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建立中国的战略优势》
（学会做老大哥）
引言
最近，东方财经重播2011年中国金融安全高峰论坛的录像，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授）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金融安全》的对话中讲到，美国综合应用“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比较优势”在全球获取财富，把中国经济跟美元捆绑在一起，忧患中国的金融主权、金融安全。
实际上，中国迫在眉睫的隐患又何止于金融安全------。中国在军事上、科技上、教育上------各个领域都处在战略劣势地位。更大的隐患譬如党内、党外的人心涣散，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对中国实行欺负、颠覆、肢解------。
对一个国家来说，提出问题（譬如乔良教授提出的危险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解决问题（危险因素）的办法、防范于未然就更重要。如果我们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把注意力分散在一个（一个的）自身领域（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的安全警告、安全思考上，就必然造成“单纯经济领域观点、单纯军事领域观点、单纯政治领域观点、单纯教育领域观点------。
这种“具有一个（或几个）领域范围的战略头脑”的状况，处在比较低级的层次。更高的层次是“全社会各个（三十多个主要）领域范围的战略头脑”。如果我们的状况属于前者，就很难建立战略优势，难以寻找解决、消除社会隐患的办法，很难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
任何国家、政党、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的上面，还有更高层次的战略因素，能够建立战略优势、扭转乾坤------。
如何提升中国的专家学者（包括干部党员、广大网民）到更加高级的层次，去认识、思考问题，建立中国的战略优势：既能全面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教育、军事------）的探索、创新和发展，又能够对外压制、化解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构成的各种威胁；对内把90%以上的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地方政府的周围。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亟待解决的战略思考和战略理论的课题。
如果大家对解决面临的问题，清除战略隐患，没有高端层次的思考、理论，没有解决问题的途径，长期处在不知所措，一片茫然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以上是一个国家需要防范的一面，还有一个国家需要博弈的一面。
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论再怎么合作，毕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博弈，以争取自己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和发展空间。一般来讲，有了战略优势就有了战略主动权和扩充了“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因此，战略优势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力争占据的制高点。
说到战略优势，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军事优势、经济优势、政治优势、教育优势、宣传优势------。但是，各（单）个领域的优势都是战略优势的组成部分。建立战略优势，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和基础。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和基础呢？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到：“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毛选第二卷第445~446页）
毛主席的讲话里面，确定有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一个国家、政党、集团，他们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科学技术------是（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军事力量、发展科学技术------。但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科学技术等都是人们运筹、摆布的战略因素。在这些战略因素的后面，还有更高层次的、能动的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人的主观能力”。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件实力处于劣势、处于困难的时候，还有“人的主观能力”能够（在社会顶层设计：当时有“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起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已经差了，人的主观能力又不如别人，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战略劣势，走下坡路、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第二层意思是：人的主观能力有高、有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力”不仅比国民党高明，也比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高明，还要比美帝国主义高明。
为什么？
1，日本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其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都是以“单学科（譬如经济学）”为主，辅以几个其他学科，俗称为“通识教育”。在2000年以前，“通识教育”一直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高等教育、国家智囊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文化基础构成了非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
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现实社会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相差实在太远。他们在认识现实社会时，无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到实事求是。
没有“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他们就没有“认识全局、思考全局，创建全局理论”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没有全局能力，资本主义社会主流的专家学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取向（社会科学第一个层次的理论）；在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取向（社会科学第二个层次的理论），即“社会顶层设计”的依据和理论二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所以就有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1%跟99%的对立等。
因为“社会顶层设计”所涉及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全部社会科学理论当中，占据的比例很大，并且影响到社会中底层设计（社会的各个领域、地区、市场、企业------）及监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个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还不到20%。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些话通常应用于衡量高级军官的战略头脑。但是，这个“谋全局”如果仅限于军事领域，就必然出现单纯军事观点（在其他领域就必然出现单纯经济观点、单纯教育观点------）。所以，这里的“谋全局”，所指的就是：以一个具体社会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的范围里，所形成的“谋全局”。
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单学科或几个学科交叉研究），培养出来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去认识社会事物（譬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等）时，必然呈现单纯军事（观点）领域，或者单纯经济（观点）领域上面去看问题、思考问题，形成了他们“人的主观能力”的特点。
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科学三十多个（主要）领域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现实情况下，只能认识、交叉研究其中“一个二个、三个四个”领域（学科），其眼界（认识）、思考是极其狭隘的。即使是“登峰造极”，也只能算个“将才”吧。
2，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看社会问题，首先要看一个具体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要实现这样的看法，就必然要求人去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的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从而“史无前例”地实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在认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础上，学会动态地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演变发展的本领；掌握“社会顶层设计”的依据和理论二个方面：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取向（社会科学第一个层次的理论）；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取向（社会科学第二个层次的理论），就能够在理论上确定一个具体社会的特点。
在理论上确定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日本的、中国的）的特点以后，再去看这个社会里面具体的领域（军事、经济、政治、教育------），就能够从单纯（军事、经济、教育）观点当中解脱出来，上升到高端层次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主席具备了谋全局（一个社会三十多个主要领域“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再去“谋一域”，当然就是“统揽全局的帅才”了。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比，人的主观能力就“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强调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吧。
毛主席在十年内战（1927~1937年）时就已经看到这一点，并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社会科学理论（顶层设计）的文章。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经过十年内战锻炼的八路军（红军），中国的“人的主观能力”处在高端层次——统帅能力；日本“人的主观能力”处在低端层次——将才能力。所以，《论持久战》的综合结论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第三层的意思：即“人的主观能力”的高低之分，取决于“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事求是的能力”；而“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事求是的能力”，取决于“人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的科学化程度。
所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要求人们在中国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下面的叙述，就以“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的状态，作为“衡量人的主观能力”的基准线。以这样的基准线，去认识今天美国的专家学者；去认识今天中国的专家学者------。
