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还原，转译，重建 —扩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

一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与墨非开宗明义地说：“答案不是放弃‘文化’斗争，回到‘真实’，《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正是他们理论的核心概念: “接合”（articulation）学者孔明安通过对articulation的词源性考察，指出“接合”的意思是：通过表达，使破碎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拉克劳，墨菲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喻”分析，认为在这个寓言中，柏拉图想告诫人们偶然性接合的虚幻性，只有找到事物本质的联系，真实的世界才会显示它自身。对此，拉莫二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第一：在还原主义逻辑中，任何社会的对抗都被还原为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把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简单化了。所谓的无产阶级这一经济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主体位置”的流动性所代替。而阶级斗争，也被“反种族斗争，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所代替。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失去了现实效度;第二：如果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任何社会行为的本质都可以还原为经济行为，在拉莫二人看来，这是经济决定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随着工人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收入上已无法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区分，对经济权利的争取不能成为革命的原因，而且“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我调节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固定在根本阶级中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一直被当作对社会整体的透视，是对客观的真实反映。拉莫却反对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看来：既然“阶级还原”论，“经济决定论”都已被“解构”，那么“社会整体”，“客观规律”这些概念都不具有合法性，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不透明性，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固有维度，和谐的，透明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神话。”因此社会也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为了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和避免重蹈“斯大林体制”的覆辙，只有在不承认斗争主体有任何本质联系的前提下，不断依靠个别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开放性连接，革命斗争才能为人所掌控。这种连接，就是接合。“我们把任何建立成分关系的实践称之为接合，而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视为接合实践的结果。”“接合”所遵循的是一种偶然性逻辑，“因此，接合实践的领域被大大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小了，每一个社会变成了多元接合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中存在许多对抗，在这样情况下，完全填补接合和被接合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内在化。”正是遵循这种偶然性的逻辑，“接合”才更具有了“革命本体”的性质，多元化的斗争主体通过“接合”彼此具有了某种“碎片化”的认同感，从而产生了打击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凝聚力。这是拉莫二人认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斗争策略。无须对《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全书进行注释般的阐述，仅从上文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点—“接合”理论的简要概括，作为近些年来一股理论热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指向和价值立场便已有所呈现。本文的“破”与“立”正是通过质疑后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础而展开：二拉莫二人像很多西方学者一样，都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经济决定论。然而，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首先，马克思强调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资产阶级对生产理性的赞美全然不同。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遭受的物化：“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的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之所以会将生产力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是因为马克思始终站在历史维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行揭露。他发现：资本主义不断要求扩大再生产，然而生产力发展本身就造成了资本逻辑走向瓦解的必然性趋势，因此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一重要命题。这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生存机理的彻底颠覆。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指责的所谓“缺点”，正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其次，拉莫二人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指认为“阶级还原论”，这是一种更大的误解。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还原，而是一个中介性概念，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理解为一种社会意义的开显，因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一种革命力量的建构，因为“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一种政治使命的唤醒，因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经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而且，马克思也从未把消除资本压迫,无产阶级取得斗争胜利作为其理论的最终旨归，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也只是为“消灭分工，实现人类自由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目标提供必要条件，而不是人类解放自身。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三此外，拉莫的论点不正是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吗？他们在大谈资本主义内部斗争复杂性的同时，却把一切斗争形式都还原为“话语接合”，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还原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一向反对“还原主义”的西方学者谈及前苏东问题时，往往会把苏东从建设到巨变都浓缩为一个关键词“斯大林体制”，难道这不是一个“还原主义”的概念吗？难道“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是对现实的认识”对于苏联一切社会问题的解答都成了 “斯大林体制”吗？难道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各国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所谓的“斯大林体制”面前都失去对社会的作用力了吗？