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我们对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会对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不堪回首的艰难历程产生一个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是谁应该对中国人沉重的付出负责？是慈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北洋政府：是外国人的侵犯还是历届政府的抵抗不力；是蒋总统还是毛主席？为此我们曾经辱骂、声讨和讨伐，曾经抗战、内战和牺牲。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世界上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担负起一定的历史责任时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历史使然、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中国人的天命。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和平崛起，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担负起历史的重托，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磨难。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仅仅是世界文明回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世界文明的回归则是一个系统的历史大转折。一百年前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物质层次。自然科学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石迅速发展，系统科学思想由此应运而生。系统科学思想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当这种新的思想方法进入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时候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化。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背后必然有一个新的宇宙观、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现在当这一新的思想体系开始影响社会政治体制的时候，整个世界文化回归的图景逐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而开始启动的，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开始的，也不是象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讲的那样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到后现代思想的出现，现在已经到了系统科学思想影响政治体制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转折似乎就要顺利完成，可是问题出现了：自然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踏步不前，超弦理论似乎已经陷入一种思维误区不可自拔；系统科学理论如同一盘散沙，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超循环理论、混沌学、同态学……等等，它们好象是同一个理论体系又各自为政、相互独立怎么也统一不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虽然后现代文化在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政党政治、冷战思维，对全球反恐战争充满激情。系统科学思想在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的政治体制面前表现的还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人类社会似乎遇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其实跨越这道门槛并不难，难以跨越的仅仅是一种思维障碍。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哲学观念把人类社会阻挡在自由王国的大门之外。我们只要把中国哲学思想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中来，把一个个松散联系的理论紧密串联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随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难题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历史的发展在呼唤中国哲学思想，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最大的机遇。中国人用智慧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顺利崛起的道路，为中国哲学思想走向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对强制推行西方“政党政治”也是一种最好的遏制。中国人正在用智慧为全世界步入和谐自由的新阶段作出贡献，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
1 从“对理性的侵犯”谈起
2007年5月30日 《参考消息》以“美国民主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题目，节选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新书《对理性的侵犯》。该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系统思想和信息技术的时代、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利制衡体制在系统复杂的现代社会面前表现出她的无能和无奈。文章最后说：“因此，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了收回我们与生惧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必须决心修复公共论坛遭受的系统性破坏。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方式就我们的未来开展真实的而非被人操纵的讨论”。
创造新的民主方式，聪明的美国人正在行动。 2007年6月23日 《参考消息》以“美国政坛浮现‘中间主义’”为题目，摘要转载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6月22日 报导。介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施瓦辛格抨击政党政治，努力在美国政治中建立中间主义的情况。由此我们看到“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蓄积力量准备取代“政党政治”。君子不党，走出政党政治的美国人必将进入一种“君子政治”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从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到国家宪法、政府结构都将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政党政治”能够就这样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吗？习惯于权利制衡思想的西方人能够顺利地接受系统管理思想吗？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道美国人会如何带领西方发达国家顺利走完“政党政治”的最后这一段路程。
在西方社会即将走出“政党政治”的时候，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仍然在诱导、胁迫一些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向“政党政治”快速前进，岂能不引起这些国家的社会动乱。他们总以为自己给第三世界人民送去的是自由民主，实际上他们送去的是战争。深刻反省、猛然醒悟，让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进入“政党后政治”的时代，是历史派送给这些政治家的紧急任务。
“政党后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形态？美国人或许并不十分明白，而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君子所向往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不结党、不营私，襟怀坦白的“君子政治”吗？所以“政党后政治”即“非党政治”是以中国哲学系统管理思想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形态，中国人对此是轻车熟路很容易进入角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走向“非党政治”的引路人。
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国家同时开始向“非党政治”迈进，这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协调的一次世界性的政治体制大转型。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社会大转型一共发生了三次。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下面我们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三次社会大转型系统地认识一下。
2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与儒家思想
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史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来的，无疑是科学的，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历史观仅仅阐明了一个粗略的基本线条，很多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得不到很好的理论概括。比如，一谈到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会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一谈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的思维几乎会陷入停顿。从根本上讲这还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先天不足，直到系统科学思想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一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次浪潮》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讨论的，所以对人类社会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层次，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基本框架，运用系统科学思想侧重认识一下这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主观理性支撑起来的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物质的运转过程，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彻底的定义。 能量和物质的运转就是社会的主体，而理性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每当最基础的科学理论有一个重大突破（亦即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主观理性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随后都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政治结构的大转型。
按照阿尔文·托夫勒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１万年以前，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在第一次浪潮之中，人类社会由原始人群走向母系、父系社会，然后由部落联盟走向奴隶制国家，最后再走向封建制国家。卡尔· 马克思 先生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阿尔文·托夫勒三位先生都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社会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深度认识不足。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形成第一次浪潮的社会主流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和与之并存的游牧文化之间并不是十分的协调。在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一次浪潮的推进速度就比较快，也比较深入；而在游牧文化比较兴旺的地区则相对缓慢和肤浅。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在中国的发展就特别顺利，很容易就形成一种非常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国汉武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就是在农耕文化上建立起来的最系统、最完善的社会形态，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国家）的封建社会与之相比根本就没有达到同一发展水平，最多发展到相当于中国周朝时期的社会形态就停止了。为什么西欧几个国家在中世纪战争频发，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态一直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私有制的神圣，在中国是在2500多年前由地主阶级实现的；而西欧国家是在200多年前才由资产阶级宣布的。因此，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大变革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从公元前562年鲁国三分公室开始，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结束，历时430年左右的这一次历史大转折，让中国从封建制社会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社会，后者是一种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
人类从原始人群走过来，经过母系、父系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结构一直是处在一个自然的系统膨胀过程之中，系统内部的层次不断增加。原始社会的公共经济和公共意识迅速膨胀、暴力加强形成了国家，而私有制经济和私有制观念也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最后两种运动趋势相互融合形成了私有制社会的稳定结构，即：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家庭”结构。从系统思想的观点来看，这是社会控制系统发展完善进入稳定结构的一个过程。很明显西欧国家的封建制社会并没有进入到私有制的这种稳定结构状态。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世界范围展开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农耕文化都能发展到成熟状态，只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之后成为一个发展成熟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专家们往往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导致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缺乏系统性。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仍然是一种部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原始社会的血缘、宗亲结构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禹传位于启标志着私有制观念开始操纵公共权利，原始的公共意识开始膨胀起来走向极端。但是，从社会形态上讲，人是国人、地是国土，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仅仅是发生了自然膨胀，而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
到春秋时期，最早在鲁国出现初税制 “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出现。三分公室的政治事件发生，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
毋庸置疑，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的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领军人物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这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利益集团非常小，每一个个体家庭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如同一盘散沙。个体家庭既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单位又是人们的生活婚育单位。要管理这样一个由个体家庭堆砌起来的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法制体系。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顺利完成是法家思想取得的胜利。然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也丝毫不容忽视。最初，孔子是极力反对社会变革的，但是到了汉武帝以后，封建统治者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又把他抬了出来奉为圣人。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道理呢？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确立私有制观念的一场社会大变革。土地私有、自由经营必然导致地主对佃农在经济上的盘剥；要维护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会导致阶级压迫。私有制对人的最基本的理性造成了严重扭曲。孔子不接受对理性的这种扭曲，他厚古薄今，崇尚在原始公共意识下形成的礼仪制度，倡导仁、义、礼、志、信、忠、孝等，企图从唤醒人的社会性出发，来维护社会公共财产不被分割。然而他错了，他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生产，土地私有、自由经营是最好的生产方式。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理性上不得不作出一定的牺牲。最终，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的国家还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来了。
