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研究已成为一种规模
黄晓武：刘教授，您在清华的讲座 谈到了帝国研究，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帝国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禾： 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帝国研究，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是近几年常被介绍的后殖民理论，这其实非常有限。后殖民理论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理论，它最出色的一些表现是在帝国研究方面，这在过去的介绍中没有足够强调。
黄晓武：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帝国研究具体有哪些成果？
刘禾： 这项研究发展了二十多年了，但并不是说帝国研究从前没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人著书、写文章，比较实证地讨论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当代帝国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为例，它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东方学》关注的是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语文学）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误解，不光是在中国，国外也一样，说赛义德的这本书只在于批评西方中心论。事实上，《东方学》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研究，也就是说，赛义德把语文学学科生成的历史背景给予充分的展示，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他的研究对象是一些18—19世纪欧洲的大东方学家，这些人通过掌握若干“东方” 语言（主要指梵文、阿拉伯文等），通过搜集有关“东方”的文字素材，为欧洲建构了一整套有关东方文明的系统知识，并由此来确立欧洲文明的边界在哪里，欧洲的他者是何人。换句话说，东方学是欧洲人到达自我身份认同的认识论渠道。赛义德没有简单地说东方学的知识是对东方的歪曲，恰恰不是这样，对福柯考古学思路的熟悉使他不断地强调学科是怎样在客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客观的研究基础恰恰是需要分析和讨论、需要质疑的。
与此同时，在北美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学派，新历史主义是一批学者对新批评的文学研究不满而开辟的另外一条路径。这个学派最早产生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英文系，是由一批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学者构成的。由于新历史主义直接接触到早期的帝国，所以他们就无法回避殖民扩张和帝国问题。比方说他们在重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这个戏时，就注意到里面描写的那个叫做卡列班的野蛮人，如何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负载了殖民时期的欧洲人和所谓土著之间的接触或冲突。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他的研究领域就是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他著述很多，十年前写了一本书，叫《了不起的拥有物》 , 研究的是哥伦布以来欧洲人怎样通过旅行写作来建立自己对于美洲大陆的主体地位。
后殖民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推动了当代的帝国研究。我们所说的“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不过是对这一现象的总体概括。“后殖民”其实还有另一层意义，指的是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的种种文化现象，包括所谓的后殖民文学。 用英文或法文进行写作，但是并不生活在欧洲或者北美中心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常常被划入后殖民文学。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后殖民”跟我上面讲的帝国研究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直接的学术关系。
至于后殖民理论，有人会说斯皮瓦克、赛义德、霍米·巴巴都是后殖民理论家，但他们三者太不一样了。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观点和立场就有很多分歧，当然他俩不会出来争辩，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不过你认真读一读他们的东西，就会发现两人的观点有很多针锋相对的地方。比如霍米·巴巴强调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文化的杂质性问题，他企图通过对帝国统治本身的缝隙和不确定性的分析，来达到对帝国利益和殖民主体的重新诠释。斯皮瓦克则强调女权主义，关注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对新殖民主义不断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一点就和巴巴很不一样。严格来讲，这些人的理论著述并不构成统一的后殖民理论，但是都同样对帝国研究作出了贡献。
到了九十年代，当代帝国研究已形成某种规模，安·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帝国皮革》 ，就是从女性主义和性别的角度去分析大英帝国的文化表征，这本书很受重视，也是美国文科博士班的研究生必读书。还有安·斯托勒（Ann Stoler）的书《种族与欲望的教育》 ，虽然书名有点怪，但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其对话对象是福柯的《性话语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福柯在《性话语史》第一卷中初步提出了种族问题对于这项研究的意义，但没有在行文中做出充分的表述。斯托勒受到福柯的启发，开始把种族和帝国问题引入福柯本人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性话语、医疗技术和有关身体的现代知识系统。也就是说，她把性话语和种族话语放在帝国统治的大都会中心和它的殖民地边缘之间去理解，而不把这些话语人为地局限在福柯本人所强调的所谓欧洲的、西方的性话语的历史之中。
