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毛泽东所说的“不当李自成”思想。笔者就毛泽东这一思想也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的提出和科学含义
1944年，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时就有“不当李自成”思想的萌芽，但直接提出是1949年率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之前。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摘自新华社2006年9月28日《红色记忆：“进京赶考”—我们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本是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在率领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很短时间又退出来，最终全军覆灭。毛泽东这里提到“不当李自成”中的“李自成”已经不是那个历史上的具体的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个别的“李自成”了。这里的“李自成”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人物转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搞清楚“不当李自成”的含义首先搞清楚“李自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含义。而其文化符号的含义又直接源于作为个别的“李自成”人物的思想、经历、特征。作为个别的“李自成”其实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和经历。一是作为推翻明朝制度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二就是退出北京，最终失败的“李自成”。第一种个别的“李自成”转化为文化符号其含义就是“反抗剥削压迫、造反有理”。也曾经有些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李自成”这个文化符号。笔者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这样一种传说：当时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到农村视察，问农民最需要什么，农民说，我们最需要“李自成”。显然这里的李自成是在“反抗斗争、造反有理”的意义上使用的。二就是作为个别的退出北京、最终失败的“李自成”所转化为文化符号的含义。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李自成”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二种含义笔者结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认为主要有二点内容：第一是骄傲自满。毛泽东1944年4月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谈到骄傲自满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性时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鉴戒。”紧接着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同年11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提到要防止“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的出现。第二是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不仅指出革命胜利之后，会出现骄傲和功臣自居情绪，而且还会生长“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这两点是作为个别的李自成退出北京最终丧失政权的内在原因。毛泽东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能够预言到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仍然会出现这两种情绪和倾向。作为历史上个别的“李自成”的失败是退出北京城。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北京城”则意味着千百万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最终丧失掉，意味着剥削制度的复辟。所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不能再犯李自成的错误。这就是他向全党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两个“务必”思想。而居功自傲、不求进取、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恰恰就是对共产党人宗旨和最终目标的根本背叛，是变质变色的典型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说的“不当李自成”的科学含义就是不能骄傲自满、居功自傲，不能不求进取、贪图享受、腐化堕落，不能变质变色，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结，还要“继续革命”。整个党如果变成“李自成”就意味着整个党变质变色，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当李自成”与“两个务必”完全是同一思想、同一含义。其区别是前者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反面角度阐发，而后者是从正面意义上直接阐发。其共同点就是对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
二、为什么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也会出现“李自成”现象？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同的现象必然有相同的原因。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出现的“李自成”现象就要与历史上的“李自成”现象的原因进行共性个性的比较。
作为历史上的具体“李自成”现象，导致其最终失败其内因就是起义军队伍内部进北京后出现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和腐化堕落现象。其外部原因就是清军入关。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外部势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已经推翻明王朝、夺取政权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尽管也高举反清旗帜，勇于抵抗外来入侵，因内部出现的情况导致其战斗力急剧下降，最终退出北京，丧失政权，彻底失败。也许有人这样认为，如果李自成进北京时，没有外来敌人入侵，就不会退出北京，不会失败。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有一定道理。没有清军入关，即使李自成起义军内部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和腐化堕落现象，也有可能不会退出北京，而是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一样，他所建立的大顺王朝也许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数十甚至数百年。但即使出现这样的结果，能够说农民起义真正成功了吗?显然不能。其实，中国历史的农民起义无非有两大结果：一是被地主阶级用武力镇压下去，如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被清军最终消灭本质上还是被代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清王朝统治阶级消灭。再就是农民起义后建立了所谓的农民政权，但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典型的就是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和元末农民起义等。后者本质上仍然不能归结为农民起义的成功，因为没有根本消灭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起义尽管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其最终不管以什么样的具体状况出现，都必然是失败的结果。这种失败的共同原因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农民不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二是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三是没有远大的科学的理想目标。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出现的“李自成”现象是所有农民起义军共同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掌握一定的政权包括局部的政权后，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定都南京改名天京之后，出现的杨秀清骄傲自满、洪秀全腐化堕落，并由此导致的“内斗”现象等等同“李自成”现象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吗?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前边提到的农民自身的三个根本局限性，这也是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本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一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其二是革命性质不是单纯反封建的农民性质革命，而是以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三是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处在小生产方式地位的仍然存在私有观念的眼光狭窄的农民阶级，而是代表社会生产力、大公无私、有组织纪律性、有远大理想目标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但为什么在夺取政权之后，革命队伍内部仍然会出现“李自成”现象呢?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有许多共同点。
其一，中国革命性质虽然不是单纯农民阶级的革命，但革命的发生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大多数人员是农民阶级。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其大多数人仍然是处在小生产的小农方式，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带有私有观念。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大多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没有更高的彻底消灭剥削压迫制度的目标。当他们夺取政权之后，就认为大功告成，目的实现，他们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就开始膨胀，就开始重蹈以往胜利者利用胜利的资本和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贪图享受来。中国革命进程中，尽管我们党在革命进程中一再对这些人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教育，也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由于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克服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没有根本改变旧有的革命动机不纯的观念，一旦条件成熟，特别是掌握权力之后，必然在行动上表现出“李自成”现象。建国初期出现的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湖北的刘介梅等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