秦王朝的迅速覆亡告诉人们：单纯依靠法家思想、严刑酷吏治理不好一个国家。为了纠正秦王朝的失误，最初，人们选择了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也曾创造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盛世。但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与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强权法制并不协调。最终，中国人还是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被私有制扭曲的社会理性与人们最原本的理性之间搭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激励起人们的社会性把私有制激发起来的自私性包裹起来，弥补了强权法制的不足，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结构稳定的社会形态。从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说，法家思想属于主观控制理念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应该位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属于客观控制理念应该处于辅助协同地位。法家和儒家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系统。
3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和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浪潮引发的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主要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热学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等科学发现是它的理性基础。科学理性支撑起工业生产，工业生产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把西欧诸国从封建制王国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发生社会大转型的国家只有中国，其他国家都在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迎来了第二次浪潮。象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虽然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和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比较起来仍然还有较多的封建制社会的成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私有化”；第二次浪潮也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促成社会大转型的国家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就迎来第三次浪潮。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生态分布的问题，各个国家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原因不可能发展的得特别整齐。而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结构大转型将是一个全球的同步行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将同时走向无党派的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系统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大回归的历史阶段所致，也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世界人民将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最早发生在英国，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到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经过了大约260年左右，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才基本发展成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尾随其后，也大致都是在这个时间发展成熟。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都是确立私有制的社会大变革，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认识它们。
它们的理性基础不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理性基础是一万年以来人类积累的农业知识和文化；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其后近2000年，其理性基础是近几百年来出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工业文化。前者的哲学思想以《易经》及阴阳五行理论为代表是系统的综合思维；后者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后来量子力学对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挑战之后，实用主义思想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自由经营，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把土地私有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前者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按照系统管理理念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而后者是按照矛盾对立统一思想建立起来的多党派相互制衡的民主法制。
它们都是以私有制的神圣为社会基本理念，但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家庭所有制观念，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来承载它；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冲破家庭走向个人，私有制观念走向了它的极端形式。物极必反。在私欲膨胀的表象之下，社会公共意识也在蓬勃发展。所以，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真真正正的结构稳定的私有制社会；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不断在向公有制转化的社会形式。
在两次社会大转型开始启动之初，都有一种社会势力从社会公共意识出发站出来极力反对，而后在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又被社会奉为至高之政治理念，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曾经就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他成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至高无上的孔圣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到了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念。从这一点上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党人，他们秉承着“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思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伟大的 邓小平 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社会公共意识。不同的是孔子立足于维护原始的社会公共意识，在私有制观念开始成为社会主导意识的时候，他企图把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性呼唤起来，来维护已经极度膨胀的、即将崩溃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形式。他维护的是一种原始的系统管理体制，让人看起来好象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他代表的是一股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马克思主义是在私有制刚刚开始走向膨胀的时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人类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理想毕竟是对未来的设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相比他缺乏扎实具体的社会实践基础。以致随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分裂：第二国际主张和平过渡，组织工会，建立工党（社会党），积极参与政党制衡政治，获取执政党地位，推动社会公共意识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制衡政治的发展和完善；第三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以暴力强化的社会公共意识去组织社会生产，阻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期达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其不知当社会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后反而会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标基本落空，才不得不重新开始接受和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今日世界各国都大量存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而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公共意识也早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经济和社会公共意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团团包裹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伟大胜利。中国人不会忘记孔子；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人民更不应该忘记卡尔·马克思。孔子和卡尔·马克思在两次社会大转型中分别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好象是与东方阵营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有关，不愿意与东方阵营合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和它背后的哲学思想都偏离了正确的社会发展理性。这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科学理论，甚至连系统论产生的基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还没有出现。实际上，西方的政党制衡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我们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是错误的，而是说它缺乏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思想——系统科学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缺陷。现在东方阵营已经运用东方哲学的系统整体思想和现代系统科学思想放弃了他们原来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一步就看西方阵营该如何放弃他们的政党制衡体制了，因为系统管理和政党制衡在哲学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4 用系统的历史观认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社会；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封建制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央集权制和权力制衡制有着一个相同的起点。按照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它们还应该有一个相同的落点。这个相同的落点就是前面所讲的：全世界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即将同时进入一个“君子政治”的时代。我们藐视一下今日全球社会基本形态，它多么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190多个主权国家聚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就象是周天子靡下有70多个诸侯国一样，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正在从战国走向春秋、从战乱走向协和，而不是从春秋走向战国。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回归的时代。
总之，中央集权和权利制衡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并不是相互传承的关系，更象是长兄和小弟之间的关系、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属私有制性质，都出自封建制社会，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而导致社会形态的不同。擅长管理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擅长管理工业社会的权利制衡制，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相互抗衡和相互制约，最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殊途同归。
由此看来，在20世纪出现中央集权和权力制衡两大社会形态大对垒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样，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也不能简单地就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失败。简单地说，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人民尝试着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法去管理工业社会，自认为用暴力强化的公共意识就可以抑制住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却导致一个惨败的结局。可以说这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学习好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也是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决定自己命运的结果。正象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在《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中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教育体系以教条的方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强加给人们，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或实际都没有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给团结、牺牲、希望和集体救赎等古老的俄罗斯观念某种现代的表达。（见《参考消息》2007.8.29日载文“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类似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真正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引发全面内战的思想根源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正是王道思想让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还是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让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取代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后者恰恰是从卡尔·马克思的故乡照搬过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何谓王道思想？实质上它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系统管理思想。农民意识也就是这种系统管理思想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真正让中国人饱受内战之苦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人头脑中的这种系统管理思想。
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度里、在东方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面前，马克思主义只能随乡入俗在最基础的思想理论上发生一系列原则性的改变。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的基本态度，改变了卡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是触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大忌，把社会生产资料全部收为国有，把社会主义搞成了暴力加强的中央集权制，成为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 “封建社会的反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理想、一个灯塔和激发民众情绪的作用。而在具体的行动纲领、路线方针上仍然是东方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东方集权制社会仍然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前进着。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评价列宁主义、用西方人的价值观去评价东方人的社会行为。因为卡尔· 马克思 先生本身对中央集权制社会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列宁、斯大林他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也未必完全都是错误的。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说是改造），实质上是东、西方社会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也是东方中央集权制社会对西方权力制衡政治的一种抵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制衡政治的抵抗，中央集权制社会恐怕早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了，现在还有谁能来制约权力制衡政治呢？他们也是在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一个让中央集权制政权延续下来和权力制衡政治结伴而行的使命。当我们在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中看到正在化解中的中央集权制仍然在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到这一点。古老的中央集权制走过了它两千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它行将走向结束的时候突然膨胀起来，大放临终异彩，这是一个系统在走向毁灭时的常见现象。列宁、斯大林他们这一代革命家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一心要打倒皇帝的人最后自己却成了一个超级膨胀的皇帝，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应该说他们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失败的思想家。他们的成功业绩和英雄气概永远值得人们颂扬；他们失败的理性和残酷的暴力永远也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就象中国人对秦始皇的评价一样会表现出巨大的反差。不同的是中国人曾经适度放大了秦始皇残暴严酷的一面，而面对20世纪的革命者，中国人可能会适度放大他们英雄气概的一面。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极点，让中国人对暴力强化的公有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为随后的社会大转折培育了社会基础。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具往矣，”数尽风流人物，唯文化革命积历代帝王之大成。逞英豪，现权谋，为了辛苦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迫害文人有胜于“焚书坑儒”，谋害功臣有似于“火烧庆功楼”。社会道德底线被一次次地冲破，社会道德基础被一层层毁坏，文革十年真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十年。历史啊历史你为什么是这样的无情，多么英明的领袖也被你戏弄于股掌之间；多么善良纯朴的人民也被你操弄的若癫若狂，直到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你才让人们明白了你历史的伟大。难道你就是要这样来磨炼中国人？
