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所谓“资本主义补课论”
（《为毛泽东鸣辩》）第七章第三节
王恕焕
毛泽东去世以后，某些人责难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晚年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逆转”。他们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资本主义还要有大的发展”，“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胡绳说：“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在低下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公有制，实际上就是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了。”[46]杜润生说：“建国以后，毛泽东抛弃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结论，抛开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急于发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和文革式浩劫。”他还说。“因此，必须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社会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政治结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然将处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所清楚地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他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47]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和准备条件。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我以为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可责难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是改革的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48]他还说：“十月革命后，苏联用行政强制的办法来推行社会主义，结果是四处碰壁走进了死胡同，以瓦解告终。在中国，毛主席则认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大，要把资本主义斩草除根，硬要用意识形态的力量，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推行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结果给中国人民造成无比的大灾难，也以失败而告终”。[49]“斯大林、毛泽东的大悲剧在于没有资本主义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有利于实现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的，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我们也可以搞。所以，革命后，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50]这些年来，类似的说法甚多，这里仅摘引这么一些。
事实上，难道毛泽东在建国后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吗？难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 吗 ？难道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吗？建国后，中国向何处去，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广义道路？这些问题须从实际出发，很好弄清楚，作出科学的正确回答。
问题的中心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切实弄清楚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什么“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幻想”，更不是什么“晚年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逆向转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目的是走向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两种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抹煞这两种革命的根本区别，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抗日时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有系统论述，后来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并且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及其领导地位的问题。建国后他还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51]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又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他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怎样的，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他指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据此，他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式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在全国胜利后，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重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贯主张，“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100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52]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这个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始终处于举步维难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不过只有20.08亿人民币。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国后不失时机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党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既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实际，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它要求通过合作化的具体途径，积极而又稳步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显然，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变革，不但社会秩序没有发生动荡，而且生产还有持续增产，这确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中国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同时进行的。当时建设的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极大地加强和壮大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总的来说，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跟着建立了起来。1952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1%，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1.8%，资本主义经济6.9%。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8.7%，占到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了1956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为32%，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大多数。这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
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总之，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显然，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那种责难毛泽东在建国后“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所谓“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说毛泽东放弃了“新式资本主义”的提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否定建国后“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大错误。显然，这种责难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歪曲和否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提法，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质灵魂，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著作中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深刻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严厉驳斥那种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绝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谬论。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53]。他还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不能半途而废。”[54]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都有不断的发展。对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怎么能把它凝固为固定不变的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年曾用过“新式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他在194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再用“新式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就不妥当了。至今某些人却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还说这种新式资本主义社会要搞几十年上百年是毛泽东的“结论”。这不是公然有意歪曲和捏造吗？有些人提出在建国后“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建立“允许和鼓励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难道不是公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吗？难道不是对新民主义理论的有意曲解和歪曲吗？难道不是有意抹煞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吗?难道不是阄割、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质、灵魂吗？!
所谓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搞社会主义，“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事实上，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列宁粉碎了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破烂。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了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1923年列宁在《论俄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走向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作了论述。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5]一般与特殊的革命辩证法，而且由于当时俄国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特殊性，列宁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先进民主力量从夺取政权开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开创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开创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和亚洲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这一点确实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不仅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国的事实证实了这个问题，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证实。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56]这个一般规律，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适用的。
列宁在1920年提出过，“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于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他说：“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56]中国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即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1978年的20年内，尽管在探索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从整体来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整体上来看，还是相当快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810亿元，1978年为5634亿元，1953—1978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349亿元，1978年为4237亿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461亿元，1978年为1397亿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7%.1953年和1978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动情况是：谷物由第3位上升为第2位，棉花由第2位变为为第3位，猪牛羊肉由第2位变为第3位，化学纤维由第26位上升为第7位，布由第3位上升为第1位，煤由第5位上升为第3位，原油由第23位上升为第8位，发电量由第13位上升为第7位，钢由第9位上升为第5位，水泥由第8位上升为第4位，硫酸由第14位上升为第3位，化肥由第33位上升为第3位。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位次都明显上升了。
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是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并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使中国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谬论，彻底地驳斥了所谓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谬论，有力地驳斥了所谓选择社会主义，“结果给中国人民造成无比的大灾难，也以失败而告终”的谬论。
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形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历史表明，所谓“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所谓“资本主义补课论“，所谓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逆向转变论”，实质上是否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否定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毛泽东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时候，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翻案，是为现代修正主义翻案，是为建国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翻案，引导复辟资本主义。
这里附带提一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中写道：“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讲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57]近几年，赵紫阳出版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和《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等书，人们只要粗读下这些书，就不难理解陈云所说的话，的确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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