今天美国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当时的日本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呢？2000年前后，美国高等教育、国家智囊（专家学者）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率先从“通识教育”演变到“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状态。
相比之下，“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比“通识教育”要进步一些。不过，这样的文化基础，还是呈现（处在）非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
今天美国的战略，就是建立在军事优势、金融优势、（相对于中国的）教育优势------等多领域（学科）优势交叉作用，增强它的战略优势。
但是美国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现实社会“三十多个领域（主要学科）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相比较，还是相差实在太远，也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人的主观能力还是不能“谋全局”，只能处在低端层次（将才能力）。当然，将才能力也有高低，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就要比格林斯潘高明一些。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对“美国有些领域的战略优势（包括金融优势）”很无奈？跟中国现在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有必然的关系。
中国的北京大学在五四时期就沿用“美国哈佛的通识教育”，并且在中国形成文化教育和知识结构的主流。一直到2000年前后，才跟着国外（美国）的主流转向“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模式。也就是说，建国以来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结果还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结构占据了主流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未能在宏观（大学）教育中普及，只能靠个人的探索努力去理解------，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遗憾、且造成一定后果的事情。
换句话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远远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反而因为长期搞不懂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人进一步发展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自己搞西化曾一度成为潮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主流的专家学者即使从“通识教育”下形成的“单纯军事观点、单纯经济观点、单纯政治观点------”（因而中国没有战略优势），转化到“多领域（学科）交叉研究”的状态，也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中国的军事、经济------并不存在优势，难以抗衡美国多领域（学科）交叉作用下形成的战略优势，所以中国即使被美国绑定、吃定，也难以解脱出来。
中国一方面在硬实力上面没有占据优势，在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能力”上面，因全盘否定自己（否定马克思主义）搞西化，就必然没有什么优势。而且，今天即使已经觉得美国社会有重大缺陷，社会主义中国有某种优势，也一时难以“搞清根本原因”而解脱出来。
我们以什么东西来摆脱美国的绑定、吃定呢？
下面的文章，就从“文化基础”、“知识结构”、“实事求是”、“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化的ABC说起，由简入繁。搞清楚了这些ABC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框架结构）。再由繁入简，成为人们应用自如的思想工具；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战略指导思想，去破解中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亟待解决的国际问题、国内各种社会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复，而是借助于这样一个过程（磨刀不误砍材功），提高、普及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的能力；提高、普及中国创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能力；提高、普及中国“人的主观能力”（上兵伐谋）。
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提升国人（中央的、地方的、企业的）的战略头脑、政治头脑；建立、提升国人在高端层次的“战略指导思想”、战略共识能力、战略协同能力，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中国的战略优势。
在社会科学领域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不仅能够建立中国的战略优势，还是今后“世界各国必然要走的道路”。在这里，我希望中国的决策层、管理层、理论界、学术界能够尽早认同到这个方向，有所作为；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能够（作为老大哥引领）走在世界各国的最前面。
正文
一，建立战略优势的必要性和一般途径
中国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地球村”强国林立。作为后起发展的国家，肯定会遇到国际上的阻力（争夺发展空间导致战争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逼迫、颠覆的力度。当然，在发展的探索（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国内也会涌现出各种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认识问题。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需要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将来都需要有一定的战略优势。“对外能够在战略层面牵制、化解、压制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开拓发展的广阔空间。对内需要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探索、创新和发展；能够理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之间的各种关系；能够凝聚人心、团结绝大多数人（能够在党中央周围聚集90%以上的人），发展生产、创新技术、规范市场、拓展内需；能够转变、克服自身的各种困难；能够探索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样的战略优势条件下，去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引言当中已经讲到，建立中国战略优势的举措就是“提高人的主观能力”。提高人的主观能力，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讲话：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依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依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的讲话里面，确定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实事求是是一切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依靠科学取胜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偏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则要兼顾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有机整合。
第二层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建了合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化的程度，超越了对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对手。
譬如，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总量、军事力量、政权------等各个方面根本不能跟国民党相比，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号。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如此艰难困苦的黑暗环境中，已经建立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时国民党政权的硬实力（经济总量、军事力量、政权------）是如此强大，苏维埃政权的硬实力是如此地弱小，其间单个领域的战略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是，由于有“人的主观能力”的存在，并且在这个方面对照比赛的是：1，人的实事求是的能力；2，（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创建能力；3、4指导和实行社会实践、检验、反馈、修正、提高的能力，是一种以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为支撑的隐性实力——软实力。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化程度超越了帝、封、官几个层次。当然，也比当时照搬“十月革命”模式、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党内人士，科学化的程度高出几个层次。
陈毅元帅有一句话讲得很精辟：“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第三层意思是：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法宝。这个法宝不仅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有没有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到实事求是，和有没有能力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决定了人的主观能力的高低。显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是更重要的基础。
上面三层意思又引申出两个“全局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社会科学领域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因而在战略层面上“科学化程度很低”？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可乘之机”。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凭借什么“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思想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能够“知己知彼”，就具备了“如何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思想理论基础”，就能够形成科学的战略指导思想，变被动为自觉主动，驾驭国内大局、驾驭世界大局。
下面的内容，就是把如何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如何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如何创建出中国的战略优势的过程，从理论上一层一层地阐述出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段一段地构筑、架通“理论通往科学化”的道路。由于这个题目很大，叙述受到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只能粗线条地介绍“知识结构的框架和用途”，框架里面的具体内容只能在以后进一步的讨论中展开。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她和实事求是、创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有什么关系？
二，简单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一般用途。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这个世界”，人的头脑去反映出这个现实世界（社会）的实际情况。