难道斯大林与其他领导人不同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当作皱褶抹平吗？这其实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仇视，仇视的利刃指向—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社会革命相较于“意识内在性”（学术纯思）的优先性。当代某些被称为国内誉为“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尽管对西方资本主义持批判姿态，但是在他们那儿，马克思主义要么成了一个考证训诂的知识论体系（洛克莫尔，梅格纳德·德赛，吕贝尔，科恩等等）。他们“假装”忽视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具有现实性的思维才有力量，才有真理性。” 和恩格斯说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只要涉及到东方国家的革命实践问题，他们保持几乎一致的否定立场。将“斯大林体制”这种伪概念作为代表“恐怖”，“专制”的学术名词，似乎社会主义建设一旦出现偏误，连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一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都被证伪；连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和高度集中的国家动员力对于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都被他们“过滤”掉了；似乎在“古拉格群岛”面前，解体后“两次车臣战争，经济滑坡，社会道德跌落，种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愈演愈烈”都对俄罗斯不具有任何破坏力；甚至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所体现的资本主义扩张实质，在他们看来连批判的必要都没有。要么是打着“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没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但是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维度，而当他们一旦面对被资本主义符号秩序所异化的“社会现实”的时候，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也退化为了哈贝马斯对北约轰炸南联盟拍手叫好，德里达面对移民的拒斥，鲍德里亚面对海湾战争所说的“一种虚构”。然而，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正是通过不断“炒作”包括上述两类的“学术明星”来实现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这一“宏伟目标”的。相比之下，“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对现实问题的破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却被国内学术界逐渐淡化。“两极分化，价值荒芜，官僚腐败，审丑滥觞”这一系列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却被多数“学院派”马哲学者在所谓“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名义下划归到“问题域”之外。在某些人看来：“中国问题”和 “学术独立性”是相互对立的，这真的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样下去，“如果继续以学术性打压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边缘化将成为其自身无法摆脱的命运。” 四拉莫二人讲的“接合”真的是一个新概念吗？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概念发明权的问题，而是在革命实践的历史维度中，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本就没有拉莫所反对的那种还原，有的只是“转译”(translation),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它既指通过对中介语言的翻译，使文本的原始版本有了本土化的翻译，也指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的对翻译内容有所损益，使它更容易被本土的读者接受。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正是结合这两种意义的“转译”进行灵活运用。举例来说：《国际歌》是法国巴黎公社运动的宝贵遗产，这首歌慷慨激昂，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各国革命者的战歌。在这首歌中，有这样一句最为脍炙人口：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英特纳雄耐尔是音译，法语原文是internationale，意为国际主义，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版本，这首歌却都是以音译的形式出现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事件。它象征了革命话语的转译的双重意义：第一，通过对俄语的转译，让这首法语歌有了中文版本。在这个过程里，首先确定的，是对苏联革命自身对马克思主义“转译”这一行为合法性的确证，这也为中国本土化的革命提供了话语契机。进而，“英特纳雄耐尔”的实体所指呈现一种漂浮状态：“它不可能被整个接合到话语背景的链条上，而这一漂移的特征最终被渗透到每个语境的认同之中。”正是因为“英特纳雄耐尔”的开放性，不同的革命主体才会从自身背景出发，建构起对这首歌所象征的革命话语的“格式塔”，进而使自身成为了“接合”各种“反抗性”意识形态的“节点”。每一次对这首歌的“演唱”与其说是“演唱”，不如说是 20世纪中国革命每一次对“英特纳雄耐尔”实体所指的转译。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话语被转译为农民武装割据，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话语被转译为中华民族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可以说一种具有解释学意义的革命实践：转译，在20世纪上半叶就实现了“接合”的功能。五 “接合”真的能被有效的运用于当代西方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吗？答案是否定的。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已超越金钱与炸弹，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进行霸权建构的首选工具。网络，电视与报纸，广播不同。按照麦克卢汉的分类，前两者属于冷媒介，后两者属于热媒介。热媒介只“延伸”人的某一感官，并对其“强行”填满大量的信息。因此，它排斥人的深度卷入（收音机不能看，报纸不能听）。热媒介成为大众信息交流的主导方式所造成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现实所带给人的心理积淀不仅无法释放，而且会转化为强烈的反抗激情。冷媒介正相反，它是人类多种器官的“延伸”，网友不仅能听，能看，还能留言，对话，甚至制造身份。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为深度卷入信息的制作与发布者。 21世纪的今天，网络世界已成为大众了解新闻，交流沟通，娱乐休闲的另一个“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无数个由网民自发组成的“网络社区”将“接合”的革命功能幻化为“全面发展的假象”：无产阶级在现实世界的“卑微地位“和“压迫积淀”在网络世界中被“遮蔽“了，先被转化为作为“虚拟主体”的“抽象平等”，继而又转化为体验“卷入信息”的“感官享受”。拉莫强调的“反还原”和“反真理”的理论前提，已成为斗争的理论反题。因为“反还原”和“反真理”正是迎合了冷媒介—意识形态的宣传；“神马都是浮云。”和“我的精彩，与你分享。”即便是对“政坛风波，社会丑闻”的直面，网民的热烈讨论都会迅速降格为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狂欢游戏；哪怕是“反战游行，群众示威”的场面，一经网络发布，作为支持反抗资本主义强权的价值立场，其促发的现实行动力都极易被网民享受“景观消费”的“心理快感”所置换。事实证明，没有历史尺度作为价值依归，没有革命集体的组织领导，没有对当代作为文化霸权载体的网络媒体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凭借西方“学院派”学者外在的赋予“话语接合”一种“本体”地位，群众的斗争不会走向真正的联合，只能走向瓦解。理解“历史尺度”和“革命集体”的关键，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领会，这也就是“接合”与我上文所说的“转译”的根本区别。六作为革命话语的母本，“英特纳雄耐尔”的实体所指虽然是可转译的，然而它的价值所指—“对‘生产超越性’的忠诚”却是不可转译的。绝不同于预设的“真理”，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在劳动中创造了比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活劳动的“活性”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徽章”。