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4月15日摘要转载《同舟共进》杂志2014年第4期一篇署名“李永忠”的文章《让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以下简称“李文”)。文中开始提到党中央1989、1990年针对党政领导长期脱离群众的现象通过了两个有关“加强党同人们群众联系的决定”。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文章就较为详细地阐发了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权力论》的基本思想。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而获得荣誉欲最有效的办法是取得权力。”权力既是人类自身居首位的主观欲望，又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客观实在”;既有善性的一面，又有恶性的一面;既有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的积极一面，又有异化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产的消极的一面;既有成为正能量联系群众的好的一面，又有成为负能量脱离乃至背弃群众的坏的一面。因而，掌权权力的人，大部分都很难避免脱离群众成为一种最优或次优选项。文章接着说，如果给权力留下的牟利空间大了，权力结构的改革和异体监督的强化又无法及时跟上，那么脱离群众的现象，就会由个体蔓延到群体，由短时间发展到长时期，由偶然性演变为必然性。由此催生的不正当行为聚而成网、汇而成风，致使腐败易发多发，滋生蔓延。反腐败的形势，还会因“出生率”高于“死亡率”而日益严峻复杂。因此文章的结论是要建立监督和制约权力恶性因素的作用，使掌握权力的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能否做到这一点，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败。
看完这篇文章后，第一感觉就是作为国家重量级的媒体《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怎么能够转载如此错误的文章呢?笔者上网搜索《同舟共进》刊物和的基本情况。结果如下：
《同舟共进》杂志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杂志以开掘历史、聚焦现实、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宗旨，追求内容的思想性、可读性、冲击力、吸引力，风格的新颖、独特、敏锐、泼辣。近年来，《同舟共进》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包括国内和境外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包括知名度极高的老专家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李永忠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使李永忠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成为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他认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则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
笔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呢?且这一文章竟然出自于中纪委的反腐败专家之手，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还是罗素的《权力论》?
本文主题是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而且强调其对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这一主题，除当今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较为严重的事实依据之外，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揭示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历史上其它任何运动的根本区别：“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毛泽东有关论述更是比比皆是。这本是一个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的问题。然而，作为党中央反腐败的核心机构的中纪委其成员、号称反腐败专家的人士竟然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力观”思想拿来论证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那么我们先简要分析罗素的“权力观”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把其作为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
大家知道，“权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社会就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权力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解读“权力”的本质。适应奴隶和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鼓吹“君权神授论”，即统治者的权力是神授予的，因而不受任何制约。中国有民本思想的人虽然也提出过“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思想，但在对权力本质认识上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理论的产生发展，其政治理论思想也发展起来，其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一是他们不是从神学角度出发，而是从人的本性和欲望解释权力的来源和本质。唯意志论代表人物尼采认为，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生命的一切，人天生就有“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人拥有了权力，就意味着绝对地统治和支配别人。二是强调权力不能滥用，要制约权力。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阐发的三权分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等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基础观点。他们在界定“权力”本质时，基本上都认为“权力”是一部分人支配、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力量、关系、能力。这些思想较比神学理论中的“权力”观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极大进步，其对于建立、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其本质仍然是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因而并没有真正揭示“权力”现象的根源和本质。
唯物史观认为，“权力”起源于原始社会，其根源就在于人的物质实践性。实践具有社会性，最初的原始人不是纯粹个体活动，而是群体活动，由于多种原因，在群体内部必然在活动目的和方式上也形成差异，因此就推举出一个首领组织带领大家共同进行活动。这就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及其领导活动。有了首领也就是有了“权力”现象。首领由氏族成员推选产生，且也可随时撤换。因此笔者认为，原始社会的“权力”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氏族成员相互作用中赋予少数人支配他人的力量进行共同活动和实现共同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确实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能力、力量，但根源既不是神授予，也不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中群体成员赋予的。有权力和无权力的所有成员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行使权力的领导活动本身就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物质活动，都必然受到各种物质条件的制约，行使权力的领导活动也必然受物质条件的制约。这种活动表面上是少数人对他人的支配，实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支配。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原始社会权力的异化。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本质上是根本利益对立的两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掩盖权力的物质起源。他们或是从上帝创世说出发做出“君权神授”观点，或是“绝对精神”本源论出发，做出权力“是在地上的精神”，和“伦理理念的现实”。或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权力是人的本性和欲望的表现。罗素的观点就是这种人本主义权力观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任何社会都存在“善”与“恶”的对立，阶级社会也同样如此。但在阶级社会中，善与恶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阶级善、恶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看到“权力”导致的具体的善、恶的不同结果。他们希望“权力”行为导致的结果有利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善”的结果，因此也要求对“权力”行为给予多种方式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行动导致不利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恶”的行为。孟德斯鸠等人的一系列“权力制衡”、“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等思想就是制止资产阶级统治者滥用权力，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罗素的关于对“权力”制约、监督的一系列具体思想尽管有许多合理因素，但与其他思想家本质上是一致的，仍然是少数人决定、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思想和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剥削统治制度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制度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本质是对以往阶级社会中权力异化的克服，是对原始社会权力本质的回复。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群众史观出发必然得出，各级领导者手中的“权力”本质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权力”的。固然掌握 “权力”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但“权力”者领导的整个实践活动中最终起决定作用者仍然是被领导者，是大多数人民群众。所以，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者之所以要受制约、监督，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重新会到群众中去”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的群众史观，而绝不是本质是英雄史观的罗素的“权力”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仍然存在旧社会的“痕迹”，以往社会的各种错误观念包括英雄史观思想仍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起巨大的反作用。特别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自己打扮为群众的父母官思想本质上都是英雄史观的表现，也是领导干部背离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表现。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为依据，一是批判、清除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思想和人本性自私论思想的影响，二是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和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三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建立一系列的制约和监督领导权力的各种制度，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监督、批判、建议、罢免权力者等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权利。其实质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以往的人类合理思想对共产党人的启发和借鉴，但对其必须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李文”的主要错误就是不加批判地全盘照搬罗素的《权力论》思想直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且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不论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了资产阶级错误的权力论思想和其中包含的英雄史观，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真正理解、掌握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和群众观点，也不可能真正建立监督、制约权力者的各种制度和使“干部重新会到群众中来”。
二、中央纪委反腐败专家用资产阶级理论解读共产党人路线究竟是为什么?
