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恋主义、误认与资本主义

异性恋主义、误认与资本主义　　

——对朱迪斯·巴特勒的回应　　

                                                   南希·弗瑞泽　　

    朱迪斯·巴特勒的文章之所以受欢迎有几种原因。它可以唤醒我们去探讨那些久以不被提起却极其深刻而重要的问题。而且，它能引发人们对于左派在当前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困境问题的诊断性反思。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巴特勒在这篇文章（即《单纯的文化问题》一文）中，承诺要确认和复活(retrive)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方面，而后者却正是当前知识界和政治界要共同去压抑的。她的文章在另一点上也富有代表性，即致力于用近年来出现的思想范式，包括话语分析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整合对过去那些范式的理解和看法，以求对当代资本主义有更深的理解。以上这些方面都是我与她真心共同承担的承诺。　　

    然而，我与巴特勒的观点并不一致。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分歧——也是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已转向如何准确地去认识这些共享的再造和整合的对象。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集中在，到底是什么东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坚韧传统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另外，我们在其它方面，如对后结构主义的各类流行观点的估价，对这些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赋予社会理论以活力并使之保持唯物主义方向的认识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们之间最后的分歧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不同看法。　　

    为了理清思路以对这些论点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希望尽快将我所持的观点放到不受人注目的位置上去。巴特勒将其对我的书《中断的公正》的讨论，与对一群未被指名的、她称之为“新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结合起来进行。无论她对这样群人的批判有怎样的价值——这是我在后面要谈的——问题是她用这样的策略将对我的讨论框起来，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她否认有相反的情形，但读者会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误认为我与“新保守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将男、女同性恋所受的压迫遣散为“单纯的文化问题”，从而认为是次要的、衍生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琐碎问题。读者们可能会以为我认为性压迫比阶级压迫更缺乏本质性、物质性和真实性，我希望将反对异性恋主义的斗争归属到反对剥削工人的斗争中去。发现我与那些“正统的性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被聚放在一起，读者们肯定会推测出我将男、女同性恋运动视为不正当的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并认为后者已分裂了左派，我希望用左派的统一性去有力地压制它们。　　

    当然，我不会相信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相反，在《中断的公正》中，我已经分析了流行的所谓将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相分离的说法，后者被视为“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构成性特征。[1]为了克服这种分离，阐明左派统一阵线的基础，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试图避开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首要的”和“次要的”因素之间所做的正统的区分，并向经济的首要性（决定性）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其中我已论证了异性恋主义压迫这个概念的不可简约性(irreducibiliy)，论证了男、女同性恋者呼吁的道德合法性。　　

    居于我的理论框架中心的，是对分配不公和认识不公所作的常规性区别。我的观点决不是将认识不公贬低为“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要论证两类同等重要、同等严峻而真实的侵害，它们是任何一种维护道义的社会秩序必须去革除的。在我看来，被误认(misrecognized)不仅指被看成有病的人，而且指在他人的有意识的态度和思想信仰中被瞧不起，被贬低。在社会交往中否定完全的同性恋者(full partner)的地位，并阻止其对社会生活的同等参与，与其说是不平等分配的后果（如无法获得对资源和“基本财物”的公正享有），不如说是阐释和评价的制度化型态(pattern)的结果，这种型态将某人构造为相对不受尊敬者或缺乏尊严者。那些歧视和剥夺人之尊严的结构型态一旦制度化，比如通过法律、社会福利、医疗和／或大众文化，就会阻碍其均等的参与机会，与分配中的不平等完全相同。两种不公所导致的伤害无一不是那样的真实。　　

    因此，在我的观念中，误认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地位上的不公正与分配不当引发的不公，既有逻辑上的区别，也有概念上的不可简约性；尽管前者常为后者所伴随，但误认是否会转化为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是否会引起误认，应取决于被讨论的社会的本质。例如在前资本主义、前国家社会，地位仅仅是分配的间接（拱形弯曲的，overarching)　原则，因而地位的秩序与阶级制度是相互熔合的，误认必定包含着分配不当。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好相反，特有的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充许经济分配从声望结构中相对脱离，地位和阶级也因之得以分离，误认和分配不当也不能完全相互转化了。今天它们二者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一致，是我在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然而，可以说问题的要害在于，无论误认是不是伴随着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它已经构成了根本的不公。而且这一观点已带来了政治上的后果。为了阐明一种修正的主张以使之成为社会公正的真正呼吁，似乎没有必要说明，一个误认的事例随之会带来分配不公。这一点支持着异性恋主义的误认观，涉及到对性的制度化规范和阐释，后者否定了男、女同性恋者有参与社会的平等机会。异性恋主义的反对者为了阐明性处境的不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将其转移到对阶级剥削的声明。他们也不必为了证明自己的公正，而去显示他们的斗争威胁着资本主义。　　

