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对原始基督教作过系统的研究，1895年发表了《社会主义之先锋》一文，受到广泛重视，一九O八年，他把该文的引论扩大成《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以下简称《基础》)。
《基础》提出的关于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犹太民族的历史、基督教的起源、一般宗教的起源与其作用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以往，与考茨基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人很多，如《基础》的”“译者前记”、麦司˙比尔的《社会主义通史》、罗伯逊的《基督教的起源》、北京大学主编的《欧洲哲学史》、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等等。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杨真先生的新着《基督教史纲》（以下简称《史纲》）认为”“初期基督教不是革命运动”(第46页)，说《基础》”“是从以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出发，割裂历史的全面联系，……..没有严格的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第57页)对此，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是被压迫阶级的道德观
《史纲》认为，初期基督教提出的人人都应平等的思想，“只是人都有罪且只能在弥赛亚降世时得救的虚幻的平等”，“初期基督教终究是宗教，而不是一个革命运动”(第48页)。
我认为，平等的观念是原始基督教的的基本思想之一，但它的依据并不是那种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有”“因信得救”的平等。再在《启示录》、《使徒行传》等几篇比较如实地反映原始基督教状况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录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产生于公元二世纪以后的教父哲学，后来，被奥古思丁在《上帝之城》中发展成为”“原罪说”。
我们所说的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是指在它的组织形式、生活习俗以及在它的革命要求中，存在过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平等因素。考茨基指出：“为早期基督教所表现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消费品物的共产主义，一种物质之分配和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 (《基础》(第351页)《新约圣经》讲：那时的教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当，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使徒行使》第二章第42至4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同上第四章第32节)原始基督教的这些平等思想，同后来产生的人人生来就有罪，人人在上帝面前才平等的原罪说，当然不一样。
原始基督教反对剥削阶级的特权，要求社会平等的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之一。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这种平等的观念原因：其一，正如考茨基指出的：“古代无产者的各种特性是因为它的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基础》第14页)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阶级的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则，就是反对奴隶主的虐杀，争取人的地位。奴隶对奴隶主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极为仇恨，他们被迫向吃人的奴隶制度发出深沉的抗议，要求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这个时期还存在着大量自由民、农民，他们以小生产者的特有心理，提出平均、平等的思想。其二，犹太民族经历过漫长的游牧部落的原始社会。他们对原始社会那种平等的制度，仍带有深刻的记忆。在《旧约》中，记载着他们祖先许多平等生活的情况。面对着统治阶级生活上的奢侈淫逸、道德上的败坏，他们留恋着对原始社会的道德情操和社会风尚，怀抱着回到那个永不复返的时代的幻想。其三，犹太教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当时，地中海沿岸各城市中，犹太人以会堂为中心，定期举行宗教仪式，除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外，他们还向教徒募捐，救济贫苦犹太人。犹太教派别之一的艾赛尼派，就已经实行财产公有、共同生活了，原始基督教恰恰是从这一派分化出来的。总之，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产生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此外，原始基督教中，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在斗争中团结互助的精神、民族平等、爱国主义精神等一般被压迫阶级所具有的道德观念，也很突出。
恩格斯说过：“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原始基督教具有这种道德观念，正说明他们是被压迫阶级的思想。
二、原始基督教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要求
《史纲》认为，不能单凭参加者的成份来决定一个群众运动的性质，而要依照它的纲领。原始基督教，“它不是号召革命行动，而是宣扬消极等待救世主从天降临实行拯救”。(《史纲》第50页)。所以它不是一场革命运动。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既要看其纲领，也应该注意一场运动的阶级构成。纲领固然是主要的，但是历史上每一场革命运动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阶级参加而形成的。脱离了阶级成份，不可能说明它的性质。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全集》第39卷，第434页)十八世纪，尽管农民和无产阶级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那场运动的性质，但却使它的纲领比后来极力摆脱无产阶级参加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带有更多的革命因素。恩格斯在《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中，有许多明确的评述。因此，判断一场运动的革命性质，首先应该看它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有哪些阶级参加？反映的是哪个阶级的愿望？公元前六三至前六4年，罗马大将庞培屠杀了一万二千多名犹太人后，占领了耶路撒冷，使其成为罗马的属国。罗马帝国利用犹太国王和祭司阶级统治剥削人民，苛重的捐税各种横暴的武力掠夺，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公元前五三年、前四至三年、公元六年、六六年，犹太人民发动了多次起义，遭到罗马阶级残酷阵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卖，沦为奴隶，大批起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出现“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的白色恐怖。原始基督教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恩格斯揭示了原始基督教的本质特点：“新的宗教倒转了以前的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的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肉欲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29页)“在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同上第22卷，第525页)原始基督教的教徒，主要是来自最下层的“受苦难的人”。
