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社运vs.自由派社运对‘左翼社运’来说：
－社运的目的，是要团结受压迫者的力量，根本地改变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为了根本改变，社运和政治是无法分离的；
－这样的改变，没有办法单单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框架下彻底完成；
－表面上异质的各种社会团体，在相当程度上遭遇着共同的压迫来源；
－社运需要透过启蒙人民和群众运动，来在社会、国家、以及国际层次终结这些压迫；
－压迫的根源就来自于社会内部，特别是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
相对而言，‘自由派社运’，可能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自由派社运倾向认为：
－社运是各种特殊利益或意见群体的集体行动，之间没有共同的目的，也未必要挑战政经体制；
－社运和政治可能是可以区隔开来的；
－各个社运的目标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法或政策变动下达成；
－各个社会团体有着各自异质的利益、意向和压迫来源，应靠各自努力来改变；
－社运可以透过群众运动，但也可以透过菁英游说，来达成特定的目标；
－主张发展‘公民社会’，不认为社会内部有着根本的对立关系。
两种社运观的划分，其实是基于其根本目标和分析的差异而来。对于左翼社运而言，他们清楚地理解到，不论是当前我们遭遇到的劳动弹性化、女性贫穷化、公共服务私有化、压迫性教育的延长、全球生态危机、国际战争频繁等趋势，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问题来源──资本主义的内在积累逻辑，它无法顾及人民或环境的利益，而需要这些压迫趋势以维持自身。要终结压迫，必须要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反对这些压迫趋势，可能可以化为一个又一个的‘议题’以及‘团体’（劳工团体、妇女团体、环保团体、教改团体、人权团体等），这在两种社运观的实践形式上，可能是相同的。但差别在于，自由派社运就停留在此，他们视各个议题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应由各个群体‘各自努力’，自行倡议自身期望的价值。但对左翼社运来说，形式上分散为各个团体或议题，不代表压迫是没有共同根源；甚至，有必要有一个先锋党，来将这些运动予以‘政治集中’，以组织人民和夺取政权为手段，共同改变政经体制。
当然，‘反资本主义’无法同时保证所有社运目标的一并实现；但对左翼社运而言，反资本主义是社运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要消灭妇女与少数种族在劳力市场遭受的歧视对待，必须要瓦解结构上需要此种次级劳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又例如，学生在教育体制中遭遇的竞争压迫与自由剥夺，若无法改变学生身为劳动力商品相互竞争的处境，恐怕任何的教育改革都将寸步难行。
重访社运和政治的关系
那么，这两种社运观中，‘社运和政治的关系该是什么？’
广义来说，社运当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论是诉求资源分配或价值上的改变。这个问题其实要问的是：社运和‘主流政党政治’的关系该是什么？放在台湾的具体脉络来看，就是：各个社运团体，和蓝绿政党势力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各种的合作或资源传送，是否适当？
传统上这个问题的辩论，往往集中在‘形式层次’上，被划分为‘社运该和蓝绿政党策略合作’以及‘社运不该和蓝绿政党有任何关连’。可惜在于，这样的划分可能没办法触及‘形式上相同’、但‘目标上不同’的部分，而掩盖了最重要的辩论。‘两种社运’的区分，或许才能指出关键所在。
对自由派社运而言，基于只是要追求‘自身议题’的进展，他们的社运目标和主流蓝绿政治势力，将是一种策略性的互动关系。在这之中，各个NGO们对主流政治势力进行游说，并选择其中的友善者进行政治联盟。蓝绿势力需要这些社运团体为其加持统治正当性，社运团体也能透过这过程达成目标，对双方都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在一些的状况中，自由派社运选择一种‘不蓝不绿’的姿态，居处社会中尚在蓝绿斗争之外的道德高地，透过‘等距外交’或者‘保持距离’，来强化道德正当性以实现自身的目标。但这种姿态的‘形式’，不代表他们认为和蓝绿势力有着根本‘目标’上的差别或对立。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批评这种作法是种‘政治洁癖’，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就是策略地透过这种姿态，来取得超出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其实相当地‘政治’。
尽管有些自由派社运主张其追求的是‘由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和主流政治势力的‘由上而下’模式不同。然而，因为其预设了改革目标要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内完成，是故尽管表面上‘路数不同’，现实上则有着‘同谋关系’：再如何由下而上，到了‘上’的阶段，也仍须和主流政治势力斡旋及妥协，改良这个体制，而非要取而代之。
左翼社运和主流政治势力的根本对立
但对于左翼社运，就有着相对清楚的原则。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身和主流政治势力的根本对立性，而不只关注‘自身议题’的短暂改良。例如以台湾为脉络来看，蓝绿政党的根本属性，都是明显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各自依赖着不同的政经集团来统治台湾，但巩固着同样的资本主义政经体制。图利财团、践踏人民的作为，有何差别？在最终的反资本主义目标上，蓝绿政党不可能是左翼社运的盟友。
是故，对左翼社运而言，要做的并不是‘不蓝不绿’──展演成中立的‘公民社会’领域，以获取道德影响力──相对地，左翼社运要做的是‘反蓝反绿’，为取而代之做准备。因为他们很清楚，只有透过对抗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并且让人民清楚认识其中的对立关系，左翼的政治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种‘根本上无法合作’的观点，和自由派社运不同，并不是一种‘政治洁癖’的策略；相反地，是一种‘政治对立’的立场。
在具体的实践中，左翼社运或许在少数特殊情境下，可能会谨慎地和部分主流政治势力，有着短暂的结盟利用可能。但这都必须和群众说明清楚：这种利用关系能换来的改良成果有着的必然局限的，而且，千万别因此而相信主流政治势力；否则，政治结盟为特定资产阶级政党带来的统治正当性，往往将远比社运能获得的真实利益大得多！
超越自由派社运的局限
从历史来看，自从198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以全球为范围兴起的‘公民社会’浪潮，将传统高度连结阶级斗争的社运部门，软化为一种自由派的利益团体政治。这转变日益模糊了社运的根本政治目标。
关于自由派社运自绝于政经体制根本改变，只关注单一议题的的局限，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曾提过一个生动的说法：‘举例来说，基于普世人权而倡议禁止童工的NGO，当他们成功后，他们可能会摧毁掉有些地方的家庭，特别当童工是他们家庭赖以维生的关键时。在没有别的经济替代可能下，这些儿童可能将变成被贩卖成雏妓（但这就留给另一个NGO去追求根绝它）。’我们要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社运模式吗？
解决之道还是在于，我们需要辩论社运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压迫来源’。在这越辩越明的过程中，其他问题也将自然被清楚处理。就这一点，香港近来网路上有许多关于‘革命左翼’和‘社会民主’派之间的辩论，相当值得我们学习；而台湾可能连‘社会民主’和‘自由派’之间的差别，也还有待补课。
所以，在讨论‘社运与政治’的老问题前，我们需要根本地问自己：我们想弄的，究竟是哪一种社运呢？
（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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