现实世界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组成，这里所要反映的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由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组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由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组成，这些（各个）领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事实。
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是人们认识、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
认识、研究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切事物（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必须在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基本单元、创建了合乎这个具体社会实际情况的“大背景理论”以后，再结合“大背景”看这个社会里面具体的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各个具体的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事实。认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任何关系，也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认识人类社会跟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工具，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的各个领域（三十多个学科）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本领，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理论基础”。
所以，能不能学会“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这样的本领，是能不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能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这个门坎”的核心一环。
这个层次的理论，是组成“人的社会运动观、人的信仰、人的社会洞察力”的第一个基础。
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科学化的第一个依据，也是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基础。这一步如果没有走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就是空话。
在这个层次的理论，恩格斯写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
在这个层次的理论，毛泽东的文章有《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不过表达得不好，其本质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成“简单的、应用自如的哲学思想工具”。
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成“简单的、应用自如的哲学思想工具”。让人们搞清楚、并学会哲学思想工具怎样应用到“认识”现实社会中去；怎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显然，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把这个（认识社会这个过程的）桥架到彼岸，没有把“认识社会的过程”成为大家都能够理解、学会的坦途。
2，学会了“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演变发展的小过程（一个国家的历史到现实）”的本领，是“认识、理解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发展大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到现实）”的基础。学会认识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大过程，寻找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第二个层次的理论基础”。
这个层次的理论，是组成“人的社会发展观、人的信仰、人的社会洞察力”的第二个基础。了解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达到科学化的第二个依据。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的人们，必须具备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这个层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
这个“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的理论基础，可以由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出来。更有必要由今天的人们掌握科学的思想工具，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认识近代、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演变事实当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进一步补充、完善、创新“人类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的理论。
3，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工具；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譬如中国社会）并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再把人（政党、集团）的愿望（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愿望是“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愿望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筛选、取舍、修改一切不合实际的、缺乏战略头脑的“愿望和利益追求”；并且参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方向”------。然后，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综合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创建出合乎这个具体社会（譬如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理论（一个具体社会的大背景理论）。
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第三个层次的理论基础。
这个层次的理论，是组成“人的社会发展观、人的信仰、人的社会洞察力”的第三个基础。创建出合乎一个具体社会实际情况的“大背景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科学化的第三个依据，也是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走的一步（第三步）。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结构当中，这个层次的理论是以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而产生的，有针对性，决不能相互抄袭、搬来搬去。过去的“十月革命模式”是如此，现在的“美国模式”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十年内战”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不能搬到“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不能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个国家之间能够比较和学习的，只能是科学（作为参照系）或科学化程度，而绝不是模式------。
这个层次的理论，马克思有《六月革命》；恩格斯有《德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工人运动》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等理论。
学会创建（运用）前面三个高端层次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提升人的主观能力到高端层次”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社会科学高端层次理论上、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坚强领导、武装夺取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形成软实力优势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的属性，并不是简单的、一次性就能够完成的所有制改造。
还有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实际情况），过渡、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发展社会组织能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科学化程度高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地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同传统观念决裂。
因为这样的原因，公有制改造和移风易俗、改变传统观念，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人们都已经经历过，应该说大致上能够理解是乍回事。但必须加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创建（创新）出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至50%及以上），才能恰当地完成这一变革的过程。
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叫“传统观念”？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前苏联没有搞懂这个问题，更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国也是。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主要的原因是败在“传统观念”之上。
还有一个大家不熟悉的问题：什么叫科学观念？科学观念又有什么用处？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能够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争取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到实事求是；能够学会创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达到50%以上）。
这个达到50%及以上的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要普及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干部和学者的普及率达到50%以上），建立起“以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高”为基础的“基本共识”，在社会上形成科学化程度高的主流观念——科学的观念。
以这样的适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科学观念”，去逐步取代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同传统观念决裂。
传统观念是什么东西，初步的内容请看第六部分：我们怎么办。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创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有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摸索和积累经验，邓小平写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社会科学高端层次理论上、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坚强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形成软实力优势的重要基础。
