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已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纽约时报》却偏偏为大家介绍了一种“多特”共产主义（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该文由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2003年1月撰写，王宇琦翻译。全文如下。
一个幽灵，自由信息的幽灵，在跨国资本主义间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毫不神圣的围剿，“全球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迪斯尼(Disney)、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国会(U.S. Congress)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新数字社会的自由的倡导者不被骂为盗版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呢?难道我们还未发现，许多抛出这些绰号的人只不过是当权的小偷，而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言论，也只不过是试图在必然变革着的社会中保留他们并非无可非议的特权?不过，公认的是，自由运动本身已经被全球主义的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拿我们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自由信息幽灵的童话的时候了。
数字时代下的阶级结构
遍及全球的自由信息运动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到来，它诞生于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转型，凭借的正是该社会自己所创造出的数字技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从属国，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斗争经常性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从昭示着现代社会到来的欧洲势力的全球性扩张中产生出的工业社会，并未消除阶级对立，而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新时代却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似乎分裂成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成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然而革命并未发生，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在其兴起抑或声称要兴起时都无力争取自由。相反，科技提供了确保同意的措施，赋予了资本主义新的活力。如今更高级社会中的劳动者是在工业的进步、而非其所属阶级境况的日益恶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口的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贫困的增长速度。经由福特生产方式实现的合理化的工业生产，并未将产业工人推向赤贫的无产阶级的状态，而是使他们成为与大量生产相匹配的大众性消费。而对无产阶级的教化也成为资产阶级自保性方案的一部分。
由此以来，普及教育和终止使用童工便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而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教育的普及使得工人在各种媒体面前成为有文化的人，继而在媒体的不断刺激下更多地消费。录音、通话、活动影像、以及广播和电视诸多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人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也深深地改变了这种文化本身。
以音乐为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音乐是一种会迅速死去的、非商品化的社会过程，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出现，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其创造者和消费者也难以明确区分。录音技术的采用，使音乐成为不易腐坏的商品，可以被远距离传送并与它的创造者分离。音乐成为消费的对象，为它新的所有者提供了追求更多消费的机会，也创造了大众性消费的欲望，并驱使这种需求能够为所有权带来收益。移动影像催生的整个新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近十年内重新定位了人类的认知的本性，抓住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片段来灌输指使他们更多地消费的信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此类广告从每个孩子的眼前飘过，将已经从操作生产机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带入了一种新的奴役状态：他们如今被迫参与到了整个消费机械体系中来。
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得以拓宽，从而更有能力容纳它本身所创造出的财富。荒唐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瘟疫也得以治愈，过剩的文化、过多的替代品、过量的产业和商业都已不复存在。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大众消费文化支撑下的大众消费性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状态，赋予了阶级对立一种新的结构。
资本的自我祸根
资产阶级借助生产工具和通讯手段飞速发展的极大便利，将所有哪怕是最野蛮的国家与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低廉的商品价格，则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迫使野蛮民族放弃强烈而顽固的仇外情绪的重型炮弹。它强迫一切国家——如果他们不希望经历自己文化灭绝的痛苦——转而采用资产阶级的文化以及知识所有权的理念;它强迫它们引入并推行它所谓的文明制度，即使它们也变成资产阶级。总而言之，它依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一个世界。然而，正是那些被它用来进行交流和教化的工具，构建出了抵抗它自身的模式。
数字技术导致了资产阶级经济领域的变化。那些在生产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商品——作为文化性的消费品，不仅包括售出的商品、还包括对于购买什么和如何购买的指导——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知识，如今都具有零边际成本。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从所有的作品和文化中获益：音乐、美术、文学、技术信息、科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知识。社会不平等和地理隔离所造成的屏障得以消散。过去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离和自给自足，也被全方位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所取代。这不限于物质产品，知识产品亦是如此。个人的智力创作成为公共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借助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如魔法师一样地召唤出了巨人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如今却无力控制同样由它的符咒召唤出的魔鬼了。
