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去世后，他们整理了福柯的作品，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就是他们整理的（中文出版过《必须保卫社会》，《不正常的人》和《主体解释学》三本）。但是，如今，他们的政治取向完全不同。用德菲尔的说法是，“我是福柯左派，埃瓦尔德是福柯右派。”德菲尔如今辞职了，居住在当年同福柯一起生活过的房子里。当德菲尔先生开门让我进去的时候，一个强烈的好奇心就攫住了我：这是福柯生前居住的房子吗？德菲尔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还未等我开口，就主动告诉我，这就是福柯生前的居所――尽管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是泛起了一些激动（我早就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了）。福柯，就是在这里生活吗？那些不朽的著作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吗？不错，德菲尔指着屋子里的家具告诉我，这张桌子是福柯在瑞典写疯癫史的桌子，另一张桌子是福柯写《规训与惩罚》的桌子，如今改成卧室的地方是福柯以前写作和工作的地方，这个客厅是当年知识分子政治聚会的客厅。他在慢慢地向我介绍着，我在书本上所了解到的三十年前的巴黎风起云涌的智识画面，现在，居然有些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
德菲尔先生非常亲切，这是一种自然的亲切，令人感到舒服。而且，他细心、周到，更重要的是，友善。他尽量地满足我（一个来自遥远国家的人）的要求，允许我们拍照，拿出福柯的少见的照片给我们看（有两张“巅峰时刻”的照片让我过目不忘，一张是面对警察机器，另一张是正在“享用快感”），浏览福柯的书架（我在书架上看到了多卷本的巴塔耶文集和康德文集，一张贝克特的照片，一张福柯的被多次印刷的照片，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可能是福柯的母亲？）。德菲尔先生年轻时候是激进毛派，1975年来过北大，他现在在整理福柯的著作，而且对福柯著作的翻译情况也非常熟悉，他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在他的桌上，福柯两大卷《言与文》被翻旧了（这本书好几年前就被翻译成中文，但迟迟未出版），这是福柯所有文章的结集，是按照发表年代而非写作年代来编排的。德菲尔认为这本书非常重要，是福柯的思想自传，可以成为福柯思想的重要参考。尽管有点迟疑，但我还是有些冒失地问他和福柯之间的私人情感，“我从不跟传记谈福柯的个人生活，但你来自那么远的一个国家，我可以跟你讲讲我和福柯的关系。”他是1961年通过里昂高师的一位教授认识福柯的。那个时候，他刚到巴黎一周，而福柯也从国外回到巴黎一周，此时，福柯尚未成名。在他们一起渡过的第一个晚上，罗兰•巴特和另一个人也在场。为什么会迷恋福柯？他给出了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哲学兴趣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对现象学的统治地位不满，而那时，福柯恰恰超越了现象学，福柯的研究兴趣和方式都是处在当时强大的现象学传统之外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也情投意合，福柯是左派，德菲尔是毛派，他们都反对阿尔及尼亚战争。德菲尔当时还是反战的学生代表，十分激进，福柯也曾经短期性地加入过法共。相对于德菲尔而言，福柯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任何的权力机构都充满怀疑，多年以后，密特朗的一个朋友曾经希望福柯和密特朗见面，被福柯断然拒绝：“跟他握手，会把我的手弄脏”。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德菲尔先生开始并不是很愿意谈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法国同性恋圈子中，福柯对爱情和友谊持有一种独到的观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在同性爱中，双方之间的友谊和爱情应该平等，他们应该是一种对称关系，同性双方不应该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分，高低之分，任何的控制性的权力因素应该在这种关系中被清除。这些观点，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但在那个时候却非常大胆，非常新鲜，而且是开拓性和先驱性的。福柯对爱情和友谊的这些观点，对德菲尔产生了吸引力。
说到福柯的学术生涯，德菲尔提及了尼采、巴塔耶和布朗肖对福柯的影响。尼采在20世纪的德国被当成一个右派，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在20世纪的法国却被看做一个左派。是乔治•巴塔耶冒着政治风险将尼采和左派结合起来的，而福柯和德勒兹则强化了这一点。在法国，尼采被看做是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决裂，这对福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福柯对古希腊的研究也是通过尼采来进行的。但是，福柯同海德格尔保持距离，并丝毫不提海德格尔的尼采形象。德菲尔也勾勒了福柯著作的几个特点：他对历史作具体而细致的研究，这使他同传统的哲学家形象不太一致，人们开始很难认同这是哲学著述。福柯对于神学和上帝进行了否定，人们必须从哲学的背景去理解福柯。此外，他着重谈到了福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思想（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是目前福柯被广为谈论的遗产）。他还谈到了福柯在美国和法国的研究情况，他对某些法国教授阐释的福柯非常恼火（这是他唯一表达不满的一次），相反，他对美国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等人的福柯阐释持有敬意。