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杉关于政治学到底是否“有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实际世界政治的距离或鸿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们对于本学科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的。
2010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一个为媒体所关注的现象似乎比高深的回归分析、抽象的政治理论或复杂的理性模型，更能表现美国政治学研究与实际政治过程鸿沟进一步扩大这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反映或折射出美国政治学界面临的社会认同感下降的学科危机。《华盛顿邮报》记者克莱因（Ezra Klein）不无调侃地讲述了他的观察：虽然这个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人数多达500多名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却没有一个莅临会场，也没有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要员拨冗光顾。这些削尖脑袋找各种机会抛头露面的“政治从业人员”，常常是想方设法挤进各类聚会。连一个在美国首都召开的商会，甚至某个议题的小会议上都少不了的政客们，却集体缺席了美国政治学家们最盛大的集会。也许有人会把这归结为政客们害怕知识分子对他们本人和他们政策的批判。但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同时发生的另一个现象：这些与会的学术权威们，也很少出现在与“美国政治学年会”同时或前后，在华盛顿举办的各式各样的与政府政策有关的、种类繁多的会议和沙龙。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政治学与美国的实际政治过程巨大的隔阂，也印证了美国朝野对政治学的一个热门的非议：“政治学有用吗？”（Is Political Science Relevant？）实际上，有一个同时在华盛顿召开，但少有大腕政治学家现身的研讨会的主题正是“政治学有用吗？”（见“Poli Sci 101”，载《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12日）。
政府政策过程对美国政治学界的疏离
反映政治学界与政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政治学者的任用。美国的每一任总统都要在联邦政府的各种咨询和执行机构中任命一些学者。威廉和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与20世纪70年代很多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情况不同，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很少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以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9年撰文《学者们靠边站》（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就奥巴马政府没有任命政治学者而只是任用经济学者和律师进行探讨。他指出，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都是由学有所成的经济学者所组成，门外汉极难置喙。而担任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官员却不需要政治学的学术背景。他认为这不是政府的偏见，而是政治学界同仁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从政府相关政策咨询的角度来看，政治学者，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在与政府关系中的尴尬地位也很明显。美国政府经常就美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向经济学家们讨教，就公共卫生问题向卫生专家咨询，虚心听取他们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官员很少向知名政治学家打电话讨教。对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相对的不太重视。即使在行政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这些政治学的分支领域，情况也不乐观。1990年代美国副总统戈尔主导的政府行政改革，其庞大咨询和顾问班子中，基本上把主流行政管理学家排除在外，重视的是公共管理第一线从业人员、经理人、官员和新闻记者。1990年代的重大政府管理改革项目也与主流行政管理学者无涉。虽然经济学研究状况也很不令人满意，特别是近年来的金融风暴更是暴露出了一些权威性经济学研究的荒谬，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敬畏经济学者的态度和给予的待遇，却是研究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学者所渴望的。
从对待学术研究成果的态度来看，政府和社会大众对政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关注相当有限。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对学术期刊的重视程度方面。美国的政府政策制定者们很少读政治学的学术期刊。这种现象可能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们的学术修养不够，看不懂学术的数据分析和术语，跟不上学术思辨的逻辑。或者是因为政治学的学术论著语言晦涩深奥的问题。实际上比政治科学论文更富于学术特性，更多数据分析的经济学学术期刊正是政府有关官员们时常浏览的。
社会民意对美国政治学误解的加深
美国社会对大学政治学家的知识性依赖也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在互联网和各种新闻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各种知识和观点只需要点击鼠标便能知晓。CNN、BBC、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和日本的NHK英语频道不仅电视上能看到，在电脑上也能实时转播。全球化使国家和地区间距离缩短、跨国跨地区旅行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很多人也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孤陋寡闻，或渴求政治学教授对政治迷津的指点。很多新闻从业人员、政治评论家、智库学者，非政治学背景的知识界人士，乃至网络写手，都常常比大学政治学教授更受人们的欢迎。事事仰仗大学教授的智慧的政府与社会已经成为过去。
政治学在美国政府和民间重要性的下降严重影响到了政治学的学科形象。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各种与社会实际不相符合的特性也很快地为社会大众所认识、所诟病。在美国这个多元的民主社会，人们的主张常常是由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提出来的。2009年10月参议员科伯恩（Tom A. Coburn）在美国参议院提案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停止所有对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资助。他认为政治学研究课题既非科学研究，又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什么贡献。而那些受资助最多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实际上可以由美国的大众媒体进行。无论是媒体的民意调查质量还是新闻评论员的水平都不比这些政治学学者差，而且还不用纳税人掏腰包。根据2005年的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拨出的研究基金高达37亿美元，用于政治学研究的仅为900万。全部削减下来可能也只够一两个化学或生物学实验室一年的经费。但是，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主席布若德（Molly C. Broad）2009年10月8日给参议院的信中的估计，这笔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却占到了整个政治学研究经费的95%，几乎是政治学研究经费的全部政府财源。这一提案如果通过对政治学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仅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经费的多寡，还关系到政治学学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政治学专业在学生生涯规划中的分量，乃至政治学教授在大学中的处境等问题。
