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超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调整改革，使自身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从而进一步趋近社会主义。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到底处于什么阶段?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代是如何体现的?这几个问题，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定位、生存奥秘与历史趋势，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三个基本判断并给予论证。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以二战的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对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内理论界却有不同看法。归结起来，大致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这样三种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特别是近几年来的最新情况表明，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没有超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政权凭借与垄断资本相结合所形成的强大力量，运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干预调节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保证垄断资本获得最大利润，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鲜明地体现于战后六十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战结束至70 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策，加强了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弱化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减轻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缓和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之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 多年内，不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以较高的增长率创造了经济繁荣，物价基本稳定，失业率一般较低，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科学教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凯恩斯主义一度造就了繁荣，但不可能带来永久的繁荣。它实际运用的结果，并不像一些人想像得那样美满，甚至完全出人意料。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所实行的赤字预算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实际成了持续性的膨胀政策，不仅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而且制造和孕育着新的危机。进入70 年代后，新的危机终于到来。“60 年代，危机似乎仍令人难以置信。70 年代，危机却已来到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无法控制，无从管住，增长减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扩大，工人购买力下降，变化无常，焦虑不安，隐忧潜伏，在欧洲和美国右派得势。”[1](P258)这次危机的特点，不单纯是经济的停滞，还伴有恶性的通货膨胀。这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罕见的情况，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滞胀”。滞胀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除了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长期实行刺激需求的政策，还有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原料价格的提高、国内市场上多种产品的饱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美元的泛滥等因素。
滞胀的严峻形势，迫使资产阶级重新审视它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新自由主义兴起提供了机遇。新自由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并开出了医治滞胀、刺激增长的药方。这个药方，总起来说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发挥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维持市场竞争必须反对垄断。新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而来，又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虽然二者都推崇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但前者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等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堪称对凯恩斯革命的 “反革命”。米尔顿·弗里德曼强调：“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2] (P4、38)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制定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达成以后，新自由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迅速向全球蔓延。到90 年代末，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上所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既然如此，那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强化，也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弱化，而必然是时紧时松、时强时弱。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客观的经济形势。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灵活，由于进一步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艾伦·伍德指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为资本通向全球市场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资本在本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及抑制工运的主要工具。”[3]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表现，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结果。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资本主义政治舞台出现了向中左翼倾斜的趋势。1997 年，英国工党战胜连续执政30 年的保守党，唐宁街10 号易主。1998 年，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施罗德取代了蝉联两届总理的科尔。在法国，则继续维持80 年代初以来的左右翼“共治”局面。在北欧，瑞典、丹麦、芬兰的社会党也在90 年代的大选中获胜，重新取得执政地位。在美国，20 世纪的最后8 年一直由民主党人克林顿占据总统宝座。进入21 世纪后，社会党的发展势头未见衰减，经受住了换届选举的考验，继续主导欧洲政治舞台。2004 年5 月1 日欧盟东扩时，原15 个欧盟国家中有13 个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时期，以上政党大都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简要说来，就是革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同时批判吸收新自由主义。布莱尔在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小册子中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都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4] (P5)这里所讲的超越的旧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讲的超越的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是一条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第三条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前者属于左翼政党的政治理论，后者属于右翼政党的政治理论，在具体内容上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虽然“第三条道路” 的鼓吹者声称它是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但从实践来看，这条所谓的“中间道路”更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因而，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干预色彩相对浓厚的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它仍然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面对日益蔓延、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迅速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罗斯福新政”，甚至在美国一些执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士那里演绎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榊原英资认为：“上世纪30 年代出现大萧条时，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这次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5]事实表明，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进入了一个理论和政策再调整的时期。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战后60 多年来，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变化。今天一些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困惑，主要不在于它发生了多少变化，而首先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断定行将入木的资本主义何以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发生这种变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以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本身演进规律的作用。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人类社会生产力也有自身的演进规律。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生产力发展显示出逐渐加速、不断提升的趋势。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影响这一趋势，但不会改变这一趋势。不仅取代旧社会制度的新社会制度会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已表现出腐朽性但尚未走到尽头的旧社会制度往往也可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社会生产是一种世代相承、永不停息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把他的历史观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6]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既包括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更替，也包括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自身的演进。所谓“自然历史过程”，指生产力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下都是向前发展的，这是一个人类参与的历史过程，但又不是一个纯粹人为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始终以前一阶段为基础，越是后来的阶段，继承以前阶段的物质财富、知识经验和生产手段就越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强。考虑到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生产力在战后的较快发展不足为奇。
资本追求利润的天性的驱动。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资本家与生俱来的本性是贪得无厌。“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出自英国《评论家季刊》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引用，以说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29)敢于且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不仅是马克思的重要观点，也是当今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共识。“在中世纪，贪婪是万恶之首，商人是绝不可能取悦于上帝的。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视贪婪为美德，而商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也就成了最能取悦于上帝的人。当这种意识形态被社会普遍接受后，追求个人消费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范式。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可能地赚钱”。[7](P44)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科技革命的有力支持。战后兴起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新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其广泛、深刻和久远。仅从经济领域来看，它不断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神奇手段和新的生长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有力地推动着生产力其他要素的进步：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劳动力结构显示出智能化趋势，脑力劳动超过体力劳动;劳动工具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并且原来的“三机系统”也有了新内容;劳动对象增加了大量的人工合成材料，人类不仅可以创造产品，而且可以创造劳动对象;劳动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也获得了新的手段。反映生产力水平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沿着战前显示的趋势继续向高级化方向演进，生产日益更少地依赖于自然资源，更多地依赖于科学技术。先进技术应用于生产，促使新兴产业不断形成，原有产业得到脱胎换骨式改造，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空前提高。据统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70～80%来自于科技进步的贡献。这些情况表明，谁能夺得科技发展的优势，谁就可能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政治上更加自主，在军事上更加强盛，在外交上更加有力，在战略上更加主动。