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助手埃瓦尔德选择了另外一种职业，他在法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雇主协会上班，按人们的通常想法，他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当巴黎的知识分子听说我要去拜访埃瓦尔德，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指出了他的右翼的政治取向――尽管没有人充满敌意，但显然，埃瓦尔德先生所作的政治选择，让知识分子们多少觉得有点意外，而且，似乎还有些好奇，埃瓦尔德背叛了福柯吗？因为，福柯从来都是以一个左派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对埃瓦尔德的这一政治选择，德菲尔倒是没有任何微词，他知道我离开他家之后，马上要去拜访埃瓦尔德先生，就跟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后者，说他有一点“不正经”，但他又马上解释，这个不正经，不是指的不严肃和不认真，而是指的幽默一类的东西。我猜测，用我们中国人的现今的流行说法，埃瓦尔德先生大概喜欢“搞笑”。此外，德菲尔先生还介绍，埃瓦尔德不是那种固执己见的人，他非常善于倾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显然，他们两人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
果然，埃瓦尔德先生在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机构里同我们见面了。按照我的要求，他认真而努力地勾勒福柯的形象，他也同样地提到了福柯的治理术思想、福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福柯对知识自身的束缚特性的解放，以及福柯独创的方法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福柯是一个古典哲学家，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哲学家：要说真话，要追求真理。福柯对真相非常在意，而不是对真相的解释在意。但是，在一个“福柯右派”面前，我最想问的是福柯的政治立场，我特别想知道福柯对待哈耶克的态度，这首先是因为福柯曾经对哈耶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是据我所知，福柯这方面的论述很少见。还因为，哈耶克和福柯这两个人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被谈论得最多的西方思想家，而且，在中国，哈耶克的信徒和福柯的信徒，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哈耶克的信徒总是在攻击“后现代”的福柯。埃瓦尔德的回答是，福柯非常尊敬哈耶克的思想，尤其是哈耶克的自由观念。福柯晚期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自由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哈耶克产生兴趣。至于福柯的政治立场，埃瓦尔德反对将福柯说成是一个左派，他认为，福柯在60年代的思想接近右派。他的解释是，福柯拒绝任何的政治标签，他拒绝从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确立政治立场，也就是说，不是先给自己确定一个左派或右派形象，然后再根据这个形象来做出政治判断。对于福柯来说，政治性的参与总是个人性的参与，而非凭借党派背景来参与，因此，福柯更愿意从具体事件出发，从事情真相出发来做出政治上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福柯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绝对左派。他举一个例子，当年密特朗的社会党赢得了大选，正当选举结果出来的那天，他和福柯从瑞士坐火车返回法国，在过边境的时候，福柯略带嘲讽地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埃瓦尔德描述了一些福柯的个性。比如，福柯非常紧张，当有人恶意攻击他的时候，他会暴怒，会奋力反击；福柯喜欢朋友，重视友谊；福柯喜欢开玩笑，有时候说着说着会突然地开怀大笑；等等。比起德菲尔对法国知识界的失望来说，埃瓦尔德对如今的法国知识界简直是充满了不屑：“现在还有知识界吗？”他甚至是对整个法国和巴黎都充满了失望。他说，你看看，巴黎是什么？巴黎很漂亮，有很多博物馆，巴黎自身就是一个博物馆，可是，巴黎人现在就活在这个博物馆中，活在这个博物馆编织的梦幻中，这个梦幻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但是也在自欺欺人。他边说边笑――你很难判断他对此的真实态度。当得知我住的地方离萨特和波伏瓦常去的咖啡馆不远时，便让我上那里去看看，“你进去看看，你在那里坐坐，你去体会体会，你默想默想，我离波伏瓦是多么近啊！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变，墙、地上、桌椅板凳都没变，连服务生都没变，但是，有一点变了，服务生的态度变了，那里坐着的人的大脑变了，变空了。”
对巴黎知识界现状不满不仅仅是埃瓦尔德一个人的看法。德勒兹的学生阿里亚兹（Eric Alliez）对巴黎的大学教授更加藐视。他告诉我，在80年代末，大学对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进行了攻击，以至于在哲学上出现了针对68年革命的反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勒兹针锋相对，写出了《什么是哲学》一书，这本书带有强烈的论战性质，对大学内部的哲学观念进行了针对性的反驳。阿里亚兹写了一本书来进一步阐述《什么是哲学》，他是旅行哲学家（这似乎很符合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尽管德勒兹对旅行兴趣不大），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教书，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法国教书？他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德勒兹为他的一本书写过前言。法国的大学如此保守吗？――尽管中国的大学也充满门户之见，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大学还是比较少见。阿里亚兹是德勒兹的追随者，他对法国大学充满了怨气，对大学的哲学趣味充满抵触，他不断地和大学体制和主流论战，他曾写过一本对现象学挑战的书《现象学的不可能》，这本书如今已经脱销。