顺便说一下，中文把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翻译成《性史》恐怕不准确，因为福柯研究的对象是性话语的历史，比如他上来就批评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压抑假说”。他的疑问是，如果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性意识果真像人们讲的那样受压抑，那么为什么反而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精神分析学、大量的性学、以及大量的有关性的医疗技术和科普知识？福柯于是探讨了性话语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对现代统治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人的身体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学科知识是如何参与建构这个关系的? 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治疗心理疾病的诊所室是如何应运而生的？这就是所谓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福柯的“话语”概念不能顾名思义，不是人所说的话，而是包括制度在内、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写作和言说的行为和场所。这种知识往往呼唤一种新的统治秩序的出场，使人能够想象疯人可以不跟犯人关在一起，认为人的欲望可以由性来解释等等。比如把疯人关起来，给他们打针，让他们进入某种状态，这一类技术使我们对什么是 “正常的”身体有一个固定的认识，反过来，关于性的话语或关于疯癫的话语也使人们要求某种技术的出现。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看，“自然”这个东西不断地被这些技术和制度所制约、维持和生产，成为约束我们现代人想象社会性的方式。而什么是社会性，什么是正常心理，什么是非正常心理，恰恰是福柯首先要质疑的。
黄晓武： 刘教授，帝国研究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受了福柯的影响？
刘禾： 的确，处处都有福柯的影子，他的影响实在很大，不光是在帝国研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也一样。当然这不是说大家都在应用福柯的理论，安·斯托勒的书《种族和欲望的教育》就是跟福柯展开了一场对话，她把福柯忽略的部分提了出来，指出福柯本来可以做得更深入。
帝国研究不是传统的对殖民地的研究，因为很早就有对殖民地的研究，研究殖民统治者怎样统治那里的人民。那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先从制度上给殖民地一个界定，然后讨论殖民管理，也就是殖民官员如何统治当地人民，这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殖民地研究。当代帝国研究由于后殖民思路的引入，强调文化意义上的殖民。谈到文化殖民，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民族被殖民过，我的民族没有被殖民过，当你把帝国研究扩展到文化这个领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有没有殖民地官僚体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过程来看，就很复杂。上海这个大都市，它和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大都市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文化生产。最近有学者研究早期流行音乐的历史，发现留声机进入上海跟留声机进入纽约、巴黎差不多是同步的，那么西方列强是怎样在全世界市场上获利的呢？它的大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采集民间音乐，然后录制出来，卖到世界各地。当时的中国市场也是全球流行音乐市场的一部分。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总而言之，当代帝国研究的着眼点是一个比较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没有哪个国家被彻底封闭在外面。
黄晓武：有没有“帝国研究”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
刘禾：有，作为专有名词，Empire Studies应该是比较晚近的事，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用它来概括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前没有对帝国的研究，当然有，但那是传统的对帝国现象和帝国主义的研究。当代帝国研究主要是指冷战前后总结现代欧洲殖民史的帝国研究，专有名词的帝国研究可以限制在这个范围之中，它和后殖民、新历史主义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跟赛义德、福柯有很大关系。
黄晓武：在汉语中，我们经常说罗马帝国、大清帝国，也说帝国主义，现在又说帝国研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三者的区别？
刘禾：罗马帝国的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一直就有。我们所熟悉的罗马帝国征服欧洲的历史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就是从这里来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过去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时，比较关注制度、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帝国对资源的掠夺、对不同种族人的压迫等等，做得比较深入。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种族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对性别、科学知识以及学科如何帮助建构帝国等方面，介入很少。因为它重视的是殖民官员的统治，所以总是在法律、制度、殖民政策、军队、战争这些层面上来做，不能在文化和知识更微妙、更深的层面展开充分的研究。比如像性别问题，在他们看来，女权就是平权，因此福柯所重视的性话语那一大片知识领域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盲区。此外，医学技术和医学话语也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研究的视野，比如免疫技术的开发以及用人体进行医学实验跟帝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梳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过，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处理档案材料的时候，也不重视翻译的行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生成意义的过程。它的历史决定论、线性历史观以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绝对强调，很容易把一切都纳入一个关于进步的大叙事，而忽略那些存在于大叙事之外的多重历史因素。
