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
与主要矛盾问题探讨
郑彪
（本文发表于《管理学刊》2012年第1期）
摘要：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反华与国内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现实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与多种矛盾并存。在国际层面，既包括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不包括美国对中国发动“文明冲突”，特别是实行“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与中国发生民族矛盾。这两对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在特殊条件下是否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或可转化为非对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幻想。在国内层面，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阶级矛盾是否是社会次要矛盾？需要正视。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文
章编号：1674-6511(2012)01-0033-04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苏共首先遇到的，但是他们长期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完全适应，没有矛盾。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此进行了理论概括。苏联在1935年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就宣布消灭了阶级，社会主义建成了。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没有阶级，整个社会高度一致，高度团结，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也没有阶级斗争。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否定了苏联的形而上学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在一个社会形态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决定了其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调解结果决定着阶级斗争的缓和或激化。在社会基本矛盾得到调解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可以变得不那么突出，而次要矛盾上升，阶级斗争甚至被掩盖起来；当社会条件改变以后，阶级斗争可能重新激化，使社会主要矛盾重新突出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表述，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有一些形而上学。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究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时期以来，被认为是极“左”思想，加以否定。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的理论预见已经应验。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有关论断。毛泽东对党的“八大”报告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论上的分歧，也主要体现在这里（将“八大”前后的党内斗争，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观点）。毛泽东在实践上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但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结论，他在理论上也完全错了？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矛盾：如果理论上完全错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论断和预见；如果实践证明了政治论断是正确的，说明其所依据的理论至少有合理因素，值得研究。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失足，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思想方法上是从形而上学开始的，在理论上是从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开始的，从否认国内阶级斗争到放弃国际阶级斗争(苏联放弃阶级斗争，美国却不放弃，而且决不放弃“文明冲突”，终于把苏联斗争、冲突垮了)，从赫鲁晓夫时期的“三和两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缓和”，从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勃烈日涅夫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再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至苏联解体，这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与此相联系的大量问题，都值得重新研究。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服从了中央。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的论断，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引起党的政策的相应改变。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需要，长期回避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而主要关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研究，国内国际两方面积累的问题又相当错综复杂，使社会基本矛盾
和主要矛盾问题、国际国内的经验斗争问题以及国际上与“文明冲突”相联系的民族矛盾等问题已经变得相当棘手。无论如何，经过31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已经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再次推向理论前沿，亦即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再次推向理论前沿，对这个问题加以科学诠释，并着手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则理论上必然高屋建瓴，实践上必将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全局产生全局性的积极的影响。
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重新确认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从而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万分正确的。到20世纪80年代引入初级阶段概念，也就沿用了“八大”的提法，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所以这个提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果直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与“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同起来，理论上容易理解为是将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内有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外国资本），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是否为次要矛盾？这是个实际上被搁置的理论难点。但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决议》）中有一段表述：“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表述虽然后来实际上不再提了，但是仍然非常重要。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与《决议》中这段话相互补充，意思就完整了。这表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包含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中，只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有关决议中又加以明确地阐述。
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观点，是正确的，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适用的。而他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错误”[1]。1979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对近30多年来全党全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此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共和国的后30年才重视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前30年则一味搞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建设，搞得中国落后封闭。这种看法不太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1]。实际上，社会上还产生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共和国的“后30年”一味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而“前30年”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忽视经济建设，所以没有必要搞改革开放，说改革开放“搞坏了”、“走了邪路了”。这种看法也不太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刘国光同志指出：“尽管共和国前段发生过过分夸大和扩大阶级斗争的曲折，但是不能认为前30年毛泽东和我们党只着重搞阶级斗争，而不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提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在于是否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以保证战争供给。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抓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以及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点是因求快过急，犯了主观冒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这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调整经济，得到纠正。尽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泽东还是指出要分开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和工作并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尽管因阶级斗争的冲击受到一些损失，但国民经济只有两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继续增长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比较重要的成就。1975年在第四届人大上周总理重申1965年第三届人大会就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战略设想，成为后来（包括文革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纲领。所以，绝不应当否认前30年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何来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当然，前30年的经济建设是受到了一些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大跃进中的国民经济的倒退，十年动乱中也受到一些损失。如果没有这些曲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会更大。
“前3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一个错误，但抓阶级斗争并不错。还要指出，毛泽东虽然晚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但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还必须注意阶级斗争，还是很中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当时看来已经消失，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从国际经验看，当时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上台，苏共变为全民党，等等，均预示着国际共运中隐藏险恶的形势，为后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演变事实所证实。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就是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影在中国的出现。但是他在发动‘文革’时，对国内党内具体形势估计错误，混淆了敌我是非，犯了用全国内战、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的错误，伤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们否定‘文革’，是批判它作为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动机。应该说，没有‘文革’的预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的后果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得很好，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事实的确是这样的。”[1]
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如他自己认为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此国际国内一直都有争论。1991年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对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探讨日益深入，这种争论又起。众所周知，“文革”的发动基于毛泽东对党内形势和干部队伍的基本判断，他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这个政治结论在理论上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论密切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党内并没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毛泽东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经济分析，脱离了客观实际，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的历史证明，和平演变不一定要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它可以是一个党内特权阶层。只要上层建筑改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个党内特权阶层即使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存在权力资本化的可能，一旦时机成熟，也可以在历史转瞬之间演变为大寡头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被视为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或空话，但苏联解体为其提供了一个实证。历史的发展是否还将继续为其提供实证，例如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然后再演出与苏联大同小异的节目？对此，实践上谁也不敢说完全不可能，理论上的探讨也在进行。当前国内外关于苏联解体根源的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问题，例如，著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此体系中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特权精英的矛盾。”[3]如果这个矛盾客观存在，那么它应当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大卫·科茨对这一矛盾的表述似曾相识，使人想起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论述，特别是《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判断，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时空条件调换一下，对照1985年到1991年苏联“改革”时期，再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表现，以及苏联解体、俄罗斯惨遭浩劫的历史，他们是怎样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罗斯难道不是由劳动人民专政变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寡头专政吗？谁敢打包票说这种惨祸一定不会在别的国家重演呢？大卫·科茨的这个观点，触及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很值得研究。我们过去常说干群矛盾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客观原因，“文革”失败了，但是这个矛盾仍然客观存在。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近三十年来由于许多地方削弱或完全摆脱了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于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的监督制约，今天，这个矛盾总体上是激化了。这是酿成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复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矛盾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宜夸大，不能轻言是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否认或无视这个矛盾，否则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重蹈苏联覆辙。
在现阶段国际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存在并加紧从事反华活动和国内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与多种矛盾并存。在国际层面，主要是人民群众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基本上是阶级矛盾，至少具有对抗性的一面，还有美国对中国发动“文明冲突”，特别是实行“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与中国发生民族矛盾，这个矛盾完全是对抗性的。这两对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在特殊条件下是否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或可转化为非对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幻想。在国内层面，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是否是社会次要矛盾？在当前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影响到党内分化和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干群矛盾是否部分地具有阶级矛盾的色彩？“通钢事件”的政治实质是什么？这些矛盾需要分析研究和梳理，有些矛盾地位在上升，例如随着国际形势急遽变化，民族矛盾在激化，其地位就在上升，随着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的急遽变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也在激化，其地位也在上升。社会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是客观存在，如何分析和梳理，统筹应对，笔者有另文分析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本文不再陈述。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
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M].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0.
[2]陈东林.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
起因和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0（6）.
[3][美]大卫·科茨.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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