竞争规则并决定着各自的命运。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早期﹐它在与其它文明的交往和竞争中的表现其实是相当野蛮的﹐这说明在人类社会真正领悟文化的内涵和学会以文明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之前﹐各个文明之间的竞争规则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4﹑“反革命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些群体之所以在欧洲革命大潮中扮演着“反革命民族”的政治角色（不是文化角色）﹐那是因为这些群体是在历史进程中被“进步民族”（历史发展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的对象﹐这些痛苦的记忆很难忘怀。也正是这些群体在国际博弈格局中争取“自由”的努力﹐在客观上使它们站到了反对历史潮流的一边。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恩格斯，1849a:202）。

这种格局自然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也普遍存在于东亚﹑非洲和其它大陆﹐不过群体之间的互动大多发生在局部地区﹐主要采取双边冲突的形式。而19世纪欧洲的社会革命席卷了全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一场革命风暴已经使欧洲各民族都直接卷入一场两个阵营分化对立的斗争中﹐这使得各自的“生命力”和作为“历史进步或反动的代表者”的政治角色变得格外鲜明并直接落入只有两种颜色的政治谱系之中。

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恩格斯，1849a:204，207）。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再次宣称﹕“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 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恩格斯﹐1852﹕86~87）。

至于1848年南斯拉夫人之所以发动独立斗争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这还是一个需要论证的结论。吊诡的是﹐也许恰恰是由于处在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这些少数民族才有可能从“进步的（德国和匈牙利）民族”那里接触并吸收了现代“民族”理念﹐并产生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反对统治民族时﹐他们的同盟者却是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而且他们当中至少有部分人（上层贵族）的政治目标是恢复被征服以前的封建体制（“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建立“公民的民族国家”来取代世袭封建统治﹐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又可以成为某些封建复辟者的动员工具。

恩格斯为什么把这些弱小的民族称之为“垂死的民族”并对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力量的政治坐标是站在封建割据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统治﹐这些观点充分展示出“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恩明确地指出这种民族独立运动不仅无益于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在著述中对这些发挥了“反革命”作用的“反动民族”不断地表达出他们的鄙视﹑愤恨和诅咒﹐甚至期盼着这些“反动民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今天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两位伟大思想家针对某些民族的激烈言辞感到很难理解﹐但是这些白纸黑字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同意与否﹐这就是19世纪的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  

三、被压迫欧洲国家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许多著述﹐都是结合着他们对当时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的具体分析和评议所写下和发表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如《新莱茵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有的是他们为国际工人组织起草的文件﹐有的包含在彼此的通信中。下面我们把他们的著述根据不同对象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被压迫欧洲国家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二组是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三组是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通过马恩对不同类型民族问题的具体个案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观点背后的分析逻辑。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组的情况。在19世纪的欧洲﹐有些地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已有所发展﹐但这些地区因遭列强瓜分已失去传统独立国家地位。对于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深切同情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1﹑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进步性质

在东欧的诸多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中叶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特殊的关心与支持。与西欧各国相比较﹐为了使波兰尽快进入工业文明﹐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前提。“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恩格斯﹐1848b﹕390）。“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503）。他们之所以认定这一运动的进步性质﹐就是因为这一运动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当地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复旧波兰，也不想保持外国政府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古代波兰制度；这次革命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保守的。不，克拉柯夫革命敌视波兰本身，敌视这个以奴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陈旧的、野蛮的、封建的、贵族的波兰，更甚于敌视波兰的外国压迫者。克拉柯夫革命绝不是要恢复这陈旧的波兰，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并且在它的废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阶级，依靠广大人民，建立新的、现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为19世纪的波兰，要波兰真正成为捍卫文明的先进战士。……由于克拉柯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问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b:539~540）。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b:537）。

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恩格斯，1849: 337）。

与此同时﹐“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恩格斯﹐1848b﹕390~391）。“当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俄国的时候﹐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双手是被束缚着的。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于摆脱俄国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的羁绊。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同盟者﹕波兰人民”（恩格斯﹐1874﹕576~577）。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来考虑﹐可以说“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恩格斯﹐1892﹕330）。

概括地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全力支持波兰独立运动﹐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这一运动坚决主张土地革命﹐其革命对象是陈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性质已经超越其它单纯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民族独立运动﹐展现出社会进步（即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的民主主义的一面﹐蕴含着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18 这是通过民族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角度来判定这一运动的性质属于“进步”还是“反动”。第二就是波兰的独立将使东方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受到严重打击﹐这将极大地削弱沙皇俄国对德国的政治影响﹐有利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促进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这是从世界和欧洲工人运动整体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评价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

2﹑对波兰民族“生命力”的再评价

如果不是从当时革命运动中波兰民族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另外一些论述中﹐恩格斯对波兰的“生命力”和“同化能力”的评价却并不高。他在1851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 — 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恩格斯﹐1851﹕285）。在接受“工业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方面﹐恩格斯认为波兰人甚至还不如俄国人。沙皇俄国的政治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在吸收西欧资产阶级文明时﹐却表现出比波兰人更多的活力﹐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相遇时表现出具有更强的同化异族的能力。在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恩格斯在1866年做出的这一结论与前面介绍的他本人在1848年﹑1874年和1892年坚持的支持波兰独立﹑抨击反动堡垒俄国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一点多少令人有些费解。

在民族的“进步性”和民族的“生命力”之间看来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在国际革命运动中表现出“进步性”的民族﹐并不一定是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的民族﹔反之﹐在国际斗争中站在“反动阵营”一边的民族﹐也未必是缺乏“生命力”的民族。以上沙皇俄国和波兰之间的比较就是一个例子。又例如在鸦片战争后的东亚﹐我们很难评价说清朝政府比日本领导集团更“反动”﹐但是日本社会在吸收欧洲文明和资本主义因素方面却远胜清朝﹐而且日本在历史上曾多次展示出积极向其它先进邻国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能力﹐这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力”。政治上反动与否﹐与民族的“生命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生命力”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而“进步性”也许仅仅体现在某个历史时刻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角色。也许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恩格斯对波兰民族的两种十分不同的评价。