阿里亚兹非常豪爽，留着长发，衣着随便，不停地抽烟，用一个很大的碗喝咖啡，谈吐富于激情，是典型的激进左派形象。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敲响了他的房门，他光着膀子，探出头来，把翻译吓了一跳。说实话，我喜欢这样的人，一看就是我的同类。我马上在心理上消除了和他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同志。确实，我们之间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客套，谈话轻松愉快，到最后，我居然和他开了一个有点随便的中国式的玩笑。他的家，所有的墙上都挤满了书（法国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让我印象深刻，我去过的几个人的家里，客厅差不多都是书墙），还挂着几张画，整个房子很旧，但一看就知道是知识分子的居所（法国知识分子家里都很旧，这让我很喜欢）。我们先彼此自我介绍了一番后，他从生产技术的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谈论马克思和德勒兹。显然，他试图在马克思和德勒兹之间找到关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哈特和内格里，后两个人的工作也是如此。当然，他对后两个人的著作很熟悉。阿里亚兹深受德勒兹的影响，对德勒兹非常尊敬，因此，话题总是离不开德勒兹。他告诉我，在法国，有一批“德勒兹人”（我不知道这个词法文怎么拼写，后来更年轻的哲学家杜灵也讲到了这个词，除了“德勒兹人”外，还有“福柯人”）。他讲到了阿兰•巴丢（Alain Badiou）谈德勒兹的书，他自己写的关于德勒兹的书，德勒兹论画家培根的书（也许是受德勒兹的启发，阿里亚兹写了一本论马蒂斯的书），谈到德勒兹的社会理论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塔德（Gabriel Tarde），一个与涂尔干同时的但又是对立的社会理论家，我完全没有听说这个人。我只知道德勒兹受到尼采和伯格森的影响，但他受塔德的影响，我则完全不知道。他非常慷慨，尽管他知道我看不懂他的那些法文著作，当他提到了某些人或者某些观点时，还是大踏步地一遍遍地冲向他的书架（他似乎对所有的书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取出这些书，放到我面前，然后慷慨地说：“这个送给你”（他或许也把我看做是“德勒兹人”吧）。他差不多给了我十来本书，当最后告别时，他跟我说，你们中国的学者除了对西方的哲学应该了解外，还应该创造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我告诉他说，思想和哲学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过一种哲学生活。他听了，顿了顿，又大踏步地冲向他的书架，取下一本厚厚的书：《德勒兹――哲学生活》，“这个送给你”。他这样说，使我有些感动。这本由他主编的书非常有意义，是阿里亚兹在巴西组织召开的一次德勒兹讨论会的论文集，里面有詹姆逊、阿甘本等人论德勒兹的文章。阿里亚兹在前面写了一个前言。借此，我们讨论了一下是否在中国也该开一个德勒兹的讨论会。
去法国之前，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满碧滟女士（Fabyene Mansencal）（我特别感谢她的友好邀请，正是她促成了我这次巴黎之行）告诉我，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六月份将会来北京。我应当在她来北京之前访问她，但是，我是在离开巴黎的那一天才见到她的，她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位巴黎知识分子。她在巴黎七大，她非常忙碌，因为临时有会，我们的会面时间提前了。到达她的办公室的时候，还有几个人围着她。在她办公室所在的走廊的墙上，到处都是学术讨论的海报和信息，很多与她本人相关，有一些上面还印着她的照片。显然，她是巴黎知识界的名流，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她的名字也广为人知――尽管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只有流传并不广泛的两部著作。跟我料想的差不多，在这里，能找到罗兰•巴特的影子。墙上的海报上有不少与罗兰•巴特相关的讨论会、课程和消息，只是在这里，罗兰•巴特才扑面而来（法国的哲学家都不怎么提及罗兰•巴特，也不怎么提及拉康。我也只是碰到几位精神分析学家时，才听到了拉康的名字）。果不其然，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瓦有着不寻常的友谊。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用汉语说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让我惊讶了半天。她曾是中文系的学生，但是，她的汉语学习还是没有坚持下来（西克苏也学习过一年汉语，同样也没有坚持下来，她倒是建议我学学法语）。克里斯蒂娃对她的名字的汉语拼写非常感兴趣。不过，她的名字的汉语写法并不固定，我也只是给她写了一个比较通行的名字，她希望我能解释这几个汉字的意思。而且，她的丈夫索莱尔对汉字也非常感兴趣（他对足球也很感兴趣，那天，他正在为法国队的比赛操心）。我们的话题当然是中国。1974年，她和罗兰•巴特、索莱尔等人访问过中国。我们说起了那次中国之行，克里斯蒂娃回忆了罗兰•巴特的态度，当时，他们到中国，到处被人盯踪，完全没有自由。罗兰•巴特后来索然无味，他完全没有兴趣听主人的介绍。但是，她本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尽管她对中国当时的民主化有所不满，但在中国还是充满了兴奋，尤其是对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印象深刻，她回法国后写了《中国妇女》一书，她拿出这本书的新版本送给我，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印刷上中文题目――我知道这本书饱受争议，但显然，它仍在不断地重印，她送给我的就是一本崭新的刚刚重印的书。