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进行了大量的危机公关工作，动员学界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游说参议院，阻止这一提案的通过。在科伯恩参议员提出提案后的几天，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当然是实至名归，但是获奖的时机引得一些猜测。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开奖前提供的竞猜下注分析中，根本没有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前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以及研究公共资源的政治经济学家、《苹果橘子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文·莱维特都承认自己并不清楚她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是继赫伯特·西蒙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家，同时也是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赫伯特·西蒙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但长期师从挪威经济学家特里夫·哈维默与荷兰经济学家特亚林·科普曼斯这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其学术成果很多也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内容。而奥斯特罗姆的学士、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都是在以重视理性选择方法而闻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学系获得的，其学术生涯也立足于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她不仅属于地地道道的政治学研究的业内人士，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几项研究项目都是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进行的。诺贝尔奖耀眼的光环、奥斯特罗姆作为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经济学获奖者中第一个女性的殊荣，成为政治学界及其参议院的同情者阻止科伯恩提案的一个关键性武器，帮助美国的政治学度过了这次劫难。
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定位和学术体制使学术远离现实政治
关于政治学到底是否“有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实际世界政治的距离或鸿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们对于本学科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的。很多在政治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秉持西方知识分子理性思考、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文传统，并不认为政治学，甚至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必须有实际政策效用。主张政治学从“学术性”研究的、高于现实的理论角度考察问题，运用抽象的“科学性”原理来探索政治现象的规律性。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突出表现在强调研究方法中统计学、博弈论和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的成分。由于很多学术资源是由体制内的资深学者把持和掌控的。他们决定大学教职如何招聘、学者水平评估和终身教职的给予与否，以及学术成果的评估、学术课题的评审等等。他们的思想通过学术体制的奖惩机制体现了出来，在培养与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政治学人才方面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一个对学者成长影响最直接的制度设计就是学术论著发表的同行评议机制。由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 如果不用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学者的文章就很难在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主流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偏好，将使用历史方法、档案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学学者边缘化。根据“要么发表文章，要么从学术界消亡”（publish or perish）这一大学研究体制的行规，这对于跟不上潮流的学者们的打击是沉重的。
从政治学本身的构成来看，在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多元化的压力和“政治正确”的信念，美国的政治学鼓励各种不同的观点表达，哪怕这种不同之处非常的细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工细密、研究领域狭窄的研究类别（subgroup）。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五花八门。很多政治学教授的学术交流局限在一个极小的学术圈内，对其他政治学家的研究既看不懂，也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美国的政治科学因而成为一门“断裂的学科”。虽然都是挂在同一个“政治学”的名号下，一些政治学的学者除了自己研究的那一狭窄的研究空间以外，对政治学的其他领域都不甚了解，遑论对整个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的把握。一个后果就是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满足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对政治学的要求。
政治学界的有识之士对这种情况也是忧心忡忡。2000年，一个匿名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学者发邮件给美国政治学会，要求改变美国政治学研究“把玩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的现状， “恢复政治哲学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由此发端的美国政治学界的“改革运动”，影响方兴未艾。但由于这场运动缺乏方法论方面的逻辑分析和理性论证，没有能够像19世纪末的国家主义（Statism），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运动（Behavioralism）对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的影响那样，改变美国政治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今天，虽然有包括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大师们为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鸿沟的扩大而忧虑、而疾呼，但是，对现代美国的政治学这一庞大体系的方向性改革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个人的能力。一些有限的措施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学发展轨迹的迹象。美国政治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百年。从大卫·伊斯顿1968年宣布美国政治学有学科认同危机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然而，美国政治学对学科特性的探寻，对研究方法发展，以及对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关系的处理都还处于探索之中，其学科发展的前途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没有能够得到消除。