3﹑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进步性质

也正是在讨论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察觉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离间与分化“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方面的严重危害性。

马克思指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马克思﹐1870﹕655~656）。

正是英国和爱尔兰资产阶级各自鼓吹的民族主义分裂了两国无产阶级﹐使他们依照民族划分阵营并彼此仇恨。马克思同时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我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马克思﹐1869﹕398）。19 在这一具体场景下﹐“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统治工具的反动性和社会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而体现在英国工人队伍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正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灌输的“民族主义”观念﹐使英国工人放弃了“阶级”的立场﹐站在“民族”的角度来反对爱尔兰的工人群众。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且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 ……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马克思，1870:656~657）。

对于统治其它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的工人运动来说﹐在被统治欧洲国家（如爱尔兰）由本国工人阶级发动的民族独立运动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它将削弱统治国家资产阶级政权的财政实力﹐剥夺这些政权用以分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武器。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在经济上被腐蚀了﹐同时被本国资产阶级宣扬的“民族荣耀”（统治别国的“上等民族”）在思想和精神上被民族主义毒害了﹐这使他们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现使马克思极度失望﹐所以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爱尔兰工人阶级。“釜底抽薪”﹐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寄希望于被统治欧洲国家工人阶级发动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正面评价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自身即带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就是有利于打击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有利于唤醒英国工人﹑德国工人的阶级觉悟﹐在整体上推动欧洲的工人运动。而那些发动和领导以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也是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与赞扬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人物。

 四、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是国际物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再来分析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形态随着分工的发展呈现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第一种社会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25~27）。“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6﹑468）。“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马克思﹐1858b﹕348）。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9）。

正是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潮流的大方向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立场﹐他们在遇到具体个案时﹐必然超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利益得失﹐而从各群体在这一社会形态演进的大进程中的“进步”和“反动”作用来分析和评判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独立运动。

如果一些欧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导力量不是本国的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和经济结构﹐其政治目的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样的社会进步运动无关﹐是“开历史倒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明确地持批评和反对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打着“民族自由”﹑“民族解放”﹑“反抗压迫”的旗帜﹐但其努力的方向和实际社会效果却具有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复辟封建专制﹑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性质。

1﹑欧洲东部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批评的是欧洲的“泛斯拉夫主义”。当时“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在1848年发表了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对斯拉夫人的号召”﹐提出“只要欧洲还有一个民族受着压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废除各种暴君会议基于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强行划定的各种人为的界线﹗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线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它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参见恩格斯﹐1849b﹕323~324）。

今天中国读者在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时﹐恐怕很少有人自认为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予以驳斥。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给予了激烈的反驳。

就在这个纲领发表的一年后﹐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针对这一纲领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并详细地反驳巴枯宁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各种论据。他在援引了上面这段话后写道﹕“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恩格斯﹐1849b﹕324）。

恩格斯强调了三点﹐其一是需要认清民族解放的实际障碍是什么﹐而不是空谈“平等”﹑“民主”等好听的口号﹔其二是强调各民族依然处在差别极大的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三是必须认识到﹐处在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族人民有着不同的政治要求。

针对巴枯宁提倡的“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恩格斯举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边界改变的例子﹕“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沙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它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恩格斯﹐1849b﹕326）。

通过这个例子﹐恩格斯表明如果处在较高文明发展阶段的民族（“精力充沛的美国佬”）的占领将使加州的自然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那么美国吞并加州就不是坏事﹐因为这使得“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尽管加州西班牙人失去了独立﹐“正义”和其它道德原则受到破坏。美国和墨西哥处在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一个生机勃勃处于强势﹐一个相对保守停滞居于弱势﹔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也有不同的政治要求﹐一个要向外扩展领土﹐一个反对外国入侵和瓜分。恩格斯不仅在理性上认同美国的吞并行为﹐因为他认定美国会使加州和太平洋西岸迅速繁荣起来﹐他在感情上也没有对弱者表示同情﹐称他们是“懒惰的墨西哥人”。所以﹐凡是有利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各地推动工业化和商品生产的行为﹐哪怕有损于抽象的“道义”和“公正”﹐这样的行为就能够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因为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恩格斯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态进步的高度重视﹐和他对一些像巴枯宁那样的人脱离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而以抽象的“道德价值”来空谈“民族权利”的批判。

恩格斯接着谈到欧洲大陆的各斯拉夫民族﹐“除了波兰人之外﹐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从11世纪开始﹐他们就连政治独立的最后一点影子也丧失了﹐他们分别受到德国人﹑威尼斯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现在竟有人想把这些破烂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恩格斯﹐1849b﹕327~328）。在这里﹐恩格斯把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与民族历史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从而把这些群体定性为“反革命的民族”和不可能获得独立的民族﹐并以此作为批判“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的理由。

欧洲斯拉夫人后来的发展历史也确实十分曲折坎坷﹐保加利亚人在1885年最终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塞尔维亚人1878年独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及其它南斯拉夫人在1918年获得独立。但是﹐二战后组建的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半个世纪后又解体分裂为近十个小国家﹐所以巴枯宁倡导的“泛斯拉夫国家”即使在随后的内外条件作用下得以形成﹐恐怕也确如恩格斯所说﹐很难成为“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

2﹑“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运动的后方始终笼罩着沙皇俄国的阴影。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继续写道﹕“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恩格斯﹐1849b﹕336）。“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恩格斯﹐1849a﹕201）。

因此﹐如果多民族帝国内部少数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另一个反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背景﹐例如受到沙俄支持的奥匈帝国内部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恩格斯就会基于工业化和社会性质的“进步”和“落后”予以更加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恩格斯﹐1852﹕56）。而这些斯拉夫民族的领袖们﹐因为站到了反革命阵营一边﹐也受到恩格斯的强烈批判﹕“那些还继续胡说什么民族平等﹑民主的奥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变成了像许多报纸的无耻文人一样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变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样的恶棍”（恩格斯﹐1849a﹕203）。“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口号﹐并不一定真正代表进步﹐也许只是掩盖真实政治目的的遮羞布。