任何个别都是一般，“李文”这种个别实质是透视出共产党人的某些领导、思想理论家和所谓专家自觉不自觉地偏离、背离甚至背叛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主义的旗帜。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实践都是在观念、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观念、理论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英国、法国、德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运动，然而正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导致工人运动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列宁正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大党章就明确指出，党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1954年在一届人大开幕词中讲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正反两方面的亲身经历和事实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毛泽东晚年担心中国会出现“李自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其实也是担心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旗帜和指导地位。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千嘱咐万嘱咐，告诫全党“我党懂马列的不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李慎明同志主编的《居安思危》一书揭示原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就是“三个背叛”，第一个背叛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我们有些曾经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所谓“老革命”者们对毛泽东的谆谆嘱托置若罔闻，且抛之于九霄云外，在那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表面上是从毛泽东晚年理论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发展到从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列宁主义中解放出来，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不仅毛泽东晚年理论，而且整个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冠之为“僵化”和“不合适宜”的帽子，不同程度地受到质疑、歪曲、否定、批判。虽然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从他开始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理进行修正和篡改，最典型的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修正。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的，但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歪曲和修正，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朝着社会主义改制的方向发展下去，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拿来，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与体制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在其带头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辩证法观点、阶级斗争观点、人的本质观点、劳动价值论观点、剩余价值论观点、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等基本观点在思想理论界都受到怀疑、批判和否定。他们在“与世界接轨”、“开放”、“与时俱进”等口号下，把西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学说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且还戴上“创新”的桂冠，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如把西方的人性论思想、“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要素价值论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照搬过来，特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即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大加讨伐、鞭笞。此类文章和研究成果大量充斥于各种媒体、学术刊物和出版界。即使有些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学者，却用与列宁主义对立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沿着恩格斯的思路发展下去的，也都是错误的。他们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含义。如他们歪曲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认为马克思研究人，恩格斯研究物;马克思研究主体性，恩格斯研究客观性;恩格斯“世界物质统一性”观点背叛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他们要用“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实际上把马克思打扮为一个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对马克思其它的所有基本原理都做了歪曲的解释。而我们有些领导和理论家根本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把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趸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道德建设的论述比比皆是，前某个领导者似乎不感兴趣，却大肆鼓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且拿来作为经济发展中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近些年来，某些人大肆鼓吹所谓“普适价值”理论就是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当今出现的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新“三座大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偏离和背叛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和灵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李文”这种现象的。
是否一切引用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以前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偏离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呢?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优秀思想成果的产物。列宁在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汲取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优秀成果。最典型的就是列宁1914年前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绝不是照搬，而是批判其糟粕性内容，汲取其精华，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哲学笔记》就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继承的典型结果。再如列宁1920年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在谈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办刊宗旨和任务时，特别批判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的错误倾向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强调要把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介绍给人民群众，他特别高度赞扬和倡导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宗教神学批判的战斗精神和积极成果。但列宁同时指出：“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要加以删节和纠正。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方法更是给我们树立了对待旧文化的典范。而“李文”及当今大量引用西方思想家的领导和学者的错误不在于其引用本身，而在于不加批判地照搬，且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在高校领域，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的学者、文人写出这类文章并不奇怪，且笔者也看多了。而这篇文章的竟然是中纪委成员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是党和国家“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就有些奇怪了。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近些年在中央和国家主要机构中出现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数量也是不少的。 如2009年《理论前沿》杂志第20期发表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科技部发展战略咨询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许耀桐先生的论文《“大民主”完全背离民主》，其中心是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的大民主思想。笔者认真阅读了该文，发现其批判“大民主”的理论依据竟然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按照许文的逻辑，“‘大民主’完全背离民主”这个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的理论依据确实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民主理论。而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博导和马克思主义专家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评论和批判一种思想和行为，而动不动就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照搬过来。这究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授、博导和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吗?再有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2008年初在《广州日报》发表谈话中谈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问题时讲到，改革就是“还人以利益”。“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人以利益—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这不典型地用抽象人性论思想解读社会主义改革吗?再有去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题连续在微博发表言论，公开叫嚣大中专学校取消马列课程。他说：“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国社会腐败产生的根源问题上，也竟然原封不动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家揭示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根源的理论即“权力滥用论”简单照搬过来。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问题在于，中国当前社会是否存在改旗易帜现象?具体表现是什么?严重性、危害性是什么?根源是什么?报告以及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却基本没有涉及。其实，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反腐败专家、学者、一些主流媒体，甚至个别领导自觉不自觉地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就是思想战线上改旗易帜的极其重要和典型的表现。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引起中央主要领导和全党高度的警觉和重视，客观上不自觉地还在为这种错误思潮的泛滥开绿灯。如此下去，原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就会在中国重演。该是我们的领导人警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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