应该承认，中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革命建设时期所创建的社会科学理论，远远没有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际需要。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是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以科学的观念取代传统（私有制）观念等理论和指导思想还远远没有形成；还远远没有（创建）形成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须建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各种阻力。社会主义中国在思想理论上面的准备不足和困难，还被帝国主义势力——以传统（私有制）观念为基础的西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衍生文化、宗教------，有机可乘。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在创建软实力优势的时候，必须要“学会创建（运用）前面三个高端层次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创建出并普及科学（公有制）的观念，去逐步取代传统（私有制）的观念；必须创建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科学化程度高的理论、指导思想和组织体制）。这样的要求，比创建出传统意义上的软实力优势要高出一个层次。只有这样，才能基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的战略理论、战略指导思想问题，创建出现实的、显著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战略优势。
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层次的理论必须要进一步的完善，这些理论的科学化程度必须提高，我们不能坐享其成。
第一层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炼（简化）、成型和普及。
第二层次的理论：从理论体系的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学——六个层次的内容、用途都不同，且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经济学理论。其他领域的（单学科）理论也是多层次理论。各个层次的理论绝对不能混淆，否则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就会搞乱人们的头脑。
也可以这样说，由于各个层次理论的混淆，造成社会科学理论的混乱、科学化程度低；难以形成科学观念；无法去取代传统观念，是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的主要原因。
第三层次的理论：必须创建出（国家）全局性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创建出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版本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完善、发展《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传统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区别及作用”------等，创建（创新）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包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高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的能力，还要普及到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乃至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的“陈老总”那里------，才能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还有“在中国这个具体社会的大背景理论前提下”，需要创建的社会科学低端层次的理论，即第四个层次的理论；第五个层次的理论；第六个层次的理论。如果说，前面三个高端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侧重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指导思想；建立科学的观念；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那么，后面三个低端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更侧重于指导社会实践。也比较接近人们认识社会、思考社会、建设社会问题的传统习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四个层次的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理论（或者在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选择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譬如《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
第五个层次的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理论（或者在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金融内外贸易、组织和教育人民、防止敌特破坏、巩固政权------。譬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等。
第六个层次的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理论（或者在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扩展红军、扩展根据地，开拓、发展各种矿产、手工业，拓展生产、贸易的多样性，调整产业结构、调剂物资，保障供给，发展政权 ------。譬如《我们的经济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放手发展抗日力量》《青年运动的方向》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的私有制观念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在六个层次（尤其是后面四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经过党内思想、理论、实践的反复较量，逐步在全党全军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科学化程度高的“基本共识”。由此形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强大动力，从软实力角度去看，是很成功的。只是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差（硬实力不足），从总的方面拖累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能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第四个层次的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理论（或者在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认识一个具体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学科）、某一个地区------。创建出适合一个具体领域、具体地区发展、建设的社会科学理论。
这些基本理论的前面，需要增加一些指导性的基础理论，譬如“指导思想的基本共识和创新发展的多样性”等。
第五个层次的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理论（或者在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认识具体的企业、行业、市场------；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低端层次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理论（我国几乎是空白）。
必须强调指出，产业大军也是一支需要现代化、高素质的“军队”，落后的“产业大军”是不能战胜对手的（日本在60年代就认识到这一点并做了改进）。
必须把产业大军建设成为新型的“军队”（需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创建出合乎社会（国内市场13亿人口）各种需要的民族品牌（公有制的、私有制的）。从衣食住行建立行业标准（质量底线和质量提升目标），提高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创建出能够走向世界市场的民族品牌；有能力提升、发展、捍卫中国的民族品牌（需要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精心配合）。
中央和各个地方政府，必须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层次的高度上，去考虑布局、引导督促这些“新型军队”、私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民族品牌、质量底线和质量提升的建设、发展。
可以这么说，各行各业没有中国的民族品牌（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六个层次的理论；科学技术和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的发现、应用、推广，需要形成气候的系列条件。要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战略布局这样的高度看待“科学技术和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的发现、应用、推广。
国家要创建专门的理论、完善专利制度，来综合各级政府、法院、专利机构、企业的指导思想和行业的行为准则，使其成为联动的有机整体，而决不是个人、企业的小打小闹------。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能力受到客观上的限制。他走到基层，群众和干部都争睹毛主席的风采，闹得人山人海，他没有条件安静地在基层“了解实际的情况和过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不够；大背景理论的框架结构还不完整（高端层次的战略指导思想、“基本共识”还欠缺；科学观念还需要建立、建设；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还没有完成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等）。因为这些原因所“扩大、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为党内斗争------。矛盾的突出性和激化趋势，大大牵制了党和政府的时间和精力。
提高、普及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可以从根源上“缩小、缓和、转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能不能提高、普及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借以提升中央和地方、企业，及各个领域人的战略头脑、政治头脑，去化解、缓和各种社会矛盾，这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结构还没有定型；框架结构内部的内容难以充实，中央和地方、企业，及各个领域都无法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布局高度去认识处理第四、第五、第六层次的理论和实践------。所以，中国在第四、第五、第六层次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所谓“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范围”（企业、行业、市场、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长期处在落后状态，削弱了中国综合软实力，也拖住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如果能够普及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即从中央普及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使这些人群在社会科学领域学会做到实事求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必须结合大背景理论），创建出合乎（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实际需要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当时当地的实践，就能够在第四、第五、第六层次提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即在“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和实践”（企业、行业、市场、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提升软实力的水平，就能够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综合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能够使人们在认识一个现实的社会时，做到实事求是------），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然后必须创建出合乎这个现实社会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理论），造就了这样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就能够达到中、高端层次（30%~80%），中国的“人的主观能力”就能够远远超过今天的世界各国（包括美国）。