她去年6月和今年6月都曾计划访问中国，但是，因为有事情两次都临时取消了，“希望明年6月能去中国”。大概她只有6月才有空。我问她，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想像？显然，她很愿意谈这个问题。她假设中国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能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种是中国因为自身的焦虑和困境难以克服而盲目地施展暴力。她刚出版了一部新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主人公，是中国人，因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变得焦虑不安，毫无理性，暴力横行。这本小说出版后，人们的评论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这才是这本小说的重心。”她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法国知识分子也当如此）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将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付诸实践，用思想的力量来抗衡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霸权。她很看重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当我告诉她有人说巴黎现在没有知识分子了，她的回答是，“哦，那是些虚无主义者的说法。”
同克里斯蒂娃一样在中国具有同样知名度的西克苏（Helene Cixous）住在一个新的公寓里面。因为联络上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迟到了，她在家耐心地等我们。她看上去完全是一个艺术家，个子非常高，非常时髦，非常有魅力，而且，非常平易。尽管只有一两篇文章被翻成了中文（她甚至没有一本书翻成中文），但很奇怪，西克苏是中国的年轻女性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女性主义者的一个偶像，她经常被援引为“身体写作”的理论源泉――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正在写关于她的博士论文。我跟她谈起了她在中国影响巨大的一篇文章《美杜莎的笑声》，告诉她，这篇文章在中国被广为传播，而且是收在一本女性主义文选中。她有些无奈：“这是年轻时候的习作，但被翻成了各种文字，被收到各种选本中，不过有影响总不是坏事。”她告诉我，她本来要去瑞士的，但因为我要来，她将瑞士之行推迟了。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法国知识分子都具有一种特别的谈话能力，即便对方不说话，他们也都能一直谈下去，但是，西克苏有一点不一样，她总是说几句，然后停下来，再等我说――她并不侃侃而谈。我知道她和德里达之间有深厚的友谊，因此，话题围绕着德里达展开，讲到了德里达的中国之行，德里达著作的翻译情况，德里达的写作风格，德里达发明的词语，以及德里达的晦涩，等等。我说，德里达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梦想像个女人那样写作。”她听了，说，她要告诉德里达，告诉他有人还记着他说过这样的话。看得出来，她对德里达充满了怀念。在断断续续地谈论德里达的时候，有几个时刻，她非常难过。西克苏写过一本与德里达有关的书：INSISTER。她告诉我，这本书的标题有一种德里达式的歧义，这是一个发明的词语，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insist－er，“坚持者”的意思，另一种读法则是in－sister，它表示“在姐妹中”，这两种读法，正好是西克苏和德里达之间的关系的恰当描述。
西克苏除了写哲学文章外（她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还写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她是法国太阳剧社的编剧，和太阳剧社的导演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进行过长期合作。西克苏没有来过中国，但她的一个剧本中的主角是中国人，太阳剧社(Theatre du Soleil)是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先锋戏剧团体。西克苏提议带我去看太阳剧社的排练演出，还希望我去听她的一次课，她在大学讲述“普鲁斯特和德里达”，她的讲课是在周六，因为我的翻译在周六例行休假，所以我没有成行。不过，太阳剧社却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巴黎东郊的一个废弃的军火库里，剧社正在排演一个戏剧。我对这个剧社的工作机制非常感兴趣，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平等，所有的人都拿一样的工资，在排练和演出之外，这里的人并没有职业的区分：有一个事情需要人了，那么，不管是谁空着，他都可能去干这件事。演员可以当服务生，舞美可以当厨师，服装设计可以当清洁工等等：这里多少还残存着一些公社的性质，残存着乌托邦的性质――有很多人在这里干了几十年。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教授有着传奇般的学术生涯。不断地有人向我介绍他。他年轻时是激进左派，曾加入过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从党内来改造党，但是，他的希望不久就破灭了，半年后退出共产党。后来因为抢银行而被捕入狱，在监狱里面呆了5年。他在监狱里面读了大量的哲学书，并希望能见到德里达。