在今天，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讴歌革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提高我们的凝聚力、增进我们的自信心。但是，在政治上站稳了，经济上富裕了之后，我们还要向“世界的思想巨人、人类的道德楷模”迈进。历史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就是要正视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需要纪念英雄烈士；我们更需要纪念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不是要向谁问责，重在净化我们的灵魂，重筑我们的道德基础。建立文化革命博物馆，为所有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通平民正式道歉并建立纪念碑，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发展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能正视“二战”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站起来：中国人不能正视“文革”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站立起来。
5 理性冲突是东、西方社会对峙的根本原因
人类社会是由不断发展的理性支撑起来的系统，所以，理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技术，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都是不断发展中的理性。第一次浪潮的农业社会理性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理性发生冲突就是东、西方社会相互对峙的根本原因；现在信息社会的理性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又在促进东、西方社会的大聚合。系统认识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理性，对我们深入认识动荡不安的今日世界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次浪潮的充分发展促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按照系统的矛盾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家庭--国家”结构是典型的复式三位一体结构（家庭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国家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这说明中央集权制社会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稳定结构系统。在它之前，社会系统一直处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原始族群为基础逐渐扩大，最后形成像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这是一种单一的三位一体系统结构，其中虽然已经有家庭存在，但是这时的家庭还不是法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确立了个体家庭的法定地位，把单一的三位一体结构组织成复式的三位一体结构。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央集权制这个稳定的系统结构就很难一下子走出来，必须按照系统的矛盾化解过程一步一步地从基层开始化解。中国人近一百年来的艰苦历程就告诉我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中走出来是多么地艰难。
权力制衡制社会就是避开了这一发展环节，在社会即将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就开始了社会系统化解的过程。它从工业生产的社会需要出发，以企业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只负责物资资料生产的社会系统。企业向上把国家直接化解为权力制衡结构；向下直接促进家庭的化解。从而形成了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人类社会在走向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系统化解过程。在第二次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展开过程中，英国是直接从封建制社会中跨出来的，而法国当时已经开始走向了中央集权制，随后又被资产阶级拉了出来，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性区别，也是英 国能实行 君主立宪制而法国要实行共和制的根本原因；沙皇俄国也走向了中央集权制，资产阶级也是企图把它拉出来却没有成功，被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直接推进到中央集权制的膨胀结构状态，开始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系统化解的进程，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国家，像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既没有进行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也没有进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现在他们也要和前面两种类型的国家一道进入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过程中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性发展轨迹。他们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原本他们是可以相互支持、谐和共进的。可是一些权力制衡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总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傲慢姿态出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强行要求其他两种类型的国家并入自己国家的理性发展轨迹。这是当今社会发生动荡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第一次浪潮在全世界的范围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世界各地也曾经出现了多个文明古国，但是只有中国人完成了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并建立起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也竟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跟上来，为什么？虽然有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进程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古代中国人理性发展的深入和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天命、信奉自然规律，不仅对有矩可循的显物质世界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而且对不确定现象（随机现象）背后的潜在意识也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尽管不确定现象背后的潜意识很容易把人的思维引入到迷信的有神论中去，而中国人的思维理性让无神论一直位居社会主流意识。以此为基础，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理念的理论体系，《易经》是其核心经典，诸子百家为其全方位的发展。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展开的。
中国人是理性的，古代的中国人有信仰但是没有宗教，没有陷入理性思维的漩涡。这也是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唐之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宗教，但是中国的宗教始终是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展开社会活动，对中央集权制起到一个辅助协同的作用。印度也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为什么它就没有发生政治结构大转型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就是其主要原因。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不仅有稳定的社会结构，还有着严密的控制机制。细致入微的伦理道德规范，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维护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地走过了2000多年。我们真应该把中央集权制看作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没有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社会系统的稳定成熟阶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也正是这些严谨的社会道德理念制约了人们的理性创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浪潮很难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发生，当然也不可能在走进理性思维漩涡的宗教国家发生。理性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最终工业革命浪潮只有在封建制发展完善，既没有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又没有被宗教严重困扰的西欧发生。在系统的历史观看来，西欧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一次跨越性的革命。它跨过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直接开始了社会系统的化解运动。
资产阶级建立的权力制衡制和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都属于私有制性质，都是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人们的本体性在私有制的激发下过度膨胀，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性受到巨大的扭曲，因为，社会道德理性取决于人们的本体性和社会性的相对平衡。在两千多年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膨胀的社会理性和新的生产方式爆发出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兼并了其它六国。从鲁国的“三分公室”到秦始皇的严刑酷吏、焚书坑儒社会道德理性明显被严重扭曲，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行，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地有限恢复。在权力制衡政治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极度膨胀的社会理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英国迅速发展成日不落帝国。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格局。从“圈地运动”，到贩运奴隶和鸦片；从对外肆意扩张掠夺，到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剥削，社会道德理性也被扭曲至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被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接受，被扭曲的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有所恢复。
与此相反，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出现了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但是在这里不是私欲膨胀的原因，而是公有制被暴力加强的结果。人们的社会性、社会公共意识一旦被暴力加强同样会严重扭曲社会道德理性。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大清洗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都是人们的社会性被暴力加强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也是原始社会的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人们的社会性膨胀发展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和社会性是对立同一的，二者相互制约、平衡统一维护着社会道德理性的正常发展。，任何一方过度膨胀发展都会造成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
公元17世纪以来，第二次浪潮一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潮流，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剧目都是由它一手导演的。作为第二次浪潮的领军人物——西欧诸国就应该是这一个历史阶段中所有恩恩怨怨的责任承担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西方主流社会对世界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迅速发展起来，让世人瞩目。世界各国人民莫不为之振奋，纷纷尾随效仿。然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观念极度膨胀，工业发达国家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他们发动战争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让落后的农业国家饱受各种欺凌和屈辱。迫不得已，落后被动的国家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私有制观念的极度膨胀激发起社会公共意识的强烈抗争，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在西方社会表现在二战之后社会公共意识重新恢复对社会政治理念的整体控制；在东方社会则主要表现在它把改朝换代的运动机制激发起来，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下被动形成的。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不无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从中国近代史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在第二次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尽管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冲突，中国人还是在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可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处在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膨胀阶段，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没有招惹别人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蚕食的对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纷沓而至。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几经努力，几经复辟，推翻了皇帝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开始走向政党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的私有制形式被打破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学习苏俄，继续把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也消灭掉，走向公有制的膨胀？还是尾随欧美，加强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走向私有制的膨胀？中国人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最初，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中国人选择了前者。其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除了前面讲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两个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俄的榜样作用。随后，国共两党在这个两难的选择面前决裂了，按照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只能靠战争，内战成了历史的必然。其实按照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的，中国人的内战都不应该发生。经过浴血内战，中国人最终选择了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政党制衡政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人民总是把权力交给那些能够按照中央集权制运行规律办事的人。
6 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两次浪潮的冲击波相互撞击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东、西方社会的大对峙，双方一直僵持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浪潮的理性基础是20世纪初出现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随着这两大基础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20世纪50年代它才在社会面上逐渐显现出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开始。由于第三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运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正在沿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轨迹向着一个共同的历史目标前进，我们必须要从全球一体化的整体观念出发，按照系统的历史观来认识当今世界。