其二，中国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剥削压迫制度，本质都是利益上根本对立、冲突的阶级斗争。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同样也会遭到统治阶级软硬两方面的进一步镇压。硬的一手即直接的武力镇压，软的一手即拉拢腐蚀。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阶级无不离开这两手对付革命的人民。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付革命者在残酷镇压的同时，用金钱、权力、美女进行物质引诱和思想渗透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由此导致一些革命者不仅生活上腐化堕落，而且政治上叛变投敌。尤其是在统治阶级政权丢失之后，更多采用后者这种方式。中国革命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所讲到的资产阶级利用糖衣炮弹向共产党人的进攻。而革命队伍中相当多的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李自成”现象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毕竟不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应该说，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始终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教育全党同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既预言到革命胜利以后可能会出现的“李自成”现象及其原因，也指出了克服这种现象的正当途径。毛泽东特别突出强调：第一，强调革命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 所改变的只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如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进攻。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第二，强调夺取全国胜利，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中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第三，强调共产党人要自觉改造、提高和发展自己，要继续革命。他阐述的两个“务必”就是这一思想。
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领袖。他深知，造成“李自成”思想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归根结底是农民自身程度不同存在的私有观念。而私有观念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论其结局多么所谓的“好”，都必定产生程度不同的“李自成”现象而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王朝仍然是封建私有制，仍然是私有观念支配起义军领导者的全部行为。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不是建立一种新的私有制，而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因此建国初期，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不长的时间，就开始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化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也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私营经济过渡到公有经济。但是党内有那么一些人却竭力反对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质是巩固原有的私有制。即使消灭了私有制，残存的私有观念还会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发生反作用，如果共产党人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还要维持相当长时间的私有制度，私有观念对共产党人的腐蚀作用将会更严重，“李自成”现象也进一步严重。因此这种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论断实质是维护产生“李自成”现象的经济根源。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现象也是“李自成”现象。毛泽东同这种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最终确立也是毛泽东制止和克服“李自成”现象发生的根本措施。
此外，建立和强化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也是防止、克服、根治“李自成”现象的政治措施。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中也正是从李自成丧失政权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又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对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对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认识的加深，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60年代以后，“李自成”现象也已经从单纯的个人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发展为经济制度上主张私有化，意识形态领域竭力扩大和传播各种剥削阶级观念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更加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激烈性，意识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他的“不当李自成”思想就发展为他全部思想中最闪光、最精华、最杰出的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或者说，“不当李自成”思想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萌芽和雏形。应该说，毛泽东这些思想在他去世前的近三十年实践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和检验。实践中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大量“李自成”现象，而且在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的指导下，也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李自成”现象的蔓延，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已经或有可能滑向“李自成”现象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
习近平同志讲话评价毛泽东时说，其光辉一生“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之时，预见到党内会出现“李自成”现象，且具体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和提出了各种防止“李自成”现象的种种措施，强调革命不能停止下来，就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的具体体现。他晚年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发更是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的突出、典型表现。他去世前后的六十多年的实践不仅证明他的“不当李自成”思想和继续革命理论的真理性，而且进一步证明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的最显著的特征。王震同志去世前所说的毛泽东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以及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对他这一显著特点的最好诠释。可是我们党内有些人明明跟不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步伐，反而以燕雀之眼光对鸿鹄之远见横加指责、歪曲和污蔑，给毛泽东扣上“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等各种莫须有的帽子，充分暴露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当代“李自成”的面目。
三、究竟如何防止和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
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思想，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当代社会和我们党内仍然存在“李自成”现象，也就是党内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存在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忘记和背叛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状况，且愈演愈烈，一些党员干部和部分政权已经变质变色。这类实例太多了。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不仅从报刊网络上，也能够从自己的周围切实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就必须正视和承认当代“李自成”现象的严重性。习近平同志既然再次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究竟如何防止和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
第一，必须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思想本质上是对“想当李自成”思想的人的批判与否定，必然要触及“想当李自成”人的既得利益和遭到其强烈的反抗。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继续深化发展为继续革命理论，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这种理论和实践一开始，就始终遭到“想当李自成”人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世时，还不敢嚣张，毛泽东去世后，就利用权力形成《决议》给予彻底否定，且把这种理论完全排除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外。前边已经指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谈到夺取政权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的思想后，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否定毛泽东这次讲话的基本精神，必然导致犯极大的错误，必然引发“李自成”现象的进一步蔓延和扩大，同时也使我们党根本丧失了克服和根治“李自成”现象的理论武器。因此，防止和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就必须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平反昭雪，必须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和最精华的内容。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自觉运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代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愈发严重的“李自成”现象。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义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偷换为改制，由此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已经名存实亡，如此强化和发展私有经济，必然进一步强化和扩大私有观念的泛滥，也必然影响到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者身上而形成更多更严重的“李自成”现象。同时，又借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本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是掌握社会资源的少数人决定资源的配置。由此必然导致掌握权力的人也把权力作为资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换。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名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就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李自成”现象产生和扩大的最主要的经济根源。目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下去，绝对不可能克服和根治“李自成”现象，只能是愈发严重。只有回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限制、消弱和铲除当代“李自成”现象产生、扩大的经济根源，才有可能把当代“李自成”现象的发生和危害性减小到最低程度。