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缺陷
再看，帝国主义的“人的主观能力”，怎么就不如中国共产党？
在社会科学领域，以美国的专家学者为代表，其个人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一般以单学科（文化基础）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为辅。以几个学科（文化基础）组成主、辅平面的知识结构，俗称为“通识教育”，一直流行到2000年前后。2000年前后，才搞起了“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改进。这样的文化基础构成了非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
另一方面，他们所要认识的现实社会，本身是一个有“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存在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有机整体。他们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相差得实在太远了。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应用于（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及其事物，在运用领域上是错误的。其直接的后果是，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无法做到实事求是。
没有“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他们就没有“认识全局、思考全局，创建全局理论”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就既没有能力在高端（二、三）层次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没有能力搞清楚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层次理论的内容和用途，就必然去混淆各个层次的理论，造成理论的大混乱。
没有“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他们还要走向一个极端：只能把人（政党、集团）的愿望、利益追求，直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政策、决策的思考基础，导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利益化”、狭隘化、赤裸裸的“标准多重化”。
所以，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结构的特点，不仅是大片大片平面知识结构的缺失；而且是多个层次理论的混淆，造成了大块大块上下知识结构的缺失------，形成了根源性的弊端。
所以，他们的“社会顶层设计”就必然是多层次理论混淆化、利益化、狭隘化。他们所创建的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只能不到20%。
资本主义社会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惨烈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家债务危机；1%和99%之间的对立，都跟“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不到20%”；“社会顶层设计”混乱化、利益化、狭隘化，有直接的关系。
传统（私有制）观念，包括：西方民主、自由、衍生文化、普世价值、宗教，正是建立在这种残缺的、片面的、混淆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使这些专家、学者站在高端层次战略决策的岗位上，也必然是以“人（政党、集团）的愿望、利益追求”，直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政策、决策的思考基础（利益化倾向），必定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以世界强国美国为例，美国杰出的金融（战略）家格林斯潘，在次贷危机以前“肆意妄为、盲目乐观”，危机形成后仓促俯首认错；军火集团的利益往往能够替代整个国家利益等现象，都突现出美国在高端层次上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的缺失和混乱。
美国软实力的弱项，就弱在这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软实力（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有重大的缺陷，导致他们在高端层次理论的严重缺失、畸形（混淆化、利益化、狭隘化倾向），导致战略指导思想、政策的狭隘、混乱、科学化程度低下。
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俯视着（冷眼向洋看世界）帝、封、官，看透了他们的长处短处------。所以，他能够胸有成竹地讲“战略上藐视敌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样的话。所以，他能够在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居高临下、从容不迫地利用“反动派的缺陷、狭隘、混乱、失误所造成的数不清的、层层叠叠的机会”，去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软实力的强项在什么地方？在第四、五、六层次的理论、低端（战术）战略层次范围里。
第四个层次的理论，认识一个具体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学科）、某一个地区------。
第五个层次的理论，认识具体的企业、行业、市场------。
第六个层次的理论，科学技术和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的发现、应用、推广。
“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这种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一般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自然科学的认识、思考、发现、应用活动。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知识结构还能够通过发挥、延伸，肤浅地应用于第四、五、六层次（理论）的认识、思考活动。即部分适用于企业、市场、行业、专利和对一个地区、一个（或者几个）领域的认识思考活动。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形成了今天世界上主流的传统文化。
今天世界主流的传统文化，在“企业、行业、市场、科学技术、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MBA工商管理硕士也属于低端层次理论，属于强项），形成了相对强大的软实力，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美国（所代表的“先进国家”）软实力强项的主要部分。
但是，这个软实力的基础——第四、五、六层次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无法和第一、二、三层次的理论和指导思想相结合。而第一、二、三层次的理论跟第四、五、六层次的理论是相互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为地割断客观上存在的联系，将使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活动，因狭隘、断裂、片面而脱离实事求是、脱离科学的轨道，从而增加许多人们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数。
于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属性：生产的社会化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于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就不断地变着花样出现。
四，整理
下面整理一下：
1，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其综合软实力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存在着大面积、多层次的空白、缺陷、混淆。因为这些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科学领域，缺乏全局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缺乏高端层次的、科学的战略指导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就很低（不到20%）。他们形成美国软实力的弱项。
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软实力的强项在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范围（企业、行业、市场、科学技术、专利、新工艺、新材料；MBA工商管理硕士也属于低端层次理论，属于强项）。这个战术层次的理论和实践，还不能和第一、二、三高端层次的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相结合，所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注：我们学习他们长处的时候，要注意各个国家不同的背景条件。采用先启发、后创新的方法，减少、消除局限性。）
其综合软实力处在低端层次中段，只要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不变，（通过提高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科学化程度去）提升战略优势的空间就很小（不到10%），目前的这种状况就要长期地延续下去。
2，中国软实力的强项在社会科学高端层次的理论、高端层次的战略指导思想：1，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党的坚强领导；3，社会主义制度；4，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搞清楚“传统观念”，上述后三项软实力优势就很打折扣。
软实力的弱项在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范围（企业、行业、市场、科学技术、专利、新工艺、新材料）。虽然中国在低端层次的软实力差，拖累了中国的综合软实力。但是中国的综合软实力处在中端层次偏高，比美国处在低端层次要高出许多。
五，我们的缺陷
但是，上述的格局已经在发生变化（主要的趋势是中国的战略优势遭到削弱）。
中国虽然是一个在大学里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国家，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结果如何呢？中国的北京大学在五四时期就沿用美国哈佛的通识教育，并且在中国形成文化教育和知识结构的主流。一直到2000年前后，才跟着国外的主流转向“以单学科为主（譬如经济学），再增加几个（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模式。也就是说，建国以来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果还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结构占据了主流地位。
或者说，中国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没有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的各个领域（三十多个学科）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本领；没有学会“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的本领；没有学会创建（理解、运用）前面三个高端层次理论的本领------。这些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其中一部分就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各级智囊团）的专家学者；各级决策层、管理层的决策管理人员。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主流文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所必需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存在着看不见的、巨大的鸿沟。