由政府政策需求主导的历程——现代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国别研究在美国被称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或Regional Studies），是对某一国家或由某种政治、文化或地理因素联系起来的数个国家所构成的地域的研究，专注其特殊的地理、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之学。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俄罗斯研究等，以包含几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包括中东研究（阿拉伯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拉美研究和北欧研究等。对某一个区域的研究并不排除对区域中某一个国家的集中深入研究。美国现代区域研究历史发展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产生，到60—70年代的蓬勃发展，再到冷战后90年代的衰落和21世纪的重新崛起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其学科特性乃至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科地位都是与政府政策需求密切相关的。
政策需求是现代区域研究建立的主要推动力量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的含义，很多学者认同大卫·桑顿（David L. Szanton）等人2003年著的《知识的政治职能：区域研究与各门学科》（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一书中所采用的阿兰·坦斯曼（Alan Tansman）的概括，即区域研究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是有共同志向的学术领域和行为的集合。其内容包括：长期和专业性地学习和掌握所研究国家或区域的语言；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对所研究国家或地域的历史、社会观点、资料和评注材料的密切关注；超越对细节的描述性研究，测试、完善、批判和发展以实地研究资料为基础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多学科的、有时甚至要跨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限的研讨。区域研究的目的在于根据区域的地理和历史状况，针对区域内国家、社会、各种集团的实际情况，系统地收集资料和信息，明确和把握所研究区域的总体特征，进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动向。
欧美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研究多是针对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研究，如大英帝国对于非洲地区的研究。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大学对于美国以外地区的研究则基本上局限于欧洲研究。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学者数量极少，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还没有出现。
二战后，美国政府和学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取胜，美国必须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自我束缚，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冷战的迅速到来使这种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以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为主的民间基金会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和国别研究。在政府的协调下，它们与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密切合作，努力填补美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的匮乏。1957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美国朝野，催生了1958年的《国防教大学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中心的设立。国际研究育法》。一百多个大学的区域和国别研究项目获得资助，从而加速了各和外语培训在美国大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亚非拉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对区域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区域研究的学科特性建立在政府政策需求基础之上
第一，研究区域的划分具有很强的政策主导性。从20世纪50年代初现代区域研究初建之时，研究区域的划分就与文化或人文的研究关系不大，而是受冷战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需要，因政治要求来划分。如把吉尔吉斯斯坦与捷克都划为同一个大的苏联东欧研究区域、把澳大利亚与缅甸划在同一个大的“东南亚区域” 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区域研究并不必然地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但区域的界限通常都是由国界所规定的。而且，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在研究国际问题和进行经济发展比较时所用的各类数据常常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第二，虽然关于区域研究到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各学科的分支，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但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却是依据政府政策需要确立的。从学理上来看，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既包括文史哲的内容，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和习俗等，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然而，政府的政策需求和资助导向，通过其对重点研究区域的引导和对学术资源分配方向的锁定，使得现代区域研究在许多方面是由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等学科唱主角的，研究的重点也多是与美国政府国际战略相关的内容。
