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压迫阶级，因此，我现在就是革命阶级了。这种解释对很多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他们夺权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阶级关系已经变动了，"红五类"就没有任何优势了，"黑五类"也没有任何劣势了。
新思潮对夺权是否关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夺权，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夺权是什么意思。我记得70年代初当中学教员时，有位学生家长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工人，这个厂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据说夺权高潮时，这位工人把肉联厂所有的公章都夺过来了，然后拴在裤腰带上，他觉得这就是夺权了。显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夺权，夺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对夺权有不少思考，他们提出不光要夺政治权、经济权，还要夺军权。那么他们借用《解放军报》最早提出的一句话，叫"揪军队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虽然后来主流说法是，"揪军队一小撮"是极左派提出来的，其实开始的确是官方的提法。
这个提法后来被新思潮的倡导者借用，"夺军权"成为他们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夺军权不像夺行政权那样把公章夺过来就行了。当时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话搬了出来，如"枪杆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他们认为要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把军权夺过来。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对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严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过武装革命左派来稳定局面，也就是要给他们发枪。结果没想到，发枪造成天下大乱。发给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发就抢，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国出现了抢枪运动。当时街头热闹极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弹，因为大家拿到枪以后都想试一试。我有好几次差点被打死，几乎都是流弹。到了9月，中央认识到这个局面太危险了，10月就开始收枪。但是不少组织是交大不交小，交坏不交好。交枪之前很多人还会舍不得，要再开枪、扔个手榴弹玩玩，因此那时武汉江滩上不时听到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极度危险。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开着敞篷吉普车，学着美军的样子，对着沙堆开枪扫射，幸亏我及时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则就没命了。
收枪却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其主要人物是当时的高中生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成为经济学家)。"省无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类所谓新思潮的组织，北京有"共产主义小组"，山东有"十月革命小组"，上海有"东方公社"，广州有"八五公社"，武汉有"北决扬"。不过，"省无联"在国外名声最响。杨曦光本来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倾时挨过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确。他当时模仿毛主席办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评论》。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还写过《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同样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组建共产党。杨曦光判断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他憧憬的目标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杨曦光说："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中国要"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预言是："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那么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杨曦光说："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判断与当时的党中央非常不一样，更不要说与保守派是背道而驰的，即使与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径庭。杨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场战争彻底推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建立新社会。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正忙着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革委会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筹建，希望实现最后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杨曦光们关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会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开了对革委会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形势是"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长沙当地驻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杨曦光同时对毛主席提倡的"三结合"提出批评：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
简而言之，杨曦光不仅要推翻"文革"前的权力机构，也要推翻革委会，这是与其他人很不一样的主张。为此他后来被抓。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出面批判"省无联"。
但是湖南的"省无联"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没有结束，又在其他地方冒头。我没有时间细讲，就只讲我熟悉的武汉的"北决扬"。这里"北"是指"北斗星学会";"决"是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扬"是指《扬子江评论》。这是三位一体的同一群人。我对"北斗星学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书的序中写道：
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这篇《宣言》是这样说的：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泽东的写法。"北决扬"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冯天艾，另一位叫鲁礼安，都是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现在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鲁礼安，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仰天长啸》，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初的书稿是鲁礼安寄给我的，我当时非常不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反思"，尽是陈词滥调。我建议他还原他当年的想法，而不是进行廉价的"反思"。鲁礼安后来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对其中一些史实进行了细致的核实。书出版时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编者。
上面说到"北决扬"是三位一体，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许认识，比如海南大学的哲学家张志扬，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儿，原名曾萌萌，后来改成鲁萌，再后来干脆叫萌萌。鲁萌的丈夫是经济学者肖凡。"文革"期间，鲁萌、肖凡都是中学生，一个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漂亮，经常在一起，被当时的朋友比作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学会的《宣言》里说，"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意指造反派各派头目争权夺利;"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是指当时不少人热衷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一边是武斗，是拼命，另一边是养生，是延年益寿，形成强烈反差。《宣言》后面对"司令"、"佛爷"(暗指北大的聂元梓)的不屑和对"大浪淘沙"、"风云人物"的期待，都说明"北决扬"成员认为自己才是将来"历史的主将"。
这些自恃很高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鲁礼安当时断言：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他据此推断，1968年全国将会展开一场农民的大革命，为此他写下了《决派宣言》。既然有了这个判断，鲁礼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它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派"要在新的暴风骤雨里接受洗礼，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典型，而且这个典型是送上门来的。当时湖北浠水县巴河人民公社(闻一多的家乡)有一群农民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简称"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农民，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押回原籍。他当年为什么被打成反动学生，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右，而是因为他太左。"文革"起来以后，王仁舟夺了家乡的权，他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自称"一号勤务员"。读过《法兰西内战》的人都知道，"廉价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一个解释。"廉价政府"下面设有各种委员会，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全部普选，工资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这些听起来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农村"试验，要求农民耕牛集中、生猪集中、匠人集中，强化集体经济，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这些举动把农民搞得焦头烂额，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要极端，结果引发"巴河一司"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对立面赶出巴河。他们于是跑到武汉，搞抬尸游行。这引起了鲁礼安的注意，对他而言，这是不期而至的农民运动样板。
随后，鲁礼安学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带着油布伞，去浠水做农民调查。他与杨曦光一样，于1967年底写了一篇《浠水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是传递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没有提农民运动，这让鲁礼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
鲁礼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废除常备军。如果读过《法兰西内战》，这个提法也不新鲜，但在1968年的中国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鲁礼安的想法是废除常备军，即解散人民解放军，代之以所谓"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就是重新组建民兵，他们不是专业的、拿军饷的部队，而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武装。
鲁礼安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要出现新的政党，取代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党会出现在哪里呢?他认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北京，北京就不会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现在两湖地区，惟楚有才嘛。潜台词是，"北决扬"将成为新政党的基础。由此可见，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简单说说新思潮倡导者后来的演变。