《帝 国》
黄晓武：刘教授，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帝国》，它跟帝国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刘禾： 关系是有的，但路数不一样。哈特和耐格里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忽然炒得很红，关键的原因是齐泽克（Slavoj Zizek）写了一段推销这本书的话，称它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其实，你要是读了这本书的话，就会失望，因为它不可能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但是作为促销呢，倒是起了一些作用。《纽约时报》书评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而这本书的出版正好赶在一个特殊的时机，那就是冷战以后、“9·11”以前，人们已经在思考全球化问题，都在关注帝国的问题，而且帝国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哈特和耐格里就多处引述有关当代帝国研究的成果。此书引用了大量的二手资料，但对这些论述的解释却非常粗浅。他们在这本书里重申的观点是，我们已经告别了帝国主义时代，而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分析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是主权理论。
关于“主权”的研究非常之多，我不可能在这次简短的谈话里说清楚。英文的sovereignty跟中文“主权”的意思不太一样。最早把sovereignty翻译成主权的是《万国公法》，在1864年，这是因为当时《万国公法》对另一个词sovereign的翻译是 “君主”或“主”，而sovereign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意思，比如至高无上的、最高的等等。 “君主”既代表法的威力，又凌驾于法之上，这么一种状态就被描述为sovereign 的地位。就哈特和耐格里的理解来说，在经典帝国主义时代，如大英帝国强盛时期，主权可以被称为现代主权（modern sovereignty），其中还包括现代主权派生出来的一个现象叫殖民主权（colonial sovereignty），这是因为脱殖运动、民族独立运动是反抗殖民的，而殖民地人民也要求国家主权，所以殖民主权跟现代主权同属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哈特和耐格里声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冷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权（imperial sovereignty）。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属于现代社会，而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则是当前的帝国，帝国无处不在。他们很重视德勒兹的理论，因为德勒兹说我们在讨论任何概念、历史和文化现象时，都不必寻找唯一的根源，没有某个根源能解释一切。哈特和耐格里就由此派生出来一个说法，说美国的主权意志并不代表帝国的意志，美国并不构成企图统治全世界的一个帝国，帝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美国只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某个环节。既然如此，抵抗帝国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哈特和耐格里说是multitude,芸芸众生（一笑）。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状况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而如何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分析得非常具体。相比之下，哈特和耐格里拿不出什么对抗的办法，他们的分析有很多漏洞，只是很空洞地说，有帝国就有multitude,好像multitude自然而然就构成抵抗帝国的力量，你怎么知道在什么条件下multitude会抵抗帝国、拥抱帝国，或者向帝国妥协呢？帝国主权靠什么支持？如果说它离不开武装和军事力量，那么在当代世界巨额的军费开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在美国。哈特和耐格里把美帝国主义放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就很难讲清冷战后的帝国是怎么回事。
黄晓武：谈到《帝国》中描述的当代社会状况，我们其实有很多概念来描述，比如“后现代”、“灵活积累”，您认为哈特和耐格里为什么要用“帝国”这样一个概念呢？
刘禾：我觉得他们主要是出于对“主权”这个理论概念的再思考。因为冷战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民族国家内部和边界地区的激烈动荡、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使得“主权”问题重新变得十分尖锐。“人权大于主权”这种说法的流行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说法与新帝国主义利益结盟后，对新老帝国都非常有利，很符合帝国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以人权为名做任何事情，很方便地在道义的支持下去干涉别的国家和地区。
哈特和耐格里用“帝国”的概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大致了解当代的帝国研究达到了什么阶段，而他们希望在全球化的呼声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马克思喜欢笼统地告诉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什么阶段，这两位学者也喜欢笼统地谈阶段论，只不过马克思本人可能会不赞成他们的分析。哈特和耐格里说我们已经告别了帝国主义时代，而进入了无所不在的帝国时代，这像是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他们认真地读过现有的帝国研究成果的话，就会发现经典帝国主义和当代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比他们描述得要复杂得多。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中东捍卫自己国家和大财团利益的情形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种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
黄晓武：刘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即将出版的英文新书《欲望与主权想象》（暂定）