第三，美国现代区域研究是国际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美国的软实力。虽然区域研究在客观上为促进国际合作与和谐、为推动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美国的现代区域研究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具有某种思想渗透的作用。其研究和教学的一个实际效用，就是向外国推销美国的文化外交，彰显西方民主自由体制在道德和实践方面的优越性，压缩非西方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展空间。
第四，区域研究学者群体的现代学术素养相对较低，对科学研究方法掌握不足。为在政策研究方面迎合政府的需要，区域研究必须有一种早出成果、快出人才的使命感，以尽快地转化学术和教育成果，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这就导致了现代区域研究学者在教育培训和学术成果两方面学术严谨性的欠缺，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最为明显，当时很多对于中国和苏联的研究的学术质量是不高的。
第五，虽然不乏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但区域研究学者群中往往有一种相对较强的意识形态氛围。从麦卡锡主义时代对学者的政治思想审查开始，“政治正确”是从事区域研究的一种传统。很多区域研究者都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拥护者。一些区域研究学者甚至参与到了美军旅一级的军事行动中，如美国国防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类知识系统”（HTS）计划。一些区域研究者的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也往往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冷战后政府政策需求变化导致区域研究衰落
冷战后，政府政策需求的转向导致了区域研究的危机和转型。美国的区域研究受到官方、社会和学术界本身的批评，面临严重的危机。
首先，冷战的结束导致区域研究政策价值的下降。政府对培训相关文化和语言人才的兴趣减少，特别是那些通晓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不发达的偏远性区域的人才。基金会不再重视区域研究，不再为特定地域的区域研究提供资助。为语言训练和实地研究提供的经费锐减。一直作为全国区域研究协调性机构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也关闭了其区域研究协调机构。
其次，区域研究及其姐妹学科——国际关系研究几十年的研究绩效受到很多诟病，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有益性受到质疑。因为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学者专家们扮演的是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其研究不乏错误和疏漏，与所投入的资源与美国政府和民间乃至西方各国朝野对区域研究的期望极不相称。例如，虽然美国政府和社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吸引了美国和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进行针对苏联的研究，但却没有人预测到苏联的突然解体。
再次，区域研究与现行学术体制产生矛盾。区域研究领域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学术圈，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之间很少有学术交流。区域研究学者在科学性的学术素养方面落后于其他学者，这包括统计学知识、理论建设的责任感、数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以某一区域或国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也是以表意性、描述性为主的研究，无法超越案例分析或小样本的定性研究，建立社会科学所推崇的理论框架明晰、普遍有效的法则。此外，区域研究学者中很多非英语母语的移民学者，沟通能力和社会背景在学界不突出，一旦外在的支持减弱，这个群体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的弱势地位就凸显出来。奉行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断言：区域研究没有产出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其研究过程既没有科学严谨的因果分析，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零碎事实的混合无法构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能为其他学者验证理论与模型提供素材。
最后，从区域研究本身来看，冷战结束后，过往的区域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变得陈旧。冷战中受政治需要和政策需求推动而建立的区域划分和分类的标准显得与变化了的世界不相符合。很多研究内容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被学术界主流认为是过时的，因为历史“终结”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似乎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那些理论和社会制度的争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没有必要继续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区域研究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过于强调各个地域的特殊性，没有很好把全球化时代新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考虑进来。
21世纪的政策需求推动区域研究的重振
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一些大学减少了区域研究学者的科研经费，关闭或合并了很多区域研究机构。同时，区域研究领域也在努力对自身进行变革，以跟上时代的要求。区域研究者更多地超越案例分析的传统研究套路，重视跨国和跨区域的比较，并努力整合区域研究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因素，进而推导出普遍性的、带有规律性的法则。在研究内容方面，则更多地围绕全球化、民主化等通行的主题开展，在研究方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努力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的分析逻辑。与这种学术氛围相适应，大多数美国学者在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政治的时候，不是用当地政治文化所熟悉的名词和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而是用美国政治学者熟悉的政治概念、模式和分析框架，如民主、选举、利益集团等，对民族和宗教冲突问题没有足够重视，这使区域研究失去了很多应有的特色。
“9·11事件” 前几年，美国对中东、伊斯兰和相关问题的了解极端不足，这方面的人才培训也做得很不够。“9·11事件”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移植西方式民主的努力，使得美国政府提高了对研究中东、南亚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兴趣，社会各界也想探寻恐怖主义的原因。除了国际恐怖主义之外，美国国力的相对衰退和中国、印度等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核武器扩散等议题都使得美国的国际环境变得复杂，这使得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重新变得迫切起来。