恩格斯认为﹐自1789年以来﹐“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恩格斯﹐1853﹕18）。而东欧的“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惟一的解放者﹐……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他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它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恩格斯﹐1882﹕271~272）。

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在经济上遭受剥削﹐在文化上被强制同化。那么它们是否有权利追求民族独立呢﹖即使他们在经济和生产关系上相对落后于对他们实行统治的民族﹐它们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应当算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否只因为它们希望在独立斗争中获得强大的“斯拉夫同胞”（俄国）的支持﹐它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完全改变了性质呢﹖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回顾欧洲的这一段历史时﹐我们仍然可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认为，民族特性，即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高于革命的。……他们竟要求我们和欧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们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恩格斯，1849b:341~342 ）。

通过对语言与方言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各斯拉夫民族之间不存在“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坚决反对把“民族利益”置于“革命斗争”之上。正如康纳“三支系说”的分析﹐恩格斯以上这段话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例证﹐这里把俄国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民族的整体作为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民族的仇敌。“恨俄国人”成为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了。

从恩格斯的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马克思所持的基本立场﹕凡是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国际工人运动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的立场必然站在封建专制制度﹑反革命阵营一边。恩格斯明确地认定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者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反革命民族”和“垂死的民族”的论述﹐所针对的就是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

五、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削弱帝国主义政权

19世纪后期﹐非洲﹑亚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大陆已经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勉强维持政治独立的只剩下中国﹑日本﹑泰国和伊朗（波斯）等极个别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贸易逐步渗透到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资产阶级……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0）。同时﹐亚非拉各国由于已经被迫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对欧洲国家的财政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国家在海外作战和殖民地统治的失败很可能导致本国政府的政治危机甚至垮台﹐这样一种紧密的因果关系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亚非拉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形势和民族主义运动。

站在欧洲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立场上来看待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分析这些运动会给欧洲革命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亚非拉各国和殖民地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材料与人力来源﹑商品市场和各国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些国家出现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占领和剥削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和军力造成巨大冲击。这些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未必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同盟军﹐但是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及军队。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应当给予支持。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非拉国家的论述﹐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或五个方面﹕（1）认定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方面停滞在保守的模式﹐正是这种缺乏“生命力”的体现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和奴役的对象﹔（2）其中一些国家（特别是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在本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生命力”和同化周边群体的能力﹐也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出一定的学习能力﹔（3）在开展侵略和殖民的过程中﹐欧洲列强赤裸裸的霸道逻辑和强盗行径﹐充分体现了基督教民族对待异族的“双重标准”﹔（4）在军事力量极为悬殊的反侵略战争中﹐落后民族通常委屈求和﹐尽管时常占有“道义”﹐但战争结果通常十分悲壮﹔（5）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衰落民族”的困境和悲惨命运表示了同情﹐但是认为它们的衰亡“是人类进步必需付出的代价”﹐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非拉各国社会变迁和独立运动的关注较多的是印度﹑中国﹑波斯和土耳其。本文主要讨论他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论述。

1﹑中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首先阐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的直接和关键性的影响﹕“‘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 — 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马克思﹐1853a﹕109）。

为什么中国发生的事情能够对欧洲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销售市场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太重要了。马克思随即分析了鸦片贸易如何导致中国大量输入英国纺织品﹐并由此造成英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列颠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马克思﹐1853a﹕112）。所以马克思认为自己“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1853a﹕114）。因此马克思热切地期待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将会挖掉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基石﹐从而推动和促进欧洲的革命与工人运动。

2﹑西方的侵略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状态

以上讲的是中国发生的事件将如何影响英国和欧洲﹐那么鸦片战争和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在东亚保持了几千年作为文明和政治中心的“天下体系”被洋枪洋炮彻底击得粉碎。“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1853a﹕109~110）。这也就是李鸿章惊呼的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1853a﹕111~112）。

维系这一“天下体系”的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一旦被打破﹐传统的协调﹑重组机制又在外力干预下彻底失效﹐这使拥有四亿人的中国社会既失去传统社会组织的纽带﹐又迷茫了未来前进的方向﹐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恩格斯，1894:297 ）。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预见到了一旦中国人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队伍后﹐中国向海外（包括欧洲）的大规模移民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劳动者的勤劳节俭和传统的低收入预期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必然会对欧美的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带来冲击。此时﹐“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掉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9）。中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必然会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并长期居于东亚文明中心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民族的三个因素即“生命力”﹑“同化异族能力”和“引领历史潮流”来分析﹐应当说在19世纪遇到工业化的欧洲列强之前﹐中国人在东亚各民族中是长期居于中心位置的。恩格斯在论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表现时﹐曾特别提到﹕“在一切实际事务中 — 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 — 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恩格斯﹐1857a﹕190~191）。此时恩格斯尚未注意到另一个东方民族日本的迅速崛起﹐但他对中国人基本素质的肯定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今天新一代中国人将以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进一步予以证明。

3﹑列强在中国的强盗行径和欧洲媒体的“双重标准”

欧洲各国自称是人类最高文明的代表﹐其它各大陆的民族都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这些欧洲文明的代表为什么在与其它文明打交道时完全不遵守欧洲各国之间的外交规则呢﹖一百多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讲出了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欧洲人在与其它民族打交道时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它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它‘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亨廷顿﹐1999﹕134）。

这种“双重标准”的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基督教传统的欧美各国的政治家﹑军人﹑外交家和学者当中﹐而且特别鲜明地表现在欧美各国媒体对发生在“自己人”和“野蛮人”之间冲突的报道方面。近些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有选择性的”﹑“有价值倾斜”的新闻报道已经有所领教。在阅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时﹐我们发现欧洲媒体的这种传统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英国一再对中国进行霸权式的干预和侵略时﹐马克思就曾对英国和欧洲媒体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大加挞伐﹕“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马克思﹐1857﹕178）。这些话在今天的中国人听起来﹐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即使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民众能否通过报纸和传媒全面和公正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依然是受到质疑的。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两千箱。……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1858a﹕587）。马克思指出在欧洲列强与古老的中国打交道时各自的游戏规则﹕“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中国人反对吸毒﹐坚持讲信义和遵守条约﹐西方人则采用双重标准﹐不择手段﹑毫无信义﹐坚持以贩毒来发财。这真是最“离奇的悲剧题材”。