第一个鸿沟是，毛泽东在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还不到位。《矛盾论》《实践论》没有让人们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各个（三十多个）领域之间实际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在宏观（大学）教育中普及，只能靠个人的探索努力去理解------，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遗憾、且造成一定后果的事情（当然，从现在补救也来得及）。
没有从哲学上搞清楚“怎样认识现实社会”，就没有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去创建出“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新的、科学的”高端层次的理论、高端层次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科学的观念”——科学观念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是“传统观念”——传统观念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的结果是什么？也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是什么东西，就没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缺乏科学的高端层次的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评估“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战略指导思想。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结构的（中国）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非常的迷茫，没有主心骨。他们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地区、企业------打交道时，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颠倒过来）、处在被动、无奈的地位。
譬如中国许多高端层次（高学位、高地位）的人很迷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根本就没有科学的属性，其价值低于街头把戏。又譬如许多人觉得美国强大有长处，要学美国。但是他们搞不清楚高端层次（理论和实践）和低端层次（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学、用。
盲目放弃中国的文化优势、知识结构优势、战略指导思想优势；从思想上、理论上依附帝国主义（文化和知识结构），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再者美国跟中国之间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国是美国蓄意封锁、遏制的国家------。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所吃的苦头，中国没必要再吃一遍。
没有搞通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感到迷茫，没有主心骨的第一个原因。
毛泽东在1955年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了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选第五卷第144~145页）
第二个鸿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现实社会，以这个社会的三十多个领域（主要学科）之间客观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寻找出这个社会的特点。并要以此为基础，创建出一个合乎这个社会实际情况的全局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大背景理论）。在这个前提下，然后再去认识（看）这个社会里面具体的领域（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学科）、具体的地区。这样认识（看）社会事务，就比较合乎客观实际。
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结构的人们，仅以所处社会的一个（或几个）领域（学科）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去认识、看待整个现实社会，视野就必然狭隘、片面。而且就直接地形成看法、理论。这样的看法、理论，根本无法顾及其他领域（学科）横向间的相互影响；也无法顾及国家特点（大背景理论）跟这个领域（学科）纵向间的客观联系------，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决策层、管理层的专家）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做法），这是第二个差距。
第三个鸿沟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大过程”，有一个作为基础的看法和理论。这个理论的代表作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这个层次理论的基本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等，要和一个具体的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也搞不清这种关联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教育------的用途，这是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差距等等。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许多专家学者搞不清楚第一、二、三个层次理论的内容和用途，往往把三个、四个、五个层次的理论混合在一起，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际国内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长期难以搞懂马克思主义，多层次理论的混淆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把多层次（国家、地方、企业------）的社会科学理论混淆在一起，不仅使国家级、地方级、企业级理论的本身面目全非，而且国家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得不到明确，产生了理论上、政策上、管理上、法规上大量的盲区、空白，形成了灰色现象、黑色现象、腐败现象、犯罪现象的巨大空间。
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不仅在经济上扰乱了国家的秩序，还在人的信仰上造成崩溃；在政治上造成巨大的阴影。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跟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国家的党代会、政策、法规的内容、宣传，因理论和实际脱节而空洞化、滑稽化，抹黑了社会主义政治，颠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
把多层次（国家、地方、企业------）的社会科学理论混淆在一起，不仅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也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管理、发展制造了混乱。譬如，中央、地方、企业是三个不同的层次，需要三个不同层次、上下联系的理论（譬如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衔接，分别指导协调。人们讲了几十年的“因地制宜”，却没有理论上的依据。
这些差距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普遍存在，阻挠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系统（多层次）理论的形成”，阻挠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科学化程度高的基本共识”的形成。使得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科学化的程度难以提高（不到30%）。全盘学西方则必然跌至不到20%，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则中国的战略优势就荡然无存。也可以这么说，中国一方感到被动，则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必然低于25%。如果中国全盘西化（跌到20%以下），则中国在国际、国内处处被动。此时的中国，即使是“韬光养晦”，也不可能避免受帝国主义的压制、逼迫、颠覆。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达到50%以上，才能建立起“以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高”为基础的“基本共识”，才能形成社会主流观念——科学的观念；才能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指导思想和组织体制”，才能突出展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显现出社会形态比资本主义社会高级）。才能教育、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地“以科学观念去取代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大背景理论和基本共识的建成与否，牵涉到“社会主义政治、信仰、道德、法律、教育、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能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攸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如果中国社会缺乏“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大背景理论和基本共识”，就难以在全局上形成“一个相互相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长此以往，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就具备成为“各自为阵的利益集团”的条件。一旦变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在所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潜规则”就必然泛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就必然被架空，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脱离“科学化”的道路------。
不能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只能出“受知识结构限制”的、限于一个或几个领域间的将才（难以超越同一个层次的美国的格林斯潘），而难以产生震惊世界的统领全局的帅才。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优势在逐渐消退。中国不仅在逐渐丧失“文化基础、知识结构、社会科学高端层次理论、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软实力优势，而且还丧失主心骨，陷入价值观混乱。让敌对的国家和势力有机可乘，从文化、思想意识、教育、人品人格、食品、健康等各个方面削弱中国------。
中国软实力的弱项在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范围（企业、行业、市场、科学技术、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因没有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的特色是“在硬实力上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软实力就不能不强大。退一步讲，如果中国的软实力长期跟“世界强国”处于同等水平，则中国“硬实力处于劣势”的现实，将会使中国在综合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导致对国内建设、对外交往、国家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害，更不用说中国的软实力比“世界强国”差了。前苏联和东欧就是“硬实力处于劣势、软实力从占绝对优势”（开创者拥有马列主义）逐渐下滑到劣势（后继者没有能力理解、普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逐渐成为没有用的东西而被“束之高阁”进而被抛弃），结果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陷入处处被动，最终被对手从下到上、从里到外侵蚀殆尽、轰然垮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公有制改造和移风易俗、改变传统观念，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认识中国社会（世界各国）的演变过程，只有阶段性而永远不会完结；理论创新、基本共识创新、社会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也永远不会完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更新、普及、实施、反馈、创新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是灵魂。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社会------；学会创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达到50%以上）；建立起“以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高”为基础的“基本共识”，在社会上形成科学化程度高的主流观念——科学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建设、发展、前进，推开一切阻力的强大动力。