    在我看来，误认的不公与分配的不公是完全同等严峻的。而且前者决不能归属为后者。因而，我绝不是要说明文化上的侵害是经济侵害在上层建筑中的简单反映，而是要提出一种分析，以说明这两类侵害是同等重要但在理论上是不能简约的。因此，依我来看，说异性恋误认观是“单纯的文化”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观点。这种定位其实预设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那种经济一元论(monism)观点正是我的理论思路旨在取代的对象。　　

    总的来说，巴特勒实际上将带有半韦伯二元主义(qusi-Weberian dualism)色彩的阶级和地位理论，误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一元论。她错误地认为，对再分配与再认识的区分必然会贬低再认识的价值，从而将我进行的正常区分看成一种旨在贬损男、女同性恋斗争，旨在加强新的“正统论”的策略。与巴特勒相反，我是想捍卫这种区分，但否认这是策略。这即是我们争论的真正问题，这里需要将她的讨论中的两个过分紧密地相互认同的问题分解开来进行讨论。首先是政治问题，涉及到受异性恋主义者压迫的深重程度；对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我们没有分歧。其次是理论问题，涉及到巴特勒将“物质／文化的区别”误认为是与异性恋主义分析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相关联的理论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存在着根本的分歧。[2]　　

    让我通过有计划地分解开巴特勒的批评观点，来说明真正的分歧之所在。根据我的阅读，她提出了三条主要的理论观点来反对我的再分配／再认识框架。首先，她坚持认为，由于男、女同性恋者经受着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侵害，所以不适于将他们所受的压迫概括为误认。其次，通过激活70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家庭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这一重要观点，她认为对性的异性恋规范化调控对“政治经济的功效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认为当代反对这种调控的斗争正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workability)。第三，通过修正人类学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观点，她认为物质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是“不稳固的”，是将被社会理论吞没的“理论上的迂腐主义(anachronism)”。在我看来，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具有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点能提供全面辨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其进行历史定位的看法。我将在下面依次讨论这三点。[3]　　

    巴特勒的第一个论点揭露了男、女同性恋者目前受到侵害的一些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些侵害远不是“仅仅属于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东西，还包括带有不可否认的物质性后果的严重的经济利益侵害。例如在当今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可能被草率地拒之于公民就业和从军服役计划之外，被剥夺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福利的许多利益，也被迫承担了不相称的高额的医疗费用，在税法和继承法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与此同等真实的是以下事实——同性恋者缺乏异性恋者所享受的充分的组织权利和保护——所导致的后果。在许多辖区，他们因为有一致的性要求而受到迫害；在更多的地方，他们受到袭击和伤害，而袭击者却受不到任何惩罚。巴特勒认为，从这些侵害所具有的经济的、现实的合法性的特征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异性恋主义的“误认”分析是错误的。　　

    当然，巴特勒立论的前提是真实的，但她的结论却不是顺理成章的。她认为由误认引发的不公必定是非物质性的、非经济性的。暂且不谈她对物质和经济的混淆，她的看法也在两点上有误。我们首先来看物质性问题。在我的概念中，误认引发的不公正好与利益分配引发的不公是同等真实的(material)。可以确切地说，前者扎根于阐释、评价和交流的社会形态中，因此也就扎根于符号秩序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是符号性的。与之相反，那些阻碍妇女、其它种族和／或同性恋者去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规范、意义和人格建构模式，都物质地存在于－－各种组织与社会实践、社会行为以及显现习惯当中，也即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当中。它们绝不存在于脆弱飘渺、超凡脱俗的天国，而物质地存在于它们的存在状态和功能当中。　　

