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是一种“安乐死”
郑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中国古训在当代获得了最新最大的全球地缘政治版本，就是苏东剧变。根据“安泰”原理可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苏共从脱离人民到背叛人民，所以苏共丧权和苏联解体是慢性自杀，不是他杀。但是说苏联解体与和平演变没有关系，那是妄顾事实，或者是政治上糊涂。
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中产生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时期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世界上有不平等和贫困，就一定有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思想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不死鸟”。但是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死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死”。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形式需要艰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只是方法。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更多地与战争、冷战和政治对抗相联系，是没有最终成功的实现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终归历史太短，需要探索，需要改革，需要发展，这就是生，就有生机。相反，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僵化、凝固，不能与时俱进，必然走向反面，这就是死。这是抽象掉国际政治斗争而论，孤立地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与死。事实上，无论在在美苏对抗还是在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政治斗争都具有对抗性的一面，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策略，公开宣称要置我于死地，这是不是对抗性?所以，从战略上看，战后条件下，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是“等死”，而照搬西方的改革或赫鲁晓夫式的卤莽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推倒重来”的改革是“找死”，那么，“和平演变”则是战后美国发明的对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安乐死”。“安乐死”是战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一以贯之的，从未松懈过的国际政治思想和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其思想源出美国学者乔治·凯南，但中国人更熟悉杜勒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对此早已耳熟能详。前文讲到，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和平演变不是苏联解体的首要原因。但是这句话不完全适合于东欧。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硬碰硬地打出来的。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攻克柏林的路上，用苏军的坦克和皮靴趟出来的，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原就比较发达，波兰尤其特殊，各国与苏联的差别很大。苏联模式“移植”东欧以后，从来就闹水土不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在战后半个世纪里从未间断过。不是社会主义不适合东欧，而是苏联模式自己都不适合战后条件，需要改革，如何能适合东欧?正因为如此，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矛盾历来尖锐而又不可能消除，东欧国家地处苏联与西方的中间地带，于是成为苏联集团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成为软肋，也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最先得手的地区。须知，战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其所以政治稳定，社会繁荣，是因为这些国家进行了福利国家的改革，如同政治上种了“牛痘”，有了政治免疫力，从而自行消化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苏联把东欧国家捆得铁桶一般，不允许稍许改革，等于自己将东欧这些铁桶变成“火药桶”。所以，东欧剧变中和平演变的因素有内因，有基础，其作用也必定要比苏联大，历史也久远。但即使这样，对东欧而言，也不能说和平演变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东欧原本应当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用武力压制。一旦不用武力，马上分崩离析。但苏联自己的情况不同，先是苏共“自腐”，自我演变，然后才是“虫生”，西方的和平演变乘虚而入，把美式白兰地“酿”成俄式伏特加，一点点灌，潜移默化，最终得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和苏联解体前后，更有大批“第五纵队” 介入，加速演变过程，苏联解体还不罢手，直到叶利钦执政后期“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灾难深重，俄国人大“醉”初醒，克格勃势力兴起，美国才开始收手。可以说，在现阶段对西方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和平演变战略已经被美国人玩得烂熟，加以美国特别舍得往这方面砸钱，这一手确实厉害。
有些事情，由于掌握资料不足，难以区别是和平演变还是“第五纵队”。苏联解体前后发生了很多按照常识难以理解的事情。例如1991年5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半年，戈尔巴乔夫派亚夫林斯基去美国，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三百亿至五百亿美圆，五年共援助一千五百亿至两千五百亿美圆;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则要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的“改革”，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与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一个不成文的原则是“大改革大援助，小改革小援助，不改革不援助。”几个经济学家如何能够敲定如此重大的国际政治、国际金融问题呢?亚夫林斯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如何能承担这等军国大事，又如何能赢得哈佛对手起码的尊重呢?不耍你又待如何呢?就这样一个明显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和政治骗局，戈氏当成真事。7月16日，他的皮包里夹着“哈佛计划”到达伦敦，会晤西方各国首脑，请求兑现巨额援助。结果可想而知，一个美圆也没捞到，反而闹成国际笑话，自取其辱。怪谁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怪不得西方的。四个月以后，苏联解体，但是“哈佛计划”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开来。这件事到底是和平演变还是第五纵队，抑或两者都是?政治家“白痴”到这种程度?还是“走火入魔”?或是另有隐情?直令今人拍案惊奇，也殊不可解。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在二十世纪就贡献了两个顶级的政治家，一个是伟大的列宁，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领袖和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一个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掘墓人。