强调“生产力”对历史发展“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绝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因为马克思所忠诚的，不是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而是无产阶级通过物质生产所孕育出“使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超越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无产阶级所创造的价值越大，“生产超越性”作为解放潜能也随之不断得到积蓄。可以说，“生产超越性”开启了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压迫，创造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真正的”自身再生产（自由发展）的现实维度！因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而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这种“感性—对象性”的自身再生产，正是人的类本质。因此，无产阶级自身所蕴含的“生产超越性”，以一种异化的“自在” 形态，成为实现“自为”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在现实阶段的条件和明证！毕竟，“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大的能动作用所产生出新的伦理指向：劳动时间逐渐减少，社会财富的衡量标准转向无产阶级将其“生产超越性”投入到的自由时间。然而这却与以“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规模”作为财富衡量标准的资本逻辑相悖。于是，工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成为“机器的延伸”。进而，从第二轮生产开始，工人只有不断通过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来获得被当做工资的“上一次相对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家与工人已经停止了交换，资本家完全依赖于“生产超越性”所异化成的破坏力，将强制无产阶级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可以说，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质不过是以一种“流动”的形式，对“‘在’（雇佣劳动）—‘在者’（资本）”的二元结构进行不断复制罢了，它是无法锁住物质资料生产所蕴含的“生产超越性”的。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通过新的社会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取而代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马克思“对‘生产超越性’的忠诚”不只是捍卫人的生存根基，更是对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现实性的肯定！对必须以革命方式突破作为阻碍人类与其本质“生产超越性”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的揭示！ “‘对生产超越性’的忠诚”以价值所指的方式隐喻于革命话语之中，也隐喻于《国际歌》的旋律之中。不论听者背景如何，《国际歌》雄壮的前奏一经响起，人们尚未对歌词的实体所指进行“转译”，就已经被革命话语“价值所指”的“不可转译性”内置于“对这种忠诚”的“守护”之中。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世界历史不仅使不同地域的底层民众以“无产阶级”作为彼此得以凝聚的身份认同，更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了新的历史单位—无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因此这种价值所指所产生的“内置性”效果绝不是个体化的，“同样，革命政治的主体不是个别战士—正如他也不是阶级主体的幻影一样，它是一个单一生产，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时是“党”，有时不是）。当然，战士进入了这个主体的构成之中，但这个主体在一次超越了他（恰恰是这种超越，使其成为不朽者）”。借用阿多诺的术语，我将这种由“革命话语”的“价值所指”所促成的，以政党纪律为组织规范的集体称为“革命星丛”，以标明共产主义政党集体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对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文化结构的超越。在这个集体中，整体生成个体：“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达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非常想成为却不能成为的更多”，个体也促成集体，“这个星丛一经出现，他便在自身中带有个别。” “革命星丛”在革命实践的经验中领会“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超验体悟，这让被转译的母本，其“实体所指”不断的得到丰富，同时其价值所指不断得到巩固。因而，“革命星丛”通过转译革命话语，而充实实体所指的合法性和操作性，恰恰来自于对母本“价值所指”— “对‘生产超越性’的忠诚”的“不可转译性”。七然而在拉莫二人看来，“革命星丛”是没有合法性的，多元化的主体无法在“星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话语”母本价值所指的“不可转译性”所造成的只能是“斯大林体制”的“虚幻忠诚”，因此，没有什么是不可转译的。“那么，能指的模糊性特征，它相对于任一所指的不确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生扩散的前提下。不是所指自身的贫乏，而正是歧义中断了语境的结构，这就是所建构的每一社会认同的多元决定的象征维度。” “接合”代替了“转译”，“价值所指的不可转译性”退化为“确定意义节点”这一偶然性建构。革命活动变成了对“鸭兔图”无休止的话语式复制。这种理论绝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与二战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建立在“遗忘”私有制的平台上，反对“宏大叙事”（利奥塔），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宣扬“异质性”（阿多诺），主张“他者伦理”（列维纳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似乎只要给“现代性”定了罪，资本主义就会“主动退场”。但是“解构”能逃脱“被解构”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著名的‘他者’只有在是好的他者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原因是：“在不尊重差异的差异中不可能有尊重”，那些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之外的“绝对他者”是不可能被后现代主义者接受的。不只是在文化逻辑上成为哥德尔论证的那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在革命策略上，如同内格里所分析的：后现代主义所打击的目标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放弃的东西。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意识到自身具有卢森堡所认定的“非自足性”，进而改变“强行拉入”策略，而是通过赞扬异质性，使“他者”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反向格义”的邀请，甘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替补队员”。后现代主义对异质性的推崇，实际上是以批判者的名义“帮助”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辩护”。仅以当代西方主流电影文化取向为例：从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不断以“恶搞”为嚎头，来赚取票房，到观众在这种异化的想象力中满足于以“阿Q”的方式“战胜了”现实资本对他们的压迫，后现代的理论后果就可见一斑。出于这种“解构”立场，后马克思主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异质化”进程当做革命的最终目标，因此它“必然的”反对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反对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得出它的结论：“民主的实现不是打碎资本主义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完成。”