无论如何﹐古老的中国是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了﹐天朝的大门已经被大炮轰成碎片﹐再也关不上了。只要我们依然保持着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生命力﹐中国人就将在反侵略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与社会。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恩格斯，1857b:233~234）。

4﹑传统的印度社会被西方国家彻底改造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停滞和保守的古代文明社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1853b﹕146）。而且似乎只有来自外部的统治者﹐才使印度的基层社会得以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的和相互敌对的国家”（马克思﹐1853b﹕143）﹐这也是这个面积庞大的次大陆最终被数量很少的英国远征军完全征服的主要原因。印度以分散和各自独立的传统村社和城市土邦作为基本社会组织﹐缺乏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和清朝的政制统一﹐所以彻底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去殖民地化”浪潮才获得独立。

但是印度毕竟是一个文明古国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东方宗教的发源地﹐而且在历史上证明了其传统文明的生命力和同化异族的能力。“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马克思﹐1853c﹕247）。但是也正是由于印度社会保守停滞的顽固惰性﹐使其失去文化创新能力而无法与时俱进﹐最后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实那样轻松地落到英国殖民者的手里。

随后﹐这一古老的文明体系以及它赖以生存的基层经济结构都被欧洲的殖民者彻底摧毁。正是“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马克思﹐1853b﹕147）。英国在破坏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结构之后﹐通过对贵族子弟的欧式教育把印度变成一个上层集团“不列颠化”加上基层组织破碎化的社会﹐从而变成一个适于进行殖民统治的大市场。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发﹐开始推动印度的交通和通讯现代化。“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它原料的价格。……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马克思﹐1853c﹕250）。随着全印度铁路系统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随着英国殖民政府在各管辖区实施的有效行政管理﹐这些措施必然推动了印度次大陆各地社会组织的“同质化”﹐也使各地民众之间出现了对“印度”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印度成为我们研究非欧洲国家﹑特别是具有古代文明传统的非欧洲国家如何在外力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制摧毁和殖民政府的直接塑造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难得的案例。正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与生长﹐成为印度社会政治转型的关键枢纽﹐为独立后印度的“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奠定了基础。

5﹑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

印度的辽阔领土和庞大的人口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尽管这是以摧毁印度传统手工业作为代价。“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场﹐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马克思﹐1853d﹕174）。不平等的贸易安排和赤裸裸的剥削﹐这就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模式当中﹐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命脉﹐在印度发生的社会革命必然打击英国本国的资本主义统治。1857年坚持数月并一度占领德里的印度北部大起义﹐对英国政府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出于对英国工人运动前景的关切﹐马克思仔细地分析了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与关税﹐并期盼着未来的印度社会革命将会有助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亚洲各国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和“欧洲化”（可能是扭曲和表面化的）的社会组织﹐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完成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马克思﹐1853c﹕252）。相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坚信亚洲传统社会的毁灭和殖民主义的经济扩张将会使亚洲“资本主义化”﹐从而为未来的“新世界”奠定物质基础。

6﹑印度传统社会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令人同情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传统社会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马克思﹐1853b﹕144）。“（历史上的）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 — 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大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1853b﹕145）。

但也正是由于外来力量这样彻底和无情的破坏﹐使古老的印度脱离了几千年的传统轨道﹐而发生了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演变模式。站在西方文化观察东方文明的角度﹐同时也站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立场﹐马克思对印度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用的词汇包括“消极”﹑“半野蛮”﹑“缺乏历史首创精神”。

英国的干涉……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马克思，1853b:148~149 ）。

同时﹐马克思也一再揭露和批判英国殖民者在侵略和奴役印度民众时的强盗行径和卑鄙动机﹐也不时对印度民众在丧失自己社会传统后的失落及在新的剥削制度下遭受的苦难表露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帝国主义者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地工具”。“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1853b﹕149）。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在亚洲和其它地区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是为了完成资本主义的双重使命﹕“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1853c﹕247）。

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把印度民族被奴役的命运看作是某种历史的必然。“印度社会根本就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马克思﹐1853c﹕246~247）。这样一种关于印度的历史观﹐今天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印度的历史学家）恐怕是很难赞同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整个美洲的土著民族都是没有历史的﹐它们的历史可能只能从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刻算起﹐而且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在美国的统治下要比在墨西哥人治理下要好﹔除地中海沿岸之外的非洲大陆是没有历史的﹐欧洲殖民者在黑非洲传播了文明。是否生产力和工业化的水平就一定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呢﹖按照这样的逻辑﹐可以推论出中国在英国统治下也许要比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要好。远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已洞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没有亡国﹐那是四万万同胞誓死抗争的结果。

康纳认为马克思的一些著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海外的殖民和侵略活动进行了辩护﹐辩护的理由就是“这些殖民活动给前工业社会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推动他们走向更先进经济阶段的有效手段”﹐“他（马克思）更愿意看到这些（前工业化的）人类群体被从属于（attached）更先进的民族”（Connor﹐1985﹕9）。当然﹐这与马克思始终忽视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过于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形态因素的“社会形态进化论”有关。