（1） 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化解过程
其实，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是从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开始的、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里分田到户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膨胀的公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很快就扭转了对私有制的偏见，开始了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确立私人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膨胀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胀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认为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认为走不通，是因为大家对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国家都是政党制衡政治体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念。从系统的科学思想到系统的宇宙观、系统的历史观，它要拥立的决不是政党制衡政治，而是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这刚好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哲学理念。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其上层建筑必然会走向政党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让中国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焕发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制驾驭工业生产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拥立的中央集权制绝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系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升华，是对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党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虽然目前它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久的将来它会以低能耗、高效率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
2008年1月24日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在非洲，中国比西方更有竞争力。“西方对中国民主改革步伐缓慢的抱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文章见《参考消息》2008.1.26第8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则消息。一叶知秋，它预示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相效仿，西方国家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相随的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当然，中国人的政治体制也还处在不断的建设之中。
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换一个角度讲也或许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家庭（家族）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就是家的天下，农民的家庭、地主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家庭等等，各种各样的家庭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就是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而第三次浪潮所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企业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世界即将成为企业的天下，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整个世界网络在一起，个体工商户是企业化的家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也成为一个特殊性质的企业，一个两种生产一齐抓的大企业。人类社会从家庭的天下到企业的天下，政党制衡制仅仅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中间体。这是因为在工业浪潮催生企业迅速成长的时候，国家直接向企业化转移还存在着种种技术性和社会性的障碍，工业发达国家只能暂时应用政党制衡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是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为国家走向企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也使我们中国直接走向企业化的国家成为可能。运用企业的系统管理理念让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的君子政治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机遇和使命。
那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以后如何发展才能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我们还要一步一步从头说起。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政党制衡政治决不是中国人的明天，中国人是从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权制，跨越政党制衡制，直接建立企业理念的中央集权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你会为“中国的民主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稳步地前进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中国人的20世纪是家庭理念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任何社会动荡都没能停止中国人的这一民主进程。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台；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诞生都会把一部份家庭人转化为企业人，让家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从事个体劳动的家庭，在市场流通经济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成为企业化的家庭；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家庭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人的民主就是这样紧紧地围绕着家庭展开的。
进入21世纪，企业理念进驻政治舞台完成国家的企业化改造就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中国人把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打理，企业内部所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国家的民主自由的标准，企业内部所不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也绝不运用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这就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实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人要跨越政党制衡政治走到西方国家的前面，就是要依据系统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技术，在拒绝政党制衡理念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
西方国家的参、众（上、下）两院制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因为两院制和政党制衡制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从历史上看，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两院制要比政党制衡制古老的多，在今天人类社会大回归的时代，政党制衡制应该首先被淘汰，而两院制则需要再保留一个历史阶段；从哲学思想理念上看，两院制表达的是一种上下协调制衡理念，属于系统控制的思想范畴；而政党制衡表达的是一种左右制衡理念，属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者已经明显落伍，我们要顺应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就应该坚决抵制政党制衡制，发展和完善两院制。按照国家企业化的观点，众议院就相当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参议院则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众议院应该以基础立法，监督检查为主；参议院以参政议政，辅佐政府工作为主。参众两院制符合国家企业化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层次清晰的民主政治结构。
中国人有自己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制。目前“人大”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发展的都比较成熟，而“政协”的发展与它应该具备的社会职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担负着这一部分社会职能。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执政党会逐步还政于民把“政协”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逐渐充实起来。比如，我们可以在“政协”内设置“国家元老参议院”把甄选、培养和推荐接班人的社会职能承担起来；我们还可以在“政协”内聚集各界精英对政府工作起到一个指导和辅佐的作用。不过，从政党政治到无党派政治是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协调一道共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是哪个国家可以超前跨越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把执政党内部暗箱操作的公共权力逐步转移到“政协”中来，使之公开透明、法制化、程序化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工作重点。
按照上述观点，中国人不仅应该踏踏实实地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不断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认认真真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系统管理的社会主义之路来。比如：在邓小平主席、江泽民主席的交班过程中都出现军权移交滞后的现象。按照系统科学的社会管理思想，这是一个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好方法，在以后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军权比政权晚移交一个任期。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认为这是封建专制遗风，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站在西方制衡政治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人的系统管理思想是一种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呢？简单一点说：西方国家的制衡政治产生于工业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它为企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提供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政治体制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必须从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政治体制问题。政党制衡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治体制，给一个中产阶级远远没有形成的国家输入政党制衡政治，很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引发族群对立，造成社会动乱和局部战争。进一步考虑，现有的世界资源又能承载几个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呢？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导致部分落后国家长期处在战乱之中。制衡政治与全球一体化之间极不协调，存在着很深的基础矛盾。全球经济、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政党制衡政治走向衰落的过程，坚持制衡政治理念的政治家会处处碰壁，抬脚动手便错，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换一个角度谈一下：政党制衡政治赋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确实非常具有魅力也最令人向往，移居西方国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这仅仅是他们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一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民主和自由归根结底是由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赋予人们的权利，是依靠一定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的。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就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世界资源还承载不了全社会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能走到现在，那是历史对先进国家的褒奖，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致，后进国家是不可以盲目追求的。搞传销的千千万，能发财的有几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淡出政治舞台，西方的民主自由也会在某一些虚浮的方面出现萎缩，不过他们得到的将是更实惠的民主和自由。
国家走向企业化，西方的民主自由要萎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学者惊呼世界在退步，呼吁人们要接受全球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英国《金融时报》 2008年1月15日 刊载耶 鲁大学 教授杰弗里·加滕的文章：“如何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文章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时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试图重新掌控经济，并利用这一控制权增强其全球影响力。文章最后说：“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20世纪，自由市场赢得胜利。如今，世界正在出现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又一场重大变化，与过去的改变不同的是，这条新道路不代表进步”。[文章见《参考消息》 2008年1月18日 第4版]。实际上，这不是人类社会在退步，而是在进行一次大调整，一次在企业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大调整。全球一体化要求国家进行企业化改造，超越企业理念的自由思想必须有一个适度回调。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大调整也是为冲向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奠定基础。
企业内部的民主和自由，既没有超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又和地球物质资源紧密相联系，所以，国家的政治民主水平应该与企业内的民主制度相互参照，相互协调。中国人现在正在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按照企业控制理念组织的政治体制。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将争相效仿；西方社会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接受。在基础科学理论没有出现巨大的突破之前，整个人类社会只能沿着这个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基础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就是前面“第三章 时间和空间”中所讲的：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要突破“数理屏障”；在科学实验研究上要突破“磁电屏障”]。只有科学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企业内部的系统控制机制被新的科学技术所化解，人类社会才能彻底摆脱地球资源的束缚，更高层次的民主和自由才能降临人间。当然，我们还不能断定科学发展的巨大突破究竟会发生在哪一天。如果发生在近一、二十年，届时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化解，中国人还真的会失去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不过科学发展的形势看来没有这么乐观，历史会让中国人充分发挥政治才能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