刘禾：这本书有一个暂定地副标题，它是“跨文化地帝国符号学”，牵涉到符号学本身出现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符号学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位是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日内瓦，一位是美国东部的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做符号学的研究，皮尔斯比他还要早， 他比索绪尔早二、三十年就已经开始发展符号学理论，皮尔斯的理论叫SEMIOTICS，索绪尔发展的是SEMIOLOGY，它们的区别去年我在清华的高级理论研讨班上已经讲过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符号学家在构想符号学的同时，国际政治也在经历我称其为“符号学转向”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造符号，比方说海军使用的旗语、灯语、电报符码、路标、聋哑人的手语、世界语等,都在这时候纷纷出现，使得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符号系统的大爆炸。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理论为什么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没有人做过好好的研究。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时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vention），Convention这个词当“会议”讲，但是也有“约定俗成”的含意。当时的主权国家（当然是被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后来也包括日本）在一起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除了讨论战争与和平、主权和领土问题，也开始讨论怎样统一度量衡、怎样使用信号和符号，比方说商船和军舰怎样互通信息而不致产生混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会议来决定各国采用什么信号和符号，如何统一符号系统，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物。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信号和符号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台、继而被承认或被淘汰的。
19世纪的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符号学转向？解决这些问题，是我研究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的初衷。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脱离帝国去讨论符号学，也不能脱离符号学去讨论帝国，一定要把符号学与战争和国家行为、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联系起来。我这本书有一章是讨论国际法的翻译问题，与此类问题相关。丁韪良等人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在北京刊行以后，第二年就传到日本，日本人开始研究《万国公法》来制定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都在他们的研究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通过研究《万国公法》，日本人发现治外法权违反国际法，于是以国际法为名，向西方人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日本建立治外法权，结果很快成功。相比之下，晚清政府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政府实力大大削弱，主权岌岌可危，使得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走了一条极其曲折而不同的道路。
黄晓武：您的研究有很多福柯的影子。
刘禾：福柯的工作非常开启思路，但他往往把一切知识都还原为欧洲内部的事情。我书中有一章讨论国际法理论中的“主权”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人们通常谈到自然法的“主权”概念，往往说这是欧洲国家内部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国际法的奠基人、西班牙神学家维多里亚（Fransico de Vitoria）在15末世纪发展他的主权理论时，所关注的问题是西班牙人能否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证明自己占据印第安人领土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如何论证早期西班牙帝国的合法性。维多里亚反对以宗教的理由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剥夺土著人的财产。相对于神权法（divine law），维多里亚提供了自然法 （natural law）的依据，他说人身自由、贸易自由和传教自由的法则是自然法的基本假设。那么，他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论证西班牙人占领美洲的合法性的呢？他进一步论证说，如果印第安人不欢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正常旅行、贸易和传教，而企图阻止和破坏这些活动， 那就构成对印第安人发动正义战的合法理由。君主 （sovereign）则是有资格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威。维多里亚正在此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述谁拥有主权，谁不拥有主权。简而言之，现代主权概念的产生与西班牙占领美洲的帝国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荷兰人雨果·葛罗休斯（Hugo Grotius）是继维多里亚之后，国际法理论发展谱系中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将维多里亚的自然法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葛罗休斯的主权概念同样也把主权、自由贸易和战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正在跟葡萄牙商人争夺亚洲贸易，葛罗休斯因此在发展他的“自由海域”理论和“主权”理论时，其着眼点是葡萄牙人对当时的国际贸易港口马六甲海峡有没有主权。总而言之，现代“主权”理论和国际法本身就是欧洲与殖民地和其他地区之间互动的产物，不论是维多里亚还是葛罗休斯，他们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始终笼罩在不同时代帝国的阴影下。所以，离开了世界贸易体系和历史上的殖民关系，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只能被架空，而无真实内容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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