第三，必须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话中强调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和新路就是“民主”。这一思想仍然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强化人民群众自觉做社会主人、社会主体的意识。由于受长期的“权力至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也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缺乏社会主人、社会主体意识。鲁迅作品中揭露和批判的拜倒在权力脚下的奴才意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根深蒂固。建国以来，尽管我们党一再通过多种方式对群众进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教育，并从制度上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一些权力者利用种种方式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人民群众的主人意识、主体地位与理论和宪法的要求相距甚远。而没有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自觉的主人和主体意识，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克服、制止和根除当代“李自成”现象的物质力量。二是强化和完善以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作社会主人的权利始终没有完全落实。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四大”方式具体落实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和和各项具体权利。但随着文革的彻底否定，人民的民主权利又只是停留在理论和法律条文上。尽管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还在继续高喊“民主建设”，但实际生活中各级权力者打击、压制、践踏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人权利的现象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这些年来就连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毛泽东的各种活动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压制，更谈不上其它的表达自己愿望、要求的各项具体权利了。任何真正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意识、自觉做社会主人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真正的途径和方法行使党章和宪法赋予自己的对各级领导者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利。如此这种状况，谈何打破历史周期律?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把人民群众真正做社会主人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极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必须加大和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落实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和权利，必须阻止和打击任何破坏人民群众行使主人权利的错误行为。没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制止和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的发生。
第四，自觉把人的自我改造、发展、提高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
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时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一生中，都特别重视塑造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不当李自成”和两个“务必”思想本质上是对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任务面前对如何做共产党人的新的要求和标准。他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任何重大战略措施都没有忘记和离开人的发展。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挽救和教育思想和行动上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干部，是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今天的共产党人要防止“李自成”现象的发生，要牢记两个“务必”，就必须要求全党任何一个同志都要把自觉改造、发展、提高自己提到极其重要的日程上来。
一是必须承认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它必然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党内每一个人身上，影响到对社会一系列问题认识的基本立场。因此就特别应该强调和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官员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正视、承认和自觉消除、抵制各种封建和资本主义文化糟粕性内容特别是“人本性自私论”对自身的影响和腐蚀。“不当李自成”和“想当李自成”本身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系的斗争。这些年来，党的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敢理直气壮地讲“世界观改造”，自觉不自觉地把“世界观改造”看作一个贬义词。这种极端错误的观念不批判和清除，不努力加强全党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的自觉主动性，谈何两个“务必”?谈何“不当李自成”?
二是必须强化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中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际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笔者感到近些年来，全党的学习风气较差，尤其学习马列的风气更差，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导致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猖獗。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研究，真正搞清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继续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由此才能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各级官员的世界观改造。
三是不能忘记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的根本目标。《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就是共产主义宣言，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含义就是同传统的私有制决裂，同私有观念决裂。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讲到，夺取全国胜利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中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里所说的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但是今天许多人忘记了毛泽东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谆谆教导。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单纯或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界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四是进一步增强全党的忧患和居安思危意识。党的十八大就已经提出要努力增强忧患意识，本次习近平讲话中又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李慎明同志主编的总结苏共亡党教训的书名就是《居安思危》。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究竟忧患什么?思危什么?这是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大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是忧患、思危经济上不去，而是忧患、思危党变质、国变色，忧患、思危资本主义复辟，忧患、思危“李自成”现象的出现和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堕落、信仰丧失、腐败成风、财富浪费、环境恶劣、普通百姓上不起学、看不齐病，住不起房，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而且这种忧患、思危的内容已经大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但是有那么一些权力者没有忧患、思危意识，如果有的话，只是忧患、思危GDP，忧患、思危自己的权力地位。同时，忧患和思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正视、承认问题及其发展趋势，防微杜渐，增强改变现状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和实践能力。不树立正确的忧患和思危内容就不能做到共产党人的真正发展。
五是强化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系统阐发实践第一的思想，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来自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阶级斗争实践是中国当代社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绝对不能否认和回避阶级斗争的实践。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路线，也就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放下架子，拜群众为师，拜小人物为师，把自己真正摆在仆人的地位，自觉和虚心接受主人的监督和批评。同时去努力发现和挖掘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立的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进步、闪光的因素，并努力发扬光大。如大家所熟悉的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苏省华西村。但是非常遗憾，这两个典型始终没有进到主要领导者的眼界之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中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就不能真正凝聚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积极因素和正义力量，也不可能真正克服和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
六是强化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党内一直存在的表扬自我表扬的坏风气也是促进共产党人的真正发展，根治当代“李自成”现象的重要措施。
提出要牢记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容易，但真正落实和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和做更多的脚踏实际的工作。但愿全党能够真正落实习近平强调的毛泽东“不当李自成”的思想，保障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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