    因此从我的观点看来，巴特勒引用的这些物质（真实）的侵害构成了误认的范例。它们反映了异性恋主义的含义、规范及人格建构模式在各方面的制度化落实，例如表现在法律，医疗、移民及入籍政策，各州的税收法典、社会福利及就业政策、机会平等权的立法等方面。而且，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制度化的东西，是一系列带有价值和人格导向的文化建构，在这种建构中同性恋者被构造为卑贱者。这一点再一次强调了误认的本质：使那些拒斥“卑贱阶层”有平等参与权的规范制度化，从而物质（真实）地建构起一套认识观念。　　

    如果误认引发的侵害是如上所说的物质性的（真实的），那么它们是不是经济性的呢？如巴特勒所言，正是如此。而我本人在《中断的正义》中则明确认为，异性恋主义的一些方式与同性恋者所受的经济侵害是有矛盾的。问题是如何去解释这些矛盾。一种可能性是将这些经济上的侵害视为经济结构的直接表现——尤其与马克思对工人所受剥削的看法很类似。在这种阐释中，巴特勒试图支持这一观点，即同性恋者在经济权利方面所受的侵害与生产关系紧密相关。要补救这些侵害就需要改变这种社会关系。另一种补救的可能性，即我所喜欢的，是将异性恋主义的经济侵害视为由于更为根本性的误认不公所导致的间接的分配不公的结果。在这种阐释中，即我在《中断的正义》一书中的观点，经济方面的异性恋主义的根源是“各种误认的关系”：即阐释和评价的制度化型态将异性恋者构造成正常的，而将同性恋者构造为异常的（变态的），以此来否定同性恋者的平等参与地位。改变了误认的关系，分配不公将随之消失。　　

    这两种阐释的对立引发了深层的困难问题。是否有必要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补救同性恋者所遭受的经济权利侵害呢？“经济结构”究竟意味着哪些东西？人们是否可以将异性恋主义的性调控看成直接归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东西呢？或者说将它看成一种与经济结构有紧密联系却不同于经济结构的身份（地位）规范，是不是更合适呢？再进一步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误认关系是不是与此时的经济关系相一致呢？是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差别导致了地位与阶级的分离呢？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来看巴特勒的第二个论点。她在此处唤醒了70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洞见——即家庭是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来支持她的论点,即对性的异性规范化调控“居于政治经济功能的中心位置。”巴特勒由此推论出，当代反对这种性调控的斗争“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的生产。　　

      实际上，在这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论点有两种不同的变种。一种是理论概念意义上的(definitional)，另一种是功能主义的。根据第一种论点，（异）性调控被归属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只是（再）生产人和财物的一套社会机制和制度。根据定义，那么家庭只是这一结构的一部分，是再生产人的最基本场所。因而，通过扩展，那种规范家庭“产品（即人）”、让其认同两性——且仅为两性——中的一种并与另一种相排除的性别秩序，看起来成了人的天然的类属：男人和女人。反过来，性别秩序被用于预定一种性的调控方式，从而生产异性恋并使之自然化，同时又将同性恋构造为卑贱的事情。巴特勒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性的异性恋规范化调控按照定义应属于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调控事实上既没有构成劳动的社会分工，也没有构成剥削劳动力的方式。　　

    这种限于定义式的讨论对历史有一种神仙般的冷漠态度。因此，它面临着收效太多的危险。由于通过定义而将性调控方式约定为隶属于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它甚至对劳动分工和剥削方式没有产生任何可察的影响——这就威胁到使经济的概念非历史化，并耗尽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理论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极其鲜明而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在这里失去了。这一组织形式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规则，比血缘和政治权威的关系规则相对要松驰一些。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性受调控的方式与其独特的经济关系——后者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聚敛剩余价值——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固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已经削弱了。这种联系肯定大大弱于前资本主义、前国家社会中的此种联系，后者通过血缘的机制将经济关系与性挂勾，经济关系被大大地淡化了。然而在20世纪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性与剩余价值聚敛的联系因为“个人生活”（如Eli Zaretsky所说）的兴起而进一步被弱化。“个人生活”即指亲近关系的空间范围，包括性、友谊和爱，这些关系不能再认同于家庭，而且以脱离与生产和再生产的吁求相联系的方式出现。[4]总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包容着许多裂缝 (gaps)：经济规则与血缘规则；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地位规范与阶级规范。在这种高度差异化的社会中，将性的受调控方式仅仅设想为经济结构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我是无法理解的。同样，将异常人（边缘人）对差异的认识要求说成是要求重新分配的替代，也是令我无法想象的。　　