在这一变化下，一个人最终得以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真实生活状态，认识到他和他的同类之间的关系。社会则会面临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每个人都占有包含美和效用的智力成果——收获知识的每一点增加所带来的全部人类价值——与每个人独自占有这些成果，具有相等的成本，那么后面这种排斥便不再合乎道义。如果罗马能够用与供应凯撒的餐桌相同的成本来供应所有人民，那么一旦有人陷于饥饿，人民将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除掉凯撒。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体系却要求按支付能力分配知识和文化。
不同于传统的、由包含了创造者和支持者的自愿联合的互联技术所衍生出的新的所有权形式，不得不与具有压倒性势力的、大众交流性的所有权体系进行不平等的竞争。后一种体系正是以侵占人们在电磁频谱中的公共权力为基础。在数字社会中，知识生产者阶级——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生、技术员、以及其他试图通过复制和修改信息来改善生活境况的人——在他们认为可行的和资产阶级迫使他们接受的价值理念的冲突中变得激进起来。这种不和谐引发了一个新阶级的觉悟，继而是他们对所有权开始衰落的自觉。
数字社会在资产阶级不自觉的推动下取得发展，用创造者们革命性的联合，取代了他们在竞争状态下的隔离。知识、技术和文化的创造者发现，他们不再需要那种建立在所有权和基于强制支付的分配结构之上的生产结构。合作，连同它的无资本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模型，使自由软件的创造成为可能，而创可以藉此实现对未来产品的技术控制。网络本身也摆脱了播音员和其他频带所有者的控制，为一种新的分配体系提供了场所;不存在层级控制的友侪间的合作，取代了音乐、影像等软产品的强制分配体系，成为这种新体系的基础。
大学、图书馆等等相关的机构成为上述新阶级的同盟，被赋予了知识分配者的历史角色，和促进全体人类越来越完全地接近并使用那些知识的职责。从所有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信息，也将工人从机器看管人的强制性角色中解放出来。自由信息使工人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不再在愈加迫切地邀请人们进行无聊消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指引下，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那种消费中，而是将时间用于培养自己的思想和技能。随着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他将不再安于做一个被资产阶级社会诱入其中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被动参与者。
然而，资产阶级已经在其所有地方终结了封建的、宗族的、田园式的关系。它无情地扯碎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纽带，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漠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激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毫无节制的贸易自由取代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不同于即将到来的劳动阶级的解放，那些能够直接接触知识和信息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先前狭隘的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角色，致使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得不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借助自由贸易这种它最偏爱的工具，它试图唤回曾一度给它带来恐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不顾一切地诱使创造者成为有工资的消费者，它试图通过对地球上一些地区进行物质剥削来获取生产廉价产品的资源，并反过来用这些廉价商品贿赂它最珍贵的财富——最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而非贿赂野蛮民族，以求他们在文化上被动顺从。
在这一阶段，工人和创造者还是分散在全球各地并被因相互竞争而分裂的大众。创造者有时也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持续扩展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通讯交流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流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和创造者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合，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间的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同时，得益于网络系统，那种中世纪的市民靠着他们不中用的道路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知识工人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创造者觉醒——思想自由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人──数字时代的工人阶级，即创造者。这些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不仅没有沦为单纯的商品，还能够集合起来进行以自由为目的技术生产——从而不再仅仅是机器的附属品。无产阶级曾一度被无知和地理隔离的镣铐束缚，成为产业大军中不起眼的、用后即弃的组成部分;但如今这些创造者掌控了人类的交流网络，既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又借助种种由他们自主设计安排、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自由的、而非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勉强容忍的交流体系，将他们的智力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奉献出去。
然而，为了与这些创造者建立真正的自由经济的成功相平衡，资产阶级被迫加固强制性的生产和分配结构，而这种结构暗含于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假想性偏好之中。虽然资产阶级已经做好了武力保卫他们依赖于武力的制度安排的最后准备，但是无法掩饰的是，他们更喜欢首先求助于法律机构和其他的强制性手段来重建强权。就像法国的旧政权曾经相信，保守的法律力量能够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继续维持封建所有制一样，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者也期望，他们的所有权法律能够在他们自己释放出的冲击力之前筑起一道防护堤。