在批评印度传统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同时﹐马克思对印度人民的优秀素质也给予了肯定﹐并且依此认定印度必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动情况以及其它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质量甚至抵消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驯服性”（马克思﹐1853c﹕250~251）。虽然印度人长期缺乏引领历史潮流的动力﹐但是印度民族是具有一定生命力和同化周边异族的能力的﹐当他们在英国统治下掌握了新的生产力和学会了制造技术和现代贸易手段后﹐印度作为一个全新的“进步的”民族必然会在亚洲重新兴起。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传统社会的衰亡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他们始终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卑鄙动机和残酷暴力给予谴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一节中曾深刻地揭露和谴责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亚非拉的残暴及掠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1867﹕819﹐829）。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1874﹕57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中国﹑印度社会的发展特征以及中国﹑印度与欧洲的关系时﹐始终是把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讨论的﹐其中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中国和印度内部都存在许多语言﹑宗教﹑血缘﹑发展历史各不相同的许多群体﹐在清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下﹐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费孝通教授用“多元一体格局”来表述中国传统的内部族群关系结构是很贴切的﹐这是一种与西欧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内部各群体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缘关系。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基本上整体一致对外。十分熟悉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讨论和分析﹐实质上就是认同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尽管它的形成历史和演变路径与“经典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与路径迥然不同。正是在国际形势（反抗殖民主义入侵﹑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逼迫和促动下﹐中国和印度逐步凝聚内部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曲折坎坷地从传统的文明古国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仔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我们看清亚洲国家的历史发展态势。  

 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民族问题时的主要关注

1﹑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形势和世界发展潮流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是当时欧洲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形势﹐他们在研究和分析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民族关系时﹐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看这些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运动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欧洲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他们的立场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此来反对资产阶级倡导的民族主义。

处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和面对各自不同的外部国际政治格局﹐以国家为单元或者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性质和功能是十分不同的﹕（1）在西欧工业化国家﹐不论是主流民族倡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族主义﹐还是国内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以“民族”分野来破坏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那些自认为代表本“民族”的领袖人物实质上是具有反动派性质的资产阶级精英。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阶级斗争”与“民族利益”相对比时﹐总是对“民族主义”持批判的态度﹔（2）在工人阶级拥有一定力量﹑但因近代列强瓜分而失去独立地位的前欧洲国家﹐当民族独立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时（如波兰﹑爱尔兰）﹐具有革命运动的进步性质﹔如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势力操纵（捷克﹑克罗地亚）﹐有助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在欧洲革命分化时站在“反革命阵营”中﹐则具有反动的性质﹔（3）在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地的民族精英虽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是因为具有反帝反殖的性质﹐可以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团结和利用的同盟军﹔（4）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革命﹑帮助本群体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因此﹐无论在何种场景中﹐对于如何评价“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精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他们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必须基于工人运动的阶级立场和本国的具体形势﹐要看这一运动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欧洲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目中﹐那些来自各国﹑各民族的革命运动领袖﹐最重要的性质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民族精英”。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立场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提倡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放在自己所在民族国家﹑本民族的利益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出的基本分析思路。如果有什么人把自己民族﹑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他就绝对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立场﹐他就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正是贯穿在马恩著作当中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性”的高度强调以及对于“民族主义”的具有分析性的批判态度﹐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出“少数民族干部（精英）”这个概念﹐也没有做任何相关的讨论。

2﹑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具有创新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理论家﹐主要致力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构建与论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者﹐研究成果的精华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社会组织结构﹑基本社会矛盾的深刻﹑系统﹑深入地剖析﹐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概念﹐用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的这一社会形态的内在发展逻辑。如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探讨与他们对“商品”﹑“资本”﹑“剩余价值”﹑“级差地租”等概念的讨论相比﹐就远不如后者那么系统﹐分析逻辑也没有那么清晰。

居住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密切关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民族”概念﹐主要指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他们也曾谈及亚洲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波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指出这一运动应当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同情﹐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袖们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和解放运动在当时也并没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亲历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建国后的实践﹐也就不可能在当时提出在共产党掌权并消灭“阶级”后如何在新社会结构中理解“民族”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2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提出过一个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的分析。他们论述“民族”问题的思路首先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来评议各“民族”的“生命力”﹑“同化能力”以及是“具有引领历史进步能力”还是濒临“垂死”﹐其次再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各民族参与的“阵营”来把各群体排列为“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他们强调的是各群体之间的政治平等（反对封建特权﹑追求共和民主）和经济平等（反对剥削）﹐他们提出的改变不合理现状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很少讨论各民族﹑各群体之间的文化平等和相互尊重﹐很少把以共同文化和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群体（即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放到价值判断的天平上﹐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一些民族的文化破坏﹑社会解体甚至成为其它“先进民族”的同化或殖民对象为代价﹐同时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对于在消灭阶级之后各民族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什么作为共同基础﹐文化在社会发展﹑政治整合中有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也几乎完全没有讨论。

那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的人﹐在系统阅读过马恩的论述后﹐恐怕要感到失望。对“先进民族”以“没有生命力的民族”为对象实施的同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明显是持赞许和支持态度的﹐因为他们心目中最看重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和随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同情被压迫和被殖民的“落后民族”的悲惨命运﹐但仅此而已﹐他们认为这些民族的衰落和被同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代价”。他们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政治运动的评议人﹐是许多革命组织的精神导师﹐但他们从来没有直接领导一场政治运动﹐也没有亲身参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所以他们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对“落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比较隔膜和冷漠也有其客观原因。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人类知识创新的先驱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带有创新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但他们既然是人不是神﹐就不可能无所不能﹑十全十美﹐他们的著述也不可能涵盖“绝对真理”的全部﹐我们需要从阅读他们的著述中汲取人类智慧的营养和创新点﹐而不是求全责备﹐这才是历史﹑客观的科学态度。如果我们以一种盲目崇拜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基督徒尊崇《圣经》那样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来对待马恩著作﹐那恰恰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吸收并超越之前的思想巨人而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们在阅读马恩著作时必须持一种反思分析﹑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丝毫无损于我们在感情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尊敬和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吸收。