    而且，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定义式的争论的收效微乎其微。巴特勒试图将性的斗争归结为经济的问题，但这种归纳已经被引向了同义重复(tautologous)。假若根据定义，性斗争是经济问题，那么它们与反对剥削率的斗争应该不具有同一层次的经济意义。简单地将两种斗争都称之为“经济的”斗争有取消二者差异的危险，可能会造成误导人的印象，好象它们将会自动联合粘接，从而钝化我们提出、回答那些更困难更紧迫的问题的能力，例如当它们实际上还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联合起来。[5]　　

    这又将我引向巴特勒的第二个功能主义论点。在此对性的异性规范化调控被认为是经济问题——并不是根据定义，而是因为它对剩余价值有扩大化的功能。换句话说，资本主义“需要”或受益于强制性的异性恋活动。根据巴特勒的意见，由此可知，同性恋者反对异性恋主义的斗争已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　　

    与所有功能主义的论点一样，这种看法立足并迷失于原因和后果之间的经济关系。然而，依照经验来看，说同性恋斗争实际存在的历史形式已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只有同性恋者构成了一个看似次要、但却有用的从事琐碎劳动的阶级，且他们所受的剥削对经济的运作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时（如非裔美洲人曾经的那样），这种威胁才能成为事实。然后人们才能说，通过让他们“各守其位”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然而事实上，同性恋者更多时候被构造成一群令人厌恶的家伙，很象纳粹对犹太人的构造；他们不应该在社会中有任何“位置。”毫无疑问，当今同性恋权利的主要反对者，不是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而是宗教和文化保守者，萦绕于他们头脑当中的是地位身份而不是利益。实际上，一些跨国机构——如著名的美国航空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及迪斯尼娱乐公司——由于制定了一些对男同性恋者友好的政策，如可以享受家庭配偶身份的利益，已经激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愤慨。它们显然看到了容纳男同性恋者的有利可图之处，如果它们不屈服于保守者的抵制，或者它们有足以抗拒保守者的能力的话。　　

    如果照经验主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似乎也不需要异性恋了。由于经济秩序与血缘关系、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存在着裂缝，资本主义容许大量依靠工资劳动的、脱离异性恋家庭的个体得以存在。而且，假如人们的认识观念系统发生变化的话，社会可能会允许更多这样的个人存在。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将同性恋引起的经济乏力理解成认识关系中的同性恋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比理解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然后果要更好一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无需推翻资本主义以补救经济方面的损耗——尽管为了别的原因可能更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令人沮丧的是，我们需要改善生存地位的秩序，需要重建认识的关系。　　

    巴特勒以她的功能主义论点，已经复活了在我看来是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最糟糕的那些方面;将资本主义社会过于整体地看成一个统一的(monolithic)、相互联系的压迫性结构“体系”，这些结构相互强化、相互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种观点忽视了“裂缝”，已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有力的、响亮的批判，包括巴特勒赞同的后结构主义范式以及我采用的韦伯(Weberian)方式。功能主义体系理论已成为一股早被人遗忘的70年代的思想潮流了。　　

    用什么去替代功能主义的问题，涉及到巴特勒反驳我的再分配／再认识框架的第三个论点。这一争论是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她并不是要强调异性恋主义的根源是与“单纯的文化”相反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解构“物质／文化区别。”巴特勒认为这种区别是“不稳固的。”那些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从雷蒙·威廉斯到阿尔都塞，都不可挽回地将这一区别推向了“危机”。然而，这一锐不可挡的思想潮流显然来自人类学家毛斯(Mauss)和列维－斯特劳斯。他们对“礼物”和“交换妇女”的看法揭示出“最原始”的交换不能被完全定位于物质／文化区别的这一端或那一端。由于同时可能存在着两种因素，那种交换过程使这种区别的“稳固性变得不稳固了。”因此，巴特勒主张，由于我在今日唤回了物质／文化区别，所以已经堕入了“理论上的迂腐主义。”　　