德里达去监狱看望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后，他开始跟着德里达作博士论文，斯蒂格勒是现象学专家（她的女儿是个年轻的尼采专家，刚刚出版了一本饱受好评的论尼采的书），他的研究起点就是德里达论胡塞尔的著作，他听说过中国有一批研究德国现象学的专家，当我告诉他中国的现象学专家对德里达论胡塞尔的书很不满意时，他兴趣大增，“我倒是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讨论技术与时间的，有好几大卷（南京的译林出版社曾出过其中的第一卷）。斯蒂格勒现在在著名的蓬皮度艺术中心工作，他看上去谦和、朴素、勤恳，像一个中国的老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当年的激进分子的身影。他言谈和思路十分清晰。他的学术生涯，从现象学出发，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来讨论技术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是他主要的对话对象，他关注的技术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如何对人产生控制，而人到底能不能通过新技术来反思和抵制这种控制？他特别提到了技术和精神的关系。斯蒂格勒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本身，而且还身体力行，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其中有几十名工程师，其目标是力图发明一种新的工业技术模式，这种工业模式试图同控制人的精神的技术模式相抗衡，试图将人从控制他的技术模式中解脱出来，试图找到一种反控制的工业模式――比如说，由消费者自身来创造一种新的工业模式。这样一种要求和愿望，用他的说法是，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全力以赴。斯蒂格勒特别跟我提到了一个60年代的哲学家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这个人以前不为人知，但是德勒兹受过他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几次他的名字。现在，法国的年轻哲学家都开始在阅读和谈论他。西蒙东的书也没有翻译成英文，我问他西蒙东的研究主题，斯蒂格勒非常虔诚地告诉我，他高深莫测，比同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重要。
巴黎高师的安贝特（Claude Imbert）教授原来是哲学系主任，来过好几次中国，在北京和上海都有朋友。她对中国学者和学生都充满好感，而且非常重视同中国学者的交流。安贝特教授今年9月份还将来北大，同杜小真教授共同主持一个梅洛•庞蒂的研讨会。安贝特教授言谈果断、坚决、直接、富于洞见，令人尊重。她和高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Laurence Frabolot教授一起在巴黎高师接待了我。巴黎高师在法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在关于法国思想家的传记中无数次碰到了“巴黎高师”。但是，它的空间之小还是让我惊讶――小得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学。我在那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味道的院子里坐了坐，院子就像北京一个稍大一点的四合院，里面出奇地幽静，同索邦大学的喧闹判然有别。我没有找到学校的食堂――我试图还原福柯做学生时在食堂里拿起菜刀追杀同学的场面。我来这里之前，已经听说过巴黎高师同一般大学的差别，比起一般大学的保守来，高师无疑要开放得多。安贝特教授对中国的法国哲学研究很感兴趣，她绕有兴致地听我介绍了中国的法国哲学研究状况――事实上，她也大致了解一些情况，而且，她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德国哲学研究的背景。她对研究法国哲学，尤其是法国当代哲学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她特别指出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重要性，而且，研究启蒙运动应该特别注意达朗贝尔。安贝特特别注意一些新的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重读，比如应该发现一个“新卢梭”，不是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而是写《忏悔录》的卢梭；她也特别注意到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人类学角度来解释法国当代哲学；注意到列维•斯特劳斯同梅洛•庞蒂的关系，这既是一种友谊关系，还是一种哲学关系，这种哲学关系，是一个哲学突破口。她对此评价甚高。当然，她对德勒兹和福柯也非常重视，关于德勒兹，她对中国年轻读者的建议是，应该先读《差异与重复》和《培根》这两本书。
杜灵先生（Elie Duing）是我见到的最年轻的学者，出生于1972年，也是从高师出来的，他对巴黎的知识界了如指掌。从他的谈吐中，能感觉到他很有见地，而且极富才华。显然，他是那种完全沉浸在学术中的年轻人，并没有其他的太多欲求――他没有电视，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很简单（我不知道法国年轻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否像中国的年轻教师或者博士生一样糟糕）。我问他像他这样的年轻哲学家在法国有多少？他的回答是，“几个？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吧。”他的回答让我想起中国的年轻学者，中国同样有一批很年轻的人，对学术非常专注、非常有才华、而且对各类人文知识都非常熟悉，这样的人大概也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吧。杜灵大概算是德勒兹人，对德勒兹非常推崇。他是读完德勒兹的《什么是哲学》后才决定从事哲学研究的，那本书对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阿里亚兹专门写过一本书来解释《什么是哲学》）。杜灵也经常往国外跑，他还在从事博士论文写作，主题与伯格森有关。