从20世纪共产党国家在民族问题的历史实践来看﹐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可能把“民族”的消亡进程看得过于迅捷和简单了。《共产党宣言》宣称﹕“工人没有祖国”﹐“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87）。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激烈的阶级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迅速崩溃﹐解放整个人类的崇高理想很快即将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和预期﹐无疑对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后的领导人在分析和处理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民族”问题的逻辑思路作一个梳理（图~1）。第一条线包括了五个分析模块﹕（1）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时期﹐各民族发源与生活栖息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并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类型（采集﹑狩猎﹑游牧﹑农耕﹑捕鱼等）和人口的规模﹔（2）在这样的聚集条件下各群体发展出来各自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出现了“族群特征”﹔（3）不同群体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群体生命力”（包括知识创新能力﹑同化他族能力﹑引领历史发展的能力）﹔（4）而那些最具生命力和创新能力的群体最早发明并进入“先进的”社会发展形态（譬如进入资本主义阶段）﹔（5）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社会动荡时期﹐各群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或投身到社会革命中去﹐并根据各自的社会性质和利益导向分别站在“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两个阵营里。

第二条线是革命者的主观分析与判定﹕（1）从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发展的主线和基本立场出发﹐革命者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利益”﹔（2）根据这一战略利益来判断各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判定某个群体应当属于“革命民族”还是属于“反革命民族”﹔（3）在解释这一“站队”原因时﹐关注各群体的“经济结构类型”和“群体生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范围大致到此为止﹐其实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到族群的文化特征和认同意识在族群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的作用。

图~1﹕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民族”问题的逻辑思路

七、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的论述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理解和分析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治智慧。

1﹑阶级与民族的关系

（1）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民族”本身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利益群体的身份﹐其感召力甚至超过“阶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群由于在政治结构（等级社会）和经济结构（所有制）中具有相同的身份和基本经济利益而形成“阶级”﹐并在群体博弈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在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较发达国家﹐阶级的界限和各自利益的冲突十分清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这些自身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在外力的冲击下才被迫引入某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传统国家﹐阶级的分化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屠杀和奴役的斗争中﹐“落后国家”的全体国民事实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上海租界公园的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针对的是全体中国人。日军在南京城实施大屠杀时﹐并不顾及虐杀和强奸的中国人当中谁是资本家﹑谁是贫民。在这样的场景下﹐“民族主义”不仅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思想工具﹐反而成为“落后民族”全民团结﹑救亡图存﹑维护基本人权的神圣旗帜。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民族主义运动始终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日本侵略东北并企图灭亡中国的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共产党“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各阶层民众中得到完全不同的反应﹐正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决定了人心向背和国共两党竞争中各自的群众基础。

所以﹐我们在理解和应用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时﹐必须考虑实际国情和社会具体场景而不能简单套用。

（2）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了东方传统帝国的内部整合

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亚洲一些内部统辖体制相对松散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和印度）是在外部强敌的压迫下加强了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整合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中国和印度时﹐是把中国﹑印度各自作为独立的政治单元来分析的﹐这反映出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印两国的整体印象。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历程中﹐中国和印度全国各阶层﹑各族群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两个传统文明古国同时接受了西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念﹐正是外力的压迫和现代“民族主义”的认同理念的出现和普及促成了中国﹑印度这两个非欧洲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以“中华民族”为政治单元建立国家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历程。

在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期﹐在国外势力的催生和支持下﹐一些地方群体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独立思潮和运动。这些民族分裂运动冲击了保守停滞的清王朝及旧中国政府﹐但是同时又帮助西方帝国主义获取在华利益﹑巩固列强对本国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从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考虑具有无可置疑的反动性。在一些边疆地区甚至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民族傀儡政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这些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加重了中国各族民众的苦难﹐在道义上必须加以谴责。同时﹐民族分裂运动与帝国主义侵略一样﹐也唤醒了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意识。20世纪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历史阶段﹐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意识逐步渗透到基层农村和偏远的边疆地区。

（3）阶级的形成和阶级矛盾的显现有一个历史过程﹐“民族矛盾”不等同于阶级斗争

在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内部自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实行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时﹐共产党和各族贫苦农民属于一个阶级集团﹐国民党和各族封建领主﹑土司﹑王爷﹑巴依属于另外一个阶级集团﹐从理论上讲﹐当时中国内部的“民族差异”应当从属于“阶级利益”。但是在一些内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阶级矛盾并不突出的少数民族群体（如青海藏区的一些游牧部落﹑云南山区的传统村社）﹐土改工作队开展的“发动贫下中农﹐斗争反动上层”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些群众甚至可能跟着本族土司头人参加“叛乱”。而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自然要利用“民族主义”来煽动这些少数民族反对“汉人”共产党。如果我们不去深入分析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状况﹐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简单地把反对“土改”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实行武力镇压﹐那恰恰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狭隘的民族情绪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来作为分化革命队伍﹑离间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同盟军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即使加上前提条件是“在阶级社会里”（陈玉屏﹐2010﹕87~88）﹐这一命题仍然需要加以斟酌。22

（4）避免“民族”（族群）与社会“阶层”的身份分野出现重合

经典的“阶级”定义与生产数据的占有联系在一起﹐从而与剥削﹑被剥削的劳动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共产党取得政权﹑通过土地革命和公有化消灭了剥削阶级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分野被消灭了几十年以后﹐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传统概念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私人企业和新的雇佣关系﹐这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结构开始趋同。在分析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时﹐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是“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23 社会成员和劳动者根据自己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源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这时维系社会内部和谐所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要避免在雇佣关系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使以文化及群体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族群）身份”与在经济机构中的“社会阶层身份”（被雇佣劳动者﹑个体雇主或公司集团等）出现某种重合﹐因为这种重合有可能使经济结构中的“阶级矛盾”借由“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非常关注“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研究的主要原因。假如黑人的大多数属于社会阶级结构底层的收入最低的群体﹐而白人的大多数属于结构的顶层﹐那么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矛盾就会以黑人反对白人的种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些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体系保护了母语的传承﹐但是这一教育体系对少数民族学生掌握社会劳动力市场就业所要求的对全国通用交流语言（汉语）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有负面作用﹐在客观上妨碍了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使他们很难进入以社会主流人群为交流对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但难以进入沿海和中部的广阔的就业市场﹐由于经济活动和市场销售的全国化﹐即使在他们本族聚居区的就业市场上也面临着来自汉族地区劳动者的激烈竞争。语言学习的区隔在客观上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转变为就业市场的区隔﹐再转变为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西部各城市﹐假如外来汉族劳动者明显地要比本地少数民族劳动者更容易就业﹑更容易进入管理层和获得高收入﹐那么这里就开始出现“民族”与“阶层”身份分野的重合。这种格局很容易使少数民族群体认为本“民族”受到整体性制度或政策歧视﹐从而使就业竞争带有“民族矛盾”的色彩。这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必须极力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来确认目前“族群分层”的发展状态与趋势﹐建议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通过各种制度和政策调整来逐步扭转这一趋势﹐并最终改善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劣势地位﹐使他们获得与汉族劳动者同样的竞争能力﹑同样的就业机会和同样的发展空间。