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二个意思），就丧失了高端层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丧失了高端层次的（科学化程度高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这些战略上的优势，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努力，必将跟前苏联一样丧失主动权，受制于别人。其他三项基本原则在长期的博弈当中，必然被逐步侵蚀殆尽。
六．我们努力的方向
前面讲到，中国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面临二个战略任务。
同传统所有制决裂；同传统观念决裂。
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人们都已经经历过，应该说大致上能够理解是乍回事。但必须加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创建出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至50%及以上），才能恰当地完成这一变革的过程。
以“科学观念”(以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达到50%以上为基础)去取代“传统观念”(以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不到20%为基础)，是怎么回事？其意义是什么？必要性是什么？
下面就科学观念和传统观念展开初步的讨论。所谓初步（的限制），就是前面所讲，这篇文章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结构，还没有讨论框架结构里面的详细内容。譬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如何表达、如何运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用来界定传统观念和科学观念的性质，就更简洁、更方便。现在还停留在“框架结构”阶段，只能用比较粗糙方法去界定传统观念和科学观念。
首先要界定“科学观念”是什么？“传统观念”是什么？
传统（私有制）观念
非马克思主义（后面简称他们）知识结构的特点是，单学科再加几个辅助学科（即所谓的通识教育）、或2000年以来以几个学科交叉研究的文化基础，用来（去）认识、研究人类社会的事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
另一方面，他们所要认识的现实社会，本身是一个有“三十多个主要领域（学科）存在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有机整体。他们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跟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相比较，相差得实在太远了。其直接的后果是：他们没有“认识全局、思考全局，创建全局理论”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无法做到实事求是。
没有“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他们就既没有能力在高端（二、三）层次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没有能力搞清楚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层次理论的内容和用途，就必然去混淆各个层次的理论，造成理论的大混乱。
没有“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他们还要走向一个极端：只能把人（政党、集团）的愿望、利益追求，直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政策、决策的思考基础，导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利益化”、狭隘化。
所以，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结构的特点，不仅是大片大片平面知识结构的缺失；而且是多个层次理论的混淆，造成了大块大块上下知识结构的缺失------，形成了根源性的弊端。
所以，他们的“社会顶层设计”就必然是多层次理论混淆化、利益化、狭隘化。他们所创建的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只能不到20%。
资本主义社会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惨烈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家债务危机；1%和99%之间的对立，都跟“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程度不到20%”；“社会顶层设计”混乱化、利益化、狭隘化，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传统观念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掌握第一层次的理论；没有学会创建运用第二、第三层次的理论。他们所创建的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的程度不到20%。
尽管如此，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观念还是在世界各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昔日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肆无忌惮地抢劫；治外法权；贼喊抓贼、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伊拉克战争的借口），极尽丧尽天良的强盗行径、欺骗行为”，还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变换着花样重演。
由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利益化”、“狭隘化”，1%的人们本能地、蓄意地反对“社会顶层设计的科学化、透明化”。因为任何阳光、透明都将危及他们（特权）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反对社会主义信仰；反对世界大同的文化、知识、理论、心怀------。譬如，反对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和老师）所培养出来的人们，以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结构占据了主流地位。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传统观念也占据主流地位。
在社会主义社会，持有传统观念的人们有二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容易摇摆、放弃）；社会洞察力能力低。持有传统观念的理论界、学术界、决策层、管理层的专家学者，搞不清楚第一、二、三个层次理论的内容和用途，往往把三个、四个、五个层次的理论混合在一起，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在现实生活当中，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政治关系混乱、经济关系混乱。
把多层次（国家、地方、企业------）的社会科学理论混淆在一起，不仅使国家级、地方级、企业级理论的本身面目全非，而且国家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得不到明确而陷入混乱，产生了理论上、政策上、管理上、法规上大量的盲区、空白，形成了灰色现象、黑色现象、腐败现象、犯罪现象、潜规则横行的巨大空间。
在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国家和地方、地方和企业，人与人之间的上级和下级、书记和常委、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关系，必然处在混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民主集中制、科学决策、权力监督都根本没有依据。
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扰乱了国家的秩序，还能够腐蚀、崩溃“人的信仰”，在政治上造成巨大的阴影。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跟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国家的党代会、政策、法规的内容、宣传，因理论和实际脱节而空洞化、滑稽化，抹黑了社会主义政治，颠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
由于没有能力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难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难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优势。不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难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也难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长期以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气就会消磨殆尽。
另一个特点是：因为搞不懂马克思主义，因而缺乏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具有传统观念的人们，反倒特别能“认同、理解”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从头脑里赞同到行动上去做。全盘否定自己搞西化、“一切向钱看”（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今天的中国拥有热核武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改变了他们的战略。他们以资本主义传统观念的“价值观”，用来代替过去的枪炮，作为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工具。这些经过精心打造的“价值观”，对持有传统观念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后起发展国家的、具有传统观念的人们，容易失去战略头脑、政治头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文化的欺骗性；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陷阱”。在他们的前面是“逼真的海市蜃楼”，却永远也不能成为现实。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理论界、学术界、决策层、管理层的专家学者的身上，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戈尔巴乔夫”。
从过程看，前苏联、伊拉克、利比亚、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这些事前事后的演变过程，其特点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最能解释“普世价值”的性质。
科学观念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的各个领域（三十多个学科）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本领，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学会创建第二、第三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把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提升到50%及以上。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把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达到50%及以上。这就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做到、做好的基本功。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点。