    她的这一论点不能令人信服有几个原因，首先一点是将“经济”与“物质”混为一谈。巴特勒以为，我对再分配与再认识所做的区别是建立在物质和文化的本体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她认为解构后一差别是破坏前一区别的计划。然而实际上，这一看法根本站不住脚。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在我看来，误认造成的不公，恰恰与分配不公造成的不公是同等真实的（物质性的）。因而，我的常规性区别并不是建立在本体差别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真正相互联系的是经济和文化的区别。但是这一区别不是本体差别而是社会理论意义上的区别。我与巴特勒之间争论的焦点，是经济／文化区别，不是物质／文化区别，这一区别的理论地位尚待进一步讨论。　　

    那么，经济／文化区别的理论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人类学的观点虽然为这一问题的探讨照亮了道路，但在此并不能支持巴特勒的观点。据我所读，毛斯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分析过前国家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过程，在那儿社会关系的主导词语是血缘关系。依照他们的解释，血缘关系不仅组成婚姻和性关系，而且组成劳动过程和分配关系；权威、互利和责任关系；地位和声望的意义等级制度。这里既不存在明显的、独立的经济关系，也不存在明显、独立的文化关系；因而，经济／文化的区分可能不适于在社会成员身上进行。但由此并不能推出此种区分毫无意义或毫无作用。与之相反，它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资本主义不同于那些所谓的“原始社会”，后一社会正好包含着那些令人怀疑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问题。[6]而且，它也可以被我们用于分析缺乏那些差别的社会，以便去说明它们是如何不同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例如，根据我刚才所说，在那些缺乏差异的社会中，一种单一的社会关系秩序同时具备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性质，但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相对分离的。而且，这正是我所理解的毛斯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精髓之所在。无论他们的意图是怎样看待“经济”和“文化”的区分问题，我从阅读中得出的看法更多倾向于历史化地去看待它，而更少地将它看成使这种区别“非稳固化(destabilized)”。换句话说，关键在于历史地看待这种对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区分，将经济和文化两者都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类学背景之上，从而揭示它们的历史特殊性。　　

    因而，巴特勒的“非稳固化”论点在两个关键的地方陷入了迷途。首先，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征不合理地概括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即社会结构中缺乏经济／文化的差别。其次，错误地认为，历史地看待这种区别会导致其社会理论中的无效和无用。而实际上，历史化(historcization)正好相反。它并没有导致区别的不稳定，倒使得区别的用途更为明确 。　　

    以我来看，历史化代表了一种比“非稳固化”和解构更好的探讨社会理论的方法。[7]它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社会—结构差异性和历史性特征。正因如此，还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反功能主义的时机、反体系的“行动”及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时机和可能性并不呈现在诸如“再显现(resignification)”或“表现性(performativity)”这样的超历史的抽象的语言中，而呈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实际的矛盾性之中。只有具备了一种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和差异的观点，我们才能更恰当地认识“裂缝”的位置，正确地认识地位与阶级的不谐合性(nonisomorphisms)，正确地认识对社会主体的相互矛盾的多重召唤(interpellation)，以及种种推动争取社会公正斗争的复杂的伦理吁求。　　

    从这一点来说，用假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来诊断目前的政治态势，是不能充分把握这一态势的。而要更充分地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应该坦率地承认，并且得试图去克服左派内部存在的分裂：即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思潮倾向于再分配的政治，另一方面，多元主义思潮倾向于认识政治。对于那种较好的分析来说，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一点是必须原则性地承认两方面的主张都有合理之处，它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有计划地协调并在政治上合作。总而言之，当今的社会公正，既要求再分配，也要求再认识；只提其中任何单一方面的要求都是不充分的。　　

    在最后的这一点上，我更确信，巴特勒与我是一致的。尽管她不愿意求助于社会公正的语言，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有分歧，但我们都致力于去呼吁、去寻求社会主义政治的最佳因素，并努力将它们与“新兴的社会运动”政治中的最佳因素相结合。同样地，我们共同致力于寻回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中的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线索，并努力将它们与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最有洞见的思想相结合。这即是巴特勒文章的贡献所在，我希望我的书也能如此，再次将这一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