在学界内部，社会科学界对“民主转型”范式的热衷以及对区域研究的诸多不满，也被证明是与实际发展不相符合的。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并没能导致西式民主在世界各地的确立。一些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国家，其政治体制最终还是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在区域研究方面，很多套用主流研究标准和程式建立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证设计，或者被证明是在非西方世界适应不良，或者是根本无法用上。一些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有超越文化效能的学者所设计出来的理论和模型，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外表美丽的垃圾。面对世界发展的现实，很多学者体认到，理性选择理论在不稳定的政体中只有极为有限的解释性作用，而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特殊文化和社会的深入认识，是理解当地政治秩序和政治变化内在动因所必需的。区域研究的材料和观点具有独特的贡献，能够使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系统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超越其本身所建立的西方历史基础，发展出更有力的社会和文化分析工具。于是，要求减少或取消区域研究的呼声消失了，被学术界内外边缘化10年多的区域研究有了重新崛起的趋势。
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浮躁性
——与欧洲传统汉学之比较
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很多中国人有“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看法。从一个多世纪以前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对中国人特性的概括到当代学者麦克法夸（Roderick MacFarquhar）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往往被一些中国人奉为无可辩驳的权威观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然而，一些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实在与国人心目中西方学者严谨认真的风格大相径庭，表现出很强的浮躁性。其研究成果常常流于认识的肤浅和学风的不严谨，有时甚至是错误百出。从现在解密的冷战时期美国学者为决策者提供的战略分析报告，到当代各种学术研究和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观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充满了误判和低水平的错误，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国力发展误判连连。今天，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不严谨的例子很多，人们熟知的延续了数十年的“中国崩溃论”就是一例。西方当代中国研究这种学术的浮躁性除了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的天然距离以外，也是有其独特的学科性根源的。
门槛大大低于传统汉学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研究是在与欧洲传统汉学斗争或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汉学的分离就是从人文学科的“求真”向社会科学的“经世致用”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中，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要求和治学研究的门槛大大降低。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严谨的学风和缜密的研究方法。这种汉学研究是建立在曲高和寡的治学传统之上的，讲求学院派的扎实基础，特别是对研究者的汉语语言和社会人文知识的严格训练。而以美国为主的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半个多世纪前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科学门类，其发展过程是用“经世致用”指导思想取代汉学严谨的治学传统的过程，强调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学术的功利性色彩鲜明。
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者、“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的费正清，就是一个不拘泥于传统汉学学术规范的学者。他本人在学术上的成长历史是一个摆脱西方传统汉学束缚的过程。在费正清求学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是由传统欧洲汉学学者所把持的。费正清却到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不仅避开了哈佛大学，也避开了传统欧洲汉学的基地法国巴黎和荷兰莱顿。牛津大学虽然在英语世界有崇高的威望，然而当时却连专门的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课程都没有开设，也不要求考试和相关的研究经历。后来费正清在中国清华大学的学习也避开了欧洲派的汉学学究陈寅恪，而求教于强调综合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蒋廷黻。因而，费正清并没有受到传统汉学的严格训练，其对于汉语的掌握也主要依赖于他在中国的四年学习。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只要在学习和研究中涉及略为高深一点的中文文献方面的材料，就必须有华人的合作。这种学习历程一方面很难培养出费正清对传统汉学的兴趣和对传统汉学学科规范的尊敬，另一方面也使他摆脱了传统汉学的研究框架，帮助他大胆创新，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他自豪地认为：因为没有先师，所以他无所畏惧。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根本没有充分运用中文资料，而主要是根据英文和法文资料写成，这与传统欧洲汉学的标准是不相符的。他在自述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表现时说：“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
费正清的学习经历反映到了他的学术成果之中。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创者，人们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他的著作，包括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虽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基本上是以西方人的第二手资料为依据写成的，在参考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学论著方面做得很不够，其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也被很多严肃的历史学者所诟病。另一位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者、著述颇丰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仅仅只受过一年的高等教育，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取得主要靠他的天资、游历和勤奋，其理论上的弱点和论证逻辑方面的不够成熟也是当时学界关注的问题。
与政府联系过于密切