2008年1月23日 ，网友范希唐先生在《光明论坛哲学栏目》上发了一个帖子，提出了“普通民众选免党员”的设想。我看到后非常高兴。这不正是一个淡化政党政治、树立君子政治的好方法吗？中国社会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就应该按照这样一个设想走下去。既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又不损失执政党的名誉和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在哲学家的眼里，一党执政的实质就是无党政治。中国现行的“多党协商制”实质上是政党政治走向君子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它任何基于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狂妄想法都是非常错误、不合时宜的，背离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讨论至此，我们已经思路清晰、观点明了了。中国人21世纪的民主之路，在基层就要从普通民众选免党员开始逐渐向上延伸；中央高层的民主则要从健全“政协”的组织结构开始，把执政党的政治职能逐渐转移到“政协”这个政治平台上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从哲理上笼统地讲一下，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可能是曲折的、还会演绎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由此引发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政党政治、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齐步转向“君子政治”的过程。君子政治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提出的一种说法，与现在西方人提出的“政党后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也符合卡尔·马克思先生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一块进入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多党协商制更接近君子政治，而政党制衡制和宗教政治就相对遥远一些。因此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中国人左右逢源、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的基本格局。
中国人左右逢源、和平崛起逐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主流；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两败俱伤只能尾随其后。很多人对今日世界这样一个政治格局认识不清，还需要我们把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过程详细讨论一下。
如前文所述，20世纪的东、西方社会大对峙是第一次浪潮临终膨胀期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相互抗衡形成的。对峙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而相互僵持，最终是第一次浪潮难抵第二次浪潮，东方阵营发生全线溃散，西方阵营大获全胜，冷战结束。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么简单，东方社会很快就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能左右逢源、迅速崛起；而西方社会以胜利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张扬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理念，思想僵化，进入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自然会左右为难，迅速衰落。可悲的是西方人已经身陷囹囵而浑然不知。虽然也有不少西方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惯性不是几个精英人物就可以阻挡得了的。
还让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末谈起，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人彻底认识到了膨胀的公共意识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可谓是大彻大悟。他们主动出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拒绝政党制衡、坚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社会学习。打开国门，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而忽略了制衡政治的弊端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全番西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在1989年春天酝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先生力挽狂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一场政治风波，为后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由此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轨——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平稳地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1989年就成为中国人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历史转折点。第一次浪潮是暴力政治，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第二次浪潮是资本政治，是资本操纵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第三次浪潮是系统管理政治，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拒绝资本操纵的一种民主政治。在1989年以前的中国，暴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不会使用暴力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从1989年以后暴力政治将很快为历史所遗弃，系统管理和民主自由的和谐统一已经成为政治家的基本技能，行使暴力已经逐渐成为政治家无能的表现。
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中国人用生命、鲜血和眼泪培养、筛选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比起选票推举出来的政治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分量一些。他们率领中国人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当然功劳是他们的，更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越是深入认识中国人在20世纪的艰难历程，越是感觉到真正可歌可泣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民族精神。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局势曾经有一个判断：“近几十年内世界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后的经济改革，全面开放正是在这样一个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可见对未来世界战争的正确判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认识走向一体化的世界政治局势变化，也要首先从认识世界战争的未来变化趋势开始。
如前文所述，战争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标志，不同的历史时期爆发不同性质的战争。中国是在第一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西欧诸工业发达国家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历史证明：发展成熟的国家一般不会去发动大规模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爆发的，二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冷战时期，东、西双方都是发展成熟国家，所以看似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其实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几率极低，最终是以非常平和的方式结束了冷战，世界平稳进入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日益发展的经济贸易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一体化紧随经济一体化平衡发展，地球村的概念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国际行为准则越来越被重视，国家主权被明显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已经无利可图，没有赢家。冷战时期没有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今天更不可能发生，如有发生也只能是与外星人的星际大战。21世纪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与国家、军人对军人的战争，而是人类与自然灾害之间的战争。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由此国家和军队的性质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自然灾害面前有卓越表现的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最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当然国家军队在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然而现实世界却与此截然不同，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都不是社会的主流，都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包括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土、边界之争，中国人的台海问题，也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一般不会引发大规模战争。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西方国家走出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一切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世界的明天是美好的。
究竟他们何时才能走出这个临终膨胀期呢？目前看来，伊拉克战争5年来4000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和6000多亿美圆的巨额支出已经让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有所醒悟；几万乃至几十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也让中东各国人民对极端宗教分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政党政治与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已经大见成效，余下来还需要有一个相互打磨的时间。双方必须从思想上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最终才能逐步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因此我们说：历史才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收获者。21世纪的战争已经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大家都是失败者。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对整个社会运动方向的修正。
（3）深入认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
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民主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讲的就是‘电视帝国’让资本更容易操纵民主政治，强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这一非理性缺陷。现在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4）静观西方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
第一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中央集权，其社会基础是整个东方文化体系；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政党制衡，其社会基础是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第一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东方文化的弱点；第二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弱点。第三次浪潮是东西方文化大汇合形成的，其政治形式也应该是中央集权与制衡政治的大汇通。我们看到东方社会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经过了太多的磨难。因为第一次浪潮确实落后于第二次浪潮，东方社会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既要接受来自西方的凌辱，还得虚心向西方学习，最后还要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历史交给他们的功课也确实太重了。现在西方社会要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就轻松多了，毕竟现在的西方社会仍然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没有人能居高临下地来“教导”他们；第三次浪潮的基础思想——系统科学理论就产生在西方社会，也不需要毕恭毕敬地向别人学习新思想。沉睡的东方文化还是被西方的系统科学思想、信息科学技术唤醒的。所以西方社会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非常坦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否定过程。
系统就是整体，就是综合。系统思想就是综合思维、整体观念。系统科学思想在深层次上与东方哲学是相互沟通的，它们都是用系统的观念去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把矛盾的同一性放在第一位；它们都重视整体利益而相对忽视个体利益。因而他们在基础理论上都不支持政党制衡政治。
系统科学思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出现，首先在比较敏感的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新潮；相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发展。现在的西方社会，系统思想、整体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们的综合思维意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人；他们甚至比东方人更喜欢东方文化。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忙忙碌碌埋头研究传统文化，一些人孜孜汲汲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两方面相互脱节，真正能站到一个更高层次上把两种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的人几乎没有。虽然我们中国人有着无比深厚的文化基础，现在也不能不承认西方社会在哲学思维上仍然是略胜一筹。
随着西方社会文化基础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政治形式最终也必然出现相应的变化。虽然我们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全球独立国家中约60%实行了政党制衡的民主制，近年来的“颜色革命”更是把民主转型浪潮推向颠峰，但是这仅仅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一个表象，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地区，一场弱化、放弃政党制衡的运动正在悄然发生。在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运动迅速发展正在逐渐架空各成员国的政党制衡政治；在美国，“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抨击政党政治，并在积极地蓄积力量准备把“政党政治”逐出政治舞台。在走出政党政治的道路上，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用了不同的路线图。我们只要把这两个不同的路线图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欧美国家未来政治形式的发展趋向。
欧洲路线图的基本思路是建立欧洲联盟把政党制衡政治包裹起来逐渐消化吸收。欧盟内部的政治议席是固定分配给各个成员国的，这样就把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制约在了成员国内部，形成了欧盟中央和地方两大结构层次。当然，目前欧盟和各成员国都还不愿意用中央和地方这样的称谓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欧盟中央，举荐制、轮值制和小范围的选举制取代了政党制衡制，以后或许还会出现一些禅让制的迹象。也就是说：欧盟正在按照系统控制的哲学理念建立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如：议席固定分配，议员地方举荐，主席轮值或禅让，高层圈内选举和有限的政党制衡等杂和在一起共同簇拥起一个中央控制系统。现在欧盟中央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各成员国的主权在一步步被削弱，政党制衡的政治舞台也逐渐在缩小。未来的欧洲将走向何方？现在还有点雾里看花，不过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它不可能发展成美国模式的联邦制，因为美式联邦制已经有点过时，美国人也正在蓄积力量准备改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二、三十年前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现在我相信欧洲人也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二它必将走向“高层高度集中，基层充分民主，放弃政党制衡”这样一个基本方向。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欧洲人可能有点不太情愿，但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他们必须这样走下去。最终，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以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其它地区联盟，如“非盟”、“阿盟”、“东盟”等学习的楷模。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欧洲人的光荣使命。
美国人的路线图是直接放弃政党制衡走中间路线。这一条路线看似简单，大家都放弃党派争执就可以了，而真正实施起来就麻烦多了。首先，放弃政党制衡后国家总统直选也将失去意义，势必会形成民众选举议员，议员选举总统的间接选举制度；还会出现政治议席区域分配的制度。目前的美国人还可能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拖延下去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我们把欧盟和美国两条路线图结合起来看，欧洲人已经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现在走向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走的是一条踏实稳健的道路；而美国人走的“中间道路”则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会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需要有一个社会能量蓄积的过程。二者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相互促进，最后携手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