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总而言之，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便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但“自由竞争”从来都不是亲历过资本家对垄断的内在偏爱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渴望。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正是垄断概念的例证，即在实践层面对资产阶级法律所宣称的自由信条的否定。在数字社会中，就在创造者们建立真正自由的经济活动形式之时，资产阶级的财产信条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信条之间的冲突也凸显出来。要保护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所有权，就要求压制技术自由，这也意味着压制言论自由。国家的力量将被用来禁止自由创造。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学生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活动也要被阻止，以免他们的观点在文化生产、分配的体系中对所有者的财产造成危害。正是在这些所有者的神殿中，创造者们最清晰地辨识出他们自己的阶级身份，从而认识到冲突即发端于此。
但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法并非对抗资产阶级技术发展结果的魔法护身符：魔法师的扫帚将扫个不停，水面也会继续上升。在技术领域，随着新的生产和分配模式冲破过时的法律的枷锁，其所有制终将溃败。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取到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知识工人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这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革命奉献：为了废除对观点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为了知识的自由流通，为了文化作为全人类共享的标志性公共品的属性的回归。
对于文化的所有者，我们要说：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他们的雇主通过专利、版权、商业机密等等形式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不仅索取了他们的智力果实，还直接指派了它们的用途。这十分之九的成员对电磁频谱的生来就有的权利——这电磁频谱本可以以象征性的收费，赋予所有人取之不尽的自由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被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去，却又以广播和电讯类消费品的形式返还给他们，并被索以高价。他们的创造力找不到出口：他们的音乐、艺术、叙述表达淹没在资本文化背景下的商品之海中，而要求他们继续充当被动消费者、而非创造者的广播通信寡头，又通过其垄断力量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文化。简言之，你们唯恐被窃贼掠去的那些财产，其对于极少数人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对于其他所有人都不存在。因此，你们斥责我们将要毁掉的那种财产，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是这种财产对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存在。
对于废除观点、思想和文化的私人所有权，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将使所有的创造性工作由于缺乏“激励”而停息，我们将会被普遍懒惰所打倒。
依照这种说法，在独出心裁地提出使全部知识和文化受制于金钱交易的构想的资产阶级出现之前，音乐、艺术、技术抑或学问都无从产生。然而，面对自由生产、自由技术、自由软件，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技术的自由分配，这种论述仅仅是在否定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事实。事实从属于教条，虽然有历史和现实的确凿证据，那些教条却只是简单勾勒出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在资产阶级短暂的全盛期之内的特征，并将其标榜为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唯一可能的结构。
因此，我们要对那些所有者说：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基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态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在生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是暂时的——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而这种偏私观念正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明白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承认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我们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只不过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概括呈现。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是步调一致的。
我们这些自由信息社会的创造者，打算一步一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全人类共有的继承权，打算收回在“知识产权”和电波媒体的掩护下被盗取的文化遗产。我们决心为自由言论、自由知识和自由技术而战。我们推进这场斗争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有所不同，但是下面这些措施应是普遍适用的：
1．废除一切形式的、对于观点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
2．撤销一切排他性使用电磁波段的许可、特权及其他权利。
3．发展能够使每个人实现平等的交流权利的电磁频谱设施。
4．发展社会公共性的计算机程序，并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软件包括其原代码成为公共物品。
5．充分尊重包括技术性言论在内的所有言论的自由。
6．保护创造性产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7．在公共教育体系的所有领域，实现对所有公共创造信息和教育资料的自由、平等获取。
我们致力于通过这些以及其他的措施，展开一场解放人类思想的革命。我们将推翻当前的知识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体系，构建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以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译者原拟标题：《点共产党宣言》/《自由软件共产党宣言》
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及法律史教授、自由软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及义务首席法律顾问、软件自由法律中心创办人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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