再如，1991年当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条约签署之后，叶利钦首先打电话报告美国总统布什。(21)这是什么行为?不要说在斯大林时期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按照常规，第一，这是通敌行为，叶氏不是苏联总统，无权越过总统直接与敌国总统和任何外国人通报重大国务信息;第二，出卖苏联利益;第三，向美国卖身投靠。这三条中任何一条，都足以断送当事人的前程，战时或非常时期就是死罪。但在苏联，一个克格勃令人闻风丧胆的国家，竟然稀松平常。再如，叶利钦取缔苏联共产党，简直就是美国白宫命令的执行人。对此，还是俄罗斯人自己看得最清楚：“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手中。”(22)苏共是苏联的心脏，取缔苏共，王纲解钮，苏联随即解体。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就研究明白，制定了方案，由苏联人自己实施，最理想不过。所以，久加诺夫的这个观点虽然正确，惜乎是事后诸葛亮。事后诸葛亮不可取，而事前下决心作决策又极难。如此这般，大势就可知了。国际政治中似此种苏联解体前后国家政治被操纵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时，盖达尔政府里有几百个外国经济学家作顾问，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克格勃系统的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就算当时克格勃都“中风”了，难道叶利钦总统也“中风”了?古往今来，国家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几回闻?这其中必然另有隐情。总之，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看起来似乎很费解，其实想想也简单，无非幕后有政治交易而已。
有和平演变战略，就理应有反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反和平演变战略无论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完全必要的。“不改革死路一条，照搬西方模式的改革，是一条死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989年到1990年在苏联东欧这一年的经历更加深了我的在八十年代形成的信念，实际上这是当年国内关梦觉先生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形成的一种共识，是对1982年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呼应，我只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轻的追随者。这种观点在当时西风渐烈的气候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而且被一些人诬为“保守”，甚至是“反对经济改革”。其实，当时真正反对经济改革的人很少，而他们是真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经济改革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当“长痛不如短痛”的“价格闯关”等项改革主张和措施闯出通货膨胀的祸来，特别是在发生了 1989年东欧剧变、北京政治风波的惊天大祸以后，重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也是有根据的。问题是，否定经济改革的极“左”思潮也随之泛起，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反和平演变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变成反对和否定经济改革。所以，如何从理论和政策上明确坚持改革与反和平演变的界限，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反和平演变在理论上就会迷失方向，实践上或者反不下去，或者妨碍改革和发展。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不得已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实践上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在政治上吃了一剂苦药。
在当时情况下，我深感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正面临严峻考验，但也面临转机，我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这个观点写进了1992年春发表的《苏联解体对东北亚的影响》一文。这里摘录其中结尾一段：
“中国其所以在国际风云如此变幻的今天，仍然能保持政局稳定，最根本的一条是得益于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对于在当前关键的历史时刻把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正在加速重新组合。中国能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从国内因素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苏联解体使中国的改革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和国际意义。今天，只有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敢地探索改革的新思路，才是上策，才能真正赢得长治久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既不是东欧，也不是苏联。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子，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子。”(23)笔者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检验，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今天仍有意义。实际上经过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发展和改革，随着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基本轮廓愈来愈清晰了，关键在于克服阻力和排除干扰。而问题还在于恰恰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反和平演变实际上将可能导致偏离党的基本路线，耽搁、阻碍发展和改革，甚至错过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所以随着1992年小平同志 “南方讲话”而推动的又一轮发展和改革的启动，反和平演变的口号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但是其后遗症也表现出来。
1992年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咄咄逼人的国际形势，国内劳动力、资本、产能过剩与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保短缺的严峻局面，泾渭分明的社会分化以及仍然相当紧张的社会关系，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一个关乎全局和命运的根本问题：要从根本上实现和谐社会和中华复兴的战略目标，必须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的那样：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这在实际上是端正发展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大大加强了对中国推行分化、西化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能够把反和平演变提到必要的高度，甚至不提，而在理论战线特别是经济理论也包括国际问题领域的学者基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析工具，转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指标体系观察、分析和规范我国在日益深入地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民经济运行，用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察、分析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试图规范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而对于我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重大风险要么估计不足，要么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从近年来中央高调宣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倡“八荣八耻”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围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确立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看，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抵制和平演变的态度和做法，同样也是坚定不移的。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一章“苏联解体剖视”第二节的一个目，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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