（5）21世纪的两极世界
第一次浪潮涌立起来一个东方文化体系；第二次浪潮涌立起来一个西方文化体系。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这两大文化体系在20世纪相互对峙把人类社会分化成一个两极世界。冷战结束以后，主导西方阵营的美国独占鳌头，世界一度走向单极化，然而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俄罗斯的复苏和欧盟的发展，世界很快又呈现出多极化的景象。多极世界国际关系复杂多变，而在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理性的冲突与融和。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无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这两种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中融为一体的过程。
在我的家乡河南省新乡市，有一个村庄叫“合河”。卫河的两大支流在合河村上游数公里的地方就汇合在一起，然而汇合在一起的这两股水，一清一浊并行而下互不交融。一直到合河村这个地方突然很快融合在一起，合河村因此而得名。现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汇合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尽管全球一体化浪潮已经把东、西方社会的利益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而等到这两大文化体系完全融合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在此期间甚至还会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但是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攸关的大背景下，大冲突的结果必然是大融合。最近发生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的冲击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实质上是部分头脑僵化的西方人拒绝接受东方文化而故意挑起的事端，最终结果是他们不得不在切身利益面前折服。切肤之痛会让膨胀的头脑冷静下来的。
冷战结束，主导东方阵营的苏联，经济衰落、政治解体，但是东方阵营的瓦解不等于东方文化势力的消失，作为东方文化中坚势力的中国迅速崛起上升为东方势力的主导力量；同样，主导西方阵营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短暂的膨胀也迅速衰落，而作为西方文化中坚势力的欧盟则迅速发展上升为西方势力的主导力量。东、西方阵营在相继将帅易位后，又相继走向瓦解。有形的东、西方阵营不见了，无形的文化对抗彰显出它巨大的社会力量。东西双方阵营的瓦解分化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就是今日世界之最基本动态。
东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亚洲和东欧。它不是一个有形的社会集团和区域结盟，却有着一种无形的集约力量；它以综合思维、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就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原来依靠专制暴力维持的的中央集权已经腐朽了；而获得系统理论和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制已经逐渐放弃暴力走向公开、透明、民主和开放成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形式。中国人正在打造着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主导着东方文化势力走向复苏和崛起。简而言之，没有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央集权是没落腐朽的政治形式；受到系统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央集权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政治形式，是一种跨越西方政党制衡政治的政治形式。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性，曾经在20世纪主导整个东方阵营，因而它在政治形式上更倾向于东方。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曾经让俄罗斯一度走向全番西化，正是东方文化的约束力让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迅速回归，成为东方文化势力的重要力量。我们还看到：从叶利钦、普京到现在的梅德韦杰夫他们在担任国家总统期间都脱离任何政党，这正是东方文化正统思想的体现。目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式是东、西方的杂和体，其内部存在着很深的文化冲突，这势必会导致它在发展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而影响速度。它不象中国的政治形式，上下一致、内外同一完全按照着东方文化势力发展规律在稳步前进。
印度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具有较重的宗教政治色彩，近代还有被西方文化强化训导的历史。所以印度的政治形式不是从它自身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具有东西杂合，上下脱节的基本特征。俄罗斯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和是基于它自身文化的双重性，而印度政治形式的东西杂合有一点移花接木的味道，直接导致社会上层政治形式和基础文化之间的脱节。受宗教、民族问题和政党制衡政治的拖累，印度未来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向中国学习”可能会成为印度人的世纪课题。历史和文化把中印两国紧密联系起来形成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任何外来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都不会对此形成太大的冲击。
从中、俄、印三国文化基础与政治形式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基础对政治形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二次浪潮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东亚诸国就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建起了不尽相同的政治形式。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处在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与第二次浪潮策源地英国的政治形式相雷同，都处在发展成熟的封建制历史阶段。正如前文所述，封建制发育不全和走向中央集权以后都不太适合资本主义的生长。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日本人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让它成为东方世界中唯一一个主导二次浪潮的国家。
日本毗邻中国有着深厚的华夏文化基础，因此日本人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与西方欧美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也属于政党制衡体制却长时期的一党独大，事实上的一党独治；同样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国家却牢牢掌控着资本，资本依附于政治。东方文化对日本人的政治形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西风东化，珠联璧合，这也是日本人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日本人同样也会遇到诸多难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形式是在低层次上的东西合壁，现在东、西方的政治形式都需要升级，中国人运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改造升级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大见成效；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民主政治的升级换代问题；日本人自然不会抱残守缺，也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东方文化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日本人也将回归其间自寻其位，说明白一点就是：日中关系要逐步超越日美关系。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的道理：文化的不同类型和发展层次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政治命运。虽然第二次浪潮让全世界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每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都脱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基础。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上述几个国家社会形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依此推演不再多叙。
西方文化势力的辐射范围函概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它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以分析思维、矛盾制衡、突出个性为主导思想，以政党制衡为基本的政治理念，西欧、美国是这一文化势力的核心。单纯从思维角度来讲，西方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对随机现象背后，物质的不确定运动认识不足。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是《易经》建立起来的系统思维模式。《易经》本身就是一本占卜专著，它透过占卜对随机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然后才建立起一个阴阳矛盾系统的演化、变易模式；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首先建立起一个混沌的、模糊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展开辩证法的论述；这些都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所缺乏的。然而正是西方人这种具有先天缺陷的思维方式却成为人类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利器，这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科学的发展还没有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的时候，发育过于成熟的中国式思维反而成为一种禁锢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落后思想。当科学研究深入到物质的不确定运动层次，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首先登台亮相，随之出现混沌学、模糊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系统科学思想。科学的发展引发思维模式的发展，西方人正在分析思维之上发展综合思维、在辨证思维之上建立系统思维，让自己的思维走向成熟；中国人也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充实自己的思维模式，让传统的思维模式焕发出它新的活力；一种集分析、综合共同优势的思维方式，以系统的辨证为特征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建立起来。
西方人的思维缺陷曾经让他们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出尽风头，不可一世。然而信息革命掀起的全球一体化浪潮是不容忍这种思维缺陷的。西方社会个体利益高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全球利益的思想观念，现在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麻烦；历史正在宏扬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个体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团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全球利益。目前，东、西方之间的种种摩擦都源自于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同。西方基本观念在“人权”问题上的表达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伸张个性，向往自由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基本属性，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西方人突出个性的民主思想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问题的根本症结出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上，西方人分析思维的局限性让他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层层设防，处处树敌，不仅是直接发动局部战争，而且还在许多国家内部跳起内战，结果是把整个世界搅和的不得安宁。他们缺乏综合思维、系统分析的习惯，不能象中国人那样能站在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处处与人为善，表现出一个大国的风度。由此可见，西方社会的基本观念在基层社会仍然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而在高层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放弃的时候了。这就是近几年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常常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根本原因。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
然而，西方文化毕竟主导着人类社会强劲发展了三、四百年，现在也仍然还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衰落，而是两种文化要齐头并进，逐渐融和。在系统思想、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西方文化正在强势中蜕变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此也仅仅是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世界局势也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东方文化势力的崛起对欧盟的发展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加快了欧美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欧盟将按照新的政治理念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形式。为世界各地的区域联盟作出表率，引导着全世界的中小国家走向和谐发展的未来。欧盟仍然不失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主导者。
中国是东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欧盟是西方文化势力的主导者。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构成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轴线，世界各国政治路线、外交方针的制定都要参照这一基本轴线，才不会偏离大方向。也就是说：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和，大冲突的基本框架中，中国和欧盟的发展方向分别代表了两大文化势力的基本动向；中、欧关系代表着两大文化势力的平衡关系；其它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而各居其相应的位置，大家只要把握好中、欧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就不至于被边缘化。
目前的美国仍然比较强大，中美关系、俄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有时候也显的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中欧关系来讲就显的有一些肤浅了，因为中欧轴线是从历史文化层次表达出全世界的基本动向。
（6）21世纪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受宗教问题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变的更为复杂。在全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宗教问题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系统地认识一下宗教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过来的，大致上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个发展阶段。自发宗教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是最初的宗教形态。它崇拜自然，把日、月、山、河、风、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为与人一样具有思维意识。由于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世界各地的自发宗教都比较接近。现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为宗教，都是从自发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宗教形态。由于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影响，特别是创始人的思想意识作用，人为宗教可谓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管是自发宗教还是人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类对大自然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不但没有消灭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科学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思维是理性的，但是它存在着先天性的思维缺陷，为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人是从自发宗教中直接走向理性思考的，从《易经》到诸子百家一个相对成熟的宇宙观和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人为宗教是不可能滋生出来的。中国现在的宗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来的，如：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种是由外来宗教催生出来的。比如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它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都没有人为地去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都是由后世的崇拜者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们虽然在社会形式上表现为人为宗教，而实质上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秉承中国的主流文化。人为宗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被中国文化所改造。比如：佛教有关“孝悌”的观念就是在传人中国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涌立起来的中央集权政治始终保持着对宗教的控制，宗教人士以受到皇帝的册封为荣，西方社会为皇帝加冕的事情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中国人是理性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
