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发达国家信仰困境产生的根源，无疑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性在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及精神虚无的困境，反思其根源，主要在于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工具理性主义的蔓延、物化处境的加剧。
一、信仰困境的现代性根源
现代性在西方主要指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模式，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或信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关于现代性的本质，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话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一句不时兴的话来说，它是精神危机，新的支撑点已经证实是虚幻的，而旧的铁锚也已沉落水底。如此情势将我们带回虚无主义；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无尽的虚空。在有些东西需要摧毁、需要填物的时候，虚无主义曾经是种激烈的哲学。”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是超越精神的缺失。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则指出现代人的生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现代性虽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进步和发展，但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我中心主义。个体主体性的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轫是现代性最为显著的标志。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理论旨在“实现上帝祛魅，把理性化的人奠定为整个世界的最终基点和使世界成为可能的最后根据，实现‘自我不仅是经验与先验的同一，同时又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因而，在理性主义信仰目标下，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强调自我实现的现代人开始了自我的追逐和欲望的满足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现代性对主体至上性、独立性和唯一性的强调，使人同自然分离、同他者割裂，最终陷入困境。自我成为孤立存在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外在的牵制和束缚，成为自我占有、欲望之上的存在者。现代性强调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必然会认为自然是人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自然是为人服务为人享用的。在这种盲目的强烈自满情绪的支配下，人展开了对自然的大规模占有行动。然而，人实现的看似是对自然的占有和完全控制，实则丧失了人性和人之为人的根本。
在自我中心主义的专断下，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此世的、现实的、可以计算衡量的利益目标，而不再坚持将超越性的追求（神圣精神和宗教信仰）作为个体自我生活的最高目标，至少不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社会中逐渐消失。
（二）工具理性之困。理性是自启蒙以来人们不断追捧的思想价值，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有了理性，人不再服从神的意志或任何权威，但无限的推崇也使得理性走向工具性。卢梭是第一个对理性畸形发展有所洞察的人。他意识到，人类在将理性用于科学和艺术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理性在此过程中也变成了主宰人的欲望和激情的工具。休谟认为，理性应该只是爱好的奴隶，而理性永远不在服务及服从爱好之外还宣称有什么功能。霍克海默尔、阿多诺批判理性思维时说，思维使自身对象化为一个机械的、自我运动的过程；思维自身产生出来的一架人格化的机器代替了思维。可以说，数学的程序成了思维的仪式，数学程序使思维成为一样东西，即一门工具。
工具理性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的同化逻辑，是一种扩张现代性的潜在力量。它与价值理性相对立，在追求功利的驱使下，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的合理性。实际上，工具理性不仅扫荡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神圣结构，也控制和威胁了他们的社会生活。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过分地迷信工具理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金钱的崇拜和信仰。现代人眼中的金钱已远远超出手段之意义，而“陷入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这当然是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结果，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甚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于地平线下”。
在工具理性思维的支配下，人们借用“科学”、“技术”等眼光来审视现实世界、反思自身，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情感和其他非理性特性被抛到意义世界之外，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异化，人成为被工具、技术宰割和制约的对象，人的存在完全演变为一种动物式的存在，人因此而成为技术和工具的“仆役”。
（三）物化状况之困。在卢卡奇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物化的存在造成人与世界分离、人与自我相分离。
物化必然导致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首先表现为碎片化和原子化。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使人们的职业日益专门化，使人屈服于狭隘的分工。整个社会被分解和切割为一块块碎片，人们生活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人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物化表现为它使现实物化、僵化和机械化了。人们拘泥于对眼前物的追求，把历史运动的过程看作物和一个个孤立的事实的堆积，而忽略对未来的思考。再次，人与人之间的物化表现为它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客体化和对象化了，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劳动者成为运转着的机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异己的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己相对峙并压抑自己，于是，原有的信仰也随之发生动摇或坍塌，信仰的神圣就被物的追逐和崇拜所替代。
在现代性语境中，物化状况的加剧使得信仰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商品拜物教就成为其形式之一，人们的精神信仰呈现出病态从而陷入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信仰的物化方式，表征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与精神生活自足之间的不平衡。信仰主体不能有效地制约可能膨胀的物欲，甚至为了满足物欲而破坏社会正义制度。信仰的物化方式，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信仰确立方式的不同。传统信仰在人的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匮乏的物质生存境遇下通过确立神性，来表达彼岸世界的真理以及人们对神灵的敬畏，而现代的信仰则是借助科技进步解除了超自然的神灵的附魅，增强了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人借助自身的力量确立自我认同，但实质上，人的对象化力量和物化逻辑反过来又确定和支配了人的精神，由此，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信仰体系，物化以及拜物教掌控了人的精神，超越性被连根拔起，精神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终极指向性。
二、消解现代性信仰困境的探索
重建一种文化价值理想，是克服信仰现代性危机必不可少的选择。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完全割裂。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其中的优秀资源对超越现代社会的自我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物化处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消解，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主张以主体间性来取代个人主体性，以避免唯一和孤立的自我。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在他看来，主体性意味着自我，带有个体主义、自私自利的倾向，而主体间性则意味着自我共同体，有互利互助、集体主义之意，从而主张主体间性交互原则。主体交互是指主体间互识和共识，在他看来，主体不能互识，便很难达成共识。雅斯贝尔斯的思想路径是对人的哲学预设中包含了对生命自我超越和无限可能的期许。在他看来，正因为生命具有超越性，人才从迷信、盲从和宿命中走出来，主体性得以张扬，人才从自我中心主义中走出来，认识和接受他者，主体间性也得以彰显。
关于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来应对工具理性，即交往理性概念。他把理性化过程分为交往理性层次的理性化和次一级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化。前者表现为整个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后者被哈贝马斯称为系统理性化。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以分化的方式进行的，而分化的理性化过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片面化。但是，工具理性并不内在地就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破坏人与他人、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东西，现代社会之所以出了问题，不是工具理性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工具理性超越了其自身的界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因此，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不是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其回到自身的合法范围内。
关于物化处境的加剧，雅斯贝尔斯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提出了应当通过挺立个体生存来克服信仰的虚无。然而，雅斯贝尔斯解决问题的视角正因他寄以厚望的个体生存，从而陷入了物化时代的精神焦虑和迷茫。罗尔斯的解决方案是重构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但其所预设的“理想语境”“原初状态”带有抽象的性质，是一种外在的制度性规范，忽略了现代人内在心性秩序问题。
综上所述，在现代性语境下，需要重建和重叙一种文化价值理想，需要消除盛行的自我中心主义、蔓延的工具理性以及加剧的物化状况。同时，现代人还需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对神圣性的体认。当然，神圣性体认并不全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更多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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