掌握、具备了以上这样三大基础理论（包括低端四、五、六层次的理论），人就能够从“传统观念”当中解脱出来，成为有信仰、有战略头脑、有政治头脑的人；成为具备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具备“科学观念”的人。
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会创建、运用三大理论基础的本领，不能仅停留在领袖人物身上，必须要普及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使50%以上的人们（干部党员）从“传统观念”当中解脱出来，在社会上形成科学观念的主流，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民主------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能具备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不可动摇的战略优势；才能在全世界确立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且不可逆转；才能引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
通过上面粗略的比较：
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杀伤力、瓦解力是触目惊心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
科学观念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的必然条件，没有建立科学观念，即使在所有制上面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社会主义也是没有灵魂的，走向低潮是必然的。
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以科学观念逐步取代传统观念”，全国人民逐步同传统观念决裂。
把“以科学观念取代传统观念”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后，就是如何建立、建设科学观念，完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任务。
我们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开始。
1，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
跟《矛盾论》《实践论》不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里，最大的弊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定位不准、随意发挥”。哲学概念的失之毫厘，人的认识、思考、理论活动就差之千里了。
马克思、恩格斯用了毕生精力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如果也需要每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还理解不了），那就是最大的失败！
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a，准确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用途、应用范围；b，明确如何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思想基础；c，简化成“应用自如”的哲学思想工具。
哲学教科书的作用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工具，使人们学会“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的各个领域（三十多个主要学科）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运动演变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本领，在社会科学领域争取做到实事求是。
2，重新编写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体系的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学——六个层次的内容、用途都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准确定位经济学各个层次理论的各种概念和相互关系，把人们从定位不准、层次混淆的（混乱）理论当中解救出来------。
3，重新编写各个学科教科书------，把它们从混淆、混乱的状态、僵化的教条当中解救出来，恢复它们“成为科学的、可以跟社会实践互动的（文化工具）应用文化”的本来面目。
4，在这些基础上，学会创建出高端（二、三）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
5，普及这些科学文化知识结构；普及创建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本领。
以上五条措施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在高端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高端层次战略指导思想的科学化程度（达到50%以上），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大背景理论。并在普及（从中央普及到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企业、行业的决策层、管理层）的情况下“达成基本共识”，形成主流观念——科学观念，进一步提高中国在高端层次理论、战略指导思想方面的软实力优势。
6，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工具，即从中央普及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使这些人群在社会科学领域学会做到实事求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认识一个具体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学科）、某一个地区；去认识具体的企业、行业、市场，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必须参考大背景理论），创建出合乎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实际需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创建科学的生产关系（包括专利制度、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推动科学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现、应用、推广。创建出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实际需要的第四个层次的理论、第五个层次的理论、第六个层次的理论。
如果中国在第二、三、四、五、六层次提高社会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的科学化程度（从全盘西化的不到20%提高到50%以上），就能够以提高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科学化水平，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包括科学技术、工艺、材料的创新）、文化教育、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应用、建设、发展。
这样的战略布局，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在低端层次（战术）战略指导思想范围里（企业、行业、市场、科学技术、专利制度、新工艺、新材料）的传统弱项，使这些层次逐渐成为中国的强项。
当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决策层、管理层（的专家学者），都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俯视帝、封、官，看透他们的长处短处，能够利用各种机遇从容、及时驾驭内外局势------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具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最尖端的人的主观能力）强大的软实力，已经能够弥补硬实力的相对不足，对美国形成压倒性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去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执政党，能够理解、认同到这样一个道理：提高执政能力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做起。
马克思主义不单是“旗帜”，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认识（我们面临的）现实社会的时候，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到实事求是；能够创建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社会科学理论。
离开了这样的目的和功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年年讲、月月讲；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当中寻章摘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全部背下来，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个人的地位越高，权威越大，他的欺骗性就越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损害就越大。
所以，我们不仅要走通“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之路，更重要的是普及。首先要普及到专家学者，进一步通过宏观（大学）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掌握这个强大的思想（文化）武器。
2011年3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二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我们要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知识结构”，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普及到学术界、理论界、各级决策层、管理层和广大的干部群众当中去------。应用科学的观念，把涣散的人心、分散的力量，重新聚集到党中央的周围，成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从国际社会的宏观看，目前世界各国主流的文化基础、知识结构，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程度还很低（不到20%）。提高“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化程度（到50%~80%），将大大拓展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眼界，将根本改变人们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看法(形成科学的观念)。转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必然成为世界各国今后要走的道路。
世界各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科学化程度，必然会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资本主义期待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了，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期待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了。
提高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程度，一方面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向和各种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够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各种问题。在这里，我希望中国的决策层、管理层、理论界、学术界能够尽早认同到这个方向，有所作为；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能够（引领）走在世界各国的最前面。这里面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就难以估量了。
张建东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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