西方文化是依靠科学的力量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为宗教才能在自发宗教的基础上滋生出来。人为宗教让人们的理性思维进入一种涡旋状态。正是这种思维涡流积极有效地维持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和稳定，在阶级社会中，对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它巨大的社会效能。也正是由于理性思维发展不充分，西方人获得了进军科学的历史机遇，因为早期的科学研究（包括现代的大多数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对混沌世界和不确定现象有深入认识的。科学偏爱思维上稍有残缺的西方人，中国人繁杂、早熟的思维模式反而成了走进科学的巨大障碍。也正是现代科学在理性思维上的这种先天缺陷为‘人为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相同的思维缺陷，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给宗教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双方既势不两立，又互为补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科学思想主导下的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统一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西方社会是依靠科学和宗教两条腿支撑着稳步发展的，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这一句话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什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就是因为科学存在着一定的理性思维缺陷需要宗教予以支撑；为什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就是因为科学是理性的，是实实在在而不可否定的，宗教对于科学只能辅助补缺，不能有太大的偏离和抵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我想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可能还不太了解中国哲学，否则他一定会再加上一句话：宗教和哲学都应该参照一下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不可企及的。
科学存在着巨大的思维缺陷，真正的科学家是从来不避讳这一点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到晚年也特别注重对气功、中医的研究，非常看重中国古人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中国古人就是凭借着对人体超自然能力的认识从自然宗教中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起了中医、针灸、气功等古老的学科，建立起了以《易经》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模式。中国人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形’与‘气’的统一体，一般物质是‘形’控制‘气’，有生命的物质是‘气’控制‘形’。气就是意识，气就是灵魂，气就是神。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现代科学仍然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这就是说任何物体都是有意识的，人体超自然能力就是‘气’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异功能。由此看来，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完全脱离自发宗教。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直接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并与之浑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以自发宗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与基础文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主流文化和基础文化之间出现对立统一、相互制衡的结构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国人始终坚持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占卜中，中国人认识到了随机现象背后的暗物质世界，理性地建立起一个系统思维模式；在诸如“灵童转世”和“鬼魂附体”等特殊的自然现象面前，中国人不是把它们演绎成‘人为宗教’，而是建立起气功、针灸和中医这样的学科；由此中国人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理性升华。这是人类社会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其历史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可惜现在没有几个学界人士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都急于在西方话语权的大环境下早出成果，不能沉下心来做一些基础研究。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就是：科学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正确的，和科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真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统一体，偏执地引进西方文化，不仅仅会出现一些偏执的“民主人士”，还会出现一些西化的宗教和一些偏执的科学家。在哲学家的眼中，那些偏执的“科学卫士”、“超级科学家”和“法轮功人士”其实是一个矛盾共同体的两极，都源自于西方文化。思维缺陷上升为他们的心理缺陷，中国普通民众对他们普遍比较反感，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文化抵触，往往是一种说不出具体原因的讨厌。
在占卜和鬼神的背后，在中医和气功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神秘物质它既是物质又是信息，还是意识。这种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确定的和有限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还是一种模糊的、宏观上的把握。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却可以灵活掌握其运动规律为社会生产所用，中国人由此对客观世界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与占卜、鬼神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认可。孔子在《论语》中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中国人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是“形、气、神”的统一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当位之神；所谓鬼神都是一些正在化解中的退位之神。当位之神自己不努力自强，事事祈求退位之神的庇佑，岂不让天地鬼神耻笑？所以中国人尊敬鬼神，更尊敬自然规律，更尊敬人自身的生命活力。因此孔子还说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西方社会中，宗教的有神论与科学的无神论争论不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不休；而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争论都是非常无聊的，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他们更深入一个层次。
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们：要远离“鬼神”！我在此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有触犯古训之嫌，也实属无奈。因为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分析思维转向综合思维，科学需要在宇宙观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中国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种，来点燃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其用心良苦又有几人知晓？但愿大家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学的未来或许就在其间。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来的理性思维文化。两种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从自发宗教中升华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从人为宗教中跳跃出来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医就相当于现代西医等自然科学思想；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现在一些学者把儒学纳入人为宗教的范畴确实是非常幼稚和荒诞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学者不要再偏执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了，历史会耻笑我们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影响归影响，渗透归渗透，东西方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运行轨道前进，从来没有因为对方的影响和渗透而发生改变，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主要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
最初，中国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也曾经向西方扩散和传播。《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在中国可以抑制人为宗教的产生，到西方却没能阻止西方宗教的发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还不足以阻止人为宗教的发展。中国文化直接促进的是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想同属社会理性发展范畴，而西方的人为宗教和中国的自发宗教则属于相同性质。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能够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人为宗教在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上都优于自发宗教。它来到中国只能充实自发宗教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因为中国的主流社会是理性的。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仅仅作为基础文化而广泛存在。单就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是逐渐在向中国看齐，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让鬼神远离政治了。科学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可以促使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公开、透明，但是它却动摇不了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
西方文化是人为宗教和科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国文化是自发宗教和《易经》文化的浑然一体。进入21世纪，双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为宗教与自发宗教相互影响在社会基层广泛深入发展；科学思想与〈易经〉文化相互影响：自然科学方面，中医和西医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即将发生的中国哲学对整个科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方面，儒家思想和现代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政治体制方面，西方文化促使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促进欧盟迅速发展自己的中央控制政治。很多人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层次对应关系，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21世纪是系统科学的时代，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开始对混沌世界的不确定现象有所认识，东、西方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在科学真正揭开生命与神灵的奥秘之前，理性思维仍然还不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宗教必然会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处在逐渐融和的过程之中。
进入21世纪，宗教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广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越来越远离政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都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国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自发宗教状态；中东一些国家仍然处在人为宗教状态。对待这样的宗教国家，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观念，东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观念，它们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催化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要靠他们自己，不能拔苗助长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地区联盟，让政治平台上升一个台阶，从而拉开政治与宗教的距离。西方国家从政党制衡政治中走出来依靠的是建立欧洲联盟；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从宗教政治中走出来同样也需要建立地区联盟。发展地区联盟并逐渐扩大联盟组织的政治权力，通过削弱盟国主权来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剥离是21世纪世界政治形式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
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无不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国家也不例外。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冲突，在西方国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糅合体。当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糅合体进入到这些宗教国家的时候，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学对宗教的巨大冲击力就一块表现出来，形成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人类社会要发展，这样的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冲突最基本的办法是等待和安抚。因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出现生存危机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抚。采用打击、压制、战争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和宗教国家人民的智慧。最终，宗教国家的人民会乘借着第三次浪潮的强劲东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姿态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和西欧在对待宗教国家的问题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当的。然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其他人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表现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随着东方世界的崛起，社会主导权逐渐东移，人类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定。
（7）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主权问题
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主权；各个国家的主权也象是堤坝上的桩柱，联合抵御着全球一体化浪潮。人类社会在这两大势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前进着，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势。2008年7月22日《参考消息·名家专论》刊载了日本学者中西辉政的文章。该文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是一味推动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我认真阅读该文之后认为：中西辉政先生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历史观上却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贸易政策普遍趋向保守，经济壁垒正在悄然兴起。但是这仅仅是全球一体化浪潮在与国家主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没有必要惊呼：狼来了！几年之后我们或许会迎来更为高涨的一体化浪潮。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到现代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十九世纪的大英日不落帝国，应该说：全球一体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现代人已经放弃了使用武力走向统一的道路，开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一体化。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欧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历史证明和平统一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以一种热切期盼的目光、高度关注欧盟国家正在进行的和平统一路线图。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改革和联合国改革的参照模式。