伯格森最近在法国很受人关注，除了他自己的思想的持续魅力外，也同德勒兹的伯格森解释有很大关系。杜灵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法国当代哲学的状况，我相信他的话是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他讲的事实同我所听到的大致相符，而且，他对哲学家所作的评论同我的观点非常接近。关于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在法国的影响，关于福柯人和德勒兹人的差别，关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和德勒兹的写作风格的差异，关于法国知识界的争论，关于外国哲学家在法国的影响，关于大学如何对待那些在国外有影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他给我绘制了一个详细的法国当代哲学地图。跟他聊天很愉快，显然，他也同样的愉快――谈论这些专业领域内的话题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所在。最后，他告诉我，他曾和阿兰•巴丢等人合写过一部论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书，这本书在法国卖得不错，“它有一些市场，同时还普及了哲学。”
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教授住在拉丁区的一个狭窄的但极其喧闹的街上，这里离索帮大学和巴黎高师都很近。去她家之前，我已经经过过那条街，对那条街印象深刻。街上琳琅满目，咖啡店和小酒馆比比皆是、人来人往，喧哗不已。从街边的一个普通的窄门进去，是几城楼的居民住宅，楼道狭窄，紧凑、拥挤，局促，但是，一点都不脏乱，在这个楼道里面攀登，让人觉得真实、自然和亲切。街上的喧哗都被挡在门外，卡桑教授就在这里同古人对话。她的工作室在楼顶，不大，室内空间非常高，被隔成两层，同样的，整个屋子像一个小型图书馆，卡桑教授在这里工作，她的住所则在一层。卡桑教授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精通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据她介绍，法国懂古希腊语的人不在少数）。她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她主编了一本声誉显赫的词典――一本不可翻译的哲学概念词典。这本书花费了十几年的功夫，由几十名不同语种的专家来编写。这些哲学概念从古希腊一直跨越到当代。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同阿伦特相熟，并且翻译过阿伦特的著作，但她并不认同海德格尔的希腊哲学研究。相反，她对尼采的希腊研究评价很高，对德勒兹和福柯的希腊研究也很认同。她强调语言和哲学的关系，她讲到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句法结构的差异上，尤其是谓语的差异上，在中国的语言中，没有谓语，句子照样能够成立，照样可以表达，但西方的句子必须有谓语，必须有一个BEING，这个BEING对于西方语言和哲学而言至关重要。卡桑教授回忆起她的中国之行，她也来过中国，在北大和人大参加过学术会议。
过了两天，应邀去卡桑教授家做客，在她家一楼的住所。卡桑教授请了十几位知识分子，有几个精神分析学家（都是信奉拉康的），有几个研究政治哲学的，有一个是研究尼采、德里达和现象学的教授马克（Marc）先生，有一个瑞士籍的但在巴西教书的研究本雅明的女教授，有一个是研究中世纪哲学的女教授，还有一个风度翩翩的老教授怀斯曼（Wisman）先生（他也是杜小真教授的朋友，据杜小真教授说怀斯曼年轻时候差点进了德国国家足球队），研究康德以来的哲学；有点特殊的是，还碰到了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印度学者曼贾尼（Franson Manjali）先生，他在巴黎作短期访问，翻译过南希（Jean－Luc Nancy）的书。马克教授绝对是个左派，对美国的霸权甚为不满，他有一本反驳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书在台湾出版，日本也翻译过他的书，他特别希望中国和法国的知识界能够直接交流，而不必要以美国为媒介。有一对精神分析学家夫妇，他们告诉我，在巴黎，从事精神分析的人大概有几百人，有很多个派别不同的小组，但是，信奉拉康的人还是很多。不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在法国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当我告诉他们，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拉康的学者，不过，拉康主要被看做是理论家和哲学家，研究拉康主要是研究他的著作。这样对待拉康的方式，使那个精神分析学家大为恼火，“这是最愚蠢地对待拉康的方式，你专门看凡高的书信、回忆录和传记，能够理解凡高吗？”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精神分析实践，没有诊所，没有对病人的诊断，根本就不可能搞精神分析研究，也根本不可能搞懂拉康。印度学者曼贾尼向我讲述了巴黎哲学家在印度的情景，在印度，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最大，“福柯首当其冲，其次就是德里达和德勒兹，不过哈贝马斯也影响很大。”最近，南希的书在印度开始有人读了。我早就听说，法国的思想在印度一向很流行，外交部的马班（Yves Mabin）先生告诉我，德里达和西克苏去印度作过一次讲座，据说台下坐了四千人。这是怎样一个场景！