原始基督教是作为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反抗因素而产生的。考茨基在《基础》中指出：“基督教会也充满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和对罗马人的仇恨；把外国之重轭，加以打碎，实是一切解放中的最初工作。但并不以此满足“他们所要打倒的是‘一切’统治，便连国内的统治者，也在打倒之列。他们所要号召的人，是疲倦者，是重荷者，而审判日就是向富人及权贵加以报复的日子。”(《基础》第386页)考茨基清楚的看到，“他们之中之最蓬勃的热情不是民族的憎恨，而是阶级之憎恨；这种特性，就是他们之所以异乎于其他犹太人之一种因子。”(《基础》第386页)考茨基的观点很有道理。前面所说的平等观念，就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于自己低下的经济地位而要求革命的愿望。恩格斯十分重视《启示录》中的一句话：“主呀！你不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之冤，要等到几时呢？”恩格斯指出：“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说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正当的对基督教徒迫害者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4页)原始基督教充满着对富人、对剥削者的仇恨。耶稣对一个不敢放弃他的财产的富人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呀！……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3节、第25至31节)耶稣在“山下垂训”中讲：“”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0节，第24节)。在历史文献里，这样充满原始基督教徒对剥削阶级仇恨的记载是很多的。
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战胜罗马帝国的其他宗教，迅速地被罗马广大群众所接受呢？对此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如，一神教的特性，世界宗教的特点，犹太民族经商的状况及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的渗透，从而使东、西方思想融合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合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考茨基在肯定以上分析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指出，由于共同的阶级利益，使得基督教能够迅速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原始基督教反对剥削和压迫，仇恨和剥削者，蔑视富人的思想，符合阶级对立非常尖锐的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首先被广大的奴隶、破产农民、无产者所接受，正是因原始基督教的阶级憎恨的特性，成为与“一切非犹太民族的世界‘互相接近’之一种因子”，“反对富人的阶级仇恨与无产阶级的利害共同”——这种思想，自然不只为犹太的无产阶级所接纳。拯救一切贫人这种弥赛亚的希望，必然地，一切民族间之贫人，尽皆悦耳听受。是社会之弥赛亚，而不是民族之弥赛亚，便能够超出于犹太教之藩篱。”(《基础》第386、387页)这种观点应该得到重视，这种方法应该给予肯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基督教确实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要求。
三、原始基督教的纲领中革命因素是主要的
《史纲》认为原始基督教不是革命运动的主要论据是：原始基督教的纲领“不是号召革命行动，而是宣扬消极等待救世主从天而降临实行拯救”。“它是阶级斗争中的消极产物”是“作为革命斗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史纲》第50至51页)。
原始基督教是宣扬“等待”，还是号召“革命行动”呢？我以为两者兼而有之。这并不难理解。正如恩格斯已经指出的：“群众运动在初始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6页)。由于原始基督教的参加者的阶级成份比教复杂，各个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势必提出不同的主张。小生产者和农民虽然也希望改革，但是又不愿意采取革命行动，怕在革命中失去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而奴隶、破产农民则不同，他们为生活所逼，希望立即进行一场革命，迅速改变自己的地位。这些阶级，虽然被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但是，他们之间仍存有分歧斗争，他们那些不同的要求，反映在原始基督教义上，就存在等待救世主的救赎和号召革命行动的两种倾向。
我以为，所谓“等待”也并非都是消极的。在四个《福音书》中，有一些消极等待的思想，而在《启示录》这本一般认为能够比较如实地反映原始基督教思想的书中，基本上是号召人民积极等待和积极行动的。《启示录》第一句就是：“耶稣基督教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的，叫他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众仆人…..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在这里，《启示录》没有像后来的基督教那样，把那场斗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是要求立即进行这场斗争。它把罗马皇帝比作“兽”，诅咒他们是“大淫妇”。“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座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并且归于沉沦。”(《启示录》第十七章第9至12节)很明显，《启示录》把矛头指向罗马帝国的统治，申明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现实的反动统治。恩格斯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才指出，原始基督教有一种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欢悦和胜利的信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6―537页)。
在原始基督教里，耶稣的形象，弥赛亚的意义，复活的信仰，都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而又蕴藏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原始基督教的耶酥，仅仅是受上帝之命解放人民的弥赛亚，是“人子”，而不是“后来”的“三位一体”的基督。奴隶们期望的救主，是现实的人即领导他们斗争的领袖。随着犹太革命的失败和不幸的增加，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他们盼望革命时机的成熟，革命领袖的到来，以便领导他们与统治阶级再进行一场决战。因此，在当时，弥赛亚的意义是革命的。在犹太教的教义中已经有所预言，最后的胜利属于这个神选的民族，于是他们相信，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领袖不会白白地死去，一定会凭他们的牺牲在未来的世界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定会死而复生，这种复活的信仰是号召人民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是一种战争之教义。……..这种信仰自然很能够对于宗教狂热，继续发生及增加力量。”(参见《基础》第298页)
原始基督教所宣仰的“千年王国”的理想，是有消极作用的，人们可能因此而产生消极等待的情绪，但它也可能促进人们去积极努力。“千年王国”本身有两重性。恩格斯说过，千年王国仅仅是对受苦难的人而言，也许还对那些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赶上千年王国的基督徒而言，因此对后者说来，它属于此岸世界，而对那些为此必须复活的殉教者说来，它属于彼岸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64页)《启示录》两次提到“”日期近了”，并且明确的讲，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罗马的“兽”，说明他们要求的是“此岸”的、现实的斗争，“千年王国”是世俗的乐园。