在1968年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地认为“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与传统汉学求真的宗旨不同，在忠诚于学术和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两方面的要求中，费正清偏向于后者，这也是他创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宗旨。这一宗旨是与政府智库的主要政策研究目标相适应，即在研究中以说明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发展学术体系、探求真理为目标。因此，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注重社会大众和政治家对问题的理解，以影响政府和大众为目的，不仅不像很多其他社会科学门类那样给学术性以神圣的地位，而且常常对繁琐复杂的学术考证过程缺乏兴趣。
从美国发源的当代中国研究与欧洲传统汉学的斗争，以5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胜利告终。汉学在美国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在欧洲的斗争则持续到70、80年代。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急切希望将学术成果进行转化，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早期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也主要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政策需求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科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以政策为目标的学术导向对学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费正清开始，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往往是由学者获得政府和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的，而学者的学术素养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从对学者的评价来看，也常常是一种官本位的标准，以在政府中任职或受官方重视为荣。
与政府政策过程的密切联系导致当代中国研究在学科指导思想方面很难保证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价值中立。给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常常有预设的观点，为研究的结果定了基调。政府官员的心理和国内政治需要对研究的影响很大，甚至常常具有决定性。此外，由于中国问题研究中的“政治正确”的要求，很多人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贬低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为主要基调。为了在政府眼中的角色和社会的地位，为了来自各方面的研究经费以及必须拿出报告的压力，学术的客观性往往就成了牺牲品。
美式标准成为主流
费正清立足哈佛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他还携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霸主地位的优势，努力在包括欧洲和日本的世界各地推广美式的当代中国研究。因此，他的治学方法和学风不仅影响了几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包括当前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群体，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当代中国研究队伍的发展历程。
这种美式标准有一个低于传统汉学的学术标准和学科素养的要求，表现在一些学者汉学基础普遍不扎实、研究中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以及很多人中国语言方面能力的低下。这个问题林白（John Lindbeck）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警告：“现在美国学界的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流于肤浅和空洞浮躁的风气。学者对现有的资料没有进行认真的消化和解释……大多数人都不能在中文的环境中运用自如。”然而直到现在，很多当代中国研究者实际上也没有把中文能力放在眼里。这种在当代中国研究中轻视中文的风气，还在学者的潜意识上强化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以及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认识。
由于汉语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低的语言门槛不仅使很多按照欧洲传统汉学的要求根本没有办法入门的西方学者登堂入室成了专家，并且使得很多门外汉也纷纷投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与求真求实的严谨学术不相容的很多东西。一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严肃的学者常常与那些以窥探隐私为主要乐趣、热衷于制造社会轰动效应的商业和新闻从业人员混杂的情况。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是以发掘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为主要兴趣的，他们中一些人的能力和表现似乎更适合于撰写引人入胜的推理小说，而不是对中国情况的客观考察。由于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妙笔生花的写作能力，一些很好地把握了大众心理的人还往往鸠占鹊巢，取代睿智的学者成了政府政策的主导者和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例如，2005年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就很难说是一部学术水准很高的著作，然而却成了西方的畅销书。连当时公认并不特别喜好读书的小布什总统都放在枕边研读并向大众推荐。可能正是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得很多严肃的学者也常常推出一些有待商榷的学术成果，辜负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期许。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和加州大学的夏伟共同推出的《天安门文件》，就受到其他学者的很多批评。
需以客观批判的眼光从容面对
与侧重解决文化和认识问题的人文学科不一样，社会科学以“经世致用”为重点，讲求与现实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在很多现代社会科学门类中往往体现为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其理论体系也往往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在有13亿人口和数千年文化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必然会超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涵盖范围。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而理论则往往是灰色的。孔德和迪尔凯姆所向往的“理想化”社会科学研究在比当代中国研究简单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很难实现，用西方理论和视角解释中国各个方面发展的情况，学者们“看不懂”，研究结论错误频仍当在意料之中。由此看来，我们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认识似乎应该秉持这么一个基本的态度，即唱衰中国的研究对各方面的分析大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即使是一些负面的看法也往往可以起到帮助我们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缺失和不足的作用。
（刘杉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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