2﹑中华民族和内部各群体的“生命力”

（1）各民族的“生命力”和获得政治独立的能力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传统多部族帝国的“民族”（people）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后将向“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演化﹐会出现“nation”和“nationalities”两个层面的“民族”范畴。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那些“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恩格斯﹐1849﹕327）。

当然﹐历史的发展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会离开人们预测的“常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沙皇俄国下属的各民族长期被俄罗斯人统治和同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政治改革中﹐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政治独立﹐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世界上并没有先知﹐只有预测。历史的发展可能并不符合恩格斯的结论﹐但是恩格斯分析这些“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思路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态势。

（2）如何界定“民族”成为传统国家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民族国家”的关键

“民族自决权”是自欧洲“民族”概念出现后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基本人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许多国家﹐内部都包括了各种具有不同文化﹑血缘和认同体系的群体﹐所以﹐如何界定“民族”的划分就成为这些国家“民族构建”和内部政治﹑文化整合的一个关键。承认这些群体为“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就在道义和法律上潜在地承认它们具有政治独立的权利。因此﹐那些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种族背景和认同意识的新型共和制国家﹐出于预防各群体的分离倾向和国家分裂的风险﹐普遍倾向于把国内的这些群体认定为“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是“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同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杠杆来妥善处理各群体之间的文化隔阂和利益冲突﹐这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处理内部群体关系的基本思路。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占据社会和学术界主流的思路是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1939）。应当说﹐这个思路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处理内部群体关系的思路是一致的。新中国正式“识别”和认定了56个“民族”﹐各“民族”的各种权利也就必然要提到国家行政体系和法律的高度来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60多年的实践﹐许多方面的实际效果和发展趋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3）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充分展示出中原王朝的生命力和对周边群体的同化能力﹐但是在清朝后期表现出保守和停滞的发展态势。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任何比较都是相对的﹐晚清中国的“生命力”确实比不上英国﹑法国以及后兴起的日本﹐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在新的制度下获得再生。中国人并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19世纪欧洲的民族问题时﹐明确表示许多“民族”在社会发展的最新进程中是没有政治独立权利和能力的。当然﹐今人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结论。但是﹐他们讲出了一个在19世纪人所共知的事实﹐那就是“谁落后谁就要惨遭淘汰”。为了不至沦落到被外族欺侮﹑瓜分﹑奴役的境地﹐每个民族只能拼命发奋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用实力证明自己具有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

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封锁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在实行改革开放中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都讲得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经济国有化和各种强制手段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24 苏联是抵挡不住纳粹德国的军事进攻的。当中苏边境冲突日趋紧张的70年代﹐苏联领导集团内部曾经激烈辩论是否要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正是由于当时中国刚刚实验成功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无人敢担保在第一次打击后将完全摧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因此苏联领导集团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中苏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这里我们丝毫也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在民族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中﹐意识形态因素只能退居其次。这些事件充分显示出在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中﹐任何民族国家必须全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体系﹑科技事业﹑经济军事实力﹐提高国民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惟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使自己沦为“落后民族”而成为“先进民族”的附庸和牺牲品。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各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思考一下本族的“生命力”处于怎样一个水平和发展趋势。评价生命力的标准包括﹕通过教育体系学习国内和世界先进知识的能力﹐与其它群体交往中的影响力﹐对自身和国家发展历史的引领能力。如果发现本群体的状况不尽理想﹐在知识学习﹑科技活动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尚处在被动的地位﹐与汉族的发展竞争力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那么各族知识精英们就需要认真考虑未来本族群的发展前景并调整思路了。当然﹐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和劳动力素质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主流社会的关心﹐因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是由56个民族的13亿人共同组成的。“水桶原理”告诉我们﹐正是一块最短的桶板决定了水桶的载水量﹐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任何一块桶板的散落将使整桶的水全部流光。

（4）国内少数族群平等的生存权和文化权

各个群体的发展历史﹑生存环境和长期继承下来的经济活动模式各不相同﹐一个人把十个手指伸出来﹐也不可能一般齐。这就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手指﹐根据长短来评价各自的价值﹐因为每个手指的功能各不相同﹐有时完全不能相互替代。在青藏高原的生存与适应能力﹐汉族明显不如藏族。草原畜牧业的管理经验﹐汉族明显不如蒙古族。与穆斯林国家开展文化和商贸交流﹐汉族也不如维吾尔族。十个手指的功能是互相补充的﹐中国各民族各自的长处也是互相补充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和培养各族之间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态度。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1993﹕165）。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最高境界。“各美其美”是说每个群体要保持对本族特征的自尊﹐不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要懂得欣赏自身的长处﹔“美人之美”是说在与其它族群交往时需要从内心看到他族的长处﹐从内心羡慕和欣赏这些长处﹔“美美与共”是说当所有的群体都既有自尊又真正会欣赏彼此的长处时﹐各自的长处就会在交往和合作中彼此交织并获得最佳的结果﹐“一加一大于二”﹔最后达到“天下大同”﹐建立起一个互敬﹑平等﹑公正﹑合作的和谐社会。