我以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示录》以宗教的形式，进行反对罗马帝国统治的思想鼓动，号召人民作好准备，反抗罗马统治阶级，而不完全是叫人们消极等待。
原始基督教之所以没有能够转化成一场推翻罗马帝国的武装起义，是有许多客观原因的。首先，在当时，罗马帝国还很强大，统治阶级的权力还比较巩固，被压迫阶级的领袖在斗争中相继牺牲，人民没有力量推翻罗马贵族的统治。其次，有许多富人逐渐加入基督教，保罗派掌握了基督教的领导权，把基督教变成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第三，在当时虽然早期无产者、奴隶、农民和小生产者有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阶级的狭隘性，不可能推翻罗马贵族的统治，他们的良好愿望，不过是空想而已。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否定它的革命性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肯定过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民族精神(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页)。
四、原始基督教是当时革命运动的外衣和组织形式
《史纲》反复引用了革命导师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作为论证原始基督教不是革命运动的主要依据。我以为认为，片面地强调这一点是不对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仅仅注意到最后一句话，并没有全面领会马克思的原意，也不能把握住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真髓。为什么这样讲呢？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命题。就这句名言的思想性来说，马克思以前的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早已完成了这一理论型态。荷兰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梅勰，百科全书派的拉美特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都对宗教的反动社会作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宗教是封建统治专制的支柱，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麻醉人民、以巩固自己罪恶统治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比喻，也不是马克思第一个使用的。在德国唯物主义者还包括一些唯心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例如，歌德、黑格尔、海涅和费尔巴哈早已使用过这个比喻。费尔巴哈在1838年讲到宗教时说过：凡永远的喜乐作甘言引诱，用永恒的地狱作威胁恐吓的，就是动用强制的方法，采取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卑下的手段来争取人；那是给人以鸦片，使他的理智被恐惧或盼望的情操迷乱以后，失去自己的尊严。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所以，它与其他唯物主义一样，也以这一“名言”为前提，正像列宁所讲的，这个名言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基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决定了它与旧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经指出，法国唯物论仅仅停留在揭露宗教反动的社会作用的理论是肤浅的。他以为，不应该把宗教看作个别人的骗局，而要把宗教作为社会现象从历史上进行研究。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和历史的观点。马克思在宗教批判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指出宗教批判不能局限于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应该对产生宗教的现实基础进行批判；第二，指出了宗教产生的最基本根源——经济根源；第三，指出了宗教产生的阶级根源；第四，找到了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手段和动力。恩格思曾经讲过：“对于一切一种争服罗马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这段论述精辟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观点。
历史上的宗教是具有两重性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马克思就曾看到过宗教既是一种抗议，又是一种叹息的双重特点。同样，我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命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鸦片可以麻醉人民，削弱他们的革命斗志，安心充当统治阶级奴隶；也可以减弱人们在斗争中所遭受的痛苦，使他们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批判朗松等人把意志自由与宿命论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单行本，三联书店65年版第3页)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更大的毅力；穆罕默德的信徒在很短一个时期内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克伦威尔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旨意的产物。“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行动都预先带着必然性的色彩。但这不仅没有妨碍他趋向于一胜再胜，并且还使他这种趋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同上)这些例子可以左证宗教的“鸦片”作用也具有两重性。我们不否认，就基督教发展的整个历史来讲，消极因素是主要的，它曾长期充当奴隶主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的情况是不同的，有时积极因素可能占主导地位。原始基督教的情况就是如此，宗教团体是他们的组织形式，他们在宗教的外衣下，试图进行一场革命运动，宗教不过是他们的斗争工具。
考茨基以为：在原始基督教的外衣下，有着极深的政治含义。当时，任何改革，任何试图实现幸福的目的，都“只有藉助于那种名为宗教的思想方式”， “如果我们因为这一切组织的宗教形式，道德化神秘主义，而忽略他们所深藏着的社会含义，我们便误解了他们了。”(《基础》第168页)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政治运动，是许多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历史证明：宗教不总是作为革命斗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曾经作为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组织形式和外衣，起过积极的作用。
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史，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先后写了三篇论文。在恩格斯的影响下，考茨基对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也作过一些研究，有些论文甚至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写成的。他的观点与恩格斯基本一致，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恩格斯在世时就批评过考茨基的某些观点，考茨基的《基础》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些地方论述得过于牵强，有些观点很肤浅，一些历史事变讲的不太准确。但《基础》肯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注意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很有特色地说明了几个历史问题。因此，它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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