外交部书籍处处长马班先生帮我引荐和联络了这些知识分子，这其中大部分人是他的朋友。马班先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热情、真诚而又幽默，常常用诗一样的句子来表达友善。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来一个官员的影子，我能感觉到，他和法国知识分子的关系非同寻常，并且深受知识分子的尊重，他对法国哲学的介绍，也十分专业。他是德勒兹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很忠实于他的这个卓越的哲学家朋友，当回忆起和德勒兹的友谊时，他显得非常动情（也正是在他的介绍下，我拜访了德勒兹夫人。德勒兹夫人是从事服装业的，德勒兹的女儿是一个电影导演，拍过两部电影。我问起德勒兹夫人的退休生活，她告诉我，主要是带小孙子，然后就是听德勒兹的上课录音磁带，据说德勒兹的法语非常漂亮）。我拜访的将近二十来位巴黎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分布在巴黎高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的几个大学以及一些文化机构和出版机构――他们的年龄在30－70岁之间，我想对整个法国知识界来说，他们应该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就同他们的沟通本身而言，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探讨的学术主题，我一点也不陌生――也许我见到的都是左派，都是与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相关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并不显得隔膜，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主题的讨论也许确实是全球化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巴黎知识分子对中国都非常陌生，法桑（Didier Fassin）先生刚刚来过中国，我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周后我们在巴黎再次见面，他对中国充满好感，而且从来不认为中国充满威胁，但是，他仍旧不了解中国：“我在北京街头很少看到警察，但是，在一些小区里，却有很多警察一样的人。”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知识界就更不了解了，除了安贝特教授和怀斯曼教授来过中国，认识中国的杜小真教授等少数几个人外，大部分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和处境十分隔膜。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想像，如此而已。而这同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国一般的人文科学教授，总是随便就能说出几个法国当代思想界的名字。当然，这种现象，跟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国际影响有关。中国人的书翻译成法文的很少，或许法国知识分子从来对国外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今天，据杜灵教授告诉我，大概就是齐泽克(Zizek)、阿甘本（Agamben）、朱狄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普特南（Putnum）等少数几个哲学家在法国有些影响。
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地位在法国是非常特殊的，我见到的这些哲学家，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有人说他们过时了，有人在捍卫他们，有人在运用他们），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并置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将这几个名字同时而且是连串地说出来（有个别人在提到他们三个名字之后加上利奥塔，或者罗兰•巴特或者波德里亚）。显然，在法国知识分子眼中，正是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哲学时代，无论他们对这个时代如何评价，无论是他们高度肯定这些哲学家还是对这些哲学家不以为然。这三个人是一长串知识分子名单的杰出代表。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正是他们，才让法国哲学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如此的声誉。用赛义德（Said）的说法，这些60年代涌现出来的法国哲学家，群星璀璨，是人类智识上的一个奇迹。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法国哲学喂养了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人文科学，没有它们，如今的思想现实是难以想像的。当然，这些深受尼采影响的思想，遭到的攻击如同它们遭到的信奉一样广泛。如果考虑到，思想就是在攻击中得到发展的，那么，这样的攻击并非没有益处。只要这种攻击并非别有企图。当然，有一些吊诡的是，这些人在世界各地的文学系和艺术系的影响要比哲学系大得多，甚至是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他们的影响丝毫也不逊色于哲学系。在法国的大学眼中，他们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是我在法国所能强烈感觉到的，并且是极其困惑的问题，这些在国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法国的大学中不被重视？我问法国的知识分子，既然大学不认可这些哲学家，那么，在大学里面，有哪些哲学家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说，有哪些哲学家能够和他们分庭抗礼，能够和他们具有同样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呢？事实上，这样的大学教授，他们一个也提不出来。大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和上述哲学家相提并论。但是，大学内部，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结构性的看不见的阻力在集体性地阻止他们，比如，无论如何，博士论文是不能选择这些人为研究主题的，教师甚至很少讲授与他们有关的课。我在高师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学者，他研究政治哲学，他告诉我，他要感谢我们这些外国人，因为，他在高师读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法国这批哲学家的思想――老师很少提及他们，但是，因为你们这些外国学者不断地到法国来讨论当代法国哲学，使得这些人的声音在大学不得不出现，也正是如此，法国的当代哲学家在大学才开始有了一些影响。