“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革命的目的只是“更好”的“延伸”资本主义固有逻辑，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不如说是“后现代主义为体，马克思主义为用”，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的：“只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异见，进行痛斥的工具，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一种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照他自己的条件舒服的占有了马克思主义。” 齐泽克也认为：当代很多西方学者虽然以左派学者自居，然而他们却是在“自由—民主霸权”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履行”自身的“批判职能”，但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应包含对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共识的质疑，否则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八对此，齐泽克提出了一个口号“回到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象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或者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重复列宁不是去重复列宁所做的，而是去重复列宁所没有能做的，他所失去的机会。”，这里，曾被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形态为人们呼之欲出，历史辩证法又一次彰显了自身的威力。可以说，“回到列宁”意味着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打破资产阶级“学术控制”链条，开始以重新吸收东方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宝贵经验作为“穿过资本主义符号秩序，走向真实界”的思想武器。“回到列宁”就是要在打破一切教条性结论的高度上“重建宏大叙事”，聆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题，与20世纪初期俄国国内外局势进行“交谈”所产生的对话机制，让这种对话机制成为我们今天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决策性参照在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已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进入“垄断”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俄罗斯这个还存有大量农奴制残余的国家暴露了其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身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如果说，“生产力与生产生产关系是社会现象的基础”的“双重归结”是列宁关于马克思“对生产超越性的忠诚”这一革命话语母本“价值所指”的“守护”，那么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灌输论”，“党内党外同盟论”，“社会主义合作社”理论，则是为解决不断变化的现实难题对马克思“革命话语”实体所指的不断充实。因此，借用张一兵针对《哲学笔记》的非同质性所提出的“拟文本”概念，“重建宏大叙事”绝不意味着将列宁的其他著作，特别是那些富有论战性质的著作当做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也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生成”的“拟文本”，对其进行“历程追寻”。让那个领导了十月革命，反击了列强干预，巩固了苏联政权的革命家列宁得以真正“出场”。 “回到列宁”是一个启示。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划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方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通过对后两者的细心探究，找寻所谓的“理论增长点”。而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著作多数还停留在“原理+例子+政策辩护”的水平上，这使中国马哲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成了“跟着说”，而不是“接着说”。要想改变这种“被动交流”的局面，中国马哲界必须调整自身的学术取向。列宁重新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大学教授，而是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者和捍卫者。列宁在俄罗斯这片弥散着“黑葡萄酒”（别尔加耶夫语）气息的土地上，在工人阶级数量只有不到全国百分之五的1917年，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转译”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本土化革命。因此，不论是改变学术界对社会现实的“失语”状态，还是增加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话语权”，都需要我们国内的马哲学者更多的将研究对象定位在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本土化”革命家和理论家身上。所以，我们不仅要“回到列宁”，还要“回到毛泽东”。九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理论家。“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间，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而缔造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党（“中共”），一只装备简陋而能克敌制胜的军队（“解放军”），一个赤贫然而精神强大的新兴共和国”如同学者何新所说“这个驾驭中国革命一度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社会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20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人口最多的伟大国内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试图营造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巍然崛起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亿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之后的方形大厦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为了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破除原有“教科书”式的解读体制，将毛泽东思想的共时结构置于不断生成和开放的“历时过程”之中：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揣摩毛泽东与错综复杂的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进行长期创造性互动的内在思想逻辑。还要结合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以思想构境论的气魄，重新开启毛泽东思想照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明光。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通过社会调查和田野工作，来获得导致同一阶级内部“多元政治取向”的“生活材料”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强调节制性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多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所体现的“民主博弈论”精神，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传达的“运用大众文艺传媒，夺取文化霸权”的策略等等都尚未得到马哲界进行开放式的深入发掘。我认为，毛泽东一生思想的理论形态，蕴含着一维隐而不显却十分重要的演进路向：政治人类学时期（1921—1928）—区域战略辩证法时期（1928—1936）—国家资本主义时期（1936—1953）—劳动社群主义时期（1953—1966）—革命生存论时期（1966——1976），当然，这有待于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在一种“思想空间的当代筑造”的意义上，作进一步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建宏大叙事”意味着：“真”实践理论的登场和“伪”思辨话语的退却。因其如此，“回到毛泽东”不只是学术需要，更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时期的全面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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