我们不仅要尊重所有群体﹑所有个人的生存权﹐还要尊重各自文化的发展权。在一些可以相互比较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友好竞争来彼此促进﹔在一些不可比的方面﹐我们就要各自发扬各自特长﹐相互补充与合作。世界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国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中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处理好各族群学习母语和学习“国内通用语”之间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全面继承中华各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又能够使各族民众积极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之中。同时﹐各族民众的认同体系也将会逐步从传统的“部族社会”过渡到现代的“公民国家”（格罗斯﹐2003﹕7）﹐每个公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权利看作是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同时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坚定的政治认同。

（5）所有民族和族群在未来必将面临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竞争

全世界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70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源﹑商品市场的迅速发展﹐我们发现人类追求现代化生活水平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地球为满足这些需求可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匮乏﹐甚至连无污染淡水和清洁的空气都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稀缺资源。二百多年前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对于人类生存资源匮乏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不用多久﹐地球将无法提供全体人类生存和发展经济的物资需求﹐那时各国之间﹑各国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各自的竞争实力﹐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各民族的“生命力”。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从几千年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的“生命力”水平和竞争能力（至少在科技创新和物质生产方面）存在事实上的显著差异﹐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从地球有限资源的角度来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将是遥不可及﹐在资源激烈竞争的现实中﹐必然会有一些民族和群体因竞争力不强而居于劣势﹐在群体互动和文化交流中逐渐消亡或者被同化﹐这将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美好愿望为转移﹐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回到“文化相对论”﹐在近代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在竞争中居于绝对弱势的群体（如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传统文化是否能够获得承认﹑重视并留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这些群体自身的努力﹐而取决于强势群体（如美国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传统文化的认知和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些弱势群体本身对此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不管人们在感情上接受与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正是通过对“生命力”的强弱来论证不同文化“进步性”的比较规则和预测群体的未来前景的。在150年后重读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可以提醒我们﹐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我们今天与工业化强国打交道时﹐还是不能过于天真﹐不要忘了几百年来“弱肉强食”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游戏规则。同时﹐少数族群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们也需要对本群体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偏重于对生产力和经济形态的关注与比较。在21世纪﹐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多元文化发展和民众心理感情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要善于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智慧和洞见﹐同时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面对现实﹐思考和解决好我们当前面对的各种实际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写下的著述﹐必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今天英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已经完全不再是恩格斯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绘的情景。也正因此如此﹐如果我们今天仍然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逐句逐字地套用他们的著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脱离实际。恩格斯1890年给拉法格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所有这些先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189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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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参阅了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惠赠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研究报告）﹐特此致谢。

2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论著中主要讨论分析的地区﹐也是他们两人长期生活和熟悉的地区。

3“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9）。

4“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1914﹕53）。

5“由于他（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的贡献和巨大影响﹐民族理论界一般仍将他作为‘经典作家’看待”（王希恩﹐2001﹕16）。

6 这段重要论述的英文版为“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We cannot take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got. Since the proletariat must first of all acquire political supremacy, must rise to be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must constitute itself the nation, it is, so far, itself national, though not in the bourgeois sense of the word”（Tucker﹐1978﹕488）。

7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政权是个什么结构和运行机制﹐马克思只是在观察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实践后才提出一些较为具体的观点（参见《法兰西内战》）。

8 康纳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有时“nation”（民族）和“state”（国家）是不加区分的﹐有时“nation”（民族）指一个国家内部包括所有族群的全体人口（Connor﹐1985﹕9）。

9 在这方面论述最精辟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第2版）。

10 这段话的英文版为“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antagonism between peoples are daily more and more vanishing,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ie, to freedom of commerce, to the world-market, to uniformity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corresponding there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cause them to vanish still faster”（Tucker﹐1978﹕488）。国内的中译本大多是从俄文版翻译的﹐究竟哪个译本更忠实于马恩原文的德文版﹐尚需考证。

11“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2002﹕7~8﹐52）。

12“中华民族是个nationality﹐但是哈尼族﹑毛南族等他们不是一个nationality”（郝瑞﹐2010）。

13“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列宁﹐1913﹕100）。

14 恩格斯在该文中实际上否认了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等群体拥有与英格兰人同样的独立政治生存权利﹐认为这种想法“是绝顶荒谬的”﹐参见关于“民族原则”讨论部分的引文（恩格斯﹐1866﹕177）。

15“策略的重要性要更为优先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一致性。即使是带有进步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只有当其与全球性运动的更高需求相一致时﹐才应当予以支持”（Conner﹐1985﹕14）。

16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力劝它的会员们脱离赫尔维格的游击队而徒手单身回到德国去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终于派遣了几百个工人回到德国”（默林﹐1956﹕173）。

17 甚至可以说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立体空间中的不同“维度”上﹐彼此互不交叉﹐没有同一的测量单位。

18 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致力于创建“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波兰”。

19 马克思曾从理论上认为“先进的”英国工人阶级会积极推翻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当他发现英国工人阶级已经被“民族主义”毒害之后﹐他转而认为受压迫的爱尔兰工人阶级更具革命性。这是马克思在世时对自己曾经持有观点的重要更正。

20 帝国主义国家在被统治国家（如波兰﹑爱尔兰）所攫取的经济收入﹐可用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会组织﹐并利用本国工人和被统治国家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分化和离间国际工人运动。

21“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条件﹑也未能来得及对他们的民族理论进行整合﹐使其形成体系”（陈玉屏﹐2010﹕6）。

22 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之后的讨论则集中在是否有限定词“在阶级社会里”以及1958年中国是否属于“阶级社会”的问题上（参见陈玉屏﹐2010﹕88~91）。

23 在造成社会阶层差异的因素当中﹐除了传统的生产数据占有以及“收入与财富”﹑“权力”和“声望”等因素外﹐个人受教育因素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阶级”只是常见的分层类型之一（波普诺﹐1999﹕249）。

24 毫无疑问﹐这种中央集权式发展模式（农业集体化﹑“工农业剪刀差”和资源开发）曾使苏联农民和社会各阶层蒙受了重大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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