索帮大学的克里廷（Jean－Louis Chretien）教授证实了这一点，显然，他是代表正统大学传统的。他是现象学专家（在法国现象学的势力非常强大，现象学著作翻译成外文的也很多），和马里翁（Jean Luc Marion）一道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后者也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任教，在美国和法国之间来回旅行。克里廷教授很推崇列维那斯，也听过德里达的课。他告诉我，如今的法国的学院哲学研究主要有三个领域：一个是哲学史，一个是现象学，一个是英美分析哲学（好像同中国哲学系的西哲专业的研究方向很接近）。至于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著作，他认为二十年前非常流行，但现在已经过时了。他的观点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感受差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列维那斯以前不太受重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在六七十年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结合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哲学快完了，哲学研究应该同精神分析、语言和社会等等结合起来，但现在，哲学要回到自身，要讨论哲学自身的问题，讨论存在问题，讨论海德格尔式的问题――同杜灵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在法国只有德里达有继承人，福柯和德勒兹则没有继承人。
克里廷教授说的是大学内部的哲学研究现状，中国的大学哲学系似乎也是如此，哲学系对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的排斥也相当明显，或许，全世界的哲学系大概都是如此。不过，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能以他们作为博士论文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读他们的书。子夜出版社的兰东（Irene Lindon）女士告诉我，德勒兹的书卖得非常好，他们每年都重印德勒兹的书，这些书甚至是他们这个规模很小的出版社的重要经济支撑。甚至是谈论德勒兹的书――如果写得不错的话――也很有市场。法国大学出版社的顾问保罗•加纳蓬先生(Paul Garapon)――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就是他最先向我介绍了斯蒂格勒先生――向我推荐的是一本《德勒兹和艺术》的书，这本书是他们社最近销量不错的一本书。当然，伽里玛出版的福柯的书也经久不衰。相形之下，一般的大学教授写的哲学著作在法国的销量非常小。
尽管法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布尔迪厄这样的知识界领袖了，但是，他们依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要求。如今的法国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他们不断地对时政和局势发表评论。这些人有很大的知名度，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贝尔纳 •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他在法国家喻户晓。在巴黎知识界，很多人对他表示不屑，甚至有人称他为机会主义者。另外一些人从来不上电视，而且他们对这些电视知识分子不以为然，这些人更愿意将自己称为哲学家。但是，无论是哪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声望远远没有达到萨特和福柯等人那样的地位（很奇怪的是，我见到了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次听到萨特的名字，萨特难道被遗忘了？），马班先生告诉我，新一代的哲学家很难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享有巨大的社会和学术声望，没有人勘比福柯那一辈哲学家了，福柯一辈的哲学家太强大了，他们独树一帜，具有天才般的创造性，从而爆发巨大的学术能量，以至于现在五六十岁的哲学家很难走出他们的强大背影。我向他们问起现在的一辈哲学家的情况，答案是，如今的哲学家没有人得到广泛的承认，法国有一些很好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可能有几十个，但现在没有福柯那种领袖式的哲学家了。也许，他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积累，还需要历史情势造就的机缘。在法国，一个哲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现在，对法国哲学和知识分子充满期待的人们，总是会问，下一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
（特别感谢法国外交部的Fabyene Mansencal ,Yves Mabin,正是他们友好邀请、联系和组织工作，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我的访问计划，感谢外交部的翻译Bernadette Zhu-Isnard，没有她的翻译，我在巴黎将寸步难行，也感谢我的朋友Pascal Wei,对她的感谢是无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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