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观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辉政先生所讲的那样，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如此混乱的确与一味推动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番否定全球一体化浪潮。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主权基金和大国主权在遏制金融危机，减轻社会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断言今日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一个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混乱正是由于更高层次的主权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说明世界已经开始了主权控制平台向上提升的运动。国家主权之上产生区域联盟主权；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之上催生出全球一体化的联合国主权，经济一体化正在促进主权一体化。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的主权控制体系正在形成。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球范围内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们都在积极地促进区域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加强区域联盟的主权建设。同时他们还将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主权建设，加强联合国对跨国金融财团的监管力度，下一步甚至还会出现联合国向跨国公司直接征收税金的可能性。总之，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迎接历史发展的考验，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权控制体系将是一个多层次的框架结构。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权控制平台的建立问题。目前，联合国已经具备了某些主权特征，比如：它已经有军队、法庭和监狱，虽然其权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因为经济一体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不是哪个、哪几个国家主权能够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权控制平台势在必行。困难的是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把多大的主权上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权力过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适度控制经济一体化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即可。
区域联盟的主权控制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欧盟、非盟、阿盟、东亚联盟、南亚联盟、南美联盟、北美联盟等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中西辉政先生谈到的“大国竞争”正在加快区域联盟的建设。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中小国家把主权上移到区域联盟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由区域联盟主权和大国主权共同主导的联合国逐渐形成。联合国的组织改革就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区域联盟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地位将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何谓“大国”？如何把区域联盟和大国放到同一个政治平台上？唯一的方法是给联合国的席位表决权附加人口、经济和国土面积等参数。比如我们可以从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土面积三个方面考量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的资格，这样只有极少数大国可以直接进入安理会，而大多数中小国家就必须组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联盟才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的改革向这样一个方向迈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联盟的迅速发展。
受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增强联合国主权控制的呼声不断提高，大家都热切期盼着联合国有一个全面改革。但是，几年来经多方努力联合国改革深陷僵局，毫无进展。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机不到，区域联盟发展不成熟，政治家们还没有看到区域联盟进驻安理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要太在意一些国家拿出来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观念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来的。“大国竞争”促使区域联盟日渐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联合国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必然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散在的国家主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相互聚合，区域联盟应运而生。国家主权上移集中逐渐形成全球性、多层次的社会控制结构。联合国为一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和区域联盟是二级主权控制平台；大国的地方政府和区域联盟内的中小国家是三级主权控制平台。不管世界政治局势如何跌宕起伏，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中小国家主权上移的大趋势就决定了中国人台海两岸最终必然走向统一；主权和平集中的历史性转折也决定了台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和平协商；欧盟、非盟等区域联盟进入安理会也必然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 中国人最大的历史机遇和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浪潮为中国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第二次浪潮为西方人提供了发展机遇；现在的第三次浪潮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发展机遇。各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地位不同其获得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在强势之中进入了历史的转折阶段，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他们倍感失落，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也屡屡受挫，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是第二次浪潮的强弩之末。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正在踏踏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欧盟组织，而欧盟组织正是运用系统思想组建起来的中央控制平台。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民主自由——欧盟的政治形式即将成为第三次浪潮全球趋同的政治模式。随着输出民主的对外政策转变成辅助建立区域联盟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仍然不失为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经开始了系统科学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弃“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式的简单思维；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设能够兼容政党制衡政治的中央控制平台[这种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对牛顿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来的]；在经济上，东方国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落，西方国家掌握着更多的先进技术就更多地掌握着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权。当然，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种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导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系统思想与唯物主义之间一直不能够顺利衔接起来，因为在宇宙观这样深层次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欧盟组织这个中央控制平台的建设也不顺利，2008年6月12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这是民主政治拒绝被中央集权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锋，尽管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多次发生，但是欧洲走向中央集权控制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一体化的欧洲代表了全体欧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力量能促进这样的问题顺利解决呢？我们还要把眼光转向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一个方面军。与欧盟的组织建设相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和欧盟正在从两个不同方向共同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中央集权控制与地方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中国人对此或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受一些挫折，交纳一点学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政治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政府向世界显示出中央集中控制的巨大优势。不管人们认识与否，中国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区域联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区域联盟是正在形成的中央集中控制平台。
从第二次浪潮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国就象是从冬天来到春天，处处春光明媚，生机昂然。其发展机遇就如同阳光普照一样是不能简单地用大小、多少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问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回归主导地位，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人曾经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抬脚动手便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合工业革命时代的需要。进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了，我们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国际事务中屡屡受挫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方人已经建立起系统科学理论，并且开始用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们仍然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坚守着分析思维的宇宙观，拒绝系统科学思想的宇宙观，致使当代科学思想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进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统思想的宇宙观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中国人按照《易经》文化的宇宙观，对当代社会散乱的主流思想进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后者，因为，西方人能走到系统科学思想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会很困难。中国人不仅有《易经》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中医、气功这样古老的基础学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社会主导思想不明确，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人再发动几场“伊拉克战争”，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最紧要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挣脱不了分析思维的束缚，走不出分析思维的怪圈，长此以往问题很严重。超弦理论就是分析思维制造出来的一个怪胎，它已经葬送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毕生精力。科学家们如果不沉下心来认真思考，调整一下思维方式，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科学研究从分析思维走向综合思维，现在虽然有了系统科学思想还远远不够，要从宇宙观的深度接受综合思维，人类社会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要探讨中医经络、针灸、气功的实质，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灵的奥秘，不可轻言立志，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知识盲区，人类智慧不可轻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社会在前进，科学要发展。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出现，科学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知识盲区。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思维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中国哲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在系统科学内部各种理论观点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统领。
从建立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到引领科学研究深入到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任务，中国人是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这也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历史责任。
近几十年来，为了探索人体经络、气功的实质，中国的科学家真没少下工夫，也没有少浪费国家的科研经费，就是不见有突破性的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观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分析思维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综合思维的科学问题就犹如缘木求鱼，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勇于献身的科学精神，让我为之感动。我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坐下来，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经》科学、第二次浪潮的经典科学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统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理顺一下，用《易经》科学的宇宙观统领经典科学和系统科学，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综合思维思想体系，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不否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在按照分析思维的思想方法展开工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在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在分析思维的引导下已经严重受挫，停滞不前，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笔者从2004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面撰写《宏观物理学基本原理》一书，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调整一下思维方式，让基础科学研究走出分析思维形成的思想误区，但愿能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毋庸置疑，我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科学思想和人体科学思想的影响。我也希望有一部分科学家能沿着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科学之路，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2007年7月至 2008年7月于光明论坛//河南省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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