一句话，在综合国力上更加强大。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作为适应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需要的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来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垄断资本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局限;对经济实施宏观调节和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垄断资本运动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分配关系、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了发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通过股份公司等资本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规模生产与单个垄断资本不足的矛盾。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立法等手段，全面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调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垄断虽然会因人为阻挠而引起科技进步停滞，但也为科技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垄断不仅不能排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8](P300)战后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多方面创新，特别是国家的适度有力调控，使它的运行机制达到了比较完善的水平。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就是雇佣制、私有制与价值规律、市场法则相结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力活力的激发作用，根源于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根源于生产效率和产品成本的竞争。而这种追求和竞争，必然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创新;必然导致资本对新技术的追求，从而推动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家参与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减弱了波动性和自发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垄断，保护了竞争。
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给资本主义世界以压力和挑战，迫使它们调整内外政策，加强内部的合作和协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某些启示，使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1965 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人士聚会美国费城发表的《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9](P227)2002 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性“马克思主义论坛”年会的组织者认为，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从社会主义那里获得了以下有益成分：对经济实行有目的的计划管理和国家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考虑了社会福利的需要，出现了建立在不同形式基础上的劳动集体组织，建立在部分经济职能合作化基础上的个人经营活动，如销售合作组织、技术服务合作组织、农场主贷款合作机制。来自西方世界的类似言论，当然不是为了赞美社会主义，但道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
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遇。首先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酝酿与生成。战后，世界人民对持久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推动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逐渐形成，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期间局部性战争虽时有发生，但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土以外，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敛财之道。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求。战后，政治上纷纷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廉价原料和对先进技术的渴求，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再次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在战后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中心国家一般从事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这种分工，体现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最后是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尽管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国际分工、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中得到好处，但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它们凭借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金、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操纵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通过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国际化，从发展中国家大捞好处，贪得无厌地聚敛世界财富。
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一个原因，即不停地变革、不断地革命，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调整改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加使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趋近社会主义
战后以来，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下，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作用下所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改革，使自身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因素，是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新社会的要素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要素。
能否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是否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阐述过这个思想。1871 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0] (P60)这里所讲的“新社会因素”，应首先理解为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改革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或社会主义因素。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同样，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借鉴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为了延长自身的寿命，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
第一，国有制经济。国有制经济由国家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支配和使用。虽然它不是全民所有制，资产阶级国家也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并且国有资本包含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但仅就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这种形式而言，它已形成了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作为资本家的公共所有制，国有制经济破坏了私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告别了单一私人所有的时代。国有企业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非盈利地提供一般居民需要的某些产品和劳务，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已有某些相同之处。
第二，合作制经济。合作制经济在合作社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制度，客观上侵蚀了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11](P497)列宁虽然不赞成通过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但同时认为“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12](P371)战后，合作制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较大发展，目前总数约为64 万个。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13](P605)。
第三，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就当时以萌芽形式存在的股份公司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扬弃，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样，应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后来他又指出，在股份公司中，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股份公司所体现的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在战后的大发展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战后得到长足发展的职工持股制，尽管不过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或经济关系的边际调整，但开始突破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因而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制度演进。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战后一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迅速增长，逐渐形成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作时间缩短，周工作时数一般在40 小时以内;收入种类多样，工龄工资、职位津贴、技能资格津贴、特殊作业津贴、实物津贴、分红、股息、奖金成为工人收入的重要部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电话、电视、冰箱、汽车等消费品普遍进入工人家庭，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在一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已不仅是一种社会救济，而且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14]这个认识有一定的道理。
第五，职工参与制度。战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允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以保障工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权利。在德国，职工超过千人的公司，监事会须有1/2的工人代表，职工超过500人、不足千人的企业，监事会要有1/3的工人代表，代表工人在监事会中与资方协商解决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同时，企业中还成立职工委员会，维护工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德国式资本主义不但在地理上接近前共产主义世界，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也较为类似。”[15](P194)在法国，拒绝考虑职工代表要求或忽略职工代表咨询意见的厂主属于违法，罪名是妨碍罪。在美国，政府、工会、资方于 1980 年签订了“全面谅解”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一些企业开始吸收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而更多的企业则实行人本管理、民主管理。从总体上看，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新社会赖以产生的肯定性因素。
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应充分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以国家干预为实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甚至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资本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列宁明确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16](P266、265)列宁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义。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正视它的存在，又认清它的地位。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 [12](P37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会主义因素还只是“部分”。要使它发展为“整体”，必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
[2][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
[3][加]艾伦·伍德：《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每月评论》1997 年七、八月号.
[4]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5][日]榊原英资：《21 世纪式危机的冲击与世界变革》，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9 年2 月号.
[6]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7]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9]转引自卞洪登：《中国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5.
[12]《列宁全集》第11 卷，人民出版社，198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14][新加坡]郑永年：《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 年11 月2 日.
[15][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1997.
[16]《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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