伊林·涤西1972年又开始写文章，题目比较怪，叫《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稿件投给《红旗》杂志，当然没有登出来。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也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跟北京原"四三派"的头儿李冬民(伊林与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学)联系在一起，贴大字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杨曦光一直都在走极端，几乎是一个典型。后来，他反对任何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年鼓吹的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旦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中国更糟糕。他90年代成为鼓吹自由经济、宪政的先锋，是最早在中国鼓吹宪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鲁礼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长啸》很大一部分就是讲他在牢里边怎么度过的。后来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张志扬与萌萌，在政治上是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杨曦光那么意识形态化。其实"文革"一结束，杨曦光去武大读书，与张志扬、萌萌、肖凡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张志扬潜心学术，立志建立中国现代哲学。
与武汉"北决扬"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人物，即广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学是在武汉读的，大学考到广州。"文革"高潮期间，他返回武汉，与鲁礼安等"北决扬"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为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的之一(其余两位是陈一阳与王希哲，"李一哲"是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现在被人称作"哲人艺术家"，基本上不关心政治问题，而是画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画。陈一阳现在谈禅，谈佛，谈老子。前不久，他写了一个帖子，叫《假如我当总理》，内容只有两条：中国实现共和，世界实现大同。这不等于没说嘛!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结束语》，内容是三个破折号，一个字都没有。也许他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一句也表达不出来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王希哲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现在又转向左倾。这个人是变化最少的，其他人都变了。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王绍光先生的发言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编年叙事的方法把他关心的问题非常清楚地整理出来。我很感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关怀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的专业相对集中在哲学领域，所以我更会从思想史的路径去探索。它的组织形态、人员结构常常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但是今天的发言让我有很大的收获。碰巧的是，他题目当中提到的那两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几个月之前还到我的寓所来过。我给您补充一小点。作为个人经历，那些人始终处在自我解释的语境中，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个说得通的交代。现在，他为什么来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线段再放长。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来理解我们社会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在争取把这个理解的线索延长。我们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绍光先生主张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长远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这个理解的长河当中。当我们把理解特定历史时段所发生的重大改变的线索延长时，很多重要的因素就会卷进来。比如"文革"和毛泽东，是我个人很想探讨的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美国研究"文革"名气很大的一些学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麦克法考尔等。我们有时参加一些会议，有一些交流互动。我努力把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从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说法摆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谱系当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认识，而美国的那些学者基本只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和"文革"。在我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清末民初时，当中国开始自觉地进行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再造时，它实际上把中国传统的制度资源彻底抛弃了。因此，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如何去建立一个制度的架构，就不仅仅是绍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考虑我们的革新应该革到一个什么样地步，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领袖集团都在面临这个困境，所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当看到整个中国的天下快要拿下来的时候，关于制度建构的考虑成为头等要事。事实上，这也成为从制度到思想的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当然，不只是政党领袖考虑这些问题，一些党外的社会精英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个焦虑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国变动的一个关键点：从价值的目标到制度的配置，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围绕这个中心课题，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这些分歧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几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学者，把他们关于"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思路扭转过来，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线索上来。说实话，这很难，非常难。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国》，一共三卷本，其中有一卷是"经济与社会"。这部书是对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和专家的访谈集。几十篇的访谈当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长的，我谈了三万多字，谈论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动最后会落实在"文化革命"这个特定的结果中，其思想谱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不可能像绍光先生去做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史的努力，比较多地考虑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谱系。但是，编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类的复杂问题。王绍光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较少数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心态中，他们构成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这一群体在70年代及后来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这或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课题，希望有好的研究。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一是这些新思潮也好、异端思潮也好，为什么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读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和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也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烂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党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持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生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涤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联?
老田（民间学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不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文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今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个中学生。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服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是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没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把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地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可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者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党?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部书记不一定就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在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教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输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以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什么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释，他就自己来解答为什么。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们"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工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次，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个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们，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会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理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色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造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机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天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什么是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矿开始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和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的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新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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